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部队建设
●赵尔陆参谋长突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对程明和蔡爱卿说：“我受四野兼中南军区首长的委托，宣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命令！”
●团首长在下达命令时，不像往常那样严肃果断，使用了“可能”这样一个显然不太适合部队使用的词语。
●茫茫的夜空，探照灯光束、高射炮与驱逐机发射的炮弹曳光，交相辉映，十分壮观。
组建高射炮学校
1952年夏天，新中国的恢复与建设工作火热地进行着。
8月初的一天，在甘肃临洮的西北军区第四军任副政委的李赤然接到西北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的电话，通知李赤然到兰州领受新任务。
李赤然去兰州前，张宗逊副司令员当面指示：“防空部队是我军新成立的，需要大批干部，军委决定将第四军军部划归军委防空兵司令部。军委命令由你带领军部到防空部队报到。”
最后，张宗逊副司令员强调说：“军委防空兵司令部要什么就给什么，毫不含糊，我们坚决落实军委的决定，你立即到军委防空司令部领受具体任务。”
这个任务来得非常突然。就在不久前，李赤然接到命令，第四军改编为轻装军，军里的领导干部另行分配工作，李赤然被调到军委三部任政治部主任。
就在李赤然即将赴北京上任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张宗逊副司令员的这一命令。
步兵领导到防空军工作，这让李赤然有些摸不着头脑，到防空军干什么工作呢？
但是，多年的军人生活早已养成了李赤然服从组织分配的习惯。李赤然作为共产党员，始终把服从革命需要当作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条件。接到命令后，李赤然没再多想，精神振奋地准备到北京去接受新任务。
第二天，李赤然来到北京，被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安排到地安门附近的棉花胡同的一所民房里住下。
当时防空兵司令部还没有招待所，伙食自理，他就到街上吃油条、豆浆等，打发一天三餐。
在到北京的第二天，军委防空部队的周士第司令员便同李赤然谈话。他说：“防空部队需要大批干部，特别是优秀干部，第四军的各类干部在防空部队将有用武之地。”
周士第详细地传达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关于成立防空部队的战略意义等一系列指示。
周士第在交待李赤然的具体工作时说：“全国大陆虽然解放了，但我军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防空部队的成立就是加强我国防空体系的建设。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防空保卫战的胜利，使我们避免了重大损失。”
“培养大批高炮和其他防空干部也是适应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蒋介石靠着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经常派飞机骚扰上海等一些重要的沿海城市，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必须培养出大批掌握高炮技术的指挥员、战斗员，加强我们的防空力量。”
“这次军委决定派你和原第四军副军长孙超群同志去上海，以第四军为基础组建高射炮兵学校，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彭总、刘总都很关心我们这个学校。校址设在上海，还可得到陈老总的直接指导。”
李赤然站起身，一边敬礼，一边坚定地说：“保证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请司令员同志放心。”
周士第高兴地拍了拍李赤然的肩膀，然后将他送出房间。
李赤然走出了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就回到住地，之后在北京稍作停留，便乘火车赶回甘肃临洮部队驻地进行传达和动员。
此时，第四军的干部战士们正处于原任务撤销，主要负责同志另行分配，新任务不明确的状态，人员思想比较混乱。
李赤然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应立即进行动员，统一指战员思想，坚决按军委命令，执行新的任务，并初步研究了部队思想教育方案。
李赤然首先向军政治部主要负责同志传达周士第司令员的指示，使大家在思想认识上统一起来，跟上上级领导的思路。接下来，他又同参谋长、后勤部长交流了看法，决定了具体的动员事宜。
接着，动员工作全面展开。各部门领导同志负责本部门的动员工作，政治部负责组织实施军直属各部队的动员工作。整个动员工作由上而下逐级展开，思想工作做得既深又细。
经过短短几天深入细致的动员教育之后，具有高度党性和为人民服务思想、为国防献身精神的官兵很快统一了认识，部队转换任务，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决心为祖国的防空事业，南下上海，组建炮校。
9月6日和9日，军直人员由李赤然率领，分两批从甘肃临洮出发，乘汽车到陇西，再改乘火车去上海。途中行军指挥工作由参谋长等组织实施。
由于部队组织周密，2000多人的队伍和大量物资无一受损，于16日安全到达目的地，进驻上海江湾五角场营区。高射炮兵学校开始组建。
1952年9月下旬的一天，军委防空部队副司令员谭家述、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陈华堂等受到陈毅市长的亲切接见。
陈毅爽朗地说：“久闻第四军这支陕北红军的老部队是一支作风很顽强，很能打仗的英雄部队，现在军委命令你们到这里创办高射炮兵学校，上海市表示全力支援，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江湾五角场的5个角就给了你们3个多角嘛，还有什么要求，提出来，我们可以解决的绝不推辞。现在蒋介石的飞机经常骚扰、空袭上海，我们很需要有一支高射炮兵队伍教训他们。”
陈毅同志还风趣地说：“假如再有敌机空袭，五角场的防空就由你们包下来了。”
接着，陈毅要求，创办中要克服困难，尽快地把学校建立起来，培养高炮、防空专业干部。把他们很快输送到急需要这方面人才的抗美援朝前线和各个城市，保卫祖国的领空。
陈毅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同志的建校热情。
不久，李赤然又随同萧克同志等到南京军事学院参观，聆听了刘伯承院长关于办军事院校的精辟见解。
刘伯承创办了我军第一所正规的综合性军事指挥学院，在创办军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刘伯承对李赤然等人说：
现在仗打得少了，就要抓人才，办学校，培养干部。他说，办好学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好的教员，师不高，弟子拙。就像办医院，没有高明的医生是不行的。其次要有好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办学校还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
刘伯承同志对防空部队建设表示亲切的关怀。他说：
防空部队的建立是彭老总根据朝鲜作战经验提出的。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防空部队迅速壮大起来，办学校，培养专业干部是个好办法，军委的决定是很英明的，希望你们尽快地把这所学校办好。
李赤然、孙超群等人表示，一定不辜负军委的重托，坚决办好我军第一所高射炮兵学校。
回到部队驻地，李赤然和孙超群开始为创办学校奔忙。
1952年10月1日，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全校庆祝国庆3周年暨学校成立大会上，校长孙超群宣读了军委组建高射炮兵学校的命令，并进行了合编的动员。从此，一所专门从事培养我军高射炮兵专业人才的学校诞生了。
高射炮兵学校的机构建设工作大体上经过分编、合编和整编三个阶段。这一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干部的合理使用，以充分调动全体同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基础。
首先，按照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关于第四军军直及第三防校机构人员之调配计划》的要求，把需要从第四军军直和第三防校拨往南昌防空学校和军委防空兵司令部的机构及人员分编出来。
所谓“合编”，就是把原四军军部和第三防校各自的机构撤销，按军委防空部队党委所拟定的高炮学校编组计划，把学校的机构建立起来，把所有人员基本上归口编配到各机构中去，并指定了各级负责人。
这样，一个统一的学校组织机构就初步建立起来了，人员各就其位，思想稳定，工作、生活开始走上正轨。
在合编的基础上，根据军委防空兵司令部颁发的《高射炮兵学校编制草案》进行整编。在整编中，对某些机构、少量人员作了调整，按照编制建立了各级机构，基本上配齐了干部，并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全校编制和干部名单。
学校各级机构的建立为学校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1952年11月，防空部队副司令员谭家述同志在庄严隆重的授旗仪式上向学校授予了军旗。
出版《防空杂志》
1954年5月，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扁担胡同里多了一群军装干净整齐的军人，与人们常见到的一身硝烟气息的军人不同，他们显得文质彬彬，有的戴着眼睛，有的在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说话时也不像作战部队的官兵那样大嗓门，而是慢条斯理，显得温文尔雅。
这群风格独特的军人引起胡同里老百姓的好奇。
有人扒着门口往里看，只见里边有5间敞亮的正房，军人们在伏案写着什么，东西两边的厢房传出孩子的笑声和哭闹声，一个个小炉子上咕嘟咕嘟地烧着开水，几个穿便装的女同志在忙着什么。
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兵营，到像是老百姓的大杂院。消息传开，老百姓们更奇怪了。转眼到了8月底，这个闷葫芦终于揭开了。
这天，几辆大卡车来到四合院门口，从院子里往外搬东西，军人们脸上喜气洋洋，院里院外地忙个不停。
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军民关系相当和谐，所以街坊邻居们都赶来帮忙。有人问一个拿着一摞书往出走的军人，“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啊？”
军人说：“我们是防空军。打飞机的。”
那个人疑惑地看了看军人戴着的眼镜，“飞机飞得那么高，你能看得到吗？”
“哈哈”军人意识到了那个人说的意思，笑了起来，“我们不是作战部队，我们是编杂志的。反正也要搬走了，也不怕泄密了。我们编的是《防空杂志》……”
这个人终于明白了，原来，这是些用笔“打仗”的兵。
《防空杂志》是防空兵的第一本内部综合性杂志。1954年2月2日，防空部队党委决定出版《防空杂志》。杂志的名字最初还费了一番脑筋。
在防空军常委会议议论时，有人提议叫《人民防空》，还有人提议叫《人民防空军》，还有人干脆提议叫《防空通讯》。
究竟哪个名字好呢？后来，大家考虑：《人民防空》没有军队特色；军委还未把防空部队定名为“防空军”，《人民防空军》不妥当；致予《防空通讯》则限制了杂志的内容；如果仅仅作为工作通讯，那就显得单调了。直到杂志创刊号出版前的一个月，6月7日，《防空杂志》才正式定名。8日，防空部队党委作出“关于出版《防空杂志》的决定”。
杂志编辑部成立时，因为在总部机关没有多余的房子，所以就在扁担胡同找了个四合院。四合院距防空司令部机关大院北锣鼓巷有1公里，距南锣鼓巷食堂有半公里，来往确实不方便。加上家属做饭、孩子哭闹，实在不像个办公的地方。
杂志社后来搬进了机关大院，开始在礼堂大门口的门房里办公。杂志社的编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1954年8月20日，《防空杂志》正式创刊。朱德同志为《防空杂志》题了词：
建设现代化的人民防空兵，保卫国防。
杂志开设的栏目较多，如：“工作研究”、“政治教育”、“作战训练”、“部队动态”、“经验交流”、“译文”、“资料”、“批评与建议”、“杂文”、“小品”、“三言两语’等栏目。
此外，还有根据各个时期中心任务而设的“战役集训”、“整顿支部”、“志愿军防空作战经验”、“俱乐部活动”、“兵器维护”、“分队训练”、“革命竞赛”、“党团建设”等不定期的小栏目。
在内容上，杂志上不仅有党委领导的决定、要求，而且各兵种、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阵地”，既有工作指导和交流经验的报道，也有军事知识、资料以及反映部队生活的小文章。
1955年7月，防空部队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编辑部研究，应以重要篇幅报道会议情况，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早就准备写一篇有质量的社论。
这任务交给了参加会议报道工作的袁亮同志。社论写成后，编辑部进行了讨论，而后修改、誊清，送交领导审查。
3天后，刚上班，接到防空部队党委办公室秘书的电话；“杨成武司令员要杂志社来个人，研究社论的修改问题。”
社长和总部经过商量，决定让执笔人袁亮同志去，他可以直接听取首长的意见，领会领导的意图，更准确地修改社论。袁亮接到通知后，整理了一下军装就走了。
因为是第一次写社论，袁亮心里没底，而司令员又要当面讨论。所以，编辑部里的人都有些忐忑不安，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个说：“司令员亲自召见，真够重视的了”；那个说：“这一回可要挨批了。”
就在人们为袁亮同志捏一把汗的时候，大约过了一段时间，袁亮回来了，他显得非常兴奋，手里拿着稿子，在楼下就向我们打招呼。编辑部的人连忙都跑到总编办公室，听袁亮回来说些什么。
袁亮说：“司令员很谦虚，也很认真。他首先觉得杂志要发社论，这很必要。但总觉得我们的稿子问题揭得不深，道理讲得无力，缺乏战斗性。”
接着，袁亮把司令员的具体修改意见传达了一遍，我们觉得很有道理。
袁亮最后说：“司令员很平易近人。他说：‘我当司令员也没啥了不起，这是党组织分配的任务，我就是比你们更接近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上面的精神多一点。我是根据领导的意图办事。’你们修改后，再送我看一看。”
编辑部的人们心里一下子豁亮起来，当即研究了如何修改社论的问题。
编辑部有负责高炮、雷达、军校、后勤等专业性的编辑，但很多专业性较强的稿件，还是要靠各专业部门帮助撰写、审查和修改。
有一次，负责战略战术编辑，在高级防空学校雷达系组织了一篇稿子。稿件中的观点是：由于美国有了洲际导弹，又在研究如何从北极发射导弹，既打苏联又可以打中国。因此，主张改变我军的防空战略部署，把重点由东南沿海转移到东北方面。
编辑部对稿中的观点把握不准，难以处理。于是请雷达兵部的领导傅英豪审阅。
傅英豪看后大为恼火，当着编辑就说：“糊涂、糊涂，如果这种观点在部队、在教学中传播，那就糟糕了。我们现在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有限，哪能处处设防，只能重点放在东南沿海。东北那边有苏联，他们是强大的屏障啊！”
由于《防空杂志》是热诚为防空部队广大指战员服务的综合性刊物，所以获得了防空部队军政干部、各类专业人员的喜爱和欢迎。
组建高射炮第一师
1950年1月的一天，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部给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发来电报，电报中说：
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蔡爱卿、政委程明立即赶到汉口永清路四野兼中南军区司令部接受任务。
接到电报后，程明和蔡爱卿星夜兼程赶到汉口。
此时正值新春佳节，大街上鞭炮齐鸣，热闹非凡。
第二天吃早饭时，程明和蔡爱卿正巧遇见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向他谈及来武汉的原因。文建武建议他们说：“可以先去个电话报到，再等司令部办公室的通知。”
次日，程明和蔡爱卿便接到了四野兼中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来的电话。当来到司令部办公室时，先到的四野特种兵司令员万毅和政治委员邱创成已在门口迎接程明和蔡爱卿。
不一会儿，四野兼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副参谋长苏静来到了办公室，大家一一握手后各自坐下。
赵尔陆参谋长兴奋地讲起了伏牛山剿匪的事，说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完成任务很好，原定半年的任务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上级首长很满意。
一阵说笑之后，赵尔陆参谋长突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对程明和蔡爱卿说：“我受四野兼中南军区首长的委托，宣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命令！”
听到这里，在场的同志立刻起立。
命令的大意是：由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直属机关和四野兼中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高炮指挥所合并组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第一师。原警二旅旅长蔡爱卿任师长、原警二旅政治委员程明任政治委员、原高炮指挥所副主任刘奠西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原警二旅副旅长刘自双任第二副师长、原警二旅副政治委员李大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原警二旅政治部副主任罗丰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培仁任后勤部长。
命令宣读完毕，赵尔陆参谋长和苏静副参谋长先后就组建高射炮第一师的重要意义和任务讲了话。
他们说：为加强对高射炮团的领导，组建高射炮第一师，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第一个担任城市防空的高射炮师，是抗击美蒋空军的空中袭击的武装力量，是保卫重要目标，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需要，也是我军特种兵建设的新发展。
随后，赵尔陆参谋长指示万毅司令员和邱创成政委向程明和蔡爱卿交代具体事项。
万毅司令员和邱创成政委将他们领到特种兵司令部办公室，就组建高射炮第一师作了具体部署：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第一师由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直机关和四野兼中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所辖的一、二、三团合并组成，师部驻武昌三烈士街。高射炮第一团驻雷州半岛，王思谦任团长、张佩任政委，担负掩护解放海南岛部队的任务；高射炮第二团驻北京，杨易风任团长、叶树柏任政委，担负北平市的防空任务；高射炮第三团驻长沙、广州一线，进行要地防空，阮邦和任团长、曾绍敏任政委，担负华南地区及广州市的防空任务。
接受任务后，程明和蔡爱卿同志立即返回河南，向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省委书记汇报在汉口接受任务的情况，随后将警备第二旅下辖的3个团分别交给了接管单位，于1950年3月率领旅直机关来到武昌三烈士街，即高射炮第一师师部所在地驻扎。
到达驻地后，程明和蔡爱卿立即进行部队组建初期的各项工作。
首先建立司、政、后机关。
司令部由赵文昌任作战科长，柏毅任训练科长，罗泽润任通信科长，裴春林任军务科长，王贵丰任总务科长，阎占高任侦察科长；
政治部由刘刚任组织科长，罗光任宣传科长，魏毅任青年科长，屈文焕任保卫科长，朱宏福任民运科长，范全福任直政科长；
后勤部门由下列人员组成：供给处由张介乙任处长、卫生处由李长胜任处长。
接着建立了临时师党委，由蔡爱卿、程明、刘奠西、刘自双、李大清、罗丰、张培仁以及各团团长、政委为临时党委成员，并召开了第一次临时党委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要遵照上级指示，把高射炮第一师建成为有防空作战能力的部队，并分析了高射炮第一师组建后的形势，部署了工作。
针对师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对高射炮业务不熟悉的情况，高炮第一师领导们首先认真地进行了补课。
这项工作由副师长刘莫西具体负责，一方面集中一段时间组织机关人员学习高炮业务，使大家从理论上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高炮的功能、原理，以及防空方面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为了增强感性认识，组织机关人员到各部队去跟班学习，通过实际操作和参加实弹演练，使机关人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到了全面锻炼和提高。
根据部队驻地分散、防空任务重的特点，师党委强调了加强领导。
当时师所属4个团，最南面的在雷州半岛，最北面的在北京，离师指挥所千里之外。加之当时通信设备相当落后，机关与部队普遍没有有线联系，主要靠无线联络，而无线电台大都陈旧，又经常出故障，给师机关的指挥带来许多困难。
为了加强领导，及时将上级的命令、指示传达到部队，师领导还经常组织机关有关人员下部队具体指导和帮助工作。同时，师领导给部队一定的自主权，强调独立作战思想，从而使部队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师领导针对部队装备落后情况，进行了一次以克服困难、增强信心为中心的思想教育。
当时装备部队的高射炮主要是日式七五炮，这些炮既老旧又缺少零部件，用这种装备去击落敌机，不少同志缺乏信心。
为了提高广大指战员以劣势装备打败敌人优势装备的信心，在部队广泛进行了思想发动。为配合教育，师政治部还创办了一种不定期的杂志《高射炮兵》。叶剑英题写了刊名，主要宣传以劣胜优的思想和掌握高射炮性能知识。
同时，针对装备落后的实际情况，还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千方百计搜集装备器材。没有指挥仪、观测仪，就用双筒望远镜代替，装备落后就用苦练技术弥补装备的不足……
听说某部仓库里躺着一部报废的美式雷达，师领导在征得该部领导的同意后，立即拖回师里，经过技术人员东拼西凑，终于使德国、日本等多国的电器元件综合起死回生。师部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个雷达营，担负空中警戒任务。
这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热情，都愿为加速建设好自己的高射炮部队尽一份力。大家工作积极，克服困难刻苦训练，较快地熟悉和掌握了各类装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水平不断提高。
1951年3月15日，中南军区遵照军委命令，为统一领导防空部队，加强华南地区的防空指挥，决定将高射炮第一师抽调一部分在武昌组成中南军区司令部防空处。其余由武汉移至广州组建为广东军区防空司令部，负责中南地区防空工作。
王作尧任防空司令员，程明任政治委员，蔡爱卿任副司令员，刘自双任参谋长，罗丰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高射炮团、2个地监团、1个探照灯团和1个雷达营，在共和国的蓝天上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首个对空监视营成立
1950年3月5日早晨，在上海松江东郊的华东军区警备第八旅二十四团一营结束了早操，指战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回到营区。
渡江战役中，这个营参加了攻打国民党设在靖江县八圩港口桥头堡的战斗，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战斗结束后，一营官兵经江阴要塞区向南，进驻无锡，担任警备任务，后来又转战苏州、松江地区，肃清残匪。
一营官兵们刚刚吃完早餐，就看见团长马德胜和副政委张羽匆匆走进营区，他们的脸色有些不同往常。
在营部，团长马德胜宣布了一个让营指挥员们感到十分突然的命令：
一营立即开赴上海警备区接受新的任务。部队只带自卫武器，将机炮连和3个步兵连的27挺轻机枪全部留下。具体任务是担任机场警卫，到达新驻地后根据情况可能有所调整。
团长在下达命令时，不像往常那样严肃果断，使用了“可能”这样一个显然不太适合部队使用的词语。
命令下达后，团长说话也不像往日那样干脆利落，话语里尽是难分难舍之情。作为朝夕与共、共赴生死的战友，话语里既是信任，又是恋恋不舍。
团长一再表明，团党委之所以把这一任务交给一营，是因为一营在解放战争的攻坚、阻援战斗中有一定战绩，起过重要作用。部队素质较好，在战斗、思想作风上和行政管理方面比较过硬。部分干部战士还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派一营去执行新的任务比较合适。
一营的干部对团长今天的言行都感到非常突然，感情也很复杂。一是不愿离开相处几年的旅、团首长。二是不愿同并肩战斗的兄弟营分开。三是不愿改变原来担负的任务。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一营干部们按捺住内心的惜别之情，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团长紧紧地握住即将离别的战友的手，嘱托大家，一定要完成好任务，决定不能给老部队抹黑。然后，用力地扭过头去，离开营区。
团长走了，一营的干部们虽然心中舍不得老部队，但还是立即召开连的干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并组织部队行动。
从接受命令，传达动员、检查群众纪律、整装开赴车站，在两小时内即告完成。
根据命令，部队的27挺机枪要留下，这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战士们对这些武器有特别的感情。因此，战士们的情绪非常激动，有的战士和着泪水把机枪擦了又擦，始终放不下。
经过各连指导员的说服教育，战士们坚决地执行命令。不仅将手中的机枪交给了接收人员，而且还将所有的零配件交了出来，并迅速登上火车，向上海出发。
当日19时许，一营官兵到达上海。部队虽然两餐未进，但无怨言，而且秩序井然，跟随前来迎接的同志步行数公里到达宿营地。
第二天早晨，上海警备区防空处刘光远处长接见了一营的干部。刘光远处长讲明了一营的具体任务，命令一营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部防空处对空监视哨营，主要任务是负责对空观察和上报从空中来袭的敌机情报。
在交待任务时，刘光远处长还说：我军横渡长江后，很快席卷大陆敌军，国民党残余部队逃窜台湾，负隅顽抗，凭借一时海空军的优势，千方百计地对我国最大城市上海进行海上封锁和空中袭扰，并与隐藏下来的敌人遥相呼应，妄图达到扰乱上海，不让我们立足的阴谋。
尤其是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军队对上海进行了狂轰滥炸，造成上海市断水断电，市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城市秩序一度比较混乱。暗藏的敌人乘机造谣惑众，奸商哄抬物价。既已攻克上海，就必须保住上海，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中央军委指示，为了保卫上海，必须立即组建一支防空部队，以夺取上海的制空权。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就需要有可靠的空中耳目，及时准确地为对空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来袭敌机的情报，以歼灭敌人。
当时，虽然防空处接收了几部旧的日式雷达，还吸收了部分知识青年入伍，建立了6个对空监视哨，但远远不能满足高炮部队和航空兵部队，获取空中情报的需要。
所以决定从陆军中抽调一个建制营，改建为对空监视哨部队。
原来，一营将担任保卫大上海领空的任务。这个任务让一营官兵们兴奋不已。对空警戒当然不能使用轻机枪了，这让当时很多放不下武器的战士破涕为笑。
随后，防空处首长召集一营干部开会，宣布任务，进行动员，要求立即进行突击训练，争取尽快展开行动，执行任务。
新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为完成组织上赋予的使命，全营干部战士鼓足干劲，迎接新的挑战。
营党委首先研究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有利条件：一是大部分战士是翻身农民子弟，党员占30％，政治素质较好。二是全营干部战士经过实战考验，思想作风过硬，纪律观念强。
不利因素：一是当时部队的思想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建制的改换，产生了怀旧情绪，主要是对原部队的留恋，想念老上级和兄弟部队。
二是由于兵种的变化，对防空专业知识不熟悉，部队文化水平低，学习防空有关业务技术难度较大。产生了畏难情绪。
三是部队过去熟悉的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五大技术已无用武之地。而今需要从头学会运用目力和听觉识别各种敌机的型号及其声音，需要学习望远镜和方向盘的使用，需要学会电话机的构造、性能和故障的排除，需要学会和熟记上报空情用的各种密码和代号，还要学会简单的气象观察与报告。
针对以上情况，一营领导决定首先从思想政治工作着手，通过加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干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干部战士对担负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激发大家对保卫上海的责任心和光荣感，增强克服各种困难的信心。同时进行有关城市政策教育，消除一些疑惑和反感，进一步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
接着，一营开展针对性的教育，一是发扬干部带头学习的传统。二是发扬过去在战场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韧精神。三是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经过7天的突击教育和训练，部队初步掌握了执行任务的有关基本知识，并立即展开部署，进入新的阵地。
至此，我军第一个对空监视哨营正式成立并开始执行任务。
为了适应新的任务需要，一营在体制上将班改为哨，每哨八九人，正、副哨长，观察员3人，电话员2人，记录员2人。
在部署上，营领导根据上级意图，由二连连长张锦银、指导员施永康，三连连长赵介生、指导员陈骏，分别率领27个监视哨于川沙、南汇、奉贤三县的沿海地区，做沿海线形与纵深梯次结合部署，哨位间形成犬牙交错的部署。敌机从这一地区任何方向的上空进人大陆，监视哨均可发现。
二连连部位于奉贤县城，三连连部及指挥所位于南汇县城。一连连长刘勇、指导员钱祖德率领6个监视哨部署于市区有关制高点，其余连队随营部作为预备队。
在3至5月间，歼击机航空兵和高射炮兵在上海周围相继击落国民党袭扰飞机5架，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敌人被迫改变了战术，以夜间单机低空对我上海进行偷袭和侦察。
5月份，1架敌机夜间偷袭江湾机场时，因为高度过低，雷达当时未能发现情况，但对空监视哨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因此，上级对监视哨夜间值班要求更严，并调整和加强了监视哨的功能。
1951年春季，曾有1架国民党飞机从江苏启东沿海低空窜入大陆上空。为了加强苏北沿海的对空监视，当即从山东泰安地区调来1个步兵连，改编为对空监视哨第一四一营一连，由连长安志和、副指导员丁宗文率领9个哨，部署于启东角至掠港沿海一线。
从1950年9月以后，聘请的苏军防空部队陆续回国，上海的防空任务完全由我们新建的歼击机航空兵和各防空地面兵种担任。在抗美援朝期间，美、蒋空军对我华东地区的侦察袭扰也相应增多，对空监视哨部队既要进一步加强经常的战备任务，又要保障我歼击机航空兵的训练飞行。
另外，三连还要负责华北军区防空部队派来实战锻炼的1个对空监视哨连的培训，一营的战备任务更为繁重。
1951年初春，国民党空军1架B-25型飞机前来投诚。由于从西南方向低空飞临上海，情况非常突然，当时雷达只上报了敌我不明目标，而对空监视哨的观察证明是1架敌轻型轰炸机，给上级指挥所提供了重要情报。
1951年6月，在华东防空部队实兵演习中，一营对空监视哨准确地观察和上报了假设敌机和我机出击的情况，协同雷达部队完成了获取情报的保障任务。
1951年11月的一天夜间，忽然高炮和探照灯部队报告指挥所发现敌机，并相继开灯、开炮。
当指挥员查询对空监视哨部队时，各哨都实事求是地汇报，既未看到敌机，也未闻到机声。事后查明，确无敌机，而是一场误会。
1952年至1953年间，国民党空军飞机两次夜间低空窜入上海上空，散发传单，扰乱民心。其中一次飞行高度过低，雷达未能发现。当敌机一进大陆上空，对空监视哨立即上报，发现敌机。
另一次是，正当空、防部队举行夜间实兵联合演习刚刚结束，指挥员刚下达了解除一等战备命令，突然1架敌机低空从南汇方向窜入大陆，当其快要接近海岸时，雷达发现了几点情况，随即对空监视哨相继发现了目标，为指挥所和各对空作战部队赢得了时间，及时投入战斗，敌机即仓皇逃窜。
1952年9月20日5时，美国B-29型飞机窜入我上海沿海上空，被我机击落。美国为了进行报复和施加压力，立即调动第七舰队，出动航空母舰，逼近上海海域。对此，党中央、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周恩来还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
美机先是白天多批多架舰载机轮番起飞，高空窜入上海上空进行威胁性侦察。我对空监视哨部队协同雷达部队及时准确地向指挥所报告了敌机的批次、架数，为指挥员果断下定决心，及时指挥对空作战部队投入战斗，提供了依据。
在我歼击机航空兵的奋勇抗击下，敌机不敢恋战而逃离上海领空。
后来，美国航空母舰仍然停泊在我国领海边沿，并出动其他舰只进入我国领海打捞B-29型飞机的残骸，接连两天起飞多批舰载机在我领海上空盘旋。
我监视哨部队也连续两天处于一等战备状态。1953年7月25日，美国空军F-47型飞机2批4架和F-51型战斗机两架，连续袭扰上海地区，我设在杭州湾的监视哨也准确地上报了敌情，使我歼击机航空兵及时起飞，空军第二师飞行员宋中文和杨宝海分别击落击伤F-47型敌机各1架。
1953年1月，对空监视哨第一四一营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对空监视第二四一团”。随着我军防空部队的发展，尤其是雷达部队数量的增加，装备的更新，战术技术的提高，对空监视部队的任务逐渐由雷达部队代替。
近距离的目力观察任务，逐渐由高射炮兵的观察哨接替。1955年7月，对空监视第二四一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空情报兵第二二一团，我军第一个对空监视哨营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一个雷达营成立
1950年2月6日，上海上空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防空警报，立刻，街上的人们紧急疏散到了地下防空洞。
没过几分钟，17架国民党空军飞机如乌鸦一般窜入市区，开始轰炸。
60余枚炸弹怪叫着从天而降，上海市电力公司、闸北和沪南发电厂被击中，燃起大火，自来水管被炸断，喷射出的水柱有两米多高……
这次轰炸，炸死炸伤1400余人，炸毁房屋2000余间，发电厂、自来水厂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上海市断水断电，城市秩序一度混乱。与此同时，暗藏的敌人乘机造谣惑众，奸商哄抬物价，给上海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和危险。
这次轰炸虽然给上海带来巨大的损失，但上海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对新中国的信心，轰炸刚刚结束，生产自救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上海市委立即上报中央，建议加强上海的防空力量……
1950年2月初，上海所在的华东军区决定，从山东省的泰山、泰西两个军分区抽调经过战争考验和锻炼，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正在组建中的雷达部队工作。山东泰安县武装部长孟继萃、泰山军分区作战科副科长李启文被泰山军分区调到南京接受雷达工作任务。
4月初，孟继萃等乘火车到达南京，刘子真等到车站迎接。
刘子真原是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教导团的指导员，1949年6月19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刘子真，到杭州新接管的原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任军代表。这个所原在南京，国民党南逃时迁移到杭州。
为了利用南京的原有设备和营房，1949年10月，华东军区命令，将在杭州接管的该所人员、雷达装备及器材运回南京，所部设在南京市，由华东军区航空处统一领导。
在车站，刘子真热情地接过孟继萃等人的行李，欢迎战友们加入雷达兵的行列。
在去往部队驻地的路上，刘子真向孟继萃等人讲述了上海遭到轰炸的经过，他沉痛地说，敌机飞到上海上空，我们的雷达连个动静都没有。
孟继萃奇怪地问，怎么回事啊？
刘子真说，新成立的雷达部队可以说是我军现在学历最高的部队了，清一色的大学生，但是对于雷达却只见过没操作过。解放后，我们从废品堆里发现了一部日本“四式”雷达，经过一番修理就被安装到了上海的制高点，警备司令部的楼顶。这部雷达之所以关键时刻失去作用，并不是没有修好，而是我们百密一疏，忽略了一个现在看来极为简单的问题，即发射机的频率和接收机的频率一定要匹配，如果不匹配，发射出去的雷达波就像变了模样的孩子，回了“家”连家里人都不认识，当然看不到敌机了。
这个形象的比喻，使孟继萃不由笑了起来，但也因此认识到，雷达兵和从前端着刺刀打冲锋，完全是两回事。
刘子真叹了口气，又欣慰地说，毛病找出来之后，我们立刻进行调整，很快就出现了战果。3月29日上午，雷达第一次抓住了敌机，1架国民党B-24型轰炸机，刚飞到上海东南240公里的时候就被我们发现了。我们马上通知高炮兵，高炮兵一个齐射就把他给吓跑了。
听到这里，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来到部队驻地，刘子真又向孟继萃等人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自1949年9月开始，华东军区就组织人员，接管了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留在南京的全部人员和日本、美国制造的破旧雷达及车辆、器材。
11月初开始为组建雷达部队准备人员和装备。经过抢修，部队共修复10部雷达，加上每部雷达各有一套只缺天线的整机作备件，实际上相当于20部。
同时，从雷达研究所调出1名军代表、6名大学生、27名技术人员，又从华东军政大学、南京警备司令部教导大队、上海青年团校调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优秀知识青年124人。
刘子真高兴地说：“目前，雷达部队的筹建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不过，我们都是没有战斗经验的学生兵，你们来了，我们就有了战斗榜样，这下可以好好地干一场了。”
孟继萃谦虚地说：“我们也得从头学起啊！”
1950年4月中旬的一天，华东军区航空处处长蒋天然、政治部主任王德贵把孟继萃等人找来谈话，正式宣布成立雷达部队。
为保密起见，该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航空处电讯大队”。接着宣布命令，任命孟继萃为电讯大队大队长，刘子真为电讯大队政治教导员。还任命李启文为副大队长，从泰西调来的王德明为副政治教导员。
1950年4月22日，华东军区航空处电讯大队在南京正式成立。
5月初，成立了大队党委。经上级党委批准，由刘子真任党委书记，孟继萃任副书记，王德明、李启文、吴焕宇、房锡恩、张宝珠为委员。
初建时，辖有5个雷达中队，每个中队配2部雷达。全大队共362人，其中干部48人。这是我军成立最早的雷达情报保障的营级单位。
电讯大队成立后，一面在南京待命，一面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着重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对专业战士还进行雷达原理基础教育与雷达的操作、调试，并结合雷达修复进行试架、调整。
1950年5月11日，电讯大队迎来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战斗。
这天夜间，劳累了一天的上海市民正准备休息。为了防空，整个大上海漆黑一片。
而此时，在国民党空军的一个机场，一架架飞机正在起飞，摇摇晃晃地钻进夜空。
自从在白天遭到我军高射炮的打击后，国民党飞行员对执行任务都很害怕，甚至有人自伤拒绝执行任务。飞行员一落地就跑到酒吧里醉生梦死，生怕自己再也不能回去享清福了。
国民党空军指挥官只好连哄带骗地说：“共军的高射炮在白天虽然厉害，但是他们没有雷达，到了晚上就成了睁眼瞎，晚上还是很安全的。”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军到底有没有雷达。
这样，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们战战兢兢地上了飞机，驾驶飞机向上海飞来。
而此时，在上海的夜空中，由电波组成的一道道天网正等待飞贼的到来。
21时左右，值班员发现，显示器荧光屏上显示，200多公里处突然出现一个微弱的尖峰，而且在慢慢地移动，幅度也逐渐变大。
“敌机！”操作员当即向指挥室报告，紧接着通报了敌机的距离和方位。
指挥室立即下令：命令高射炮部队，组织起强大的火力网，保卫上海重要目标的安全。
高射炮阵地上，一门门高炮挺起炮口；探照灯阵地上，一台台探照灯掀开灯罩。
一张大网张开了。
21时10分，敌机进入上海。
刹那间，一道道光柱刺破暗夜，一下子就咬住了敌机。黑黝黝的机身被照得通体雪亮。
敌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进入上海上空，就被严阵以待的探照灯部队照中。敌飞行员被强烈的光柱照得眼花缭乱，慌忙使出全身解数，东拐西扭，妄图避开雪亮的“利剑”。
但是，探照灯手们凭借着娴熟的技术和果断的意志，跟踪敌机不放手。光柱就像粘在飞机上一样，任凭敌机像苍蝇一样灵巧，也甩不掉。
这时，敌机进入了我高炮火力射击的范围，我军高炮战士抓住战机，猛烈射击。高射炮射出的炮弹拖着火舌扑向敌机，在敌机周围炸出一朵朵橘黄色的钢铁云彩。
空战时，平静的上海城，突然间飞机声、枪炮声四起，震惊了市民，人们纷纷跑出来观战。茫茫的夜空，探照灯光束、高射炮与驱逐机发射的炮弹曳光，交相辉映，十分壮观。
1架B-24型轰炸机被击中了，敌机当即起火爆炸，坠毁于浦东塘桥镇。剩下的飞机被猛烈的攻击吓坏了，连忙逃窜。
当市民们亲眼看到敌机在浦东上空坠落时，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雷达队首战告捷！
1950年5月下旬，雷达队划归上海防空司令部电讯营建制，编为第一中队。
防空处委托上海交通大学办的雷达集训队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操纵员全都改为专门从事雷达维修工作的技术员，先后分配到华东、华北、东北、中南各区。在以后的战斗生活中，成为我军扩建雷达部队的技术业务骨干。
上海防空探照灯团成立
1950年8月6日，在从南京开往上海的一列火车上，4名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的军官，正在兴高采烈地聊着什么。
蔡子悟坐在靠车窗的座位上，他30多岁，眼睛里透射出战火洗礼后的沉稳和坚毅。蔡子悟是抗战初期入伍的，曾担任陆军第二十军一七八团副政委。此时，他正和坐在对面的华东警备九旅二十五团作战股长胡锦生回忆4日上午的事情。
1950年的夏天，蔡子悟、胡锦生两个人正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干部大队学习。8月4日上午，校务部部长研忠良、中队党支部书记曾照坡分别找正在学习的蔡子悟等人谈话。校务部部长研忠良对他们说：经组织决定，你们马上到上海参加组建探照灯部队，这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希望你们服从分配，尽快到任。
“哎呀，接到这个任务我是既高兴又担心哪！”蔡子悟对胡锦生说，“高兴的是组织上的信任和重视，担心的是怕完不成任务。探照灯是个什么，别说见过，就是听都没听说过，如果是小日本那种城墙上的大灯泡，那这种兵就真没啥意思了。”
“哈哈，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组织上这么郑重其事地给咱们下达任务，这探照灯肯定不是大灯泡那么简单。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咱们服从就是了。”胡锦生笑着说。
“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是什么，只要是组织上需要的，就是让我当电工也行”蔡子悟坚定地说，他还是以为探照灯是个“大灯泡”呢。
“哈哈……”坐在一起的4个人都爽朗地笑起来。谈到这里，大家的心情分外激动，充满了建立新部队的信心和决心。
火车在飞驰，在窗外绿油油的田野里，国民党军队留下的一座座碉堡露出失神的射孔，呆呆地望着生机勃勃的田野。
前方就是上海了，新的战斗生活令人神往，也让人难以想象。
当天，蔡子悟一行到达位于上海江宁路上防空司令部招待所。因为上海防空司令部刚筹建，所以招待所里既没有床，也没有桌椅。晚上，他们就睡在了地板上。
第二天，华东防空兵司令部组织部长张志华与蔡子悟等人谈了话，详细介绍了组建第一个探照灯团的筹备情况。
张志华介绍说，自上海“二·六”轰炸后，根据中苏双方协议，苏军一个探照灯团在团长里申科中校的率领下，随苏军混合集团军进驻上海地区。
此后，国民党空军飞机曾夜袭上海，被探照灯部队照中、跟踪，配合歼击机部队将其击落。探照灯部队的存在，对国民党空军夜袭上海是一种威慑力量。
这在当时来说，探照灯兵确实是要地防空不可缺少的兵种之一。为了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必须组建我们自己的探照灯部队，这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1950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的指示，成立了由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参谋长黄径深为首的探照灯团筹建小组，开始按照苏军探照灯团的编制组建我军第一个探照灯团。
首先，从华东军政大学的本科学员中选调790人为基本人员。从华东军政大学及上海警备司令部、航空处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团的干部队伍。为了配备技术人员，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从应届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中选调30名作为技术骨干，吸收入伍。
当时，汽车司机难找，后来我们在上海市总工会的大力帮助下，从失业司机中选用了150名，按工薪制待遇，担任司机兼发电手。就这样，共调配了1100余人，组成我军第一个探照灯团。
8月5日，华东军大790名学员从南京登上敞篷列车，顶着一夜大雨，于第二天上午到达上海北站。一夜风雨，虽然使人疲倦，但大家仍高唱着战歌，徒步行军到达临时集结地——上海“跑马厅”。他们睡的是水泥地，情绪高昂地等待着分配工作。这批学员成了第一支探照灯部队的基本骨干。
筹备组将他们按照雷达手、无线电员、大小灯手、标图员、电话员、发电手，进行专业分类。
张志华说，你们到了，我军第一支探照灯部队人员就算配齐了，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蔡子悟等人站起来，声音响亮地说：“坚决完成任务。”
8月10日晚，我军第一支探照灯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上海防空探照灯团成立大会，在上海隆重举行。
会场布置得简朴、庄重，主席台是由几张桌子拼成的。
19时许，1100名指战员高唱战歌步入会场。大会由黄径深参谋长主持。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上海防空部队副司令员王智涛、政治部主任张希才等。当黄径深参谋长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防空探照灯团成立”时，场内掌声雷动。
接着宣布任职命令：吴瑞生任团长，蔡子悟任政委，马耀华任参谋长，宁波任政治处主任。
随即举行授旗仪式，吴瑞生、蔡子悟代表全团指战员接过了军旗。蔡子悟代表全团向上级首长表示了决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辜负上级的信任和重托，刻苦学习，尽快掌握现代化的装备技术，为早日担负起上海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而努力奋斗。
最后，王智涛副司令员代表驻沪防空部队首长对探照灯团的建立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号召大家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完成好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
对于探照灯这个现代化的新兵种，全团上下几乎一窍不通。干部都习惯于冲锋炸碉堡的战斗生活，要他们坐下来学电工原理、光学、探照灯战术，既不习惯又很吃力。对于刚出校门的军大学生，有文化，肯学习，但是缺少战斗部队的生活经历。
根据当时部队的思想状况和苏军的授课计划，部队在第一阶段进行共同课目的训练。然后按专业分类进行兵器原理和操作保养的基本知识学习。最后按编制序列由苏军教员带训。
8月11日，各集训点正式开训。
当时的教学条件很差。房子是临时搭的草棚，用芦席作挡风墙。桌子、凳子是在木桩上钉的一块窄板条。有时棚外下大雨，棚内下小雨。这些困难没有难住一心想尽快掌握现代兵器的指战员。
苏军按正规化大纲教学，学员没有书本，全靠自己记笔记，在课堂上集中精力听、记，课余时间抓紧复习。一些同志常常在熄灯后仍在记忆背诵，相互问答。他们平均每天要学习10到12个小时。
经过20多天的紧张学习，干部学会了基本的指挥程序和兵器的概要知识。接下来，转入按苏军对等编制的带训阶段。
苏军官兵一对一地教授指挥和操作，还介绍有关作战经验，他们热心教练，严格要求，精心传授。平时除了吃、住不在一起外，但与他们同操作、同执勤、同娱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经过手把手帮教，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各级考核验收，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都能独立操作。
1950年11月17日，根据上级指示，正式接收苏军探照灯团的全部装备，并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
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上海防空兵副司令员王智涛、上海防空兵司令部参谋长黄径深等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一仪式。吴瑞生、蔡子悟在移交书上签了字。共接收雷达灯36部，4B型跟踪探照灯36部，脱-2型环视雷达1部，以及其他通信装备等。
签字仪式结束，双方军人热烈握手，祝两国军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相处之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有的还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没有几天，苏军探照灯团人员乘火车离开上海回国。
从签字移交开始，我军正式独立担负起保卫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
防空展览在北京举行
1956年9月26日上午，在位于北京昌平的高级防空兵学校，防空军展览会正式开幕。
高级防空学校的大门上，悬挂着“防空军展览会”的大字横幅。马路两旁，彩旗招展，标语牌、路标一直延伸到大礼堂，各种展品陈列在这里供人们参观。
礼堂门旁有两张大幅油画：一幅是高炮团在保卫水丰发电厂，与275架来袭敌机展开激烈战斗，击落敌机8架、击伤10余架的血与火的场面；另一幅是福建某地高炮二连配合炮击金门，与国民党空军连续战斗9昼夜，击落敌机12架的真实写照。
在开幕式上，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致词。他说：
举办这次展览会的目的是，实事求是地向部队宣传战斗训练中正确的教学方法。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教育各级干部，使他们懂得在战斗训练及其他各项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交流经验，表扬先进，使先进的更加先进，并且带动落后的向先进看齐。进行一次自我检查，特别是检查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缺
点和错误。
杨成武司令员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在防空军各部队、各学校掀起一个向军事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防空军的现代化建设。
接着，副总参谋长彭绍辉讲话，他号召大家在执行战斗、训练和一切工作任务中进一步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努力向军事科学技术进军。
在参观过程中，当广州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参谋姜启忠介绍了他制造的中高炮拦阻射击诸元换算器的功能，并作了操作表演以后，张爱萍和彭绍辉亲切地向他表示祝贺。
姜启忠制造的“中高炮拦阻射击诸元换算器”，不但简便易行，而且在中口径高炮连变换阵地时，把2个人4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缩短到1个人1分钟内就能解决问题，在作战上很有实用价值。
以前，高炮连进人阵地后必须按照上级规定的任务计算和填写好射表。这项工作通常需要两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连续工作4个多小时才能完成，只见填写的射表上堆满密密麻麻的数字。指挥员就靠它下达口令，实施射击。算错或填错一个格，炮弹炸点的误差就有10多米。
姜启忠当炮连连长时，就曾因算错射表而挨过批评，此后，他就想研究一种简便的方法来代替原来繁杂的计算。他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顾有人讽刺挖苦或泼冷水，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不懈。
连队没有所需的器材设备，他就用废弃的硬纸壳、旧铁皮来做试验。白天工作忙，他就常在夜间琢磨，终于制造成功了。
1955年底，大批中高炮拦阻射击诸元换算器发到部队，受到普遍欢迎和称赞。
从9月28日开始，参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分批参观了防空军展览会。
代表们看了第二馆中陈列的防空军官兵们刻苦钻研、克服困难制作的仪器、教具和模型，对于群众的这种智慧和勤俭办事的精神表示赞扬。在观看了新式雷达探照灯自动跟踪敌机遥控操作表演，和新式高炮自动跟踪敌机射击操作表演后，极为高兴。
有的代表在纪念册上勉励防空军官兵：“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首长以及许多革命老前辈对这次展览非常重视，纷纷亲临参观指导。邓小平、罗荣桓和聂荣臻一起来参观。
聂荣臻在参观教育训练馆的高射炮兵室时说：“高射炮兵在国土防空和抗美援朝中打得不错，发挥了很大作用。”
罗荣桓说：“这个部队很勇敢，能吃苦，敢打硬仗”。
邓小平说：“这个部队还要发展，加强防空嘛！”
彭德怀参观时，曾多次和工作人员亲切地交谈。参观红外探测仪时，他问解说员陈志强：“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陈答：“大学毕业。”
彭德怀高兴地点点头。又问“这种探测仪还能看得再远一些吗？”
陈答：“正在继续研究试验。”
彭德怀说：“这个东西很好，各兵种都需要，你们要好好研究，使他看得更远些。”
又问：“你是大学生，中尉军衔，满意吗？”
陈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彭德怀说：“好！咱们共同为人民服务。”
当参观宽频带反干扰天线时，他对其制作者、解说员陆平同志说：“你大学毕业，中尉军衔，跟地方上同期毕业生比，生活待遇低了些吧？现在国家有困难，军队不能实行高薪。国家有困难，咱们大家共同克服，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你们这些青年人，有文化、有技术，想办法多搞一些发明创造，改善装备，提高战斗力。”
在参观通信兵室时，彭总说：“通信是我们的耳目，什么时候也少不了。通信工作是有功的，你们要继续努力。”
徐向前在国土防空馆电动沙盘前听完解说后说：“防空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他转过头来对陪同参观的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说：“你们这个军种还年轻，一定要尽心尽力，严格要求，好好训练，扎扎实实把基础打好。”
这个长约5米、宽约3米、高约0.7米的大型电动沙盘，将防空军组织实施与指挥防空战役、战斗的真实情况，形象逼真地显示出来。
叶剑英参观中高炮拦阻射击诸元换算器后，十分高兴地握着姜启忠的手连声称赞，并说：“我们需要很多像你这样的同志，动脑筋、想办法，钻研科学技术，追赶世界潮流。”
罗瑞卿来到展览会礼堂前，刚下车就说：“你们规定要党员、干部才能参观，今天我带一个正在上学的儿子来，如不允许，就让他在车里等着。”
上前迎接的防空军副参谋长刘秉彦立即说：“我们欢迎小同志参观。”
罗瑞卿说；“那就跟着来吧，这也是培养教育后代嘛！”
甘泗淇上将在雷达车上参观后高兴地说：“志愿军也有雷达连、地监哨，他们干得很好，情报很及时，使我们避免了不少损失。我了解他们，他们很辛苦，也很勇敢。”然后他又笑着说：“我在车上也摸了几下，是他们手把手教的，我也算是个雷达兵了！”
徐特立、吴玉章、王维舟、帅孟奇等老前辈参观时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详细。
吴玉章说；“这个展览会办得好，是很实际、很生动的国防教育，普及防空知识的教育。他能使人产生信心、力量和追求，使人们对解放军感到更亲切、更可爱。”
徐特立在留言簿上写道：战争技术的过程，我们从原始的红樱枪到原子武器都能掌握，表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能战胜一切困难而取得胜利。
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三强、赵忠尧、蒋南翔和其他20多位专家参观时，最感兴趣的是空袭和防空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各种新型技术装备，以及各项发明创造、技术改进等。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等一批领导干部参观时以鼓励的口气说：“这个展览好就好在讲真情，说实话，有表扬，有批评，表扬为主，批评为辅，很有启发。”
苏联《红星报》总编辑马克也夫等人也参观了这次展览。他在《红星报》上发表了题为《伟大友谊的力量》的观后感，说：“聪敏、机智、好学，是中国人民所具有的品质。这些品质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身上。在防空军展览会上所展出的，由军队合理化建议者和创造者所做出的无数发明和改进，都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到12月底，前往参观的人数已逾8万多人。1957年2月，防空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也参观了这次展览。
经两次延长展期，这次展览到1957年2月底才正式闭馆。
这个展览会是防空军一系列作战训练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缩影，是对防空军各项工作的一次检阅。作为一次军事技术展览，曾经在北京市轰动一时。
展出内容之丰富，展出时间之长，参观人数之多，来宾级别之高，以及给观众印象之深，对防空军指战员教育鼓励作用之大，都是空前的。
不少参观者称赞说：这个展览会办得好。既是防空军建设成就和发展方面的展览，又是国防建设和国防教育的场所，是一个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奋发向上的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