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出生于当时为英国占领的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今天叫槟城)，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父亲辜紫云，母亲为葡萄牙人。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清朝时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在西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67年，随英国商人布朗前往苏格兰。1870年，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于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文凭；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

1880年，返回故乡槟城。1881年，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埋头研究中华文化。1885年，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正式成立后，任方言教习。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905年，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后，辞去公职，1915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24年，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1927年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

形象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梁实秋《辜鸿铭先生逸事》)

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弗兰西斯·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

保皇

辜鸿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辫子”。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和古拉丁文，他为何独独对那条不甚雅观的辫子敝帚自珍？辜自己的解释是：“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别人将他的辫子视为前清遗老的残留物，他却将自己的辫子视为“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或者说，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

辜鸿铭经历两次帝制复辟，都如儿戏一般。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官帽(擎雨盖)也没了。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犹如“傲霜枝”一样在人们面前摇曳。(张勋65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他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

民国初年，辜鸿铭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他第一次拖着辫子走上北大课堂的时候，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辜鸿铭没有感到难堪，他等学生笑完，清了清嗓子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学生们听到这句话，都沉默了。

英国文豪毛姆回忆，他到辜家拜访的时候，辜鸿铭曾把他的小辫子拿在手里，神气十足地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

辜鸿铭曾撰文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所以，“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并非改头换面，而是派出最优秀的中国人，去向欧洲人民展示我们的真相。”

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鸿铭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留了起来。辜鸿铭大怒，声称要告胡适名誉侵害。辜鸿铭解释自己剪辫子的时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

追随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辜鸿铭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或谓杨汝澍)推荐，受聘为总督衙门的德文译员。他从此追随张之洞，由广州而武昌，由武昌而京城(中间在南京短暂任职)，总计长达二十二年之久。

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辜鸿铭曾写到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稍衰”，“余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听”，“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辜)知经不知权”，这说明仅仅作为译员，很难得到张之洞的举荐。辜鸿铭通晓欧洲多国语文，在外交场合为张之洞挣足了面子，却仍然只是处于养而备用的境地。两人能够长期彼此谅解，相互包涵，已属难能可贵。辜鸿铭拥有足够的闲暇，他沉潜于六经子史之中，欣然感叹：“道固在是，无待旁求。”一旦对儒家经典心领神会，他便在英文刊物上发表介绍和评述中国文化精华的文章，欧洲学者正是从他那里看到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精深邃密之处，因而感到惊奇和兴奋，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与辜鸿铭用书信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丹麦文学与社会评论家勃兰兑斯也在长篇评论中对辜鸿铭批判欧洲文化的观点表示激赏。辜鸿铭还做了一桩拓荒性质的工作，他用典雅的英文翻译“四书”中的《论语》、《大学》和《中庸》，因此在欧洲知识界赢得响亮的声誉。

一晃就是十七年。张之洞突然想起辜鸿铭这位幕僚虽然孤傲，倒也精明，却迟迟未获提升，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他对辜鸿铭说：“十七年来，我对你有所疏忽，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晋升给忘了。”张之洞这回动了真格的，向光绪皇帝举荐辜鸿铭，御旨任命辜鸿铭为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月薪高达800两银子。辜氏对物质生活没有奢求，做官做得相当清廉。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选了两名“洋学生”——梁敦彦和辜鸿铭随同北上。到了北京，梁、辜二人同入外务部，辜鸿铭任员外郎，旋升郎中，做了司长，总算混到出人头地了。

1910年1月17日，辜鸿铭获得清廷赏赐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在同榜中，严复居首，辜鸿铭居次，伍光建列第三。

张之洞去世后不久，被贬居彰德的袁世凯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辜鸿铭在许多公开场合辱骂过袁世凯是“贱种”，是“流氓”，他还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嘲笑袁世凯的智商只相当于北京街头倒马桶的老妈子，袁世凯耳目众多，难保他不清楚这本账。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是辜鸿铭的顶头上司和多年好友，他为辜的安全担忧，恐怕他难逃厄运，便及时向辜鸿铭发出警报，要他赶紧逃命。辜鸿铭够倔，但并不傻，他立刻辞职南下，跑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的校长(也有记载称他做的是教务长)。

天赋

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无人能比。有一位名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在谈及辜鸿铭的英文造诣时曾说道：“他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来，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拼，且毫无逊色之感。”以英文从事著述、饮誉中西的著名学者兼现代作家林语堂先生，对辜鸿铭杰出的英文才能极表钦佩。他认为，在我中国人中，“辜鸿铭的英文文字，确乎超越出众，凡二百年来，未见有出其右者。不论其造词还是用事功夫，皆属上乘而无可疑问。”同样，英文熟练的“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在近代中国，谈得上真正通晓英文的只有三个半人，第一个是辜鸿铭，长于英国文学；第二个是伍朝枢，长于英语公牍；第三个是陈友仁，长于英国国情；至于那半个，他没有说，有人说，这可能是指近代著名学者型外交家王宠惠先生；也有人分析认为，可能是指孙中山自己。

1889年，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辜鸿铭随同担任翻译。相见之后，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而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随后，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俄皇太子、希腊王子一行。席间，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他们刚刚说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笑着用俄语告诉他们，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食用。听罢，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宴毕，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希腊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没想到，辜鸿铭立即翻译给张之洞听，并把鼻烟壶拿来，递给希腊王子，又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他们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顿时惊异得瞠目结舌。后来，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强项还不是这些语种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希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俄皇太子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说：“在武汉见张总督，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找到的奇才。”开始的那种傲慢之气一扫而光。

辜鸿铭能够用熟练又流利的德语演说和写作。德国一学者曾经对人说，辜鸿铭是“第一个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中国人。”关于此点，也有一段趣事：辜鸿铭在欧洲留学时，有一天他乘坐从维也纳到柏林的火车，因路途疲劳，他顺手拿起一张报纸盖住脸，闭着眼睛在那里养神。这时，对面空位上来了3个神气十足的德国青年。他们刚一坐定就对辜鸿铭进行品头论足：“瞧那个中国佬，连报纸都拿倒了，自以为还蛮像那么回事。他这到底做给谁看，这儿又不是中国。”他们以为辜鸿铭不懂德语，说完后就忘乎所以地大笑。这时，只见辜鸿铭懒洋洋地抬起头，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的德语：“你们的德国文字这玩意儿太简单了，若不倒过来看，还有什么意思？甭说报纸上这通俗的玩意儿，就是你们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给你们背个一字不差。”末了，辜鸿铭还引用歌德的语录，教训他们该如何尊重人，羞得这3个德国小伙子面红耳赤，一个个趁火车到站赶紧溜了。

好胜

辜鸿铭曾对近邻和好友凌福彭(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父亲)说：他想刻一枚图章，同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年轻时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贞子为妻，勉强算得上婚在东洋。可见他童心未泯，骨子里是好胜的，他不肯让康有为专善独美。

还有一事也可见出辜鸿铭的好强，辜鸿铭的老友梁敦彦听说他60多岁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弥尔顿数千行的长诗——《失乐园》，就直言道，如果现在你年轻20多岁，我信，可你已这把年纪了，说说还行，不背也罢。老辜当即从架上取下一本《失乐园》，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字不差流水般地背将起来。

任职张之洞幕府时，张之洞寿诞之日，辜鸿铭有幸与一代名儒沈曾植会面。27岁的辜鸿铭大谈西学。沈曾植慨然叹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得读20年中国书。”辜鸿铭受此刺激，从此寝馈于中国典籍之中，一晃20年过去，又是张之洞生日那天，辜鸿铭与沈曾植再次在张府会面。辜鸿铭请差役将张之洞的藏书搬至前厅，沈曾植问他搬书干什么，辜鸿铭答道：“请教前辈，哪部书前辈能背，我不能背？前辈懂，我不懂？”沈曾植知其意思，说：“我知道你能背能懂了……”高挂免战牌。

傲睨

由于辜鸿铭非常了解西方世界，又特别崇尚中国文化，所以才有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论，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如“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宏伟的性质；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朴素的性质；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质。”

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在家宴客，客人中只有辜鸿铭一个是中国人。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大家讨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竞争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座，然后举箸，只恐怕大家这一餐都不能到口了。”说得众人点头称是。席间，一个洋人问他为什么留辫子。他指着那人嘴唇反问：“你为什么要留胡子？”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个苏格兰人时，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遇到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自忖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掏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臧否

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为之哗然。

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专门办事的。”后来这话传到辜鸿铭耳边，他当场讥讽道：“诚然，然要看所办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人可以办得好的。”辜氏不止讥嘲，还骂袁是“贱种”。袁尝过辜嘴皮、笔头的厉害，有点惧怕，想和缓关系，托人请辜做他的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大洋，并云勾销此前一切恩怨。辜氏当时囊中虽然羞涩，但立即拒绝。袁世凯死时，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娱乐三日，以示哀悼。辜鸿铭却特意在家中开堂会，连续三日悬灯结彩锣鼓喧天唱大戏。

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外国人欣赏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挽救了中国目前局势而没有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过仅为了一时，推迟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无政府混乱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给了未来。那么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比人类流血还要更坏万万。他不仅毁弃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与文明……”辜鸿铭在《流氓的化身——袁世凯》一文中，就袁世凯道德品质的败坏，作了最严厉的抨击和指骂：“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指辛亥革命)，而是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袁世凯是流氓的化身，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不过，在短时之内，中国一切精妙、美好、尊贵、崇高、亲切、声誉好的东西，都将面临毁灭的危险。”辜鸿铭用英语写成《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用汉语写成《幕府纪闻》两本书，书中谩骂、讥讽、挖苦袁世凯之文字尖酸泼辣，成为海内外奇谈。

辜鸿铭有一次谈到在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鸿铭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清朝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300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妓院。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鸿铭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300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1911年冬，袁世凯阴谋夺取大位，唐绍仪、张謇已作投靠的打算，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氏麾下，辜鸿铭断然拒绝，他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

憎恶

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就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再三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一走，辜鸿铭后脚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就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家，大骂辜氏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绰起一根粗木棍，指着那位留学生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辜鸿铭在课堂上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一样，他们的饭碗很大，里边可以装汽车，装洋房，装姨太太。

詈讽

“东北大王”张作霖一度想聘请辜鸿铭为政治顾问，两人见了面，晤谈过几回，张作霖觉得货不对版，辜鸿铭也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萨摩维次谈及那次东北之行，仅仅一语带过：“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总是彬彬有礼。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有一次来了位新聘的英国教授，此公第一次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即见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辜教授。”那人悄声对他说。英国教授仔细打量着这位辜鸿铭，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国教授有些吃惊，难道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英国教授拉丁语太差，一时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赶紧逃离休息室。

英文报纸经常约辜鸿铭写文章，辜鸿铭就写文章批评学生不听话，闹运动。学生们有一次遇见辜鸿铭，说：“您老说夷狄和中华有区别，为什么先生在夷狄的报纸上骂我们呢？”辜鸿铭目瞪口呆，突然大怒道：“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们！”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问辜鸿铭：“老师，您去过不少国家，您认为哪个国家的人最懂得生活呢？”辜鸿铭回答说：“要说生活，我们中国人最懂生活。”辜鸿铭的回答引起了学生们广泛的兴趣，于是又有学生问：“最懂得生活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学英文呢？”辜鸿铭掷地有声地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学好了英文，好去教育那些西方的蛮夷！”

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1919年9月初，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当时辜鸿铭也坐在主席台上。轮到他站起来发言时，他大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提到著书立说，辜鸿铭骂道：“现在的人连做文章都做不通。他们的文章中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1913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辜鸿铭成了他们的最佳人选。辜鸿铭自恃身价，开口就要六千银元的月薪。要知道，民国初年一个中级公务员的月薪，不过数十银元而已。没想到，银行团竟爽快地答应下来。然而，由于生性厌恶这种“铜臭熏天”的地方，再加上了解各国借款给中国的不良动机，聘期一到，辜鸿铭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临走时，他还特意留下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又寓意深远的话：“银行家，就是当天气晴朗时，硬要把雨伞借给你；而阴天下雨时，又恶狠狠地将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本是辜鸿铭的随意调侃，最后却成了广为人知的英谚。

1920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旅游，听人说“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一定要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请他上门。年过60的辜鸿铭根本没去，毛姆只好找到辜鸿铭的小院子(今天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辜鸿铭得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辜鸿铭是毛姆中国之行所遇到的第一个敢于当面挖苦他的人。毛姆说：“久闻先生大名，今天特地前来拜访。”辜鸿铭回答说：“你来看我，我觉得非常荣幸。”“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往来，你们想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辜鸿铭还数落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最妙的是，临别时，辜鸿铭送毛姆两首中国古诗。毛姆说：“你不同时给我一个译文吗？”辜鸿铭说，给他翻译就是给他伤害。毛姆不懂中文，后来请人翻译出来一看，原来是两首赠妓女的诗，令他简直哭笑不得。

气节

辜鸿铭是位爱国的反传教斗士。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对1891年发生的“长江教案”事件的反应上。当时，侵略分子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这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谴责西洋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假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对侵略者进行义正词严的批驳，为国人反洋教运动辩护。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评论，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其中规定有开发黄浦江一款，西方各国展开争斗。结果是上海道具体负责，各国领事协同办理。上海道特意聘请辜鸿铭任工程总指挥。辜鸿铭上任后不久，查出有两个洋人舞弊，冒领挖泥费白银16万两之多。领事极力袒护，辜鸿铭力争要惩罚。在有各国领事参加的会议上，领事们认为大家都不是工程专家，所查结果不一定准确，等专家审定后再说。辜鸿铭当即出示在德国所获得的工程硕士文凭，各国领事均无话可说。最后经过辜鸿铭的多方奔走，终于索回这笔巨款。

1901年，侵略者叫嚣要中国拆除大沽炮台时，辜鸿铭挺身而出，一语惊人：“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他以笔代炮，炮轰那些伪善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侵略。辜鸿铭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关注。

传道

辜鸿铭与北大结缘，缘于蔡元培。蔡元培于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整改，教员一律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使是外籍学者也要解雇。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听自由。大约从1914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聘请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罗家伦对他的形象描绘当最具权威性：“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辜鸿铭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鸿铭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嬉笑怒骂。眼瞧着那些学生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是辜鸿铭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义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英文democracy(民主)，乃是democrazy(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乃是Dosto Whiskey(Dosto威士忌)。”如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

辜鸿铭长期受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手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每次点到他名字的时候，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干脆就说“不知道”。有一回，辜鸿铭听了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当堂加以训斥。因为话说得很重，罗家伦有些难堪，就站起来辩解。结果招致辜鸿铭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下课后，他心中不快，尤其窝心的是挨了骂，还不知道所骂的WPT三个英文字母究作何解。他就此请教自己尊重的老师胡适，也未能得到答案。于是有一天，趁辜鸿铭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可奈何。

怪论

辜鸿铭对其日本籍夫人(一说为妾)吉田贞子珍爱有加，因此欣赏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

中日海战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

有一次，辜鸿铭向学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

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尽管辜鸿铭在家里不像普遍的中国男人那样喜欢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但他脑子里并没有女权的影子，他对女性的轻视往往出之以诙谐。譬如他用拆字法将“妾”字解释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他曾将此说告诉两位美国女子，对方立刻加以驳斥：“岂有此理！照你这么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们甚为得意，以为这样子就可轻易驳倒辜鸿铭，使他理屈词穷，哑口无言，谁知辜鸿铭马上讲出他被人传播得最广的一个幽默：“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

辜鸿铭还在北京大饭店的一次宴会上戏弄过一位英籍贵妇。那位贵妇跟他搭讪：“听说你一向主张男人可以置妾，照理来说，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摇其尖尖的脑袋瓜，连声否定：“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不通，对事有悖，于法不容！”那位英籍贵妇正要提出质询，辜氏又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黄包车？还是用汽车？”她据实相告：“用汽车。”辜氏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汽车有四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贵妇顿时面红耳赤，败下阵来。

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很特别——“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选择在这个时候跟他抬杠。

有一次，有学生找辜鸿铭索要刊于同学录的照片，不想，辜鸿铭却很生气，他说：“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他这个怪论令囊中羞涩的学生大惊失色。

评誉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华旅游，途经上海时，一位西方友人约翰斯曾握着他的手，特别提醒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这位日本作家日后承认，约翰斯所言“真不我欺”。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一本书中也说，在一战时和战后的欧洲，与泰戈尔等著名东方圣哲齐名的，不是严复或梁启超，而是辜鸿铭。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的必读之物，西方客人更是“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如是评论传主：“其为人极刚愎，天生叛徒，一生专度与人对抗之生活，众所是则非之，众所喜则恶之，众所崇信则藐视之，众所反对则拥护之。只得到与人不同之处，便足快乐与骄傲矣。”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林语堂如此评价辜鸿铭：“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刺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

辜鸿铭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人(泰戈尔获奖)。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圣雄甘地也称辜鸿铭是“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鸿铭实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有力之宣传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