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后，我再也划不动了。我的双手起了水泡，后背灼热，全身酸痛。叹着气，我从船上滑进了水里，激起些许水花。[1]我缓慢地划着水，长发漂在水面上，就像海中的花朵，像海葵，或像是你在巴西水域可以看到的那类水母。我朝着陌生的岛屿游了过去，一开始的感觉仿佛像先前划船一样，逆流前行，然后突然间阻力全消失了，海浪将我带入海湾，送上了沙滩。
我躺卧在炙热的沙滩上，太阳橘色的烈焰照在我头上，（我逃出来时身上仅剩的）衬裙被太阳烤干了，贴在身上。我像所有被拯救的人一样，尽管精疲力竭，但是心存感激。
一片黑影向我移来，那不是天上的云朵，而是一个人，他身体四周发出耀眼的光芒。“海上被弃者。”我口干舌燥地说，“船出了意外，丢下我一个人。”说话的同时，我举起自己酸痛的双手。
那男子蹲到我身边。他的皮肤黝黑：一个满头鬈发的黑人，上身赤裸，仅穿着一条粗糙的衬裤。我坐起身，仔细观察着他：面孔是扁平的，小小的眼睛很呆滞，鼻子宽宽的，嘴唇厚厚的，皮肤不是黑色的，而是深灰色，干巴巴的，仿佛是抹上了一层灰。我试着用葡萄牙语说：“水。”并做喝水状。但是他毫无反应，他看着我的样子就像是在看一头被海浪打到岸上的海豹或是海豚，随时会断气，然后就可以被切割成块作为食物。他随身带着一支矛。我心想，来错了地方：我来到了一座食人岛。于是我将头垂了下去。
他伸出手，用手背碰了碰我的手臂。我猜他大概是在感觉我的肉质如何。但是很快，我急促的呼吸缓和下来，人也冷静了一些。他身上闻起来有种大热天里的鱼腥味与羊毛味。
觉得我们不能总这么耗着，我便坐直身子，再次做喝水状。我划船划了一整个上午，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滴水未进，所以眼前只要有水喝，我才不在乎他是否会杀了我。
黑人站了起来，示意我跟着他走。他领着我穿过沙丘，沿着一条小路，向岛屿的丘陵状内陆区域进发。我全身僵硬酸痛，还没有开始攀爬，便感到一阵剧痛，我从脚后跟拔出了一根长长的带黑尖的刺。我搓揉几下，但脚后跟还是很快地肿了起来。由于疼痛难耐，我只能跛脚前行。黑人后背冲向我，示意要背我。我犹豫着是否要接受他的帮助，因为他十分瘦弱，而且身材比我还矮。但我别无他法，于是我单腿跳上他的后背，手拽着衬裙，下巴摩擦着他很有弹性的头发，往山坡行进。由于他用的是一种手朝后的奇特的拥抱，我对他的恐惧感也减轻不少。我注意到，他根本不在意脚下的东西，那些扎我的荆棘丛在他的脚掌下全部被蹍得粉碎。
对于常读游记的读者而言，“沙漠岛屿”这个字眼或许会让他们想象出一个充满细沙与树荫的地方，那里有小河流过，河水足以让海上漂流者解渴，还有随手可摘的成熟的果实可以食用。他在岛上什么都不用做，任凭日子在睡梦中度过，直到有船来带他回家。但是我漂流到的这个岛屿可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一座石头山丘，山顶平坦，仿佛突然从海底升起，只有一个角落里长满了从不开花、从不落叶的黄褐色灌木林。小岛外围一层层褐色的海藻，因为海浪的关系生长在岸边，它们发出阵阵恶臭，里面灰白色的跳蚤丛生。这里还有蚂蚁到处乱爬，类似于我们在巴伊亚[2]所看到的一样。沙丘上还有另外一种害虫——一种小型昆虫，它会藏在你的脚趾缝间咬你的肉，即使是星期五那样粗糙的皮肤也招架不住：他的脚趾缝间都流血了，但是他却毫不在乎。我没有看到蛇，只有蜥蜴在大热天里晒着太阳。有些蜥蜴很小，动作十分敏捷；有些很大，动作则显得迟缓许多。受到惊吓时，它们腮部的蓝色突出物会往两边鼓起，它们还会发出咝咝的叫声，怒目而视。我曾抓了一只试图要驯服它，我喂它苍蝇，但它不愿吃死的虫子，我只好将它放了。这里还有猿猴（我稍后将会加以详述）和鸟类。这里到处都是鸟，不仅有成群的麻雀（我是这么称呼它们的）整天在灌木丛间轻快地飞来飞去，吱喳地叫着，海边陡峭的岩壁上还有大群的海鸥、海鸟、塘鹅和鸬鹚，它们的粪便使得岩石都变成了白色。海中则有海豚、海豹和各式各样的鱼类。如果说有这么多的野兽与我做伴便足够了，那么我在岛上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但是已经习惯于人类语言的人又怎能仅仅满足于乌鸦的呱呱声、小鸟的啁啾声、海豹的吼声和风的呼啸声呢？
最后，我们爬到尽头，我的脚夫停下来歇一口气。我发现自己来到一片平坦的高地，距离某个营地不远。四周是波光粼粼的海面，在东面，那艘带我来的船正扬帆远去。
我一心想喝水，只要有水喝，我才不在乎等待我的命运是什么。一个男人站在营地的门口，他肤色黝黑，胡子浓密。“水。”我说，还做了动作。他示意黑人去拿，我这才发现他是欧洲人。“会说英文吗？”我问道，这是我在巴西学会的话。他点点头。黑人拿了一碗水给我。我喝完了，他又拿了更多的水来。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水了。
陌生人的眼睛是绿色的，头发被烤成稻草般的颜色。我判断他的年纪在六十左右。让我仔细描述一番他的外表：他穿着一件坎肩，一条及膝的裤子，头上戴着圆锥顶的高帽，穿得就像是我们在泰晤士河上见到的船夫。他所有的穿着都是由动物毛皮缝制而成，毛皮的部分朝外。他脚上穿着一双凉鞋，腰间系着一根短棍和一把刀子。我看到他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个反叛者，又一个被心善的船长放逐到岸上的反叛者，而他旁边的是岛上的黑人之一，已经被他驯服为自己的奴仆。我说：“我叫苏珊·巴顿，我被远处那艘船上的船员赶了出来。他们杀了自己的船长，然后将我丢下船。”我在船上受尽欺凌，又被丢到小船上，脚边是死去的船长，他的眼窝中还插着船钉。绝望中的我在海上孤独地漂流了几个小时，但是整个过程我一直没有掉任何眼泪，而现在，我却忍不住大哭起来。我坐在地上，双手抚摸着疼痛的双脚，像个孩子似的扭着身子大哭着，而那个陌生人（当然是我跟你提到的克鲁索[3]）瞪着我瞧，好像我是被浪头高高抛起的鱼，而不是一个不幸的同类。
我已经描述过克鲁索的穿着，现在讲讲他的住处。
山丘顶中央的平坦处有一堆房子一般高的石头。在两块石头中间，克鲁索用杆子和芦苇搭盖了一个茅草屋，芦苇巧妙地编织在杆子之间，叶子延展开来构成屋顶和墙壁。这个营地还有一个围栏，围栏上有皮革做折叶的门，将营地围成三角形，克鲁索称这里为他的城堡。围栏将猿猴挡在外面，里面种了一片野生苦莴苣。你会发现，岛上能吃的就是这莴苣再加上鱼和鸟蛋。
在茅草屋内，克鲁索有一张狭窄的床，这就是他仅有的家具。地面是光秃秃的土地。屋檐下的草席就是星期五的床。
最后，我擦干眼泪，向克鲁索要一根针或其他类似的工具，想要将我脚上的刺挑出来。他拿出一根用鱼骨头做成的针，宽的那一端还钻了个孔。这孔是怎么钻出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他则不作声地看着我把刺挑出来。
我说：“让我来告诉您我的故事。我知道您一定很好奇我是谁以及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叫苏珊·巴顿，是个单身女子。我父亲是法国人，为了躲避在佛兰德遭受的迫害跑到了英国。他的本名是波顿，但是被别人说走了样就成了巴顿。我母亲是英国人。
“两年前，我唯一的女儿被拐，让一个专门做人口贩卖的英国代理商弄到了新世界[4]，我为了寻找女儿来到了巴伊亚，尽管处处碰壁，但是我仍不畏粗暴与威胁，坚持寻找我的女儿。葡萄牙皇家政府官员声称这是英国人自己的事，不为我提供任何协助。我住在出租屋内，接点缝纫的活计，继续寻找着女儿的下落。我一直等待着消息，却始终一无所获。最后我穷困潦倒，在绝望之际，搭上一艘开往里斯本的商船。
“船驶离港口十天以后，好像我的倒霉事经历得还不够多似的，船上发生了叛乱。水手冲进船长的舱室，不顾他苦苦哀求，无情地杀了他。他们还把那些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人统统用锁链关了起来。他们将我同船长的尸体丢进一艘小船，任凭我们在大海中漂流。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将我放逐。但是我知道我们人类对于那些遭受我们虐待的人，习惯保持一种仇视的态度，而且希望永远不要再见面。在巴西有一句谚语——人心仿佛是一片黑暗的森林，永远难以捉摸。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哗变者计划中的一步——我是在看到这小岛后，才被放逐到大海中的。‘划呀！’船员在甲板上大叫，示意我拿起桨来划船。而我则吓得瑟瑟发抖，只能在浪头中漂来漂去，他们在上面嬉笑，直到起风，船才开始漂动。
“船渐行渐远（我相信这些反叛者是要到伊斯帕尼奥拉岛[5]去当海盗）。整个上午，我划着船，船长的尸体就在我的脚边。我的掌心很快起了水泡——瞧！——但是我不敢停下来休息，害怕洋流会将我带离你的小岛。划船的痛楚比不上因担心要在夜里漂流于一望无际的大海而产生的恐惧，我听说深海里有很多怪物会出来吃掉海面上的猎物。
“最后，我再也划不动了。我的双手刺痛难忍，后背灼热，全身酸痛。叹着气，我从船上滑进了水里，激起些许水花。我开始朝你的小岛游。海浪将我带到岸上。剩下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我见到了鲁滨孙·克鲁索，说了这番话。在那段日子里，他还在统治着这个小岛，我成为他的第二个臣民，他的第一个臣民是星期五。
我很高兴能向你重述我从奇人克鲁索口中听到的关于他本人的历史。但是他给我讲的关于他的故事有好几个版本，各个版本之间如此不一致，以至于我越来越觉得年纪和独居已经抽走了他一部分的记忆力：他已经不再知道什么是真相、什么是想象。有一天，他说他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但是他不愿意留在父亲的账房里，于是他去冒险；但是第二天他又说他是没有家的穷孩子，很早就在船上打杂，后来被摩尔人抓走（他说他手臂上的疤就是烙铁所留下的印记），然后逃到了新世界；有时候，他又说他在岛上住了十五年，海难之后，只有他和星期五两人幸存下来。“发生海难的时候，星期五还是个孩子吧？”我问道。“一个小孩，只是个小孩，一个奴隶娃。”克鲁索回答道。而在其他时候，比如他发高烧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该认为发烧其实和喝醉没有两样，都会让真相不经意间自己显现？），他会开始讲述食人族的故事，讲星期五也是食人生番，又如何被他救了，没有被其他食人族烤来吃。我会问：“难道那些食人族不会再回来将星期五弄回去吗？”他会点点头。我则继续追问道：“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在留意海面吗？以防食人族归来？”他再次点点头。如此下来，到了最后，我也分不清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什么又是随口说说的。
回到我的故事上来吧！
实在是累坏了，我要求躺下来，而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等我醒来，太阳都要下山了，星期五正准备我们的晚餐。虽然吃的不过是炭烤的鱼配上莴苣，我仍然吃得津津有味。能填饱肚子，双脚再次踩在土地上，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我向这位了不起的救命恩人致谢。如果他再询问，我也会告诉他更多关于我的事，关于我被卖掉的女儿，还有反叛的事情。但是他什么也没问，只是定定地看着日落，点着头，仿佛是在仔细聆听他体内的一个声音对他说话。
过了一会，我说：“先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你没有替自己造一艘船逃离这个小岛？”
“我能逃到哪里去？”他回答，笑了笑，仿佛没有什么可能的答案。
“你可以航行到巴西的海岸边，或者在途中遇到另一艘船而获救。”
他说道：“巴西距离这里有几百英里远，到处都是食人族。至于大帆船，我们留在这里也有机会看到，而且还能看得更清楚。”
我说：“请您容我发表不同意见。我在巴西待了两年，从没在那里见过食人族。”
他说道：“你待的地方是巴伊亚，巴伊亚只不过是巴西森林边缘的小岛。”
因为这样，我很早就看出来要克鲁索自救简直是白费口舌。他在自己的岛国待了这么多年，而没人违抗他的命令，使得他的眼界更狭窄——纵使围绕着我们的海平面是如此壮美！——他自欺欺人地认为他对世界的理解已经足够了。另外，后来我发现，离开这里的欲望已经在他内心枯萎。他一心想做这个小岛的国王并在此终老一生。事实上，他并不是因为害怕海盗或是食人族才不敢生起篝火，不敢站在山丘上挥着帽子手舞足蹈，真正的原因是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被解救的意愿，另外还因为他的习惯和老年人的固执。
该是休息的时候了。克鲁索提出要让出他的床，但是我不愿意接受。我宁愿让星期五在地上帮我铺个草垫子当床。我躺在上面，距离克鲁索有一个手臂远（因为棚屋的空间很小）。昨晚我还是归家途中的旅人，今晚我却成了海上遇险者。我几个小时躺在那里毫无睡意，一是无法相信我的命运竟有如此的改变，二是起了水泡的双手疼痛难忍。不久我睡着了。我在夜里醒过一次：风已经停了，我可以听见蟋蟀的歌唱与远方海浪的怒吼。我轻声对自己说：“我很安全。我在一个小岛上，一切都会没事的。”然后我用双臂紧紧环绕在自己胸前，再次进入梦乡。
屋顶上咚咚的雨声使我醒过来。已是清晨了，星期五蜷缩在炉子前，替炉子加柴火并扇风助焰（我还没有向你们描述克鲁索的炉子，那是用石头砌成的）。起初，我觉得让他看见自己待在床上有点难为情，但是我提醒自己，巴伊亚的女人在仆人面前总是很自在，我也就稍稍释怀了。克鲁索进来之后，我们一起吃丰盛的鸟蛋早餐。此时，雨水从屋顶缝隙四处滴落，滴在炙热的石头上，发出咝咝声。雨停后，太阳露出脸来，雨水在地面上形成一道道小溪流。风又开始无休止地吹着，不下一场雨是停不下来的。小岛上的天气就是风、雨，风、雨。就我所知，岛上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天气形态。要说有什么原因会让我无论如何要逃离这里，不是孤单，不是生活的不便，更不是粗茶淡饭，而是大风。这一天到晚在我耳旁呼啸不停的风声，拉扯我的头发，将沙子吹入我的眼睛。有时我跪在棚屋的角落，双手抱着头，呻吟着。渐渐地，我能听到其他声音而不是风声。后来，我开始习惯了在海里洗澡，我会将头沉到水里，屏住呼吸，只是为了知道安静是什么样的。很可能你会说：在巴塔哥尼亚，风一整年地吹着，巴塔哥尼亚人从不会将头埋起来，那么她又何必将头埋起来呢？但是你要知道，巴塔哥尼亚人只知道巴塔哥尼亚这个地方，毫不怀疑地认为地球上其他地方也是一年四季如此狂风肆虐，而相比较之下我则知道得更多。
在外出对小岛进行例行检查之前，克鲁索把他的刀子给了我，并警告我不要随便离开他的城堡，因为岛上的猿猴可不会像怕他和星期五那样怕一个女人。我心想，对于猿猴来说，女人和男人有何不同？不过，我还是小心遵从指示，待在家里休息。
除了刀子以外，小岛上的工具都是用木头或石头做成的。克鲁索平整梯田（关于这片梯田我稍后会有更多说明）所用的铲子，是一把细细的木质工具，带着弯曲的手柄，这工具是一块木头雕出来的，成形后又放在火里加固过。他的鹤嘴锄是将一块尖锐的石头绑到一根棍子上做成的。我们吃饭和喝水的碗是在一块原木上面挖洞烤焦制成的。岛上没有黏土可以用来烧制任何器皿，树木十分矮小，因为风的关系，大多发育不良，扭曲的枝干很少有比我手臂粗的。克鲁索从沉船中只带回了刀子，而没有带其他任何东西，着实可惜。如果他拿了哪怕一点木工工具，再加上一些钉子和铁棍，他或许就能造出更好的工具；而有了更好的工具，生活也就不会这么辛苦，他甚至还能造一艘船，逃往文明世界。
棚屋内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床是由靠皮条绑到一起的杆子构成的，工艺不怎么样，倒很牢靠。棚屋角落堆着一堆处理过的猿猴毛皮，使得棚屋闻起来仿佛存放皮革的仓库（日子久了，我反而习惯了这味道，我离开小岛后还怀念这种味道。至今，我闻到新皮革的味道都会有些眩晕）。屋角还有一个炉子，炉里总是留有余焰，因为重新生火可是一件单调、漫长而又乏味的事。
在棚屋内，我很想找一样东西，但是没有找到——克鲁索没有写日记，或许是因为他没有纸墨，但是现在我认为应该是他一点儿都没有写日记的打算。就算当初有心想动笔，后来这种想法也荡然无存。我查看支撑着屋顶的柱子以及床脚，都没有发现任何雕刻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刻痕显示他在计算自己流放了几年，或是记录月亮的周期。
稍后，当我与他更熟识时，我告诉了他我的惊讶。我说道：“假设有一天我们获救，你难道不会后悔没有在遭遇海难的这几年留下一些记录，好让你所遭遇的一切留在记忆里？就算我们永远未能获救，在我们相继去世之后，你难道不希望在死后留下一些纪念，或许下一拨旅人漂流到这里，无论是谁，都有可能读到我们的故事，也许还会在读后凄然泪下。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日子的一天天过去，我们的记忆会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就连大理石雕像都会因为受到雨水侵蚀，最后让我们分不清楚当初雕刻家手中塑造的形象是怎样的。对于那次致命的暴风雨，同伴的祈祷，你被海浪吞噬时的恐惧，被冲上岸的感激之心，第一次跌跌撞撞的探险，对凶猛野兽的恐惧，以及第一天晚上在岛上露宿的不安（你不是说睡在树上吗？），现在你的记忆里还保留多少？难道就无法制造纸墨以便留下记忆的痕迹，让它们在你身后依然存在？就算你不会制造纸墨，难道不可以将故事烧在木柴上或刻在石头上？在这个岛上，我们或许缺乏很多东西，但就是不缺时间。”
我相信我说话的态度十分诚恳，但是克鲁索却不为所动。他说道：“没有任何事会被遗忘。”接着，他又说，“我所忘记的事情，也就是不值得记忆的。”
我大喊道：“你错了！我不希望和你争论，但是你已经忘记了太多事，随着日子的流逝，你只会忘记得更多！忘记并不可耻：忘记是天性，就像年老和死亡一样自然，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生命会失去它的特殊性。所有的海难最后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漂流者也没有什么不同，被太阳的烈焰烧灼，承受孤独，裹在他所杀死的野兽的毛皮中。真相让你的故事只属于你自己，迥异于老水手在火堆旁所编的故事：他们讲的都是些海怪、人鱼的故事。而这种真相需要你一次次记录下来，这些记录现在看起来可能不那么重要：例如什么时候你自己做了一根针（你将针放在皮带内），你用什么工具扎针眼；当你在缝制帽子的时候，你拿什么当作线？但是总有一天，这些记录会说服你家乡的人，让他们明白这些都是真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字字属实：大海中的确有个小岛，岛上的风呼呼作响，海鸥在峭壁上叫着，一个叫克鲁索的男人穿着猿猴毛皮制成的衣服在岛上游走，眺望海平面，寻找船只的踪影。”
克鲁索脑袋上的茶色头发和胡子从未修剪过，在微弱的光线里闪耀着。他那双劳作过的、粗糙有力的大手一会张开，一会合拢。
我怂恿他：“海鸟胆汁、乌贼骨头和海鸥的羽毛管都可以利用。”
克鲁索抬起头，挑战似的望着我。他说道：“我会留下我的梯田和墙，这些就足够了，而且绰绰有余。”接着，他再次陷入沉默。至于我，我在想有谁会横跨大洋来看这里的梯田和墙，这些东西在人们自己的家乡多的是。可我不想和他争论。
我们仍旧一起睡在棚屋里，就他和我两个。他睡在床上，我则睡在星期五替我铺在地上的草垫上。我睡的草垫每隔三天更换，很厚也很舒服。夜里天冷了，我会拉一张毛皮盖在身上。这些日子，我身上只有一件到岸上以来一直穿着的衬裙，但我宁愿不披毛皮，因为毛皮的味道仍然十分强烈，令人难以忍受。
有时候克鲁索睡觉时发出的声音会吵醒我，常听到的是他磨牙的声音。他的牙齿已经坏得很厉害，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总是不时地磨着剩下的牙齿以缓解牙痛。他不洗手就拿食物，用左边的牙齿咬食物，因为左边的牙齿没有那么痛，那样子看上去的确不雅。但是巴伊亚以及在那里的生活经历教导我，对事情不要太吹毛求疵。
我梦见了被谋杀的船长。在梦中，我见到他在小船里，往南漂去，两支桨交叉在他胸前，船钉难看地从他眼睛里刺出来。海上波涛汹涌，狂风怒吼，大雨倾盆。但是船却没有下沉，只是缓缓地朝冰山区域漂去。在我看来，它似乎要漂向那里，嵌入冰块中，直到我们复活的那一天。他是个好心人——我现在要说这些，以免过后忘记——他理应有更好的结局才对。
因为克鲁索警告我有猿猴出没，所以我吓得不敢走出营地。但是到了第三天，等到克鲁索和星期五出去干活，我还是壮着胆子顺着下坡走了出去，我找到了星期五带我爬过的那段路，沿着路一直下坡走到岸边。我还没有鞋穿，看着自己光着脚踩在沙滩上。我沿着沙滩漫无目的地四处走了一会儿，虽然目前还不可能出现救援的机会，我还是时不时地眺望一下大海。我赤足走在水里，让我感到有趣的是，色彩缤纷的小鱼竟然来咬我的脚趾，辨别我是何种生物。如果人必须被抛到一个地方，我想克鲁索的岛对于漂流者而言并不是很糟。中午时分，我爬上山坡开始捡拾柴火，这也正是我跑出来计划要做的事情。这趟短暂的远足着实令我开心。
克鲁索一回来就发现我出去过了，他大发雷霆：“只要你生活在我的屋檐下，你就要听从我的命令！”他大吼，将铲子用力插进土里，甚至顾不得等星期五走远再说这些话。但是如果他以为凭他生气的面容就可以吓住我，让我像奴隶一样对他言听计从的话，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打错了如意算盘。我起身说道（我与他几乎一样高）：“克鲁索先生，我来到你的岛上，可不是自愿选择，而是运气不好罢了。我是一个漂流者，但不是犯人。假使我有鞋子，或是如果你肯给我工具制作鞋子，我就不必像小偷一样偷偷摸摸地跑出去了。”
那天稍晚，等我的火气消了，我请克鲁索别把我说的那些话放在心上；尽管不情愿，但他似乎已原谅了我。然后我又向他要针线，为自己制作鞋子。他却说鞋子可不像手绢一样，三两下就可以做出来，说他到时会帮我做鞋子。然而，几天过去了，我还是没鞋子穿。
我向克鲁索询问关于猿猴的事。他说刚到这里时，岛上到处都是猿猴，胆子大而且淘气。他杀了许多猿猴，剩下的全都退到他称之为“北方断壁”的地方。我去散步时，有时会听见它们的叫声，看到它们在岩石之间跳来跳去。从大小上看，猿猴介于猫和狐狸之间，它们的毛是灰色的，脸和手掌都是黑的。我看不出它们有任何杀伤力，而克鲁索却将它们当有害的动物看待。他和星期五只要看见它们就用棍棒宰杀，剥下毛皮暴晒，然后制成衣服、毯子或诸如此类的物品。
一天晚上，我正在准备晚餐，因为忙不过来，便对星期五说：“星期五，再去给我多拿些木头来。”我敢发誓星期五听见了我的话，但却纹丝不动。我又说了一遍“木头”这个词，然后指了指火。他站了起来，却什么也没做。接着，克鲁索开口说道：“柴火，星期五。”星期五便到柴堆那儿去拿柴火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星期五像条狗一样，只听主人的命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克鲁索说：“我教他的词是‘柴火’，他不知道‘木头’这个词。”我纳闷，难道星期五不了解柴火就是一种木头，就像松木或是白杨木也是一种木头，但是我没有再追问下去。我们吃完饭，坐着看天上的星星时，我才又开口说话（我们已经养成了看星星的习惯）。
“星期五学会了多少英文单词？”我问。
克鲁索回答道：“数量足够应付他的日常需要。这里不是英国，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单词储备。”
我说道：“听你这么说好像语言是生活中的祸根，如同金钱或是天花一般。但是，如果星期五掌握了英文，难道不能帮你减少一些孤独感吗？几年下来，你和他就可以享受聊天的欢愉。你完全可能已经教会他文明人的生活，并且成为懂礼数的人。没有声音的生活有何乐趣可言？”
克鲁索没有回答，却将星期五叫到跟前，说道：“星期五，唱歌，为巴顿女士唱首歌。”
于是，星期五服从主子的命令，扬起脸对着星星，闭上眼睛，开始以低沉的嗓音哼起歌来。我听着，却听不出什么调子。克鲁索拍拍我的膝盖，然后说：“这是男人的声音。”我正想问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将手指放在唇上，示意我安静。我们就这样，在黑暗中听着星期五的哼唱。
最后，星期五停下来。我问道：“星期五是不会说话的低能儿？这就是你想要告诉我的事？”（我之所以重复，是因为我发现星期五反应迟钝。）
克鲁索示意星期五再靠近一点。“张开你的嘴巴。”他对星期五说，然后也张开了自己的嘴。星期五张开嘴。“瞧。”克鲁索说。我看了看，里面黑漆漆的，除了象牙般发亮的牙齿外，什么也看不到。克鲁索说：“啦——啦——啦。”星期五用嗓子后部发音，“哈——哈——哈。”克鲁索拽着星期五的头发，将他的脸拉到我面前说：“你看到了吗？星期五没有舌头。”我说：“太黑了，看不见。”克鲁索说：“啦——啦——啦。”星期五说：“哈——哈——哈。”我退开了，克鲁索放开了星期五的头发，说道：“他没有舌头。这就是他不能说话的原因。他们割掉了他的舌头。”
我不可思议地问：“谁割了他的舌头？”
“奴隶贩子。”
“奴隶贩子割掉他的舌头将他卖去当奴隶？非洲的猎奴者吗？他被带走时一定还是个孩子。他们为什么要割掉一个孩子的舌头？”
克鲁索定定地看着我。虽然我不是很有把握，但我相信他在微笑。他说道：“或许那些奴隶贩子是摩尔人，认为舌头很好吃；或许他们对于星期五没日没夜哭哭啼啼感到厌烦；或许他们是为了不让星期五说出自己的故事：他是谁，家在哪里，如何被带走的；或许他们将每个抓来的食人族的舌头都割掉，以示惩罚。我们怎么会知道真相？”
“这是个可怕的故事。”我说，所有人突然沉默下来，星期五收拾碗筷，消失在黑暗中，“天理何在？一开始当奴隶，再后来变成海上漂流者。他没有童年，一辈子无法说话。上帝难道睡着了？”
克鲁索说道：“如果上帝在看着我们，那么谁去采棉花，砍甘蔗？为了让世界继续运作下去，上帝一定就像低等生物一样，有时睡着，有时醒着。”他看到我摇头，继续说道，“你以为我在嘲笑上帝。不是的，或许是上帝让星期五遇到仁慈的主子，在这个岛上找到他自己，而不是活在巴西农场主的鞭子下，或待在到处都是食人族的非洲森林里。虽然我们不这么认为，可也许这是上帝最好的安排，他应该待在这里，我应该待在这里，现在你也应该待在这里。”
一直以来，我将星期五看作影子一样的人，对他的关注不比对在巴西的家仆多多少。但是，现在，我看着星期五——我无法克制自己——带着一种天生的对残疾者的恐惧。虽然星期五外表看起来和其他黑人一样，但是他的残缺是内在的，封锁在嘴唇之后（如同其他包裹在衣服之下的残疾），这绝对不是让人感到舒服的事情。说真的，他残疾的内在性，让我有点怕他。他在的时候，我不敢说话，因为我总是会忍不住想到在我说话时，舌头如何在我的嘴里蠕动。我脑海里老是出现一幅画面：钳子夹住他的舌头，然后用刀子割掉。想到曾经发生这种事情，我禁不住浑身战栗。他吃饭时，我偷偷地观察他，很不舒服地听到他不时地咳嗽或清喉咙的声音，我看见他像鱼一般，用门牙咀嚼食物。他靠近我时，我有些瑟缩，或屏住呼吸不去闻他的味道。趁他不注意时，我偷偷清洗他碰触过的餐具。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是我控制不了这种行为。我很后悔要求克鲁索告诉我那些故事。
我们交谈之后的第二天，克鲁索到田里干活，我则穿着自己做的凉鞋到处逛。我自己做鞋省了他不少的时间，但是如果以为这样就会得到他相应的感激，那就错了。他说：“再多点耐心，你就会有一双更好的鞋子。”确实如此，因为凉鞋制作得很粗糙。我不能对他的话没有反应，于是反驳道：“耐心让我成了囚犯。”克鲁索大发雷霆，拿起我做鞋子剩下的皮料，使劲朝围栏外扔去。
他的怒气一时半会儿消不了，于是我独自朝着岸边走去。我走到一处海滩，那里布满被冲到岸边的海藻。海藻都烂了，每走一步，就会惊起一大群跳蚤或是沙蚤。我停下脚步，冷静了许多。我对自己说，他是很刻薄，为什么他不可以刻薄呢？他在自己的独立王国做了这么多年说一不二的主子，而如今自己的王国有人入侵，还得听一个女人的吩咐。我发誓不再乱说话了。我被遗弃在这岛上，这个岛由我的一位同胞统治着，他的远见让他带着刀和一个仆人游上这个小岛。如果我不到这里，运气也许更糟。我很可能被遗弃在一个荒岛上，与狮子和蛇为伍；也许那个岛上终年不下雨；或是有一个因为太孤单而发狂的外地探险者，全身赤裸，性情残忍，靠吃肉为生。
我带着悔恨之心回去找克鲁索，请求他原谅我拿了他的毛皮，满怀感激地吃着星期五为我留的食物。那天晚上睡觉时，我似乎感到大地在晃动。我告诉自己那是对摇晃的船只的记忆。但事实并非如此：岛屿在摇晃，仿佛漂浮在海上。我想，这是一个征兆，一个我将成为岛上居民的征兆。我已经忘记住在陆地上的滋味了。我伸长手臂，掌心朝向地面，地面仍然在摇晃，小岛晃动着，就像航行在黑夜海洋上的一艘船。这艘船装载的是海鸥、麻雀、跳蚤、猿猴和海上漂流者，除了我，他们对此都不知晓。我微笑着进入梦乡。我想，这大概是自从我登上开往新世界的航船以来，第一次开心地笑。
他们都说英国也是个岛——一个大岛。但那只是地理学的概念。在英国，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坚实的，一点儿都不像克鲁索的小岛。
现在我有了鞋子，我每天都穿着鞋子走到海边，不管是哪一个方向，我都尽可能走得更远。我告诉自己要注意海上的船只，但是我的眼睛常常定在海平面的某处。风声、海涛声，还有脚踩沙子发出的沙沙声让我感到舒缓，陷入一种清醒中的安眠状态。我找到一个洞穴，它可以帮助我挡风，从那里还可以望到海面。有时，我觉得这里就像我的私人藏身处，在这个岛上，一个属于我的地方。实际上，这个岛不属于克鲁索，也不属于葡萄牙王国、星期五或者是非洲的任何一个食人族。
我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我们在岛上生活的事：我们如何让火苗日以继夜地闷烧；如何制盐；在没有肥皂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用灰清洗身体。有一次我问克鲁索，他是否知道如何制作一盏灯或是蜡烛，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必像野兽一般天一黑就休息了。克鲁索回答我：“学会在黑暗中摸索，和宰杀一头鲸鱼并从它的身上取出油脂做蜡烛相比，你认为哪样更容易？”我有许多尖酸刻薄的话想用来反驳，但是我没有忘记自己发过誓不要乱说话。我发现道理很简单，克鲁索不会容忍他的岛屿上有任何改变。
我在岛上生活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一天早上，克鲁索从田里回来，嘴里直说不舒服。看他全身发抖，我扶他上床，替他盖上毛皮取暖。他说道：“我得了热病，老毛病了，无药可治，我必须要经历整个发病过程。”
连着十二天，我日以继夜地照顾他。他病情发作时，我就压住他的身体；看见阴暗处有什么东西时，他会一边哭喊，一边挥舞拳头，并用葡萄牙语破口大骂。有天晚上，他一连呻吟、颤抖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手脚冰冷。我在他身旁躺下来，用手臂抱住他，帮他取暖，害怕他就这样死去。他在我的怀抱中睡去，我虽然睡得并不安稳，但也睡着了。
在这些日子里，星期五没有帮我什么忙；相反，他极力躲避着棚屋，好像我们两个人有瘟疫似的。天亮之后，他拿着渔叉出去，回来时，他将当天的收获放在炉子旁，将肠子和鱼鳞清除干净，然后躲到花园远处的角落，像猫一样蜷曲着身子睡觉，或用他的芦笛重复吹奏一首只有六个音符的曲子。他似乎对这个曲调永远不感到厌倦。有一天，我被他搞得烦透了，走到他身旁，从他的手中将笛子抢过来，要不是怕吵醒克鲁索，我还会臭骂他一顿，管他听不听得懂。星期五站起来，惊愕地睁大眼睛，那是因为我以前从未对他发过脾气，或这么在意他的存在。
克鲁索逐渐好转。他眼中狂野的目光缓和了不少，脸部线条也趋于柔和。他不再发作，可以安稳地睡觉了，胃口也恢复了。很快地，在不需要搀扶的情况下，他可以从棚屋走到花园，对星期五发号施令了。
我很高兴他恢复健康。在巴西，我看到许多年轻人被热病夺走生命。曾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我以为克鲁索就要撒手归天了，留下我独自面对星期五，内心不禁蒙上一层阴霾。我相信克鲁索恢复健康的原因来自他精力充沛的生活——朝气蓬勃的生活、简单的饮食，而不是我有什么妙招治好了他的病。
此后没多久，岛上又起了大风暴，狂风咆哮，大雨倾盆。一阵强风吹来，刮走了棚屋的一部分屋顶，我们小心守候的火苗也被雨水浇灭。我们将床挪到屋内最后一块干燥的地方，而那一块地方很快便也泥泞不堪了。
我心想星期五肯定被风雨的怒吼吓怕了（我从不知道还有这样大的风暴，不禁想到海上的水手们有多可怜）。其实不然，星期五坐在屋檐下，头埋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睡着了。
大雨继续下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早上才放晴。我们走到屋外伸展四肢，发现附近的花园已经被大水冲走，通往山下的小径也被大水冲击出一个及腰的深沟。海滩上到处都是被海浪冲上岸的海藻。接着，又开始下雨。第三天晚上，我们三个全躲在残破的避难所里，饥寒交迫，而且无法生火。
那天晚上，本来似乎完全康复了的克鲁索抱怨天气太热，将衣服全脱掉，躺在那里喘气。接着，他开始胡言乱语，翻来覆去，似乎无法呼吸，眼看着床就要垮了。我试着抓住他的肩膀安抚他，但是他将我推到了一边。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如同木板一般僵硬，嘴里大喊着“马萨”或是“马莎”——一个我找不出任何意义的字眼。星期五被喧嚣惊醒，拿出他的笛子吹起那该死的旋律。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刻，克鲁索叫着，星期五吹奏着音乐，我一度以为自己身处疯人院。我抱住了克鲁索，不断地安慰他。最后，他终于平静了下来。星期五也不再吹奏音乐，甚至雨都变小了。我让克鲁索紧靠在我身上取暖，他不再颤抖，我们两个都沉沉地睡去。
次日早上，我醒过来，发现四周出奇地安静，暴风雨停止了。有只手正抚摸我的身体。糊里糊涂中，我还以为自己仍在小船上，在那个葡萄牙船长的床上。但是我一翻身，看到克鲁索的乱发，从未修剪过的大胡子，还有发黄的眼睛，我才知道眼前的一切是真的。我漂流到一个荒岛上，与一个名叫克鲁索的男人一同待在这里。虽然他是英国人，但是在我看来，他就像北欧拉普兰人一样陌生。我拿开他的手，想要起身，但是他却抓住我。当然，我本可以挣脱他，因为我比他强壮许多。但是我想，他有十五年没有碰女人了，难道就表示他不会有欲望？所以我不再拒绝，任凭他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当我离开棚屋时，心里庆幸不见星期五的踪影。我走了一段路，然后坐下来整理思绪。在我身旁的矮树林里有一群麻雀，它们毫无畏惧，好奇地点着头。在这个岛上，它们打从一出生就不知道怕人。对于发生在我与克鲁索身上的事，我后悔吗？如果我们继续按兄妹、主客、主仆或是其他什么身份生活在一起，那样会更好吗？机缘让我漂流到克鲁索的荒岛上，机缘将我送到他的怀抱里。在这个充满机缘的世界里，真的有更好或是更糟吗？我们要么屈从在陌生人的怀抱里，要么将自己投向大海。一眨眼的工夫，我们的警觉性松懈了，我们睡着了；当我们醒来后，发现已失去生活的方向。对这些一眨眼的工夫的唯一对策是永恒的、非人性的警醒，这些一眨眼的工夫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裂开的声音？通过这些裂口，另外一个声音，或另外一些声音在我们的生命中说话，那我们有什么权利盖住耳朵不去聆听？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却没有任何答案。
一天，我在小岛北边尽头的悬崖上散步。我四处张望，看见星期五在悬崖下方，肩上背着一根几乎与他一样高的木头。我注视着他，他跨过从悬崖处突兀出来的岩床，将他的木头丢进水里——那地方水很深——然后双腿跨了上去。
我多次观察过星期五捕鱼时的情形。他站在岩石上，等待鱼群在水底聚集，然后举起矛，迅速刺向鱼群。但是他腹部朝下趴在这简陋的小船上，要如何刺到鱼，我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星期五并非在捕鱼。他从暗处划了几百码，一直划到长满海藻的地方，手伸进挂在脖子上的袋子里，取出一把白色的小薄片，撒在水面上。起初，我以为这是吸引鱼群游过来的诱饵，但是撒完了这些小薄片，他便掉头返回暗礁。因为洋流汹涌起伏，他好不容易才将木头推上岸。
我很好奇他在水面上撒的是什么，于是等到晚上他去装水时，我到他的床垫下搜寻，结果找到一个绳子绑着的小袋子，发现里面装的是岛上的刺藤开花时的花蕾和白色花瓣。我猜想，他这么做是在向海神祈求鱼群源源不绝，或是其他迷信的宗教仪式。
次日，大海依旧十分平静，我横过峭壁下方的岩石，循着星期五昨天走过的路，走到暗礁边缘。海水的颜色深且冰冷。我原本想跳进深海里游过去，不管有没有木头，并借此游到长满海藻的那个地方，但是乌贼一定暗中等着猎物送上门，一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星期五撒下的白色花瓣此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直以来，我总将星期五当成像小狗或者其他低等生物一般不予重视——他身上的残缺令我退避三舍，我甚至打心眼里不愿意想起他。撒花瓣这项仪式让我明白他是有灵魂的。这种灵魂（你也可以用其他的词称呼）在他那愚钝、不讨人喜欢的外表下，悠悠地波动着。
“你和星期五乘坐的船是在哪里沉下去的？”我问克鲁索。
他指向一处我从未探访过的岸边。
我说道：“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潜到船的残骸处，或许可以找到许多非常有用的器具，像是锯子、斧头之类我所缺乏的工具。我们还可以松开甲板带回来。难道没有其他方式搜寻那艘船吗？难道不能要求星期五游过去或乘着木头漂过去，然后潜入海里？为了安全起见，可以在他的腰间系上绳子。”
克鲁索答道：“船沉在海底，船身早就被大浪打散，埋进沙子里；况且盐分以及寄生虫生存的部分也不值得冒险抢救。我们头上有屋顶，不需要依靠锯子或者斧头也可以盖成。我们照样可以吃，可以睡，可以过活。我们不需要仰仗工具。”
他将工具看作异教的侵略，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脚踝处绑上一把锯子来到这个岛屿，他会很高兴地利用这把工具。
再来说说克鲁索的梯田。
梯田覆盖了小岛边的大部分土地，这里是绝佳的挡风屏障。我刚来到岛上时，梯田有十二层，每一层宽二十步的距离，边缘以石头垒起一码厚的墙，大约到一个男人的头部那样高。每层梯田的土地都被夷平并被清理干净，砌墙的石头都是从土里挖出来，或一块块地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我问克鲁索用多少块石头砌这道墙。他回答说成千上万的石头，甚至更多。我评价道，这真是一件大工程。但是我暗自心想，难道相比之下，用墙围起来的一片被太阳炙烤的光土地，就比岛上原本的鹅卵石、灌木丛和鸟群更好吗？“你计划要铲平岛上的植物，将它变成梯田的面貌吗？”我问。“这要耗费许多时间和劳力才能办到。”他回答。我想，他似乎有意只去理解我的问题的字面意思。“如果要种植作物，你要种什么？”我问。他说：“种植哪种作物的决定权不在于我们。我们没有东西可种植——这是我们的不幸。”他以一种含歉意的眼神看着我，但又不失尊严。我真后悔问了这个问题。但是克鲁索接着说道：“种植是那些后来者的事。他们有先见之明，随身带着种子。我只负责帮他们整理土地。清理土地、堆石头虽然都是小事，但总比闲着没事干好。”他又兴致高昂地说了一句，“我请你记住，并非每个漂流到孤岛的人，内心都会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
我仔细思索他的话，却不得其解。越过这片梯田，我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大热天里干活，从土里挖出石头，或是很有耐心地除草；他等了一年又一年，一直等到有海上漂流者带着一袋玉米来到这个岛上。这真是我所见过的最愚蠢的耕作方式。在我看来，他还不如用这些时间在地里挖金子，或者替自己和星期五挖墓地。如果他愿意，也可以为将来所有漂到这个岛屿的海上漂流者挖墓地，当然也可以帮我挖。
日子变得越来越索然无味。我向克鲁索问够了有关梯田，有关他不愿意造船、不愿意写日记、不愿意从船的残骸里拿回工具，以及星期五的舌头等等问题之后，除了天气，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别的话题可聊了。克鲁索对于海难发生之前做过商人和农夫的经历没有任何可讲的。他也不感兴趣我是如何去巴伊亚的，以及在那里是如何生活的。当我聊起英国，以及我获救之后想要去看或是去做的事，克鲁索似乎听都没有听见。好像他希望他的故事是从他到了岛上之后才开始，而我的故事则是从我到了这个岛之后才算数，他希望我们俩的故事都在这个岛上结束。我暗忖，无论如何都千万不能让克鲁索得救，因为这个世界期待的是冒险的故事，而不是他在十五年内搬了多少石头，从哪里搬到哪里。一个获救的克鲁索将令全世界的读者大失所望。那个想象中的身处岛上的克鲁索，比真实的、身处异化英伦岛的那个不苟言笑、令人沉闷的克鲁索要有趣得多。
我的时间都花在悬崖上，或者沿着海边散步，否则便是睡觉。我不想跟着克鲁索一起在田里干活，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件愚蠢的工作。我做了一顶可以盖住耳朵的帽子，我戴着它，有时候在耳朵里塞上东西以阻隔风声。我变成了聋子，如同星期五是个哑巴。反正在这个岛上又没有人说话，听与不听又有何差别？我漂流到这里所穿的内衣现在已经破破烂烂。我的皮肤和印第安人一样被晒成古铜色。我正值花样年华，却遭受如此不幸。我没有哭泣，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坐在地上，双手遮眼，前后摆动身体呜咽着，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来到这里。星期五将食物摆在我面前，我用肮脏的手指抓着饭菜，像狗一样狼吞虎咽。我蹲坐在花园里，不在乎有谁瞧见我的模样。我不断地望着海平面。无论谁来都无关紧要，西班牙人也好，莫斯科人或是食人族也无所谓，只要能让我离开这里就好。
这对我而言是一段最昏暗的时光，日子过得毫无生气，充满绝望。我极度依赖克鲁索，就像他在热病发作时极度依赖我一样。
慢慢地，我恢复精神，开始分担一些轻松的工作。虽然我对克鲁索仍不够热心，但是想到他能够容忍我的情绪化，没有将我赶走，我还是十分感激的。
克鲁索没有再碰我，相反地，他和我保持距离，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感到遗憾。但是我得承认，如果我说服自己在这个岛上待一阵子，我也许会再次献身给他，或死缠着他，或想尽办法怀孕并生下孩子。他是那么孤僻和沉默，与他一同生活会将我逼疯，而要与星期五一起度过我人生最后几年的情景，简直无法想象。
一天，我问克鲁索他在岛上是否有法律，这些法律会是什么；还是他宁可跟随自己内心的支配，相信他的心可以引领他走上正途。
他告诉我：“制定法律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在我们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时，给我们一定的限制。而如果我们的欲望是有节制的，我们就不需要法律。”
我说：“我有一个不可节制的欲望，就是获救。这个欲望日以继夜地煎熬着我，我一心只有这个念头。”
克鲁索说道：“我对于你内心的欲望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的欲望与其他的事情有关，与这个岛毫不相干，不关这个岛任何事。在我们这个岛上，我们要劳动才有吃的，除了这个铁律，没有任何其他法律。”说完，他就走开了。
这个答案不能令我满意。如果我是个多出一张嘴要吃饭的人，那么既然我没有分担任何有益的劳动，为何克鲁索不将我的手脚捆绑起来，并将我从悬崖上丢到海里？是什么阻止星期五趁主子熟睡时，拿石头砸破他的脑袋？这样他可就能结束自己的奴隶生活，一个人过着舒服的日子，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是什么阻止克鲁索每天晚上将星期五像条狗一样绑在柱子上，好让自己睡得更安稳？是什么使他没有将星期五的眼睛蒙起来？在巴西，人们都是将驴的眼睛蒙起来的。对我来说，岛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暴政或是酷刑，尽管规模可能很小。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单说我们之间在这个岛上相安无事地生存着，就可以确定：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规矩；或者说，我们一直追随着自己的心，而我们的心还没有出卖我们。
“你如何惩罚星期五，让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我又问了另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