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偶遇左翼进步导演
抗战时的重庆五色杂陈、人员复杂。
由于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也于1938年10月完全撤离了武汉，来到陪都重庆。
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只有1年零4个月，是战略防御阶段。上海失陷时，中日战争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了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正酣，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采纳周恩来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采取了“北攻南守”的战法。但此时的国民党，仍执行着蒋介石所谓的持久消耗的战略，因而在战役指导上采取消极的单纯防御方针，即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他们对运动战和游击战持否定的态度，并使得其几次组织的大型战略性防御战役都遭失败。最后不得已，蒋介石只能让国民党中央政府退守重庆。
那时的重庆，整个城市几乎都处在一种沉痛之中。聚集在重庆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文化精英们，仍然在为自己的国家命运担忧着，仍然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努力着。他们用自己的文艺才情，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日、抨击时弊和借古喻今的话剧。
秦怡在青年会里新结识了一个女演员叫朱嘉蒂，她曾在何非光导演的电影《保家乡》中饰演过角色。那天，她让秦怡和她一起去看中国万岁剧团排练的新话剧《八百壮士》。
听朱嘉蒂介绍，中国万岁剧团是中国电影制片厂下属的剧团。当时，这个剧团还有一个姊妹团，叫做中国万岁合唱团。由于战时重庆国民党政府对电影拍摄控制得很严，一些新撰写的剧本，往往在审查的过程中会被国民党政府的审查人员改得面目全非。于是，话剧，这一相对审查较为宽松的“文明戏”，就成了年轻人纷纷喜欢尝试的新的表演形式。
那天，和朱嘉蒂看完话剧后，她们走向门厅。忽然，朱嘉蒂说要上卫生间，秦怡便在门厅里等她。没有想到，正当她站在那里，回味着话剧中的情节时，从剧场里走出两个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那两个男子看到秦怡后，眼睛好像一下子亮了起来。走过她身边后，他们又从大门口转回头走向了她。
他们询问秦怡是从哪里来的？在得知她刚从上海来，正在寻找工作后，便又立即问她，是不是想做演员？
看到两个陌生的男人看着她，还询问她“愿不愿意做演员”，秦怡两腮不由一阵绯红，连忙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不会演电影。
那两个陌生男子看着从脸红到脖子的她笑了。一个梳着分头的中年男子告诉秦怡，他叫应云卫，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另一个也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叫史东山。
应云卫对秦怡说，让她有空时去找他们。
正在此时，朱嘉蒂从卫生间出来，看到两个男子和秦怡道别，忙问秦怡怎么和应云卫、史东山认识的。秦怡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朱嘉蒂。听到秦怡有这样的好事，朱嘉蒂一下子叫了起来。她连忙告诉秦怡，应云卫和史东山都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大导演，平时大家都以结识这两个大导演为荣，许多人甚至千方百计想上他们的影片呢。
朱嘉蒂曾介绍过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许珂与秦怡认识。许珂听说应云卫要秦怡演他的电影时，也立即对她说，这样的好事怎么能错过。在他的分析、劝说下，秦怡答应尝试一下。
秦怡以前的名字叫秦德和，许珂觉得这个名字比较一般，要是真的做电影演员就不合适了。于是，他很热心地从“和悦、愉快、心旷神怡”中取了怡字，结合姓氏，组成了新的名字——秦怡。而且，这个名字秦怡一用就是终生。
许珂的热心，加上应云卫、史东山的极力推荐，秦怡很快就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制挂靠在中国万岁合唱团。
中国电影制片厂原名汉口摄影场，诞生在1935年，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前，中国电影制片厂影响并不是很大，只拍过一些军事教育片、新闻纪录片。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自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后，这家摄制厂便接连拍摄了《八百壮士》《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三部故事片，五十余部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等，由此在中国名声大振。
重庆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云集许多以后蜚声中外的导演、演员，如郑君里、应云卫、史东山、舒绣文、黎莉莉等都是电影制片厂叫得响的人物。
秦怡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后，按照规定试用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她不仅要完成合唱团宣传抗战的歌唱演出任务，而且在演员剧团需要人手时，她也需要前去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