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历史主义的新观念及其思想渊源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

刘华初

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一派学术繁荣的景象，各种“相生相克”的理论不断出现，从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文学理论思潮经历了多次变迁，从关注创作到以作品和读者的接受为中心，文学批评日益走向针对文学文本内在的结构考察，文学批评也逐渐获得了比较独立的地位。然而，文学文本的历史演变、文学诸要素的生产、变化和发展过程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甚至被日益淡化，因为，在传统的历史主义的视野下，文学文本与历史是两个不相干的维度，可以剥离开来，就像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误”把文本与作者和读者分离开来一样。但是，历史的观念，特别是传统的历史主义观念在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之后，似乎逐渐变成一种保守的力量。一种新的历史主义观念主张：传统历史主义所假定的、外在于文学的客观历史是不可能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边界日益淡化。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文学与历史逐渐融合，既然文学归根结底是有关人类生存状态的，而人类社会状况离不开政治，离不开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那么文学作品必然具有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另一方面，所有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写作都离不开隐喻等文学修辞笔法，因而历史只能借助文学文本而得以表现。

一种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将历史纬度与政治批判引入文学批评，合乎时宜地推动了文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而且随着文学文本向非文本的文化领域的拓展，推动着狭隘的文论研究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发展。它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是试图重新结合文学与历史学，进而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历史与意识形态批评的一种“文化诗学”。随着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日渐式微，新历史主义用语言研究的成果和结构分析等方法揭示文学与历史的内在关系，揭示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反而表现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它所涉领域广泛，实践运用庞杂多样。但是，其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却不够深入和健全。唯物史观为新历史主义文论克服语言转向带来的种种文论弊端，为其理论重建提供了多层次的整体观视角，为其恰当地处理文学理论、文学实践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甚至为独立的文学批评学学科提供可能的理论参考。

一、新历史主义的新观念及其思想渊源

顾名思义，新历史主义当然是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新观念，是不同于传统的或者旧的历史主义的新历史观，它试图在文学批评中恢复历史维度。这是对文学批评中传统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与历史之间是前景与背景的、二元分离关系的观念的一个重大修正，是对20世纪诞生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学派强调文学本体论思想的一次反拨。换言之，它是对传统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三个文学流派的一种多重拨正。以格林布拉特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在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文本研究中发现，文艺复兴时期作家自我主体的塑造过程深度内嵌着历史性特征。除格林布拉特之外，新历史主义的其他主要代表人物还有蒙特罗斯、戈德堡（Jonathan Goldberg）、奥格尔（Stephen Orgel）、特能豪斯（Leonard Tennenhouse）等，当然也有人把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归属其中。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是文学批评的核心，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文学观及其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逻辑的基本看法是我们必须清楚把握的。

首先是历史观。过去几十年来文学批评运动的一个最严重缺陷就是忽视历史，忽视了文学中历史性的建构参与。对历史的肤浅了解导致将虚构人物和故事文本同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一一对应，这是文学批评家容易犯的“历史谬误”。新历史主义针对这种错误，修正传统历史主义的客观历史存在概念与时间上连续性的线性因果关系，强调了历史认识主体的参与角色和断裂性关系的存在，从而改变了传统历史主义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进而对历史方法进行了细化和深入，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其文学理论。当然，作为一种历史观，新历史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都认同主体对历史大背景的依赖，反对历史相对主义或者主观历史主义的所谓主体自由，坚持主体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认为自我主体是一种特定历史背景的建构性结果或中介。新历史主义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的地方在于，它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与参与建构性，主体同社会结构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主体的实现是一个复杂多义的过程，格林布拉特提出的“自我形塑”或“自我塑造”也是建构性的主体概念，是新历史主义的典型术语，它向我们表明，在对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分析中作家自我的构建是一个过程，是在虚构人物、情节故事的同时进行的，它离不开作家日常生活中宗教、种族、婚姻和法律所构成的网络，以及整个网络的历史发展。从新历史主义所衍生出来的意义看，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与人物主体之间存在建构性，而且在当下现实与过去历史之间也存在建构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告诉我们，当下现实为写作和阅读历史的人们提供了审视历史的窗口，它甚至是一切过去历史得以建立当下合法性和可能的根据。

其次是文学观。形式主义与新批评坚持文学文本的自主独立性，而反对实证主义只关注作家个人生平、心理和社会环境的批评方式，也反对浪漫主义热衷于对作家灵感、激情、想象和个性等的研究。形式主义强调文学文本本身的研究，普适的、整体的美学价值和道德观；新批评认为，既然文学具有独立的本体地位，而历史却由于具有特殊的时间、地点限制，就应该排除在文学内部因素和普遍规律之外。新历史主义解构文学本体论，而相信文学和其他社会话语形式一样，是各种社会力量协商、流通的结果与表现，是能够帮助我们勾勒出文学文本所承载的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文学就像宗教一样，不过是与社会权力密切相连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它们都不是建立在明确的概念与严密的逻辑体系基础上，而是依靠意象、象征与神话传说，通过情感与经验的话语，把自己与人类主体最深处的种种无意识之根源，一种深奥无名的、非理性的“原恐惧”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最后是文学—历史观，即新历史主义是如何看待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从后结构主义批评中我们是了解不到外部世界的，因为后结构主义把一切归结为语言，归结为语言所组织的一种结构体，以叙事性的文学话语展现出来的语言或者文本结构，它认为语言和文本能够不断地自我衍生和“延异”各种不同的意义，新历史主义文论将文学看作一种社会能量，参与并塑造自我，注重历史时期的具体生活范式与文学的嵌入关系，可以说是现代哲学超越传统二元分离、主客两分的思维模式在文学理论上的一次变革。

就像新历史主义本身所倡导的，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就是对其发展过程、思想渊源的了解。从哲学上来说，新历史主义受到许多现代哲学流派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深受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权力和话语观念的启发，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诠释学、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此外还有美英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亲缘性，因而在历史真理问题上表现出与黑格尔主义的宏大叙事与绝对理念相对立的特征。

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西方哲学转向恐怕是语言转向，它深深地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学科的思想版图，迄今活跃在美国大学哲学讲台上的依然还是语言分析学派。我们知道，在19世纪历史还是被普遍地看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一种过去发生过的不容改变的事实，与文学毫无关系，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就是一个典型说法。但是，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之后，无论是哲学界、历史学界还是文学界的语言转向，都使得历史的真实受到质疑。索绪尔认为，真实来自于语言而不是其他，德里达甚至宣称“文本之外无他物”。语言哲学是对传统二元认识论的否定的语言经验哲学，语言甚至取代了传统观念中历史相对于语言的真理权威地位。海登·怀特在《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中消除历史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客观性，拆除文学与史学的边界，在西方文学界和史学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史学关注的不是宏大叙事的历史规律，而是历史的断裂、小人物的生活与生命、微观的历史。受其影响，新历史主义小说里充满了各种小人物平凡一生中的酸甜苦辣。如果说福柯、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德里达、巴赫金等在此都是以后结构主义者的面目出现，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论家和思想家，那么，新历史主义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由于与传统政治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者隐喻的联系，就明显地带有对于意识形态宏大历史叙事的批判性、消解性甚至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福柯不是从历史作为科学技术、经济与政治的进步发展史出发，而是从监狱、疯人院医疗机构、同性恋行为等看起来不显眼的社会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话语结构的分析出发，揭示其中的权力主导性才是真正的社会本质，如果存在一种社会本质的话。需要指出的是，新历史主义不将互文性焦点放在语言自身，而是关注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文性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因为权力在从话语规则到机构设置的实践中，划分了领域，并“担保”了各个领域真理的有效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众多人物中，给予新历史主义启发最大的莫过于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批判，他认为人与外在世界之间并不是一种封闭的、仅仅发生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简单双向关系，而是一种渗透了各种复杂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历史经验，因为人们在认识外在世界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先定概念、理论和模式。这些东西不仅在认识之前就可能已经存在，而且在认识过程中受到制约，随时发生变化，并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而改变，随着认识之外的政治和地理因素的制约而表现出不同的结果。例如，国家意志、政治上的意识形态都是微观的个体人不可逃避的前提条件，然而前者又是由后者所组成的集体共同建构起来的，因此，人既是主体，又是被动的受众与客体。这启发了新历史主义，从而产生了关于历史是主体、客体世界共同建构过程的观念。在文本阅读中，阿尔都塞还主张一种“症候式阅读”方法，他认为，我们能够在文本的空白与省略、差异和矛盾之处，在文章意味深长的沉默以及矛盾裂痕和不充分之处，读出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意识形态的制约所在，可以读出作者字里行间想说但没有明确说出的东西。这种阅读方法后来被新历史主义者在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中所广泛采用。从思想的相似性谱系上看，新历史主义还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的明显踪迹。他们的效果历史、视界融合等重要概念都深深地影响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包括接受美学、接受理论，给其方法论提供了思想资源。例如，厚描方法就被认为是一种对于阐释的阐释，文本阐释者通过探索文学文本所表达和所依附的社会存在而阐释其现实意义，前者是文本内部的社会内容，后者是文学文本的外部社会背景，两者都是诠释的根据。当然，对于前者的理解由于其社会内容可能远离阐释者的时代背景而有明显的历史性或者社会性困难，例如，现代人运用心理移情的方法来阅读中世纪文学就可能产生五花八门的各种解读，如果不了解中世纪的背景知识，特别是对其宗教生活的理解，很可能会无知地贬低文艺复兴之前的杰作，用一种科学时代的正确性将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情趣降低到愚昧无知的等级，从而曲解文学作品本身。由于时代的某种本质性迁移，即便小心翼翼，我们也难以真实地建立起但丁在《神曲》中对层层地狱和炼狱山的那种感受，因为我们不可能建立像那个时代人们普遍拥有的真诚的宗教想象。这里不仅仅有宗教指向，还有自由观念、生活方式、民族特征等不可能进行简单类比的东西。总之，我们在阅读和批评过去的文学作品时，根本不可能脱去我们当下时代的背景“制服”而穿上作品对应时代的装扮，来体验和品位作品向历史敞开的全部价值。甚至我们用以进行体验和评价的语言文字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样的文字符号给予我们的是不同的意义和联想。对历史背景的任何假想式重建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既有遗漏的所指，又有虚假的建构，“如果我们果真能重建《哈姆雷特》一剧对当时观众的意义，那么我们只会排斥此剧所含有的其他的丰富意义……会否定后来人在此剧中不断发现的合理含义……会否认此剧有新的解释的可能性。”

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新历史主义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与方法论来源，那就是文化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由传统习俗等固定模式所规定，所谓人文最终归结为深层次的文化语法结构。与结构人类学强调人类文化总体性不同，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中扩大了文化概念的边界，他认为文化不是习俗、传统之类的行为模式，而是控制这些行为模式的一整套机制，所以可把文化视为一个主宰人类行为、允许人们相互交流的符号系统，他还特别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与不可归约性。换言之，文化具有解释人类行为的本原性地位，这一点被格林布拉特借鉴到文学研究中来，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导论》中说，“我在本书中企图实现一种更为文化的或人类学的批评——说它是‘人类学的’，我们是指类似于格尔兹……等人的文化阐释研究。”而且，在方法论上，新历史主义的“厚描”与文化人类学的“深描”明显相似。

二、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及其文学批评方法

与其说新历史主义是一种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实践，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而作为其批评方法的基础，互文性是必须首先要了解的。在文学理论上，新历史主义被普遍认为是对二元分离的旧历史主义理论和基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反拨，也是对坚持细读策略的新批评和取语言主体而舍弃社会历史性的结构主义的修正。如王岳川所说，新历史主义研究文学文本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并进而“越界”，对文化社会历史本身的本体理论加以重新阐释，这一策略无论在文学研究还是在历史研究中都是对传统恪守文史哲学科边界的冒犯；它既冒犯了新批评那套陈旧的形式主义信条，又冒犯了后结构主义的“本文之外一无所有”的本文中心说，还冒犯了旧历史主义对历史的保守观念。传统的西方文论保持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念，坚持普遍人性论，即认为在主体与社会之间不存在历史性关系。即便是传统的历史主义，虽然承认这种历史性关系，但认为主体与社会之间是完全分离的，两者间只是一种简单的时间性关系，因而忽视人、个人、边缘人、边缘行动的历史建构作用；名义上推崇一种主流的政治社会现实，但实质上不过是主体之外的一种绝对精神或“上帝”概念。新历史主义不主张回归传统历史主义的宏大历史叙述，它把历史阐释成为诸多不同的小历史。由于去除了政治主宰的大历史，这种小历史就不会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自律发展，而是实实在在进入社会各种不同生活层面的“小精灵”。所谓“成王败寇”，为王者书写的大历史总是充满为其虚构正统性辩护的谎言，而小历史的具体性，则使新历史学家只能将文学看作是他律的，是某种可以“悬置”的力量所限定的众多可能性的真实展开。由此，新历史主义文论在试图跨越文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分界上做出的一些努力，大大增加了文学与史学之间的互文性。

所谓互文性，一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据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说，一个文本可以作为其对立文本的镜子，彼此之间相互参照、包容甚至转化，从而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不断生长出新的意义。新历史主义进一步拓展了这种纯粹的文本互释，把不同的文学文本之间基于共同结构的互文性扩展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更广更深的尺度上，通过建立文学文本与历史之间基于社会背景的整体性关系，从文化研究视角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审视，采用跨学科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借助边缘性话语对文本分析，从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建立一种所谓的“历史意识形态性”。简言之，新历史主义明确地将文学、文学文本中的主体等要素与其历史语境之间相互建构、塑造的辩证关系凸显出来，从而否定传统文学批评的前提假设：文学与历史、文本与社会语境、前景与背景是互不相干的、分开对立的。

大体上来说，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包括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文本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互文性两个方面。首先是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作为前提条件，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必然要求文本具有历史性、历史具有文本性，即文本与历史的相互通约性。

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是说文学文本总是离不开历史背景。它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内容，而且自身总是被具体的历史情境所包围和制约，历史从内外各个方面渗透到文本之中，并提供了我们进行文本分析不可缺失的材料。这里所说的文本包括所有的书写形式：文学批评的文本对象和批评本身所处的历史背景下的文本，对于前者来说，由于“人们的视野和价值观不可能超越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他们的观念框架是由他们的时代所塑形的”。文学文本充当阐释媒介的历史性诠释过程在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建立起一座双向互动的桥梁，看起来固定不变的文本因为阐释而生发了新的意义，在现实中参与了面对未来的历史性建构，被这种建构所选择、阐释的文本自然就不再是一堆白纸黑字的物质性材料，而是进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精神食粮；阐释者因为文学阐释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状况。就像“语言是存在之家”一样，文本是历史之家，人们可以通过文本走进历史，从而品位和理解历史。

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就是说书写的历史离不开物质性文本载体与书写本身的文学性。在历史学的历史中充满了后起学派对既存学派和观念的批判，有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就是这样的一种看起来颠覆现代以及传统史学观的思想，其矛头直指传统史学思想中的历史实在真理观，以及围绕在这种真理意识周围的某种绝对主义的历史解释。由于日常语言已经提供了各种样式的概念化建构历史对象的工具，而且不同的修辞手法可以让历史学家不受确定性因素的制约，所以，只要历史学家还使用日常语言，而不是计算机编码之类的人工规范语言写作，那么，他们关于过去历史的写作及其思考就仍然是文学性质的，甚至是“尼采式的诗化”。对历史事件与事实的区分揭示出事实的假说性构造，而历史学将对“客观事件”的关注转移到事实判断的意义建构的产生过程，还有概念系统的时代性、分析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之中。按照怀特的观点，历史话语具有三种解释策略：形式论证、情节叙事和意识形态意义。形式论证解释适用于形式主义、有机主义、机械论和语境论的表达方式；情节叙事适用于传奇原型、喜剧原型、悲剧原型、反讽原型；而意识形态解释适用于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怀特对叙事化的修辞手法进行了精心的研究，认为叙述形式必然会让历史学家在著述时不断整理和剪裁已经挑选过了的“史实”，并加以编排处理以体现所叙述故事的完整性，这样的工作与文学创作没有什么区别。隐喻的使用、史料的剪裁等，史学家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情节，使故事变得生动有趣。詹京斯（Keith Jenkins）在《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中把历史学家的著作看成历史学家本人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所包容的文学类故事编集。概言之，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我们认识到，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即蒙特洛斯的所谓“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而且，在各种语言技巧的虚构和想象发挥建构下，历史被我们进行了又一次的自我塑造，大写历史（History）变成了小写历史（histories或his-stories）。

互文性还表现在文本与政治之间，即以政治化的方式解读文学文本，以边缘解构所谓正统的学术传统，质疑现存的政治秩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中“现实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这一派系越来越明确地强调，以文本研究为主体，将文学与其外在的社会关系历史状况隔离开来，并且越来越关注文学与文本的内在审美特征。而新历史主义则对这种分离文学与政治历史的做法持质疑态度，并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重新纳入文学研究之中，甚至把政治权力结构作为“意义系统”的核心要素。福柯在《权力/知识》中揭示，政治权力是构成社会种种关系的主要力量，同时在权力网络中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抗拒，权力与对权力的抗拒共同建构了一个充满多样性的社会统一体。新历史主义文论中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促使它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而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强调了饱受政治与意识形态侵蚀的民族与性别问题、殖民与文化问题，进而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弥补新批评忽视政治与历史的视角，新历史主义侧重文本的政治性而非审美性，这与自称“文化政治学”的文化唯物主义相类似。后者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文化分析潮流，它主张文学反映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规范，受到国家权力的支配，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重视意识形态批评，强调文学的反抗功能，强调话语批评，更加突出文本的政治性。如赛义德所说，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新历史主义看重同化而非颠覆，不如文化唯物主义那样激进。这大概是英美文学批评的分野之处，英国学者往往强调政治参与，而美国学者则弱化政治参与。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最有名的是所谓“厚描方法”，即人类学家格尔兹所倡导的一种方法：在考察异域文化时，尽可能沉浸于这种文化内部的各种关系中，并翔实地描述文化事件对于当事者的意义。新历史主义恢复历史维度和政治批评的主张表达在这样的具体实践策略上：在阅读历史—文学文本的时候，对文本分析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给予高度关注。维瑟（H．Aram Veeser）在《新历史主义读本》（The New Historicism）中提出新历史文本阅读和分析策略的五条假设：我们每一个陈述都来自物质实践的网络；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立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多是采用对方的手段，因此有可能沦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文学与非文学的文本之间没有界线，彼此不间断地流通往来；没有任何话语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固定不变的真理，也没有任何话语可以表达不可更改的人之本质；我们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分享和参与该文化机制的运转。新历史主义通过诸如权力、颠覆、社会能量、协商或商讨、通货、交换、流通等一系列概念表现在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中，特别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

新历史主义的政治维度就是通过权力、颠覆、含纳等概念展现出来的。在现代社会，权力的模式微观而又无处不在，更具有生产性。也正是因此，文学艺术就能够在沾染权力的同时，侵蚀权力本身、颠覆传统权力，例如巴赫金的广场狂欢理论主张聚集狂欢者的众声喧哗本身就是对权力的抵抗与消解。新历史主义认为，权力不是一种完全负面的力量，它也具有积极的一面，具有生产性、可操作性，存在于任何差异性的关系中。对于权力的具体存在与运作方式，格林布拉特认为，权力运作在强化统治的同时，主导话语滋生了针对自己的颠覆力量，含纳在主导话语中；而蒙特罗斯则反对这个对立模式，他更关注各种具体情况，如性别、职业、市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关于权力的机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早有研究，他的“霸权”概念就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各个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各个集团和阶级进行“谈判”，是一个对阶级冲突进行控制和疏导，使之流进安全的意识形态，一个以“抵抗”和“融合”为标志的过程。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说法，在历史状况与意识形态之间流通着一种普遍的社会能量，例如文学艺术。所谓社会能量是指社会文化空间中能够激发起普遍情绪的东西，是互文性向社会历史的转移，是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一种通过写作与阅读的行为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传递的精神力量。一方面，社会能量通过作者编码进入文艺作品；另一方面，读者通过解码把这种社会能量从文本中释放出来。社会能量的流动连接了历史与现实，作家与社会，灵感与生活，当下流行的词语“社会正能量”就表达着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正面的精神力量。能量在流通中实现其价值，流通包括协商和交换，在这种社会能量的流通过程中，一些社会要素与历史性要素之间存在着交流。文艺创作之间的协商生产出文艺作品，而且使其充满意义，并将这种意义从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转化。一切社会领域的产品与实践都可进入流通领域，流通是指社会现实如何通过编码进入审美，也指编码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宗教法律等如何进入作者创作，审美实践如何跟观众交换，等等。例如，据历史学研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一些经济上的中产阶级精英凭借其才华从其原来狭隘的社会圈子流动到贵族权势阶层的上层圈子。流通、交换具体的机制则是通过协商或者协同策略得以实现。流通、协商和交换不仅发生在文本与作者读者之间，发生在社会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之间，而且发生在当下与过去之间。尽管历史主义将过去视为一种单一的话语，有固定秩序的体系，但新历史主义者却认为，过去是由多样信仰、价值组成的，是矛盾和斗争的权力所在。因此，过去与现在并非一种无缝连接的状况，而是到处充满了断裂和间距。正是由于种种间距的存在，在对过去与当下的认识中存在着断裂，因此，需要协商和弥合性的解释。

简言之，新历史主义的所谓协商行为发生在两个维度上：历史维度和社会维度。在历史或者历时维度上，历史语境是当下评论建构的一部分；在社会维度上即共时性，文本自身则是我们进行理解的语境的一部分。不同领域的主体要素在社会能量或社会关系、文化网络中所起的沟通、协调作用就是协商。格林布拉特说，“艺术作品是一番协商的产物，协商的一方是创作者，他们掌握着一套被普遍接受的复杂创作规范，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协商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一种交易成为可能的系统调节、象征过程和信贷网络。”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借用协商、通货、交换、流通等商业性术语，有趣而深刻地揭示出，在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文化活动都参与了经济生活，资本渗透到现代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曾经号称独立于商业气息的文学文化活动也不例外。它运用这些工具成功地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分析经典形成的机制，包括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既是社会能量的载体和流通场所，也是社会能量增值的重要环节；就像知识、信息、利益与声望的流通一样，社会能量在“流入”和“流出”文学作品的“流通”过程中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而且还带来社会价值的增加。文学艺术作品与政治经济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着不可割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崇高的文学创作也一样会进入“流通”领域，参与利润的“交换”活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与文学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建构，从而具有我们现在看来拥有的同构性，正是因此，它们才能够共享同样的概念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