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
曾国藩是个有大志的人，这从他考上进士后将名字由过去的“子城”改为“国藩”一事上足以为证。对于一个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人来说，所谓大志，就是治国平天下。然而儒学的治国平天下并不是平地建高楼，它得有基础，其基础即建立在修身齐家之上。《大学》开宗明义说的就是这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什么是修身？按照《大学》的解释，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用我们今天通常的语境来表述，修身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素质方面的提高，即去掉自身的毛病，学习别人的长处；二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把自己的心态理念价值观从世俗的境界上提高一步。在儒家学说看来，修身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即便不能治国平天下，也要把身修好，因为它也是整治家庭的先决条件；至于家庭，那当然是每个正常人都会拥有的一块领地。
据曾氏说，他在辛卯那年就给自己取了个字号曰涤生。所谓涤生，即涤旧生新，这就是修身。可见早在二十一岁时，他就已经认同儒家的修身之说。由于没有文字资料，我们今天无从知道当时曾氏是如何涤去旧习生发新意的了。道光二十年，曾氏进京做翰林院检讨，身份地位的改变，促使他对自己的期许更大，要求更高，加之京师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德高望重的老师，于是在“师友挟持”之下，曾氏开始了一段极不平常的修身岁月。
那时京师士人的修身，重在以日课为监督。日课即日记。课者，考核督促也。每天以文字来反省这一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检查失误，督促自己向圣贤靠拢，同时也借以获得师友的帮助。曾氏早期写于京师的日记，很醒目地展示了这一特色。
通过这些日记，我们看到一个身上有不少毛病的青年翰林。这些毛病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褊激、躁动、虚假、自以为是、好名、好利、好表现、有不良嗜好、缺乏恒心。
通过这些日记，我们也看到一个真诚、不留退路、发誓要跟自身毛病血战到底的志士：他敢于亮出灵魂深处的阴暗，他不惜痛骂自己卑鄙下流，他的自新态度是破釜沉舟式的——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通过这些日记，我们更看到一个努力将高远目标一步步落实到日常言行中去的踏实践履者：他知错后主动向朋友认错，他戒掉抽烟的陋习，他坚持夜不出门，他立志不以做官发财为人生目的，他要求自己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的宏伟抱负。
后人谈论曾氏，多认为他前期的官运亨通得力于人脉的畅达，后期的功业显赫则受惠于时代的机遇，其实这些都不是决定的因素。对曾氏而言，决定的因素恰恰是翰苑期间的诚正修身。这种人格的锤炼，才是他日后克难成功的关键。
要说曾氏经过早期的修身完全做到了脱胎换骨，那显然是不实之言。青年曾氏身上的一些主要毛病，如褊激、如躁动、如自以为是等等，在他后来的事功生涯中也屡屡重犯。早期修身带给他终生的受益，则是因此养成的一种自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这种方式即自律克己。正是因为自觉的律己克己，使得曾氏在日后的日子里，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对自身保持着克制、低调、冷静、审慎的心态。这既是曾氏本人独具的特色，亦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底色。笔者真诚地希望，有志献身于公众事业的读者诸君，能从所选的曾氏部分有关修身的日记中，通过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之可触可摸的言语行为与思想活动，来领悟中华文化这一精髓要义，从而更好地构筑人生与自己的事业。
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
原文
晏起。饭后走梅世兄处，明日渠扶榇南归，今日走去探问一切。旋至许世叔处送行。又至周华甫之母处拜寿。又至胡润芝处，问伊扶榇归葬事宜。胡送余《陶文毅公全集》二部。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着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评点
道光二十年，三十岁的曾国藩再次来到北京，参加翰林院的散馆考试。两年前，经过二十三年的寒窗苦读，七次考秀才、一次考举人、三次考进士的坎坷经历，曾氏终于考上进士，并点了翰林，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并因此彻底改变他本人以至他那个“五六百年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的曾氏家族。
曾氏顺利通过散馆考试，被分发在翰林院做一个从七品的检讨。从七品固然衔小，检讨也固然位卑，但翰林院可是个“储才养望”的大好之地，朝廷中的大学士、尚书、侍郎，地方上的巡抚、藩司、臬台，绝大部分从这里走出。瞻望前程，真个是美好无限。何况翰林素有“天子文学侍从”的美誉，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近皇帝。一个生在偏僻乡村、世代务农的草根野民，能有如此出息，这是何等的不容易!
科举的胜利，也让这个素有大志不甘平庸的青年，平添一股强烈的自信与自许的情怀，以做国家栋梁为期待，并“遂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黎庶昌：《曾国藩年谱》)。
这“澄清天下”，就是儒家信徒的最高目标：平天下。要实现这个目标，得有一个完整的程序。这个程序即《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圣贤看来，一个人先得把自身修炼好，然后再把家整治好。古代家庭一般三代同堂，许多人家第二代兄弟数人即便娶妻生子亦不分家，十多二十口人在一起生活，要治好家亦不易。治好家后再把所从事的公务办好，最后才谈得上澄清天下。修炼身心，充实才干，这是曾氏进入翰苑之后为远大理想的实现，而自我规划的两大任务。曾氏因此而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帮助他完成这个人生大转变的，是他的一班子志同道合的朋友。曾氏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给诸弟的信中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畬、庞作文。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曾氏所开的这一长串名单中，打头的“镜海先生”，其实不是他们的同辈人。
镜海先生姓唐名鉴，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历官地方二十年，道光二十年七月进京为太常寺卿。唐鉴学问渊懿，勤于著述，有《朱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畿辅水利》、《学案小识》等著作传世，名满天下。无论是年岁、官阶，还是学问、资望，都远在这批年轻人之上，毫无疑问，唐鉴是曾氏这一班子朋友的领袖与导师。
曾氏日记中最早出现唐鉴名字的是在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唐镜海前辈来，继朱啸山来，同至琉璃厂买纸，又同至杨杏农处，又同至萧史楼处，请萧写寿屏。”可见，唐鉴进京后不久，曾氏便与他有往来了。唐鉴当时六十四岁，为正三品的朝廷大员，而此时曾氏只是三十一岁的从七品翰林院检讨。他能亲自来到曾家，一则可见唐对曾的器重，二则可见唐是个不摆架子的人。
黎庶昌编曾氏《年谱》，在“道光二十一年”中记载：“善化唐公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从讲求为学之方。时方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兼治诗古文词，分门纪录。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公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年谱》中的这一段话，其详细的文字印证，就是上面所录的这段日记原文。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吃过早饭后，曾氏离家先去看望同乡同年同官翰林院的好友梅钟澍的儿子。梅钟澍不久前去世，其子明天将护送灵柩回湘。一向热心公益事业的曾氏，此时还兼任管理长沙府会馆事。于公于私，曾氏都应该在灵柩离京前，对其遗属予以关心存问。接着又到一个姓许的长辈家为之送行，接下来又到周华甫的母亲家为之拜寿。然后再到胡林翼家，问六月份去世的胡父灵柩南归事。胡之父亲胡达源，二十三年前以探花身份留京任职，死时官居詹事府詹事。虽官位不高，但出身巍科，也算得上湖南的一代名宦。胡林翼将其岳父陶澍的全集两部送给曾氏。于此，我们可知这两位日后的中兴名臣，其私交基础之深厚。离开胡宅后，曾氏便去拜访唐鉴，并在当天夜里留下这段重要的日记。
曾氏这次向唐鉴请教两个问题：一是检身之要，即查检自身的要点，问的是修身之事；一是读书之法，问的是求学之事。唐鉴就此两个问题回答曾氏。他说，修身应当以《朱子全书》即朱熹的著作为宗旨。这部书应该熟读，以之作为日常功课，按着朱子的教导切切实实地履行，不宜将它当作泛泛而读的一般书籍对待。唐又告诉曾氏，研究经典，应当专精一部经。一部经典如果能够精通了，其他经典则可以触类旁通。若一下子就急于兼通所有经典，其结果是连一部经典都不能精通。唐鉴说他一生最喜欢读的书也只有《易经》一部。
谈到为学事，唐鉴说，学问只有三大门类：一为义理之学，即探求天地人生大道理的学问；一为考核之学，即追根寻源考证学问；一为文章之学，即诗文写作。考核之学方面的著作，大多数追求的只是粗浅，而将精粹遗漏了。文章之学，若不精于义理则不能达到高水平。至于经邦济世的学问，即包含在义理之学中。曾氏于是问，关于经邦济世这门学问，怎样才能入门深造。唐鉴回答：这方面的学问之获得，不外乎勤读史书。古人的作为，他们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史册上。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也都记在书中。
接下来，唐鉴特别表扬倭仁。倭仁是蒙古正红旗人，字艮峰，翰林出身，此时正任职翰林院侍读学士。倭仁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他以理学大师之名在士林中享有清望，又官运亨通，先后做过大理寺卿、工部尚书、同治帝师、文渊阁大学士。他比曾氏大七岁，应该算是唐鉴的第一号大弟子。唐鉴告诉曾氏，倭仁在检身方面用功最笃诚实在，每天从起床到就寝，其间的每句话每个行动，读书写作饮食起居，皆有记录。或是心里面有私欲没有克除，表现在外的检点不够之处，也都写在日记里。
曾氏写到这里，想起唐鉴曾经对他说过：若不是自己的本心已被其他欲念来捉弄时才想到要提醒，那就到达邪端已被禁闭、诚意已被保存的境界了。接着曾氏又记下唐鉴所说的话：对于自身表露在外的言行容止，只有用“整齐严肃”四个字来要求；持守于内心的信念把握，只有用“主一无适”四个字，即守定一个宗旨不分心。诗、文、词、曲这些方面，都可以不必太用功，倘若能致力于义理之学，那些小技能并不难于掌握。唐鉴特别强调要戒除欺瞒这个毛病，万万不可藏着掩着等等。
听了唐鉴这些话，曾氏有蒙昧被启发、心里突然明亮似的感觉。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已经是学问满腹才华洋溢的文学侍从有再次启蒙之感呢？
以笔者的体会，主要有两点：一是修身方面的“身体力行”，即在自我身上切切实实地践行圣贤教导，不应该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要求别人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文章里写的是一套、现实中做的又是另一套。二是学问方面，要真正地弄通义理，也就是说要详究天地、宇宙、社会、人生、人性等方面的深刻道理。其他的学问，则在其次。
曾氏一直在读圣贤书，在做代圣贤立言的文章，但联系自身却想得少做得更少。曾氏过去醉心于诗文创作，对义理深究不够，没有将它们视为笼罩一切的学问。这两点，唐鉴的话都让他有茅塞顿开之感，如同再次发蒙。从那以后，研究义理之学，反省自身，便成为曾氏坚持一生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