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武卫会常熟分会
常熟东乡的梅李、浒浦一带，是除县城以外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些集镇上的进步青年，面对令人窒息、恐怖的社会现状，有着要求改变社会、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梅李陆同福布庄寓沪的职员李建模，在中共领导的闽赣交界处根据地经商时，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在上海时，又通过在生活书店工作的王永德得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常常带回梅李，供周围的青年们秘密阅读。
李建模
为了宣传抗日，宣扬革命，团结进步青年，1934年初，他和顾准等七个青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进社。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从事抗日救亡运动。随后，他们吸收梅李、浒浦青年十多人入社，并在梅李成立了艺丝社，创办《艺丝》周刊，抨击时政，为民呐喊，引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的极大震惊。不久，进社加入了上海反帝大同盟。
4月，日本外务省官员天羽发表声明，声称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欲排斥英美等国在华势力以妄图独占中国。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送交宋庆龄，后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由宋庆龄领衔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1700余人联名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5月初，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反帝反法西斯同盟等团体为核心，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武卫会”），开展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宋庆龄任主席。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民抗战方针和路线与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任天石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心向往之，萌生了加入共产党、驱逐日寇的念头。
8月，上海反帝大同盟因领导人被捕，停止活动。同盟的上级负责人将进社介绍给武卫会，上海进社解散。上海进社大部分成员转入了武卫会后，即在原来进社的基础上，成立武卫会上海分会。顾准和李建模为分会负责人。期间，顾准曾到过梅李，向常熟的进社成员和艺丝社骨干宣传《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并在梅李召开会议，宣布进社解散，建立武卫会常熟分会。李建模被推选为分会主席。秋天，武卫会党团派组织部长李定南到常熟发展薛惠民、张可群、陈海涯（李凌）、陈刚等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
1935年9月，任天石在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时与同学王啸山（右）、江海峰（左）合影
9月，任天石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取得了上海卫生局颁发的行医执照。毕业时，他与同学王啸山、江海峰合影。同学少年，眉目清秀，意气风发。青年才俊自此别过，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道。任天石离校时，《光华医药杂志》主编徐恺专门撰写《任天石小传》称颂任天石。
回到家乡后，任天石敏锐地察觉到生机勃勃的革命气息。他主动找到了李凌，和他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任天石对李凌的革命行为十分敬佩，遂请求参加他组织的抗日活动。不久，任天石参加了在胜法寺召开的秘密会议。
武卫会常熟分会党支部成立的时候，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江苏省委连续遭到两次大破坏。但武卫会常熟分会党支部成员无所畏惧，以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在浒浦的渔民中开展工作，帮助开办渔民子弟学校，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在梅李开办农民夜校，教贫苦农民识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分会还利用提灯会等活动，散发传单，扩大影响。次年初，任天石在梅李塘桥建立了武卫会小组。梅李、浒浦一带成为常熟革命活动的中心。
开业行医
1935年春，任天石在常熟城区租赁东殿巷屈映华家房子开门诊看病。屈映华是任天石在上海中国医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屈映华的丈夫董长民在国民党政府的警察所任职。夫妇俩思想进步，与任天石在思想上比较契合。
任天石为病人开的药方
任天石开业行医，每遇贫病，施诊给药不计报酬。一次，任天石目睹反动当局逮捕了一名爱国女青年，十分愤慨。他通过房东董长民的关系，以惟善局医师身份去监狱为“犯人”看病。在狱中，通过和这些“犯人”的交流，任天石看到了革命青年特有的铮铮铁骨。他们为信仰、为人民不惜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任天石，同时，他也进一步看透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当年，父亲病故，任天石为了能照顾母亲，决定从城里迁回塘桥，在农村挂牌行医。当时恰遇一患者，虽经老中医多次诊治，却依然没有丝毫好转。病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刚在塘桥开业的任天石。经任天石悉心诊治，患者病情渐渐康复，最后竟然痊愈了。从此，任天石声誉日隆，上门就医的患者日渐增多。任天石始终悉心问诊服务乡亲。每每遇到一些家境贫困的患者，任天石不单诊金不收，甚至连药品都免费送给贫苦的患者。任天石在家乡的威望日渐提高。
此时的任天石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为他物色了对象。妻子王珊是梅李乡下西巷上人。“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王珊敬重任天石的医德，任天石爱慕王珊的贤惠，小夫妻俩情投意合。婚后两年，爱子春嘉出生。
探索救国道路
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中国军队援助东北义勇军余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两名亲日的报社社长被暗杀即所谓“河北事件”挑起事端，并以武力威胁。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与日军先后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两份丧权辱国的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自治运动，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以达到最终吞并华北的目的。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日本咄咄逼人、猖狂至极的侵略行径，使得国内民众抗日气氛高涨。对此，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在《救国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明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贡）献专门技能”的口号，呼吁“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与此同时，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武卫会常熟分会负责人、共产党员李建模以“看病”为名，与任天石交流思想。任天石十分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应停止内战，共同抵御外辱，一致抗日。在谈到国是日非、外侮日甚的形势时，他更加痛切地体验到仅仅做个好医生是不够的。任天石对弟弟任天怀说：“做个医生，只能救命，不能救贫；若要救民，必先救国。”他开始积极谋求救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