平凡生长
怀念祖父
柳絮漫起如飞雪，又是一年清明至。
二十六年前的正月十五，雪下得纷纷扬扬。早饭照例是萝卜大肉馅饺子，照例头一碗饭盛出来由我端给祖父，但是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伸手接过粗瓷老碗。他侧躺着，面容平静，花白的胡子微微抖动，脸上依稀还带着一丝笑容，我拉着他尚有余温的手用越来越大的声音呼唤，却再也没有听到应声。
作为一个还没有面对过死亡的十四岁少年，那一刻，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甚至没有立刻哭出声来，但是此后无论何时回忆起那一幕，便有一种痛倏忽而生，弥漫全身，刻骨铭心。因为我知道，从那一刻开始，我永远地失去了那个给我最大包容、最多疼爱的人，永远地失去了给他哪怕最少的一点报答从而使自己的心灵稍可宽慰的机会，而我虽贫寒却无忧的童年也正是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我无法不回忆，虽然由于久远，记忆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虽然回忆时那种悔恨的痛会一刻不停地噬咬。
躺在生产队饲养室烧得滚烫的炕上，蹬着腿，满耳朵都是牲口咀嚼草料的声音，间或还有骡子打一两个响鼻，饲养室的房梁上，一群又一群的麻雀不知疲倦地追逐嬉戏。这是这个世界留在我脑海中最早的影像。父母下地干活去了，我被放到当饲养员的祖父这里。戴着瓜皮小帽、浑身散发着浓郁汗烟味的祖父飞快地给牲口添完料，两手在大水缸里摆一下就赶紧把我抱在怀里，畅快的笑挂在他的两撇胡子上。据说幼时的我非常好动，但一听到祖父念出关中平原口耳相传千百年的那些童谣，或者念那些朗朗上口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就会很快平静，并且煞有介事地跟读。这些歌谣后来成为童年的我一个屡演不辍的节目——表演给附近歇工的村人，他们大多不懂其中的意思但却慷慨地交出啧啧的赞扬，也满足了祖父，使他的心情舒畅。
是的，祖父是个背过《三字经》《百家姓》的有“文化”的农民。1917年祖父生于勤俭农家，虽然只读过不到两年私塾，但却始终信仰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是祖父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初我上小学时，农村分田到户，牲口也都折价卖给村里人，饲养室自然解散了，赋闲的祖父四处去借来评书阅读。我放学回家饥肠辘辘地奔向灶房时，坐在门口那把老杨木圈椅上捧着评书看得如醉如痴的祖父几乎是从不改变的背景。祖父有着终生坚定的文字崇拜，有一天他指着某本评书上的作者简介感慨地说：“这人咋这么有本事呢，能写书，莫非真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了？”村里有个小孩的作文在县里得了奖，被印在一个油印的小册子里，祖父听说了赶紧去借，拿回来看了又看，啧啧赞叹着：“不得了！不得了！小小年纪就写书了。”我斜着眼睛看了看那本比小学生作业本厚不了多少的所谓的“书”，有点不以为然，又有点嫉妒。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生字，在《新华字典》中也查不出来，竟专门找到我们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去请教。正是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人很多，那个可怜的老师是初中还没上完就到小学来代课的，他也不认识这个字，窘得满脸通红，停顿了半晌，愤然转头进了学校。刚放学的我看到此景几乎笑出声来，一向温和的祖父却有些惶惶然，几乎是手足无措了。
春暖花开的时候，农村的集市开始了，祖父开始到集上说书。找个空地先唱一段秦腔乱弹，打一套小红拳，等听书的人围满一圈，《岳飞传》或者《薛刚反唐》的故事便开场了。祖父去赶集那天就是我的好日子，下午放学的我肯定是在村口，等那个背着夕阳霞光的熟悉身影刚一出现便飞快地跑过去，踮起脚尖到他口袋摸索寻找，会有一截甘蔗，或者一个油饼，哪怕是几颗花生，但我从来没有失望过。即使是后来祖父因为严重的哮喘没办法说书、没办法再给我买零食的时候，我也会得到一些玉米叶或者草编的哨子之类的玩具，这是祖父在回家路上自己做的，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在村口等待的孙子失望。有一年春节，大我一岁的表姐告诉我一件事，她九岁那年，祖父赶集时路过她家，曾经住了一晚上。她清楚地看见祖父怀里揣着一根麻花，可是临到祖父离开都没有拿出来给她，她说知道那是要给我的，自己好多年心里都接受不了。说完，表姐笑了：“你说咱爷为啥对你这样偏心？”我的眼泪当场喷薄而出。
上完初中以后，我也迷上了看书，但农村的书仍然很少。我能看到的，除了祖父看的评书，便是曾经当过红卫兵小将的姑姑留下的一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说。批林批孔，狠斗私字一闪念，我看得津津有味，热血沸腾，居然活学活用，年少轻狂地批判起祖父所笃信的孔孟，祖父再给我念叨孔子如何如何时，我便有了不屑的神情，拿出一本批林批孔的书来与他辩论。我甚至模仿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偷偷地将他珍藏的几本线装书一烧了事。祖父气得浑身发抖，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父亲冲过来打我时，却被祖父死死拦住。
除了看书，祖父唯一称得上爱好的可能是抽几口旱烟，用的是一个裂开了烟嘴的烟袋，经常见他用胶带缠了又缠。下雨天常有同村老人来我家和祖父闲谈，听他讲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故事。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来家的老人说，同村的某人新买了一个玉石的烟锅嘴，花了十五元钱，祖父惊奇地“哦”了一声，语气里有掩盖不住的一丝惊羡。想起祖父看到书被烧掉的伤心，我的心里一阵难过：将来我要是能给祖父买个玉石的烟锅嘴该多好啊！那时候农村中学生最好的出路就是考上中专，早早跳出农门。据说上中专每月还有二十几元钱的助学金。我决心认真学习，考上中专，早日用自己可以支配的钱买一个玉石的烟锅嘴给祖父。
祖父去世那一年，哮喘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喘得整晚上睡不了觉。元宵节的前一天，提前开学补课的学校放了假，那天阴得很重，屋里冷得像冰窖。我抱了一大捆玉米秸秆给祖父烧了炕。晚上，在西北风呼啸声里，在滚烫的氤氲着尘土和呛人烟味的炕上，祖父很高兴地和我说了很多话。这个一生都在和土地打交道却始终恪守孔孟之道的“知识农民”，一锅又一锅地抽着旱烟，告诉我他小时候和年轻时候的很多事情，告诉我关于我们这个家族的很多事情，告诉我他一生的满足和荣耀。记得其中一个细节是：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个公家人在村口发给他一根纸烟，向他询问“土改”的情况，当时他一生辛劳攒下的几十亩地刚被分了，但他依然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好”，后来他被通知到县里开会，才知道那个人是副县长。后来我沉沉地睡去，不记得他当时是不是喘气就有些困难，也不记得自己是否说过要考上学改换门庭之类的豪言壮语，只记得祖父很高兴，在烟锅的红色一明一灭中翻来覆去很长时间。
今天，我已年近中年，但我仍常常想起那个夜晚。我有时惶恐地感觉到，也许他的猝然逝去与我烧得过热的炕有关系，与我睡得过沉过死有关系。我每每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我仍能不断地在梦中见到祖父，特别是在那些极度郁闷又无助的日子，我常会钻进梦里，蜷进他温暖的、有着浓郁旱烟味的棉袍里，心情放松，快乐祥和，笑声荡漾……然而更多的时候，想起祖父，我总有无尽的遗憾：祖父啊，我也是个“公家人”了，也有一些印刷的文字，缀着我的名字，可是我无法换来您的些许安慰和自豪；我生活的城市里，有很多的书店，我已经有能力买一大堆您爱看的书，可是却无法送到您的面前，减轻我稍许的内疚和自责；我每天都从西安最好的秦腔剧团门口经过，可是却无法搀着您的胳膊去看一场精彩的秦腔演出；我到商场里的玉石专柜，总要看看有没有玉石的烟锅嘴，可是即使买回来我也永远失去了送出去的方向。甚至我也不能使您知道我几乎已经是个胖子了，不用再担心我吃不饱……
我能做的，只能是每次回老家路过您的坟地时，擦一擦碑上的灰尘，锄一下坟头上的荒草，默默地站一会儿，在心中用最纯正的方言、最深情地说一句：“爷，娃回来了。”
我能做的，只能是对着自己内心默默地祈祷：“爷，您永远活在我心里最深的地方，最温暖的部分，我永远怀念您！”
梦开始的地方
陇海铁路从西安往西，过咸阳兴平，皆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大小村庄星罗棋布，其中有个小村叫杨庄，那是我的家乡。村东和村西伸出两条如带子般的小路，把杨庄紧紧联系在陇海线上，使杨庄人都对蒸汽机车震耳欲聋的怒吼安之若素。但是，就是这段通向未知远方的路，这些来自外面世界的垃圾，启蒙了一个少年的梦，充实了一个少年的幻想，延伸了一个少年因梦而生的追求。
那时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没有玩具，没有电视，也没有卡通，每天除了人口手、加减乘除就是给猪打草。所以每天的运行轨迹，一是从家到村东的学校，二是从家到野草丛生的铁路旁，连同我的伙伴们。我们提着草篮在铁路两边纵横驰骋、嬉笑打闹，有时甚至还光着脚。等到蒸汽机车吐着白烟自远而近发出一声怒吼，我们才会站在铁路两边的土坎上，注视着黑色的巨龙从眼前爬过，有人大声念出写在车身上的地名，那些从来只是书上见过但从没有到过的地方，那些遥远的、美妙的、不可想象的、不可捉摸的地方。车窗从我们眼前一一闪过，车内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们：他们穿着四个兜的齐整衣服或者颜色鲜艳的裙子，他们拿着报纸阅读或者倚窗远眺，他们把香烟屁股、空的烟盒和包着垃圾的报纸一股脑地从车窗扔出来。那时的我们还没有学会批评这种行为，只是傻傻呆呆地看着光鲜的他们随着火车的怒吼逐渐远去，思考着他们来自何处去往何方，直到下一列火车再次到来。
不知是谁发起的，我们开始收集烟盒，我们把从火车上扔下的烟盒去掉里面的锡纸擦去泥巴，回家用砖头压住或者和母亲的鞋样一起夹在红宝书里面，过一段时间取出来平展展齐扎扎的，漂亮极了。那时候香烟的品种真是不少！那些田野上永远也不会有的花草，那些牛圈猪圈里永远见不到的动物，那些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的地方，都清清楚楚地印在上面，还带着不同烟的香味，让我们爱不释手，如醉如痴。如果有一天割草时捡到一个崭新而自己还没有的烟盒，晚上一定会高兴得睡不着觉，把那个烟盒在煤油灯下翻来覆去地看，然后又小心地收好，以免折坏哪个角。为了得到更多种类的烟盒，我会沿铁路走很远很远，有一次走到天都黑了，才想起回家，于是在一片漆黑中转身往回走，路边苞谷地里虫子的叫声此起彼伏，不时有兔子或老鼠从脚下蹿出，我的心紧紧缩成一团，大气也不敢出一下，手却紧紧地捂住上衣口袋中捡来的一点烟盒。好不容易走到村口，听到母亲在村里一遍遍焦急地喊我的名字，知道回家无论如何是免不了这顿打了。一顿笤帚疙瘩之后钻进被窝里，赶紧偷偷去抽出那些烟盒一张张欣赏，那些陌生而又美丽的文字和图案使我忘了身上的疼痛，竟偷偷地笑了起来。朦胧中听见父亲叹口气说：“这娃莫不是傻了？”
过了一段时间，捡烟盒不再是孩子们最热衷的游戏了，有的人的烟盒已经被家人拿去当了贴墙纸，我却对烟盒依然痴迷。那时我已经有了一大纸箱烟盒，为了它们我不知顺铁路走了多少次。我把它们分成三捆儿——一捆儿是地名，一捆儿是动物和植物，一捆儿是风景，我还用毛笔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上四个字——不许乱动。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突然看到墙上花花绿绿的，炕沿上还放着用剩下的糨糊，我一下子呆住了：母亲也用我的烟盒糊墙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爆发过，躺在地上大喊大叫，哭得哽咽到几乎窒息。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从村东那个路口上了火车，火车把我载到了一个被写在车身上印在烟盒上的大城市。那里有那么多的人，都是坐过火车的人，车来车往，高楼耸立，比烟盒上面印的还漂亮，烟盒上那些花儿都长在路旁，我终于去了动物园，看到了真正的老虎、大象和狮子，还买了许许多多的玩具。
若干年后我终于坐上了火车，火车驶过广袤的田野，载我到一个曾经被印在烟盒上的地方去上大学，少年时那条路带给我的梦想不再是梦想。大学毕业后我也踏上了另外的一条路：先是在交通部门工作，每天的任务就是维护公路秩序；后来又通过公务员考试当了交警，工作还是在公路上。
再后来，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奔波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高铁、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有时看见车窗外的各色少年：染着红色的头发骑着漂亮的山地车飞驰而过的，光着屁股从高处跳下河塘游泳玩耍的，还有在山坡放羊或者提着篮子打草的。我常会想起当年在铁路边上玩耍的自己，莞尔一笑，却被从车窗玻璃映出的几丝鬓边白发和日益厚重的眼袋猛刺一下：他们的未来之路尚有无数可能，我的人生却已基本定型，于是目光不由得被他们充满活力的身影吸引，而生出了深深的、绵长的羡慕。
出杨庄记：我的高考故事
1994年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关中平原上一个最不起眼的村子里。我从跳蚤肆虐的土炕上翻身起来，挠着身上大大小小的蚊子包，一声不吭地到水缸里舀了半勺水，匆匆地洗了一把脸。洗脸时，我还特意抹了一点肥皂。洗完脸，又对着巴掌大的小圆镜子仔细地把头发梳了半天。头发好几个月没理了，很长，抹了半天水才勉强贴在两边脑门上。今天是决定我命运的日子，我能不能就此离开杨庄，离开农村，远离农活，不再当一个农民，答案就在今天揭晓。这个非比寻常的日子里，我想让黝黑瘦小的自己看上去干净一点、精神一点。
天真热，大清早起来就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从昨天晚上起我就紧张得要命，不停地起来擦汗，不停地拍打蚊子，到后半夜才勉强睡着，结果早上起来发现父母已经下地干活去了。匆匆吃完一个夹着油泼辣子的冷馍，又从水缸里舀了半勺凉水喝了几口——连水缸里的凉水都是温吞得让人生厌。哼！今天，我要是过了录取线，一定买个冰棍！不，买个雪糕，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我的口袋里，还有三元钱。
骑上那辆28自行车，拐出我们那条巷子不到两百米，路边就是村小学。正是暑假，学校的红色木门紧闭着。三年级时，我们班的一位漂亮女生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就叫《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大学生》，大意是说自己的理想是将来考上大学，当一名“天之骄子”，为四化建设做更大贡献，结果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宣读，并且大加赞扬。那个女生长得挺好看、穿得挺整齐，身上有着淡淡的香味，永远坐在第一排，是班上仅有的几个不流鼻涕的女生之一。我记得自己当时看着那个女生的背影陷入深深的思考：上大学、当大学生，多么遥远而虚无缥缈的梦想！我也想，可是绝不敢说出来，否则一定被人奚落为异想天开、白日做梦。这个女生，居然可以大胆地写成作文，真是了不起，怪不得老师那么喜欢她。也许我的出神被年轻的老师误会，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一眼。吓得我赶紧低下头，桌子底下，两个脚的大脚趾头分别从鞋前面的破洞里探出头来，紧张得抖个不停。此时此刻，那一幕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是“大学生”三个字距离自己依然那么遥不可及——要知道，那可是一个“农民”到“工人”，甚至“干部”的距离啊！
出了村，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玉米已经抽穗，宽大的叶子随着一点轻风发出沙沙的响声，那声音在我听来是恐怖的。我看到了自己胳膊上密密麻麻的无数道划痕，那都是玉米叶子划的。从考试结束到昨天为止，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我已经连续在玉米地里趴了十几天：摆蒜。在农村长到十八岁，我学会了干这里的几乎所有农活，从拔草锄地到割麦扬场等，但最让我痛苦的首推摆蒜。首先要在两排玉米的中间勾出一条小渠，其次要在渠里撒上剥好的蒜瓣，最后要在蒜瓣上撒上肥料。这三道工序都需要在玉米地里来回走动，全身裸露的皮肤一遍遍地被长满倒刺的锋利的玉米叶子划过。等胳膊和腿上伤痕累累的时候，人就该趴着一颗一颗地把蒜瓣摆成距离相等的两排，然后用手拨土盖上，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前移动。连续几个小时，没有一丝风，身上的汗水早已把土和肥料均匀地在身上汇成泥浆，头上脸上的汗水流进眼里也没办法擦，因为全身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要擦只会把泥土揉进眼里。腰疼得像要断掉了，也不能期望伸个懒腰来缓解，因为你还必须再次弯下腰去，而当你再次弯腰趴下时，那种疼痛会更加清晰。此时此刻，每一分钟都那么漫长，但我每天需要这样趴八九个小时，好多次我都希望自己晕倒，这样就可以暂时不受这样痛苦的折磨了。一旁同样浑身泥土的父母告诉我，这些蒜和明年长出来的蒜薹，就是给我上大学准备的学费。我从满脸的泥浆中挤出一个笑容，但那是一个苦笑：我们对那个目标盼望之急之切无法用语言形容，但我们也都只是说说，因为，实在是太遥远了。
顺着玉米地骑行约一千米就到了镇上，向西拐个弯，再走几百米，就是我当年上学的初中。初中阶段，我最深切的感受是馒头中的玉米面含量越来越少。我的学习成绩依然很差，全班只有十几个学生，一年下来大部分老师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如一株卑微的小草，我对学习好的同学羡慕加上崇敬，无限“心向往之”。初二时，我们邻班一个同学在县教育局编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作文，引起了极大轰动。我班同学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他怎样语数英皆好同时又品学兼优乐于助人，搞得我对其人的崇拜之情如滔滔江水，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咱们交个朋友吧！”他一转头，差点尿到我身上，因为我选择的地点不好，是在男生厕所便池前对他说的，在众人面前我怕羞。但是，他系上裤子，冷漠地看了我一眼，什么话都没说，保持着一个优等生对劣等生的标准神态走出厕所，剩下我手提裤子站了半天才缓过神来，系上裤子，摸摸脸，还是滚烫滚烫的。初中毕业，全校学习最优秀的两个同学——都是其他班的，考上了师范学校，跳出了农门，成了这个农村中学新的传奇，成为若干个村庄无数的父母和学生们羡慕的对象。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只有十几个考上高中。没有考上高中的同学中，除了留下复读准备明年继续考高中的几个，一半以上结束学业回到农村。幸运的是，我挤进了考上高中的十七个人之中，才使自己的学业得以继续。
实际上我没有朝右拐，而是朝东拐了，因为向东10千米是县城，我们高中在县城里。我飞快地踩着脚踏，自行车的车头、链条、挡泥板、铃铛等部位发出不同的响声，构成一部复杂的交响曲。这辆鞍山牌28加重自行车我从初一开始骑，母亲缝制的书包先是挂在前面，可是屡屡被前轮胎磨出破洞，于是夹在后座上，可是时时得注意书本和文具盒会掉下来。到了高中，行李多了：后座上带着一袋子面，要交到灶上换成粮票；车头上挂着两个袋子，左边是书包，右边是馍袋子。书包换成了黄挎包，但不是军用那种，仿制的，质量很差，带子经常断，被我打了好几个结。原来家织布缝制的那个有好几个破洞的书包屈尊当了馍袋子，装着母亲烙的锅盔，还塞着一个装满咸菜的罐头瓶子，满满当当。但是，这辆自行车并非我的学习专车，它还是我载着父母亲走亲戚的“客运车”，是我带着弟妹四处游玩的“旅行车”，是卖蒜和蒜薹的“商用车”，是采购化肥农药的“运输车”，可谓劳苦功高，于是伤痕累累。高中时期，我已经是个小伙子、顶梁柱了。
迎着毒辣辣的太阳，我的汗很快就淌出来。我记得，还留着半勺水的铝勺就放在水缸盖上，我离开时还在晃动，那水虽然不凉，还是很清的呀，后味似乎还有点甜，为什么我没有把那一勺凉水都喝完呢……我的喉头狠狠地咽了一下，但是没有唾液分泌，也就没咽得下去。看完成绩，无论如何我要吃个冰棍——秦岭冰棍，虽然要一毛五分钱，比别的冰棍贵一点，但是质量好，口味佳，是用白糖做的，不像那种一毛钱的小牌子，硬得都咬不开，口味也是贼甜。好，就这么定了，考不上，吃个秦岭冰棍，回家种地，以后可能也舍不得吃了。考上了，吃个秦岭雪糕，那可真是奶粉做的，吮就行了，香甜，又香又甜！大学生了嘛，吃个奶糕，应该！
我的高中生涯是从彻彻底底的痛苦中开始的。初三毕业那年，陡生变故，祖父离世，噩耗连连。在此之前，虽然穷苦，但我和其他孩子一样是快乐的，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真正快乐起来过。那一切夺走了我快乐的权利，恐惧和哀伤死沉沉地笼罩在我14岁的头顶，一直到好多年后才慢慢散去。我没有哭过，因为没有用，也没有人管。既然绝不会有关心和安慰，为什么还要哭出来呢？失眠，连滚带爬地考上高中，然后继续失眠。9月，学校里的大通铺跳蚤很多。不久，有人踩断了我睡的那块床板，我不敢去找老师换领，据说要赔40元的床板钱，我没有那么多钱，于是把断床板放到地上，找两块断砖垫平。地上土很厚，跳蚤更多，只睡了我一个人，于是它们都来找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跳跃的声音此起彼伏，清脆悦耳，在我全身上下吃个不亦乐乎。我两只手不停地挠，尚不能保证每个身上的疙瘩都能挠到，因为实在太多，层层叠叠。我痛苦地想，自己那么省，灶上两毛钱一碗的面都不舍得吃第二碗，而是直接泡块锅盔在里面，连吃带喝，瘦到皮包骨，血肯定少得可怜，到了晚上还要以身伺“虎”，喂养这间土房子里千千万万的跳蚤。心理的痛苦和身体的折磨交织着，伴随我直到黎明。直到我累到完全失去反抗的时候，我或许可以睡两三个小时，然后起床，跑操，吃早饭，上课。高中同学都说，那时候对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天早上都在打瞌睡，摇头晃脑的。这我知道，我很瞌睡，但不允许自己上课时睡觉，强迫自己认真听讲，每天都是自己和自己斗争：物质的自己必须要睡，精神的自己必须要醒，外在表现就是每天摇头晃脑打瞌睡。
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学习成绩可想而知。期中考试，七门主课我有四门课不及格。全校大会上，运动员进行曲高奏，成绩优秀的同学上台领奖，校长讲话，痛心疾首：有的学生，七门课居然一多半不及格！例如一班的某某，二班的某某。说到五班时他摔了本子。我在八班，成绩最差的班级，成绩最差的那个人。校长的愤怒救了我，使我逃脱了全校扬名、成为“标志性差生”的“机会”。
县城到了。我需要顺着环城路向西拐，我要去看榜的地方叫“西郊中学”，这里是我上高四的地方。我高中三年上的那所学校叫“南郊中学”。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我的成绩稍有提高，也许是因为我终于重新领取了一张床板从而逃脱了跳蚤的滋扰，也许是因为我的一篇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从而使我获得自信，也许是我每天晚自习后还坚持在路灯下苦读一小时有了效果，总之，我在自己班里不再被看作最差的，还收获了一些友谊。但是，第一次高考，我依然名落孙山。对此结果我坦然接受，因为当年我们那个高中应届文科学生考上大学的概率基本为零。在我们的脑海里，考大学是和复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概念，据老师说曾有个姓朱的连续考了八年，最终考上了本科，于是连续多年复读现象被本地教育系统称为“朱八戒”。老师说得痛心疾首，我们却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个问题，反而都不由自主发出了惊叹：人家考上了呀，大学本科呢！对于我们而言，只追求考上，只要考上就行。
那时候，学校里常常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把灰白的长发打成结披在肩上，两边肩头各挂一个搪瓷碗，用一根球鞋带子穿着，他是考了四年的王某某；剃个光头戴一副有无数个圈的近视眼镜，她是考了五年的李某某，考了两年不行回家被逼出嫁，结婚一年又跑到学校里来……我还曾遇到一个乡村版郭富城，衣着整洁，头发干净，理着当时最流行的偏分头，关键是还惊世骇俗地穿了一双老师中都很少见的锃亮皮鞋，突然走到我面前，说出很长一串英语，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转身对着我同学吐出很长一串英语。我目瞪口呆，他却突然再次回头对我说：“你的英语不行，今年考不上。”然后翩翩而去。有人告诉我，那是一个考了六年的牛人，目标是西安外语学院，英语学得相当好，可惜屡试不中。下次见他，切不可用英语和他对话，谁跟他说英语，他可能会打谁。
我已经骑到了环城路上。天太热了！嗓子快冒出烟了，我要不要现在就买个冰棍呢？反正考上考不上，冰棍都是可以吃的。正寻觅小卖部时，路对面好像有个骑自行车的人在朝我招手，哦，那是和我一起从南郊中学转到西郊中学的一个理科生。他肯定已经看过榜了，我忙大声问：“咋样？”他一只手扶着自行车把，一只手挥舞着，高声地喊：“考上了！”然后飞快地从我身边骑过去。我本来想说声祝贺，可是表情迅速凝固在脸上：人家都考上了，我这个农民还在这里想着吃冰棍，可耻！快走！
拐个弯，我已经看到西郊中学的校门了。路很窄，一辆辆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他们的表情或喜悦或哀伤，互相还在说着什么话，其实我都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张纸——就是称为“红榜”的东西，那纸上有名字，有数字，我想知道，我的名字后面的数字是多少，有没有达到昨天收音机里说的最低录取分数线。
我高四的班主任老师蹲在学校门口。虽然我在他班里念了一年，但跟他不熟。事实上我跟那个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不熟，因为那一年我只干了一件事——拼命。我知道以自己的家境，不可能支撑持久战，我还有弟弟妹妹，能让我上高中已经快把父母的血汗耗尽了。我马上就要18岁了，成年了，走出家庭，面对社会，我什么都没有。命运，这可恨可恶可鄙的命运！我有的，只有这条命，我就是要和你“拼命”！
我一头扎进教室里。当时这所学校的整体水平远在南郊之下，文科尤其差些，据说复读考上的概率也微乎其微。我转到这所学校的主要原因是在这里补习一年只要六十元钱，包括资料费、试卷费、住宿费等所有费用。教室里课桌很多，学生却只有十几个，谁想坐哪里就坐哪里。我坐在第一排，一个人。开学第一天早上起来，我匆匆去找水龙头刷牙洗脸，然后急急到教室里读书，牙刷、牙膏和毛巾忘了拿，于是那一年里我再也没有用过这些清洁用具，每天都是用手掬些水往脸上胡乱抹一下，嘴伸到龙头下含几口水漱漱口，用手背或者袖子擦擦脸，就到教室背书。老师说了，只有把所有书都背得滚瓜烂熟，才有可能考上大学。念，一遍一遍地念，累了困了就站起来念。然后去吃早饭，一毛钱一碗稀饭，一毛钱的咸菜，泡点带的馍。吃完饭端一大碗开水到教室，念，背，大声点，再来三遍。上课了，除了数学和英语课，我几乎都在自学，努力补上从高一开始打瞌睡时错过的知识。下课了，飞跑去厕所，飞跑着回来。在教室里，我的目光只有两个落点：一个是黑板，另一个是我摊在桌上的书本。这个教室里的其他人长什么样子，是什么脾气，我一概不知，也绝不放纵自己去了解。但是下课时我常常听到两个甜美的声音在对话，那是坐在第二排的两个女生，就在我的身后。有时候我会想，她们长什么样子呢？我可不可以回头看一下？但马上就被自己喝止，直到半个多学期过后，有一天晚自习时停电了，我的课桌里还有半截蜡烛，但是没有火柴了，我回过头去，经过允许后，在她俩的蜡烛上点燃了我的蜡烛，眼睛的余光告诉我她俩的大概轮廓，但很快就又模糊起来。直到考试，似乎我再也没有回过头。晚自习后，我还会到路灯下背书到十一点五十左右，然后最后一个回到宿舍，拉开被窝，当被窝里那股暖暖的气息将我包裹住的时候，我已经渐渐入梦，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五十五分，我会准时醒来，在床上翻两个身，伸个懒腰，起床，洗脸，漱口，开始新一天的学习。
那个老师蹲在路边，对着我笑了一下，在我印象里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不是他“重点培养”的对象，也从来不是一个乖巧的人，所以他也许并不喜欢我。但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老师。他说：“你这次考得不错，我都没想到。”
是吗？后面几个字给了我极大的希望，难道——我考上了？
我赶紧走进校门，那几张纸就贴在传达室门外，红纸黑字吗？好像是的，我的名字就在最上面的第二个，696，是计算过后的“标准分”，已经明显超过了公布的一本线，距全校第一名差了6分。
哈，哈哈，我考上了！考上大学了！
咱也成了大学生了！
我立即调转车头，我要买个雪糕吃！一个不够我就买两个！
学校门口就有卖雪糕的，好多人在买。我不能在这里买，没考上的同学看到心里该怎么想？再往前骑一下，反正县城里多得是。
三分钟后，我看到一个推自行车卖雪糕的，可那箱子上没有写“秦岭雪糕”，杂牌子的，不好吃。
五分钟后，我的欣喜荡然无存，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上大学也是要花钱的！一年连吃带住最少也得上千元钱，我父母还能拿得出来吗？这个问题像磐石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我比没有看到成绩的时候更加压抑。
那里有个冷柜，写着“秦岭雪糕”，可是我已经不想吃了。
五十分钟后，我骑到村口，刚好遇到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我赶紧下车，轻声说：“妈，考上了。”母亲略顿了一下，然后轻声说：“那就好。赶紧回家生火做饭，你烧火，我擀面。”
我笑着说：“妈，我都成大学生了，应该庆贺下，你还要我拉风箱？”
母亲想了想，很认真地说：“要不，等会儿给你买个雪糕？”
踏平坎坷成大道
1999年9月10日，陕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第八个基层管理所在华阴宣告成立。当时正值共和国五十华诞前夕，全国上下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年轻的华阴管理所所长吴建军和比他更年轻的同志们心中却多了一份责任。作为陕西交通系统献给国庆五十周年的一份贺礼，10月1日，投资14亿元、全长78.52千米的西潼高速公路将全线开通，届时他将和六十几名青年职工进入管理这条高速路的各个岗位，成为这条连接秦、晋、豫三省的经济大动脉的“灵魂”。这群青年职工大部分是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在此之前他们甚至不了解什么叫高速公路管理，不知道华阴、潼关具体在什么地方。而今，他们却要献身这方热土，成为这一条现代化高速公路的管理者。
此时，除了年轻和热情，他们一无所有。
不久，十一个小伙子住进了修建这条路留下的拌合站。他们在这里借用了两间房，两间原来是住民工的简易房，扫出去其中民工留下的破袜子、烂石头，抹去墙上乱七八糟的污垢后，大的一间搬造了十一个人的行李，当成宿舍，小的放进五张桌子，贴上红纸黑字的“路政股办公室”。对于六十几千米高速公路的路政和交通安全管理来说，十一个人实在太少了，而且十一个人中除了一个成熟的事故处理员之外，其他人都毫无工作经验，但是从此他们依然成了西潼高速公路上一道流动的风景：他们叫醒路边停车的司机，指引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们把在隔离带内玩耍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一任呼啸的汽车擦身而过。寒风凛冽，他们一连几个小时站在路边保护修车的司机直至他安全离去。大雨滂沱，他们紧张地清理路面撒落的货物，以确保道路的畅通；他们为抛锚的司机买来配件，加上凉水；他们把迷途的孩子送到母亲的怀里……他们说，那段时间，他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走路，闭着眼睛吃饭，因为睡眠严重不足的他们一下车就睡着了。
华阴市的刘惠兰一定记得，那天，她患痴呆症的儿子离家出走，全家四处寻找心急如焚，是这群穿反光背心的人把那个在超车道上呆若木鸡的孩子从车轮下救出来；在华阴市挨家挨户打听，直到半夜两点多才找到她家，这时，那些年轻而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灿烂的笑容。
更多的人知道了，在这里，在华阴，在高速公路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无私奉献，他们忠于职守。人们含着眼泪为这群在紧急关头帮助过自己的人送来一面面锦旗，写来一封封感谢信，他们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感受：“陕西的高速公路真好！陕西高速公路执法者真好！”
但是没有人知道，在他们忘我工作的同时，狂风一次次将他们的牛毛毡屋顶掀开，然后雨或者雪就毫不留情地落进屋里、落在他们的床上。这个时候，这些曾经终日流连在繁华都市的无忧少年们，他们紧紧挤在几张不漏雨不飘雪的床上，把那个唯一能娱乐的东西——一个能演奏音乐的计算器打开，然后在那混杂着雨声的简单旋律中酣然入梦。
与此同时，我们的吴所长正站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极少吸烟的他点着了一根烟。他太累了，基础设施几乎一无所有：收费站还没有建成，收费员吃饭喝水都成问题，有两个收费站还没有通上电。治安状况很差，保安还没有到位。年轻的各部门负责人需要不断提醒、手把手指导，他不得不和两名同样劳累的副所长亲自开车一件一件去落实、一处一处去查看。
与此同时，收费站的站长们正在向新来的收费员讲解收费方法，站上没有水，没有住处，他们窝在收费亭的地上，甚至一连几天洗不上一次脸。而此时，由于桌子不够，有的收费员是把票款摊在地上，跪在亭子里收费的。
与此同时，熬得眼睛通红的办公室的同志们还在想着如何把各部门需要的物品及时采购回来、及时发放下去；如何让站上的同志们吃得可口一些，睡得安稳一些……
那段时间，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华阴所的干部职工们没有抱怨、没有逃避，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尽一切可能干好本职工作。这八十几颗年轻滚烫的心汇成一股无坚不摧的洪流，冲垮一切困难，护卫着这条大道上的滚滚车流，也诠释着华阴所艰难却不屈的成长历程。
冬去春来，弹指一挥间，我们的华阴所已经快一岁了。今天回忆那并不久远的过去，我依然感动，而且感慨。一年来，年轻的华阴管理所历尽艰辛，踏平坎坷，终于有了今日的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今天，当赤水的大葱、白水的苹果、大荔的西瓜通过西潼高速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当南来北往的司机带着一句陕西高管人诚挚的问候奔赴四面八方时，他们记住了这支风纪良好、服务一流的队伍的名字——陕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西渭管理处华阴管理所。今天，华阴所的同志们正以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努力把渭潼高速公路建成连接陕西和山西，以及东部和西部的金色纽带，为此，他们信念不息！为此，他们奋斗不止！
1999年冬天的某个清晨，华阴拌合站
在路上的青春往事
1998年7月，我从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当时的就业形势和我的成绩决定了，我对未来的工作还有一些选择的余地：进公检法机关的机会已经不大，但一些虽然沿海但不太发达的地方也来招政府工作人员，还有一些著名的企业对法科毕业学生也比较青睐，虽然当时大家对于进企业还是不太热衷。最后我的选择是本省的一个公路企业，别人关于这个单位“效益特别好”的夸张描述深深打动了我。寒窗十载以后，我需要钱来缓解务农为生的父母的经济压力。
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有时甚至截然不同。我扛着铺盖报到后，被告知我上班的地方是在城市遥远的郊区，很偏的地方，只有一辆公交车可以到达。我早早去赶公交车，下车后按照单位领导的描述去找，终于在一个村子旁边找到了一栋三层小楼。站在门口，我定了定神，安慰自己：这地方虽然偏一些，但毕竟还在省城。进了办公室，人事科长笑容可掬：“今天就算报到了，一个月后到另一个市里去上班。”瞬间我如冰水浇头：居然还要再次流放！可是真正的打击还在后面。在另一个市里工作一年后，我被告知：其实我是应该到下面的一个县里工作的，因为道路延伸到了县里，在市里的一年只是实习。而最打击我的是，吸引我的那个“好得不一般”的效益始终没有见到。
纵然如此，对于一个“家世至寒、性资甚下”的凤凰男来说，对于一个自出生就在逆境中苦苦拼搏的人来说，我清楚地知道，我没有任何撒娇抱怨的资本，这个社会也没有给我任何矫情表演的机会。预期的情况没有发生，理想的状态发生变化，但究其实质，这只不过是原来生存状态的继续延伸，既不足以击垮我曾经营养严重不足但最终依然健康的身体，也不足以击碎我虽然备受屈辱、留下累累伤痕但却始终坚强不屈的心灵。我没有选择，只有继续强化对于“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这些古老格言的笃信，去迎接我所面临的一切，去做一头沉默的黄牛、一匹奋蹄的幼马，从卑微中起步，在负重中前行。
第一个工作岗位是收费。在收费亭中一坐就是12小时，一个白天，然后是一个夜晚。没有任何抱怨，我干得扎实认真。当时收费亭中没有监控，很多司机也不要通行票据，有的收费员每个班下来都能挣一笔小钱。而我自己呢，司机不要票据我追出去都要塞到他手里，结果是每个班下来都要赔上十几二十元。赔了钱惩罚自己：晚上下班后只能吃包方便面。喝完最后一口残汤，不断用孔夫子的话安慰着自己：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收费半年后，领导又安排我去做道路巡查。活不重，一个班三个人，每天坐在巡查车上沿路转转，看见群众上路制止一下，看见车辆违章警告一下，但是大家普遍不愿和沿路群众打交道。往隔离网里扔秸秆的事就不太好处理，巡查时看见了喊几声就开车走了。工作热情高涨的我却偏偏不忍如此“轻松执法”，见到就要冲下去制止，短短几个月我不仅磨透了两双皮鞋底，还被铁丝网刮烂了三件制服。
后来我在一本著名的鸡汤书上看到一句话：世界会给你以厚报，既有金钱也有荣誉，只要你具备这样一种品质，那就是主动。我在工作上的主动，虽然没有给我带来金钱，但的确带来荣誉：一年工作实习结束后我马上就被“委以重任”。领导让我当了“股长”，一个没有级别的小管理岗位，但是当时那个岗位很关键：要负责道路上的交通安全和事故处理，要保护路产路权。路政股有近二十号人，拥有这个单位几乎一半以上的车辆设备，还承担着些许内部保卫的职能。我至今对当时的处领导和所领导感激不已——这对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是怎样的器重和信任啊！要知道，生性木讷的我当时和领导说的话都非常有限，更不用说去和领导拉关系了。这样的感动带给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发着、刺激着、鼓舞着23岁的我。伴着纪念国庆五十周年的激越歌声，我的胸中万丈豪情，红彤彤的一片纯净，高度兴奋中迎来了毕生难以忘记的一段时光。
刚刚通车的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如同一架正在适应、磨合的庞大机器，承担崭新任务的我如同这架刚刚开启的机器中的一个部件。点火的那一瞬间发出的声响虽然是喜悦的，但初次运转却难免痛苦生涩。我对这架机器饱含深情、极度感激，所以全力投入，力求使自己的运转更趋完美。我的年轻的同事们比我更缺乏工作经验，但和我一样血气方刚、斗志昂扬。这样，施与我们身上的磨砺自然会更多一重。
当时，大部分的绿化施工还在进行，有的路段的防护钢板还没有安装，路面上群众过往穿行如常，交通事故接二连三，我带着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忘掉节假休息，奔波在关中平原最东端六十千米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坚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上路巡查，消除一切可能的事故隐患，几十双熬红的眼睛换来了路段内的交通事故不断下降，达到出人意料的低点；我们给抛锚的车辆修补轮胎、送饭加水，我们办公室里的锦旗逐渐覆盖了一整面墙；我们和随意停靠上下乘客的客运车辆打游击战，斗智斗勇，路上的交通秩序逐渐好转；我们把交通事故的伤者背上边坡，送到医院，抢救过来的伤者抓着我们的手泪如雨下、感激不迭；我们把散落一地的货物——有时是堆积如山的煤炭，有时是烂成一团的蔬菜，一锨一锨地推到路旁，一抱一抱地抱到路旁，看到被堵塞的路又畅通了，我们脸上带着污垢，绽出笑容……
那是怎样一个多雨的秋天呀！我和路政股的同事们住在修路民工留下的工棚里，强劲的秋风撕开了房顶的牛毛毡，毫不怜惜地把阴冷的秋雨洒灌进来。房间里到处是接雨的器具，被子湿得能拧出水。没有洗澡的条件，我们也忙得没有洗澡的时间，潮湿的房间里弥漫着霉变的味道，许多人得了严重的皮肤病，瘙痒难耐。我们几乎是集体到县城医院的皮肤科看了病，抹完药后满屋子浓郁的硫黄味。吃饭就在留下来的民工灶上：冒着雨跑到灶上，端回来一大碗扣着土豆白菜的粗米饭，坐在床沿上努力下咽。可是往往不等我们吃完饭，报警的电话就会响起，我们立即出发，床沿上的饭碗留给一群群硕大的老鼠，到了晚上我们回来，它们依然肆无忌惮地蹿来蹿去，似乎知道这群极度疲惫的年轻人根本没有精力来剿灭它们。后来，西北风刮起来了，冬天快来了，我们在屋子里生起了用拌和站里废弃的沥青桶自制的炉子，我们学会了在极短的时间内生火，它给我们的阴冷的深秋带来了一些温暖，也给被子上带来了永远扫不净的煤灰。
那是怎样一个寒冷的冬天呀！风陵渡黄河滩上的朔风吹得人都站不住，上级要求事故现场没完全撤离之前都必须有人现场指挥，我们整夜站在事故现场上指挥交通，以免发生继发性交通事故。那个时候口中呼出的气息都是寒冷的，明显感觉自己的骨头缝里都是零度以下的空气在流动，稍停一会儿鞋底就冻在路面上，需要用力才能抬起脚来，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彻骨的寒冷。下雪了，路面先是积雪、入夜雪停之后很快结冰，滑得像一面镜子，办公室里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侧滑、追尾的事故不断发生，六十千米的路面形成了很多肠梗阻。我们奔波在一个个事故点上，不断地滑倒，努力地爬起，快速地勘察、照相，想尽办法移开堵塞了道路的事故车辆。信念支撑着我们，责任鞭策着我们，我们忘记了寒冷、饥饿。天亮了，内勤送来了肉夹馍，虽然饼已经冻得冰凉冰凉的，虽然黑魆魆的手上沾满鲜血，我们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所有的现场清理完毕已经到了第二天下午，枕头还没有暖热报警电话就又连续响起来：路上大雾弥漫，又是一连串的追尾事故！不用说，今夜依然无人入睡！
那时我经常会在下午天黑前痛苦地思索一个问题：今天，我洗脸了没有？因为这个“今天”或许是从昨天下午开始的，或许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往往是这个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我就又必须上路工作了。问题在于，过于专注于“事”，难免会疏于关心“人”，这成为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结。
可是，那又是怎样一段火热的岁月呀！毫无怨言地付出青春，尽心竭力地挥洒汗水，那样的激情迸发，那样的无怨无悔，从来不关心没日没夜的工作可以给多少加班费，从来不思考全心全意的付出和投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和好处。这样近乎癫狂的状态外人看起来或许有点傻，但是今天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忠诚于本职是一种起码的善，如果说因为我们的工作和付出，减少了交通参与者的财物损失，挽救了交通事故中伤者的生命，那就是另外一种更加值得称道的善；而且我也相信，崇高的价值从未沉沦，无论物质大潮如何裹挟，实用至上主义怎样横行。事实也证明这一点，除了我离开了交通系统进入了公务员队伍，当年在拌和站里奉献的那一群人，有的当了处长，有的当了科长，有的考上博士，有的考上硕士，更多的已经成为单位的中坚力量。更加珍贵的是，火热的战斗生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一次聚会，所有人都不会拒绝喝醉，即使是从不喝酒的我。于是，这些已届中年的“青年人”在深夜的酒店里喝到吐，吐完再喝到大吐，这些“70后”的老男孩在寒冷的街上失态地呵着酒气互相呼喊，以这样的方式缅怀那段时光，延续那种激情。
现在，我的生活平静得像一汪湖水，心情却也一下子空寂起来。每个人的青春都无法复制，虽然并不一定完美；所有的过往也都无法改写，即使有再多的遗憾。现在回首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那些酣畅淋漓的工作场面依然清晰如昨，可是许多生活的具体场景却早已模糊湮灭。于是常会在某个寂寥的夜晚，打开那时的工作笔记，翻看那时的青涩留影，那时的雨和雪会再次落在我的肩头和头发上，粗砾的、夹杂着沥青味道的风会再次充斥我的鼻腔，在内心的充盈与满足中，我能感觉自己的脸上轻轻浮出笑容。
我经历的第一起凶杀案
那年我还没毕业，正在一个沿海发达城市的城郊派出所里实习。辖区里是一家挨一家的小厂，都是些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吸纳着千千万万的打工仔和打工妹。这些年轻的生命来自天南地北，操着不同口音，每天大清早从一栋栋出租屋里倾巢而出，汇成一股洪流，涌入一个个黑色的大铁门，直到晚上十点左右才蜂拥而出，享受一下短暂的闲暇时间。很多人会来到距派出所几百米的一片草地休息，唱唱一首一元钱的卡拉OK，转转人行道上肆意摆设的小摊点，他们把这块地方称为“打工者天堂”。
带我的师傅是刑警队的熊哥，三年前从公安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待人义气豪爽，工作尽职尽责。这天晚上该他值班，我跟着他出去巡逻，走背街串小巷，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他都要一一走到，辖区那么大，一圈走下来累得够呛，回到所门口已经晚上十点半了。远望那边的“打工者天堂”已经人声鼎沸了，熊哥终于舒了一口气：人一多抢劫抢夺的事就会少一些。
可是没等我们在值班室里喝完一杯水，电话铃就响了：两个打工妹被刺，一死一重伤。所有民警立即出动，赶往现场，我留下来继续值班、接听报警电话。
第二天上午，忙了一夜的熊哥才满脸倦容地回到所里。他告诉我，受害人是一对姐妹，嫌疑犯据说是姐姐的男朋友，行凶后已经逃走。熊哥留给我两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受害人的遗物。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整理这些东西，尽量找出有价值的线索。说完，他们顾不上休息，直接出去继续侦查了。
南方初秋的阳光透过窗外的大榕树暖暖地洒进房间里，让人不由感念自然的美妙、生命的美好，而我却要开始面对一个刚刚逝去者的遗物，这个残酷的事实就发生在若干个小时前，距这间屋子几百米之外——我推开窗子，就可以远远看到那片草地。我把塑料袋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倒在桌子上：几件小碎花的裙子，质量很差，很明显是街边小摊买的那种；两个玩具娃娃，都只有巴掌大一点儿，其中一个小熊用扣子做的眼睛已经掉了一只；两个塑料饭盒；几个塑料发卡；一个看不出品牌的随身听，装着一盘盗版的“港台金曲大全”；还有三个薄薄的塑料皮日记本，绿色的两个，红色的一个；几封已经拆开的信。这些，就是那两个姑娘在这个城市里的全部生活，它们，尤其是那些日记本和信件，开始向我倾诉发生在死者身上的故事。
她们是遥远大山里的孩子，家里很穷。姐妹三人都在这个城市里，大姐也只有20岁，在另外一个工厂做工。受害的是老二和老三，在我们辖区的一个工厂。其实她们还有一个弟弟：日记本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山坳里的一栋老屋，周围杂乱地长着一些树，四五十岁的瘦削男子坐在简陋的长条木凳上，腿上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旁边坐着他的头上包着头巾的妻子，背后站着三个闺女。三朵金花之后终于有了龙种，画面上父亲笑得最为开心。母亲的头侧着，眼睛向左上方抬着看镜头，长期苦难的日子使她在本该高兴的此刻，表情依然有些羞涩、凄苦。后排和母亲眉眼酷肖的大姐和二姐目光中掩不住自豪：她们刚从南方回来，给父母带回了钱，还借来一台傻瓜相机给全家照一张全家福。三妹不太高兴，不能像两个姐姐一样进城打工、看外面的世界，因为那时她实在太小，去了也没人敢雇她，只能等明年再说了。穿着最漂亮的是那个男孩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他表情最为自然、放松。
照片上，长得最漂亮、笑得最灿烂的是二姐，昨天晚上，她被刺身亡，19岁。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是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贫穷的山村姑娘的日记本里，仔仔细细地贴着港台“四大天王”和毛宁、杨钰莹的贴画，一笔一画地抄着正在流行着的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还有一些文字，述说着车间里的日常琐事，包括关于某月因违纪被扣100元钱的痛心疾首，包括某月奖金数量全班组最高的欣喜若狂，包括一位长相英俊的男同乡对自己的照顾和关心。更多的文字则是对家人包括可爱弟弟的思念，对父母辛勤劳作的关切和牵挂——出身贫寒的善良姑娘大抵皆如此。
一段时间以来，姐妹俩人的烦恼都来自那个二姐的“男朋友”，这里的信件，除了那个坐在板凳上的男子程式化的“家里一切都好”或者“你妈的病又犯了”之外，都来自另一个倔强的青年——他也还不到20岁，或许勉强还可以称为少年。和她们一个村的，同时也是二姐的同学，或许只是众多喜欢漂亮二姐的同学中的一个。但是体格健壮、荷尔蒙分泌旺盛的他，自觉地充当起二姐的“保护者”。他给二姐的来信总是以“亲爱的妹妹”开头。他说，自己马上也要辍学来南方打工了，他埋怨“妹妹”只给三妹在这边找了工作而不给自己找，他质问为什么“妹妹”回老家不找自己而是找了另外一个男同学，他发誓一定要来南方找她。
事实上他真的来了！日记本告诉我，他其实来过两次，如果算上昨天晚上来杀人这一次，应该是三次。姐妹俩很恐惧，“男朋友”的自我角色定位非常坚定，并且毫不犹豫地住进了姐妹俩住着的女工集体宿舍，他睡在三妹的床上，那姐妹俩在恐惧中抱在一起挤在另一张床上。同房的其他女工对此习以为常：不是经常有某工友人的男朋友或者老公来吗？来了就和那个工友挤在一张床上，唉，大家都不容易！她们不知道，这次来的根本不是那个容貌端庄、沉默寡言的二姐的男朋友，19岁的二姐还没有在自己脑海里勾画出那个心中男子的模样，但眼前这个绝对不是。她不知道怎样应对，那个还在盛行“媒妁之言”的山村里，父母根本不会教给她怎样应对骚扰；在这个操着不同口音的“联合国”里，大家每天忙得死去活来，互相也没有那么深的交往；大自己两岁的姐姐在20千米以外的工厂打工，她同样没办法帮助自己解决这一难题。身边，只有比自己更瘦弱的妹妹，晚上当床下那个“男朋友”翻身的时候，她比自己抖得更厉害。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她给这个自认为“男朋友”的男同学买了饭、管他住，但是始终在感情方面不着一字，即使是在他已经威胁要杀人以后。
两次来南方“寻找感情”的“男朋友”被激怒了，他的后面几封信里，都只有一段话，恶狠狠的威胁。姑娘在恐惧中颤抖，在颤抖中坚持，直到昨天晚上，那个噩梦中的男人手持一把长刀从路边灌木丛中冲出来，面对着手牵手默默走路的姐妹俩，狠狠地刺过去，先是“亲爱的妹妹”两刀，第一刀就直中心口，然后三妹一刀，回过头来又给二妹一刀……
阳光的温暖不复存在，我感到彻骨冰寒。
推门进来的是熊哥，背后跟着一个瑟瑟发抖的瘦小女孩。熊哥从腋下把手枪卸下来，又指着那个小女孩说：“这是死者的大姐，把死者遗物交给她吧，让她在遗物清单上签个字。”
那个女孩走过来，她的上身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牛仔裤裹着两条瘦腿，不停地抖动着。她居然是大姐？一米五不到，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她的眼睛里塞满数不清的哀伤和无尽的恐惧。我把桌上的东西一样一样交给她，她把每样东西都拿在手上，看一下，然后装进了黑塑料袋里，拿到那张照片时，她的眼泪一滴滴落下来，覆盖了全家人和二姐灿烂的笑。
签完字后，她顺着墙角一声不响地走了。熊哥说：“那个姑娘还要赶紧去医院看老三，那个老三还昏迷着没有醒来呢。”
办公室里，我和熊哥都沉默了。我的目光飘向遥远的山村，狭隘、自私的兽性毁掉了两个年轻的生命，毁掉了整个家庭最后一点微弱的希望。真的无法想象，那个照片上的人们，将如何承受这猝不及防的巨大打击？我在心里咬牙切齿地诅咒谩骂：哪天抓到凶手，一定先狠狠地给他些颜色！
熊哥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揉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打完一个哈欠，咬着牙告诉我：“抓不到凶手了！”
我急切地问：“为什么？”
熊哥重重地叹了口气：“他——自——杀——了！”
嘿！我的拳头狠狠地擂在桌上！没有惩恶扬善、手擒凶顽的巨大遗憾，如同刚刚加速飞身腾起却无处落脚而突然坠入深渊。作为一个警察，对于恶者没有惩罚，就是对于善者的亏欠，巨大的失落感伴随了我好久。
虽然后面的日子夹杂着更多的案子漫卷过来，我的情绪也不再如当初那般冲动，但是我仍然常常想起那个案子。内心里为正义而战斗、坚持的决心，日日滋长，从未停息。
冬夜蹲守记
那是个周末，我本来有着极其重要的事情，但中队负责人依然很坚决地安排我值班，我始终没有进化出对“工作需要”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的申辩和反驳功能，于是带着同组的小李兄弟踏踏实实地处理违章、上路巡逻。直到黄昏时分，高速公路两边的村庄炊烟四起，氤氲着和暮色混为一体，停车纠违时甚至可以隐约听得到母亲喊儿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的饥饿感催促我们抓紧时间回中队吃饭。
马上就要到收费站的时候，在一个弯道处遇到一辆爆了胎的大货车，车身占用了半个行车道，车上的货物装得很高，一看超载就很严重，朝着路外倾斜得很厉害，好像随时都可能倒下去。我们赶紧在车后按规定拿了几个反光锥形桶，摆在车后很远的地方以保证安全。司机是个年轻人，正拿着电话紧张地联系补胎。看到我们，他冷冷的话语中透着一种任你宰割的抵触情绪：“爆胎了，轮毂都毁了，刚联系了附近一个补胎的，他去西安进货，今天半夜就可以修好。”
“拉了多少？”这是一辆载重量五吨的黄牌车，但自行加了高帮，货物堆装得很高。
“大概十多吨吧。”年轻的司机撇了下嘴。
“恐怕二十吨都不止！”小李说，“货单拿出来看看！”货单是货主给承运人的合同，一般会详细列出货物名称、数量、起运地点和卸货地点。
司机推三阻四，折腾了半天才从驾驶室里拿出货单，一看吓我们一跳：车上拉着四十几吨杨木，从新疆拉到江苏去。据司机说，这些木头是要拉到江苏某个地方做家具的。
我们很气愤：“五吨车要拉四十多吨，超载近十倍！能不出故障吗？出了故障然后占道修车，多少车毁人亡的交通事故都是因此酿成的！”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没有清障车，而且这样重的车就是从社会上租来清障车也拖不动。满路上都是这样超载严重的，中队总共就五六个人，值班的除了内勤，就我们两个人，所谓的卸货转运最起码也得一天时间，我们还要不要上路处理其他事情呢？所以，我们留下锥形桶，暂扣了驾驶证，交代司机注意安全，修好车后到中队接受处理。当时，我们只能这样。
巡逻车拐出了收费站，我的心却突然提了起来：新疆？杨木？新疆林木那么宝贵，怎么会如此大规模采伐出卖？莫非是盗伐倒卖的？
我想起某本杂志上关于新疆胡杨木林被盗伐毁坏的报道。那个时候我所工作和租住的地方虽然就在一个著名旅游区但却依然闭塞。有一次去附近的打字部打印一份事故处理文书——我们中队没有电脑，事故文书都是手写好然后到打字部去打，见到一个游客拿出一个精致的玩意，让打字部的姑娘帮着把里面的照片倒出来，那人说这东西叫闪存，又叫U盘，可以存上百兆的文件。我们都目瞪口呆：天哪，我的三寸软盘只能存一兆东西，还常常损坏，这个东西居然可以存上百兆，太神奇了！当晚回家我还专门给妻子讲了这个奇闻，并且一起感慨了半天。
由于县城里的书店只有教辅材料，我们既不上网，也不太看电视，那段时间里，我的精神世界主要依靠各类过期杂志构建。遇到可以休息的周末，我会坐上班车去趟西安，在专门卖过期报刊的小店中，以每本一两元的价格买一堆撕掉扉页的几个月前或者一年前的旧杂志，当时最喜欢的是《凤凰周刊》，因为其中每期还会附一张光碟，那里面，会有更新奇更遥远的信息。正是靠着这些今天看来品位并非最高的印刷品，我努力在遥远的县城里继续滋养自己的灵魂，维护自己的坚持。关于新疆胡杨林被盗伐的报道就来自于此，记得自己看书时气愤难当，拍案而起。今天，这样的事情就在我的眼前，我怎么能轻易放过？
巡逻车停在收费广场上，天已经黑了。胃一遍遍地给我们提意见，真的饿得咕咕叫了。我跟搭档说让我和林业派出所的人联系下，交给他们我们就没事了。小李点点头：“快点，要不就饿死在这了。”电话那头，林业派出所的领导听了情况后很激动，说：“那很可能有问题，这是个大案啊！你们先查查他有没有木材运输手续，如果没有我们马上派人过去。”我们对视了一眼，先垫点再上路吧！就在附近路边的小摊上每人要了碗扯面，趁着下面的时间，我到外面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我知道她此时此刻一定非常焦急地等待着我。我说遇到点事，可能要晚点回来。妻子略微停顿了下问大概多长时间，我说就一会儿，让她到门口自己去吃点东西。然后鼻子有点酸，这时我的面好了。
吃完饭，我们直接上了高速。那个司机说自己有木材运输手续，拿给我看，我不懂这个，就又给林业派出所的人打了电话，他们说即使有手续也可能是伪造的，他们正在想办法派人过来，不过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我们等了两个小时还没等到他们，搭档说，还是回趟中队吧，晚上太冷了，得把多功能服穿上。
回到中队，再给林业派出所的人打电话，那边说，今晚他们来不了了，还是需要我们把车先控制住，他们明天一大早就过来。
怎么办？盗伐偷运不是交警的职责范围，但我也依然无法说服自己撒手不管，这辆车晚上修好就会随时离开，除非我守住那辆车，把它交给林业派出所的人——毕竟，这可能会牵扯一个盗伐珍贵林木的大案，作为警察，我不能让它从我的手上溜走。
这个晚上要去守候，我得说服两个人。
一个是我的妻子。她已怀胎九月，后天就到她的预产期，我们原计划今天就要去住院的。虽然她其实不需要说服，因为对于我她从来都是无条件支持，从谈恋爱以来，因为我的忙，我们甚至连一场电影都没看过，更不要说一起出去旅游，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我风里来雨里去，没日没夜地工作，难得两个人浪漫一次、奢侈一次，去县城吃一次火锅，鱼刚煮熟我还一口没吃就接到电话必须马上赶到事故现场，她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但是这个时候——临产的前夜，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足够特殊。华山脚下、中队旁边我们租住的小屋里，身形臃肿的她看我吃她削好的苹果时还穿着制服，眼神有点疑惑。我鼓足勇气：“路上有辆车，有点问题——可能涉嫌一个大案子。”她什么也没说，停了一会儿，默默起身把已经关掉的手机又重新打开，给我取出了厚厚的多功能服，轻轻地说：“注意安全，注意手机，万一有什么情况，我给你打电话，一定要能接得通。”
另一个需要说服的，是我的搭档。从早上开始，我们俩已经忙活了十一个小时，够累了，他已经靠在值班室的床上睡着了。我先把值班电话呼叫转移到我的手机上，然后狠狠心叫醒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警校毕业生，他只是迟疑地问了一句：“可不可以交代给收费站？”我说：“这一路出口太多，咱也不知道人家会从哪个收费站离开呀。”他便再没说话，默默地起身去发动了车。
那个夜晚很冷。我和搭档谈了很多也许不会再向任何第三个人说起的悄悄话、真心话，因为我们都很疲劳，只有不间断地说话，才能避免睡着，我不停地说，还有内心惭愧希望得到理解和宽恕的意思。到了后半夜起了西北风，更冷了，担心那个南方司机扛不住北方这么低的温度，我们把他叫进车里，打着车，开了暖风，一起暖和暖和。那是一个和我同龄的小伙子，他很不理解我们为什么整夜在这里陪着他，劝我们早点回去休息，我们说这地方危险必须要保护他。
司机也是心急如焚，说必须抓紧赶回江苏老家去，因为后天自己的老婆就要生产了。就这样，一个两天后就要当爸爸的违章并且被怀疑违法的司机和一个两天后就要当爸爸而抛下临产妻子坚持通宵守候的交警，在渭北凌晨的刺骨寒风中，一起挤在福莱尔警车的狭小空间里，一起谈对于即将到来的小生命的期待。黎明到来的时候，修理工的人带着新的轮毂回来了，小伙子立即和修理工动手更换轮胎，他们紧张移动的身影被初升的太阳拉得很长，在路面上形成错乱斑驳的复杂图案，如同一出剧情跌宕的皮影戏。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这个人或许无法赶回去迎接自己孩子的降生，心中突然有了一丝忧伤。
车修好了，我们押着这辆车到了最近的收费站院子里，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林业派出所终于来了一个人，他对于星期天大清早就要来办这个差事似乎很不满意，从面包车上下来后嘴里一直嘟嘟囔囔。他拿过手续随便看了一眼，然后对我说：“差不多吧！这业务我也没干过，所以我也说不清楚，你说自己一个交警干吗管这事……让人家走就完咧，真够闲的！”然后扬长而去。
我目瞪口呆。我忘记自己是怎么回到中队交接班的。只记得我给处理完超载和违停的司机招招手：“赶紧回去照顾媳妇吧！”可当我回到出租屋时，当我听到妻子取开顶门的杠子时，当我听到她扭动门锁慢慢打开门时，我赶紧低下头，不敢看妻子那焦急等待、关切询问的眼睛，直接把自己埋在被窝里，重重的寒意包裹着我，攥紧拳头咬紧牙关强忍着依然不能阻止从瑟瑟发抖转成默默抽泣。
其实，类似的情景在我奇葩的人生中并非孤例，因此而产生的尴尬和羞辱我大都已经淡忘，但我永远清晰记得那个夜晚、那个日子。因为，第三天，我儿子在地区妇幼保健院顺利降生，我给他取名“一正”，希望他做个走得端、行得正的人，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给他讲讲这个发生在他生日前夜的故事。
为父之道
当知道“蝴蝶效应”这个名词的那一瞬间，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父亲轻轻皱起的眉头。父亲沉默寡言，但家法很大，每当他的眉头轻轻地一皱，就像那只在巴西的蝴蝶轻轻拍动翅膀，我的心中立即一层寒意：我马上面临一场急风暴雨般的胖揍，其烈度绝不逊色于得克萨斯州的那一场龙卷风。
这就是我对“父亲”这一概念的最初判断：威严、果断、严厉，甚至可以威严到不讲情面，随时可以翻脸；果断到不顾方法，曾经一次打断过三根柳条；严厉到不能辩解，辩解只能变本加厉、雪上加霜。
但是，这没有影响我对父亲的感情：我敬畏他、服从他，并且打心眼里爱他。因为事情明摆着：这个家里，最重的力气活都是他干，最难的事情都是他处理，他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主心骨。他做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这几张嗷嗷待哺的小嘴，虽然有时候落脚点是我们的屁股。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也做了父亲。
站在产房前，我还在脑子里反复思考：都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怎么没有人说多年的儿子熬成爹呢？
虽然最终思考没有结果，但我依然决定：我要做个严父，要做一个像我父亲一样在孩子面前无比权威的爹！
可是，当我第一眼看到那个紫光灯下蹬着腿的可爱精灵时，我的坚定立场迅速被软化了：除了笑，不停地笑之外，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要知道，我本打算首先给他一张冷峻的脸的！当他把第一泡尿撒到我的胳膊上时，我已经全线溃败、泪水盈眶：这我娃的尿，怎么一点都不臭呢？
孩子慢慢长大，也常常惹我生气。例如儿子撕毁了我视若珍宝的一本书，例如儿子画花了我刚刷好的墙，还有，儿子还有一段时间特别爱抓人、咬人！我得经常跟同事们解释：我的脸是我娃抓烂的，不是他妈！
可是，无论我的眉头皱得再厉害，儿子从来没有害怕过我。没办法，我只好提高表达愤怒的烈度，我批评，然后训斥，然后更大声地训斥、更更大声地训斥，儿子愣了一下，看看我，又一把抓过来！
我抡起巴掌——又收了回来。好，小子，你厉害，过年回去，让你爷爷收拾你！
过年回家，父亲很高兴，却依然冷面：“来，让我抱抱。”我赶紧指挥：“去，到你爷爷那儿去！”儿子蹒跚着走过去，直接在父亲脸上抓了一把！
我顿时五内俱焚！儿子，你压根不知道眼前这人有多厉害，你这是真真正正地在太岁头上动土呀！
儿子，别怪我，这下，我可真要打你了！
说时迟，那时快。父亲一把把我儿子护在怀里，冲我暴喝一句：“你敢动我娃一下！”
我一愣，偷眼一看，那眉头皱得好紧。
儿子，我想说声谢谢你
孩子，也许你还不了解，对于任何人来说，获得快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对于我们来说，你是带来最多、最纯粹快乐的天使。
2002年11月4日凌晨，你在渭南市妇幼保健院里发出了对于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也正式宣布了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一项任命：我当“父亲”了！当我冲进产房，你正蹬着腿，在紫光灯下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首先向你打开的一隅，脸上挂着最平静、最纯真的笑容。护士说，你只哭了一声，小声哼了两下，就开始微笑了。
我的儿子！我的坚强的儿子！那个瞬间，我被幸福和快乐击了个正着，浇了个精透，醉了个彻底！
后面的岁月依次展开。当你在姥爷姥姥的精心照顾下短短几天就变得白皙健壮时，当你在仅仅几个月时间就发出“爸、爸”的音节时（你妈妈坚决认为这只是无意识的嘴部活动，为此她还生了气），当你第一次离开搀扶的手臂蹒跚前行时，当你第一天上幼儿园背着小书包回家时，当你第一次自己独自坐地铁从出口走出来时……许许多多这样的场景都深深印在我和妈妈的脑海中，成为我们恒久快乐的理由。时至今日，每次见到别的比你小的孩子时，我们总会不自觉地想起你的那个时期，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每天晚上临睡前你的任意一句问候、任意一个表情，每每可以让我和妈妈咂摸许久，温暖许久，这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当然，更多的时候，你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和生活浑然一体了，就像空气一样，既平平淡淡、真真切切、须臾不可离开，又无影无形、不用时时挂在嘴边。
可是，今天，整理你的作文，我再一次被巨大的惊喜击中了。因为，儿子，我突然间发现，你真的是个天才！
首先打动我的，是你二年级时写的《黄豆生长日记》。几颗在旧果冻杯底发芽的黄豆被你写得那么生动有趣：有男生豆子、女生豆子之间的可爱斗嘴，还有查缉害虫的破案悬疑。我查了一下，那年你才7岁多一点，你是怎么做到的？
三年级时，你写了《假如我会变》。为了帮助一个忘了带课本的小朋友，你变成了《神奇四侠》中的“罗伯特”——因为忘了能把身体变成各种形状的“里德”的名字，你在作文里暂时叫他“罗伯特”，真是一个机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你的作文描写的情景完全得益于对生活的观察，所以那个小朋友和他的爷爷奶奶才会被你描写得栩栩如生。
四年级时，你运用超级丰富的想象力，在白云山上的白云城里，讲述了一个剥削和反剥削的故事：正义的兔子机智得揭露了对方使用高科技产品的作弊行为，从而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帮助白云城里的人们摆脱了苛捐杂税的压迫。可是，最为神奇的是，你这个精彩故事的骨架居然是“龟兔赛跑”！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自驾到甘肃、青海旅游。你坚持每天写日记，回来整理成了《兰州之旅》和《快乐的青海之旅》两篇作文。今天翻看一遍，我们的那次快乐旅程又历历在目，尤其是你在黄河边和青海湖边上吟诵课文《观潮》的情景……
五年级时，你以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场“精彩的足球赛”，起承转合和人物对话都非常有特点。只是其中把“只考了60分”作为一句最侮辱人的话，也许是当时我们对你的分数要求有些极端和过分，才使你有了这样的认识。当然，六年级时的那篇《养蚕》也是非常不错的，它还为你赢来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呢。
那么，六年级的代表作又是哪篇呢？你说最喜欢那篇《木船》。当然，你们敬爱的“老魏”对这篇评价最高，所以你最自豪。同时，我觉得《对蚕好一些》和《一定有虫》两篇也相当不错；尤其是《一定有虫》那篇，简直可以说是一篇警示世人的寓言。也许是因为书写的原因，老师对这两篇的评价稍逊，你可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
你还记得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吗？那篇你三年级时独立创作的《飞天猪与小仙兽贝贝》，居然有12章4200多字，真是不简单呀！
整个中午我都在翻看你的文章，口中一再地喃喃自语，心情一遍遍地被喜悦洗刷，充满了成就感，这样的心情也是好久都没有过的。谢谢你，孩子！
过了一会儿，我又忍不住笑了。如果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你的天赋，其实就是揽功于自己。不可否认，这些成果得益于你的勤奋和思考，但更要感谢的其实是教会你学习和思考的老师们。
你也许还不能完全清楚，在你成长的这六年小学时光里，我们的社会环境其实并不是最好的，坚守职业操守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幸运地碰到很多好老师：第一任班主任于涵玉老师给了你那么多的肯定和鼓励；第二任班主任魏峰老师给了你那么多的帮助和引导；教你数学的可敬的刘老师，不仅多次给你补课，而且长期从生活上关心你、帮助你。还有这六年来教导过你的西安小学许许多多的老师和领导们，他们坚守着教书育人的崇高信念，尽职尽责、呕心沥血地培养你成长，我想借你“作品集”的一角，表达一位学生家长对他（她）们最崇高的敬意！
一个结束，必然预示着一个开始。你小学毕业的时候，又给了我们一份新的惊喜：通过努力，你考上了一所不错的中学。我也期待着，一直陪伴着你，不断分享你人生中一个又一个成功！
写在200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其实今天不是元旦过后，而是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七。虽然我仍然感觉非常疲倦，但我知道，这是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一年，新一轮的战斗已经打响，我是没有退路的。今天，我要思考的是应该怎样过好这一年。
第一，我应该更加细心。目前我在最注重文字准确性的部门从事着专门的文字工作，除了自己把好关，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再为我修改错别字了，这一点必须十分清楚。2007年在文字上出过许多不该出的错误，领导包涵了，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2008年就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新同志了。要知道，这样的问题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形象和威信，会使别人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今年的目标是：在文字和格式上成为范文，决不能把问题上交给领导或别的同志，这是首先必须做到的。
第二，我应该更加勤勉。做文字工作，就应该有德国人的那种严谨，文字水平力求最高，格式和规范无可挑剔。我既然选择了这里，就决不能再以别人如何敷衍工作来对比现在的刻板了，要知道这种刻板是几代人“字警”一以贯之形成的，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既然我来了，就要适应这种风格，甚至发扬这种风格，决不能敷衍了事，自己不满意的东西决不出手。勤勉还要表现在多出成果上，客观地讲，自己在理论文章和综合调研方面是有一些优势的，问题是这些优势如何通过源源不断的调研成果表现出来，如何让自己已经想到甚至已经有了一定程度思考的东西以文章的形式固定下来，否则这样思考的价值又怎样体现呢？那天与老朋友谈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很多时候，自己的惰性伤害了自己的希望，甚至工作的快乐。为什么不可以更充实一些呢，不让自己的回忆少一些遗憾呢？再补充一点，大家都在说，现在老人帮我带着孩子，我又没有小孩的拖累，又正年轻，正是该放手工作、放手创造的时候，如果再过一两年，老人的身体、小孩的学习这样的压力一一降临，到时候后悔又有什么用？因此，我决不能放任这样宝贵的时光流逝，要再对自己喊上三遍：“勤勉！勤勉！勤勉！”
第三，我应该更加自如。我本来要说“豁达”，但实际上自己有时过于粗狂；我想换作“稳重”，又怕自己更拘谨。写成“自如”二字蕴含了以下意思：一是不能太随便，这是个干活的地方，闲话能少则少，越少越好，否则难免自取其辱。二是不要太内向，领导也需要适当的沟通、交流，不要被自己的自卑紧紧裹住，该交往便交往，注意方式就行。三是不要太谦卑。应该谦虚、谦和，但不要谦卑，没有必要，你尊重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让人欣赏，要靠真本事、真品行，不要低三下四，否则自己回忆起来都脸红。
第四，我应该更加“洁净”。要抛弃一切坏习惯，为自己的儿子做好榜样。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喜欢、不崇拜他，这个人的人生绝对不算成功。这一点十分重要。另外，未来社会对公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监督越来越严，一言一行不慎就可能成为社会谴责的目标、众人指点的笑料，唯一的办法是洁身自好，不越雷池半步，在家里做好父亲，多给儿子一点爱；闲暇时候，抓好学习，不要只满足于做杂家，要做专家；上班时间做好本职工作，业务强一切才有基础。
就这些。记住，并且实施了才算数。
当然，少玩手机。
一天中的一年
第一遍闹钟是六点二十分。大部分时间是妻子起床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在他们的蹑手蹑脚和匆匆忙忙中，我往往还可以睡一个温暖的回笼觉，直到第二遍闹铃在七点十分响起。
早晨也是从春天开始的。从家到单位这三千米，正适合每天步行去上班。打开单元门，迎面便是温和又凉爽的晨风，院子里的灌木蓬蓬勃勃地顶出一簇簇的嫩芽，柳树摇摆着缀满浅黄叶子的枝条，几树玉兰花华丽地绽开了。樱花含苞待放，只有短短长长的一些嫩芽，从深红的枝干上渐次露出头来。我贪婪地看道旁每一棵樱花树，心中揣测它的颜色，暗暗祈祷它开得缓慢一点：虽然盛开时确是热情万端、绚烂如云，可是只隔一个周末，再踏上这条路时就会看到所有花瓣全部凋落填满了树坑，我不愿看到这一幕，因为那时虽然春已盛，虽然道旁“百紫千红花正乱”，但却“已失春风一半”了。春天，总是太短太匆匆！
路上总会固定遇到一些人：立交桥底下那个永远叼着旱烟袋的修自行车的瘦小老汉，过马路时依然手持手机看剧不停歇的长发少女，未开门的汽车销售店门口独自一人伴着《荷塘月色》起舞的老妪，公交车站推着小车卖煎饼果子时刻观察城管动向的小贩，药店门口大口吃着包子等待开门的店员，围成一圈喊着口号的即将开始发广告的房产销售员，以及那个一年四季光着膀子跑步的精瘦的中年男子……他们迎面而来，又擦肩而去，他们每天都变，却又始终不变，和这个城市的车来车往、云卷云舒、阴晴雨雪一起成为每天上班路上的背景。
八点之前我会走进单位大门。这个单位，和许多其他单位一样，其优势和劣势都显而易见，但无论怎样评说、爱或不爱，它都按照设定的规则缓慢而坚定地运行着，我只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螺丝钉”，给我一个安身立命所需要的最低的物质基础。这里的人，熟悉或者不熟悉，楼道和电梯里可以轻轻招手致意，办公室和餐厅里可以适度交谈，午间乒乓球台上还可以抽杀呼喊，其中还有很多宽厚善良的长者，很多睿智平和的同龄人，有血有肉，真真切切。在这里我像个农民一样，把分给我的工作当成我的庄稼，不误农时，精耕细作，争取更好的收成，让我和家人有饭吃，也让更多人有饭吃。我也珍惜田间地头休息时的闲暇，喝一口发苦的酽茶，挥一把满脸的汗水。不远处的车马喧腾，不管他是投机倒把、发财致富的商人张三，还是费尽心机、贪污受贿的官员李四，我都不会羡慕。
每天下午五点半会准时接到一个电话，妻子告诉我她要出发了。她每天上午绕一圈送孩子到学校，孩子下午放学自己回家，所以下午她要绕一圈来接我。我的回答总是不用，我想走回去，她的理由很多，例如为了不让我戴耳机以免将来耳聋、为了让我帮她拿东西、天气不好会下雨等，然后下午六点左右我的手机会再次响起，按照约定这个电话不用接，我关电脑下楼，她会准时出现在大门口。然后她换到副驾驶，我边说着“下次停车再靠边点”一边开车掉头。
晚饭后是学习时间。我们读书，儿子写作业。最认真的肯定是儿子，作业量确实比较大，虽然没有其他家庭夸张到夜夜十二点，但是写到十一点是家常便饭，经常累得牙都不想刷就倒头睡下，直到第二天六点二十五被叫醒。也许对孩子来说，最不能忍受的还是那些苦口婆心的危言耸听，这样的戴着温情面纱的“恐吓式关爱”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主题只有“你可要认真学习”，状语从“明年就大班了”，到“明年就小升初了”，再到“明年就考高中了”，甚至“下月就要期中考试了”“下周就要月考了”……我们身陷矛盾甚至痛苦之中，一方面我们更希望他快乐健康阳光，另一方面又担心他若不更优秀些将来生活如何更加幸福。我们的争执便常常因此而起，她批评孩子时我觉得要求过高显得无厘头，我批评时她又嫌方式太粗暴内心受不了。晚上孩子睡了，我们彼此的气还未消完，背对背睡下，直到有人想起孩子的某个小小进步——“语文老师这节课表扬他了”，或者“昨天他数学作业又是100分”，于是春风化雨，两个人就又开心了。
周末只有第二遍闹铃，我会选择回趟老家。上午吃过早饭驱车上西宝高速，中午之前就可以坐在家里了。当我疲倦、郁闷的时候，那里是我放松休憩的最好选择。到家母亲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咱吃啥？”我往往会在搅团和燃面中选择。小时候，麦面少，记忆中早饭是玉米面糊糊，午饭是玉米面搅团，晚饭又是烩玉米面搅团，我的胃由此对玉米深恶痛绝，所以今天吃的搅团也要麦面做的，更多的是回味一下那种感觉。后来粮食够吃了，每天都能吃到母亲擀的面条了，但第一碗捞干的给作为主要劳力的父亲，第二碗捞干的给上学的我，剩下她和弟、妹只吃一点汤面条，爱吃捞面条和吃汤面分别成了我和弟弟保持到今天的习惯。
面下好了，还要端到门口蹲着吃才正宗，我们那里的方言叫“圪蹴”，遇到门口过往的村人还要招呼“吃了没？在这盛一碗吧！”如果邻居家吃的不一样，还会交换着吃一碗。可我胖了，已经蹲不住，得坐凳子了，而且村子里的人已经很少了。于是我挨着父母安静地坐在门前的太阳坡里，边吃边听他们讲最近村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村里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儿童，最经常发生的就是谁家的老人又去世了，谁家的孩子又被接到县城上学去了，村里的小学只剩七八个孩子了。太阳底下晒得晕晕乎乎的，再在炕上躺一会儿，给父母留点钱，我就又该出发了。车发动了，挥手和父母告别，父母重复着每次同样的叮嘱：开慢点、平常和娃吃好些、晚上早点睡别看那么久的书，我一句一句说着“好、好、好”，不好意思解释我现在晚上看书少了，换成整夜看手机了。
这几天西安下了今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等雪停住后孩子也放了假，关了早上的闹铃，突然发现春节已经近在眼前。很庆幸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除了鬓角的白发稍微多了几根，心里不像前几年那么轻飘飘的惶恐，细细思考原来是因为收获了许多的恩惠和温暖。
我要感谢家人，你们给了我模模糊糊却又实实在在、简简单单却又真真切切的幸福，让我体会到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本质。
我要感谢朋友们，与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能品尝“与有肝胆人共事”的快乐。
我要特别感谢母校西北政法大学，又一次接纳了我这个木讷愚钝的“老学生”，录取我为2015级博士研究生。在长安南路300号，我又一次次走过二十多年前走过的那些道路，一次次走进虽略显陈旧但依然巍峨的图书馆。书库里，翻出一本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牛虻》，恍然又是躲在新西楼504室废寝忘食、一目十行的情景，最后几页上几点水渍，莫非正是少年的我留下的几滴悲伤的泪痕？
过年了！给儿子买了他期盼已久的山地车，回家路上他激动地摁着车铃：“过完年你们不用送我，我要自己骑车去上学了。”这是一个自立自强、特别懂事的孩子，看着他的背影，我在想，明年的第一遍闹铃应该设到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