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难忘怀的良师益友
金涛
王士菁与我虽然彼此一直以“同志”相称，而实际上他是我名副其实的导师。
我与士菁同志相识于湖北咸宁中央文化部五七干校时期，而相交则是在1973年6月以后在广西大学共事的五年多时间里。他于1979年初调回北京工作，我则继续在广西大学工作至1986年，而后调到浙江宁波大学工作。1979年以后我们虽天各一方，却一直保持着联系，历年都有书信往来，其间也有过多次相会。
我们于1969年9月下放到湖北咸宁中央文化部五七干校，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十四连，中华书局为十六连，同属一个大队，同住一个山坡。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人较多，有冯雪峰、萧乾、孟超、王士菁、韦君宜等。王士菁是我国第一部《鲁迅传》的作者，又写过唐代诗歌的研究专著，我在北师大中文系本科读书时听过他来校做的鲁迅研究讲座课，因此就比较关注他。在向阳湖的农田里，经常看到他在犁地耙田，动作颇为熟练，宛如一位憨厚的老农。后来一部分人调回北京恢复出版业务，在干校的人少了，十四连与十六连合并，士菁同志与我就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同在一起干活，这样就彼此相识了。
1973年上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派人到我们干校招募人才。由于他们开出的条件比较好，有数十人报名前去工作，仅到广西大学中文系的就有十多人。在这十多人之中，士菁同志最年长，原先的职位也最高，又被任命为中文系主任，因而大家都很敬重他。不过由于大家都新到一个地方，无亲无故，就把从北京一起来的同志视为亲人，也就不分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彼此都以“同志”相称，来往也比较密切。
我与士菁同志在工作上深入交往，那是在参加鲁迅著作注释小组以后。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启动《鲁迅全集》重新注释工作，因为士菁同志是鲁迅研究专家，就把《三闲集》注释的任务交给广西大学中文系负责。按照当年流行的做法，系里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注释工作小组，老专家士菁同志任组长，已届不惑之年的我算是中年代表，下面就是几个高年级的工农兵学员。我是搞古代文学的，对鲁迅并无研究，工农兵学员对此更是一穷二白。小组成立后，士菁同志首先组织大家学习鲁迅著作，亲自进行辅导。还根据当时需要带领大家选注了一本小型的《鲁迅文选》，交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效地训练了队伍。为了做好《三闲集》注释工作，士菁同志制订了调查研究计划。他亲自带领注释组主要成员到北京调查访问，查找资料。回来之后，又安排我带两个留校工作的工农兵学员踏访鲁迅行踪，到绍兴、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风土人情，查阅报刊资料，访问有关专家。带着他亲自写好的介绍信，各地有关专家都热情接待我们，指导、帮助我们较好地完成调研任务。经过这两次调研，我们对鲁迅及其著作的理解有了明显的提高，也搜集到了必要的资料。回到学校之后，士菁同志就把《三闲集》注释的具体工作交给我带领两个青年教工来做。经过一段时间的埋头工作，终于完成了注释初稿。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把注释初稿送给士菁同志审阅。不到一个星期，士菁同志在一天傍晚来到我家中，对注释初稿表示完全肯定，说可以送出去征求意见。就这样，没有做多少修改就把《三闲集》注释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出版社审阅后排印成征求意见本。我深深感到，注释工作的顺利，完全得益于士菁同志的匠心安排和悉心指导。如若没有深入学习鲁迅著作和外出调查研究，《三闲集》的注释工作是很难顺利完成的。
到《三闲集》注释要定稿的时候，士菁同志已由中央组织部调回北京工作去了。他在1979年7月22日给我的信中说：“《三闲集》定稿，作为一个工作单位，仍然应该由广西大学中文系来做。如需我从旁协助，我当尽力而为。”8月20日来信又说：“《三闲集》定稿事，上个月‘人文’有同志来谈过，作为正式工作，我请他们和广西大学正式联系。”我懂得他的用意，他是要把我推出去承担这一任务，让我有一个锻炼提高的机会。不久我就代表广西大学到北京参加《三闲集》注释的定稿工作。出版社负责定稿的三位专家，一位是出版社的负责人陈早春，一位是鲁迅研究专家林辰，还有一位是专门从广州借调来的著名作家秦牧。和他们一起工作，对我来说确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陈早春对史料考辨的严谨，林辰对鲁迅生平和思想的熟悉，秦牧对语言文字表达的讲究，无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日后的治学也有不少启发。经过几位专家对《三闲集》注释稿的逐篇讨论，逐条逐句推敲，书稿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我本人也有了很大提高。士菁同志的良苦用心我也更加心领神会。经过这次定稿工作，出版社也就认可我为《三闲集》注释的执笔人。1981年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给编注者赠送样书也有我一部。这部《鲁迅全集》至今仍陈列在我书柜的显著位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