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读书的门道
早在1994年，有人在书中预言：21世纪“真正的文盲将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爆炸的今天，“渔”比“鱼”更重要。
读书是有门道的。人们常说“教无定式”，好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读书亦然。应该说，每一个成功者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靠规律和方法往往能够达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但读书的方法因人而异，每每不同。不同的书，也有不同的读法。
读书之法，因人而异
人间万事，都有方法论。读书也不例外。但读书之法，因人而异。每一个人的背景、学问都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这个方法对你不成功，对他可能就会成功。就读书而言，有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可兼而用之。
人们常说“教无定式”，好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读书亦然。靠规律和方法能够事半而功倍。应该说，每一个成功者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例如苏轼用“抄读法”来加深记忆理解；华罗庚用“厚薄法”读书，由厚读薄，取其精华；陈善爱用“认理法”，读有字之书，识无字之理，记心中之思。还有所谓“求异法”“引申法”“猜读法”“写读法”等等，都是前人在读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符合个人习惯的阅读方法。
如果嫌这些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可以举一些当今学人的例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采取“三重奏”的阅读方法，即泛读和精读相叠、阅读与思考同步、初读和重读结合。他说，要想有收获就必须精读，可是每本书都精读却又做不到，因此，只有把泛读作为精读的基础。他认为，“读好书比多读书重要”。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当代作家邱华栋曾用八个字简述自己的精读方法，即“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并把阅读分得很细：泛读、精读、浏览、不读。不过，他所说的“不读”是指不着急立刻读，但终究是要读的。在他看来，“书永远没有读‘透’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张法说“读书是一堆一堆地读”，其涉猎领域之广令人叹佩！台湾慈济大学教授林安梧说：“读书，我认为别无他法，就是一个字‘熟’。要沉浸到里面，没什么功利心，按部就班，自然习成了。”可见，读书的方法各有不同，目标也各不相同，其效果的好坏就在于你会不会读，有没有适合自己的阅读方法。
鲁迅在《读书杂谈》的演讲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用驴驮着货物去卖，卖完回来，孩子骑在驴上，老头跟着走。路上的人见了，就责备孩子不懂事，怎么可以让老人步行呢？于是孩子和老头换了一下，又有人看见了，说这个老头竟然忍心让小孩子走路。老头赶忙把小孩抱上来，一起骑着驴走，看见的人说他们对驴很残酷。他们只好都下来，走了不久，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很傻，空着现成的驴却不骑。老头对孩子叹息说，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就是两个人抬着驴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读书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千万不要盲目听从别人的意见。否则，结果会是很荒唐、很糟糕的。关于读书，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有明确表示：“一个人可以对别人提出的唯一指导，就是不必听什么指导，你只要凭自己的天性、凭自己的头脑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可以了。”当然，这不是反对理论、反对方法。根据我的理解，她所强调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以自己的方法和需要去读书。
对于有些群体（如教师、医生、学生、公务员等），读书交流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礼记·学记》里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阅读，有时候需要一种学习研讨的文化氛围，特别是阅读一些重要而艰深的理论书籍，通过学习共同体或沙龙等形式进行交流切磋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通过研讨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读书沙龙活动，这对推动全民阅读也有很大促进作用。
除了有效的学习方法外，一个人想要做出一番成绩，还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二是环境，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勤奋和努力。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曾国藩小的时候天赋并不高。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少年曾国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朗读了好多遍，还是背不下来。背不下来不能睡觉，他只好一直朗读此文。这时候，家里来了一个小偷，潜伏在屋檐下，想等他入睡之后进去偷东西。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曾国藩去睡觉，只听他还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小偷大怒，实在忍不住了，跳出来大骂道：“这种笨脑袋，还读什么书！”接着便将此文很流畅地背诵了一遍，然后轻蔑地看了曾国藩一眼，扬长而去。这件事对曾国藩触动很大。这个小偷很聪明，至少其天赋要比曾国藩高许多，但是他却荒废了天赋，沦落为“梁上君子”，成了一个贼人；而曾国藩从此知耻而后勇，刻苦学习，奋发图强，通过后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但话又说回来，个人的努力必须得法，而不是靠拼体力、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读书也是一样，书读得好与坏，跟拼不拼命没有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正确的方法。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有的人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地学习，结果却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学习方法不合适。浙江省理科状元陆文在演讲中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不是抓紧每一分钟学习，而是抓紧学习的每一分钟。”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不是你每天学习24小时就一定能学好，而是你可能每天只学习10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但你能保证在学习的8个小时中，你是精力充沛的、专心致志的、富有效率的，这才能真正学好。当然，他这里指的是学生。成年人不可能一天有8个小时的读书学习时间。读书学习除了要有一定的时间外，关键得看谁的学习效率高，方法得当。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读书人。比如，有的人书读得很多，但实际效果却不佳；有的人书读得不怎么样，却书呆子气十足。法国思想家蒙田说：“初学者的无知是获得知识以前的无知，而博学者的无知是获得知识以后的无知。”第一种是不会阅读不去阅读的无知，第二种是胡乱读了许多书的无知。毫无疑问，这两种都是不可取的。
美国的珍妮特·沃斯和新西兰的戈登·德莱顿于1994年出版了一本《学习的革命》，曾风靡全球。书中预言：21世纪“真正的文盲将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这说明了学习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性。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爆炸的今天，“渔”比“鱼”更重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知识是一条流动着的河，淘汰旧知识，获取新知识是一个流淌不息的过程，所以现成知识的效益是有限的，而方法却可使人终身受益，有方法才有成功的路径。爱因斯坦曾提出过一个关于成功的公式：成功=刻苦学习＋正确的方法＋少说废话，实际上也强调了学习方法的重要性。
学会与文本对话
文本不是由单纯的文字组成的，不是死的东西，文本表达着作者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向读者诉说作者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不是沉默的存在，而是一个会说话的主体。读书，从本质上说，就是与文本进行信息、思想、观念、情感的交流与沟通。与文本对话的前提条件，是无功利性的阅读，随心而往，兴趣使然。
英国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毛姆说，读书必须是一种享受，而不应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者硬着头皮办差。为应考而读也不能算错。无论是经典之籍，还是时事手册，用心读和不用心读，效果完全不一样。高尔基说：“读书，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的心灵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可见，读书需入心田。真正的读书，应是读者与作者面对面地交流、对话与探讨。只有这样的阅读，才能达到“置身于文内，心与文通，心与作者交融”的境界。如今，知识的信息变化无穷，读书的形式复杂多样，尤其是在物质文化、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回归和坚守精神和心灵的领地，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读几本原著和原典。
大凡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要想真正读懂一本书，读书人就得付出辛勤的心血和汗水。正是从这些费心劳神的苦读中，读书人才获得知识的乐趣与精神世界的陶冶！在读书的过程之中，阅读者所获得的诸多心灵感悟、精神愉悦以及书中所独有的艺术魅力、思想蕴含，几乎都是从经典名著原汁原味的品读当中领略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电纸书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悄然兴起，呈日渐流行之势。在信息时代，以纸质为媒介的传统阅读在面对网络的冲击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有人统计，现在是纸质书、电子阅读、电纸书三分天下。当然，不可否认，读图时代有它的优势，它形象、直观，调动了立体、声像、多维多种媒介形式，承载的信息符号非常丰富，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都能即时沟通。但正因为如此，它的先天性不足也是致命的：它太直接，扼杀了想象；它太快捷，阻滞了思维；它太直观，代替了观察；它太表面化，影响了审美层次。想象、思维、观察和审美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失去了这些，人会变得越来越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下“微博体”图书已成为出版界和读者追捧的潮流。这些“微博体”图书，既非面向低幼儿童的大字单句读本，也非充满至理名言的精华辑录，大都是瞬间的思维和感受的片段，而且有的已琐屑到只是对个人经历的絮叨而无法“高于生活”。因此，对于“微博书”，偶尔看看无妨，权当娱乐放松。但若长期以此为精神食粮，恐怕会造成人们的营养不良。现在不少人既不想看大部头书，也不愿看经典，一来觉得读大部头书辛苦，二来觉得读经典无用。这种对阅读的功利化的思维，将大大影响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状态。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并不否定“微阅读”。应该看到，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方便。今天，书籍早已不是稀缺和昂贵之物，印刷品铺天盖地，我们处在各种各样文字的包围之中。记得在二十多年前，研究某一专题，要向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料中心订阅剪报，他们把全国各报刊上这一专题的相关文献复印，逐月寄来。如今只要轻点鼠标，一下子就能从网络查到许多相关信息。博客、微博的出现，大大降低了阅读与写作的门槛。因此，对网络时代的优势，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要吸收它的长处，但同时一定要保住传统阅读的优势。
研究发现，传统读书的功能是“浅阅读”无法替代的，它是一种深层次的学习和思考。可是，当下人们对阅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很多人以为自己每天都在网上看文字，就是每天都在阅读。其实网络阅读和图书阅读存在巨大的区别。浏览是粗读，是泛读，不是真正的品读，而网上的阅读大都是浏览，无法品读。所以，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曾在《“读图”时代阅读向何处去》一文中指出：“不仅‘读图’不能替代‘读书’，而且读各种快餐书也不能替代读原汁原味的原著。”
从广义上说，看电视、看电影、上网也是一种阅读，但其效果是不一样的。纸制出版的图书适宜让人沉静地、系统地阅读，当人们一页一页地翻过书页时，是在一点点地汲取文化的营养。而电子信息则不一样。比如，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原著和看电视剧《红楼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电影、电视给你的常常是破碎的、片段的、跳跃式的、蒙太奇一般的零散图像，读纸质书却是一个完整而漫长的思维过程，阅读的艰辛是一种不可取代的幸福。换言之，纸质书就好像一道需要细嚼慢咽的中式大宴，而“微阅读”则是狼吞虎咽的洋式快餐。何况人类的智慧是有积累性的，传承成为经典，而网络上的文化、知识，消费性极强，即时消费，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到三个月又被新的时尚替代了，这些知识更富于流动性，很少能积淀下来。
还应该看到，阅读的方式的改变对当代人造成普遍化困境，当下很多“微博控”有一种恐慌，觉得找不到自己了，很“浮”。有位专家（许纪霖）开了实名认证微博，自我介绍一栏中他写的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每天都“说”上好几条。
随着科技的发展，“微革命”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醒目的文化标签，它改变了人们的认知结构和阅读方式。微电影、微博客、微小说、微摄影、微访谈、微旅游等碎片化的文本形态不断涌现，无缝挤进日常生活的各种缝隙和边角。这里，微，不是弱小，不是卑微，也不是那种可以随便忽略的东西；微，是精妙，是文化，是那种春风化雨、无处不在的力量。
面对“微时代”，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传统阅读，读的是智慧和品位，“微博阅读”，读的是时尚和消遣。我个人并不排斥在电脑上读书，在手机上读书，这只是阅读的载体问题。但正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纪人所说：“这种阅读多是‘粗阅读’，而不是‘精阅读’‘细阅读’。理想的阅读应该是交叉进行的：在‘浅阅读’之外，还要有‘深阅读’；在‘快阅读’之后，还要有‘慢阅读’；在‘微阅读’之余，更要有‘宏阅读’。”如果只有“浅阅读”“快阅读”“微阅读”，那这些阅读是没有深度和意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学习和坚守是最重要的。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时间如此珍贵，我们应该在有限的读书时间多读一些值得一读的书，而不要浪费在娱乐和“时尚”上。毫无疑问，网络给了我们很多知识、乐趣和有意思的东西，我们的社会需要时尚，也需要娱乐，但这些不应该是全部，也不应该是大部。大众还需要先进思想的引领，需要高雅文化的涵濡。不是有了票房就有了一切。不是“不差钱儿”，就万事大吉了。
因此，今天我们不仅要读书，而且要知道“读什么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读”什么决定了你“想”什么，“想”什么决定你“说”或者“写”什么。著名作家王蒙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提出几个建议：第一，要读经典，经典是经过历史考验的；第二，要掌握足够的工具书，如字典、辞典、辞源等；第三，读一点外文书。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则认为：“作为当代人要读四种书，按照重要性排列如下，分别是经典书、专业书、时髦书和休闲书。”
我想，每个人的读书习惯和偏好并不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构建自己的阅读群，适当“杂”一些没有关系，就如同人吃五谷杂粮一般，是有利于个人精神的发育与成长的。正如朱煜老师在《讲台上下的启蒙》一书中所说：“一个人在学习各种有用的学问的时候，最好不要放弃‘无用’的知识。”教文科的老师，要读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以拓宽自己的知识；教理科的老师，须读一点人文读物，增添自己的文化底蕴。我非常欣赏福建省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学数学特级教师任勇先生的一句话：“一点知识懂一切，一切知识懂一点。”虽然教师有相对的学科分工，但读书学习不能只限于学科，其他方面的知识也要懂一点，包括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审美感悟能力，都需要提高。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当教师的知识视野比教学大纲宽泛得无可比拟的时候，教师才能成为教育过程中的真正能手、艺术家、诗人。”特级教师贾志敏说：“一个称职的语文教师应该是半个作家，半个评论家，半个演员，半个书法家，半个播音员，半个心理学家，半个……总之，是个杂家。”现在有一种新的学习理念，叫作“跨界学习”，正日益受到广大企业的关注与认可。跨界学习就是通过向外界学习，得到多元素的交叉。读书也是这样，没有跨界，不成阅读。
不仅如此，读书最容不得“功利”二字。大家知道，读书可以补充知识。比如财经类、保健类、烹调类——这些都是实用类的书，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但对于文学类、思想类的书籍，就不能用那么功利的态度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说得好：“文学作品有点像中药的样子，它是调理身心的，尤其是调理心性的。要是文学的阅读伴随终生的话，一定是对我们的心性有滋润的作用。”因此，教师多读一些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多学一些“无用”的知识，不是坏事。真正能提高修养、改变人生的是那些“无用”之书。传统经典中有很多陶冶性情的东西，比如陶渊明的诗、王维的诗，唐宋时期的一些优秀词作，确实能把我们带到美好的境界中去。
在我看来，诗歌特别是古典诗词是非常美的。诗的本质主要有两点：一是情感，二是创造。在古希腊语言中，“诗人”就是“创造者”的意思。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就是《诗经》和《楚辞》。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和诗歌的这种基因力量密不可分的。从当下看，阅读古典诗词，能抚慰人们忙碌而浮躁的心灵，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诗意和想象。余光中先生说：“一个人可以不当诗人，但生活中一定要有诗意。”有诗意的人，往往有真性情。
除诗歌之外，其他经典作品也是必读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学问体系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大体而言，经是指儒家典籍，史是指历代史书，子是指诸子百家，集是指文学艺术。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想提升境界，大概是很难的。但遗憾的是，如今在年轻人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回答得出什么是“四书五经”了。孩子们对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易经》《尚书》《礼记》《左传》《诗经》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文化的支柱思想体系一头雾水。传统的丢失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做校长时，推广《孟子》成为大一新生必修，他说：“没有念过《孟子》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台大人。”如果说《孟子》太长，那《大学》很短。念一遍《大学》，十分钟就可以。这是世界上最短的儒家经典，它构建了一个大的框架，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天下观念、宇宙论、人生观，非常丰富，可是现在知道《大学》的人居然那么少，包括北大的学生在内。杜维明教授（生于1940年，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学时就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们提倡阅读经典，寻找传统，不是为了复辟，而是为现代生活增加一种美好的文化形态，不是为了击退西方文明，而是让我们有所比较，有所甄别，然后有所思考。肖川教授指出，方向决定方法，思想决定思路，视界决定世界。人活着太需要有支撑我们生命的东西，太需要有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得到鼓励和依赖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阅读，需要从前人、他人的直接经验中，从优秀的经典著作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有人说：“有的书改变了世界历史，有的书改变了个人的命运。”回想起来，书在我的生活中并无此类戏剧性效果，它们的作用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我说不出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也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最”。我只能说，有一些书，尤其是文学经典，它们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在我的心灵历程中留下了痕迹。
我的体会是：“读书，可以丰富人的感情，让人明白许多道理。”如读晏殊的“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使人顿生忧惧衰老、怜生惜时的心绪。诵苏轼的《赤壁赋》，又使人悟出无须为时光流逝、世事变幻、人生短暂而伤感，而应随遇而安，恬然自适。品秦观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绵绵的恋情潮水般溢满心田。捧王实甫的《西厢记》，看到月下西厢，莺莺临窗遥望的幽怨眼波，让人油然而生“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恻隐之情。从书中，我读懂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和他“独钓寒江雪”的隐逸之气；看到了九曲黄河在河东沃土上打湾驻足，鹳雀楼俯首观望，引得王之涣羽扇纶巾欣然登临。书读多了，我渐渐明白了“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的老庄之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的家国之理。
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我再次发现，那些经典的美是经过千百年确立、筛选和检验的，它们永恒不变。所以，一提到中国的经典，有人就会推荐“屈李杜苏”和诸子百家，还有鲁迅等。这似乎有点令人失望，怎么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闻所未闻的作家作品？这怎么可能！经过漫长的时间筛选出来的那种经典，我们无法遗忘。这就像阅读外国经典，不可能不提到英雄史诗，还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和歌德他们一样。他们是在更大的时空坐标里确立的。我们无法与之隔离。正如涂又光先生所说：“在基督教世界，每个人都要读一本书，《圣经》。在伊斯兰教世界，每个人都要读一本书，《古兰经》。我们中国呢？我看至少知识分子要读两本书，《老子》和《论语》。”后来，任继愈先生也有类似的说法。
如此看来，经典著作一定要看，不读不行。经典是什么？经典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历史赠予后人的精神礼物。现在一些畅销书很是吸引眼球，但实际上未必有益。经典名著之于热门畅销书，恰如恒星之于流星，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作家张炜在《时代的阅读深度》一文中有这样的观点：“要在一百年的坐标中找作家、作品。”意思是说，唯有百年的创作空间，唯经百年的阅读筛选，作品才能沉淀为经典。不可否认，时下的畅销书中也有一些好作品，但论文化内涵、厚重程度，绝大多数无法和经典著作相比。真正的好书，是具有范式意义的，它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
特别是一些经典作品，不同人能够从不同层次去欣赏。欣赏者不同，欣赏的层面也不同。杨绛说：“‘四书’我最喜欢《论语》，因为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书里的一个个弟子，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样儿，各不相同。”再看《金瓶梅》，有的人读出的是色情，有的人读出的是故事，有的人读出的是民俗，有的人读出的是“名物”。又如在《红楼梦》里，有人看到了爱情，有人看到了官场，有人看到了服饰，有人看到了建筑，有人看到了历史……这就是经典作品，无论读者的学识水平如何，无论读者是精英文化的审美，还是大众文化的审美，都能找到自己想要并且能够欣赏的部分。但是，“好书可遇而不可求”，不是所有经典都适合自己。因此，读者一定要通过广泛地阅读才能遇到适合自己的“好书”。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代作品中有没有经典？从内容上讲，经典有古代的经典，也有现代的经典，还有红色经典。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经典的标准，不能用几十年、几百年前的标准来套现在的作品。“今天要在新的世界性文学、中国文化自我更新、中华文学自我创造的语境中来理解，才能产生经典。”如路遥《平凡的世界》、莫言的作品等，都是值得反复阅读的。尤其是这两年，据说《平凡的世界》在某高校图书馆长期借阅榜上排前三名。在这快节奏浅阅读的时代，还有人捧读如此皇皇百万言的巨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毫无疑问，经典阅读是一种精品阅读。据说，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很喜欢读书，可他却调侃自己读书三十多年来有“惨痛教训”——读“时人之书”太多。当年以求知若渴为荣，如今回过头来看却是年少气盛。如果多留点时间给经典，该有多好。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经典往往记录着优秀的思想，它们总是超越时代，历久弥新的。读经典，你将从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从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秘鲁作家略萨说：“如果一个人不读书，或者很少读书，或者只读‘垃圾书’，他可能会说话，但是永远只能说那点事，因为他用来表达的词汇量十分有限。不仅有词汇的限制，同时还有智力和想象力的限制，这是知识和思想贫乏的表现。”略萨对阅读经典的真谛做了深刻的诠释。因此，他呼吁：“在新媒体时代，更要留点空间给经典阅读，因为只有经典才能给你带来智慧。”在他看来，读书倘若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享受，最终的追求就会落在智慧的汲取。就像一把盐撒在汤里，你找不到摸不着，却能尝到它的味道。智慧是生命中的盐。但我们现在喝的多半是清汤，没有味。智慧是一个整体，是一种融通，是知识上的知识。由此，我想起了商友敬先生曾经说过的话：“知识由两个层次组成，浮在上面的是‘信息’，它能为你所用，而不能沁人心扉；沉在下面的是‘文化’，它积淀而为你的修养、思想、观念。”实际上，他是在告诉我们：读书切忌浮躁、功利和盲目。功利的读书人读到的是“信息”，修身的读书人读到的才是“文化”。
说到“文化”，我不得不多说几句。我认为，文化和科技是不一样的，文化本身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人们的言谈举止，就是人们潜移默化的一种价值理念。从整体上讲，或者说大文化，它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棵自然生成的树，一块藏之于地下的煤，不是文化。当人们去认识它们、利用它们，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搭界，就成了文化。所以有人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就是以“文”化人。人能从动物人变成社会人，从野蛮人进步为文明人，从低级文明人发展为高级文明人，靠的就是文化。人是文化的第一载体，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有了这样一个视角，我们才认识到：人类一切的创新都是从文化创新开始的，而一切文化的创新又是从知识创新开始的。文化的载体是知识，知识的载体至今主要仍是书本。知识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哲学家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现在看来，这句话不十分确切。如果从反面讲，“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这就对了。没有知识这一载体，就没有文化，但知识并不等于文化。针对这几年的国学经典热，有一点必须指出，读经典，在乎内容不在乎形式。现在有些地方，让孩子穿上古装去读经典。穿古装，做个表演，搞个活动，都无可厚非，但还是不要追求形式，让老师穿上古装，拿根戒尺，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也不符合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神。不仅如此，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我们应该恢复私塾，让孩子不要去上学，在家里读“四书五经”就是了，读到十六七岁，再学其他东西。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也是不科学、不现实的。要知道，读经典是提升个人文化修养的重要途径，但是它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
要读精品之作
人的一生要读很多书，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值得精读的好书并不多。好书，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温润人心，传得开，留得下”，是对优秀作品最好的定义。“传得开”说明其广度，“留得下”说明其深度。李白、杜甫留下那么多优秀的诗篇，过去了一千多年，我们仍在传诵。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大家知道，古人说“学富五车”，是形容一个人有学问，在今天来看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实际上古代的五车书并不多，那时候“车”是牛车、马车，而且“书”都是一卷卷的竹简。一卷几千字，一车下来也就十万字以内，所以学富五车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人十年二十年下苦功夫，五车书就能读下来了。杜甫有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古人的一卷不是指现在的一本书，几千个字在古代就是一卷书了，今天我们用二十年的时间可以做到读书破万卷。
余光中先生说：“凡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都值得精读，而且再三诵读。”什么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就是能让你读完后停下来想一想的书，有可能一句话、一个很小的细节，让你惊喜或让你触动，让你去想作者这样写、这样说背后的思维。尤其是面对古今中外的一些经典名著，我们只有自己去读、去体会，才能领略其洋溢在字里行间的生活兴味和揭露生活底蕴的诱人魅力。因为，经典从来不是从外在给我们一种知识的灌输，而是从内心完成一种情怀的唤醒，它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所以，我非常认同刘良华先生的一句话：“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只要你读到‘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就够了，这句话就抵一本书。”
同样，如果我们读《论语》，弄明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读《孟子》，弄明白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读《老子》，弄明白了“上善若水”“道法自然”“君子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无为而治”“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读《庄子》，弄明白了“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如此透彻地阅读，有时候会胜过博览，可以触类旁通，一以当十，一以当百。
当然，我们所说的经典，是指各界推荐的中外名著。周国平先生说：“读书要读大师或经典之作，之所以读经典，是因为经得起时间的洗礼，留下的都是精华。”这些经典书集合到一块大约有上千本。如果从上千本经典书中选择五十本来读，你一辈子就是一个大写的“人”。陈寅恪先生说过：“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到底是哪几十种，他并没有说。但我想，就教师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领域，从教育专业看，要读《论语》《孟子》《学记》等；从文学修养看，要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从了解历史看，要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像这样一些经典作品，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做到专注、静心，不能太性急，不能贪多求快，要细嚼慢咽，仔细品味，用心去感受，对其中精要部分最好能背诵。
我觉得，读书如同进食，要会玩味，特别是那些精品之作，你会越读越爱读，越读越有“味”的。其实，古人早就有“书味”之说了。如宋代李淑说：“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清代诗人袁枚说：“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如，终日食糟粕。”《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著名的“三味书屋”就出自李淑的《邯郸书目》一书。可见，无论读者、作者，都希望读出书中的“味”。为此，台湾著名华文文学大师王鼎均写有一本书，书名就叫《书滋味》。王鼎均以味道来品书鉴书，读书犹如在品尝美食，书也有书的滋味，这无疑是个精彩的比喻。如他说三毛是“苦而有味”，杨牧是“咸而有味”；如说朱天心、朱天文姊妹是“大朱如橘，小朱如橙”，鲁迅与张天翼“读前者如吃核桃，读后者如嗑瓜子”；如说“杨绛熬过大劫大难，犹能写出五味调和的《干校六记》，非人人可及”。何止如此？英国作家乔治·吉辛更能嗅出书的“气味”来，他说：“我对自己每一本书的气味都很熟悉，我只要把鼻子凑近这些书，它们那散发出来的书味就立刻勾起我对往事的种种回忆。”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本书中讲的故事：有一天，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走在路上，偶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她面黄肌瘦，饿得走不动了，坐在路旁。富兰克林见老妇人实在可怜，便把自己准备路上吃的仅有的一块面包取出来送给她。老妇人感激万分，但看到富兰克林好像也并不富裕，便推托着说：“还是留着您自己吃吧！”“您吃吧，我包里还有呢。”富兰克林一边说，一边拍着装满书籍的背包。老妇人只见富兰克林从包里取出一本书，读了起来，便说：“您怎么不吃面包啊？”富兰克林笑着回答：“读书的味道比面包可好多了！”说完，又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为什么人们常说“书香”和“书味”？我想，或许正是因为读书是一种愉悦、一种沟通、一种享受吧！
经典“不厌百回读”
苏格拉底说：“最重要的不是生活，而是好的生活。”没有经典，当然不会有好的生活。在拉美文豪博尔赫斯的设想中，“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所图书馆中，一定是摆满经典的。
何谓“经典”？据《汉语大词典》可知，“经”是“对典范著作及宗教典籍的尊称”，“典”是“指可以作为典范的重要书籍”；二者因同义合成为“经典”一词后，便有了指称“作为典范的儒家载集”和“宗教典籍”这两个义项，及至近代，人们也用它来指称“权威著作”或将其用作形容词“具有权威性的”。由此可见，经典是泛指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著作。经典经过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千锤百炼、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大都是生命力最强、最有价值的。
常常有人问我，该“读什么样的书”？我的回答是“经典”。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经典的魅力与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从《说文解字》一直谈到唐诗、话本、桐城古文。其实，经典不仅有狭义、广义之分，更不限于本民族。从广义上说，无论东西方，那些体现了人类永恒价值、经历时间的淘洗沉淀下来的著作，便是经典。
所以，我认为读经典应该是广义上的，而且是要真正意义上的“读”。所谓“读书”，不是说你今天去书店买两本书，明天从网上购回一包书，这不难办到，难以办到的是，你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读完一本书，尤其是要阅读经典著作。人生有限，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而应该直达经典。哲学家周国平说：“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和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应该是读经典著作。日本有一位哲学家叫柳田谦十郎，他在自传中说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读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了庆贺这件事，他夫人还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家宴。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一些启示：一个人写出一本书固然不容易，值得庆贺；一个人读完一本书也不容易，也同样值得庆贺。当然，读的是像《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经典著作。因为经典浓缩了作者深刻的感悟、经验和思考，有的甚至是作者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多读经典，可以提升自己的品位，引导你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去追求更高、更美、更深、更远的东西。
应该说，经典阅读是全球化时代的选择。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经典可以跨越时代、地域，而被最广大的读者喜欢，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并印证自己的思想，引起共鸣。中外历史上不少经典之作，比如鲁迅的书、《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徒生的书、《夏洛的网》等，都是需要细细品味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谈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朱熹在论读书方法时亦云：“读书不可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余。如射箭者，有五斗力，且有四斗弓，便可拽之令满，己力胜得他过。今学者不度自己力量去读书，恐自家对敌他不过。”
但遗憾的是，许多读书人并未这样去想，因“人有各种贪婪，有一种是对知识的贪婪，什么都想知道，最终什么都不知道”（许纪霖语）。一般来说，人们总以为书读得越多越好，所以读起书来往往不加选择，见书就读、见报就看。时间长了，发现读过的那些书，在心底竟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这种情况，笔者也有。当别人提到曾经充实和温暖过我心灵的那些书时，我却感到茫然，书中的内容只能记其一二，印象并不深刻。
究其原因，是我们在读书时不够专心，贪多嚼不烂，过目的书多，留下的营养却很少。蔡元培先生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说他读书有两大短处：第一是不能专心，第二是不能动笔，并希望大家鉴于他的短处，一定有许多成效。
有些人读了经典，为什么不能运用自如？我看关键是没有读深、读透和读懂。所以，德国作家歌德一再告诫青年：“如果你能读书，就应该读懂。”“对于书籍，就跟交朋友一样。”《论语里住着的孔子》一书的作者何伟俊认为阅读有两种，一种是“读过”，一种是“读到”。“读过”的书，很快就随着时光烟消云散，而“读到”的书，能够走进灵魂里，留在生命中。我的理解，“读到”就是用心读、反复读。著名心理情感作家苏芩说：“一本书如果只读一遍的话，对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换言之，如果你反复阅读，甚至把你读的经典能背诵下来，特别是倒背如流的时候，就可以将其中的名言警句信手拈来，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和思想。
其实，读书不仅可以提高读者的写作水平，也可以提高读者讲话的水平。正如艾德勒在《如何阅读一本书》里说的：“你真想拥有一本书，你就把它讲出来。”我讲《唐诗》、讲《宋词》、讲《如何读书》、讲《教师专业发展》，等等，收获最大的不是听者，而是我自己。所以我一直认为，能够体现“讲”和“写”统一意义的最出色的形式，就是演讲。演讲、做报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是人类传播知识、阐述观点、激励斗志的一种方式。远溯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近有马丁·路德·金、毛泽东等。他们的演讲所留下的文字，已成为经典名著。现在，演讲已十分普遍，政界的、文化界的、经济界的，等等，大都热衷于此种方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若他在演讲里能够引经据典，并用得自然妥帖，那么大家都会对他刮目相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常常信手拈来古诗文佳句，既凝练又贴切，世界因此叹服于中国文化之博大、民族精神之儒雅。但演讲的最高境界，不是语言，不是激情，而是思想。所以，要提高我们的演讲水平，就必须坚持阅读，让自己的心灵汇聚众家之长，让自己的语言拥有思想的力量。
可是，“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看影视的人越来越多。影视成了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大款，文学成了‘瘪三’‘小媳妇’，甚至文学要靠影视来提升自己。轻文学重影视，说到底是我们对心灵的怠慢”。中国当代知名作家、编剧、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说的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当今，时间推进到网络化时代，我们几乎自动演变成“吃粥的读者”“后门读者”，许多人已经习惯了标题阅读——“只看一眼的读者”。尤其是到了微博时代，人们阅读的忍耐度是140个字。于是乎，现在许多人醒来第一件事除了睁眼，就是摸手机。用着自己的时间，刷着别人的生活。每次刷完朋友圈，还要花好长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有人到处去旅游，有人天天在聚会，有人房子越换越大。”其实，手机阅读大多读的是资讯，而不是知识。信息不等于学问，更不等于见识、智慧与品质。有人统计过，一条微信最好是在4000字以内，以拇指划四下的长度为好，一旦超过4000字，别人就没有耐心读了。然而，真正的阅读是需要耐心的。
确切地说，阅读包括浏览，但浏览不等于阅读，更不等于苦读、攻读和精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慢，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三国志》中一句名言，流传很广，此处“见”字读作“现”，即指熟读之后，书籍中的许多意思会逐渐呈现出来。这句话，言简意赅，道出了读书的真谛，正所谓“三分文章七分读”“一章三遍读，一句十回吟”。
其实，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朱光潜先生说：“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有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这是因为，读书学习有着特殊的规律，必须经历一个吸收、转化、升华的过程。特别是理论学习，只有下苦功夫、细功夫、真功夫，才能真正学懂、弄通、会用。熊十力先生对如何读书有八个字，叫作：“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关羽爱读《春秋》，一遍不够，再读十遍、百遍。《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一书的作者姜鹏说过：“说实话，我第一次翻阅《资治通鉴》，和大多数读者一样，看不懂，只是使劲想让自己读下去。”以至十年以后，他从头到尾读了差不多两遍，才逐渐理解《资治通鉴》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而是司马光的政治寄托。
可见，大凡经典，大概都不是读一遍就懂的。毛泽东曾说过，《红楼梦》要读过五遍以后才有发言权，而他看过的《红楼梦》不同版本竟有二十余种。据说，作家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远离喧嚣的采访，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静下心来阅读，他列了一个近百部长篇小说的阅读书目。这些书，有的是重读。如《红楼梦》是他第三次阅读，《创业史》是他第七次阅读。
从方法上讲，读书有精读和粗读之分。在精读与粗读的关系中，精读是主要的、是核心。要挑一些好书，反复地读，能终身受益。苏轼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敦秀才失解西归》）尤其是经典著作，一定要精读，读懂，读通，读透。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离不开原著。传记和随笔作家止庵（本名王进文）说他总是会把一本书认认真真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好的书籍他更会一读再读，“《水浒》读过二十几遍，书中一百零八将的星宿、绰号，都能背诵；哪位好汉在哪一回登场，谁引出他，他又引出谁，也记得清楚”。身为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的成曾樾，也主张慢读。他说：“现在读书比较慢，因为我要读两遍：第一遍通读，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第二遍细读，挑出其中的成功之处或欠佳之处。”
依我看，现代社会的人读书无非是两种，读专业之书和非专业之书。有人提倡“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以为，读非专业的书，大可不求甚解；而读专业的书则切不可不求甚解。专业地读书必须“熟读玩味”，反复咀嚼，细读，深读，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例如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解玺璋为了写《梁启超传》，读了很多关于梁启超以及其身边人的书籍：“丁文江、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编》至少读了五遍，同时还读了《饮冰室合集》，以及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汪康年、唐才常、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乃至蔡元培、夏曾佑、张君劢、张东荪、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等诸多同时代人留下的年谱、传记、书信、日记和文集。”他说自己读书爱较真，“不明白的地方我一定要弄明白，一定要知道根本”。著名散文家、诗人赵丽宏有时遇到一本好书，却又不舍得将其快速读完，“规定自己每天只读三十到四十页”。比如法国文豪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文字实在太美了，所以他认为要慢读，边读边细细品味。
我想，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些“舍不得读完”的好书，正如著名出版家、作家聂震宁所说：“在我的读书生涯里，有五种书可以好好说道，第一种是急着要读的书，第二种是急着要读完的书，第三种是需要熟读的书，第四种是值得重复读的书，第五种就是舍不得读完的书。当一本书让我们读到舍不得读完的时候，可以相信这是达到物我交融、物我两忘的境界了，当然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舍不得读完的书·前言》）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读书人”说的话。只有当你遇到一本很厚重、很优美、很丰富的真正的好书，才会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而“舍不得读完”的感觉。
话说回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和方法。按我的经验，读书有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一般来说，读书可以分两步，一步是浅阅读，一步是深阅读。在我看来，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没读过三遍以上，不算深阅读。在读书态度和方法论上，我非常赞同宋人朱熹的说法：做学问读书，一定要耐住性子仔细领会书中的内容，千万不可粗心大意。他还说，没有明白书中的道理时，就好像有很多层东西包裹着，无缘相见，一定要今天去一层，又见得另一层，明天去一层，又见得一层。将皮全去掉，才能看见肉；将肉全去掉，才能看见骨头；将骨头敲破了，才能看见骨髓。
应该说，这种层层深入的阅读方法是值得提倡的。熊十力先生曾经说，过去一些人读名人传记往往“一目十行”，其实这种人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名士，很少能成就大的学问。江苏作家协会副主席毕飞宇教授则明确指出：“我瞧不起读书快的人，读书快的人一定能够接触很多的信息。但一个失去了慢读能力的人，无论智商多高，反应能力多强，都会丧失知识内部的逻辑关系。”著名作家贾平凹也说过：“我看现在好多人以阅读多但不精而骄傲，这是不对的。切切不要忘了精读，真正的本事掌握，全在于精读。你若喜欢上一本书，不妨多读：第一遍可囫囵吞枣地读，这叫享受；第二遍就静心坐下来读，这叫吟味；第三遍要一句一句想着读，这叫深究。三遍读过，放上几天，再去读读，常会有再悟的地方。”尤其是在阅读已呈大众化、通俗化甚至娱乐化的今天，我们更要深度阅读、深度思维，不能满足于“我在读，这就够了”。诚如有诗所说：“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因为读书的力量不仅在于“过眼”，更在于“入心”。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意蕴，从而透过文本，走进作者的心灵。
据说，欧美国家原来有个传统，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母亲或父亲拿起书读给大家听，现在恐怕已经很少见了。我们通过因特网和电视接触很多信息，这种信息获取跟持续专注的阅读行为有本质上的差异。浮光掠影的信息使我们停留于表面，而阅读经典则帮助我们进入更深的世界。
因此在当今时代，我们不反对快餐文化、流行艺术，但是我们反对用“读图时代”和“快餐文化”来排斥经典阅读，排斥深度阅读。古人云：“《文选》烂，秀才半。”即指熟读《昭明文选》，可以成就半个秀才。换个角度说，大凡经典，大概都不是读一遍就能懂的。阅读，不是赶时间，更不是为了应付各种考试。阅读是一种慢工细活，书中的有些道理需要终生感悟。而这，正是经典“不厌百回读”的真义。
读书之要在于独立思考
在读书的过程中，作为读者，我们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者，也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参与者。古人提倡读书要三到，即所谓心到、眼到、口到。口到是指朗读，眼到是指默读，我觉得这是基于古代文言文、古诗词的一种读法。当代人读书，无论是在图书馆、校园中乃至自己家中的书房，能读出声来的地点怕是不多的。我感觉心到最为重要。我理解的心到，就是阅读时必须思考。思考得越深入、越广泛，其收获必然越大。
一、没有思考的阅读，不是真正的阅读
我始终认为，阅读是与思考相随的。读书是花朵，思索才是果实。没有思索的阅读，是无效的阅读。古今中外贤者无不重视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韩愈说：“行成于思，毁于随。”爱因斯坦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学习方法成为科学家的。”这些都是前人的经验之谈，尤其是我们的老祖宗孔老夫子的名言，更加令人深思：只读书不思考，后果是糊涂；只思考不读书，后果是危险。孔子所言绝非无的放矢，“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是好些聪明人也容易犯的毛病。在读书生活中，我国古代曾有不少迂夫子，虽然读书破万卷，但并没有真学问，只会重复别人的东西。其原因之一，就是不善于独立思考。这样的人，读书很多，称得上博学，但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其实，思考是读书的重要环节，思考的过程也是求异的过程。不思考，书是书，你是你。只有在思考之后，书中的营养元素，才会被你吸收，进而转化为你的思想。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平时的读书中就很注意思考问题。他认为，只有善于认真思考，才能把前人的学问融会贯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他在日常写作时，坚持写“古人之所未及就”，也就是写前人没有涉及的。他一旦发现自己论著中有前人说过的论点，就毫不犹豫地删掉。梁启超曾赞扬他说：“凡炎武所著书，可决无一语蹈袭古人。”顾炎武能够成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并且在那个时代敢于批评封建君主制度，与他在平常的读书中刻苦并善于思考问题是分不开的。
所谓思考，指的不仅是把前人的知识装在自己的脑子里，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反思、加工和琢磨。对此，英国大学问家培根有个形象的比喻，说我们读书做学问不要像蚂蚁那样只顾整天忙忙碌碌地储存，而不去做加工的活，也不要像蜘蛛那样整天只顾吐丝，而不注意汲取营养，而应该像蜜蜂那样既注重采集原料，同时也对原料进行加工、制作，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产品。
读书亦然，要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使自己的思想系统化。法国作家莫泊桑说：“天才不过是不断地思考。”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说：“读书是易事，思索是难事，但两者缺一，便全无用处。”记得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过：“书本上的东西是别人的，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离不开思考；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要把它变为活的，为我所用，同样离不开思考。”的确，“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郭沫若语）。关键在于有思维，这是“人为万物之灵”之本质。有了思维，知识才会活了，人才能够发展、能够创新、能够超越自己。
我曾看过一段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故事：有天深夜卢瑟福走进实验室，发现有个学生俯身在工作台上，当卢瑟福了解到这个学生从早晨一直到深夜不间断地工作后，他沉吟片刻问道：“亲爱的，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在卢瑟福看来，动手实践之于科学固然重要，而静心思考更为重要。
为此，我再举一个例子。著名杂文家冯英子曾讲过一个故事：一满族贵族，被任命为镇守荆州的将军。他痛哭流涕，誓不肯去。问他什么缘故，他说连关公也守不住的地方，我怎么守得住呢？与其将来失守获罪，不如不去的好。原来，满族贵族最先见到的汉文化是范文程身边的那本《三国演义》，努尔哈赤和他的将军们行军布阵，很多得益于这本书上的经验。他们把罗贯中笔下的关公奉若圣明，而关公是失荆州、走麦城时死的，此人不敢去守荆州，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他只相信自己从书上读来的经验，看不到环境的变迁，看不到现实的变化。这则故事告诉我们，读书不能“死读书”，而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即要独立思考，善于批判。
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更应该把书读“活”，不能“死啃”书。特级教师王栋生说过这样的话：“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我要说：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读书。不跪着读书，就是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十分强调思考的重要性。他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他还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一个能思考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力量无边的人。”独立思考，要有一个宁静的心态。看书要静心，才能有所悟，看完了还得思考，勤学而多思，否则不能“化为我用”。
可当今社会，快节奏带来的浅接受，让人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急功近利的心态变成了传染的通病。人们步履行色匆匆，灵魂骚动不安，目光四处漂浮，从早到晚在选择，随时随地在变换：看电视不停地换频道，求职不停地换老板，谈恋爱不停地换对象，人生不停地换目标。在不停转换中，人们似乎已经无法专注、无暇思考了。难怪有很多人都在感叹：“现在有思想的人越来越少。”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人口很少，却有很多思想家，不少著述流传至今天。这些伟大思想的锤炼，正是若干次感悟与反省的结果。
二、尽信书，不如无书
读书不仅要多获得知识，而且应当深入思索，在设疑、解疑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再者，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有价值的，也不是所有的书都是有趣的。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判定一本书是否值得读。在这方面，古人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中国禅宗思想中，有“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孟子·尽心下》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等。至于宋人朱熹则讲得更加透彻：“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清人郑板桥说“书从疑处翻成悟”，强调读书有“疑”，方能有“悟”，由“疑”到“悟”就是进步，就是读书的理想境界。李贽则从反面指出：“学人不疑，是谓大病。”所谓“质疑”，就是切莫迷信书本，要能从中发现问题，要带着思考去读书。可见，提倡怀疑精神，提倡思考，这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钱学森之问”一直在拷问着每一个关注教育的人。作为教师，面对教材，我们是视为“圣经”，还是教学的素材？面对教材和教参给出的结论或答案，我们是否思考过、质疑过？现在人读书很多，接受的信息很多，但是不少人的价值观是混淆的。很多看似很合理的口号，其实是错误的，比如，“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等等。
明代吴应箕在《读书止观录》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徐文远在大儒沈重那儿学习，有一天，他对老师说：“先生所讲的，都是‘纸上的’。那真正深奥的境界，好像还有所未到哩。”徐文远虽然是学生，所讲的话却不无道理。作为教师，如果所讲的都是书上现成的，对教学内容没有自己独到的理解，那学生还要这个老师干什么？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为师者读书不能拘泥于书本知识。对于书上的知识，教师要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思和所悟去阐释。这样的教学，才能给学生以切实的帮助。
三、读出自己，读出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读书，是要借书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之路，并不是让书本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边读边思。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善于思考，敢于批评，就可以分出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记得李镇西老师曾对他的学生说过八个字，对我们很有启发，就是：“读出自己，读出问题。”所谓“读出自己”，就是从书或文章中读到引起自己共鸣的一段话、一个词、某个内容，与自己的生活相联系，就是我们常说的“共鸣”。所谓“读出问题”，就是一边读一边发现不懂的地方或者有疑问的地方，遇到问题就要推敲、研究乃至质疑。通俗地说，就是要提出问题。如果说“读出自己”是共鸣，那么“读出问题”便是思考。如果读一本书，既没有共鸣，也没有思考，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真正的阅读不仅仅是从书本中读出别人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要读出自己的思想。大凡读书的人，也许都有这样的体会：自己的思想或者与别人的思想不谋而合，或者与别人的思想针锋相对。不谋而合的共鸣，产生阅读的快感；针锋相对更是对判断力的考验，有可能是“否定之否定”，成为思辨认识上升的阶梯。
看来，读书治学成败的关键是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自由思想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带着问题读书，这样才会有所收获、有所创造。否则只是人云亦云，那样的读书是无效的。从书籍的本原看，“读”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也许不明白。“读”这个字，还念dòu——句读的“读”，即我们今天说的标点符号。古人没有标点符号，现在学的古文中的标点都是专家学者给大家标出来的，这本身就不一定正确。古人是自己句读的，自己找到标点，证明你就会读了。所以这个“读”一开始就与怀疑和思考连在一块了。今天的读变成了念出声的“读”，念出声是好的，但是应该自己知道断在何处，这证明你知道了意思。高考的句读考题，就是考察大家对意思的理解。
不仅读书如此，教育也应该有问题意识。记得柳斌在《读书与思考》一文中说过，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最大的弊病就在于不是学思学问，而是“学答”——学答问题。我们聘请了很多老师、很多专家去设计题库，去炮制答案，然后把它拿给学生，让学生死背硬记。要是把这些题目中的答案都掌握了，你考试就容易了，你就能拿高分，你就可以进重点学校，甚至可以进清华、北大了。这样，我们的教育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学答模式”。李政道有几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做学问就是学会提问题。学问，思考就在其中。学答，只是记忆在其中。
还需要指出的是，读书需要质疑，要有批判精神，但同时也要有宽容之心。俗话说：“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在每个专业领域，真正的知识进步很不容易，著书立说难免有知识和时代局限，读者不必过于苛求。只要读到作者某些有价值的思想片段，我们就应该对之敬重有加。尤其是读文学经典，我们在批判继承的同时，更应该有宽容和敬畏之心。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一是因为它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美学品质，比如它有很标准的文法，它代表一个民族某个时代生活的准确而深刻的表达方式；二是因为它有思想震撼力，并浓缩了一个时代人类的智慧。正因为如此，文学经典的意义与价值非同寻常，值得后人“重读”。学会敬畏经典，对读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不动笔墨不读书
古往今来，读书和写作是分不开的。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蔡元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常携带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做记号，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可见，名人的成就与他的勤奋读书是分不开的。
一、抄写是过去的人读书的基本方式之一
常言道，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在古代，名人抄书的例子并不少。例如，宋代苏东坡三抄《汉书》的故事：有一名士拜访苏东坡，通报姓名已久，苏东坡才姗姗出来。他对名士的久候惭愧地说：“刚才为了完成每天的功课，十分抱歉。”双方坐定，名士说：“你‘完成每天的功课’指什么？”苏东坡说：“是抄《汉书》。”名士说：“凭先生的天才，开卷一看，可以过目不忘，何必用手抄呢？”苏东坡说：“不是这样。我读《汉书》，一共手抄三遍。开初，我手抄后再熟诵每段。等到背熟了，我只抄这段的前面三个字作为题目，再背诵下去，以考查自己的记忆能力。在第二次手抄熟诵这段后，我只抄前面两个字为题。到如今，我只抄这段的前面一个字为题，就能背诵如流。”名士心存疑虑，请求说：“先生所抄写的，不知我有幸可以看看吗？”（言外之意要考考苏东坡）苏东坡欣然同意，叫仆人拿出他的厚厚的几本手抄《汉书》，名士挑了洋洋数百言的一个段落，让他背诵。苏东坡倒背如流，无一字差错。名士慨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
还有明代文学家张溥长年累月地抄书，手指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据《明史》记载，他“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遍，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七录斋”。鲁迅从十五岁起就开始抄书，起初抄录《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奇字，后来抄录《唐诗叩弹集》《唐代丛书》等书。鲁迅抄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30多岁。相声大师侯宝林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集《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10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抄读的好处是加深记忆，增强理解。抄读的过程，就是理解、消化知识的过程，对所读内容理解越透彻，体会越深刻，则记忆越牢。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上海市金山区有一位退休教师名叫金余奎，今年82岁，自幼酷爱书法。退休后，他花近十年时间用小楷手抄350余万字，“写”出了四大名著。在电脑早已普及的今天，要用毛笔抄写共350余万字的四大名著，对人的意志力是极大挑战。这些年来，金余奎每天花4小时用来抄写。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天抄写2000字雷打不动。如此浩大的抄写工作颇费笔墨，为了达到最好效果，需要专门从安徽购买宣纸。每隔一个月，还会写坏一到两支毛笔。粗粗一算，十年共写脱200多支笔。据《解放日报》报道，最近，老人打算将自己抄写的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西游记》给孙辈做习作用，另外两部分别赠送给以前的工作单位和区文化部门。
此外，我还在《新民晚报》上读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胡中行教授一篇题为《受益终身说抄书》的文章，回忆其抄书的经历和乐趣，不禁引起共鸣。我读书也有这个习惯，读书笔记也有好几本。平时日积月累，用时信手拈来，让我受益无穷。可是，现在“抄读”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调侃：一个好胃，被白酒废了；一个好官，被金钱废了；一手好字，被电脑废了。
二、写离不开读
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两句诗一下就道出了写作的秘诀乃在于读书。当然，我所说的“书不离笔”，不仅仅是抄书。所谓“书不离笔”，是指读书的时候不能空白着读，一定要适当做点儿批阅和圈点。也就是说，你看的那本书除非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你不能让它干干净净的。在书上写下自己的感想和联想，这个时候才能证明你是真正读过这本书的。用列宁喜欢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句话说：“图书是我的奴隶，应当按我的意志为我服务。”列宁读书时很喜欢在书页的空白处随手写下内容丰富的评论、注释和心得体会。一旦读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还在书的扉页上或封面上写下书目索引，特别注明书中的好见解、好素材及具有代表性的错误论断的所在页码；毛泽东更是提倡不动笔墨不看书，一本约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上就写了万余言的评语。可见，一本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是在我们读过、画过、批注之后才体现出来的。因为这样读过的书，已融入了读者的感悟和体验。
当然，我这里说的“动笔”，不仅仅是在读书时摘抄、批注、评点之类的“写”，也包括写读书笔记、写文章，乃至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等。大家知道，为了写《资本论》，马克思阅读了1500多种书，留下了100多本读书笔记；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专题时读了148本书，写下了60多万字的札记。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列宁的重要著作《哲学笔记》，就是他在读哲学书籍时写的批注和笔记汇编而成的。其实，我小时候就喜欢做读书笔记，用小卡片写好。读大学时，还学着把读书卡片分类，以便于学习和研究时参考。大学毕业后，我从事教育教学与文学研究工作，就更离不开书籍了。我的家里到处都是书，到处都有笔，书桌上堆得乱七八糟。我觉得这样方便，可以随时随地很自然地读书。西方人这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古代把读书看得太高雅，只有少部分人才读书。但是在国外，读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厨房、客厅里都有书。我们应该提倡读书是一件平常事，并不一定要很高雅。我认为，高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你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写什么样的东西。
关于读书与写作的关系，我的看法是：读书是吸收，写作是表达，但写作离不开读与思。读与思是写的前提，写是读与思的深化。例如，老一辈学者姚雪垠读书时喜欢做卡片。他在卡片上写下重点，并注明文章题目、出处，然后分门别类。其实，许多学者都有做读书卡片的习惯。据说文艺评论家解玺璋做卡片是跟姚雪垠学的，他有一个卡片柜。他“将老子、荀子、孟子、庄子经典的话和观点写下来，并记下出处，再归类于先秦时期”。不知不觉，他的小卡片已经攒了好几箱，而那几箱子的卡片记载了他成为评论家的足迹。著名学者顾颉刚一生治学，勤于做读书笔记，从1914年至1980年逝世，做笔记的习惯从未间断，60余年积累笔记近百册，共四五百万言。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成曾樾说，他“在大学期间，受到红学专家冯其庸老师的启发，开始做笔记，不仅要记书中的重点和令人感动之处，连人物的名字也勾画出来”。他发现《红楼梦》里的四字成语非常优美华丽，然后开始摘抄书中的词汇，边抄边背。即使是记忆力好得惊人的钱锺书，为写《管锥编》，笔记也做了几大麻袋。据杨绛所言，钱锺书的笔记本“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头套里出出进进。”其笔记不仅数量惊人，内容也广袤庞杂。
2011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锺书手稿·中文笔记》，读之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古人写的读书笔记则更多。如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杨慎的《丹铅总录》、明末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钱大昕的《十驾斋养心录》等，都是有名的读书笔记。另外，还有许多的诗话、词话，亦属于读书笔记之类。
当然，也有为创作而读书的。如郭沫若在一篇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的文章中写道：“为了养成文艺的写作能力，我曾读过古今中外的一些名人的作品。……譬如我要写剧本，我便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种；要写小说，我便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
如此看来，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他们的写作是和阅读分不开的。周国平先生说得好：“阅读是我的情人，写作是我的妻子。”读书若不跟写作结合起来，犹如空花过眼，不能真在你心田上生根发芽。其实，有时候写作也是一种反思。巴甫连柯有一句名言“作家是用手思索的”，认为只有不断地写，才能扪触到语言。老舍先生曾对人说，他有得写，没得写，每天至少要写500字。鲁迅先生也说过，写不下的时候，有时是需要“硬写”的。硬写就是在某种程度下，逼着自己去观察、去思考、去记录。这种“写”的力量，牢固地根植在当代作家王安忆的使命感里。她在2012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阅读论坛”上说：“只要有一个人在阅读，写作就是有意义的。哪怕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当有人问她的写作缘起时，她的回答很简单，“我写作就是因为喜欢阅读”。
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梁衡也说过，他的写作秘诀就是背书：“要趁记忆好的时候多背一点东西。我写文章时经常会冒出中学时期背的东西，许多就是课本上的。比如《鸿门宴》，张良和项羽谈判，讲‘张良出，邀项伯，项伯入见沛公，沛公卮酒为寿’。这个句子我至今记得老师讲的修辞是顶针格，一句顶着一句，这样文章显得连贯，一气呵成。后来我在写《清凉世界五台山》一文时不自觉地就用上了这个修辞格：‘无梁殿，殿无一木，全砖到顶；明月泉，泉如碗口，可鉴星月；写字崖，崖本无字，水流则现；千佛洞，洞内怪石，如人脏肺’。”
实际上，在读书和生活中，把思考过的东西及时记下来，这一点很重要。记得朱光潜先生曾说过：“关于读书方法，有两点须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快读，着眼在醒悟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慢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与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但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你仔细，刺激你思考。”南开大学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生前要求南开大学数学所的每位教师家里都挂一块黑板，以便记录即时的想法。因为他深知，有些发明创造就在一念之间，如果能及时将其捕捉并记录下来，再持续进行研究，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反之，如果不注意捕捉这些即时的想法，就可能错过许多创造发明的机会。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认为创造发明是科学家的事，写作是作家、教育家、文学家的事，而教师没有必要这样做，只要把书教好就足够了。其实，教师的工作也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写作，不仅是现代教育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要补充和动力。一位学者说过：“什么是教师专业化成长与发展？系统读书＋实践思考＋勤奋写作=教师专业化成长。”从科学的角度讲，写作是思维的强化训练。人的大脑有自动编程的功能，但如果长期不得启用，这种功能就会退化。一些心灵的启示和思想的火花往往稍纵即逝，须及时加以记载，而这些启示与火花通常是构成一篇论文、一本专著的起源。
从一定意义上讲，写作和读书一样，都需要闲适与平静的生活。著名作家贾平凹说：“我写小说的时候，喜欢专门跑到一个没电视、没报纸、没广播，也没朋友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专心写作。”看来，只有心静下来了，作家的思绪才能飞扬起来。被誉为苏派小说掌门人的著名作家范小青也曾说过：“写作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自然地收回来，就会安静，你会把自己很多的情怀、想法、欲望通过文字一一释放出来、传达出来。在这一收一放之间，每个人都会获得无法言说的收获，这种收获能让心灵获得滋养，并伴随我们一生。”马克思·范梅南说，写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写下来”，我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知道什么。张民选教授认为，用隐性知识显性化的方法将大大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显然，写作是“显性化”最有效也是重要的途径。经常写作，可以培养人的问题意识，提高发现问题的敏感性。
三、写比读更艰苦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说，文字对他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不只在于读，也在于写。作为读者，我们“如果能够经常用自己的语言记录读书的感想，那将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当今中国房地产的领袖人物潘石屹爱读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他说，读了书，有了冲动，也写。《我的价值观》一书，就是他的亲笔力作。
因此我认为，真正有效的阅读，应该做到既“得于心”，又“应于手”。周国平先生曾说：“任何有效的阅读不仅是吸收和接受，同时也是投入和创造。”（《不时髦的读书·人与书之间》）如果说“吸收和接受”是“得于心”，那么“投入和创造”就是“应于手”。从一定程度上讲，写作比起阅读来，肯定要艰苦些，尤其是才开始的时候。“万事开头难”，写作亦然。过去称写作叫“爬格子”，虽然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美意，其中也包含了写作“手工业”的传奇和辛苦。右手中指的那块老茧，就是握笔所致。
据说，著名作家贾平凹到现在还是手写稿。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写过一幅字：“书道唯寂寞，文章惊恐成。”在他看来，和书打交道，一定是件寂寞的事，而文章越写越惊恐，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他说年龄大了以后写的这几部长篇，从没有一稿就写成的，都写了三四稿。比如说《老生》，现在成书的只有22万字，但实际上他写了100多万字，写一遍，觉得不对，推倒重来，就这样写了几遍。改一遍，抄一遍。抄的时候，又感觉不对了，那就又重新来过，就这样写过4次。你想4次要多少字？这都是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还有《古炉》60万字，据他自己说，前后手写的稿子有一麻袋。
退一步说，到了网络时代，“爬格子”已经过时，人们大都使用电脑写作，“笔耕”的形容也渐渐淡出，但写作毕竟是辛苦的脑力劳动，需要不断地积累和思考，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当然，写作有写作的乐趣。有时候，写作似乎比阅读更有成就感。这一点，会写作的人一定体会得到。
需要明白的是，教师写作写什么？我想应该是写自己阅读的思考、体会和收获，还有教学随笔、教育叙事、教材分析、教学设计、教学案例，等等。等到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和写作基础，再写一些教学经验、教学论文，乃至课题研究。教师的写作还是要从自己教学实际出发，循序渐进，不要贪大求全，追求高深。记得肖川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教师们，拿起您手中的笔吧，有意识地去创作，把你的感动、你的困惑、你成功的探索、你的希望与梦想变成文字，写成文章。你会发现你的气质、情怀，你的内心世界，慢慢地、慢慢地，变得纯洁、澄明，变得细腻和丰富。我相信，真诚的文字，能够将平淡如水的岁月定格为永恒。”
至于怎样学会写作，也只能是“在写中学会写”。学术研究，说到底，也是一个熟练工。多写是个硬道理。据我的经验，阅读的同时不要忘了做些笔记摘抄。特别是教育方面的书和文章看得多了，就会自然而然地将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教法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来。运用了之后又获得新的体会和反思，手就发痒了，心得、论文就从笔下潺潺地流淌出来。这样教、学、思、写互动，其中的乐趣和收获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我想进一步说的是：阅读与写作之道在于厚积薄发。苏轼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阅读的根基有多厚，写作的高度就有多高。肖川教授曾说：“造就教师的书卷气的有效途径，除了读书，大概就是写作了。写作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但我在现实中发现，一线教师的写作热情和写作水平并不令人乐观。客观上，是学校没有适时的引领和激励政策，也没有创设足够的有利于教师写作的氛围和条件，主观上主要是教师的认识问题。一些教师总认为写文章是件苦差事，付出多收获少，或有畏难情绪，认为自己不是写作的“料”，或错误地认为写作对工作帮助不大，写不写无所谓，或认为工作忙，没时间，等等。
写作本来是最自由的行为，如果你自己不想写，世上没有人能够强迫你非写不可。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认为，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仍在教师本人，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是：作为教师，一定要养成读书和写作的习惯。其实，读的书多了，有了一定的文化积淀，自然就会有写作的欲望，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现在很多学生，包括一些教师，之所以写起文章来捉襟见肘，关键是读的书不够多，特别是读经典不多。当然，写作还有一个爱好和兴趣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师，所有的优秀作家，在谈到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时都有这样两点感受：第一，写作是他们内心的需要；第二，写作本身使他们感到莫大的愉快。一句话，写作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我敢肯定，写作这种事情，如果不是真正喜欢，花多少工夫也是练不出来的。真正的写作，是为自己写作，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只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才写得好。我的个人感悟是，教师开始写作不要企图一蹴而就写出长篇大论或课题报告，而应学会研究鲜活的教育案例，写一些教育随笔之类的短文，甚至可以从写教育日记开始。切入口要小，一事一议，以小见大，短小精悍。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内容实在，具体可感。一旦“豆腐块”的随笔写好了，“大块头”的教育科研文章也就容易写了。
四、读与写应高度融合
从更深处看，在读书与反思的同时进行写作，可以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从而实现自我人生层次的提升和生命的升华。谁都知道，读书是一种学习，学习的目的是增长知识，扩大眼界。读书的面可以广一些，但档次一定要高。某种程度上，读书的档次对写作有直接影响，大体上决定了写作的档次。当然，还要有自己的思想、人格和认识。只有思想与人格上去了，写作才可能有高度；只有认识深刻，才能写出有深度的文章。为什么鲁迅、老舍、巴金、冰心、茅盾、钱锺书等老一辈作家能够写出好文章、好作品？我想这和他们读书的档次和积累的“厚度”有很大关系。何况教师是天生的职业读书人，活到老学到老，方可为师。
说到这里，我愿再引史学大家钱穆在给自己的孙女回信时说的话：“《论语》之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四书章句集注》。《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仍盼能背诵。”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的人，读书功夫绝非一般，正是这种功夫，成就了他的《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等一批被誉为“占领学术制高点”的杰作。尤其是《论语》，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下”都可以治，教育就更不用说了。
在今天，并不奢望小学教师中有个叶圣陶、中学教师中有个朱自清，只希望我们这些为师者能在繁忙的事务中抛弃浮躁，安定自己的内心世界，排除外界的干扰和诱惑，不被外物所役，不被名利所困，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坚守精神家园，不断地读书学习和写作，做一个静心求学、潜心修炼的读书人。我不能想象，一个不读书的教师，他在新课程的课堂上还能教书吗？不读书，就意味着没有科研，就意味着非专业状态。因此，我认为，教师不仅要把读书与教书结合起来，还要把读书与写作结合起来。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教师善读善作，深知甘苦，左右逢源，则为学生引路，可以事半功倍。故教师不断提高其水平，实为要图。”
读书要学以致用
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读书，但只读书不思考，用处不大，而光思考不行动，则空洞无趣。宋儒程颐说得好：“读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清人张潮也说：“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记为难；能记不难，能用为难。”这些话，语言虽简，却道出了读书的根本。
当前，我国正处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是在关键时期，越要加强读书学习。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阅读滋养底气，思考带来灵气，实践造就名气。读书不是目的，写作也不是目的，掌握真理、指导实践是最终目的。那么在当下，作为“教书育人”的教师，我们应怎样提高读书的有效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呢？
一、读书要学理论，但更要切合实际
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提升理论素养。但是，书不是一切。读书是人生经验中重要的部分，却不是全部。因此，我认同《从文自传》中的一句话：“我读一本小书的同时读一本大书。”作家沈从文所说的“大书”，指的是自然和世界、社会和人生。换言之，既要读书本，又要读宇宙万物、社会人生。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有一句话说得好：“读书而不能运用，则所读之书等于废纸。”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读书不能联系生活实际，不能运用于实践，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而不能行，谓之病”，就是读死书、死读书。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书呆子”。孔子曾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行”（《论语·学而》），都表达了行胜于言的观点。《墨子·修身》则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意思是：读书人光有学问还是不够，只有亲身实践，才是做人的根本。《礼记·中庸》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立身立业之基，其中“笃行”，不可或缺。
宋代大诗人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诗中说得更为明白：“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人尚且知道“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更应该明白“学以致用”的道理。任何时代的学习，都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兴起于宋代、发展于明末、盛行于晚清的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874年写了一部有名的《劝学篇》，号召日本人民舍身卫国，使日本赶上先进国家。该书对文明的进步充满信心，并力言学问不只是读书和空谈理论，而必须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还有一个例子大家也很熟：有一次，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提卜遇见一位爱夸夸其谈，自以为读了许多书的人，忍不住便上前说了这样一番话：“能够摄取必要营养的人要比吃得很多的人更健康，同样地，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而是读了有用的书的人。”而那位夸夸其谈者听了后，便羞怯地悄悄离去。这个案例从另一个角度告诫我们：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读了有用。
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与实践脱节。当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书呆子，是越来越少见了。只是，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写，脱离生活实际的事，还是时有所闻。中国人知道很多道理，就是不按道理做。中国成绩很差的孩子到美国都能当班长，当数学课代表。我们整个基础教育是非常扎实的，学者也是。大家知道，清朝人读传统文化书籍比我们多，但鸦片战争还是照样打败了，国家照样衰亡。这里原因固然很多，但“知而不行”是其中之一，学的道理不去做。世界上的道理并不多，你抱定一个道理，然后去实践它，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难怪有人讽刺一些知识分子，称其不是知识分子，只是一个“知道分子”。他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到博士毕业，考试成绩都非常好，别人和他提到的事情，他全知道，但他并不能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这是中国近两百年来落后的主要原因。对此，我同意刘震云的看法。他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什么都不缺，我们不缺人，因为中国人最多；我们不缺钱，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奢侈品店是靠中国人来支撑的。我们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见识，是远见。”因为在我看来，读了书，并且有见识和远见，这才是真正的“学以致用”，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今天到了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而后行”显得更为重要。人们不仅学了以后要去做，还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来学，也就是说，读书学习要有针对性、实用性。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只有有效地运用到生活和实践中，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就失去了读书的意义，成了真正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成了蒲松龄笔下的“书痴”。
所以，教师要读书，更要实践，用《论语·子张》中的话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即“学以致用”。朱熹主张读书要切身体察，“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要撒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教师相对于学生而言，是知识的播种者、智慧的促生者、心灵的塑造者、道德的引领者。因此，教师不应该自甘平庸。要做一个好教师，就要结合本职工作认真去读一些书。教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提升自我，成就自我，完善自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成就学生、完善学生。所以，有兴趣的东西，我们要学；没有兴趣的东西，我们也要学。教师读书不能只凭个人的兴趣，还要看需要而定。有人对年轻人提了这样三条建议：第一是读书与思考；第二还是读书与思考；第三不能老是读书与思考。换句话说就是要行动起来。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可见，实践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在实践中去使用和检验书中所讲的道理，那就是“本本主义”，就是“读死书”了。
二、读书有消遣，但更多的是使用
从一定意义上讲，书是为人服务的。因此，我们不能读死书，要把书读“活”。人之读书，可以有多种目的，但大略说来包括两类：一类是消遣，读什么书没有固定的标准，凭自己的兴趣，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一类是使用，即抱有功利性目的读书。消遣犹如消费，使用转化为创造。德国学者伊·卡内蒂说，有一种人叫书迷鬼，“书迷鬼看到所有的书，无论什么书都可以，只要读得懂就行”。这是一种爱好兴趣、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愿聊天、不愿打牌、不愿旅行，就是愿意面对书籍，这是非功利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还有功利性的一面，比如古人的“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如今，读书也有许多用处。比如你准备做一个研究，或者搞一个课题，或者想弄明白什么、回答什么问题的时候，目标明确、有方向、有系统地阅读就显得非常重要。
教师是离书本最近的群体，教师读书不仅是涵养自己，还应该把读书与教书结合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读书不难，其用难”。记得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明白，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是一样的性质，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作为一名教师，最忌讳的是“就知识讲知识”，不会用书，不会创造。如果一个数学老师只会讲解公式，那学生怎么会感兴趣呢？教师应该通过自身的阅读，充分解读公式背后的故事，拓展公式修正的过程，这样更能打开学生的学习视野。语文老师的知识结构更要宽泛，在课堂上能旁征博引，触类旁通。其实，每个教师都应该培养阅读习惯，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益。语文特级教师张万祥在《优秀教师的30本案头书》的序言中说：“最优秀最幸福的教师，一辈子只做两件事——读书，教书。读书是利己的，教书是利人的，而教师的幸福正在于，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由此看来，教师要在讲台上直挺挺地站着，肚子里没有几本书撑着是不行的。教师的书架上没有书，就好像农民秋收后的粮仓里没有种子。当书架上只剩下“教科书和参考书”，当书架成为书香飘走的地方，教师就开始了远离阅读的苦旅。特级教师王栋生曾感慨地说：“教师的个人修养直接作用于学生，不读书的老师怎么教好新时代的学生？”
三、读书为己，但亦利人
教师要在读书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教师在读了一些书、思考了一些问题、积累了一些知识后，就要注意把这些思考和知识转化到实践中去，大胆尝试，努力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引领学生成长。比如，我国古代文学长廊中有许多优美的篇章，它们吸引着人们去阅读欣赏。那优美的词句、铿锵的音节、深厚的内涵，无不陶冶人们的情操，打动读者的心。将古典诗词引入写作或教学中，既可增加文采，又可彰显你的文化内涵。只教书不读书，教书可能成为“教死书”，或是无书可教了；只读书不教书，“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去实践，没有实践的检验。没有行动和研究，读再好的书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大家知道，战国时的赵括“纸上谈兵”，食古不化，以致兵败误国。同样，今天如果我们教师读书不结合实际，不求实效，轻则害己，重则危害学生和教育事业。
因此，教师读书一定要讲求实效，把读书与教书结合起来，在教书的过程中多读书，通过汲取书中的营养以用之于教书。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这个意思。对顾炎武的这句话，人们的一般理解是，一个人做事或做学问，一方面要读书，另一方面也要实践。其实，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是说读书与实践两者有互动互构的关系。实践越多，体验越多，那么读书才能读懂读透；反过来，读书越多越深，实践就越自觉，收益就越大”（童庆炳）。因此，对于读书来说，除了消遣娱乐，我们总应该有一个目标和追求。只有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把读书与工作、事业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学习的收获转化为教师发展的实际本领，并从中获得源源不竭的动力。读以为学，可以增加知识；学以致用，可以把工作干得更好。这样，读书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著名教育专家顾泠沅，曾在上海市青浦县（现为青浦区）任中学教师十余年，边读书边实践，笔记记了100本，主持青浦农村教改实验十五年，其研究成果被中国教育学会评价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著名特级教师赵谦翔，他的语文教学之路，发动于读书、升华于读书，他把课外读书与课内教学挂钩，开创了“青春读书课”，语文课堂活水绵绵，生机无限，学生获得了素质提升和决胜高考的“双赢”。可见，对教师来说，读书的最高境界是将需要与兴趣结合起来，头脑中始终装着“教育”两个字。
读书要善于选择
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认为，读书一定要有选择。他曾借用福尔摩斯之口说：“人的脑子本像一间空空的小阁楼，应该有选择地把一些家具装进去。只有傻瓜才会把他碰到的破烂杂碎一股脑儿装进去。”他还说：“漫无目标，无书不读的人，他们的知识是很难精湛的。”这些话对我们不无启发！
读书要有所选择，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重要。也许有人会说，博览群书是古人所提倡的，现在我们为什么非选择不可？我们知道，西潮东渐以前，中国有的学者曾有“读尽天下可读书”的抱负。但是，今天的博览群书，和古人的博览群书，还是有差别的。古时候书少，很多书是以诗词、文言文的形式写下来的，言简意赅。即便是古代散文，每一篇也不长，博览群书比较容易。而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大爆炸，书太多，各类图书让人眼花缭乱，各种读本纷涌，长篇巨制铺天盖地，我们大概只能选择自己最想读或必须读的书来读了。
大家知道，当代著名学者钱锺书一生读书无数。有一次，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去参观国会图书馆，图书馆里的人因其藏书量很大而骄傲，同去参观的人也无不为之惊叹，只有钱锺书一个人默不作声。图书馆里的人问他有什么观感，他忍不住笑着说：“我也充满了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这话看上去是风趣，客观上却是事实，一个人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19世纪英国作家罗斯金说过，一个人“生命是短暂的，空余时间很少，因此我们不应把一刻空余时间耗费在阅读价值不大的书籍上”。
所以，今天我们既要提倡多读书，同时又要有选择意识，要多读好书。其实，看一个人的气质和学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读过什么书。毛泽东同志是我党历史上爱读书、会读书的领导人，他早年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他所说的“奇书”，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书，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尤其是毛泽东到晚年时，仅《红楼梦》便阅读和收藏了二十种不同版本的线装书。当然，那些与他的实践活动关系不大的书籍，他也有选择地阅读。除《红楼梦》之外，我觉得，中国古人的著作，最令人仰慕的要算司马迁的《史记》了，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当然，《论语》也是一部十分耐看的书。千百年后，我们读之，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仍然如闻其声，如在目前。
说到这里，我自然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话：“开卷有益。”应该说，这句鼓励人们读书的话没有错。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读任何一本书都是“有益”的。尤其是自己以前没有看过的“新书”，一定要有所选择。美国哲学家阿尔考特曾说过：“好书使人开卷时会有所求，而闭卷时获有益处。”其实该读什么书、不该读什么书，或者在什么年龄段该读什么书，历史上、现实中都有许多建议，著名的比如“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所谓“少不读《水浒》”，因为少年血气方刚，易于冲动，看了《水浒》学里面的暴力英雄，会走上歧途；所谓“老不读《三国》”，或许是因为深谙世故的人读《三国》，洞悉其中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难免会愈加老谋深算、沟壑满胸，“老读《三国》是为贼”。
我一直认为，书是有等级的，是有好坏之分的。记得王充在《自纪》中评价文章好坏的标准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他所著《论衡》一书，便属于“为世用者，百篇无害”的好书，至今仍为人们所珍藏。有人说，书是人类的仓库，但仓库里藏的东西不一定完全是好的，也有霉的、烂的、不合用的。所以，一个人不能随便读书。别林斯基曾说，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
如此说来，读与不读，粗读与精读，都要有所推敲。何况今天印刷术那么发达，出的书不计其数，版本也很多。比如《论语》一书，就有无数的版本，让读者不知道读哪个好。尤其是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不同版本，差别很大，一定要选名社、名翻译家的版本。另外，还有内容、文字等方面，都要有所选择，学会取舍。比如读书破万卷的袁晞，近二十年一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一名高级记者。他的择书标准是“都看一流的”，从不迷信获奖作品。他说，“经典是人类文化积累的优秀成果，是从全世界千百年间浩如烟海的书籍中精选出来的”，而某些获奖的中国小说，仅仅只是从中国的千本书中选出来的，“某些评委还有不公正之嫌，比较而言，读者当然应该读前者”。除经典外，他还主张应该尽量多读一手的原著。
中国有一句老话：“尽信书不如无书。”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在面对书海时要学会选择，在面对同一本书时，也要善于对其内容进行选择。现在的一些图书，平庸陈旧的内容比较多，真知灼见比较少，书中的很多话别人其实都说过了，不过是改头换面炒冷饭，如果我们捧着这样的书籍，还一本正经从头读到尾，岂不是浪费时间？
问题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该如何选择书籍呢？择书是个技术活，你所选定的书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你的阅读水平和价值取向。不同品位的读书趣味，不同方向的利益取向，会影响人们的读书选择。2012年3月19日，《人民日报》曾刊文《领导干部应该读什么书》，披露贪官的读书菜单与他们的贪腐行为存在相当的关联度。比如，胡长清喜看《肉蒲团》《金瓶梅》，而辽宁沈阳原副市长马向东钟情于《赌术精选》《赌术实战108招》。文章称干部读书不仅是爱好问题，更是严肃的价值观问题。其实，读什么书，不光是干部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注意的问题。
人生太短，好书太多，对不值得去读的书，那就干脆不要读。那么，什么样的书是值得读的书呢？具体地说，你在书店里，或者在图书馆里，拿起一本书，应该怎么取舍呢？余光中先生在《开卷如芝麻开门》的文章中有一段论述颇为精妙：
朱光潜说他拿到一本新书，往往先翻一两页，如果发现文字不好，就不读下去了。我要买书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不能斥之形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也一定混乱。所以文字不好的书，不读也罢。有人立刻会说，文字清楚的书，也有些浅薄得不值一读。当然不错，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浅薄的内容也就一目了然，无可久遁。倒是偶尔有一些书，文字虽然不够清楚，内容却有分量，未可一概抹杀。某些哲学家之言便如此。不过这样的哲学家，我也只能称之为有分量的哲学家，无法称之为清晰动人的哲学家。……一个作家如果在文字表达上不为读者着想，那就有一点“目无读者”，也就不能怪读者可能“目无作家”了。朱光潜的试金法，颇有道理。
这里，我还想补充两句，如果一本书拿起来觉得看不懂，无非有两种原因：一是作者故弄玄虚或词不达意，这种书当然没有读的必要；二是作者写得很好，但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这种书也不应该读，而应该等你过一段时间水平提高了之后再读。所以，不论哪种原因，对于书籍，只要你读不懂，就不该勉强自己去读。还有一点就是不要人云亦云，别人都说好的东西，并不一定适合你。尤其对于学生的课外阅读来说，更应该如此。真正的智慧都是相通的，智慧也绝不会只集中在哪一本书里或哪一个人手中，少读一本书，少看一个人的著作，天塌不下来。所以，选择书籍有一个很简单易行的办法：你拿起来，随便看五分钟，先看目录，再选读其中的章节。如果它在五分钟之内吸引了你，那就可以买；如果五分钟之内不能吸引你，无论是读不懂、不喜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就不要买。这个方法难免错过一些好书，但现在市场上书实在太多，不得不快刀斩乱麻，节约出选书的时间来读书。
这样看来，“善选”是阅读的前提。从很大程度上说，一个人的读书品位，是从其择书水准开始的。这种水准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漫长的关注、反复的比较。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一个“择”字，说明了人的学习需要一定的判别能力。而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指出：“问题不在于学到的是什么样的知识，而在于所学的知识要有用处。”金克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将阅读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跪着读的书——神圣经典；站着读的书——权威讲话；坐着读的书——为某种目的而进行阅读；躺着读的书——文艺类书籍；走着读的书——能自身与之对照，与之谈话的书。如果说校长更多的是坐着读、走着读，那么教师则更多的就是跪着读、站着读和躺着读。
原则上说，没有哪本书是必须要读的。但事实上，有些书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往往具有基本价值，是民族的文化之根。正如《圣经》之于西方人，孔孟、诗骚、李杜、《红楼梦》之于华人，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人，泰戈尔之于印度人，等等，都难以绕过。毫无疑问，这些书对一个人的思想启蒙而言，你读和不读是不一样的。
回想自己的读书生活，我觉得真正“有益”的，往往是重读时的感受。因为在我看来，真正称得上“百读不厌”的书，大都是那些最有价值的古今中外经典名著。于丹说过，阅读经典，真正的目标就是在任何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人生”。然而，现在有些年轻人常说“我就是我”，“我只愿意做我自己”，但却不知这个“我”，这个“自己”从哪里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不断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在我们从一个自然人成长为一个文化人的过程中，经典阅读无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家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这话说得多好啊！的确，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只要你愿意亲近它，你就可以从其中得到好的教育和美的享受。
而具体到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实际与学习需求，我们当下应该读哪些书呢？在我看来，提升教育理论水平要阅读陶行知、叶圣陶、苏霍姆林斯基、霍华德·加德纳等中外教育名家的教育理论著作，魏书生、于漪、朱永新、李镇西、肖川等一批活跃在教育研究和实践前沿的老中青年实力派教育专家的著述；强化专业素养要读柳斌主编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分学科卷）以及雷玲主编的《听名师讲课》（分学科卷）、窦桂梅著的《梳理课堂》；拓宽知识和视野的要读一些报刊，如《读者》《新华文摘》等。特别是《新华文摘》，它是知识百科类的刊物，读一本刊物，就像树木扎根在丰沃的土壤里，汲取水分和各种养料。
如果要走向更有深度的阅读生活，站在宇宙的高度看人生，站在人生的高度看教育，我建议教师要多读点教育以外的书。比如，多读一点关于历史和哲学的书。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求学时期就曾说过：“读史，是智慧的事。”就是说：你要增加智慧吗？史书是不可不读的。读哲学不仅是为了获得哲学思想，更是为了获得哲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早就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到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要发展和锻炼这种理论思维，唯有学习以往的哲学。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的发展也是这样。著名国画大师傅抱石的小女儿傅益瑶的画特别有深意。友人问她秘诀，她的回答是：我读哲学，哲学使人深刻，使人通达。有一点需要说明，中国的一些著作既是文学书，又是历史和哲学书。我们读的书还要超越各个历史阶段，如唐诗宋词、莎士比亚、西方现代派作品，等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去选择。
读书时间是“挤”出来的
说到读书的客观条件，不用解释，我以为当今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其实读书是不需要什么条件的，不读书却有很多借口。小时候听过一首打油诗，其大意是：“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来身乏不堪受，冬雪飘飘等来年。”这一首“不学调”，视读书为畏途，以各种借口逃避读书。今天，对那些在学习上想偷懒，不肯下功夫读书的人来说，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生在世，似乎每一天都不难找到推托的理由，却不知这样的借口越多，人生一事无成的概率就越大，终生碌碌也就无可避免。事实上，无论升学考试，还是结婚生子、评级提干……若要走得顺利、做得好，离开读书是不大可能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读书就无法生活，不读书固然也可以活下去，但读了书则可以生活得更好。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可以认同。
有道是：“读书永远不能等。”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要趁早，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儿童时代是记忆的黄金时段，记忆得快，忘得慢，这时多背一些经典，非但不会感到困难，还会有乐在其中的感觉。《学记》有云：“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等到了成人的时候，即使费上大于儿童几倍的时间，也不可能达到儿童背诵的效果。著名作家、学者王蒙曾说过：“读书要趁早。越是年轻时，读书印象越深。”经验证明，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倘若没有养成读好书的习惯，以后再要培养就比较难了；倘若养成了，则必定终身受用。二是要挤出时间去读。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晚上读书，早起写作，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我的生物钟。我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利用别人休闲娱乐的时间完成的，所以我坚信，阅读、写作的时间挤挤总是有的。”
朱自清在散文《匆匆》里写道：“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有道是，时间是一个无头无尾的序列，昨天已经逝去，明天还没有到来，可以抓得住的就是今天。所以我常想，补昨天之非，创明天之是，必须通过今天的努力。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有没有空儿阅读，不在时间，在人。有句话说：“改变不了环境，可以改变自己。”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生活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的时代，已经很难找到西窗高卧的闲暇。如果等有时间才阅读，可能永远都不会有时间。
古今中外，凡是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人，无不把时间视如生命般可贵。爱因斯坦在给他的妹妹的一封信中说：“除了读书之乐外，我从不允许自己把一分一秒浪费在娱乐消遣上。”一次有一位老朋友来看望他，当面问爱因斯坦：“现在你想要些什么东西？”爱因斯坦回答说：“我只希望还有若干小时的时间，让我能够把这些稿子整理好。”斯大林也比一般人更懂得时间之可贵，他说：“我是很忙，但无论如何我每天要读500页书……这是我的定额。”鲁迅先生则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写作上了。散文家、诗人赵丽宏说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走路读、吃饭读，连上厕所也读，“总觉得如果不抓紧时间，就没有时间读书了”。确实，时光匆匆，今天还来不及回味就已忙不迭地变成了昨天。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曾总结读书最佳处所为“枕上、厕上、马上”，被称为“三上读书法”，堪称利用零碎时间的典范。
如此看来，读不读书的关键并非是“有没有时间”啊！只要愿意读，便时时都是读书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得好：“阅读是不是你内心的一种需要，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只要是内心需要，就会有主动去读的动力，再忙也能挤出时间来。”一个懂得生命价值的人，绝不会把一小时的光阴白白浪费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的“小时间”，它看起来很不起眼，只有十分钟、五分钟，但日久天长，积累起来将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林语堂说：“什么叫作真正读书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读，这叫真正的读书，这才不失读书之本意。”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地铁上，除了手机阅读和看电子书外，还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各样的报刊书籍阅读，你能说这不是在读书吗？这是真正的读书，并且是自由幸福的。所以，读书要见缝插针，想读就读；永远不要坐进书房才阅读，任何地方都可以阅读；永远不要有用才读，急功近利、立竿见影是妄想。
其实，真正想读书，什么时候都不嫌晚。如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少年时豪放任侠，好与乡间博徒交游往来，游猎赌博，是个标准的“富二代”。18岁后，方始读书。“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一旦立志从学，便“谢绝门客”，发奋苦读，遍览经史百家。三年之后携带个人作品入京，砸琴换名，一时洛阳纸贵，他成为唐诗复古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北宋作家苏洵亦27岁才发奋读书，最后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尤其是他的言传身教，对苏轼、苏辙兄弟的人生与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身居海外的当代华文女作家方丽娜，第一次捧读《红楼梦》时，已经三十有五。画家、作家陈丹青说他直到40岁，才在纽约读了《三国志》《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经典名著。因此，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说：“多读书，读好书，用经典作品充实生活；活到老，学到老，读书永远不嫌太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也不无道理。
读书和写作必须“站在巨人的肩上”
一个成功的人需要吸收历史上累积下来的成果，并且与当下的实际联系起来。人生很短，无论一个人多聪明，多有天分，也不可能漠视几千年来人类创造的成果。这是人们了解自然、了解人生、了解人际关系累积下来的经验与智慧，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成就的，所以一个人通过读书来获得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人在生活中直接向别人学习的经验是极其有限的，但是通过读书间接向别人学习则是无限的。
通常说，世界名著之所以成为世界名著，除了语言之美，更重要的是能给读者提供一种人生思考和思维的方式。正因为如此，读书治学必须借助前人，按牛顿的说法，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有人曾批评这句名言，说含有骄傲自得的成分。其实，这正好说明牛顿的博大与谦逊，它旨在告白：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借鉴前人做了一点创新而已。事实上，我国的许多经典著作，若不是经过后人的诠释和发明，不仅不能流传至今，即使流传至今，也不可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经典之所以不是“死的东西”，是因为它经历了后来学者不断的诠释，并加入他们自己的见解和发明。今天，如果我们不读《十三经注疏》、不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仅凭个人的知识基础去解读儒学经典是有一定困难的。可见，学术研究需要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以之为基础“回到原典”。这种善于借鉴、有所创新的经典阅读，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阅读。
从文学创作看，在借鉴基础上创新的例子亦并不少见。如晏几道《临江仙》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两句，套用了五代翁宏《春残》诗中的句子。原诗云：“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那堪向愁夕，萧飒暮蝉辉。”这两句在翁宏诗里并不出奇，可是晏几道将它用入词里却恰到好处，成了传诵千古的名句。这是因为它在翁诗里，意境并不怎么完整，加上下接“寓目魂将断”，又有些点破。而到了晏词中却能和谐融贯，情景交融，与全词浑然一体，不明说春恨，而以境界会意，比之翁诗，显然要出色得多。所以谭献《复堂词话》称之为“名句，千古不能有二”。又如苏轼《水调歌头》开头两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可能是从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把酒问天》）的诗句中受到过启发的，所以郑文焯说这首词“发端从太白仙脱化”（《手批东坡乐府》，苏东坡因此得了个“坡仙”的雅号）。所谓“脱化”，就含有创新的意味。前人的诗句，经过苏轼稍加变化，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入异常开阔的境界，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之所以不断进步，正是由于科学文化知识不断传承和创新的结果，这既需要前辈甘于做“人梯”，更需要后辈勇于不断攀登高峰。这正如田径运动中的接力棒，每人都只能跑完自己那一棒的路程。当然，在学习借鉴前人的同时，对所读之书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内化”的过程，一本书也罢，一个思想也罢，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才能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和财富，“内化”为自身的素质。就书籍本身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打开一本书，里面尽是作者一个人的倾吐，丝毫不见对同一话题别人意见的讨论或借鉴，那么，这本书通常是不值得读的。以大家熟悉的马克思为例，他的《资本论》的文献引用就是一个非常系统的经济思想史学习指南。所以吕叔湘先生说：“阅读的本领学会了，自己写文章就不难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学会写作大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没有大量的阅读、学习、模仿和借鉴，是写不出来优秀作品的。因而，请记住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这才是人生的一条正确之路。
读书贵在持之以恒
历史上，对读书，我们有读《易》“韦编三绝”的先贤孔子，有“头悬梁”的孙敬和“锥刺股”的苏秦，有“凿壁借光”的匡衡，有“映雪读书”的孙康……他们以自己的刻苦和坚毅传承着中国文化，也为世代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
当今的时代，也许我们从书中读不出“黄金屋”，读不出“颜如玉”，但阅读毕竟是一个人终身的事情。况且，我们已进入一个开放的、多元文化激荡的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每个人都要把读书学习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读书治学是需要毅力的。
一、没有极大的毅力支撑，是很难将阅读坚持到底的
读书治学是一项艰辛复杂的脑力劳动，坚持读书学习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读书之法，贵在持之以恒。不能心血来潮，高兴时拼命读，兴头过后就将书丢弃一旁。真要读书，须善耐寂寞，甘守孤独，坐得住冷板凳。古人云：“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睡；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白纸黑字的阅读是个“苦中有乐，乐中有苦”的过程，没有极大的毅力支撑，是很难将阅读坚持到底的，正所谓“一天爱读书容易，一辈子爱读书不易”。
读书治学要有毅力。毅力是有力量的，凭勤奋和毅力可以水滴而石穿。在阅读的时候，我们要耐住寂寞，不怕孤独，专心致志。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咬定青山不放松，养成一种“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读书习惯，就一定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中国（重庆）有句俗话，叫作“心急吃不得热汤圆”；说得稍微文雅一点，就是“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再文雅一点，就是“欲速则不达”；再文雅一点，就是荀子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劝学篇》）。无论表达方式是俗是雅，其意思都是一样的：任何成功或进步都是一点一滴不断努力的结果。例如，被誉为“百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的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先生，说他以前在一所小学里做代课教师，“文革”开始的时候，学校的图书馆被砸烂，被洗劫一空，唯有一部残破的《史记》被人扔在那里。在那“无书可读”的年代里，王先生捡到这部残破的《史记》，如获至宝，一读就是四十年，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史记》研究专家。
二、读书治学和做人一样，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战国时期，张仪在各诸侯国从事游说活动，说服各国采纳他的主张，游说数年没有成功，还受到很大侮辱。回到魏国故乡，他的妻子劝说他不要再搞游说术了。张仪对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否？”他的妻子笑着说：“还在。”张仪说：“有舌头在就足够了。”后来张仪自荐成功，担任秦相，说服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汉中地，辅秦惠文君称王。惠文君即位后，他回魏国为相。试想，如果他“不锲而舍”，那恐怕就不能成就后来的事业了。
知名作家方益松曾写过《蜗牛的壮举》，大意是讲一群蜗牛靠着自己的力量，坚持不懈地爬上了世界著名建筑胡夫金字塔的顶峰。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我们暂且不论，但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像蜗牛如此速度的，也能达到它们理想的顶峰，这世界上的事，靠的就是一个毅力，坚持不懈，你就能成功。
让我们再看一个美国人的人生轨迹：21岁——生意失败；22岁——角逐议员落选；23岁——再度生意失败；26岁——爱侣去世；34岁——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36岁——角逐联邦参议员再度落选；47岁——提名副总统落选；49岁——角逐联邦参议员落选。这个“大失败者”，就是亚伯拉罕·林肯。无数次的失败，没有让他泄气，反而激发了他强大的信心与敬业热忱，他始终坚持不懈，终于在52岁时登上了总统宝座，成了名垂千古的伟人。
人生如此，读书和做学问也是一样，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清朝咸丰年间有个武官叫张曜，因苦战有功，被提拔为河南布政使。他是个文盲，常受朝臣歧视，御使刘毓楠说他“目不识丁”，因此改任他为总兵。他受此耻辱，从此立志要好好读书，使自己能文能武。张曜想到自己的妻子很有文化，回到家要求妻子教他念书。妻子说：要教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行拜师之礼，恭恭敬敬地学。张曜满口应承，马上穿起朝服，让妻子坐在孔子牌位前，对她行三拜九叩之礼。从此以后，凡空余时间，都由妻子教他读经史。每当妻子一摆老师的架子，他就躬身肃立听训，不敢稍有不敬。与此同时，他还请人刻了一方“目不识丁”的印章，经常佩在身上自警。几年之后，张曜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他在山东做巡抚时，又有人参他“目不识丁”。他就上书请皇上面试。面试成绩使皇上和许多大臣都大为惊奇。张曜在山东任上，筑河堤，修道路，开厂局，精制造，做了不少利国利民之事。因为他勤奋好学，死后皇帝谥他为“勤果”。在这方面，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更是一个典范。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意思是说，他们对读书对做学问颇有定力。这种咬定目标、坚持不懈的定力，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们生活中，读书学习应该是每个人一辈子的事情，是终身的“功课”。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主要指的阅读。就个人气质、品位、修养而言，主要取决于人文阅读。一个人，如果没有专业之外的人文阅读，很难说他具有多高的文化修养与品位。
三、读书和写作一样，都是慢功夫
而今是信息时代，是云计算时代，一切都变得“神速快捷”。不过，读书和写作一样都是慢功夫，切忌浮躁。比之于吞咽文化快餐，阅读经典和写作无疑是艰难的、缓慢的，但却是人生修炼与素养提升的必由之路。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经戏说“作家”就是“坐家”，真是调侃到家了。
举例来说，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充为了写《论衡》，仅收集的资料就堆了一屋子。他运用从书中获得的知识，不辞辛苦闭门潜思，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和辛勤的汗水，终于完成了一部30卷85篇的巨著《论衡》。还有大家都熟知的武侠大师金庸。当年，他在香港办报，身为报社老板，每天亲自写千字的小说（连载）和千字的评论，而且一写就是二十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毅力。据说，当年傅斯年在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时，定下“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即：所有刚进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许发表。傅斯年这样做，可谓用心良苦。因为做学问不能着急，要持之以恒，厚积薄发。著名表演艺术家卢燕曾说：“所有传奇的背后是勤奋，是执着，是笨鸟先飞，是努力耕耘。”因此，我赞成一位论者的话：“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方向，比方向更重要的是态度，比态度更重要的是毅力。”
应该说，毅力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力量。从许多优秀教师的成功之路来看，他们的成长和成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繁重的工作同时，能耐得住寂寞，并且锲而不舍地坚持读书学习。如“十几年来，做过大量的调查，阅读了上千万字的著作，分析过数万个学习个案，统计处理了无数的数据”的特级教师、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龚春燕，“在最初的几年，阅读了50多部理论书籍和2000多本教育期刊，撰写了100多万字的笔记”的特级教师、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徐斌，“几年来阅读量达300万字，记下了2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的特级教师、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等等。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有志者事竟成矣！没有毅力，读书治学之成功则无从谈起。毛泽东在谈读书时曾强调，“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如果说“坚持数年”是量的积累，那么“必有好处”则是质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