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男儿立志出夔关
（淞沪会战）
1937年7月7日，日军突然向驻守北平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爆发后，“四川王”刘湘一改以往国内重大事件发生时，总是畏首畏尾、左顾右盼的风格，于第一时间主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各省，号召全国总动员：“日军侵略决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敌一拼。”
8月7日，应蒋介石电召，刘湘偕邓汉祥等人，由成都飞赴南京。离川之前，成都各界有五千余人前往机场送行。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向刘湘呈递了抗战请愿书，刘湘当场表示竭诚接受。他随后发表书面谈话称：“今日之局势，舍抗战外，别无他途，此次进京，当将此意，陈诸当道。”
七七事变前，围绕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争夺，蒋介石与刘湘之间明争暗斗，一度甚至形同死敌，但面对抗战的新形势，蒋介石对刘湘的态度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刘湘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予以约见，并对他说：“知道你今天要来，因此决定今晚召开国防会议，请甫澄兄（刘湘字甫澄）回去休息一下，务必准时参加。其余事情，另约时间再谈。”
在当晚的国防会议上，轮到刘湘发言，他慷慨陈词：“大家不要怕，我们中国地方那么大，人口多，兵源充足。四川的人力物力，可作抗战的有力后盾，倘若抗战军兴，目前就能出兵三十万，今后还可出壮丁五百万及大量粮食物资，以供抗战之用！”话音刚落，与会的将领们都鼓起掌来。
外界印象中的刘湘，从来是一副木木讷讷、不善言辞的模样，没想到这次他精神饱满，侃侃而谈，并且一讲就是十分钟，全场气氛都被他带动起来。
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
蒋介石在南京给刘湘安排的下榻处，乃张学良过去在紫金山麓的自建别墅。这是一座中西风格合璧的建筑，外形美观，内部陈设也非常华丽。会后有客人前来拜访刘湘，忍不住啧啧称赞。
刘湘那几天心情特别好，连说起话来都像个顽童。他提出疑问：“张汉卿（张学良）真怪，怎么想到跑这里来修别墅的？”俄顷又大发感慨，认为当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却因而被囚，很不值当：“张汉卿也太天真了，让他（指蒋介石）走路，也就够了嘛，还要亲自送上门来。”
让刘湘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其实也差点“自投罗网”。
何应钦约请随同刘湘来京的幕僚邓汉祥，并转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是说要贯彻整军会议的决议案云云。
整军会议是一次意在缩编川军的会议，按照会议的决议案，不但川军要缩减十分之二，而且还要削弱乃至取消刘湘在军队中的用人权和财权。会议是在七七事变前开的，因为七七事变的突然爆发导致中途休会，决议也未落实，本来刘湘、邓汉祥等人都以为可以不了了之了，没想到蒋介石居然还惦记着，即便大敌当前，也仍忘不了要朝刘湘及其川军的脖子上来一刀。
邓汉祥吃惊之余，连忙对何应钦说：“现在既决定抗战，何必还要执行决议案呢？刘甫澄个人对此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川军官兵必然会由此产生误会，认为中央不相信川军，减少他们出川抗战的勇气。”
正说着，刘湘串门子来了。邓汉祥无法回避，只得把信件交给刘湘。刘湘一看，恰如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一时沉不住气，脸色唰地就变了。何应钦见势不好，赶紧起身打圆场：“这件事还在商量，甫澄兄不要着急。”
何应钦回去后，就刘湘的反应向蒋介石做了汇报，但再见到刘湘和邓汉祥时，还是无奈地两手一摊：“蒋先生对整军案，认为必须贯彻执行，意甚坚决。”
蒋介石如此粗暴而决绝的回应，让刘湘的脸色更难看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邓汉祥说：“你把四川的情况找何部长谈谈吧。”邓汉祥会意，立即对何应钦说：“目前急于抗战，若要各军整军，就调不出军队来，怎么办呢？”
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答应再去找老蒋。何应钦前脚刚走，刘湘就对邓汉祥说：“要不我们还是先想法子溜回四川再说吧。”
关键时候，邓汉祥反而显得更为冷静和理智：“就算要溜，也不要露出马脚，不然就恐怕走不成了。”
何应钦两度碰壁，使得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他约邓汉祥前去谈话，见面就问：“你们这几天商量得怎么样？”
邓汉祥说：“出兵的事已经商量好了。至于执行整军会议案，刘主席向来服从命令，也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抬头看了看蒋介石，他才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不过我替委员长设想，当此抗战用人之际，整军会议案可否暂缓执行？”
邓汉祥的话还没说完，蒋介石就来了气：“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军政不统一，那个国家还有办法吗？”
邓汉祥鼓起勇气反驳道：“云南、广西、山西，军政都还依然如旧，也不仅四川一省特殊，何必独责四川？”
蒋介石出身军人，口舌之辩并非所长，更非邓汉祥这种伶牙俐齿的职业幕僚的对手。他越口拙越生气，越生气越口拙，像只被困在箱子里的猴子一样，变得怒不可遏，抓狂不已。
邓汉祥也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可既然已经触了“龙须”，就只好一触到底了：“如果一定要贯彻整军会议案，万一因此影响川军抗战，一时无法调出四川，那怎么办？”
话一出口，连邓汉祥自己都吓了一跳，这话可以对着何应钦说，但直接跟蒋介石说，会不会被认为是“以抗战胁迫领袖”呢？然而恰恰是这句话，反而把蒋介石给镇住了。他很快冷静下来，表示可暂缓执行整军会议案，不过“暂时可以，永久则不行”。
邓汉祥立即答复道：“抗战结束后，全国军政统一，四川自然不会例外。”
邓汉祥回到居所后，将与蒋介石的谈话内容对刘湘说了一遍，但刘湘仍然有些犹疑不定：“蒋介石的话靠不住，我们总以设法溜走为妙。”
不管邓汉祥怎样劝说，刘湘总是坚持：“应付应付，混回去再说。”两人正在窃窃私语，侍从突然跑来报告：“蒋委员长来了。”
刘湘急忙跑到门口迎接“御驾”。两人握手之后，蒋介石说：“甫澄兄，我们两兄弟，自北伐以来，你对国家和我个人的维护，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负责任，整军案可以等抗战结束再说。”
蒋介石还与刘湘分享了他的从政经验：“过去我总认为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必须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用，这一念之差，几乎把国家误了。我现在则不然，只给部下提供一个方针，至于他如何安排，如何去做，我决不过问，所用之人，也有许多是素昧平生的。”
说到这里，几乎已是推心置腹：“过去我的这些短处，甫澄兄或多或少亦不免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望甫澄兄在军政方面提纲挈领，多延揽人才，自然会收事半功倍之效。”
显然，蒋介石已经完全想通了，表示他现在对刘湘既“放得下心”，也肯“重用”。整个交谈过程中，蒋介石始终语气亲切，待刘湘真跟自家兄弟一般。刘湘是个性情中人，见蒋介石似乎难得地向他交了真心，便也激动地表示愿为国家效忠和为抗战尽力。
蒋介石走后，刘湘异常高兴地对邓汉祥说：“这回蒋介石算是说了几句知心话。”邓汉祥却一语中的：“恐怕还是‘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起了作用。”
不灭倭奴誓不还
邓汉祥说的一点没错，真正让蒋介石再无心思顾及“削藩”的，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这句话——国防会议结束没几天，八一三淞沪抗战就打响了，随着局部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川军及其四川大后方在抗战中的作用立即变得举足轻重！
1937年8月13日，即淞沪抗战打响的当天，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次日他即与随行人员赶回成都，为出川抗战做动员和准备。
刘湘回川时，四川境内已经是一片沸腾。各地游行队伍天天在街上示威请愿，成都光是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战动员大会就举办了多次。成都“五老七贤”中的尹昌龄是前清翰林，德高望重，连他也说：“现在要实行总动员，可惜我老了，已经动不得了，不然也想上前线哩。”
在军队的誓师大会上，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推开麦克风，直接走到前台发言，且声若洪钟，响彻全场：“式遵宣誓出川抗战，失土不复，誓不返川！”他还当众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会后唐式遵说到做到，将自己的一处房产捐做了抗战经费。唐式遵绰号“二瘟”，过去不少人说他作为军人，缺少阳刚气质和铁血精神，现在表现如此坚毅，受到了舆论的一致称道。
大部分川军官兵一谈到要出川打日本，也全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他们早早就“预立遗嘱，处分家产”，决心抱着一颗“有死之心”出川抗战。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壮怀激烈，义无反顾。川军虽有二十余年战史，积累了四五百次作战经验，但四川内战的活动范围很小，交战对象也有限，除杨森的第二十军外，其余部队从未有与洋兵交战的经历。
此次川军远征千里，一去就要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开打，虽然谁都没见过日军长什么样，但听说他们有的是飞机、坦克、大炮，火力非常强，有些人心里就难免犯起了嘀咕，特别是在预感到此番将“无生之望”后，神情很是阴郁。这些人中，有关系的高级军官便找理由请假调职，或者以闲散名义留守后方，甚至不要名义也情愿缩居成都、重庆当个寓公。没有关系的中下级军官和职员，只好自叹命不如人，狠着心肠在驻地与娇妻爱儿话别。
刘湘本人也甚为忐忑，他忐忑倒绝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希望能够旗开得胜，改变川军连年打内战的“恶名声”。思忖良久，他还是决定让过去辅佐过他的“神仙军师”刘从云给算上一算。
早在半年前，刘湘就将刘从云接回了成都，他也不时走访，两人过从甚密。刘从云的信徒都以为刘湘将再度重用刘从云，因此纷传：“刘恩师落难两三年，现在又可以东山再起，重振旗鼓了。”
刘从云的信徒不懂政治，他们不知道，就算刘湘想重新起用刘从云，在四川已经门户开放的情况下也根本做不到了。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刘湘的政敌一定会将一顶“迷信落后”的帽子奉送给他，仅此一点，就够他受的了。
迷信固然不好，但在有些特殊情境下，它也是一味镇定剂，可以让你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出川前，刘湘不光找刘从云卜卦，也将不取酬的“民间相师”王篾匠请来成都给他看了相。
王篾匠怎么说，已经无人知晓，但是刘从云的卜卦清清楚楚，因为川军出师的“良辰吉日”就是由他掐指算出来的。
在算好“良辰吉日”后，出川部队也已组建完毕。除绥署直辖，也就是刘湘嫡系的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三个军各出两个师外，一道请缨出征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也都各出两个师，全部加起来是十一个师。真正出川时，刘湘又临时增加了绥署的一个直辖师、两个直辖旅，李家钰增加了本军的全部，使出川部队达到了十四万之众。
蒋介石分配给川军的作战计划，是在河南担任一个方面的作战任务。刘湘考虑仅由长江水路出川的话，一者容易贻误战机，二者这么多部队挤一块，沿途给养和交通工具也很成问题，因此决定分成两路纵队行军：北路纵队包括邓、孙、李三部，由邓锡侯、孙震率领，从陆路步行，出剑阁向西安集中；东路纵队即刘湘所部，由唐式遵、潘文华率领，自水路乘船，出夔门向武汉集中。
刘湘的计划是，待两路纵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再令他们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以便北渡黄河作战。1937年9月1日，东路纵队率先乘轮东向，接着北路纵队也出发了，川军就这样陆续踏上了光照他们一生的戎马征程。
以血肉之躯对钢铁打击
在东路纵队启程的同一天，有一支川军也正向前线开去，不过其出发地并非四川，而是贵州。
贵州是个民情非常复杂的省份，尤其黔西南一带，尽为崇山峻岭，乃苗彝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一些少数民族部落都各自拥有武器，杨森在投靠蒋介石后，奉命率二十军到黔西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清乡”，其间从民间搜缴到了逾万支枪支，他的部队也在“清乡”过程中逐渐恢复元气并得到了发展。
“清乡”结束，为贯彻川康整军会议决议，杨森将二十军所辖三个师缩编为两个师。整编这件事本身有利有弊，杨森借机进行了汰弱留强，最后部队剩下的全是体力较好、技战术过硬的兵员。与此同时，由于兵少将多，杨森又在各级增设副职，把多出来的军官填充进去，这使指挥系统也得以充实，因此第二十军的战斗力反而得以提高。
淞沪会战爆发后，听说前线战事剧烈，急需部队增援，杨森立即向蒋介石请战。得到蒋介石同意后，第二十军因缘际会，成为参加抗战的第一支川军。
在部队开拔前，蒋介石致电杨森，让他乘飞机先来一趟南京。杨森到南京后住在了第二十军办事处，有人劝他移居条件好一些的中央饭店，杨森回答说，中央饭店固然舒适，不过战争期间，还是跟随行将校住一起比较方便。当时南京经常遭遇空袭，但住在办事处里的杨森始终镇定如常，并随时掌握着部队行军的进展情况。
首先接待杨森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问第二十军已经到了何处，杨森做何打算，杨森就第二十军行止做了汇报，至于个人打算，他准备趁部队尚未到达战场之际，先对淞沪战场进行考察。
打仗是杨森一生的功课，在这方面他从来都一丝不苟。鉴于未来的敌人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敌，与以往内战中所有的对手都大为不同，他就希望在战前能多少做到心中有数。林森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期也曾经打打杀杀，如今虽弃文从武，对军事却并不陌生，他不仅对杨森的计划表示赞同，还拨了一万元旅费给杨森。
拿上旅费，杨森当即动身前往上海。此时黄浦江面日舰排列如山，贴着红膏药的日机每天轮番轰炸，而在上海的街道中间，中日两军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巷战。
二十军的预定作战区域在上海郊外，那里是杨森最想了解的战场，跟负责接待的部队长一说，对方说去倒是可以，但为安全计，必须晚上去。
经了解，整个战场及其附近上空已经全部为日机所控制，前方的部队调动都只能在夜间进行，官兵白天受伤后，必须先躺在战壕里，等到晚上再运至后方救治，否则的话，飞机几颗炸弹扔下来，还没等把伤者运到目的地，半途之中伤者和救护人员都可能被炸身亡。因为千军万马都只能在晚上行动，所以但凡夜幕降临，公路上就会变得拥挤不堪。
后来杨森巧遇一位空军中尉，特地问他：“我们空军现在究竟有多少战斗机？”中尉回答：“我们没有买战斗机，只是航空学校在意大利买了几架教练机，做教学训练之用。”
杨森的一位随行人员插话说：“我在军校受训时，参加过为蒋委员长举办的献机祝寿典礼，不是见到有几十架飞机，在机翼下面漆有四川号、云南号、广东号，然后在空中排成‘中正’两字吗？”
中尉说：“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献机祝寿典礼的钱并没有用来购买飞机，只是把两广事变中脱离陈济棠的那些广东飞机，重新油漆了一下，涂上各省名字来进行表演罢了。”
其实中尉所说也并非全是实情，比如抗战前其实购买了一些美国战斗机，这些飞机也成为淞沪空战的主力。关键是中国自身无独立制造飞机的能力，抗战开始后又无法再向国外采购，战斗机自然是打掉一架少一架，而且其性能也难以与日本最新式的战斗机相抗衡。
在夜色的掩护下，杨森终于来到了郊外战场。来了以后他发现，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在内，地面火力与日军相比悬殊，那是真正的以平面战对立体战，以血肉之躯对钢铁打击。
尽管杨森事先已有心理准备，但到了现场还是大受震撼。他匆匆忙忙地乘火车赶回南京，以便向蒋介石进行汇报，在他看来，武器和火力悬殊的问题实在太大了，不予以解决的话，仗很难打得下去。
咬着牙坚持打下去
回京路上，杨森看到一批批撤下的伤兵在后运，然后又有更多的后续部队前往上海参战。后续队伍看上去都还很整齐，但在重武器的配备方面也严重不足，这使他更加不安。
直至正式谒见蒋介石之前，杨森才意识到他还得先解决一个纯属个人的问题。第二十军的家底很破，以前杨森就被迫实行“饥军政策”，之后虽投靠了老蒋，但因没有固定防区，部队生活还是很苦，杨森本人的军服好久都没换过，再加上去了一趟战场，看上去又破又旧。
蒋介石重视军人仪表，若是看到一个将军穿得跟个叫花子一样，不骂才怪。杨森赶紧跑到南京的旧货摊，买了一套呢制军装，再佩上陆军中将的领章，才赶去蒋介石官邸晋谒。
蒋介石和杨森谈了一个小时，杨森把他在淞沪战场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感想和看法，都毫无保留地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表示即便中方武器简陋，也必须以“同仇敌忾的决心”坚持打下去，他同时鼓励杨森仍按自己的预定计划进行考察，以便多方面了解各战线的情况。
杨森于是遵嘱继续自己的考察行程。这次是考察北战场，首站为青岛，在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陪同下，他参观了青岛的防御部署，在参观过程中，青岛的炮台及大炮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杨森看到，炮台的两门塞炮口径极大，炮弹得用机器才能推上炮膛，非人力所能填装，可以想见发射后火力之强。炮台设计也非常合理，炮口正对胶州湾出口处，这样敌舰就无法轻易接近胶州湾了。这些都是过去德国人在青岛所建，塞炮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军工产品，好多年过去了，守青岛竟然还得依赖于它们，杨森为之唏嘘不已。
沈鸿烈曾是东北海军的创建者，有“能将”之誉，他与杨森一见如故，彼此很谈得来。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出发，两人对淞沪会战的前景都不乐观，他们认为沿海一带便于日舰活动，要想守住困难实在太大，甚至沈鸿烈已经在考虑，一旦淞沪失利，青岛一定也无法固守，到时如何把青岛纱厂的机器抢运至开封。
不过在对于抗战的态度上，两人也基本一致，那就是要咬着牙坚持打下去。沈鸿烈说，日军打过来，总是要亡国了，与其不战而亡，何不战后而亡？
由于跟沈鸿烈谈得很是投机，杨森便在青岛多住了两晚，随后折返济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接待了杨森，他几度和杨森长谈，态度十分热情，但杨森对他的印象却糟糕透顶。
韩复榘曾经是西北军名将，但被岁月的杀猪刀左右一砍，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抱残守缺的旧式军人，尤其是督鲁之后，大部分精力都已投入民政，对外界的军事动态及其变化变得非常隔膜。杨森跟他一提抗战，一提日本人，他就只会吹胡子瞪眼地来一句：“我非要跟他们拼个死活不可！”
拼是可以的，主要是怎么个拼法，韩复榘把他的鲁军和武器着实夸大了一番，似乎还在日军之上，可是杨森已经见识过日军的兵力和武器，这让他啼笑皆非。
离开济南，杨森又经徐州、郑州到汉口，沿途进行考察，直至与自己的部队会合。偌大一个圈子走下来，他最大的收获是民心可用。无论城市还是乡镇，民众都在举行示威和演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标语随处可见。杨森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下，让他情不自禁也激动起来。
众所周知，川军喜内战，不喜外战，寥寥可数的几次省外作战中也包括杨森的战例。那是宁汉分裂的时候，已经投靠蒋介石的杨森站在南京政府一边，举兵“讨伐”武汉政府，然而两次作战都以惨败告终。杨森在兵败之后沮丧不已，说：“我这次率数万之众出川，是为四川人争省格，外省人常骂我们四川人是川耗子，不出夔门一步，只有关起门来打内战的本事。我总想这次能为四川人争口气，哪知道全军崩溃，真使我痛心万分。”
其实就算是省外作战，说到底也是内战，不过是更大范围的内战而已，现在川军不仅出省，还要进行“国战”，让杨森及其部下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在汉口与全军会合时，杨森对他的部队训话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战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乃我们军人应尽天职。”
杨森平生服膺的军人，除了蒋介石，就是吴佩孚。当年他第一次在洛阳拜见吴佩孚，吴佩孚就对他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割土失地，不知吃了列强多少苦头，如今应该奋发了。
对于甲午中国落败，吴佩孚尤其念念不忘，认为是军人之耻，曾作诗云：“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联想到吴佩孚说过的这些话，杨森不由得精神一振：东方睡狮已醒，现在就要率部跟日本人决一死战了！
与敌人拼命
二十军一路跋涉非常不易。他们穿着自己打的草鞋，戴着竹斗笠，有的还带着油纸伞，从贵州安顺徒步出发，沿湘黔公路行军，一直要走到湖南辰溪才能换乘木船至长沙。沿途部队每天要翻山越岭一百多里，晚上宿营还不能马上睡觉，因为草鞋已经磨掉了，必须连夜打草鞋，以备第二天行军时穿用。
在艰苦的条件下，部队士气却极为旺盛，军中听不到任何怨言。有人说：“四个轮的汽车，开久了也要上油。我们两只脚的人，怎能完全不休息呢？不过大家为了杀日本鬼子，吃点苦也就算了。”还有人说：“为了抗战，我们吃苦是愿意的。如果是内战，哼，对不起，老子早就不干了！”
南京军委会本来预计二十军到达长沙至少需五十九天，杨森自己保守估计也得四十天，但该部日夜兼程，仅用了二十四天便走完了全程，堪称神行太保，为此受到了军委会的特别嘉奖。
二十军到达长沙后，冒着大雨换乘铁篷列车前往武昌。在武昌徐家棚车站一下车，为避开敌机空袭，全军又连夜渡江至汉口，中间只住宿了一个晚上，几乎是马不停蹄。
两湖民众难得看到川军出省，此次川军出川抗战，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件值得钦佩的事。自长沙起，凡二十军经过的车站码头，都有老百姓自动为他们打洗脸水和倒开水送茶，特别是在汉口车站，部队上车和出发时，电影公司还专门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主题就是第一支参加上海抗战的川军，这又进一步激发起了官兵的荣誉感和抗战斗志。
按照原计划，二十军应先到安庆休整一下，但是随着淞沪战事越来越紧张激烈，南京军委会要求改变计划，杨森遂奉命率部乘轮船直驶上海。在江上的那些天里，他分批召集官兵，把自己的考察见闻及总结出来的作战要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进行重复，以免将士上阵后吃亏。
船到南京，部队离船上岸，准备换京沪线火车前往上海前线。为激励士气，杨森传令补发军饷。许多士兵当即拿着钱去买了胶鞋和卤肉，带兵官问他们：“刚刚才发饷，你们就急着买鞋买肉，为什么不等到上海去慢慢花呢？”士兵回答：“淞沪战场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大家抱定决心，吃好穿好，与敌人拼命，没想过还可以活着慢慢花。”
1937年10月10日，向文彬团最先在嘉定南翔火车站下车，然后集结休息待命。二十军的官兵绝大多数足不出四川，近在咫尺，乍一来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难免有所羡慕和向往，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开小差离开集结地，以至于许多人直到马革裹尸，都不知道身边这个全国第一大都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淞沪战场属于第三战区，战区司令部考虑二十军初到战场，不明敌情地形，决定将部队暂时予以分割使用，向文彬团便这样匆匆投入了战斗。
向文彬毕业于四川讲武堂，这是杨森自办的一所学校。杨森非常注重军官的梯级化培养，他以“本军系统化”为号召，在四川兴办了许多小有名气的军校，其中就包括四川讲武堂。
四川讲武堂在管理上有些类似于闻名遐迩的云南讲武堂，极其严格，采取的是所谓“黑暗专制，无理服从”，体罚和禁闭是家常便饭，学员经常在烈日风雨下进行训练，夜间还要进行紧急集合。讲武堂结业时，学员要全副武装，由杨森亲自带队进行拉练，最后再登上灌县青城山，接受杨森的摆宴犒劳。
作为四川讲武堂培养出来的尖子生，向文彬熟练掌握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在内的“四大教程”，尤长于劈刺和射击，这些技术都被他手把手地传授给了士兵。与此同时，向文彬也很关心士兵生活，士兵精神面貌上佳，求战意识和欲望强烈，总体上比别的团更为活跃能战。
不怕死，不后退
1937年10月13日，向团接防由盛宅到顿悟寺一带阵地。当面之敌趁中国军队在最前线换防，阵脚不稳之际，上来就是一阵猛攻，他们以为通过这次猛扑，最低限度也可以迫使向团放弃防线，向后方撤退。孰料二十军各部因受到杨森启发，对淞沪战场的复杂环境和作战特点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向团丝毫未受换防影响，士兵一进战壕，举起枪就向敌人射击。
见向团阵地岿然不动，日军不惜倾巢而出实施冲锋。向团士兵初生牛犊不怕虎，干脆跳出战壕迎头一阵劈刺，这等于构成了前后两道防线，而且由于一轮接着一轮地涌上，也使得日军来不及还手，只得急速向后退去。
10月15日，桥亭宅、顿悟寺的王修身师被日军突破，阵地失守，上级命令向文彬团当夜出击，收复被友军丢掉的阵地。薄暮后，向文彬带领营连长，冒着大雨侦察地形，同时向他们分析敌我动态。
黔西整编时，按照缩编后的规定，军部在编制上无直属部队，杨森就把原军部直属的手枪大队（团）缩编为一个营，列入向团第三营建制。向团虽有三个营的编制，但由于手枪团仍担任守卫军部的勤务任务，所以实际作战时仍只有两个步兵营。
在兵力部署上，向文彬决定采取纵深配备，即一个营在前，一个营在后，交替使用，以便让大家都有冲杀的机会，也有休整的时间。随着夜幕降临，向文彬率先带领一营向敌阵地发起攻击，其后二营与之轮换，两营紧密配合，交替参战。
发现向团实施冲锋，敌人倚仗其火力优势，立即枪炮齐发，子弹、炮弹如同暴雨点似的向他们倾射过来。在二十军，因杨森倡导尚武精神，所以部队有“不怕死，不后退”的口号。当然，在内战中这个口号并不能贯彻始终，但对外御侮之战就不同了。向团官兵一往无前，反复冲杀，枪林弹雨中，没有一个怯懦退缩，成了“不怕死，不后退”的真实写照。
军队中有一句谚语，叫作“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关枪”，向团士兵连机关枪都不怕。他们原先最大的缺憾就是武器落后，步枪大部分是四川兵工厂所造，少数来自汉阳兵工厂，机枪一类的重武器特别稀罕，就算这些武器也已使用过久，在武汉时虽然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但仍不够分配。来到淞沪战场，看到日本兵手里有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好武器，这些川军子弟从内心里爆发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如何闪避子弹，避免伤亡，而是赶快把武器抢过来，因此在向团出现了别的部队里没有的奇观：若干人一拥而上，前仆后继，即便用刺刀和枪托又刺又打，也要拼着命把对面日军的歪把子轻机枪和三八大盖给抢到手。
激战中，向文彬腿部中弹，行动困难，但他拒绝去后方治疗，坐着担架或由士兵扶着，继续组织部队向敌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鏖战至午夜，向团经过反复冲杀，终将敌人击溃，收复了桥亭宅、顿悟寺阵地，并缴获了许多轻机枪、步枪和弹药。
让二十军仅凭一团兵力单独出击收复阵地，连颁发此项命令的上级指挥官都觉得力量过于单薄，恐怕成功希望不大，只是战局紧张，不得不姑且一试。在向团出击后，各上级指挥部都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守候该团战报，得知他们虎口夺食，成功收复敌阵地，众人才松了口气。
旅长杨干才迅速呈报军委会，军委会对向文彬予以特别嘉奖，将其由中校升为上校。当晚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电话，在电话中口头通知：“向文彬升少将团长，奖金六千元。”次日发来正式电文，对此进行了确认。三小时之内，向文彬由中校升上校，又由上校晋升少将，连升三级，这在大军云集的淞沪战场上亦极为少见。
杨森在转达蒋介石电话时说，向文彬升了官，奖金拿来分发给全军官兵。以后军部领到这项奖金，便按照杨森的意思将其予以分发，向团官兵（包括向文彬本人在内）和全军一样，每人各分得奖金一元五角。
阵地绝不能丢
收复阵地固然艰难，守住阵地也极其不易，有时甚至还更困难。日军在阵地得而复失后，即集中炮火，一刻不停地朝向团阵地进行猛轰。阵地前顿时硝烟弥漫，弹道如织，大片土地被炸翻，连作为战壕掩蔽物的沙包也被炸平了。如此密集的落弹率，是向团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不少人的耳朵都被炮弹爆炸的巨响声给震聋了，其间用于隐蔽的战壕只要被一炮击中，就要死好几十人。
在地毯式炮击的助威下，日军发起猛攻，企图重新夺回阵地。官兵们英勇抵抗，一尺一寸也不肯退让，阵地前的沙包炸平了，他们就抬出身旁战友的尸体，堆在前面做胸墙，然后托枪继续射击。由于作战过程毫无间隙，大家不仅没工夫吃饭，就连伤兵也运不出去。
将近拂晓，但见霭霭灰云之下，天地怆然，战场上已是遗尸遍野，受伤者在血泊中不断呻吟。向文彬毅然指挥所部发起反冲锋，在凄厉的冲锋号和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官兵们跃出战壕，踏着血迹向敌群反冲过去。两军交接一处，刀光剑影下，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近身血战。
早期的侵华日军多精于劈刺，且身强体壮，当年见到过他们的老人都说日本兵“手膀子很粗”。相比之下，杨军平时注重体育和国术（即中国武术）锻炼，身体素质普遍较好，而且各部还有一批会武术、擅耍大刀的高手，他们在出川前就已经练熟了一套绝活：见对方刺刀搠来，顺着来势仰面就倒，倒地瞬间便挥手一刀，先砍断敌人握枪的手再说！
见向团打肉搏战的能力并不明显弱于自己，日军气焰顿消，如同强弩之末一般急急后退，一连让出了几道防线，向团阵地遂得以巩固。
向团战果辉煌，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向文彬清点全团人数，营长只剩彭焕文一人，连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剩四人，士兵只剩一百二十余人。
向团旗开得胜，让杨森扬眉吐气，喜不自胜。他在对部队讲话时说：“我们第二十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所以才会被调到上海来打国际战。如果上海这一仗顶不住，就要亡国，我们一定要把第二十军的全部战力都发挥出来，即便为国牺牲，也是最光荣的！”
自向文彬团收复桥亭宅、顿悟寺阵地后，林相侯团进入蕴藻浜阵地掩护其翼侧。日军在正面争夺向团阵地未果的情况下，以一部与向团相持，转而集中优势兵力向蕴藻浜阵地发动猛攻。
蕴藻浜阵地处于一片开阔的棉花地中，基本无险可据。双方激战竟日，林团伤亡虽大，但依靠不断地冲锋和反冲锋，日军发动的几次进攻均被其击退，阵地也始终屹立不动。
眼看天色已近黄昏，炊事兵穿越火线，给前线官兵送来饭菜。大家尚未顾得上吃，日军又突然发起冲锋，林相侯立即放下碗筷率部击退了敌人。
为进一步巩固阵地，林相侯紧接着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组织敢死队向日军发起反冲锋。反冲锋非常危险，林相侯决定把副团长留下，由自己亲自带队，他对副团长说：“我已经点过大蜡烛（意思是已经结婚），你还年轻，尚未结婚，所以我上。不过你记住，无论如何，阵地绝不能丢。”
说完之后，他率先跳出战壕，指挥敢死队奋勇向前。冲杀间，一梭机枪子弹飞来，正中其头部，林相侯踉跄倒地。部下将他扶起一看，已经满脸是血，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部下让卫兵赶紧拿白药过来，林相侯摆了摆手，又向前一指，意思是不要管他，继续冲锋，随后便头一歪，不省人事。
林相侯被用木板抬往后方，旅长罗德润见了声泪俱下，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亲自护送他前往师部进行抢救，但在半途中林相侯便停止了呼吸。
林相侯是二十军在淞沪战场上损失的最高级别军官，也是川军在抗战中以身殉国的第一位团长。他做过杨森的勤务兵和弁兵（警卫员），素来作战勇敢，诚实可靠，很受杨森的器重，连结婚时都是杨森亲自做的证婚人。接到前方报告，杨森受到极大震动，以至于好半天都没能将电话搁回原位。
林相侯牺牲后，本团立即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杨森急命师长杨汉忠亲临前线指挥，杨汉忠在电话中说：“我家里尚有一个老母，我若牺牲，请军长给予照顾。”实际上，前线的惨烈现状已经把他给吓坏了，行至中途，便自己用手榴弹炸伤手臂，然后以此为由跑回重庆养伤去了。
好在杨汉忠离开师指挥所时，副师长李朝信已将赵嘉谟团派去紧急增援，这才使蕴藻浜阵地得以稳住。此时林团只剩下两百余人，只能缩编为向文彬团的一个营，用于防守桥亭宅、顿悟寺阵地。
赵嘉谟团利用一个晚上时间将残破的工事予以完全修复。次日，日军向蕴藻浜阵地继续发起猛攻，赵团沉着应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伤亡惨重，毫无进展。
日军见在翼侧无法得手，又组织力量，重新向桥亭宅、顿悟寺进攻。旅长杨干才速派李麟昭团增援，因为是昼间增援，最容易受到日军飞机大炮的袭击，李团伤亡很大，但官兵激于义愤，加上又有向团作为榜样，所以进入阵地后并不气馁，经过顽强战斗，最后阻止了敌人的攻势。
刀光如雪月如霜
二十军在淞沪战场上系受第六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鉴于王修身师所防守的陈家行阵地再遭日军突破，薛岳指示杨森派队反攻，恢复原阵地。
二十军一共两个师，杨汉忠师已经差不多全部派上了阵，杨森便命杨汉域师向陈家行火速前进。因为命令下得较为急促，行动时只有周瀚熙旅全部到齐，杨汉域于是把尚未到齐的部队作为预备队，将周旅作为第一线攻击力量。
周瀚熙在部署时把李介立团列为先锋。前往陈家行的路上全是棉花地，李团以棉花地为掩护，分成左右两翼，以疏开队形前进。还在行进时，他们就能听到陈家行方向传来的密集枪声，接着便看到王修身师的残余士兵溃退而来，在棉花地里乱窜乱跑。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李团也未受到影响，士兵们脸上毫无迟疑和惊惧的神色，他们仍挺胸疾进，向前飞跑，有人边走边说：“我们这次是打国战，牺牲都值得！”此情此景，令李介立很是动容，因为这种高昂士气，是他在内战时期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李团的先头部队到达目的地后，立即转为散兵队形，用机、步枪向迎面之敌猛烈射击。日军原以为要将王修身师一追到底，没有料到还有生力军会突然挡住自己的去路，顿时变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李团乘机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在双方近距离互相冲杀、搅成一团的情况下，日军的火力优势大打折扣。
先头部队越战越勇，后续部队不断增援，激战一个小时后，敌人终于不支溃退，李团不仅恢复了陈家行阵地，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陈家行一战结束后，王修身师派人前来交防。来人对周瀚熙说，蕴藻浜右岸尚有一段阵地须立即派队占领，周瀚熙便把李介立团派去部署防务，从而在陈家行至蕴藻浜右岸一线构成了一个新的防线。
周旅所守的这一防线，为日军锥形攻击的顶点，承压非常之重。当时日军不但占有火力优势，而且还能形成有效的地空配合。通常情况下，每天拂晓后，他们就会在战场上空升起侦察气球，观察兵坐在气球所带动的吊篮里，俯瞰中国军队的阵地部署，并通过无线电等方式告知炮兵攻击位置。在侦察兵的引导下，日军的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往往能够非常准确地落在川军阵地上，不少士兵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便被炸死了。
在升起侦察气球的同时，日机也分批轮番出动，在战场上空盘旋侦察。它们除直接进行轰炸有利目标外，也为炮兵指示目标，反正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一天上午，一架日机在旅部所在的竹林上空盘旋，不时侧着机身飞行，实际上是在进行地面观察。在飞机的指引下，日军炮兵连续向竹林发射了十余发炮弹，所幸旅部设置比较隐蔽，才未被炮弹击中。
蕴藻滨河上有一座横跨桥，联系部队前后方，为了监视桥梁，周旅在桥的一端挖有战壕，藏有一个班的士兵。日机发现后，指示炮兵射击，两颗炮弹不偏不倚地射入壕内，士兵被全部炸死，步、机枪也被炸断，飞出战壕很远。
为了避免遭到轰炸与炮击，杨森传令下去，白天阵地上一律不许冒烟。不能冒烟，就意味着不能生火做饭，大家只能天不亮就吃早饭，天黑吃晚饭，每日仅进两餐，但是部队依然士气旺盛，斗志高昂，战壕和阵地上到处响彻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
在淞沪前线，杨森亲自挖掘了掩蔽部，每天傍晚，他必定要从位于昆山的军部来到掩蔽部观察战局和指挥部队，之后等到天刚拂晓再转回军部休息。其间他曾即席赋诗，诗云：“满天烽火遥相望，切齿倭奴势正张。指点三军杀敌处，刀光如雪月如霜。”
从陈家行、蕴藻浜右岸到与之衔接的蕴藻浜、桥亭宅、顿悟寺，两条防线的战斗都打得既激烈又残酷，而在“刀光如雪月如霜”的生死存亡关头，一些官兵的英勇无畏和牺牲精神也表现得特别突出。连长高峻在参战前就把家庭通信地址交给上级，表示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结果阵地保住了，他却战死在了自己的阵地之上。
连长姚炯擅长国术，曾用大刀、刺刀、手榴弹杀退敌人几次冲锋。他从抓获的日俘嘴里了解到，日本人最迷信，认为被大刀斩首便两世不能为人，于是就给师长杨汉域打电话，说既然日本鬼子怕大刀，请师部收集大刀送来前线使用。
杨汉域的师部有手枪连，手枪连的士兵除佩带驳壳枪外，每人都背有一把大刀。杨汉域依言把手枪连的大刀收集起来送到前沿，姚炯高兴地说：“又可以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了。”第二天，营长负伤，姚炯立即代替营长指挥，率全营官兵继续向敌冲杀。激战中，他虽身负重伤，仍坚持作战，直至杀退敌人，巩固阵地。战斗结束后，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这位抗倭勇士终究还是为国捐躯，实现了自己死战报国的志愿。
在日军的火力威胁下，最棘手的就是白天无法向前线增兵。有时因一线官兵伤亡过大，不能不增援时，增援部队就只能利用棉花地做掩护匍匐前进，看到敌机朝这边飞来，马上停止运动，等敌机掉头返回时，再继续前进。
白天几乎变成了黑夜
在陈家行阵地后方的棉花地内，其实一直隐蔽着中方的炮兵阵地，但由于害怕受到损失，白天都用伪装掩盖着，只有在晚上才向日军阵地偶尔射击一下。如此使用炮兵，当然难以发挥其最大效能，对日军阵地的破坏也很有限，犹如是在挠痒痒，所以日军甚至都不予以还击。
从掩护己方增援部队，提振士气的目的出发，杨森认为必要时候不妨发挥一下炮兵阵地的作用。在他的要求下，战区炮兵总部破例了一次，那天从下午1点开始，战区便集中百门重炮，对日军阵地进行炮击，日军炮兵也立即予以还击。对射过后，前沿阵地及附近烟火弥漫，白天几乎变成了黑夜，中方增援部队以此为掩护，趁机快跑到达指定地点。
这次难得的炮战过后，又轮到日军单方使用钢铁攻势，不停地对二十军阵地实施炮击了。因弹药消耗量过大，日军后方都来不及补充，到最后不得不把每日的炮弹使用量限定在基数的十分之二。
周瀚熙旅在防线上守了三天，未失去尺寸阵地，但是到第三天上午时，尽管一再补充和增援，蕴藻浜右岸阵地上的李介立团的兵员也已经所剩无几，势难支撑。师长杨汉域接到报告，急令预备队里仅剩的吴伯勋营前往增援。吴营在增援途中遭到敌人炮击，营长吴伯勋负伤，幸而其余官兵仍得以进入阵地，右岸阵地也因此未出现动摇。
陈家行阵地打得也极其艰苦，营长一级只剩下景嘉谟一人，杨汉域拟派师部手枪连前去增援。手枪连是师部最后的防卫依赖，周瀚熙连忙说：“我们怎么好使用这个部队呢？”副旅长向廷瑞也说：“手枪兵只能在敌密集部队接近时发挥效力，可暂时留着以防万一。”杨汉域这才没有把手枪连派上去。
当天下午，杨森转薛岳命令，桂军将前来接替二十军防线，要求固守阵地，等待移交。不久，桂军韦云淞师前来接受阵地，二十军认认真真地把陈家行、蕴藻浜、桥亭宅、顿悟寺等阵地画图移交，并由对方签字为凭，以证明交付之前阵地并未失守。
正在交接之际，日军一部忽然向蕴藻浜阵地发起攻势。韦师接防部队刚进入阵地，一见这一情况，立即向后退缩。周瀚熙闻报，命令李介立团坚决抵抗，俟阵地稳固再向后撤。李介立当即指挥吴伯勋营奋起还击，直至将敌人击退。经此一战，吴营伤亡很大，实际上，周瀚熙整个旅能够召集起来的士兵也只剩下四十余人，其中已找不到一个排长。
李介立在最后的激战中手部负伤，被送至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军委会传令嘉奖，授予其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一枚，并将他由中校团长提升为上校团长。
在淞沪会战中，二十军共与日军血战七昼夜，部队伤亡惨重，仅营长就有二十二人伤亡，排连级军官阵亡达两百八十余人，士兵死伤达七千余人。在撤出战场时，一个军只能勉强编成一个旅，其中还有很多是轻伤未离队的官兵。
杨森提倡军人常带三分怒，你在他面前昂首挺胸，哪怕是出言顶撞，都要比献媚阿谀吃香得多。杨森自己说，他从懂事起，在战场上就从来没有哭过，不管遭遇多大的打击，受多大的创伤，也不轻易掉泪。
在杨森看来，吃了亏挨了打之后，第一反应应该是如何向对手发起反击以及对失误进行补救，哪有工夫去哭？可是打完出川抗战的第一仗，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付出半生心血，一手训练出来的巴蜀子弟纷纷倒在血泊之中时，他哭了，一边哭还一边骂，说：“古诗中有一句话不通，什么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写这诗的人一定没带过兵，一个优秀的带兵官，不会只把士兵当兵看待，而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骨肉！”
当杨森面对“万骨枯”时，他没有功成的欣喜，只有彻骨的悲痛、惋惜和自责。想起林相侯家境不好，他特地拍发电报到自己的老家广安，将名下时价十多万银圆的一座房子和一些田地全都赠送给了林相侯家属。
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战斗
中方在淞沪战场的布局，取法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的建议。上海郊外河川纵横的地形既限制了日军机械化重装备的运动，同时也增加了防守密度，诸如二十军防守的桥亭宅、顿悟寺一线，其防守正面都在千米左右，这样就使得中国军队可以采取类似于接力赛的办法，将来自各个方面的部队轮流派到前线作战。
二十军撤防后，另一支川军奉命接力，这支川军同样来自贵州，而且他们以前的番号也是第二十军。
当年杨森统兵万县时，郭汝栋是其手下的一名师长，曾与范绍增等人一同组织“四部倒杨”，与杨森争抢第二十军军长头衔，演出双黄蛋奇观的，也正是此君。“四部倒杨”失败后，郭汝栋自知难以立足，便早早出川投奔了蒋介石。
打这以后，郭汝栋的部队改了番号，为第四十三军，但这个军其实下辖仅一个师（第二十六师），师长是刘雨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支川军都同处贵州一省，杨森在黔西，郭汝栋在黔南。郭汝栋出征比杨森还早，八月初就出来了，而且直奔上海，是川军中启程最早的一支部队。可是走得早，不等于到得早，沿路负责领军的刘雨卿系文书出身，办事极为细致，与杨森那种大刀阔斧的作风迥然不同，倒跟“二瘟”唐式遵很像。这样一来，就把部队的行军速度拖慢了，以至于杨森的二十军都在前线构筑工事了，郭军才呼哧呼哧刚刚赶到。
此时正值蕴藻浜战场另一侧的大场吃紧，郭军在昆山一下车，薛岳便把他们派往了大场。大场防线原由宋希濂师和税警总团负责，郭军最初受领的任务是做宋师的预备队，但因宋师、税警总团均伤亡过重，宋希濂急于更替，在部队刚刚上阵，连敌情、地形都还未弄清的情况下，就把防务匆匆忙忙地交给了他们。
对于让郭军独立承担大场防务，很多人都觉得悬。装备条件上，郭军与二十军相仿，都是脚穿草鞋，身着土布夏装，手持川造或汉阳造步枪，一样寒酸可怜，但给外界的印象却大为不同。杨森早已名声在外，只要在军界混的，无人不知他能打仗，就连一贯对川军不屑的陈诚，都对杨森另眼相看，将他与叶挺并称为“全国知名的将领”。反过来，郭汝栋的名气就要小多了，出了四川，就没几个人知道他，更何况刘雨卿这样的初出茅庐之辈。
大场位于上太公路（上海至太仓）要冲，日军企图从中突破，因而集中其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不断对大场发动猛烈进攻。宋希濂师是德械师，税警总团也号称美式训练的精锐部队，连他们都有力不从心之感，换郭军上去能守得住吗，别半天就把阵地给丢了吧？
刘雨卿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他还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上阵后，一边誓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一边从容部署，哪些团营扼守第一线，哪些团营留作预备队，全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原先从上级同僚到部下，还认为刘雨卿有些“瘟”，没想到他居然还是个打仗的好手，都不由得对其刮目相看。
进入十月中旬，敌机对上海后方的侦察、监视更趋严密，白天轮番轰炸，房屋、树林均无幸免。郭军只能乘夜间进入大场换防，但就算到了晚上，敌机也会通宵投掷照明弹，使得黑夜亮如白昼，进入一线的解固基团尚未接防，即在轰炸中遭受较大损失。
正式接防的第一天，敌人又集中海陆军几百门大炮以及机群对大场进行不断轰炸，有时还派出坦克向解团阵地横冲直撞。解团阵地周围尸体成堆，残肢断体在竹林、树梢上随处挂着，部队牺牲之惨重，诚非笔墨所能形容。一个久经沙场的老连长对副连长何聘儒说：“我虽身经百战，遍体创伤，但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战斗。”
何聘儒的这个连仅有八九十名士兵，武器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支因使用过久，连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甚至已经松了，得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尽管兵员不足，武器拙劣，但面对强敌的狂轰滥炸以及猛烈攻击，官兵们却毫无惧色，一个连长牺牲了，马上就有人代理指挥，代理连长牺牲了，第二个代理连长又站了出来。何连曾经在一天之内连换了几个连长，升了几个排长。
生死的距离和界限仿佛变得越来越模糊，大家往往都是从尸体下爬出来，再用尸体堆起来做掩体。战士刘芳负伤不下火线，第二次又受重伤，在停止呼吸前他告诉战友：“为抗日牺牲，死而无憾！”几个小时后，副连长何聘儒也受了重伤，这才被抬下火线。
忠勇唯我解将军
解团如此顽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团长解固基的治军风格。解固基早年加入过共产党，性格坚韧刚毅，部队临开拔前，他写家书寄母，上面说：“……儿已开赴抗日前线，古人云，能尽忠则不能尽孝，儿愿移孝作忠，以报国家民族……”他同时还附一联，谓：“死后愿为沙场鬼；生前不做故乡人。”
解团在淞沪作战的第六天早晨，第四连连长突然跑来向解固基汇报。这时友邻部队某团长大声朝解固基喊道：“解团长，你的四连退下来了！”
还在行军途中，解固基就经常教育部下：“国战已开，关系存亡，我辈报国之期到了。军人要是怕死，民族何由复兴？我部倘有一人怀幸存之心，不但为众人所不齿，尤为军法所难容。”现在四连无令擅自撤退，令解固基勃然大怒，深感军法难容，于是拔枪就朝四连连长开了一枪，正中其右胁。该连长尚未回过神来，仍在敬着礼向后转，结果没走多远就倒在了地上。
解固基仍然气愤难平，他对身边的预备队下达命令：“一连，跟我来！”随即右手持短枪，率一连向前冲锋。部队冲了仅一百米，敌人的步、机枪子弹便如雨点般倾泻而来，一马当先、身先士卒的解固基身受重伤，士兵看到他左臂已失去了半截，但仍竭力狂吼着往前猛冲：“弟兄们，冲啊！杀啊！”
解固基又率队冲过了两个田园，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炸开，当即将他炸得血肉横飞……
解团官兵在淞沪会战中活下来的官兵，仅连长李伯涵、副连长何聘儒和少部分士兵。牺牲了的解固基连具完整的尸体都没找到，官兵们带回来的只是他的一顶钢盔和一件血迹斑斑、戴有其胸章符号的军衣。
事后，在解固基的家乡崇宁，人们为他举办了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会上有人依《八百壮士》的曲调，写下悲壮激越的挽歌一首：“上海鏖兵，沙场浴血，忠勇唯我解将军……”献给解固基的挽联有数百副之多，其中被公认最佳者为邓锡侯亲自撰写的挽联：“枕戈以旦，破釜而来，撑持半壁河山，黄浦滩头催鼓角；裹革无尸，沉沙有铁，留得一抔净土，青枫林下葬衣冠。”
解固基牺牲的当天，他所在的旅已经陷入危机，掩体、战壕大部被敌摧毁，部队伤亡剧增，能集合起来的战斗兵，多数是缠着绷带的轻伤员，预备队也早就用光了。在这严重时刻，旅长朱载堂做出果断决定，趁着夜色全体出击，主动向敌人发起冲锋。是役，旅部所有的卫兵和勤杂人员都被组织起来，连到阵地上送饭的炊事兵也被编入了战斗行列，在机枪掩护下，大家前仆后继，插入敌阵展开了肉搏。
经过一场激烈而又残酷的白刃搏斗，敌人被杀得溃不成军，遗尸遍野。朱旅一举克服敌军李宅一线的两个前进阵地，暂时又把战局扭转过来。
次日拂晓，日军发起疯狂反扑。朱旅奋勇抵抗，激战至傍晚，因弹药、伙食补给不上，才被迫从李宅撤至原阵地左侧。日军主力虽推进至李宅，但也未敢再轻率地往前推进一步。
郭军一共一师两旅，朱旅连以下官兵已伤亡过半，另一个旅的情形也相差无几。对峙至深夜，因损失实在太重，遂奉命将大场前沿阵地交由湘军朱耀华师接守。郭军撤下后，次日午后大场即被敌军攻陷。上海《战地报》报道：“大场沦陷，守军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愧愤自杀，以谢国人。”
郭军固守大场七个昼夜，付出了空前的惨重牺牲：四个团长，两个阵亡（解固基、谢伯亭）；十四个营长，伤亡十三个；连排长共伤亡两百五十余人；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军原有四千多人，换防以后，把所有前后方士兵包括炊事兵、饲养兵都收容到一起，也才六百多人。
和二十军一样，郭军拼尽全力，为川军争得了光荣。在汉口召开的第一期军事检讨会上，军委会做出评定：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共有七十多个师，陆军第二十六师的战绩名列第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