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云散记》谈

《流云散记》谈

孟超(一九〇二—一九七六),原名宪启,字励吾,又字公弢,笔名有东郭迪吉、林青、林默、迦陵、朱伦等。山东诸城县人。出身于诗书世家,幼承家教,诵书学术,具有传统文化修养。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孟超返原籍发动组织“五卅惨案后援会”,是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赴武汉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后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一九二八年初,他与蒋光慈等在上海组织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同时创办春野书店,写作了大量进步文章。一九二九年秋,他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冬,与夏衍等创建上海艺术剧社。他曾先后在上海、武汉、北平、桂林、重庆等地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一九三〇年四月起,相继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行动委员会宣传委员、上海市总工联宣传部长。一九三二年三月,组织沪西纱厂工人罢工,被捕。次年七月被保释出狱,他自此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一九三五年夏,在青岛与王统照、老舍、臧克家等创办《避暑录话》文艺副刊,并为之撰文。“七七事变”后,孟超投身抗日。翌年起先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宣传队长、三十一军政治部干事、广西绥靖公署国防艺术社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九年夏,孟超赴桂林文协分会工作,并致力于杂文、历史小说创作。一九四〇年八月与夏衍等创办杂文刊物《野草》。一九四四年秋,日军进犯桂北,他被迫转赴贵阳、昆明。一九四六年夏,孟超到重庆,任《萌芽》月刊编委,先后兼教于中正中学、西南大学;同期,还参加编辑《西南日报》副刊“高原”、《大公报》旬刊“漫画漫话”、《新民报》“艺术周刊”等。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参与学生抗暴斗争遭反动当局通缉,只身去香港,为《大公报》《文汇报》撰稿。一九四八年七月,参加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任编辑,同年十一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初,由香港取道朝鲜赴东北、华北解放区。新中国后,孟超曾历任国家出版总署科长、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孟超集作家、出版家、戏曲作家、杂文家、诗人于一体,为推动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文艺创作是从写诗开始的,一九二七年已有诗集《候》问世;一九二八年又有诗集《残梦》出版。之后,他开始写小说。一九二九年,出版小说集《冲突》,一九三〇年,又出版小说集《爱的映照》。还有历史小说《骷髅集》(一九八二,桂林文献出版社)和《〈金瓶梅〉人物论》(遗作,北京出版社列入“大家小书”二〇〇三年出版)。抗战以后,孟超的创作主要是戏剧,写作最多的是杂文。他最早的戏剧作品是独幕剧集《我们的海》(一九四一,桂林白虹书店)。他的戏剧,最为著名是他一九六一年开始创作,于一九六三年完稿并在北京公演的昆曲《李慧娘》。

《李慧娘》是中国文化宝库中凄美动人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孟超的昆曲剧本《李慧娘》,是根据明代周朝俊的传奇作品《红梅阁》改编的,讲的是南宋奸臣贾似道害死美女李慧娘,李化为厉鬼报仇的故事。《李慧娘》不仅演绎了一个弱女子的复仇,更是颂扬了人间的爱情与正义。公演后,当时的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赞扬《李慧娘》是一出好戏。廖沫沙发表赞扬《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孟超的老乡康生,还将《李慧娘》推荐给周总理看。国庆十二周年,《李慧娘》作为戏曲文化精品,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彩车游行。可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李慧娘》被说成是“黑戏”,是以此为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之后,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借写历史剧为名,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因此,孟超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北京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农村,在一个叫做向阳湖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繁重的劳作和无休止的批斗,使他身心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他干的是最脏的活,清扫厕所,把粪便背到菜地。向阳湖的夏季,气温高达四十度,厕所里蚊蝇飞舞,令人欲呕;而雨季,草中毒蛇出没,水中蚂蝗横行,他却要天天劳作,风雨无阻。一次下雨天,他挑着粪担摔断了腿,简单治疗后,又不许他休养,他只得担着担子,拄着拐杖,往田间送粪。夜晚,还要写检查。他在向阳湖积劳成疾,一九七六年刚回到北京就去世了。

孟超擅长杂文,成就最高的也是杂文。由于他的文学根底扎实,信笔写来,旁征博引,借古讽今,挥洒自如,杂文风格酷似鲁迅,为文坛所称道。新中国后,《人民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陈笑雨,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了一个以“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为方针的“长短录”杂文专栏,专栏作者由文学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五人组成。自一九六二年五月至十二月,他们分别撰写了“时而有如投枪和匕首,时而又好像灯火和闪光的锋锐犀利”的三十七篇文章,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共鸣。

孟超写的杂文数量很多,生前曾结集出版《长夜集》《未偃草》和《水泊梁山英雄谱》。《流云散记》,是孟超生前已经编目、写序、剪报,准备出版的杂文集。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出版,“文革”开始了。这部杂文集稿本连同他的所有藏书都被“抄”走了。

二十年前,我在琉璃厂一个熟悉的店铺里翻阅杂书,发现了这部《流云散记》稿本。稿本后面,附有三页草就抄录的目录,其上写有:“解放前孟超毒草二”。这是当年“造反派”留下的笔迹。

从中学时代,我就喜欢阅读杂文。翻阅《流云散记》稿本目录时,即被吸引。于是在店铺里粗读了稿本中的《贪污政策发微》《秦桧恶性种种》《论秦桧禁野史》《还得谈秦桧》《“莫须有”考证》等几篇。这是第一次读孟超早期的杂文,对其文笔极为仰视,当即决定买下来。因稿本是剪报贴本,只有序言为孟超亲笔,又没有落款,店主索价不高。

孟超的这册剪报本杂文集,报纸很差,有的字迹模糊,有的字体很小,辨识很是费力,但我还是一篇不落的读完了,有的文章读了不止一遍。正是从这册《流云散记》中,我领略到孟超先生广博的学识和犀利的文笔。

《流云散记》的序言,是孟超用毛笔写下的,字体率意洒脱,一气呵成。写字的纸很薄,背后用旧刊物纸裱糊,第一页用的是司马文森的《一个人的回忆》;第二页是《沈同衡的《关于漫画创作问题》;第三页是华嘉的《灯下杂谈》。序言八百多字,记述了作者在“国家多难之秋”的日子里所经历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情景:

桂林疏散之后,仓皇的走出了这一居留五载的西南文化都市,带着说不出依恋辛酸悲愤地各种情绪,自己背着行李、包裹,辗转在广西贵州边壤,一直到了阴历年的前一晚,才奔到贵阳。当时去渝去昆,正在徘徊难定,忽然一阵“回归热”的大病,一直卧倒了五个多月,等到略见痊可,朋友告诉我说:“昆明气候好,适宜修养”,于是瞿然而起,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到昆明来。

昆明的确气候好,乍一到感到天都好似升高了好几丈,而不寒不热,更是宜人。比起贵阳那雾一天到晚,上空里沉沉往下压,一个渺小的人,那里能够支撑的消,感到闷气,又无怪乎病的缠扰了。不过,到了昆明,生活还不是那末容易有着落的,被窝四周吐出棉絮,破大衣何止褞袍,吃住仰人鼻息,早晚无定,这样又过十个月了。

本来,在国家多难之秋,个人安否,应在不论不议之列,可是战时注定必须受苦,系属当然。而胜利声中,却更人降下无端灾害,这就怕不止一人一身的事了。况且,十个月虽不过短短几天,但五华山的“误会”炮火,也曾受过惊悸;“放枪”也有“自由”的恩宠,多少也遭到波及,这些不大不小的事,更有感于怀,有触于心。写,起初拿起久已不动的笔来,真系扛铁梁一般,慢慢又集成八九万字,名之“流云”,非敢有“行云流水”的闲情雅致,亦不过说明是“流”荡在“云”南所写的吧了。——其实只是昆明一区而已。

说到昆明,谁也不会忘记这里有金马、碧鸡两山;更有金马、碧鸡的牌坊来表彰它的胜迹。此时此地,一边受着“马”蹄的践踏,一边听着“鸡”声的唱鸣,忧伤悲愤地心情,固然不少,而乌黑的暗夜,也总有被鸡叫曙了的时候。这大约就是自己未敢妄自菲薄轻于搁笔的意思;至于鸡声究竟响亮与否,却也非敢所计了。

昨天,妻从重庆来信,说九岁的小孩又害肺炎,急待款就医。急忙的把这些零乱的破纸,集合起来,“辛苦都为稻粱谋”,谁晓得稻粱以外,还有疾病,而且不只是害在自己身上的病,也这样累人。长叹了一声,跑到街头书肆里,又要打听行市,请求顾主“流云”。流出去吧。管他流到那里哩!

三月十四日深夜。

孟超《自序》中所说,《流云散记》“名之‘流云’,……“亦不过说明是‘流’荡在‘云’南所写的……”。而“把这些零乱的破纸,集合起来”,大概是他即将离昆赴渝明之前的事了。

《流云散记》中的文章多发表在《观察报》副刊《昆明湖》上。这是抗战后期出现在昆明的报纸。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观察报》办报人陈仲山、张萍庐离滇迁回南京而停刊。另一位从南京来昆办报的老报人王公弢自愿留昆,该报继续在昆明发行。原本为《观察报》副刊写杂文、评论的孟超,继续为王公弢接办副刊《昆明湖》写稿。当时昆明的报纸,有的是日出对开一张四版或二张八版,也有出六版的,有的是日出四开一张不等。在各报办的副刊中,《观察报》的副刊办得尤为生动活泼,较受读者喜爱,刊登的文艺作品和影剧评论也很有质量。

孟超在昆明滞留的时期,抗战刚刚胜利,内战阴云密布全国。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蒋介石统治集团表面做出期望和平的姿态,暗中却进行“动员戡乱”,在之后的日子里,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和暗杀。《流云散记》中的杂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九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孟超在《昆明湖》和其他报刊上刊发的短评杂文就有数十篇之多。这一时期,其杂文特点是:内容广泛,或以史为鉴,或谈戏喻今,莫不短小精悍,锋锐有力。如果说,读孟超《长夜集》(一九四一,桂林文献出版社)和《未偃草》(一九四三,桂林集美书店)还不能完全领略到孟超的擅长从历史中找出讽刺现实的材料的话,那么读《流云散记》,将会有深切地感受。

《流云散记》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旧史新话》《旧剧新谈》《妙文共赏》。《旧史新话》十余则杂文,上起东汉赤眉军兴,下讫吴三桂反清,从《唐明皇的幸与不幸》,到《谈秦桧恶行》《论秦桧禁野史》,至《谈明初文字狱》,在对历史人物事件扼要介绍与评述中,述感抒怀,启人思考。《旧剧新谈》七篇文章,谈了七出戏,从《珠帘寨》“看唐代军事外交”;《法门寺》“表现的阉宦政治”;由《祥梅寺》“谈到黄巢杀人”……戏剧故事与现实结合,时有散文笔调,见人之所未见,确可品味。

《妙文共赏》与《旧史新话》《旧剧新谈》更有不同,批评时事,揭发时弊,泼辣有力,有如投枪和匕首,剑指国民党统治集团。如《贪污政策发微》《官箴与民心》,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军政党员贪污腐败、生活穷奢、招摇勒索的丑恶行经。《谈开放言论》呼吁当局“言路开放”,要有采纳谏议的勇气,不要像周厉王和秦始皇那样,拿着直言当诋毁,限制舆论自由。《旧话新提谈周作人》《不准汉奸自杀》,对周作人为自己当汉奸的“强辩”和陈公博的以“自杀”逃避罪名,给予深刻地批判,指出:周作人的罪恶虽未必超过陈公博、周佛海,但为虎作伥,已然抛弃名节、叛离民族,走向了违背时代的反动道路;而对于陈公博这样的汉奸,在抗战胜利之后,应加以极刑,处以国法,不能让他们随便地自杀,以逃避罪名。

《流云散记》还有几篇是写女性的,名曰:“女性群像”和“妇女群众”,总共四篇。其中《谈杨贵妃——从杨贵妃看所谓“裙带社会”》一篇,征引颇丰,纵深开掘,多方论证,暗讽了“蒋家王朝”的四大家族,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在国家的战乱中暴富,假公济私,穷奢极欲的行经,而最终的结果是“永远的被侮辱与咒骂着”。

《秋雨秋风忆秋瑾》是孟超在鉴湖女侠秋瑾女士殉国的祭日所写的纪念文章。文中,他抨击了专制暴力,发出了“血是没有白流的”呼喊!文末,他呼吁:“有暴力存在的一天,总难免于流血,妇女的健者们,踏着秋瑾女士和她以后的一切的血迹,前进呵,别怕!”抗战胜利不久昆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军队特务向游行队伍投掷手榴弹,炸死四人,这便是震惊一时的“一二·一惨案”。作者“有感于怀,有触于心”,发出了反对“专制暴力”的呼声”。他“此时此地,一边受着“马”蹄的践踏,一边听着“鸡”声的唱鸣,忧伤悲愤地心情,固然不少”,他渴望并等待着“乌黑的暗夜,也总有被鸡叫曙了的时候。”

一九四六年夏,孟超离开了昆明,到重庆工作。行前,他想在昆明找一家书店出版这个集子,未果。于是孟超带着这部稿子先后到重庆、香港,然后由香港取道朝鲜赴东北、华北解放区。“一唱雄鸡天下白,换了人间。”“乌黑的暗夜”终于过去。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孟超到北京参加文化出版工作。

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六年,二十年间,孟超一直在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岗位工作。令人不解的是,这部浸染着孟超的汗水和睿智的《流云散记》却始终没有出版,直至抄家后遗失。或许是孟超先生过于自律,没有提出过出版的要求;或许是他认为书稿的内容不合时宜了。这其中的原委,我们已无法猜测。

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再到二〇一六年,北京出版社慧眼识珠,决定出版《流云散记》,这部书稿已经在世间漂泊了整整七十个年头。我相信会有很多读者们喜欢这本流荡了七十年的书稿;孟超先生的在天之灵,也因此会得到慰藉。

方继孝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十一时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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