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这里所谈的中国古人指有文献记载的民国以前的中国人,也就是从商周到清末三千多年来的国人。商朝以前的中国人的生活因为文献稀少,难于考信,所以留待考古学家去揭示,而民国距今不远,还谈不上古,所以也置而不论。不同的历史时期通常会由政治的变革与文化的转型而显示出与其他阶段的差异性,而政治、文化的变革又必然会影响人的思想和生活态度,比如魏晋士人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就与那个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元代文人普遍的神仙道化思想也是元朝特定时代的产物。本书着重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影响深远并且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世界观、人生理念与生活旨趣,通过山水园林、饮食游乐来揭示中国人独有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美学。

美食意趣:生存需求的提升

华夏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相对封闭而优裕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发达的农业社会,并影响到江淮流域、珠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厚灿烂的中华文化。商周时期已经造就了高度文明的礼制社会,以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宗法制度维系各等级的人群,而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礼”。人的所有活动都纳入礼的范畴,从男女成人的冠礼、笄礼,到乡里士族的节令聚会——乡饮酒礼,再到底层贵族的见面——士相见礼,直到最高级别的祭神祭祖,都有一套礼制规范,既有对人的尊重,同时也包含着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约束。《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也就是说:制礼的初衷,是从人的最根本需要——饮食开始的。所以一切围绕礼的活动,也都离不开饮食。有人说,中国人是特别看重吃的民族,从特定的意义上讲并不错。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婚丧嫁娶、庆寿贺节,不是总离不开吃么？春秋时管仲讲“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尚书·洪范》讲“农用八政”,第一就是“食”,可见统治者是多么重视吃的问题。

后世发掘出来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如鼎、尊、爵、觥、簋、觚、卮、斝,绝大部分是食器、饮器,再看《周礼·天官》,里面的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腊人、浆人、醢人、酰人、盐人,都是伺候天子、贵族吃喝的。东汉的郑玄说:“膳之言善也,今时美物曰‘珍膳’。”美食就是珍膳。鼎,首先是烹制菜肴的器具,其次才是权力的象征。打算推翻一个王朝,叫“问鼎”,还是和吃分不开。尊和爵都是酒器,同时又标示人的地位。尊是高贵,爵是官位。商周时期那么多繁琐的礼仪,最隆重的是天子敬天祭神,用的是牛、羊、豕。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通过饮食来维系人际关系,《周礼·大宗伯》说:“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亲族兄弟之间、主人宾客之间、诸侯各国之间的和睦友爱,都贯串着美食美酒的馈赠与分享,这个传统,延续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再穷的人家,来了亲朋好友,也会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给客人吃。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说过,“食者,形而下也”。虽有道理,却并非完全如此。早在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春秋战国时期,饮食就被各家各派广泛地用来比拟治国理政的方针策略。从老庄、孔孟到《吕氏春秋》,从《周易》到《诗经》,都有大量的篇章涉及饮食,以饮食比喻做人的道理,隐括治国的道术。商汤的开国宰相伊尹就是位高明的厨师,他用五味调和的理论说服了汤,而且用“调和鼎鼐”的方法把国家引向大治。儒家涉及饮食的文字尤其丰富,孔子说: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强调吃的要精细,绝不吃腐败变色的食物,吃饭要按时,吃得要有节制,酒可以多喝,但不能撒酒疯。用于祭祀的肉一定要是鲜肉,过了三天就不能吃了。吃饭、睡觉时不讲话,因为嘴里容易有异味。即使是用蔬食、菜羹、瓜果这样普通的食物祭祀祖先,也一定要非常恭敬。再看《孟子》“鱼与熊掌”的著名论断:“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讲的是饮食,其实却是做人的道理。在儒家思想的培育影响之下,饮食早就成了敦睦家族、礼让宾客、维系亲情、治国理政的华夏文化基因。

如此发达的饮食文化在三千年中自然孕育出无数的烹饪大师、美食家以及茶圣、酒神,他们当中有的是王侯将相、妃嫔媵嫱、文人士子、隐士山人,也不乏市井细民、引车贩浆者流。如唐代世袭的郇国公韦陟,他家的郇公厨当时即名扬四海。而宋朝的一个街市上卖鱼羹的宋五嫂竟把她的鱼羹从汴京搬到了杭州,贯穿了北宋到南宋的家国兴亡史,以致享有盛名。还有不胜枚举的饮食著作,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到唐代韦巨源的《食谱》、郑望的《膳夫录》,宋代太子的食单《玉食批》、林洪的《山家清供》到元朝忽思慧《饮膳正要》,直到清朝李渔的《闲情偶寄》、袁枚的《随园食单》、童岳荐的《调鼎集》,加上无数的《蟹谱》、《茶经》、《酒谱》、《糖霜谱》等等,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中国的饮食文化精深博大,含蕴无穷,可以引喻政治,体味人生,参悟玄理,阐明道术,助资博物,提供品评。饮食在如今的中国早已超越了果腹这个基本生存需要的层面,而进入了享受、品味的较高级水平,但要想成为一个美食家,则必须兼具四个方面的能力质素:第一,要有广博的见识、兼收并蓄的襟怀、敏锐的味觉、四方的经历,雅俗精粗的食物,都亲自品尝过。第二,要读书多而且杂,谈吐幽默,落笔成趣,能把饮食的精妙特色写出来。第三,要有曲折的经历,最好有过沉浮显晦的人生历程,吃过好的,也饿过肚子。第四,要超越功利,追求无欲之欲。最好是亲朋好友之间,一边品尝美味,一边谈有趣的话题。如果是生意场上,一边吃喝,一边心里想的是怎么赚对方的钱;或者公款吃喝的官宴,心里想着如何让领导喝好吃好,就算桌上摆的是龙肝凤髓、燕窝鱼翅,吃到嘴里也是没味的。

山水情怀:天人合一的境界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述他撰写《史记》的动机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早于司马迁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哲人就已经在思考天与人的关系了。从早期的敬天尊祖到嗣后的天人合一,中国人的天道宇宙观念逐渐形成,与西方哲学将宇宙自然与人类对立、“征服自然”的观念不同,中国哲学认为宇宙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是彼此依存、和谐相感的;人应当顺乎自然天道,不能逆天而行。《周易·乾卦·文言》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也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说的都是天道与人道相通。朱熹更认为:“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这样的天人观念对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文学艺术产生了无穷的影响。山石草木、江河湖泊,在画家、文人的笔下,都洋溢着郁勃的生机,流动着作家的情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道:“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正是主体与客体浑融交感,物我两忘的境界。

正是因为有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山水草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就成了有生命、有性情的客体。到了诗人的笔下,人与自然山水竟可以成为知己,互相感应,浑融无间。李白的《独坐敬亭山》诗云: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前两句极写环境的清冷与诗人的孤独寂寞,后两句则写诗人与敬亭山依依相视,脉脉含情。此处的敬亭山,已经完全人格化,与诗人情意相通,在抚慰着诗人落寞孤高的心灵了。而在词人辛弃疾的笔下,山更具有了高洁的品格、豪宕的气概。试看他的《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云: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这里的灵山,被词人赋予了高贵的血肉之躯,风流倜傥,像南迁的东晋世族谢家子弟,又如才华横溢的司马相如,雍容雅致。它的品格气质,雄深雅健,让词人有面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歆慕向往之感。辛弃疾的另一首《贺新郎》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这里的青山与词人已是契阔相交的知己,完全打通了主客的分野,互相欣赏,彼此倾慕。

山的巍峨挺拔、傲岸耸峙象征着士的特立独行,抗节不辱,士的内在精神操守借助山的外貌得以形象化,这也是千百年来“仁者乐山”的根源所在。

中国文化中的水则往往与温润、包容、谦退、善良的君子性格相联系。老子说“上善若水”,孔子说“智者乐水”,讲的都是水顺应自然、与世无争的阴柔属性。它与山的阳刚气质恰好成为互补的两端。儒家所推崇的“仁”的品格正是山水精神的融合,像山一样的坚持,像水一样的亲和。中国文人从山水之间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与无穷的创作灵感。试看苏轼一封小札《与王庆元》云:

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云涛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

短短几句,就将所居环境的壮阔、寄情自然山水的闲适、逃避官场烦冗的疏懒全部点染出来,令人向往。

园林清幽:士大夫的起居

如果说山水是中国人高洁情怀、仁善追求的象征,那么,园林则是中国贵族、文人士大夫生活理想的更直接的载体。中国园林体现的是浓缩的自然美,是人工与自然山水的巧妙结合,它可以是绵亘百里、数十里,依山傍湖、景象阔大的皇家园林,如汉武帝的上林苑、宋徽宗的艮岳、乾隆的避暑山庄、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也可以是依傍山林、清幽静穆的宫观寺院,如杭州的灵隐寺、北京的潭柘寺、成都的文殊院;更多的则是匠心独运、以小见大的私家园林,像苏州的拙政园、怡园,北京的湛园、勺园,南京的瞻园等等。与西方造园理论的平直开阔、讲究对称不同,中国园林,尤其是私家园林强调的是曲折变化,层次幽深。即使是半亩园居,也不能一览无余。追求的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与中国绘画、戏曲的美学原理相通。园中通常由假山、池沼、草木花卉相映带,而以亭、轩、廊、榭穿插点染,使人在奇石嘉卉、曲径通幽的环境中领略诗意的生活。试想暮春三月,桃花初绽,春水微波,诗友良朋六七人,闲坐亭中,烹新茶,唱昆曲,“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真可以“销尽鄙吝”了。

优哉游哉:休闲与体育的结合

娱乐游戏,是人的本能需求。中国人早期的游戏消遣活动如围棋、足球(蹴鞠)、投壶、打马、酒令灯谜、藏钩射覆等等,都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点,渗透着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譬如围棋,它应是世界上所有棋艺中最高级的品类。它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以王或将帅的生死存殁定胜负,每一子的地位行棋亦无高下区格之判,输赢只看最终整体的结局。围棋棋道中处处体现着古代兵家的形势、权谋理论和老子弱能胜强的哲学思想。当然,也还有更适合大众的象棋。

灯谜酒令则是借助于中国语言文字与传统诗文词曲所衍生的极富趣味的游戏活动,它需要参与者具有学识广博、善于联想、敏捷机趣、巧思妙悟的品格素质。灯谜酒令做得好,可以极大程度地活跃酒宴节会的气氛。

蹴鞠、投壶、打马,在今天都可以看作是体育活动,按照拟定的规则做游戏,达到和睦亲族、娱乐朋友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