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父母与童年
正如某位贤哲所言，如果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都被完整而又真实地记录下来，那一定变得非常有趣。那些一直坚持着让我对自己的一生有所记述的亲戚和挚友们，也许会因此而感到几分慰藉。而那些知我、懂我、爱我的人们，也会对此产生某些兴趣。而这，正是我坚持写书的不懈动力之所在。
安德鲁·卡耐基
几年前，来自匹兹堡的梅隆法官曾写过这样一本书，书中的记述是那么的生动有趣，以至于至今拿起，我依旧会乐此不疲地翻上几页。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同意上文所引述过的那位贤哲的观点。梅隆法官的故事不仅为他的朋友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而且还给他的家人们带来了一份丰厚的馈赠，使他们今后的生活更加美好。最后，更出乎梅隆意料的是，这部自传竟被归入了最受欢迎的传记作品的行列中。通读全书，书中的每章、每节都大大地书写着这样一个字—人，没有哗众取宠的种种虚伪与做作，有的只是为家人而作的真实与诚意。同样的，我也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有在公众前的虚伪与做作。有的，只是对我的挚友们的真诚与坦诚，即便记述的是些许琐事，也不会让他们觉得索然无味。
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1835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苏格兰丹弗姆林一幢只有几平方米大小的阁楼里，简陋的房屋坐落在摩迪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只有一层。正如谚语所云：“我拥有贫穷却真诚的父母、善良的亲戚与朋友”。作为苏格兰的绸缎交易中心，丹弗姆林久负盛名。而我的父亲—威廉·卡耐基，就是一个纺织工人，他以我祖父的名字为我命名。作为那个时代积极分子们的领袖、“帕提尔姆学院”的首领，我的祖父卡耐基以他的机智幽默、和蔼可亲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在故乡远近闻名。阔别了14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弗姆林时，一个老头向我走来，那正是我的祖父。当然，也是我们的“教授”(他的密友们都这样称呼他)。
安德鲁·卡耐基出生的小屋
那是一幅因中风而颤抖着的老人的画像：“他已风烛残年，连下巴和鼻子都透着老态龙钟。”
当他步履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边用他那颤巍巍的双手抚摸我的头边说：“你是安德鲁尔·卡耐基的孙子！哦，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会有这一天了：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以为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一个新年夜里，一位乡下老妇人突然吃惊地看到从窗户中突然伸进一张经过乔装打扮的脸孔。一阵迟疑之后，她才反应过来：“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耐基呀！”
她说的没错，祖父在57岁的时候还喜欢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他的老友们。
正像我的朋友们所说的，我的开朗活泼的天性、苦中作乐并始终笑对生活的达观精神，以及我能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超级才能，很可能都是从我那喜欢乔装打扮、嬉笑逗乐的老祖父那里继承过来的。我为自己拥有他的名字而自豪。
阳光灿烂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意识到，这份阳光是可以被耕耘的，心智也可以由阴转晴。因此，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以用阳光与笑声驱散烦恼。如果人人都有一点哲学家的精神，如果人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再自责，那么，欢笑将赶走我们生活中的烦恼。毕竟污点是不会被洗净的，而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则不会受到欺骗。因此，正如伯恩斯所言：
“仅仅是你自己的责备产生了畏惧。”
这条古已有之的座右铭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一条训诫都更加有用，而且我耳闻已久。但在我已然成熟了的年岁里，我与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仍有诸多共同的困扰。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他的睡眠状况，而他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伴着满眼的金星：“但是我有很多不错的瞌睡。”
威廉·古伯特
而我母亲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值得讲述了。因为作为威廉·古伯特[1]的朋友，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为他的记录和作品作出过贡献，并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在丹弗姆林，凡是认识外祖父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与实干家之一。他是古伯特《记录》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而《先驱》则被认为是苏格兰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从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而言，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70多年前出版的一本名为Head-ication Versus Hand-ication的小册子。书中的某些论点在今日极力提倡的技术教育中得到了印证。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了。”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一书中，并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相关的刊发在《记录》中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将出现在本期中。”由此看来，我那“随手涂鸦”的习性真是得到了父母双方的遗传，因为卡耐基家族一直以来就很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明的政客，同时也是当地激进政党左翼的领袖—这一职务后来传承给他的儿子，我的舅舅。不止一个在美国有名望的苏格兰人拜访过我，以期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与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默先生曾对我说：“我所有的学识和文化都得益于你的外祖父对我的影响。”《丹弗姆林要闻录》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曾说，他人生中的最伟大的进步归功于：幼时曾接受我外祖父的影响。
埃比尼泽·亨德森
一生中，我得到的恭维不计其数，但没有哪一个恭维能像那次一样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正在圣·安德鲁大厅作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讲。一位《格拉斯哥报》的记者这样描述，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及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息息相关，“可以想象一下，我在讲台上看到安德鲁·卡耐基时该有多么震惊吧，他不论是从仪态、手势上，还是从外貌上都是老莫里森的完美摹写。”
我已忆不起外祖父的长相了，但是我与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27岁那年，我首次回到丹弗姆林时的情景。当我与舅舅贝利·莫里森一起坐在沙发上时，他眼里噙满泪水的模样我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他一时语塞，然后冲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他颤抖不已地说从我的身上，他仿佛看到了他的父亲—我的外祖父莫里森的影子，那言语、手势，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相似，而母亲也总能从我身上找到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遗传学说就在我身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诠释，以至于一个手势、一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也可以在代与代之间传递，我深深地为之震惊了。
莫里森外祖父娶了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那么高贵、优雅，而又富有涵养，但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刚刚组建没多久，她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外祖父的生活还比较安逸，作为一个皮革商人，他在丹弗姆林经营着自己的一份生意和产业，但如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而他的大儿子，我的舅舅贝利则是在这个家庭的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因而他在儿时有一匹小马可供骑乘，但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们则遭遇到了艰苦的生活。
外祖父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即我的母亲(玛格丽特·莫里森，一位慈祥可亲的苏格兰妇女)。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了高贵、精致与涵养。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可以向世人讲述关于她的一些陈年往事，但对此我依旧心存疑虑。在我心中，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真正了解她。在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在我的第一本书的献辞中，我曾这样写道：“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母亲”。
影响整个欧洲的滑铁卢战役
感谢我的先人们，能给予我这样的恩赐—将我降生在这样一处妙不可言的地方。故乡总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据独特的位置，那山、那树、那水、那情，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拥有一份乡土的记忆，一份将伴他永远的乡土之情。“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会受到他们眼中的城堡的影响”。罗斯金如是说。而丹弗姆林的孩子们也是如此，他们在苏格兰威斯敏斯特那庄严的修道院的庇护下渐渐成长。修道院修建于11世纪(1070年)，由马尔科姆三世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出资兴建，历经风吹雨打，至今还依然耸立。还有国王出生时的宫阙、皮坦克里夫峡谷、祭奉玛格丽特皇后的神殿以及马尔科姆国王城堡的遗迹……一切仍旧一如往昔，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
国王坐在丹弗姆林城堡之中，
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马尔科姆国王城堡遗址
布鲁斯[2]的坟墓就坐落于修道院的中央，玛格丽特坟墓的旁边，而它的周围，则是一众皇室成员的陵寝。当孩子们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风情的城镇时，都会觉得自己是如此幸运。小镇地处港湾以北3英里处的高地上，前面依伴浩瀚的北海，南靠多情的爱丁堡，北倚连绵的奥契尔山，风景雄浑壮丽，让人联想起丹弗姆林还身为苏格兰的宗教和国家首都时的伟大与荣光。
而这一切，便是给予孩子们的丰厚的礼物。从呼吸到的新鲜空气里，他汲取了诗情和浪漫的滋养；当举目四望时，他又接受了历史和传统的熏陶。渐渐地，这一切就变成了孩子们童年中真实精彩的世界—理想总是真实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遭遇到工作中种种挫折与艰难时，才开始渐渐觉得一切都很现实。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对儿时的这些事情仍然记忆犹新，尽管它们会偶尔短暂地消失，但这也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压制罢了。这些儿时的影像会在他内心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播，使他深受影响，提升他的思想，美化他的生活。在丹弗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躲避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影响他们，点燃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星火，使得他们有所超越，使得他们卓尔不群。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令人振奋的环境里，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与诗歌力量一定也惠及他们两人。
丹弗姆林修道院
当我父亲在纺织业生意中大获成功后，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的一所宽敞的大房子里。父亲的四五台纺纱机就占据了楼下的一层，我们则住在楼上，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一层相通，勉强算得上一座苏格兰老式民居。这里正是我的儿时记忆开始的地方，但奇怪的是，追溯往事，我便忆起了第一次见到的一幅小巧可爱的美国地图时的场景。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上面寻找着匹兹堡，并且找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的准确位置。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他们的那块“应允之地”。
那时，记得堂兄乔治·多德和我都被悬挂头顶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震惊了，那其实是一面隐藏在顶楼上的非法旗帜。在那次“反谷物法”的游行示威中，我的父亲、叔叔以及家族中其他的激进分子扛着它走在游行队伍中。他们被包围在一座小镇里，在同业公会所中与骑兵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舅舅们以及我的父亲，都是在此次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之后，我的整个家族都骚动起来了。
1846年的反谷物法联盟会议
那个夜晚对于我来说依旧记忆犹新。当时，我被屋子背后一阵紧急的玻璃敲击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捕入狱。治安郡长在镇外的几英里处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里，此时，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峻的问题，因为百姓们激情澎湃，一直吵嚷着要去救他。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请求人们撤离。他如此做了，并说道“如果今晚哪位朋友因为正当的理由来到这里，那么请他收起武器吧”。他们照着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安静地离开吧。”
就像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贝利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一种对法律强烈的屈从。然而，他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激进分子，对美国怀有强烈的向往。
可以想象，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大张旗鼓地大行其道的时候，那些人们只在私下谈论将会显得多么苦闷。一切对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一切对伟大的共和国政体、对美国、对一个居住在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自由之乡的向往—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是一个孩子，但却认为国王、公爵和封建地主不该存在下去，我认为他们的死是为国家服务，因此也称得上是一种英雄主义了。
这就是幼时的我的想象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当时我并不认同那些特权阶级，因为他们并非因为有所成就而赢得公众的尊重，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便穿着借来的铠甲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是家族中最具成果的人，它已经像土豆一样，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一种特质，尽管他并非天生聪慧。在这里，我会为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够生活下来而感到惊讶，我会不厌其烦地引述那仅有的几句诗以表达出满腔的义愤：
曾经有个布鲁图斯[3]，他也不能够容忍，
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
千秋万代地统治国家。
但是，国王依旧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幻象。当然，这一切都是继承而来，我只是对我的所见所闻作出回应。
作为联合王国中最激进的一个城镇，丹弗姆林因此而久享盛誉。而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这也更为可信。那时，丹弗姆林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几台。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商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制作。
英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戴维·休谟
这是一个局势动荡的年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到。午餐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裙的人们便会聚集起来，开始讨论甚至抨击国事。戴维·休谟[4]、理查德·科布登[5]和约翰·布莱特[6]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会在谈话中时不时地蹦出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被这一圈人的话题所吸引，最后，我成为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那时，人们已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变革才是大势所趋。俱乐部在市民中被组织了起来，伦敦的新闻报纸也被广泛订阅。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讲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而贝利·莫里森舅舅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会与其他人一起对文章给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激动人心。这样的政治集会举行得比较频繁，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非常感兴趣并参加了不少这样的集会。父亲和舅舅总是拥有很多听众。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集会上发表演讲，听者太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听。当时，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后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望着做演讲的人，这个人正是我亲爱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理查德·科布登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主要是支持史密斯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的口误之处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时，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没有人会像照顾病人的护士一样来关注他说话中的语法错误，因此不必感到大惊小怪。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演讲，他语言风格犀利，演讲题目是《特权的灭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意义，但父亲十分明白。
我从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相关的，他支持在丹弗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委员会一切都运行正常，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声称是“由尼塔沃”人。于是，一瞬间，布告满处可见，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凯尼山村史密斯所在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姨父立即赶去协调，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
英国政治家约翰·布莱特
“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斩钉截铁。
“但是，”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
“该死，怎么会！”铁匠无言以对。
最后，铁匠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微小优势获胜。
从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绝对是一种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他的纺纱机大幅度贬值，一个原本可靠的经济来源变得日益窘迫。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庭而开始四处奔波。母亲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在当时却并不足以让我们过上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从这以后，我开始明白贫穷意味着什么。艰难的岁月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期待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父亲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卑鄙、吝啬”，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父亲如伯恩斯坦所说的，“恳求同乡的兄弟让他去做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愤恨之焰迅速地燃烧起来。
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一定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的邻居相比，我们不至于落到贫穷的境地。但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还能不能在她的有生之年看到她的两个孩子穿上体面整洁的衣服。
时光匆忙，父母许诺我：除非我自己提出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成长，他们变得愈发的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想去上学的意向。于是在他们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产生了兴趣。有一天，他带我去远足，随行的还有我的发小，他们都已经上学了。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8岁那年，我开始上学，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
学校带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欢乐，因此对于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事我都感到不快与不安。而这种事依旧时有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律，有时候直到很晚了我仍没法去上学。每天取水时，二十几个老太太围坐在一起，她们在前一天晚上便拿着不值一钱的破罐子摆成一线，以确定她们各自的取水顺序。可以想象，这一方式引起了无数的争吵，如何将她们平息下来，不用说我，即便是镇上最值得尊敬的老人也无能为力。我的劝阻加剧了她们之间的紧张，或者更加激发了她们好斗的一面，于是，我光荣地获得了“可怕的小老弟”的称号。
因为取水的缘故，我总是迟到，可校长知道原委，便原谅了我。同样，放学之后店里还常常有差事等着我去做。所以回顾人生，早在10岁时，我对父母或是整个家庭而言已经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了，每每想到这里，我便收获了一种满足感。很快地，他们便放心地把那些纷繁复杂的账目交由我处理。于是，渐渐地，我变得有学问了，甚至在幼时就开始处理商业事务。
在学校里，有一件事情却引起了我的苦恼。男孩子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狗”(Martin’s pet)，当我穿过街道的时候，他们会冲我叫嚷那个讨厌的外号。我不完全明白这一外号的含义，但它似乎是对我一生的一个极大的羞辱，而它也阻止了我对这位优秀的老师作出应有的回应。马丁是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亏欠太多。除了承认这一点外，在他生前我没有机会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对此，我追悔莫及。
在此，我还要提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同样不可抹杀，他就是我的姨父劳德，即乔治·劳德的父亲。父亲整日在纺织店里忙碌，很少有闲暇时间照顾我，姨父劳德则不然，他虽然也在街上经营着一家店铺，却没有把自己困在里面。我入学之后不久，姨父便溘然长逝了，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而我与乔治的陪伴则一直是姨父最大的安慰。对于儿童的启蒙教育，劳德姨父有着非凡的天赋，他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还记得他给我们讲授英国历史时的情景：想象一下满屋都是英国王室的成员，一幅贵族场景图。国王在桌前用马格纳纸剂书写着，而维多利亚女王则坐在门后，把孩子们抱在膝上。
姨父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英国君主名单，甚至几年后在威斯敏斯特教堂[7]的牧师会教堂里我还能找到名单上的遗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一处小礼拜堂的石片上，我读到了这样一段略显诡秘的文字：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肉身已不在此处。我坐在姨父膝盖上时所学到的历史知识告诉我：这位伟大的共和国的君主曾给罗马教皇写过信：如果他继续迫害新教徒，那么梵蒂冈将会听到大不列颠雷鸣般的炮声。估计克伦威尔是个无神论者。
奥利弗·克伦威尔，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
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苏格兰早期的历史基本都是姨父教给我的：诸如华莱士[8]、布鲁斯、伯恩斯、失明的哈利、司各特、拉姆齐、唐纳希尔、霍格以及弗格森。伯恩斯的那些言语让我对苏格兰产生了火一般的热情，这股热血将会连绵不息，直至我生命的尽头。华莱士也是我们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着一种英雄的特质。一天，在学校里，一个男孩跑过来和我说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我便终日闷闷不乐。于是，我跑去姨父那里，他说：
“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如果把苏格兰像英格兰一样平坦地铺开的话，苏格兰的面积肯定还要再大一点，但你总不能把高山和丘陵全都移走吧。”
哦，肯定不可以的，对于一颗幼小的、受伤的、爱国者的心灵来说，基烈山上充满了甜蜜的味道。但接着，英格兰庞大的人口数量又引起了我的不满，于是，我又去了姨父那里。
班诺克本战役
“是啊，7:1，但在班诺克本战役[9]中，这个比例还要大得多呢。”于是我心中再次充满了喜悦—这样的话，英格兰的人越多，我们的荣誉就越大。
但这只是对残酷的事实的某种解释：战争中孕育着战争。每一次战斗都将为将来的战斗埋下种子，交战的民族或国家便成了世世代代的敌人。美国人有着和苏格兰人相同的经历，他们伴着华盛顿和和福吉谷的故事成长，他们知道德国人曾被雇来作为对美国人大肆屠杀的刽子手，于是，他们开始痛恨英国人。这就是我和我的美国侄子们在幼时相同的经历，苏格兰的一切都是正义与善良的，而英格兰则是无比的邪恶。这种偏见将会伴随着他们的成长，直至成年，或许之后仍然不会消散。
当时，劳德姨父告诉我说，但凡家里只要来人，他便会向他们炫耀他在多德(乔治·劳德的昵称)与我的启蒙教育方面的光辉成就。他既可以让我们悲痛大哭，又可以使我们欢天喜地。他既可以使坏让我们攥紧拳头扭打在一起，又可以让我们在诗情与歌唱中尽情玩耍。“出卖华莱士”是他让我们这两个幼小心灵呜咽哭泣的王牌，屡试不爽。他讲的故事往往也会在他的掌控中，他会一次次地对故事进行新的润色。姨父的故事从来不需要司各特给他“帽子和拐杖”。可想而知，一个英雄对小孩的影响是多么神奇呀！
华盛顿在美国革命圣地福吉谷
姨父、我还有多德一起在那条大街上度过了许多美妙温馨的夜晚，我与多德之间的兄弟同盟至死不渝。幼时，我从来不叫他乔治，而他，也更喜欢称我“奈格”。因此，人们总在我们之间听到“多德”、“奈格”之类的称呼，其他任何一个名字也代替不了它们的含义。
姨父家在镇里的主干道上，要回到我的位于摩迪的家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沿着修道院，那里有可怕的墓地，而且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行走其间仿佛在地狱中穿行。另一条则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并且路过May门。当我回家时，姨父会故意恶作剧地问我走哪条路。我每次都会想如果是华莱士会如何选择，我便说要走修道院那边。面对那仿佛在死亡中穿行的恐惧，我从没有屈服过，每每想到这里，一种成就感便油然而生了。我常常沿着墓地回家，并总是提心吊胆故意吹着口哨穿过修道院的拱门。一想到华莱士面对自然或者超自然的危险时，那股凛然无惧的精神，我便可以在黑暗中迈起沉稳的步伐。
在我们儿时，我和表兄都认为罗伯特国王是非正义的。因为罗伯特是国王，而华莱士只不过是个平民，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格雷厄姆先生则是继罗伯特国王之后的第二个非正义人士。我心中强烈的爱国心油然而生，并直至生命的终点。而我的勇气，如果有人想研究的话，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源自于华莱士—苏格兰的英雄，这个英雄永远是男孩的精神动力。
罗伯特国王
当我初次踏上美利坚的国土时，我发现其他国家似乎也有它们值得骄傲的东西，这给我带来了某种莫名的悲痛。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我感到极端的不解。直到今天，一个甚少旅行的苏格兰人仍然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人总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加丰富的阅历来告诉自己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英雄史诗和罗曼史，都拥有自己骄傲的传统与成就。但是，在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心中，苏格兰的地位、苏格兰的光荣、苏格兰在他心目中神圣的位置，永远无法被替代。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而它的儿女们，也会像苏格兰人一样，努力地捍卫自己出生地的尊严与荣誉。
美丽的苏格兰城堡
我真心意识到新大陆—美国也不只是一个居所，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但是我的心是属于苏格兰的，正如彼得斯堡首长的小儿子一样。当他还在加拿大时，他曾这样说，他很喜欢加拿大，因为这里很适合旅行，但他是不会久居于这个距离布鲁斯和华莱士的遗迹如此遥远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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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廉·古伯特，英国新闻工作者与社会改革家，因作品集《乡村漫游记》而出名，该书记述了工业革命后，英国农村状况的恶化。—译者注，下同。
[2]罗伯特·布鲁斯，苏格兰历史上重要的国王，他曾经领导苏格兰人打败英格兰人，取得民族独立。在位期间，政体开明，司法公正，个人享有极高的威望。
[3]马尔库斯·尤尼马斯·布鲁图斯：古罗马政治家与将军，图谋暗杀恺撒，后与安东尼和奥古斯都争权夺位，在菲利皮战役中兵败自杀。
[4]戴维·休谟(1711～1776年)，英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他认为人类认识的唯一来源是感觉与经验，作品包括《人性论》与《政治论》。
[5]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年)，英国政治家，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与领导者，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6]约翰·布莱特(1811～1889年)，英国政治家与著名演说家，反谷物法联盟奠基人之一。
[7]英国皇家教堂，以其辉煌壮丽的宏伟气派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教堂之一。
[8]威廉·华莱士，13世纪末14世纪初苏格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英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英雄人物。
[9]班诺克本战役，是苏格兰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此战之后的10余年间，英格兰再也无法组织起能与班诺克本战役时规模相比的远征军。而对罗伯特·布鲁斯来说，班诺克本战役的胜利使他成为苏格兰新的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