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初始，童年记忆
一、乡里田园，土围子
我未出生前，民国初年，在东北这远离政治中心的边陲地区，曾经土匪遍地，不断重演着中国历史上“英雄”出“绿林”的老戏。一股土匪被剿灭，又生出几股。终有的成了气候，“妈拉巴子”张作霖便是一个，由土匪招安成督军，变成拥兵一方的军阀。在这盗贼、土匪丛生的大背景下，人们为了生存而自卫，使东北农村土围子遍地开花，每村都有土围子，村村相望，互相联防。
三门宋家便是这土围子中的一个。只三户由一个近祖传下的兄弟三家，一墙之隔并排三个大院，构成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庄。又一高大的土城把三家围起来，东西两个砖石结构的城门，城门上有平台带着箭垛掩体。这个土围子把原来经过三户门前的乡村大道也围在了土城里。平安时期城门洞开，这大道通车直达东村岳家，再向北至大榆树村。城门关闭，乡村大车只能改道北边绕过土围子。土城四角各有一座炮台，炮台上的枪眼开着方形瞭望孔，防护四面城墙，并与城门箭垛呼应，使土匪难以接近。
我的童年记忆便是在这土围子里长起来的。孩子眼中的高大土围子，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东西城门关起，土围子就被封闭，各家大院大门关闭，封建家长也就像土皇帝统治着他们的子孙。小时候，自家的炮台，带着宽宽垛子的土墙，城门上平台箭垛，都是我们淘气兄弟们攀登的对象。土围子曾是祖辈为生存建立的堡垒，他们也曾经真枪实弹地与土匪交过手，留下一些口头流传的故事。那时代，夜有更夫，雇有炮手巡哨。东村与岳家土围子相望，北面有俞家大户土围子，共同的利益使各方协议联防。
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治，礼崩乐坏，军阀割据，战乱连年，无以生计的流民为匪，而盗匪又逼使殷实的农民地主之家做成土围子与之对抗。这就是民国初期的现实。烟云过去，土围子和炮台成了我儿时玩耍的场所。晚上东西城门关闭，不仅防盗，孩子们也多了一重安全感。
七十多年前，我出生在三门宋家的西院。十岁前，生活在这农村的富裕之家，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一条弯曲的乡村大道穿过田野，由董家窝棚曲折向东而来。道路两侧都是庄稼，一眼可以望出很远。路边田埂上长着野草，古道车辙的外边总有一条人行小径伴随着，沿途可以认出蒲公英和马连花。晚风吹拂，空中飘着草香味。日落时刻，一辆黑色马车从远处慢慢驶向土围子，车上人念道：“到家了，到家了！”马车从一个城门进入土围子，晚炊烟已经飘起，鸡鸣狗叫，左手一拐进入第一家大门，马车停在院中。这是我幼年从县城姥姥家回到三门宋家——我农村的家的第一印象。
那时代，县城到邻近城镇的县级大道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轻便马车。农家的铁轮大车走铺道，用来运货：粮食、饲料、柴草和牲畜。人也可以乘坐，总嫌太慢。马拉着沉重的大铁轮车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那种粗大辐条，包嵌铁块的车轮，结实沉重，辗轧在土道的车辙里是两条深深的印沟。而乡村土路其实就是两条深的车辙。这种农家车任何时候看见它在路上，总是缓慢，沉重悠闲的样子，要快也快不起来。（橡胶皮轮的农家大车在马路上飞跑，那是多年以后的事）四轮轻便马车是当时专门载客的交通工具，轻轮窄辐，带有活动的遮阳篷，正座到偏座可坐四人，一匹马或两匹马拉着可以在县级沙石大道上跑起来。
不知何时，爸爸从县城回来，带回一辆新的带篷的黑色轻便马车。马车驶进土围子大院，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大家围在马车周围看。爸爸在县城有工作，毕竟见了世面，又有小资情调，知道俄罗斯的屠格涅夫小说里描写这种马车跑在乡间原野上的风景。弄了这辆马车回家在当时的县城里也算赶时髦了。只爷爷的脸色不对，却没有当场扫众人的兴。而是晚饭后申斥爸爸烧包摆阔：“庄户院弄这种不适用的东西！显摆啥？当县长了？”爸爸当时在县上只是个小职员，老爷子也真说着了，那时县上县长上下班就是乘坐这种马车。爸爸本想给家人一个惊喜，事先已经请示过奶奶，结果遭老爷子一顿没脸的抢白。因为他忘了土财主不讲享受，就怕花钱。这辆妇女和孩子都喜爱的黑色马车只在我家存活一年。老爷子赌气不肯坐，嫌屁股太舒适，宁坐铁轮农家慢车，别人也就不敢越级享受。黑马车一直放在当院，使用率不高，偶有家中重要女眷进城，才被批准使用。这次我和妈妈从县城姥姥家回来，就乘坐这辆气派的马车进了土围子，车上有出嫁的六姑从县城回娘家探亲。
回忆起童年的快乐有两宗：一个是玩，一个是吃。孩子未染尘埃的心灵充分受乡野大自然的陶冶熨帖，孩子的心也最容易与朴实无华的乡野自然融合，以后会产生对纯朴的自然和乡土的长久的认同。因为在这环境中没有多少约束，孩子可以享受着乡村野马般玩耍的快乐，所以乡村自然成为孩子心灵的家园。另一宗是儿童时吃过的东西。农村自然经济支撑的大家庭中自产自制的原始食物，五谷六畜一样都不少，自给自足。东北特有的酸菜粉条白肉、黏豆包、杀猪菜、血肠、冻豆腐、高粱米饭，就连大葱黄酱也能吃出特别的滋味。一个玩，一个吃，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生第一需要，儿童时的体验终生不忘。
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马的德国老头，给世人讲了一个有关乌托邦的故事。他描述世界大同的前提条件是那时全世界老百姓不再灰头土脸，人人是谦谦君子，自觉自愿地干活。劳动已成为人生第一需要。这个假设改变了之后两百年的世界历史。而我念念不忘的人生第一需要，却是最没出息的两件事：一个是吃，一个是玩。这样，你已经知道，我这本《童年记事》要写什么了。除了在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孩子不由自主地被推来搡去，睁着眼睛看事件（后来它被人们称为历史）外，属于自己的就是那两件最没出息的事，却是孩子最大的快乐。
现在，我早已从谋生和贡献的队伍中退休出来，属于自己的快乐是什么？羞于说出口，仍然是吃与玩！
在没有山的关东平原上，构成乡野田园风景的基本要素是水系和树林。水系，我家乡只有辽河的一个支流，叫昭苏太河。它也不在家门口，距离三门宋家土围子有六公里。它平时只涓涓清流细汊，缓缓流淌。河床很宽，流水只有中间一小股。夏季大雨，它涨满河道，甚至淤出河床，浑浊而狂怒地咆哮起来。这时我家围墙南面的池塘连成一片汪洋，漫向西方树林中的草洼地，形成一个临时的小溪流，溪水奔腾向昭苏太河流去。那时每当大雨过后，池塘蛙声一片，沿着新形成的小溪，孩子们光着脚追寻出许多新发现，走出很远，心里有些不安才返回来。
土围子大墙四周是大柳树，都已粗壮苍虬，怕已有二三十年以上的树龄，是土围子建成时就栽种下的。靠近北墙外是一大片杨树林，它们已高出北面的土墙，夏季从房屋北窗可以看到它们婆娑的树影，也可以听见树林中的风声和啄木鸟敲树的声音。
在这三户小村的东大门外不远处，另有一片更大的杨树林。这片孤立的长条形杨树林，小时候对它的印象就是一片森林。它遮蔽了半里远的东林岳家。这片茂密高大的杨树林给我阴森昏暗的感觉，小时不敢进入林中深处，只在边缘野草地采花和捡蘑菇。大片杨树林，每棵树上都有乌鸦的鸟巢，有的一棵树上不止一个，引得小孩站在远处数树上的鸟巢。
秋天的傍晚，几百只乌鸦在村边上空云集中盘旋、鸣叫，黑压压的一片，绕着圈，扰成团，久久不离去，乡人们管这叫“鸟打场”。这种乌鸦集会游行，没人知道它们在干什么，又是为什么？姑且看做是鸟类的一种“群众性”活动吧。我长大以后再也没见过“鸟打场”了，却见人类突然放弃平静、规律的生活，集中在一起喊着口号，各处游走。这种“打场”，人都不由自主地卷进去了。多年来，我疑惑人、鸟这种打场行为是否有其共同的原因，或是人类本身就具有鸟性？
关东平原大片田野，阡陌纵横，乡村大道，穿梭其间。分开各家田地的界线界标，就是道路和树木，或者是小树苗，或者是已长成排的大树。平原上树林分割开不同颜色的庄稼，夏秋青纱帐是主要的风景。在这地方旅行，远远望去树林浓绿密集的地方准就是一个村庄。
由董家窝棚村一条乡村大道向东，约五华里就到了三门宋家。乡村大道在平原上曲折摇摆串起诸多村庄，不知道往何处，永无尽头。大道车辙外是一条没有完全被野草覆盖的人行小道。不知何时这条小道向外一拐，就直接斜插进农田，由农田出来时又复归那条车辙大道。这是农村人希图近路走出一条三角形的斜边小道。东北平原上的农村，由这村到那村的人行道，许多都是斜插农田的小道。不管谁家田，不论种何种庄稼，两村间就走出几乎是直线的小道。无须任何人规划，多人从众就生出这种路。
农田作物主要是高粱、大豆和谷粟，高粱米是那时寻常百姓的主食。于是便有着关东大平原的青纱帐。到处都是高粱地，密集的高粱秸秆遮蔽起视野，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被青纱帐包围着。穿越高粱地中心的羊肠小道总使人感到不安，这大概源于东北匪患从未根绝。
秋天，高粱红色，大豆、谷粟黄色和分割地块的树林绿色，构成秋野平原的主要彩色。现在高粱被玉米取代，红颜色便从大地调色板上消失了。
二、地主之家
我家是富裕农家，后来被“革命”，归类为“地主”。有两挂农家大车、八匹马、一头驴，齐全的家畜。两个大猪圈里有二十多头猪，鸡鸭鹅狗，样样齐全。傍晚耕作一天归来，走在旷野上看见三户家家炊烟，一进院，鹅叫狗跳。卸套后疲倦的马匹就地滚过，便都牵进马厩，先开始它们的晚餐。
农家餐桌上常年都有大锅高粱米饭和自家酿制的黄酱与咸菜。蔬菜应季期，夏天有自家菜园产的自种蔬菜，冬天有贮存的大白菜、土豆和胡萝卜。有客人来能见到咸鸭蛋、炒鸡蛋和豆腐之类。主食常有变换，小米饭、大楂子饭、米糕、年糕和饸饹。一年内的大部分时间里，餐桌上是简单和不变，已经习惯。吃得原始和粗疏，自给自足地维持生命而实际上却让人们吃出了健康，没有现代的富贵病，人人红光满面，筋骨强壮。遇农时变换和节日来临则有飞跃变化。麦收，晚秋开镰，中秋节都要杀猪，好嚼股吃犒劳。
农村过年的变化，又几乎超过城市里的小康人家。这是小孩最企盼的日子。年关将近便开始筹办年货，列出清单，这是一年中的大事。杀三口肥猪，两辆大车赶往县城，卖掉其中一口猪肉和一车粮食，换回清单上的东西：鞭炮、蜡烛、香、烧纸、写春联的红纸、年画和农村平时餐桌上少见的调味品（腐乳、酱油、醋、海米、辣酱、粉条等）。杀猪时，当天家里两口大锅同时煮起猪头、下水和血肠，整个院子飘着肉香味。
过了腊月二十三（小年），祭过灶王爷，家家都全面地忙碌起来，年味一天天变浓；蒸豆包、年糕，吃羊汤，做豆腐，厨房天天热气蒸腾，全家二十多口人坐在长条桌两侧，吃着平时见不着的新鲜滋味。
除夕，把家谱请出挂起来，对着家谱支起高高的供桌，摆满供祭享品，点烛焚香。爸爸和三伯父早起就动手写春联，边写边由家中女人和孩子们贴起。凡是大门、家门、长柱都要贴春联，马厩和猪圈也有春联。院子进大门靠东侧已竖起高高的灯笼杆，那是由三四根长杉篙捆绑成的，用细麻绳和一个滑轮可以把红灯笼升到顶端挂起来。村中各家都在暗中攀比谁家的灯笼杆高。有的甚至还随灯笼升上风铃，风一吹叮叮作响。入夜时把自家红灯笼点燃升上去，算是那时过年的一景。
天黑以后，家长带着孩子们去上坟祭祖。预先将由荞麦面做好的小面灯和供祭品，装在一个篮子里，趟着一尺多深的大雪，大人带领孩子们，提着灯笼去自家祖茔坟地上供祭先人。在每个坟前大雪中挖一个洞，放进小面灯，倒上油，点起燃捻，每个坟前雪中都有萤萤灯火。然后开始焚香倒酒，烧纸钱，告颂家人来祭，把酒也点燃。伯父和爸爸便带领我们跪在雪地里磕头。让孩子们认出哪个坟头是家中什么人。小面灯和酒盅中心的幽幽蓝火，唤起孩子们心中对祭奠的虔诚，也为祭奠更添了几分神秘。
上完坟回到家，到处灯火辉煌，灯笼杆上红灯笼早已升起。厨房里热气蒸腾，正准备年夜饭。午夜到，开始接神。全家所有大门和旁边门洞开，连土围子城门也打开。燃放鞭炮，迎接逝者回家归住祭坛，接受烹享。除夕午夜接的神，除了自家祖宗也包括各路神仙。年夜饭前，家长带领全家，按辈分排列跪在家谱供桌前。孩子排在最后，学着大人跪拜。接着再分别向长辈磕头拜年，领压岁钱。年夜饭按辈分和在家中地位排许多桌，分别入席。年夜饭吃的是饺子另加荤素冷盘。
过年，对孩子来说，除了穿新衣服、每顿饭都是丰盛大餐外，最重要的是有了压岁钱。去东院和中院给爷爷、叔伯拜年也会收到压岁小钱，这对常年一无所有的孩子，算是财富。第一次有属于自己的钱，那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感觉。另一笔属于自己的财富那就是鞭炮，真正装在自己口袋里或存放在隐秘处，归自己所有。或燃放或存留，占有中等大小的各种鞭炮，也有财富样的感觉，这是孩子对私有的天性！大人在各种放鞭炮的仪式中交给孩子去燃放，随意抓一把，这其中就可以燃放一些，截留几个，这是孩子个人鞭炮的主要来源。另外还可以在送神，迎客等大规模燃放中获得。口袋里有炮，脸上就有得意的神色，小兄弟们却互不知对方口袋里有多少。
年初一到初五，每顿饭都是正餐、大餐。男孩子们被单独开在一桌，大家坐齐了开饭，与大人同样规格。最高时四个冷盘、六个热炒，还有两个大碗菜，只是孩子桌上没有酒。每餐开饭前都要放炮，这是孩子们的活。放完炮就跑回屋，坐回自己开饭的座位。正月里家里的主要厨师就是做媳妇的妯娌们，妈妈也是最忙碌的一个。年前已经准备十多天，各种主食、饺子、年糕、豆包、馒头都已储备充足，都存放在东厢房那个天然的冰柜里，吃时取出来加热就行。
过年期间媳妇们不再新做主食，所有的人都有了假期。这时几桌麻将和纸牌游戏也从下午开到夜晚。每人手里有了小钱，也为游戏增添彩头。邻近较大的村子也设有大局，每日聚赌，那是另一伙男人的勾当，这种自由快乐的休闲日子会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正月里各村自发组织高跷秧歌队，互相串村拜年。秧歌队进院，锣鼓喇叭一响，满院扭起来，主人家要把带队的请入上屋致谢，并备有赏钱。也要燃放鞭炮以示欢迎与同乐，当然，这也是我们孩子们的活。
长大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自家酿制的黄豆酱，黏米做的糕和新压制出的热气腾腾的豆腐，那完全是纯绿色新粮的原汁原味；也再没有吃过充满年味的农家大餐。
由三门宋家土围子这个孤零零的小村，向东北方走五里，就是大榆树村。东邻岳家，北面的王家岭和三门宋家，按行政归属都归大榆树村管辖。我们对外自报家门也说大榆树村三门宋家。那时代，大户花钱建土城的现象十分普遍，孟家围子、俞家围子等后来就成为村庄的名称。
三门宋家是当时不算小的土围子，三家大院一式一样的结构，回忆中我依然记得自家西院的样式。
一进西院大门，大门洞连着耳房，耳房很大，不住人。两侧耳房三间通连贮存着木料，粗大的房梁，大柁，三间屋堆得满满，我们捉迷藏就爬上这高高的木垛，钻进梁柁的空隙间。木料是八爷在世时就备下的，足够再盖一个大院、五间上房，准备兄弟俩分家时另起门户用的。耳房东间是马的草料房，房间满满的碎草。另有两个大缸浸泡高粱豆饼细料。常年有人来为马和驴锄碎谷草贮存。收工后就从这里取碎草倒入马槽拌上细料喂马。它们的食料是一年四季都先备好了的。
进大门右侧是两间敞开的平房，有宽敞的进身，那是马房——自家马匹的住所。马圈的棚顶上挂着用很多柳条罐做窝的鸟巢，招养着许多鸽子，它们早出晚归，自己寻食，夜里在马棚中咕咕叫着聊天。马房外面是个很大的浅坑，夏天马拴在马圈外，一溜排开面向马圈，这个坑就是马踏出来的。平时家中的垃圾和灶房灰土都倒在这坑里，与马的粪尿混合以后都变成农家肥。
方方正正的院子，正房五间瓦房坐落在一高台上，有台阶通入中间正门。东侧厢房也是五间，房前是大块青石垫起的参差不齐的台阶，比起正房的水泥平台降了档次，却更显出农家风味。西厢房三间是不住人的库房，贮存着一年吃的粮食，冬天做好的熟食也放在这里。挨着西厢房，在院子西南角，另有两间小平房，那是自家的磨房和碾房。碾磨齐全，秸秆脱粒后的原粮，在这里加工成米面，变成入口食物，不经他人之手，自给自足。
正房的后院是家中孩子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晚上天一黑，孩子们都不敢去那个地方，想象中的鬼怪、精灵或盗贼都会躲藏在那里。大伯父死时，发丧前也停灵在后院。
占据后院大部的是并排的四个圆筒状粮仓，家中每年收获的原粮都贮存在这里。粮仓口高出地面两米多，很高。靠梯凳搭成跳板才能到达仓口。秋天粮食收获后在场院脱粒成堆，我看到伙计们轮流肩扛麻袋，登上跳板向仓口倒出粮食。孩子们没有人进过粮仓，也不知如何由仓中取粮。这四个圆筒带尖顶帽的建筑成了后院的另类神秘。
在粮仓前面靠东侧是一棵大杏树，结的果实是黄杏，但不如南场院那棵白杏好吃。杏树底下是两口大酱缸，都戴着圆锥形防水帽，是苇席编成的。这是全家吃的自制黄豆酱，每日餐桌上都必不可少。粮仓后面和北墙之间还有一段很宽的空地。这空地和仓底下的通水沟也是孩子们游戏和钻洞的好地方。后院西北角北墙和西墙连接处是炮台。土石结构的方形炮台，底部由大块花岗岩石垒成，主体是厚厚的夯土筑成，也是孩子们游戏时的藏人之处。
小时候我第一次进入炮台时有梯子可登上高处的一木板平台，其上铺席子可以住人。站在平台上由炮台窗口（炮眼）望出去，向南可看见西南炮台，向东看到位于东院六爷家的东北炮台。向北看，则北大道和杨树林外的北菜地全在视野之内。土城四角的炮台和东西大门上箭垛平台互相呼应，这些在当时是民间自建的实用防御体系，如有足够的土炮洋枪，就连土匪也不敢轻易接近。
出自家大门外当街，就是土城西大门到东大门那条土道。原本是由董家窝棚道通大榆树村的乡村大道，三门宋家修土围子把大道围了进来，变成三家门前的当街。当街对面是三家格式全同的农家场院，一条甬道正对着大门和场院。甬道过了当街，两侧是猪圈。猪圈三面是由夯土垒成的墙，临街一侧是粗木桩做成的栅栏。有两个栅栏门是猪进出的通道。猪圈地势低洼，由临街的木栅栏看下去是个很大的深坑，只在临街拐角处有一个高台，搭成带棚的猪舍，是猪睡觉的地方。两大圈猪产生的肥料是农家一年零花钱和粮食产出的保障。场院比一个球场还大，春夏秋是菜园，秋末瓜菜罢园，土地平整夯实，成为秋收秸秆脱粒的场院。东北话“场院”的含义就是谷物脱粒的场所。谷物脱粒叫做打场。
场院西南角，用木障子围起一个小小的特菜园，这是我家西院不同于另外两家的唯一独特之处。特菜园里是数畦韭菜和黄花菜。各处也点缀些农村常见的野花野果，有紫姑娘、甜甜等。西南角靠围墙不远处是自家打的深井，旱季就地浇灌菜园。三家中我家和东院井都靠南墙，井水很深。中院打井打在场院中部，就靠近隔开我家和中院的小矮墙边。不知经何人指点，说是把井打在水脉上。果然，中院井里的水离地面很近，水源充沛。夏季我们都集中到这个井边，把新摘的黄瓜扔下井冰镇，打捞容易。秋天，打场谷物脱粒时，三家场院隔矮墙相望，人喊马嘶，有时还挑灯夜战，是一幅富裕农家收获的风景图。
家中正房住着爷爷、奶奶和姑姑们，三伯父和我们这一股（爸、妈、妹妹和我）也住正房，我们住东屋里间。按北方农村习惯，进正房中间是锅灶厨房。东西两口大锅，灶下烟火连通东西屋火炕。厨房靠北的东侧摆着一长条桌，两边长条凳可容坐十几人吃饭。家中第三等级的人，媳妇、孩子和下人都在这里吃饭。爷爷奶奶的小灶摆在东屋外间的炕桌上，有客人也在这里招待。年节时东屋堂屋地支起两个圆桌，算是家长与“子民”同享同乐。未出嫁的姑姑们住西屋里间，那里也摆一个炕桌，算第二等级。也吃大灶同样的饭菜，有时加个小菜或咸鸭蛋，待遇增加了半个等级。大伯父一股住东厢房北间，他在世时在东屋炕桌吃饭，大伯母和其他人也都是第三等级，在长条桌吃饭。
东厢房是长工伙计住的地方，南二间住人，进门两间是大灶房和吃饭的地方。正中间一条更大的长条桌，可容二十人同时吃饭。我们孩子们也经常在这里与长工一起吃饭，反正都是同一标准的农家大锅饭菜。
大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矛盾，小孩子不可能了解，但生活其中受到的制约也能感受些，长大后慢慢懂得了这种封建大家庭的潜规则。由利益、伦理和人性三条主线交织构筑成的家庭细胞，与皇朝庙堂的结构是相似的。爷爷作为家长是权力金字塔的最高层，儿子是绝对服从爸爸的次一级权力等级。宋九爷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伯父和四个姑姑。从我记事起有两个姑姑（六姑、七姑）已出嫁，家中只有八姑和老姑。这种排行是九爷两哥哥在世时，全家的总排序，前面五个姑姑分别是七爷、八爷的女儿。九爷对自己的子女是否有偏爱，外人看不出，就是家人长期厮守观察也揣摩不透。他是典型的封建家长，按中国皇帝的标准塑造自己。威严、古板，不流露自己的特殊喜好，也不对任何人表露感情，一切都封藏在心里，城府极深。三个儿子是继承人，这他十分清楚，但是他会把权力交给谁来管理和维系这个大家庭呢？按常规应是长子，皇帝一般也是立嫡长为太子。大伯父已协助九爷管家多年，他甚至可以单独决定一些事情，后奏老太爷首肯，两个弟弟从没有不平和异议。一段时间，精明强干的大伯父掌控着大家庭的一切，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接班人。大伯父在家中的地位很特殊，他不仅是管家的首席大臣，法律上未来将占有这个家庭一半的财产。这一点九爷心里清楚，也由此藏而不露地留心考察这个儿子。
原来九爷同母所生三兄弟，他的两个哥哥称七爷和八爷。还有同父异母所生的大哥，早已经由这个家分出去，住大榆树村，那是与这家有直接血缘的另一支脉。七爷掌家时，因没有儿子，按封建家规应由八爷的两个儿子或九爷的三个儿子中过继一个给七爷。但由于七爷当时尚健在，在家庭内部议而未决。七爷突然过世，主事的八爷就准备把自己的小儿子过继给七爷。这事在那时代不是发个声明就完事，需要在家族中履行一个手续和仪式。七爷已不在，事情就节外生枝。已经由此家分出去的大爷的儿子也要求过继，说白了就是分走属于七爷的那份家产。由此而引发了继承权的民事官司。打了多年的官司最终判决下来：“争继不继，由不争者继。”这样就由不争者九爷的一个儿子过继，这就使大伯父成为七爷名下的过继儿子。八爷去世后分家，他的两个儿子又分出去。剩下的家业就属于七爷和九爷的，法律上大伯父是七爷的过继子，占有家产的一半。
九爷因自己儿子过继高兴了几年以后，又对长子产生了矛盾心理。他现在由长子协助维系着三世同堂的大家庭，担心百年之后，长子有权主动分家，占据大部分家产，把两个兄弟迁出后，四分五裂，家道从此衰落。这是封建大家族演变的必然之路，也是宋九爷的心病。
发生在大伯父身上的变故缘于一个叫宋炮的人，他是早年土匪在关东横行时家中雇的一个炮手。那年代各地土围子兴起，都有武装自卫。炮手就是协调自卫作战中的一个指挥。日本人来了剿匪收枪，山林和农村太平以后，宋炮就成了九爷的管家。他原来的名字大家都忘记了，全家上下都叫他宋炮。他在家中的地位颇特殊，他不是宋家人，长期受雇于宋家，类似长工，却把宋家当成自己的家。由于有管家的地位，同时姓宋，也进入了家庭权力的核心，成为有重要事情九爷必咨询的第一人。家中每年的农事安排、田地买卖、收租放贷、长工雇用都由他一手操持，渐渐形成少他不行的局面。也由此才与真正管家的大伯父生出矛盾，其根本原因是九爷没有在大伯父和宋炮之间的权力分配上定出规则。大伯父是东家，名义上是宋炮的顶头上司。而宋炮掌握着过多的实际事务，有九爷信任可直接得到指示，对九爷交办的事尽力，在大伯父那儿就阳奉阴违。除了他自己的小算盘和权力欲望，这种必然产生矛盾的权力结构是否是九爷的有意安排呢？深藏苦心地要通过一个外戚分权造成的矛盾，目的是考察这个儿子，并逐渐把权力收回来。
宋炮揣摩透了老家长的心思：他对大儿子不信任。终于有机会给老家长送去大伯父的小报告。县城南杏山地户交租的粮食，卖粮钱有一部分进了大伯父的小金库。收粮数与卖粮进账不符摆在了老家长的面前。
九爷找到了大儿子藏有私心的铁证，免去了大伯父掌家“首席大臣”的职务，其实从来没有任命过，只是拿掉了实权。大伯父从此赋闲、生病，抑郁而终。大伯父去世，办丧事，我已经是个记事的孩子。农村办红白喜事都算大事，我记得宋炮也戴着简孝，帮助办理一应杂事。
又过了半年，九爷给了宋炮一笔钱，把他辞退了。谁也不知什么原因，只有九爷和宋炮心里清楚。这些事都是妈妈讲给我的，按妈妈的说法，我爷爷有当皇帝的韬略和城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来到宋家并度过我的童年。当然是妈妈把我生于宋家，她作为一个小资女性嫁到了地主之家，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混沌之初，在我的整个婴幼儿乃至童年，眼里只有妈妈，对于来到什么样的家庭全无感觉。世上每个孩子都是自然融入和根植在自己的家庭里，没有突变和陌生的过渡，然后又自然习惯于大家庭的制度和规则，不管是否合理都没有异议。
有一天我被告知姓宋时，并不知那含义。家里人都姓宋，有什么差别？很长时间我都不知姓氏是一条绳索，把家族的人系在一起，要求你在这绳索的链条上扮自己的角色。我只知我在妈妈的心中是最重要的，她不但倾注全部母爱在我身上，还对我抱有期望。那期望是什么，她从没有明白说出过。我在所有兄弟姐妹中表现不同的就是：我要让妈妈高兴，要让她以我为荣，与众不同地表示出我对妈妈的爱，顺从、忠心，不让她失望。小孩子犯错、闯祸，妈妈、姑姑要惩罚多是罚站，或用扫帚头打屁股。小孩子预知这灾难要来临，第一本能是逃跑。跑出西大门外，在外面玩一天，回来时大人多已经忘记惩罚之事。即使重新提起，已经变成了训斥。在这件事情上，我与妈妈的表现极其特殊：每当我要逃跑时，她就以假自虐来威胁，假装要以头撞墙，我还没跑出院子，见到这一幕只好妥协，乖乖回来任打任罚。其实，我心里明白妈妈那是假装的，相当于问我还爱不爱她？我不愿伤她的心，就顺从她了。老姑曾当着三婶和大娘的面，在闲谈时说到石柱子（我的小名）与别的孩子不一样。这是我在家中大人眼里获得的与其他兄弟不同的评价。而对其他长辈，我与所有堂兄弟的表现没有区别。我和妈妈互相知道对方心里想什么，许多情形下我总能猜到妈妈的心思，只是不说破，就让大人继续低估孩子的本事吧。
大伯父去世，按理九爷会倚重现升任家中长子地位的三伯父。他一直在管理家务，也懂得农村习俗和农活，但他少话语，多心计，有自己的小算盘，内心愿意分家另过。知子莫如父，九爷为维持大家庭，不愿把权力交给他，只让其协助管理家事。而爸爸和他三哥的性格完全不同，爸爸重情义、大方，全心全意维护大家庭的利益，受到大家的信任，但不善守财，因此办事往往不合上意。在县上自己有一份工作，不常在家，也不愿做管家。这就是我童年时这大家庭的形势。
男主外，女主内。奶奶对家中内眷的生活和管理有绝对权力。她管辖着家内吃穿用度，婚男嫁女。重要的晚餐，当值的媳妇都必须请示她。私下里媳妇们认为奶奶为人随和，不善心计，很容易通融，心情好时几乎有求必应。倒是西屋的姑奶奶组成的“内务府”，在奶奶的默许和庇护下，建立了管理媳妇的权威。名义上她们叫这些媳妇为嫂子，实际上她们是这群嫂子的上司。
六姑、八姑和老姑三位姑奶奶，这是西院按辈分的总排行。六姑未出嫁前是“内务府”的头，一切都是六姑说了算。出嫁后，八姑升任为头。嫂子们一切要顺她们的意，看她们脸色行事。如媳妇回娘家探亲，奶奶那里给假放行。若是“内务府”不同意，也不能走。到后来奶奶反而受两个女儿左右（最刻薄的六姑已出嫁），她们有什么主张和训令，都自然成为当局最高指示，奶奶不置可否，反正她老人家从未真正有主意。
“内务府”除管辖着媳妇们，家中孩子们的矛盾纠纷也归她们管。任何孩子告状，都要告到姑姑那里，调和、惩罚也都由姑姑们执行。有时孩子挨打、罚站，还要波及他们的妈妈，常被指桑骂槐，认为孩子淘气的过失是源于妈妈。我那时经常在“内务府”做被告，罚站在堂屋地上，妈妈也为此没少受气。
奶奶有时晚饭爱喝口小酒，只要晚饭小灶上新添了菜，就烫一小壶烧酒，这是东屋炕桌上的特供。爸爸在家时也上这饭桌，媳妇们是在外屋地的大条桌上吃饭，姑姑们西屋有炕桌，大锅饭菜是一样的。我们孩子们常常是在东下屋条桌上和伙计们一起吃。
不知何时开始，晚饭酒后的奶奶抽着长长的旱烟袋，盘腿坐在炕上，脸向着外屋地骂媳妇，声音很响，语调激烈。这种酒后骂，不是发泄心中的怒气，她一点都未生气。而是一种抒发胸中痛快的数落：像是在讲述一个事情的过程，那事件也许是陈年老账，也许是新近发生的、没谁在意的小事。骂是真骂，对象是媳妇，有时泛指，一估堆全骂，有时特指某媳妇。被骂者，该干活照干，说笑照常，好像挨骂与她们无关。正骂得声声激越，媳妇请示明天腌菜或蒸豆包放糖的事，老太太便恢复常态，商量、安排、指示，事毕又接茬骂。全家上下习以为常，从不把骂酒当成事件，只当是酒后兴奋的一种宣泄。
被骂的媳妇，她们在家里的地位就是挨骂不会还嘴的角色，也是她们自己找挨骂。奶奶本是好脾气，不喝酒从不骂人，也不常喝酒。而每次都是媳妇提议、撺掇。晚饭新添一个好菜，就提出：“妈，喝口酒吧！”奶奶沉默一会不置可否，于是一壶小酒就烫上了。吃饭时，媳妇一盅一盅侍候着，吃完饭，给点上旱烟袋，满脸通红的奶奶便开始醉骂了。下次还是这老戏重演，可见媳妇们根本没把骂当回事。
大伯父病故，丧事办得很隆重。我那时已经五岁，是记事的小孩了。这件事给我巨大的震撼。孩子来到世界上，混沌未开，对一切都懵懂无知，受大人的摆布。连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现在突然家里熟悉的人去世了，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增加一个去而无回的世界。办丧事好像是在告诉人们如何去另一世界。
在院子正中，搭起了一个大席棚。席棚外面用白布包裹，最外层飘着一些白布幡，棺材停在席棚正中。大伯父就躺在棺木中，等待举行各种繁杂的仪式，送他去另一世界。全家人都穿着孝服，大伯父直系子女是全孝：白衫、白帽、白鞋，一身白素不见颜色。其他晚辈半孝，我们堂兄弟都是白布蒙裹在鞋上，又在衣服外面束一条白布腰带，半截悬在腰间。席棚前面摆着供桌，上面摆着香炉、供品，点着蜡烛。席棚后部是一条大长条桌，两侧长凳上坐着两排穿着袈裟长袍的和尚，正哼着佛经，奏着好听的佛乐，据说能超度逝者去一个好的地方。这些人是爸爸从县上寺庙里请来的，专为逝者做超度法事的。
我喜欢听他们奏的佛乐，笙管笛箫、铜铃、小鼔，悠扬清雅，所以就常躲在席棚角落听这超度逝者进天堂的仙乐。僧人念经，也不是念，而是哼唱，配合着演奏的佛曲，曲调单一，不断反复。
除了这套唱经的和尚，还有一套世俗的吹喇叭乐班，也是那时所有红白喜事必不可少的。和尚们是按固定的时间诵经奏乐。他们安静地坐在席棚长条桌的两侧，不奏乐时就歇息喝茶。那吹喇叭乐班的演奏也有特定程序。按仪式吹奏，有重要吊丧客人进院时就随着他们的吊祭行礼，唢呐声大作，配合祭奠。按时辰上香，送江水也要吹奏。送江水是家中妇女，媳妇和姑姑们，穿着孝服，排队嚎哭着走出院门。在当街由东大门出去，经南大坑绕土围子一周，由西大门回来。一路上妇女们大声假哭，喇叭声一路相随配合。我们这些孩子也被指定在这送江水的队伍，随着走一圈，爱哭不哭没人管。我们都不哭只随着走，初始有些惊惶失措的感觉，几回下来就习惯了。这种送江水仪式，几个小时便要一次，是一种固定的哭的仪式。
出殡那天，各路亲属的客人都过来了。家中住得满满的，女眷挤住在上房西屋，男客人一律安排东厢房，长工伙计暂时放假回家去了。院子西南角搭起临时锅灶和平台案板，一伙人正忙碌着准备丧宴。堂屋、院子都摆上了饭桌，到时会有一百多人吃饭。出殡时由聘来的专人扎起纸人、纸马和彩纸阁楼，五彩缤纷，都是用高粱秸做骨架，糊上彩纸做成。送葬时，由几个人抬着，随棺木队伍一路西行，全家人和客人排队出西大门，西门外已经用木板架起一个有梯级的桥，捧灵幡的长子和重孝子女要从桥上走过去，其他人从桥两侧通过。那意思是亲人子女送爸爸到冥城奈何桥。拉棺木的大车和送葬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地去了自家的西坟茔地。哭嚎声一片，喇叭声大作，人们在茔地墓穴围成一圈，棺木在指挥人的喊声中缓缓落下去。纸人、纸马等也在熊熊大火中随去了。事毕，大队人马返回西院开席吃喝。
不知何时，家中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我叫他二大爷（二伯父），他叫我爷爷九叔，我爸爸叫他二哥。他既不像长工那样去干活，也不像三大爷和爸爸那样参与家务和农活管理。他游手好闲，几乎不做任何事情。长工对他像对客人，敬而远之。从家中长辈对他的态度，我知道他与这家关系非同一般。他圆脸，微胖，外衣是罩着那年代时兴的蓝长衫，说话声音低沉缓慢，态度从容，温文尔雅。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多话。白天每人都忙着自己的事，他就各处走走。他也到田里看长工干活，与长工说笑话。有时，他消失一整天，晚上回来没赶上晚饭，家人还要为他特地准备饭，也没有人问他去了哪里。他与家人熟悉，但不亲热，若即若离。他住在伙房（东厢房）长炕上一个单备的位置，与长工分隔开。他寂寞，无所事事，有时沉思时露出一些哀愁。
一次，我野玩回来，从西大道过来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西坟茔地，我走过去，他站起来拉着我的手回家。家中孩子没有人理他，他唯独喜欢我，问我会不会背唐诗。我就把妈妈教我的唐诗背诵下来：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很喜欢，夸奖了我。也许是这首诗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
有一天，我在伙房看到他倦靠着睡铺行李，一个人在光线昏暗中凑到纸窗前看书。我过去问那是什么书，他说：“《三国》。”我那时只五六岁，不知《三国》是什么，他放下书，给我讲起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从那次起，我就缠住他讲书上的故事，他似乎也喜欢给我讲。白天，我去玩，他做他的事，约了晚饭后，我到他歇息的伙房。他斜倚在铺盖上，两手放在脑后，接着讲上次留下悬念的故事。这成了我童年生活最重要的事，每天必听他讲成人的故事，然后，一整天都惦记故事里的人或事态的发展。他也成为我依恋的大朋友。《三国演义》的故事按顺序展开，一个新天地也显现在我眼前。每晚一次不落，到时间我就去，我缠住他不停地央求。不讲也不行，他在伙房的墙壁上开一个方形洞，在那里点一个小油灯，满屋子关东烟的辣味。隔壁伙计们聊天，说粗俗笑话，还有人用东北屁嗑斗嘴，声音嘈杂。我和二大爷在长条大炕的一角，听他悄声讲《三国》里的故事。他讲故事没有表情，不张扬，只娓娓道来。讲到细节处也绘声绘色，说关云长的大刀如何拦开对手的兵器，反手劈开，我就觉得学了一招。他讲《三国》故事很投入，不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很多事都按书上讲，不哄骗我，就连他自己有时也忘情其中。其实，大部分我都听得懂，津津有味。他讲诸葛亮三气周瑜，到东吴柴桑吊祭，甚至背了一段祭文，后来才知道那是说给他自己的，但当时我完全不懂。
每晚的故事都要讲到别人准备睡觉，或已经睡下我们才结束。东北冬天天黑得早，农村睡得也很早，他催我离开，这对农村人已经很晚了。妈妈在上屋等我回来睡觉，她知道我每晚在什么地方。听完故事，我要从东下屋经过半个院子回到上屋。没有灯，院子里漆黑一片，没有声息，人们大多已睡下。我很害怕走这黑院子，怕鬼！因此总是飞快地跑过去，回到上房东屋。妈妈已把被子铺好，我钻进被窝里还没完全从故事里出来。
有了这些故事，白天我就做关公，让两个年小的堂弟做周仓和关平，要求他们绝对服从和忠诚。开始他们也新鲜，做得到，好处是我去哪里玩都带着他们。慢慢命令他们做事，要求愈苛，他们开始怠慢与不愿，我就不让他们做周仓和关平，把他们贬为小卒。几次反复后，他们感到做周仓和关平也没什么实惠，索性不干了。失去臂膀，我自己做光杆关公有些无趣，心里开始检讨，不该对他们要求过苛。
其他堂兄弟并不知道我每晚听故事的事，或许他们并无兴趣，我就保守着和二大爷的秘密，独享这听故事专席的待遇。过了约一年，其间故事也时断时续，已经到了诸葛亮出祁山战司马懿这一段了。有一天，二大爷告诉我，他要走了。我感觉很突然，他没有告诉我他要去哪里，似乎有难言之隐不便和小孩子说。看到我的伤心失望，他安慰我说长大后我可以自己读《三国演义》。从此我每天都盼望傍晚到来的好日子结束了。
多年以后，妈妈告诉了我二大爷的来历：以前西院的掌门人是九爷的哥哥八爷，他有两个儿子，在家里排行老二和老四。八爷病故，他们分走家产土地离开这里，到南村柳条沟另立门户。这位二大爷就是八爷的长子。他本是读书人，那年代农村匪患连年，书生百无一用，不会种田，不善经营，数年下来，把名下的田产卖光。又挣扎数年，营生无计，妻子离去，弟弟远走北方。他便又回到叔叔家（九爷）寄食。这次突然离去，是他远在黑龙江的弟弟发迹，招他过去。二大爷走了，我的损失最大——失去忘年交朋友，没有了《三国》故事。我心里空落了很长时间。可家中长辈们对他却另有看法。
三、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
父辈堂兄弟五人，到我这辈堂兄弟九人。大伯父四个儿子，老大早逝，其余在家中排行数二数四数八。三伯父也四个儿子，排三、六、七、九。我爸爸就我一个独子，在家排行第五。这样我前面有二哥、三哥、四哥，其他四人都比我小，叫我五哥。女孩共有五人，大姐早已出嫁，三伯父屋里有两个女孩，我叫二姐和三姐。另有两个亲妹妹。
这样一大群孩子玩起来，自然按年龄段分组，我恰好居中，向上可攀三哥和四哥，向下我又是几个堂弟的领袖。
乡村孩童懵懵懂懂，认不清环境，也不了解自己，到处天马行空一样地疯玩，经常处于危险的边缘。妈妈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媳妇，有数不清的劳务，顾不上监护自己的孩子。我几次从危险的劫难中活过来，全凭天意。
有一天，我和年长我两岁的四哥在西大门外玩。爷爷走过来，命我俩去村东南白菜地去看看，是否有猪啃吃白菜。那时代养猪，除自家喂食外，夏季猪倌常把猪群赶到野外池塘边或树林野地里，让猪自己觅食，有时看管不严，猪偶尔会窜到菜地里。
其时正值三伏热天，我俩心里都不情愿，可又不敢违拗爷爷的命令。白菜地在东大门外向南一里路远，位于去柳条沟村乡村大道东面的高地上。我和四哥在爷爷的监视下，向南大坑方向磨磨蹭蹭地走去。土围子南墙不远处有并排三个池塘，其实就是小型人工湖，是当初修建土围子挖土形成的。我记事儿起，这里就是常年积水的大坑，我们都叫它南大坑。夏季雨大时，三个池塘水积满溢出，连成一片大水，溢出的水向西流去。我们去菜地须绕过南大坑向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