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上
我出生在北京南城铁门胡同的宣城会馆。我的祖籍是安徽省宣城市水阳镇，爷爷叫刘志民，号景文。爷爷年轻时就来到北京，并创建了宣城会馆，同时在北京旧警局外四区任文职官员。除宣城会馆，爷爷在帘子胡同还有一处房产，生活不算阔绰，但家境还算殷实。我的父亲是燕京大学土木建筑系的肄业生。之所以没毕业是因为奉父母之命在学习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年轻时的父亲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据说父亲有心上人，但迫于父母的压力，软弱的父亲没有抗争，违心娶了刚满十六岁的母亲，这铸成了父母一生的不幸。母亲告诉我，新婚之夜他对母亲说，有朝一日父亲可以自己做主，一定要娶一个自己选定的爱人。当然父亲的宿愿没有实现，因为很快就解放了。但是父亲的话深深刺伤了年轻的母亲，以致若干年后他们终于离婚。当然这是后话。
我的记忆中没有爷爷奶奶，因为我出生刚满月，父母就带着我和哥哥姐姐全家迁到了天津。父亲在天津钢厂财务科任副科长。因为不是党员又不善经营关系，因此尽管业务能力很强但一生也没有升官。据父亲说，爷爷奶奶和父亲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在北京解放前后短短几年之内，因为肺结核病相继辞世，本来婚姻不幸的父亲更加心灰意冷，把家产变卖一空没有留下只瓴片瓦。尽管母亲苦苦阻挠，就连父母结婚时置办的母亲最喜欢的德国梳妆台和爷爷留下的字画也全部拉出去卖掉。母亲说，那些日子打鼓儿的来了一批又一批，都知道这家的主人不想过了。母亲恨父亲也是因为父亲是个败家子，从来不置家，也不顾家。有一阶段父亲和我的干爹一起做生意，进账不少，父亲每天都带几个黄金素戒回来。姥姥嘱咐母亲：“女婿是石榴花木命一阵红，趁现在有钱自己置一处房产。”不料父亲听后不以为然，反倒轻蔑地说：
“你还有这么多想头！”爷爷在帘子胡同的房子每月出租的五块大洋也归父亲所有，但父亲从没交给过母亲，而是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以至于我们天津的家全部都是公家配置，没有一点自家的东西和旧日痕迹。
父亲是燕京大学土木建筑系学生，后因父母之命步入婚姻未完成学业。
父亲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字又喜欢舞文弄墨且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在天津时父亲和几个旧时的朋友常在一起唱单弦大鼓什么的并经常登台演出，以至于我的姐姐一生喜欢曲艺。父亲还拉得一手好京胡，唱得一出出全本京剧剧目，最擅长马派老生。父亲在《空城计》中饰演的诸葛亮潇洒干练、沉着机智，唱腔高亢优雅，也算是小有名气的票友，至今我仍保留着父亲登台的剧照和录音带。
母亲的身世很复杂，母亲的爷爷也是安徽人，祖籍合肥，名叫许平坡，是李鸿章的管家。李鸿章原本也姓许，后过继李姓人家才改姓李。但母亲的亲奶奶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姥爷和弟弟两个嫡出的儿子。后来母亲的爷爷续了弦，娶了苏州籍的美女，新奶奶又有了两双儿女，忠厚老实的姥爷从此在家里没了地位，在新奶奶面前比仆人的地位也强不了多少。后来母亲的爷爷去世，兄弟姐妹分遗产，姥爷眼看着珠宝细软被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运走也敢怒不敢言。母亲说当时家里有一尊近一米高的金佛，口里只要放上一枚现大洋，它就吐出舌头吞下去，这尊金佛也不知去向了。在分不动产时，安徽籍不少名人如詹天佑、石子清、张广建等都在现场监督作证，把房地产做成纸条抓阄。老天有眼，姥爷抓到了什刹海西绦儿胡同一个枣园，枣园很大，有住房和几百棵枣树、十几架葡萄。本以为这下后半辈子衣食不愁的姥爷禁不住新奶奶的哭闹及自己弟弟二姥爷的不断纠缠，赌气低价把枣园卖掉了。据母亲讲登报三天就有人买走了，而且卖枣园的钱被分走了一半。至此，我的姥爷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而且自从走出南锣鼓巷的大宅院，姥爷一生再没和他的后母及弟妹们联系。
父亲是小有名气的票友，经常粉墨登场，这是我所收藏父亲登台的照片之一。
母亲的姥爷是内城官医院中医长，一生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我的姥姥，姥姥知书达礼，生性善良懦弱，是我最爱的人，可惜62岁就去世了。姥姥和姥爷的婚事也是父母一手包办的，内城官医院的院长就是母亲的爷爷。母亲说姥姥家也有房产，母亲的爷爷亲自上门提亲，说会尽力照顾好他们的独生女儿；两位老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僚且门当户对，儿女的婚事当然是一拍即合了。姥姥的母亲抽大烟，很不安生，总说宅子里闹鬼，老先生行医回来，老太太先让仆人拿着一铜盆清水到影壁前照，看有没有鬼魂附身，而且总说院内有白衣人行走，闹得一家鸡犬不宁，终于要了老先生的命。出殡当天，老太太又说房顶上站着一个红衣小孩，闹得不可开交……就这样姥姥出嫁后没几年，老太太就抽大烟带折腾把家产败光去世了。这就是我祖辈的情况。我常常想，我祖辈家庭的败落是好事还是坏事？答案是当然是好事，否则解放以后全家的命运将不可预测，父母能否躲过“文革”一劫还很难说……
1914年北京的第一座近代公园——中央公园（现今的中山公园）。
母亲在有钱有势的大家族中也就生活了五六个年头，随着爷爷去世、分家，即搬出了南锣鼓巷的祖宅。姥爷把卖枣园子的钱放一只箱子里交姥姥保管，指望着时机合适买处小宅院或做点买卖养家。不料姥姥不会理财，且心地善良乐善好施，谁家有困难都找姥姥帮忙，姥爷怕姥姥把钱倒腾光了，索性囤积面粉，不料姥姥又大盆、小盆地送面粉给困难的邻居。就这样，几年之后全家生活就陷入了贫困，搬进了钟鼓楼附近的一个大杂院。姥姥共生了五个女儿，母亲是老大。母亲小时候个头高、长相漂亮，深受父母宠爱，在家说一不二，四个妹妹都惧怕她。如此的家庭背景使得母亲既不似大家闺秀又不似小家碧玉，性格非常复杂。
我的爷爷和姥爷也既是同乡又是同事，都在外四区警局工作，因此促成了父母的婚事。据母亲说结婚之前父母亲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见过面，但那不过是走走形式，就这样母亲在父亲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就嫁了过去，当时还不满16周岁。
我的父亲
又是一年清明时，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这十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的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后悔——如果当时我多陪陪父亲，如果我多给父亲一些关心和爱，父亲或许能多活几年。每想到此我就止不住心酸落泪，痛彻心脾。
父亲是2001年11月26日去世的。得到消息赶到医院，父亲已经没有了心跳，拉着父亲还温热的手，我痛哭不已。
在此之前，父亲已经两次住院，都是因为发烧不退。第二次住院我们几个儿女去看他，他已经神志不清。我怕父亲不行了，立即跑到西单商场给父亲买了一套真丝软缎的棉裤、棉袄，连同棉毛衫裤等预备下，按老话说可以冲冲喜。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父亲很快康复出院。那年春节父亲就是穿着这套绣着龙的棉衣过的。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他生活规律，吃东西也很简单清淡，加上生性乐观开朗，平时爱唱戏，好交友，我一直认为他会长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是缘于五年前的一次白内障手术，术后视力下降，渐渐不能独立行动，从此不能出门，身边又无子女，孤独寂寞加上没有运动很快要了父亲的命。父亲去世时终年82岁。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父亲最疼的是我，尽管我家还是旧式家庭，父母和我们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我还是能感受到父亲对我的偏爱。父亲一生没有打过我一下，甚至没有大声斥责过我。父亲病重期间，不管谁看望他，他都叫着我的名字，足见我在父亲心中的位置。正因为如此，我就越加为自己的不孝自责。
父亲一生漂泊，解放后先后在天津、北京、石家庄、张家口、邯郸、沙城等城市工作过。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的工作总是在调动？一种解释是父亲在河北省计委工作，所以到河北省各中小城市工作是正常的；另一种解释是父亲是党外人士又是旧知识分子，不招领导待见，且生性懦弱，因此这颗小小螺丝钉就被拧来拧去，最后是从沙城磷肥厂退休回到北京。父亲一生都是孤孤单单一人在外，现在想想他老人家的一生多么不容易啊！
因为父亲常年在外，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对父亲的记忆也只有若干个片断。记得在天津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基本稳定，至少全家在一起。那时候母亲还没有工作，我觉得那是父亲一生中少有的安定幸福的日子。工作之余，父亲弹单弦唱大鼓、唱京戏，和几个旧时的朋友一起演出。我只看过一场单弦联唱，内容是歌颂新社会、颂扬毛主席的，尾声拖着长腔非常好听，至今我和姐姐都仍会哼唱。父亲还在家里举办舞会，家里的老式留声机放着流行舞曲，漂亮的女士和潇洒的先生成双成对跳着好看的交谊舞。记得最清楚的是M阿姨和她的先生跳得最好。M阿姨长得非常漂亮又苗条，据说解放前她当过舞女，后来好像是在“文革”中还是哪次运动中自杀身亡了。M阿姨曾带我去她家玩，并拿出红指甲油拉着我的小手给我染指甲，她白胖胖的妈妈说：“别给孩子‘胡捯饬’（打扮的意思），回头人家妈妈不乐意。”她听话地放下红指甲油，给我换成了粉色的，而我的内心多希望要红色的呀！父母那时候吵架不多，大概因为母亲还没有工作，用父亲的话说就是“翅膀还没硬”，全家的生计全靠父亲一人。父亲很少和我们一起吃饭，通常他都吃小灶，就是母亲单给他做个好菜。每到周日，父亲要睡到中午才起床，我们几个孩子都到外面玩，为的是不吵到父亲。小时候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过年时，我和父亲坐着洋车到父亲的好友周六爷家拜年的情景，我穿着白绒绒毛领子的小外衣，梳着刘海短发，坐在父亲身上。周六奶奶拿出糖果、花生等招待我，我却不敢吃，她只好塞满我的衣兜。不料回家时我没等坐稳洋车，就大嚼起来，父亲说我好虚伪。我不懂“虚伪”的意思，却知道那不是好话。还有就是父亲常常带我去天津干部俱乐部跳舞，我像个小傻瓜坐在舞池边，看着父亲带着漂亮舞伴跳舞，间或拉上我在乐队的伴奏下在舞池里转转。
大约是1957年秋天，父亲因工作又调回北京，我们全家又迁回了北京。下火车的那天，我们坐着三轮车从天安门经过，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天安门广场空荡荡的，车和人都不多。看到书本上写的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心里充满了新奇惊喜和几分自豪，这种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大约是为了和旧时的生活彻底决裂，也大约是避免引起痛苦的回忆，我们没有回南城，而是选择住在东城区分司厅胡同的一个大院里。我记得外院是个特大的院子，好像是个煤厂。后面才是个三进的院落，我家住在二进的三间西房。早晨一觉醒来，看到海棠树影映在有着菱形格子的纸窗户上，不知名的小鸟在树枝上又跳又叫，真是新奇又美丽。父亲调到北京石景山钢厂做财务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很少见到。那时候我家的生活很清苦，我记得光是房租一个月要12元，而在天津我们住的宿舍是不花钱的。母亲剪了短发不再烫卷，远离了姥姥全家，家里也很冷清。那段时间最美好的回忆当属父亲在假日和母亲一起带我们去北海、景山、动物园，去天坛，去隆福寺等北京的古迹游玩。在隆福寺父亲给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每人一角钱，让我们自己买喜欢的食物。我们每人拿着一角钱，面对琳琅满目的各色小吃——茶汤啦、艾窝窝啦、奶油炸糕啦、灌肠啦等，真不知道该吃什么才好。母亲带我们爬安定门城墙，城墙上的缝隙间钻出一棵棵的酸枣树，每次爬城墙都要摘酸枣回家，又酸又甜，煞是好吃。父母亲还带我们去地坛公园玩。那时地坛很破败，荒草萋萋，断壁残垣，别有一番韵味。对于刚刚从天津来到北京的我，北京显得那么陈旧博大，一切都散发着古老的历史文化气息。走在荒草中间，我真怕姥姥故事里的狐仙鬼怪钻出来把我们带走。父亲还带我和弟弟去中山公园划船，中山公园是父亲最喜欢的公园，父亲坐在船头指挥我和弟弟左满舵、右满舵地划船，那情景就似昨天。
50年代初，父亲手上拿着我的布娃娃在颐和园留影。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就是父亲的一个朋友吴伯伯从上海来北京工作。吴伯伯是个知识分子，胖胖的，很有派头；吴妈妈很漂亮，小巧玲珑的。母亲说吴伯伯家解放前是资本家，很有钱。他们到北京后没有房子住，父亲一来为帮朋友，二来也为减轻房费的负担，于是请工人把我家的三间西房打了隔断，一间分给吴伯伯住。吴妈妈娇小可人，又一口吴侬软语，她总是一脸小鸟依人的幸福模样，在我眼里就是一电影中的阔太太。忽然有一天，隔壁传来撕心裂肺的号哭声，原来是吴伯伯死了。当时正是“反右”运动，吴伯伯的单位把他打成右派，他不堪批斗凌辱，在隔离期间，趁人不备，用刮胡刀片割喉自杀了。吴妈妈后来很惨，她回了上海，她的宝贝儿子梅瘦后来也死了。母亲曾感慨地说：“人太有文化会变得愚蠢，怎么能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呢？‘梅瘦’的谐音岂不是‘没寿’，孩子怎么会落得住呢？”其实父母心里都明白，孩子没落下，岂是因为取了个不吉利的名字？
父亲在这场运动中也未能幸免。父亲生性胆小，如果不是大会、小会动员启发，他不可能敢给领导提意见。据母亲说，他在会上批评领导：“猴儿带胡子——一出没有。”意思是他当时的领导既不懂业务又不懂理论。参加了别人的批斗会后，回到办公室父亲又发牢骚：“这不明摆着杀鸡给猴看吗？以后大家都闭嘴好了！”有人汇报了，父亲在多次深刻检讨之后，落了个行政记大过处分。对此，父亲很庆幸，他说他沾了业务过硬和听话老实的光，只是从此他胆子更小了。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习很重视，他常常讲小时候他和两位同学一直把持着班里的前三名，其中之一是我的干爹，他们的友谊保持了一生。但前三名中谁是第一名却是不固定的，因为三个人都很强。为了永远得到第一名，父亲就在每次考试前约他俩出去玩或下棋，晚上他自己加夜班复习功课，可见父亲骨子里原也是争强好胜的。父亲对我们说：“只要你们好学，有能力，谁有本事我供谁上大学。”哥哥姐姐学习自不必说，尤其是姐姐，多年来一直是重点学校尖子生；哥哥聪明过人，学习也无须大人过问。因此父亲仅是偶尔抽查一下我和弟弟的成绩册，他的奖励也很简单，或是一枚玻璃纸的蝴蝶书签，或是一支笔或笔记本。但每次得到我都很高兴。我曾经找父亲索要绸子红领巾和活眼睛娃娃，但是父亲却没给我买。或许是他手头不富裕，亦或是我没达到他的要求，总之，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甚至生气地想：“等我长大有了女儿，我一定要给她买这两件礼物。”可惜上天又没赐我女儿，所以至今没能如愿。
四年级时，我当上了少先队大队委员，负责文体工作。因此每学期为各中队订少先队报纸，收费、交费就是我的任务之一。可是我当时毕竟还小，又粗心大意，所以每到此时就对不上账，甚至钱不够，总是父亲帮我理清账目为我补齐钱后，亲自送我去大队辅导员那儿交钱。父亲甚至为此给学校提了意见。我不知学校采纳没，因为我很快“升官”当上了大队主席，并没因为自己是个财务不清的干部而影响“仕途”。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偶尔回京，若天晚了我还没回家，父亲就会到学校去接我；或者他白天到家，母亲上班，孩子们上学，家中无人，他就直接去学校看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去女十二中时，刚好我们在上课间操，父亲站在操场后面认真地看我们做体操。下操之后我跑到父亲身边，父亲笑着说：“上千个女孩子做操，只有一个人是认真用力气的。”我高兴得直蹦：“是我吧！”父亲说：“只有台上领操的一个，你们大多都在伸懒腰！”还有一次好像是寒假，父亲突然回来，我正如痴如迷地看小说《于絮尔·弥罗埃》，我给父亲开门，怔怔地叫了他一声“爸爸”，转身进屋又接着看书，好像父亲并不是远道回来的。父亲奇怪，进屋问我话，我不耐烦地说：“您不能等会儿再说话嘛？”
下乡前，我和父亲在北京故宫前留影。
父亲生气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批评也就仅此而已。倒是我看完书后，觉得自己太过分了，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着找父亲说话。因为父亲偏爱我，所以四个孩子中，唯有我敢和父亲开玩笑。有一次父亲过生日，我送给他一把极小极小的梳子，意在讽刺父亲头发少，不料父亲笑笑说：“你太浪费了，只要三个齿就足够了。”
20世纪50年代，父亲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工作期间照。
我胆子小，因为住平房，上厕所要到胡同中间的公共厕所，一般情况下我都壮着胆自己去。但是一次下乡探亲回家，我刚刚看完一个朝鲜电影，好像叫《看不见的战线》吧，里面有个整容后的女特务，电影很恐怖，父亲见我吞吞吐吐的样子，说：“是不是不敢上厕所？”我点头，父亲说：“看来下乡也没见长进！走，我陪你去。”我和父亲走在黑洞洞的胡同里，我拉着父亲的胳膊，要求他尽量走胡同中间，免得两边蹿出什么来。我进了厕所，父亲在外面大声和我说话，告诉我他在外面，以免我又一惊一乍做蠢事。
不知是哪一年父亲调往外地的，也忘记是哪一年，父母吵架开始频繁，大约是从母亲也开始工作吧。我对家庭的美好回忆戛然而止。不是回忆停止而是美好生活的停止。父亲偶尔回家，父母就吵架不已，到后来父母不再说话，有什么必须说的话都需要我在中间传话。他们吵架的原因，现在看来不外乎以下几条：一是母亲对父亲的怨恨，那都是母亲年轻时受到的不公待遇和委屈。原来母亲没有工作，无力反抗，现在妇女解放了，走上社会，眼界开阔了。回过头来再审视自己的婚姻和丈夫，母亲充满怨恨。二是父亲是个旧知识分子，软弱又迂腐，没有挑大梁的大丈夫气概。三是长年的夫妻分居，使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婚姻更加岌岌可危。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对母亲说：“就算我是黄世仁（电影《白毛女》中的地主），解放后这么多年的表现也该赎罪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街道的积极分子鼓动红卫兵要抄我家，一向不怕事的母亲给父亲打电话让他回京来，因为她一个人很害怕，但父亲的答复是：“不！”父亲说他回来非但救不了母亲，自己也难保。母亲说：“那好吧！运动一结束我们就离婚。”当然最终红卫兵没能抄我家，居委会主任拦住了已经抄家抄红了眼的红卫兵。
电影《白毛女》的海报
父母真正办离婚手续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了。父亲退休回到北京，但孩子们都在外地，母亲不愿和父亲同在一个屋檐下，父亲就住到姐姐家，那时姐姐在通县（现为通州区）潞河中学工作。后来父亲又到大兴安岭和我一起生活了几个月。那时我下乡在大兴安岭农场局工作，已经结婚生子，先生是北京知青，他在计财处工作，我在劳资处工作。我们的儿子贝贝已经两岁多，刚刚会走路、会说话，正是好玩的时候。父亲每天教他背唐诗宋词和毛主席诗词，给贝贝讲故事、变魔术。贝贝每天睡醒午觉都会发现枕头底下有葡萄干、糖果什么的，因此只要一睡醒就一骨碌爬起来掀开自己的小枕头找吃的。东北人热情，听说父亲来住，领导同事们都来看望，请吃饭，送土特产，父亲过得很舒心。父亲还养了一只小黑狗，起名“黑煤乌嘴”，每天围着父亲又叫又跳，给父亲带来很多乐趣。我记得父亲在我家住时好像是春节前后，我们大杨树镇是个小山坳，家家户户和四面的雪山上都挂着红灯笼，甚是好看。那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温暖、很安逸，那也是我一生中同父亲接触最多的三个月。父亲喜欢那里的人和人生中难得安逸的家庭生活，还写了不少旧体诗，抒发自己的情怀。那时父母亲之间的“冷战”已持续十多年，因为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日子还挨得过去。父亲退休了，日后何去何从，父亲很苦恼，但他从未和我谈过，我这个自私鬼也从未替父亲想过。只是闲暇时，父亲写了大量的诗，从诗中我才深深理解父母感情不好给父亲造成的巨大痛苦。记得其中两首令我印象深刻：
20世纪60年代，父亲到外省市工作，回北京探亲时所拍摄。
诉衷情·暮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情思万缕挂愁肠，
往事俱黄粱，
遐寻梦里欢乐，
觉来更神伤。
年已逝，
鬓成霜，
益凄凉，
此生谁料，
昔日鸳鸯，
今日参商。
祝英台近·一生（一九七八年一月）
喜花烛，
杯互换，
庭前摆华筵，
荏苒光阴，
情意任消散，
吞愁饮恨多年，
月圆花好，
已难说、
向天长叹。
事犹变，
已届人老年残，
恩绝情更断，
反目成仇，
不愿再相见，
终身抱恨难舒，
柳前花下，
暗悲怅，
伤怀无限。
我对父亲说：“等我回去就好了，咱们阖家团圆好好过日子，一切都还来得及。”
后来我返城了，和父亲一起回到了北京，因为没有房子，我们一家寄居在朝阳门父母的家里。那段时间，父亲来往于通县姐姐家和朝阳门的家之间。忽然有一天，父亲找我和弟弟谈话，提出要和母亲办离婚手续。当时兄姐不在北京，我和弟弟很意外，但经过和父亲谈话甚至吵架，我们还是同意了。毕竟父母感情一直不好，为了抚养我们四个孩子牺牲了一辈子的幸福，母亲虽然闹了一辈子离婚，但真到父亲提出办手续反而犹豫了……当然最终我陪着父母去街道办事处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父亲什么也没要，叮嘱了我几句好好照顾母亲的话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很快，父亲再婚了，这是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的。父母离婚以后父亲再没与我们联系，他再婚的事是一次弟弟去看节目遇到了新婚的父亲和后老伴才知道的。父亲的后老伴是一名中学教师，比父亲小17岁。据说他们相识已经很久了。Z老师容貌一般，与我母亲没法比，但她性格开朗有文化，和父亲有共同语言。她应该算是解放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她中学就参加了志愿军去朝鲜抗美援朝，回国后在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俄语，毕业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中学取消了俄语课，她二次进大学学地理专业，毕业后一直教地理，业务非常出色。她的婚姻是抗美援朝时组织包办的，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一直一个人带一个儿子生活，直到遇见我的父亲。平心而论，我在内心是支持父亲离婚和再婚的，旧社会父母包办的不幸婚姻让双方隐忍了那么多年，还不是为了我们几个孩子！我真心为父亲找到幸福的归宿祝福。但这个结果是母亲始料不及的，她的情绪一下坏到极点，对父亲也恨到极点，要求我们几个孩子和父亲脱离关系，谁也不准和他来往，否则就不再认我们。令我们欣慰的是，父亲确实生活得很幸福，他在北京市版权事务所当了财务顾问，每周去上一两次班，其余时间就去唱京剧或演出。每次演出，父亲的后老伴都跟着给打理行头、拍照或录像，可谓“夫唱妇随”。因为母亲有令，且父亲生活愉快，也不须我们打扰，我和父亲的联系就是偶尔打个电话问候问候，父亲有时到单位看看我。再就是春节时我们几个子女接父亲和后老伴出来吃顿团圆饭。这样平静的生活大约过了近二十年。说心里话，我有自己的亲娘，从感情上我是不会接受Z老师的，但从理智上我又很感谢她，毕竟她给了父亲二十年幸福的家庭生活，使父亲的晚年充实而快乐，而这是我们做子女的无法给予的。
1978年返城后，父亲、我和儿子在朝阳门老房子的家中。
父亲的衰老始于眼睛术后视力的下降，那时候Z老师还在工作，父亲一人在家很寂寞且两次轻度中风导致行动不便。从那时开始我们兄弟姐妹去父亲家开始频繁了，但这一切都瞒着母亲。而且我每次去耽误的时间都不长，我总是买许多父亲爱吃的西点和一些传统小吃，陪他老人家聊会儿天，待到Z老师快下班我就赶紧离开。那一段时间父亲很悲观，我询问是不是Z老师对他不好，但每次父亲都摇头否认。令我后悔万分的就是这一阶段我应把父亲接到我家去，那样父亲或许会多活几年，享享天伦之乐。但是我又害怕母亲那边无法交代，而且在我内心深处也认为Z老师对父亲也应尽最后的义务，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私心，也是令我万分自责和愧疚的事。
父亲去世了，就这样悄悄地走了。父亲生前没说过一句母亲的坏话，没有埋怨过一句家庭和子女，没有抱怨过一句社会和命运（尽管命运对父亲如此不公）。父亲去世后，Z老师和我们一起为父亲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父亲生前好友、戏友、同事、学生来了上百人，追悼厅内外到处是鲜花和挽联。直到这一天我才发现，一生默默无闻的父亲具有这样强的人格魅力。我和哥哥各送父亲一副挽联，我记得我写的上联是：
通达乐观 广结戏友 台上扮尽诸葛孔明 嘻笑怒骂看世界
下联是：
生死成败 一任自然 台下闲散淡泊 无怨无悔度终生
哥哥写的上联是：
一世聪明过人 才思敏捷 至今有情有义 不肯久留匆匆去
下联是：
从来谨小慎微 与世无争 想起无挂无牵 宁愿安详静静走
我还请人用大幅白布写了“孤云出岫，去留一无所系；朗镜悬空，静躁两不相干”，送父亲上路。姐姐出资在西山八大处灵光寺为父亲做了法事，企盼父亲灵魂升天，安享幸福。父亲去世后，我请一位懂风水的朋友在昌平龙泉挑了一处安静的背山傍水的墓地，墓前有盛开的桃花和松树，Z老师和兄弟姐姐都很满意。尽管我们什么都没说，但我相信大家都觉得亏欠父亲，以此来告慰自己愧疚的心。
转眼父亲去世12年了，每年父亲的忌日和清明，我们兄弟姐妹都和Z老师相约一起去给父亲扫墓，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和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感谢父亲给了我不俗的骨血，给了我一颗善良正直的心！亲爱的父亲，女儿爱您，想念您！
我的母亲
2010年6月27日，母亲在经过了十个月的病痛后，撒手人寰，弃我而去。直到这一天，我才明白，我是如此深爱我的母亲，那个端庄美丽、骄傲任性、心比天高、生不逢时的母亲。直到这一天我才懂得，母亲一时一刻离不开我，而我同样一时一刻离不开母亲，对母亲的爱和责任已融化在我的血液中，浸透了我的骨肉。六十年来，我心中只有母亲一人，母亲的意志决定着我的行动，母亲的好恶决定着我的爱恨……母亲走了，我的天塌了，曾经有一度，我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整天沉浸在痛苦和悔恨中不能自拔，恨不得追随她老人家而去……
母亲的性格很复杂，我对母亲的感情也很复杂，用爱恨交织来形容我对母亲的感情似乎也不准确。母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我无时无刻不牵挂的人，是我既依赖又想摆脱的人，是把我折磨得恨不能去死，第二天又怨气全消的人。我虽然有自己的小家庭，但若干年来，我生活的重心一直是母亲。
母亲生在一个很显赫的大户人家，长在穷人扎堆的四合院里。姥姥、姥爷都是曾经见过世面又有文化的人，母亲的童年经历了生活的大起大落，见证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3岁时每天早晨和爷爷一起施药帮穷人度瘟疫，遇到过一家十几口人下跪谢恩的场面。七八岁又开始与北京的贫民为伍生活在钟鼓楼下一个大杂院里。16岁就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我的父亲。17岁，自己还没长大就又做了母亲。母亲在娘家受父母溺爱，心高气傲，到婆家后和父亲感情不好，爷爷、奶奶封建思想严重，受尽冷落。母亲说那时奶奶晚上打牌，一打半夜，母亲还得陪侍在旁，不得休息。母亲生我时，月子里没人照顾，是奶奶家的用人何大姐心疼母亲，常常偷偷给母亲送点营养补品等。父亲是个大孝子，下班回来，无论带回什么好吃的，烧鸡啊、酱肉啊都先去上房送给爷爷奶奶，从没往母亲房里拿过。父亲的一个抽屉中放满了绣有各种英文句子的手工纱手帕，那大概是大学时喜欢父亲的女同学送的。母亲不明就里，用了一块，不料父亲回来看到，把一抽屉手帕一把火都烧掉了。母亲想回娘家住几天，但奶奶不让，年纪不满二十岁的母亲感到生活实在没有意思、没有希望，决定吞金自杀。是幼小的姐姐似乎看穿母亲的心事，不声不响地看着母亲，一对对地掉眼泪，母亲丢不下姐姐，大哭一场，才又活了下来。母亲恨父亲，恨父亲一家，这种仇恨伴随了母亲一生。
全家刚迁回天津居住，母亲一心期盼着工作，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
母亲是个自立好强的人，全家迁到天津以后，她不顾父亲反对，先是上夜校拿下中学文凭，随即又担任扫盲老师教别的成人。我记得家里墙壁上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绝不辜负老师您对我们的热心教导。”那是母亲的学生们送的。她还抽空参加了打字班、护士进修班等，一心要出去工作。那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到处一片生机，而母亲不满三十岁。母亲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希明，意即希望光明之意，对未来充满期待，相信那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特别是父亲给姥爷在天津安排了工作，姥姥一家也从北京迁到天津，和我家同住一个大院，母亲愉快的心情可想而知。
住天津期间，母亲是全职太太，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生活稳定。
作为女人，母亲是不幸的，爱情和婚姻应该是女人幸福的要素，而母亲从未有过爱情，婚姻的不幸更铸就了母亲一生的大不幸。因为过早结婚生子，母亲甚至没有过过少女时代。好不容易熬到中年，又遭遇“文革”浩劫，四个子女相继被送往边疆、送往外地。都说子女是娘的心头肉，这种割舍，这种生离死别，这种深埋于心底的痛苦，是在母亲走后我才逐渐理解的，这恐怕也是造成母亲性格忧郁的外在因素。
作为母亲，母亲应该是幸福的，因为她有四个那么孝顺的儿女。母亲先后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清贫的生活中我们勤俭自立，在严格的管教下我们个个要强上进。父母感情不好没人娇惯我们，我们就大的管小的，小的敬大的，四个孩子相亲相爱健康成长。最重要的是我们体谅父母的苦衷，非常懂事，从不给父母添麻烦。且无论上中学、读大学，我们四个孩子都在重点学校就读。哥哥弟弟从未在外面打过架、惹过事，甚至从没骂过人、说过脏话。我和姐姐就更是乖乖女了，学校、家庭两点一线，从未让母亲担过心。我们很小就会做家务，自理能力特别强。即便如此，由于多年来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人挑起养育四个孩子的重担还是很不容易的。
记忆中母亲从没赞扬过我们，也从没对我们有过亲昵的举动。要说母亲不爱我们那是亏心，母亲曾说过，她一生中只落下四个孩子。也许是性格使然吧！母亲的爱更多地表现在对我们的管教上，对我们冷暖饥渴的关心上。我和姐姐非常羡慕别人家的母亲夸赞自己的女儿，即使女儿是个大龇牙在母亲眼里也是一朵花。因为没受过夸奖，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只丑小鸭，很没自信。幸好姐姐学习非常出色，在另一个领域中建立了自信心。而我是有一次到同学家玩，同学的母亲摸着我的脸蛋说：“这小丫头长得鼓鼻子、鼓眼儿的！”我飞跑回家问正在做饭的母亲：“鼓鼻子、鼓眼儿是好看还是难看？”母亲说：“当然是好看了！”这让我兴奋不已。
小时候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我站在第一排。
1958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天津回到北京，母亲参加了工作，生活也相对稳定。
母亲很骄傲，因为长相高挑儿漂亮，因为思维清晰敏捷，因为聪明和口齿伶俐。母亲写得一手好字，烧得一手好菜，做得一手好针线活。母亲的耳边一直不乏赞美之辞。因为心高气傲，母亲不能以平常心对待生活、对待丈夫和子女，从未知足过。母亲的一生都在为逝去的、做过的懊悔，因此“当下”从未快乐过，“今天”总是被忽略。
很难说清我和母亲的关系，是母女？是姐妹？是上下级？我的感觉似乎我是母亲的姐姐或家长。很小的时候我就承担了母亲的不幸，为母亲担心和着急是家常便饭：和父亲吵架后母亲会向我哭诉她的不幸婚姻，告诉我她在奶奶家遭受的一切；工作以后母亲因为不会巴结逢迎、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经常和领导闹矛盾，曾经一怒而辞职。看到母亲除了上班受累还经常被气得脸色发青，我曾心疼地趴在母亲怀里大哭，那时候我也就十二三岁吧！而那一次也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和母亲的亲密接触。记得有一次母亲下班乘坐12路无轨电车，和售票员吵了起来，回家后母亲气得很，没人给母亲撑腰，我和姐姐愤而到沙滩12路无轨电车总站去找领导。后来是车站领导到我家来给母亲道歉了事。我下乡以后，母亲一人在京，她被所服务的家具行业调来调去，几乎东南西北城都走遍了。母亲写信告诉我，我立刻提笔给母亲单位的领导写了一封信。我记得我在信中说：母亲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满腔热忱为新社会服务，为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把四个子女都送到边疆，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母亲是财会人员，因为严格财会制度得罪不少人，领导应当支持。另外，特别提到组织上如此对待母亲，让她的子女怎能安心边疆、完成屯垦戍边任务？信写好了，一式两份，一份寄给母亲，一份寄给领导。据说看到这封信母亲哭了，而母亲单位的领导很快把母亲调到北京友谊家具店外国人员服务部。这一次调动直到退休，母亲的工作再没变动过。至于母亲离婚、再婚、生病、报销、找保姆、退保姆，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在操办。甚至为了母亲办事方便，我和母亲单位的同事、和保姆市场的工作人员都建立了良好的朋友关系。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山下乡”前与母亲合影于北京。
20世纪70年代，当子女们都下乡时，留下孤身一人在北京的母亲。
父母离婚以后，特别是听到父亲再婚的消息，母亲受到很大的打击，情绪坏到极点。而我因为和母亲住在一起，就成了第一个坏情绪的受害者。母亲把她和父亲的离婚怪罪在我身上，把她的怨愤发泄到我身上，她认为离婚便宜了父亲，不应该同意。在这种乌云密布令人压抑到极点的氛围中，我终于崩溃了：在一次母亲的又一轮埋怨和唠叨后，我犯了神经病，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同时我看到家里的窗帘一会儿扑向我一会儿又离得很远。但我头脑却很清醒，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与其这样活受罪不如死掉干净。”母亲终于害怕了，她强迫我吃了镇静剂，直到我昏睡到第二天……
母亲的再婚是不久以后的事。母亲的一个老朋友给她介绍了一名老干部P叔叔，他是部队的“红小鬼”，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参加过“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著名战役，时任航天工业部某单位的党委书记，是一位非常正直淳朴的老革命，且年龄和母亲相当。交往一段时间以后，P叔叔向组织上汇报准备结婚，可母亲又变卦了，大约是P叔叔过于朴实木讷，不是母亲心仪的男子汉吧？这一次我没饶了母亲，我告诉她，婚姻大事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失败，母亲已经五十多了，找的是可以相互依靠的老伴儿，人品好是第一位的。如果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我就不同意母亲再婚。就这样由我拍板为母亲选中了后老伴。感谢佛祖赐给我一双明亮的眼睛，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母亲和P叔叔感情非常好，这让我们做儿女的无比欣慰。有意思的是，我父母的再婚均选择了与自己出身截然不同的伴侣，这也许就是所谓夫妻之间须互补才能长久吧？
诸位看官，看到这里您可以明白说我是母亲的家长一点不夸张吧？
母亲骨子里封建意识很浓，表现在重男轻女上。四个孩子中，她一直偏疼哥哥和弟弟，但她依赖的却是姐姐和我，晚年更是如此。也许是我自作多情，我一直认为母亲最疼爱的是我。小时候母亲为了让我的头发长得好，到药店买了皂角砸碎煮水给我洗头，我记得我躺在小炕桌上，母亲耐心地一遍遍地给我冲洗，不厌其烦；而姐姐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我家住在天津大院时，母亲给我做了一套蓝底绿叶红苹果的后边系扣子的花色衣裤，给我梳上一条辫子，据说非常可爱，院子里的女孩妈妈们纷纷效仿。一年级时母亲给我做红底白点背带的裙子，为了第一时间穿上裙子去上学，我记得等在母亲身边，不惜上学迟到。二年级我问母亲要带响的红皮鞋，虽然家境并不宽裕，母亲还是给我买了，不过不是红色而是棕色。因为是皮底，所以我走在教室的木质地板上确实咯咯作响，心里好不得意。四五年级时，我玩双杠扭了脚，母亲每天背着我到鼓楼东大街一个老中医处按摩。我的牙齿不好，每次都是母亲带我到王府井锡拉胡同的口腔医院治牙。母亲疼我，表现在不断地打扮我或满足我臭美的要求。我记得大约是五六年级时，母亲给我买了一条白色镶红边的连衣裙；上中学时，母亲又让裁缝给我做了一条颜色鲜艳的塔裙，图案是印象派的，十分打眼，高年级同学欢迎外宾时特意来向我借裙子穿。有一次我看上一件银灰色灯芯绒的夹克外套，要14元，我立刻骑车到母亲上班的单位去要钱。尽管这差不多是母亲近三分之一的月工资，她还是毫不犹豫给了我。即使我下乡之后，每次探亲回北京，母亲都会陪我逛街买衣料找裁缝，给我做当时流行的时髦的服装。带我到“老莫”（莫斯科餐厅）、到“新侨”去吃西餐，给我买各种食品犒劳我。当十年以后我终于返城时，母亲和哥哥到北京站接我，因为兴奋心急，母亲扭断了脚踝，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才恢复健康。
母亲对我失望也是因为我的婚姻问题，我和姐姐一样，爱上了一个穷小子，而且这个穷小子出身“反动军官”，父母遣返回乡，自己也下乡插队。面对我的选择，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恐怕“气愤”两字是不能概括她的心境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母亲了。哪一位母亲会舍得把自己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宝贝姑娘嫁给一文不名、没家没业的穷小子，哪一位母亲舍得让自己的女儿去受罪呢？我常对姐姐说：“我们姐俩是没有嫁出去的姑娘，是伤透了母亲心的不孝女，母亲骂我们、恨我们，都得受着，谁让我俩‘没出息’做了对不起母亲的事呢？”
虽然母亲自视甚高，但我那时并不佩服母亲。我一直认为母亲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正是母亲的小聪明害了自己。母亲自诩果断，但母亲的果断因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应该说是莽撞，母亲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69年弟弟在十四连打石头山上。
就说“上山下乡”这件关乎我们一生命运的大事吧！当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北京城的时候，弟弟恰好是六六届初中毕业而我应该是六八届高中毕业。1968年的一天，弟弟回家说他要“上山下乡”去北大荒，让母亲给他买个箱子。母亲说：“咱家就剩你们俩了，谁也不许去。”那时姐姐大学毕业已分配到河北三河燕郊中学任教，哥哥大学毕业分配到辽宁阜新电子管厂当技术员，而父亲若干年来一直在外地。我出于私心对母亲说，反正一家只能留一个子女，弟弟不去我也得去。母亲为了留下我，只好忍痛同意弟弟下乡了。但是弟弟一上火车，母亲就后悔了，而我也为自己的私心、为这句话付出了代价。母亲惦念她最疼爱的尚未成年的弟弟，又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天天埋怨我：“如果不是你说那句话，我根本不会让小朋下乡！”从此我陷入了良心谴责和无尽的悔恨中。那时弟弟也就十六七岁，在兵团农业连受了很多苦，他个子小，身体单薄，扛着装满粮食的一百多斤重的麻袋上跳板，往高高的粮囤里倒，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真是可以瞬间要了他的小命。面对母亲无休止的埋怨和责骂，我先后两次和母亲大吵后冲出家门想报名到云南，因种种原因均未成行。一年以后，时机来了，弟弟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三十二团又来北京招工了。那时我已在学校报名去内蒙古罗北兵团。母亲找我谈话，让我去北大荒三十二团找弟弟，说过两年她也去北大荒找我们。父亲听说我要下乡马上从外地赶回北京，苦劝我不要走。我记得我和父亲在景山公园附近散步，父亲说：“四个孩子现在只剩你一个了，于情于理你也该留在北京，你如果再走，咱家就彻底完了，我连家都不能回了。”那时候父母之间已冷战多年，已经彼此不讲话，父亲偶尔回京虽然住在家里，但有什么事都靠我在中间传话。正当我犹豫不决时，母亲催我去销户口，面对母亲的坚持，我赌气销了户口。弟弟听说我要去北大荒，打电话阻挠不住，马上坐火车赶回北京。弟弟说他已经下乡走了，不能再搭上一个，再说按照政策父母身边也应该留下一个子女。其实这都是善良的我们一厢情愿，学校和工宣队从没有政策更没考虑过，我家六口人目前只剩母亲一人的现状，也从没说过要留下一人在父母身边……但一切都晚了，生米煮成了熟饭，我连户口都销掉了。当姐姐也闻讯赶回家时，我忍耐了一年的怨愤、委屈、无奈的情绪喷涌而出，大哭不止。姐姐虽然理解我，但也回天无力，只有陪着我掉眼泪的份儿。就这样，怀着一边和母亲赌气一边为自己赎罪的心情我踏上了北去的火车。这一天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这一天是1969年9月9日。而那情景也根本不像有些电影里演的知识青年们豪情满怀、斗志昂扬地自愿“上山下乡”。豪情满怀的不是没有，1967年、1968年就已经走了，等不到今天。火车开动时，车上车下哭声震天，一边是可怜的父母拉着儿女不肯放手，一边是无法逆转的历史车轮。当火车的汽笛惨烈地发出“呜”的一声，伴随着火车启动的“哐啷哐啷”的节奏时，车下不少家长昏倒了，车上的哭声淹没了一切，而一向最爱哭的我竟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心情平静又轻松。母亲再一次后悔了，这一次的果断令母亲付出了更惨痛的代价，想想看，她一个人守着三间曾经充满孩子们欢声笑语的空房子度日月是什么滋味？母亲开始抽烟，开始给我和弟弟寄包裹，寄巧克力，寄桂圆肉，寄蜂王精胶囊，寄咸菜，寄松花，寄辣酱……同时为了让我和弟弟返城，母亲从此开始了艰难的申办孩子们的返城之路，甚至为了制造高血压，大把大把地吞服安茶碱（一种西药）。如果说我和弟弟下乡受到的是皮肉之苦，而母亲经受的却是精神上的炼狱之苦。我无意埋怨母亲，“上山下乡”是“文革”的延续，是时代的大气候，是政治运动，是任何个人都阻止不了的大潮流，一个小小老百姓岂能螳臂当车？我和弟弟也从未为自己下乡埋怨过，因为在这汹涌澎湃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中，个人根本没有选择去留的权利，何况成千上万的中学生都同等命运，奈何我俩乎？我想说的是，如果母亲能不那么“果断”，能理智一些处理这个问题，或许她能少受许多磨难。
1969年我与弟弟在十四连打石头山上。
1970年，探亲期间母亲与我们姐妹俩合影。
如果说上一次的“果断”十年后得到弥补，那么另一次“果断”的后果一直没办法让母亲的心平静。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返城回北京后没有房子住，一家三口和母亲住在一起；哥哥那时又重新考入北邮研修班，也回到北京。他帮忙把父母的三间平房一个独院换成了和平里地区的楼房两居室。那时候我已考进北京经济学院干修班上大学了。母亲也刚刚退休，每天放学时母亲在杨柳依依的阳台上等着我回家，儿子也已经在地坛小学上四年级了，那一段的生活非常快乐温馨。不知什么原因，大概是我和先生总住在母亲家，一直没拿自己当外人，母亲怕房子落在外姓人手里吧？母亲和哥哥商量，又把哥哥住的两间平房和母亲的两居室合在一处换到西单一个大三居，母亲又和哥哥一家搬到了一处。虽然换房之前我和姐姐苦苦相劝，母亲执意不听，坚持要换。换房的结果是我们一家三口没有了住房，开始了一段居无定所的借住生活。母亲又一次后悔了，开始了和哥哥一家长达二十多年的矛盾和解不开的疙瘩，这一次母亲和哥哥均付出了代价。时至今日我也从未埋怨过母亲和哥哥，谁让自己嫁了个出身不好的无房无地无户口的“狗崽子”，谁家女儿自己成了家不自己解决住房，赖在母亲家还是应该的，况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没有这次挫折，我和先生还不会努力，更不会找单位要房和自己买房，说不定还赖在母亲家呢。
这就是我的亲娘，我的母亲，她从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和建议，做任何事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人生中有许多事是没有回头的机会的。所以母亲永远生活在悔恨中。
说不佩服母亲也不对，母亲的每临大事有静气，你不服不行。
天津解放时，大炮隆隆响，子弹满天飞，父亲带着兄姐躲在桌子底下，母亲在院子里烧菜做饭，毫不害怕。炮声平息后，解放军一个军官来到我家大院，说要借房子给战士们住，邻居们或害怕或抵触都不肯，母亲却爽快地答应了，并带着我们搬到楼上住。解放军军官问：“要不要搬走粮食？”母亲说：“不用，我每天做饭时下楼来取。”解放军走时，清点东西，母亲发现少了一只翡翠的小乌龟，这只墨绿的小乌龟放到水里会变得翠绿，是爷爷留下的仅有的没被父亲卖掉的宝贝。二十多岁的母亲不动声色，说没有丢东西，最后解放军把打碎的一只烟缸赔了三元钱。事后母亲说，当时如果说了，搜出来，偷拿百姓东西的战士是要被枪毙的，母亲心疼那些小战士，说肯定是哪个孩子觉得好玩拿走了，心疼归心疼，犯不上为了这个小玩意儿搭上一条人命。解放军军官临走时，夸母亲：“这个老乡好。”母亲后来说，他们是四野的，林彪的军队。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子女们大多在外地，母亲一人带着姐姐的儿子蛮蛮住进天安门广场的地震棚。我从下乡的大兴安岭大杨树坐火车赶到加格达奇给北京发电报，找不到母亲急得不行。几天以后母亲来信了，说每天早晨在天安门广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前刷牙，晚上华灯初上照在绿塑料布搭成的地震棚上，里面淡淡的绿色就像在梦幻中，非常惬意，一点没有身陷灾难的感觉，让我千万放心。
“文革”后期我们下乡后回京探亲，四个孩子都回家，惊动了街道办事处，夜里“小脚侦缉队”（街道办事处的治安组织）来查户口，母亲披衣下床把她们挡在门外，硬是不让进屋。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当时我们吓得不行。没经历过那段苦难岁月的人不会理解，可当时就是这么荒谬，明明我们是回家看母亲，明明我们是北京公民，可因为没有了户口，随时会有被赶出北京的危险。
母亲不善交际，朋友不多，但母亲爱听京剧，爱看书——这一点和我的父亲以及继父的爱好相同。母亲读书的品位很高，她喜欢读史书、名人传记，一些耳熟能详的诗词曲赋她都能背诵。她喜欢李煜李后主和李清照的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年轻时的母亲常常吟诵。我记得那时候母亲的床头就贴着李清照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母亲用的扇子让父亲写上“清风徐来”四字，令一把普普通通的团扇增辉不少。她喜欢京剧中的青衣，认为只有京戏中的女人才算女人，才能把女人的柔媚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喜欢看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喜欢周璇、上官云珠、李丽华、白光，认为那才是女人，才能说漂亮。对于现代的演员，她只喜欢龚雪，喜欢演技派演员斯琴高娃。母亲爱唱歌，她的嗓音纤细而高远，很有周璇唱歌的味道，而那也是她最爱唱的歌：“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而且母亲喜欢曲剧，甚至因为曲剧的不振兴，给在电影《杨乃武与小白菜》中饰演小白菜的曲剧大师魏喜奎先生写信，而魏喜奎还真的给母亲回了信，她感谢母亲对曲剧事业的关心，希望母亲继续在报纸、杂志上大声呼吁。魏喜奎的离世让母亲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大约是因为在北京长大的缘故，母亲喜欢京味儿作家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四世同堂》自不必说，老舍的《月牙儿》《我这一辈子》母亲更是欣赏得不行。母亲说，老舍把老北京穷人的生活写绝了，那夏天的酷热，那晒软了的烫脚柏油路，那汗流浃背的三轮车夫，那送水的轧轧作响的水车……不但讲给我听，还买了《老舍全集》让我看。由老影星石挥主演的电影《我这一辈子》，母亲看了又看。母亲说，那不是电影，那简直就是她住在钟楼湾儿那个穷四合院生活的写照。外国小说中，她喜欢《琥珀》，她佩服一个乡下女子靠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一本《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也都被她翻烂了。
唐山大地震实况
母亲很有政治见解，她对我们所学的历史书中关于抗战部分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上中学时她就给我讲过国民党将领宋哲元的二十九路军抗日的情景，讲了北京市民对二十九路军大刀队的支持爱戴，她说那些抗日将士们因为杀日本鬼子，刀都卷刃儿了。她还给我讲过由李宗仁将军领导的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说：“这么重要的战役怎么能不提呢？至少应和平型关大捷在抗日战场上的功绩一样载入史册的。”对发生在身边的“文革”、“四五”运动，母亲都有自己的评价和见解，并不忌讳在孩子们面前议论。在这一点上母亲比父亲胆大得多，父亲对这些讳莫如深，我想他是被1957年的“反右”运动吓怕了。
我敢说我们兄弟姐妹是最孝顺的孩子，我们体谅母亲的苦衷，对母亲做到了唯命是从。母亲想把姥姥、姥爷的坟迁到北京，姐姐就托人托到市民政局，并亲自陪同母亲去天津把姥姥、姥爷的坟迁入北京太子峪公墓。而这一次迁坟使姐姐受了“阴气侵袭”，好久走不了路，但了却母亲一桩心事。哥哥六十多岁了，母亲责骂他从不还口，在母亲面前一直唯唯诺诺。姐姐更是逆来顺受，她心灵手巧，给母亲烫发、剪发、织毛衣，无所不能；而且不管到哪儿玩都带着母亲，大连、北戴河、承德……姐姐陪母亲住在承德避暑山庄，一住半个月。姐姐说，每天晚上，能听到湖上隐隐约约的哭声，清晨携母亲去看，尚能看见雾一般的仕女在湖中梳洗打扮……母亲向往江南水乡，哥哥带她去苏州看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到杭州游西湖、拜灵隐寺。母亲怀念住平房的生活，我在香山饭店一层包了两个房间，和姐姐一道陪母亲住了进去，实指望住上十天半个月，让母亲也过把瘾。孰料第二天母亲就不干了，吵着闹着要回家……我还惯着母亲花钱，衣服、化妆品、鞋、首饰，只要母亲喜欢，我从不手软，以至于我给她买了棉衣还没拆封，就让她捐给灾区了。母亲“口儿正”，这是弟弟的原话，意即美食家吧，我们带着母亲吃遍北京四九城、北京饭店、贵宾楼、北海仿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颐和园听鹂馆都不在话下。记得一个大雨天，我和先生开车带母亲到紫竹苑，先生在母亲的轮椅上支上一把钓鱼的大伞，我们俩冒着瓢泼大雨推着她游紫竹苑，大雨砸在湖面上，开出朵朵莲花，闲鸭野鹤在雨中伸翅沐浴，母亲高兴地说：“好美好舒服！”而我和先生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落汤鸡。我们兄弟姐妹的宗旨是：只要她老人家高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母亲曾一怒而上飞机去了乌鲁木齐找妹妹，我们姐弟还没回过神儿来她老人家又飞回来了……我们宠着母亲就像宠着任性的孩子，尽管我们生气、着急、无可奈何，我们依然百依百顺。
厄运始于2009年9月3日，那时母亲的身体已经很衰弱，好几天不舒服，不爱吃饭，中午我和小阿姨推着母亲到“白魁老号”吃些小吃，去地坛公园散心。说起家事，话不投机，母亲赌气轰走了我，当晚就心肌梗死住进中日友好医院。接到弟弟电话，我立即赶到医院，我不顾医护人员阻挠，冲进抢救室，抓住母亲的手大哭：“妈，是我把您气病的，我错了，您原谅我吧。妈，您不能死，您死了我也活不了了！”母亲在病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平静地对我说：“你干吗往自己身上搅这事，我本就病入膏肓了，和你没关系！”我被医护人员拖出来，我坐在抢救室门口就下定决心，母亲原谅了我，我却不能原谅自己，我一定要把母亲抢救回来，只要母亲活着，我就全心侍候她，绝不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那一天，我甚至给普陀山的法川师父打电话，请求他为母亲做消灾延寿的法事，这一做竟然做了三十天。同时，我把母亲转到了全部自费的国际医疗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单间病房。医疗部的主任，是母亲的堂弟，他亲自监督母亲的治疗。虽然有保姆，我和弟弟仍坚持每天轮流值白夜班，亲自服侍母亲。记得每天清晨不到七点，我就买好早点送到病房。吃过早点，母亲和我坐在落地的大玻璃窗下，给我讲述家族中过去的故事。秋天温和的太阳透过玻璃窗照进来，暖洋洋的，虽然在病中，但穿着粉色病服的母亲，显得分外漂亮。中午母亲亲自点餐和我一起吃午饭，饭后我和小阿姨推着母亲去医院后门的土城公园晒太阳……十六天后母亲康复出院，那一个国庆日我们过的是何等舒心、何等高兴啊，因为母亲又回来了，回到她老人家深爱的眷恋的家。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真就应验在了我身上。就在母亲病情日渐好转时，2010年的3月，也许是过度的紧张和劳累，也许是命该如此，我从母亲家下楼时，鬼使神差竟没有乘坐电梯，而是选择了步行下楼，一下子摔断了腿，造成三踝骨骨折，被送进了医院。一直以来为母亲撑起一片天的我也终于倒下了，家里顿时塌了天。一向自诩坚强乐观的我精神彻底垮了，担心自己跨不过这个坎儿，担心再也见不到母亲，担心弟弟一个人扛不住这么多灾难，担心兄姐的身体吃不消……伤痛还在其次，心痛无法医治，在医院里我不吃不喝，整日以泪洗面，一想到好不容易战胜死神的母亲，从此没有了舒心的日子，不但自己生病还要为女儿揪心，对母亲的担心、歉疚使我痛不欲生，无法安眠。母亲常常夸赞我孝顺，可在母亲人生的最后阶段，我却成了给母亲催命的小鬼，使母亲的病雪上加霜，我无法原谅自己，无法补偿对母亲的愧疚，这也成了我解不开的心结，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那一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艰难的日子，做完手术，我就回到母亲身边，我每天拖着打着石膏的僵硬的腿从床上挪上挪下，摇着轮椅侍奉在母亲床前。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多天，眼看母亲身体和精神一天好似一天，我又要二次入院手术，母亲的情绪又开始波动。我告诉母亲，十五天之内我就回来。因为劳累和紧张，我进了医院就一头栽到病床上昏睡，直到大夫叫醒了我……因为惦记母亲，二次手术后未及换药，前后不足十天我就又回到母亲床前……
就这样，自从母亲第一次心梗发病以来，我和母亲一起相依相伴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困苦的十个月。因为和母亲日夜相守，我心无遗憾；但亲眼目睹母亲的病痛而无力回天，又令我痛彻心脾，抱憾终生。
……
母亲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果断。我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曾多次对我说：“佛祖若知我心，或给我几天健康，让我和儿女们一起过几天舒心日子，或让我早早归西，免得拖垮了你们。”或许母亲看到儿女们为抢救自己已拼上了身家性命，确是心力交瘁，或许母亲已厌倦了输液打点滴、吃药、出入医院的苦难生活，2010年6月27日下午，母亲终于决定在自身性命和儿女之间选择了爱，毅然割舍下亲情，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乘莲直飞极乐天……
20世纪90年代我们兄弟姐妹在母亲西单的家中相聚合影。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对母亲生前尽孝，死后尽心。6月29日，我在普陀山为母亲做法事超度亡灵，祈求阿弥陀佛接引母亲到九品莲花上；7月2日，姐姐在北京法源寺佛学院为母亲再办法事，八十多名僧人为母亲念经助力，母亲的儿女子孙和众僧人一起，祈愿母亲心无挂碍，直飞西天极乐世界，见大光明。7月3日，是母亲的告别仪式，母亲的妹妹及堂弟妹，母亲的儿女子孙，从天津、从新疆、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来到母亲的面前。母亲看着长大的孩子们，儿女们的中学、大学同学、朋友同事们计百多十人都来为母亲送行。母亲躺在鲜花丛中，在庄严吉祥的佛乐中安然入睡，显得那么慈祥。7月10日，我们兄弟姐妹按照母亲的遗愿，到天津港为母亲海葬，母亲最疼爱的儿孙们乘上快艇，开向海的深处，将母亲的骨灰和着菊花瓣，洒向渤海海湾。我因为腿伤未愈，不能上船，站在海边为母亲祈祷。哥哥还按照天津的习俗，在大堤上燃放二万头鞭炮为母亲壮行……
天高海阔，海天一色、亲爱的母亲，这个世界上我最亲最爱的人，愿您的灵魂在浩瀚的大海中得到自由和永生！
感激您，我的母亲，您给了女儿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品格，给了女儿不俗的容貌气质，您永远活在女儿心中！
美人儿二姨
母亲和二姨是一对美人胚子，母亲的美是端庄典雅，不苟言笑，典型的中国式美女，而二姨则是美丽活泼，性感迷人，活脱儿一个西洋派美人儿。
常言道：“自古红颜多薄命。”母亲和二姨的一生都坎坷不幸，母亲的不幸更多的还是情感和精神层面的，而二姨则更多地经历了生活的不幸和磨难。
母亲和二姨，虽一母所生，性格却相差甚远，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母亲性格忧郁，不善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从不轻易夸赞别人，而二姨却乐观开朗，总是赞扬孩子们。二姨称呼我总是叫“我的宝贝”，可母亲一辈子也没这样叫过我。当然我听到最多的称赞也是来自二姨，诸如可爱啦，漂亮啦，每次我咧着大嘴傻笑时，二姨都会说：“我们小蕴笑起来多好看……”母亲就会说：“你真虚伪，不告诉她咧那么大嘴笑多没样儿，还夸她！”二姨甚至当着我的面批评母亲：“姐姐你知足吧，你有这样好的四个孩子，还想怎样？”母亲却不说话，其实她心里是赞成二姨的话的……
姐妹中，母亲和二姨最亲，因为她俩年龄相近吧。母亲比二姨幸运的是，她在显赫的大家庭中至少生活了几年，享了几年福，可二姨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姥爷、姥姥从锣鼓巷的大家庭搬出来住在钟楼湾大杂院时，母亲和二姨甚至还曾在一个沈姓人家的袜厂织过袜子。因为长得漂亮，曾经有人上门找姥爷，要收母亲为徒学京戏，被姥爷一口回绝。二姨则不然，一个北大的学生，应称革命者吧，上门找姥姥，力主让二姨上学，母亲说：“那个穷学生一边慷慨激昂地动员姥姥，一边吃桌上的一盘咸菜，动员完了，桌上的咸菜也吃完了。”他走后，姥姥开玩笑说：“快去看看，他是走着还是飞了？”（意思吃咸菜吃多了变成了蝙蝠……）当然姥姥听了他的话，把母亲、二姨都送去他任教的平民学校上了学。后来时局不稳，他又到家里来，跟姥姥说，要带二姨去一个平等自由的地方，那个地方人人有衣穿，个个有学上（估计是延安）。这下姥姥急了，坚决不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让老师带走？最后的结果当然是那大学生革命者一人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了！后来聊起天来，我们都认为二姨应当跟着老师走，那样也许她的人生会平坦得多吧！
什刹海冰场
美丽活泼的二姨
年轻时的二姨父
母亲说，二姨的工作是母亲坐在家里找的。那时母亲已经结婚，二姨央求母亲给她找工作，母亲就每天买报纸天天查信息。有一天查到什刹海一家咖啡厅召女招待，收入不低且离家很近，母亲即打电话联系，让二姨去应聘，没想二姨一去就行了。老板是个慈祥的长者，看二姨年纪小，长得又漂亮，且能写会算，就让二姨做了收银，那也是咖啡厅的招牌吧。
年轻时的二姨真是美得很，她皮肤白皙，一双动人的大眼睛似会说话，又活泼热情，笑起来真是灿若星辰，极富感染力。自从二姨上了班，咖啡厅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周围的学生、军人等纷至沓来。老板看二姨年龄小，冬天穿得又单薄，每晚回家怕路上不安全，特地在店里为二姨安排了住处，待二姨如自家子女。可随着生意火了，麻烦也来了，一些富家子弟和爱慕者都来追求二姨，追得最紧的是我的震叔（后来成了二姨父）和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他们甚至在咖啡厅大动干戈，那场面总让我想起电影《海魂》中的一个镜头。老板看这小姑娘太惹事，只好忍痛解聘了二姨。二姨丢了工作，追求二姨的人却并没放弃，一直追到家里。震叔当时是大学生，长得很帅气，有一股英武之气，又特别会哄姥姥。知道姥姥没有儿子，告诉姥姥，以后他就是姥姥的儿子，会对二姨及家人负责。最终震叔在追求者中胜出，而那个空军飞行员留给二姨一张照片后怅然离去，这张照片二姨一直交母亲保管着，母亲也给我看过，相当英俊。
其实震叔并没说谎，他的家境不错，是武官出身，父亲好像是远征军的一个军长，职位很高，几年前给震叔的母亲留下一腰带金条后走了，再没与家中联系过。传说后来他投了共产党，是吕正操的部下，解放后震叔找过却没找到。震叔的确像是武将的孩子，他虽没当过兵，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总透着一股精气神儿。他热情、冲动、勇敢却缺乏智谋，二姨嫁了震叔，一生的坎坷命运就算注定了。震叔因为这样的身世，一直漂泊不定，他没有能力给二姨一个稳定的生活，以致二姨后来随姥姥全家去了天津，而震叔却留在了北京。
二姨在天津的那些年（20世纪50年代）是我和二姨接触最多的几年，我认为也是二姨生活快乐的几年。那时二姨带着孩子与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她在一个纺织厂工作，姥姥为她带着一双儿女。她年轻漂亮又能歌善舞且善交际，周围总有一帮朋友围着；而且二姨的打扮与母亲也不同，母亲一直穿旗袍，而二姨却总穿布拉吉（连衣裙），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气息。震叔常来天津探亲，每次来天津，都会带我们这帮孩子们出去玩，给我们买玩具、照相，我的小企鹅和一双漆的木板鞋都是震叔给买的，但是那时二姨常为此生气。后来在北京，我和二姨有过一次长谈。那是我返城以后，二姨从新疆来北京，我陪她和母亲去东单，母亲去春明食品店购物，我跟二姨坐在东单公园的一块大石头上聊天儿。二姨跟我讲了许多心里话，有些话我想她是连亲女儿也不会说的。我告诉二姨小时候我很怕她，二姨说：“你震叔是个混人，每次回天津，真希望他交给姥姥一些钱贴补家用，可他来了就是带着你们几个孩子疯玩，糖豆儿、大酸枣儿的胡买，我能不生气吗？”
还记得小时候在天津那些年的趣事，每天早晨我们起床后，哥哥姐姐会主动把洋炉子的灰清干净，再把地扫了，然后才去上学。弟弟小，会和母亲一起睡懒觉到九、十点。我这个“三不管”既没上学又没人搂着我睡觉，只好自己穿衣起床，然后到对门姥姥家去混吃混喝。姥姥每天都带上我和小威（二姨的小儿子）去南市买菜，给我和小威买馃子（北京叫油条）或炸糕吃。碰到二姨休息，她常差我去给她买烟。记得姥爷抽“哈德门牌”，二姨抽“大婴孩牌”。二姨抽烟很有样子，一缕缕青烟缥缈，透过烟雾看着二姨的样子，总有一种遥远神秘的感觉。有一次我对二姨说：“二姨，您抽烟特别像电影中的女特务。”这下二姨生气了：“小孩子不许胡说！”其实我并无恶意，只是奇怪二姨会吸烟。另外，二姨漂亮，怎么看也不像现实中的人。
大约是1957年，父亲工作调动回了北京，我们一家告别了姥姥迁回北京，但每年暑假我都和二姨的大儿子小强结伴去姥姥家住。那时小强在北京上小学，住在新街口奶奶家。小强总拎个小皮箱，里面装着他的换洗衣服；我没有皮箱，也不记得带什么“行头”。他去找妈妈，我去找姥姥，再说还有正在天津上中学的四姨、五姨，暑假很快乐。除了院子里的小伙伴我都认识外，和小强、小玲姨、表弟妹都能玩出“花儿来”。小强很有性格，在妹妹面前有绝对权威。记得有一次，他打了妹妹，并让妹妹承认他打得对。我不平，去多管“闲事”，他责问我：“你是哪庙的和尚，哪个盆儿里栽的蒜？”那时因为我刚到北京不久，还听不懂北京这些土话的含义，只好哭着找姥姥告状。姥姥自然偏着我，使我在天津住着也颇感理直气壮。后来小强兄妹和好了，小强又为妹妹梳头剪刘海儿，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我是外人的滋味。
再后来二姨来了北京，住在交道口水獭胡同外贸部宿舍，而我家住在安定门内分司厅胡同，离得不远，我常常去二姨家玩，记得那时二姨家还有个年轻的保姆。到底是自由恋爱后结婚，二姨和震叔感情特好，他们也活泼快乐，夏天的晚上，坐在小院子里，震叔就会唱起歌来：
空庭飞着流萤 高台走着狸鼪
人儿伴着孤灯 梆儿敲着三更
风凄凄 雨淋淋 花乱落 叶飘零
在这漫漫的黑夜里
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
啊 姑娘
只有你的眼 能看破我的平生
只有你的心 能理解我的衷情
你是天上的月 我是那月边的寒星
你是山上的树 我是那树上的枯藤
你是池中的水 我是那水上的浮萍
震叔唱的是电影《夜半歌声》插曲，唱完了还会给孩子们讲故事，听得我毛骨悚然，后背冒凉气儿。二姨也常常唱：
心上的人儿 有多少宝藏
他能在春天 给我希望
心上的人儿 有多少宝藏
他能在黑夜 给我光亮
哎呀我的小妹送大哥
哎呀我的小妹送大哥
我送我的大哥过凌河
凌河里面有对鹅
前面的公鹅嘎嘎叫
后面的母鹅叫哥哥
二姨的声音有些沙哑，听着好迷人。记得有一次震叔下班回来，一进屋就抱起二姨在屋里转圈儿，令我惊讶不已，因为我的父母从没这样相爱过……
20世纪50年代末，震叔被中国外贸部下放了，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流放”了。因为下放去新疆乌鲁木齐，那时候的乌市可不是现在的概念，我们认为那真是太遥远了，甚至还没有通火车……二姨因为那时已有四个孩子，且离不开姥姥，执意不去，怎奈震叔的“混血一上来”（母亲的原话），竟然用刀威胁二姨，若不去，他就用刀自己断臂，二姨无奈，只得屈从了。母亲说：“这点你震叔远不及你爸爸。”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刚到北京没几年，父亲又调动工作，去河北省某城市（好像是邯郸），父亲对母亲说：“这次你们不能跟着我走了，孩子们上学要紧（兄姐均已上中学了），我一个人来回跑吧！”在父亲的坚持下，我们和母亲一起留在了北京，这件事母亲多次跟我说过。因此和表弟妹相比，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有个理智的爱我们的好父亲……可是我们若一直跟着父亲跑，父母的婚姻兴许不致破裂……哎，人生无定数，谁能说得清呢？
那一年，年轻的二姨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随着震叔走了，被“流放”了。她的小儿子因为是姥姥的心尖尖，姥姥死活不让走，而我的大表弟和两个表妹则不得不随父母离乡背井，离开生养他们的北京和天津，远赴新疆。临走时，二姨深知再也回不来了，趴在地上给姥姥、姥爷磕了响头。二姨走了，摘走了姥姥的心头肉，从此后姥姥天天哭，泪水就没断过，两三年后终于精神不支撒手人寰……母亲说，二姨是姥姥、姥爷最疼的孩子，她性格好，也比母亲孝顺。因为母亲结婚早，奶奶又管得严，不能常回家，二姨挣钱一直交给姥姥，特别是在天津时，虽结了婚也未离家。姥姥去世了，二姨在班上接到的消息，她哭得死去活来。但乌鲁木齐离天津几千里之遥，交通不便又没有钱，二姨没能送姥姥一程，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
二姨在新疆的生活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最初几年过得相当艰苦，且不说生活上的不适应，光是想姥姥、想亲人就让二姨痛不欲生。这还不算，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席卷到新疆，而且新疆武斗之风甚嚣尘上，可想而知，在“文革”中，像二姨、震叔这样的人肯定是在劫难逃。听二姨说，她被造反派批斗又关押，好长时间回不了家，见不到家人。大女儿被下乡，小女儿还小，幸亏大儿子中专毕业留在了工厂，否则不知二姨怎样熬过那段艰苦岁月。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后，我看了新疆兵团纪录片，里面有一首歌《边疆处处赛江南》：“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朝霞染湖水，雪山倒映映蓝天，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描绘了新疆兵团好一派繁荣昌盛景象。我当时天真地想，若北京实在待不下去，干脆去新疆兵团，反正有二姨在新疆会好得多。我给二姨写了信，如石沉大海，我哪里知道，二姨、震叔正处在水深火热中。
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二姨走后，二姨的小儿子小威跟着姥姥在天津过，可伤心过度的姥姥很快生病去世了，四姨、五姨都还年轻，母亲毅然将小威从天津接来北京，并天天跑派出所去哭，去“蘑菇”。母亲说，她心疼姥姥早逝，心疼二姨离乡背井，心疼小威小小年纪离开了最疼他的亲人，所以每次进派出所，不等开口就泪流满面。也许是母亲的真情感动了上帝，谁知居然就给小威报上了户口。小威在北京上了小学。小威极有音乐天赋，嗓子非常好，据说下了课校长、老师常让他去办公室唱歌。小小的他，唱《高原之歌》《怀念战友》堪称一绝。后来不知为什么，他还是被二姨接走去了乌鲁木齐，这让母亲后悔了一辈子，总说：“早知你们都下乡走了，说什么也不能让小威走，有他留在我身边，我还能多活几年。”有趣的是，小威到新疆后，不认自己的亲爹娘，很叛逆。下雪天他不回家，团雪团儿往自家玻璃上砍，一边砍一边嚷：“你们不是我爸妈，我妈在北京！”父母不在家时，他带一帮大街上的维吾尔族孩子到自家院子里，把震叔窖藏的羊拉出来，请大家烤羊肉串，闹得乌烟瘴气、天翻地覆，那情景很像电影《三毛流浪记》的镜头。消息传到北京，母亲又难过又得意：“好儿子，大姨没白疼你！”小威一直视母亲为亲娘，他后来考上了新疆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成了文艺兵。每次母亲后悔不该让小威走时我总劝她，小威留在北京肯定从事不了音乐，没人培养他。而在新疆，二姨一家都极有音乐天赋，震叔和小威的哥哥小强都会拉小提琴，大表妹小玲唱歌极好听，我觉得她是用情用心在唱。还记得她来北京时，我们姐俩躺在不开灯的黑洞洞的屋里听她唱歌：“深深的峡谷哟，乌黑的天啰，十五的月亮，望不见啰，波涛啊你等一等，急流啊你闪开点，让我飞到他身边，细细地看他两眼……”每次听她唱这支歌，都令我痴迷，都会在我心里描绘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家庭的熏陶及个人的天赋使我的小威弟弟最终成了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手！
20世纪80年代后，孩子们都长大了，二姨家生活也越来越好，从那时起她和震叔及表弟妹们经常回北京，母亲也两次去新疆看望二姨一家。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也都先后去过乌市，我更甚，曾先后四次去乌鲁木齐，可见我们全家和二姨一家的感情有多深。
最难忘的是1985年夏天我带儿子去新疆过暑假。姨表弟妹们白天都要上班，震叔整天抱着金庸的武侠小说看，没工夫理我，我就天天陪着二姨去二道桥呀、红山呀农贸市场和卖服装的地方逛。我穿着连衣裙，头上扎一条纱巾，以致当地的少数民族总是误认我为维吾尔族人，闹了不少笑话：一次买牛羊肉时，我站得比较靠后，卖肉的维吾尔族大叔用牛耳尖刀指着我：“嘿，你！到前面来！”我不明就里，吓得够呛，二姨高兴地说：“他以为你是维吾尔族姑娘，让你到前面去呢！”还有一次，我和二姨去一个小吃店买馕，店主热情地叽哩呱啦跟我说话，我赶紧说：“对不起，我听不懂。”店主操着生硬的汉语一字一顿生气地说：“你─应─该─懂！”为此小玲妹警告我：“小蕴姐你要是再这样像维吾尔族一样扎头巾，我不带你出去了！”其实我心里特得意，而且我特别喜欢维吾尔族人，喜欢他们的热情狂放，喜欢他们的音乐。小芳妹因为在新疆长大，已经被同化，她有许多维吾尔族朋友，她酷爱音乐，她给我唱的歌，我至今记得那迷人的旋律：“你像天上的月亮一样，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我是天上的小星星，紧紧围绕在你的身旁，啊……黑眼睛的姑娘啊，你占有了我的心房……”
母亲和二姨虽远隔千山万水，但她们之间的热线电话却弥补了这一切。电话聊天是她们姐俩重要的生活内容，每次一打电话就一两个小时，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多说的。尽管二姨的孩子们也非常孝顺，但母亲和二姨通话的主要内容是给孩子们告状，诉说不满。我曾跟母亲和二姨开玩笑：“您二位互为黑高参，不给对方出好主意，让我们做小辈的好比黄连，活得好苦啊！”每次母亲都会说：“还是你们做得不好！”二姨听到会在电话中哈哈大笑：“要是你在，二姨就开心了。”
二姨爱漂亮，母亲买什么衣服都想着二姨。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和姐姐去西单商场给母亲买了一件非常合身的黑色羽绒服，样式很别致，那时物资短缺，且刚刚兴起羽绒服，我们姐俩是挤在柜台前像打仗一样抢到手的。可进门母亲一穿，特喜欢：“快去再给二姨买一件！”我们这倒霉的姐俩进屋还没站稳，马上脚不沾地儿地往回跑。我心里不平，跟姐姐埋怨：“她们姐儿俩相好，咱姐俩招谁惹谁了……”埋怨归埋怨，我们执行母亲的指示从不含糊，还真给二姨抢到了。事后我在电话中绘声绘色讲给二姨听，二姨又是乐得喘不过气儿：“幸亏我有个疼我的好姐姐。”合着没我和姐姐什么事儿。
二姨热爱生活，生性快乐，尽管她受了那么多苦，却并没被苦难压倒，无论她到北京来还是我们到乌市去，二姨都是把最快乐的一面展示给我们小辈，尽管她和母亲倾诉时总是掉泪……
晚年的二姨经历了她人生中另一件大不幸，她的大儿子小强突然离世，让二姨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切肤之痛。小强是个非常好的人，他正直憨厚又渊博，他喜欢历史、文学，对《易经》也略懂一二；他多才多艺，小提琴、手风琴他都会拉，还是业余钢琴调音师。他是二姨最疼爱的孩子，可惜54岁那年他突然意外地走了。记得那一天刚好是北京申办奥运成功，电视里刚刚传来喜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接到了新疆小芳表妹的电话，我就在北京市民冲上街头放鞭炮的欢庆声中哭了一夜……害怕二姨和弟弟妹妹们承受不住，我和姐姐立刻飞往乌鲁木齐，帮助操办了小强的葬礼，也算对二姨、震叔尽了孝心，对小强尽了姐弟之情。
2008年夏秋之际，二姨在遍尝人间的苦难后，突然脑梗离世。我想二姨是太想姥姥、姥爷和她心爱的大儿子了，不然她怎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才七十多岁就突然撒手人寰呢？她去世的消息表弟妹们瞒了很久，怕母亲受不了打击。我知道消息后，痛心不已，曾写过两首诗痛悼二姨：
（一）
朝起心不定，惶惶日不终。
夜阑闻噩耗，无处掩悲鸣。
热泪沾满襟，心痛不欲生。
但得梦魂来，慰我思姨情。
（二）
曾经年少别亲娘，
大漠黄沙，各在天一方。
想娘亲，愁断肠。
误了红颜，白发如霜。
而今魂断离恨地。
天上人间，生死两茫茫。
思二姨，痛断肠。
几番哽咽，泪洒衣裳。
转眼二姨已去世四年，谨纪念我深爱的二姨，祈祷我亲爱的母亲和二姨在天堂相聚，和父母相聚，无忧无虑，永享安康。
我的兄弟姐妹之姐姐
母亲共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大概因为父母感情不好，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感情非常深，相互关心爱护，即使成家立业，即使天各一方，也淡化不了我们的手足情。
姐姐是家里的老大，母亲生姐姐时只有17岁，自己还是个孩子。由于先天不足，姐姐身体一直瘦弱。因为父母都上班，没人照顾我们，姐姐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家长的角色，既是姐姐，又是妈妈。姐姐生得端庄秀丽，性格沉稳内敛，自制力很强。因为是老大又缺少父母之爱，养成了姐姐独立俭朴、屈己从人、处处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性格。
据母亲讲，生姐姐时爷爷奶奶都还健在，家境也还不错，虽是女孩却也在铁门胡同搭棚庆祝三天，收的礼品帐子和美国产的奶粉、饼干无数，但都被奶奶收着，别说姐姐，连母亲都摸不着。姐姐周岁时抓周，面对琳琅满目的果品、玩具，姐姐一手抓了一把剪子，一手抓了一支毛笔，这令父母和爷爷奶奶非常高兴，认为这女孩儿不俗。事实果真如此，姐姐一生聪明好学，不仅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优等生，且心灵手巧，无师自通，给弟妹们裁剪缝制衣服、织毛衣等无所不能。
姐姐6岁就上学了，因为我家的后门就是天津私立的惠青小学，姐姐常趴着窗户看人家上课。老师挺喜欢她的，就建议母亲让姐姐上学，母亲同意了，学校的工友到家里扛走一袋冰船牌面粉，就算交了学费。因为当时物价飞涨，钱已不值钱，交学费要用实物。姐姐当时太小了，虽然聪明，但还不甚懂事。母亲说，有一天早上母亲给她穿衣服，还没穿完就不见了，原来姐姐着急上学，穿着内裤就跑学校去了……老师喜欢这个聪明的小丫头，总逗她：“小蹦豆儿，我把你装我大衣兜里都有富余。”后来姐姐先后就读于天津一区一小、天津女七中（南开女中）和北京女二中，一直是学校的尖子生。
我记得很清楚的几件姐姐令全家人骄傲的事：一是大约1956年暑期，姐姐被推荐参加北戴河中苏少年夏令营。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母亲带着我去天津团市委参加家长座谈会。会上，有两名学生家长代表发言，母亲身穿蓝旗袍领口上别着横八字钻石领花，朴素又大方，发言也简短平和。另一位男性家长则激动万分，发言中他不断地感谢老师，感谢学校，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断地给台上台下的老师校长鞠躬，甚至给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由此我知道了能参加中苏少年夏令营肯定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我的姐姐也肯定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姐姐献花给伏罗希洛夫
另一件令全家人骄傲的事情是：大约1957年姐姐和一名男孩到天津机场代表天津市少先队员迎接前苏联领袖伏罗希洛夫（Kliment Yefremovich Voroshilov）并献花。本来姐姐和那个男孩献完花儿就完事儿了，可就在伏罗希洛夫要上飞机的一瞬，姐姐突然摘下了脖子上的红领巾，戴在了伏罗希洛夫的脖子上。伏老很激动，亲吻了姐姐的额头，在飞机窗口还摆弄着红领巾向姐姐致意。同在机场的彭真等国家领导人夸赞她，姐姐说是贺龙元帅悄悄告诉她的。贺龙元帅还嘱咐姐姐好好用功，长大去苏联留学深造。可是后来中苏交恶，去前苏联留学即成为小时候的一个梦……那一天的《天津日报》头版登了一幅大照片，照片下面写着：“伏老亲吻了小姑娘刘燕。”从不夸奖子女的父亲那天买了报纸回家读给我们听。
还有就是姐姐在北京女二中期间，给《中学生》杂志投稿介绍自己是怎样学习俄语的，杂志的封面还配有姐姐的照片，引来了团中央领导和前苏联学生们的来信。一位团中央的年轻领导写信给姐姐称赞她，姐姐没当回事儿也没回信。过了一些天，那个领导又来信了，说：“既然不回信，请寄回我的原信。”这下姐姐着急了，连原信都找不到了，幸亏有心的哥哥给收了起来，才算了了一场小小风波。可见姐姐那时多么单纯幼稚……
姐姐考大学时，哥哥也已经上高中，我和弟弟也上初中了。姐姐本想考北京医科大学，但父亲要同时担负四个孩子的学费很吃力，为了保证弟妹们都能如愿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姐姐报考了全部公费的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两年后哥哥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姐姐工作以后每月工资分给哥哥一半供他上学，一直到哥哥大学毕业。可别小看姐姐的这一次让步，它决定了姐姐的职业甚至婚姻，以致一生的清贫。
20世纪60年代是我们兄弟姐妹正值青春热血的学生时代。
我们姐弟四人，只有姐姐一人是真正读到大学毕业的，她是六六届的北师大毕业生，也就是说她真正是解放以后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的第一批学生，而且也仅此一批学生，因为后来的我们遭遇“文革”浩劫，都再没有书可读。哥哥虽然进了大学，但还没有学完，社会就开始运动了。我曾开玩笑说，姐姐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这是毛泽东对建国以来教育战线的评价）。姐姐毕业那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校党委、行政领导都被打倒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委会”的造反派们，学生根本不能按时毕业分配，全部留校参加“文革”运动。北师大当时也是“文化大革命”闹得特别凶的大学之一，造反派谭厚兰赫赫有名，在学校内大造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教授、老师都被批斗，闹得学校乌烟瘴气、天翻地覆，但姐姐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看似懦弱的她，没有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相反，她对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康生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提出质疑，还和外系的学生合作给当时炙手可热的左派理论家关锋写匿名信驳斥他的观点。后来学校虽然追查一阵子，搞得心惊肉跳，但没有人出来作证，也就不了了之。我对姐姐在那个混乱的颠倒黑白的乱世中，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正直和良知十分钦佩。
姐姐非常疼爱我，母亲生我时姐姐已经6岁了，小时候的我非常矫情，哭起来没完没了。因为我爱哭曾把姥姥气得够呛，姥姥说她抱着我在二楼的阳台上，我的哭声引得街上的人驻足观望，气得姥姥说：“你有本事把这楼哭塌了！”有一次母亲因为我爱哭打了我，姐姐生母亲的气，抱着我到大街角坐着掉泪不肯回家，直到傍晚母亲找到我们。这件事使母亲愧疚，是我长大以后她自己讲给我听的。小时候我的许多东西都是姐姐省下自己的饭费和零花钱给我买的。我在北京少年宫布谷鸟合唱队时，姐姐给我买了曲谱夹子，到今天我还记得封面上是嫦娥奔月的图案，我非常喜欢，后来小学音乐老师借走没有还我，我难过得够呛，那里面不仅夹满了歌谱，还有姐姐送给我的宝贵夹子呀！上中学时，我心血来潮要学吉他，姐姐花了12元在寄卖商店买了一把旧吉他送给我，要知道那时姐姐一个月的饭费才12元，她要攒多久才有12元呀！姐姐非常宠我，她把父亲的领带拆了给我做扎头发的蝴蝶结，把奶奶留下的斗篷给我改做绸子的裙子，还把家里杏黄的单面绒给我改做偏扣儿的上衣。尽管姐姐做的衣服不按着规矩走，有的领子上歪了，甚至袖子一长一短，但一点不影响我的高兴心情，为此我还在班上有个外号叫“港人儿”。有一次我把我的雅号告诉母亲，母亲笑着说：“有你这样的破港人儿？”过年的时候姐姐也只打扮我一人，姐姐给我织线袜子，给我买新鞋，给我扎辫子，好像忘记自己也是个女孩，也需要打扮。
我（前）和姐姐（后）对感情都抱持着爱情至上，几经波折后，20世纪80年代在朝阳门老宅相聚。
当然我也是姐姐的粉丝和跟屁虫，姐姐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姐姐在女二中时，她们在北海公园五龙亭过班日，我也跟着。我记得她们合唱《祖国颂》，有一女声领唱：“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歌声飞出五龙亭在北海的水面上荡漾，真是好听极了。姐姐还鼓励我给大家唱歌，我记得我唱了一首民歌：“小小儿来小乖乖，你把那牛儿赶过来，这边的青草长得好啊，我们大家在一块，同把那山歌唱起来，哎啰啰……哎……啰啰……”姐姐在北师大上学时，每到周末我就到北师大找她，和她一起到图书馆看书，到大食堂打饭，和她挤在一个上铺上睡觉。我觉得上大学好幸福啊，什么时候我也能上大学啊！当然我的美梦没能成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把我送到了广阔天地劳动锻炼，这一去就是十年。
我和姐姐之间也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发生。记得姐姐上女二中时，让我到交道口书店去买一本毛泽东的著作《反对党八股》单行本，我一路走一路背，快到书店时一想：“不行，反对党的书怎么能买呢？一定是我记错了。”又匆匆跑了回去。记得上大学时姐姐也没得消停，她得经常随学校到农村参加诸如“社教运动”“四清运动”等。有一次姐姐到山西参加“四清运动”，写信说快回北京了，我马上写了一封诗配画的信寄给姐姐，告诉她我要去接她，内容是：“我在北京站，眼睛咕儿咕儿转，人群之中找啊找，我的姐姐在哪边？忽见一个胖娃娃，笑眯眯的把我拉，抬头一看是姐姐，心里开了花，泪珠脸上挂。”大约从山西回北京的火车是在永定门停车，姐姐怕我接错站赶紧回了一信：“我在永定门，眼睛四处寻，寻啊寻啊寻，哪个是小蕴？东头西头看，找来找去找不见，原来她在北京站，气死我老汉！”
我和姐姐的婚姻，母亲都是反对的，当我们长大成人甚至做了母亲，对于母亲的良苦用心终于理解了，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得好，生活富裕幸福。问题是我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书卷气十足的家庭氛围中，在我家，婚姻和感情是从未被提及的话题，家里的空气是纯而又纯的。再加上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我和姐姐都是爱情至上，对婚姻大事没有任何功利思想。姐姐的初恋爱人即是我的姐夫，是姐姐的同班同学，广西壮族人，百色地区高材生，是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穷学生。姐姐把他带回家介绍给家人后，母亲勃然大怒，坚决反对，甚至把姐夫赶出了家门。这让性格懦弱的姐姐受到巨大打击，哭得死去活来。试想如果母亲换一种方式，和风细雨地讲道理开导姐姐，结局也许会另外一样。在经历了多次冲突和长时间的坚持后，姐姐终于嫁给了自己选中的爱人。姐夫除了对姐姐的爱以外一无所有，姐姐从此过上了清贫的小家庭生活。不能说姐姐的选择不对，毕竟姐夫一生忠于自己的所爱，他把自己的全部爱和精力都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家和照顾姐姐的生活中。可以说在姐夫眼里一生只有姐姐一个女人，从这点上说，姐姐的婚姻是幸福的。
姐姐的一生虽然比我平稳，但也多灾多难，她生孩子刚好是1970年，“文革”还在“深入”，医疗界搞什么针灸麻醉，就是手术不用麻醉药，而是用一支小小银针针灸麻醉，那时报纸、纪录电影铺天盖地宣传针麻的优越性，据说林彪还批示有利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结果让姐姐这倒霉蛋儿赶上了。姐姐剖腹产用的就是针麻，可针灸怎么可能起到持续麻醉作用？可怜的姐姐经历了一次活生生的“开膛破腹”“大刑侍候”。更可气的是，大夫、护士们看针灸麻醉不行，不敢补救，却满头大汗给姐姐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姐姐没死还真是奇迹，这件事大家听着会觉得太荒诞了，可这是千真万确地发生在那个年代我姐姐身上的事儿。
母亲和姐姐、姐夫的矛盾，因姐姐的儿子也是她唯一孩子的降生而烟消云散。母亲对这个小外孙疼爱至极，也许因为这个孩子有一半少数民族血统，也许他来之不易，他聪明异常，顽皮可爱，母亲视其为掌上明珠，尽管后来母亲已有了外孙、孙儿、孙女五人，但在母亲眼中始终只有小蛮蛮这一个宝贝疙瘩，这也许算是母亲对姐姐婚姻的补偿吧。
姐姐先后在北京的重点中学教物理，当副校长及至调到北京市政府任职。她一生勤恳敬业，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求。如今已过耳顺之年的姐姐，因为连续生了几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但她依然端庄娴淑、高雅秀丽，和姐夫相濡以沫，过着宁静平凡的幸福生活。
我爱姐姐且对姐姐时时牵挂在心，唯愿她平安健康长寿，与姐夫相扶到百年。
我的兄弟姐妹之哥哥
哥哥聪明绝顶，自视甚高，一生怀才不遇，颇有些“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意味。
哥哥是家中的老二，比姐姐小三岁。因为是长子且长相酷似母亲，端正而不苟言笑，所以非常受宠爱。不但爷爷、奶奶、姥姥对他非常疼爱，就连严厉的母亲对哥哥也是偏爱有加。哥哥的失宠是在他结婚以后，以致母亲越到晚年对哥哥偏见越深，令哥哥痛苦万分。此是后话。
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哥哥是特立独行的，他思想叛逆，不甘平庸，亦不迷信权威，与父亲信奉的儒家思想中庸之道相去甚远。他不似姐姐和弟弟与我异常亲密，但我们兄妹之间感情还是很深的。在我印象中，似乎从未看到哥哥用功学习过，但他不到年龄就上学了。学习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学业一直顺利异常。先后就读于天津一区一小、北京六十五中和北京邮电学院，他是我家唯一没在男女分校就读的孩子。哥哥爱看书且涉猎广泛，但据我所知他偏爱史书、古书，《封神榜》《岳飞传》《三国》《水浒》烂熟于心，说起其中的人物他如数家珍，对唐诗宋词倒背如流，晚年在他开的博客“爱晚亭”上，还专门开了“恶搞唐诗宋词”栏目。他文笔好，手头快，据说“文革”时在学校有“黑秀才”之称。
我对哥哥小时候的事记忆不多，因为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只记得他很小就在天津某歌舞团的少年合唱队唱歌，有时候还参加演出，并受到一位叫森林的前辈的喜爱，演出之后常常亲自送他回家。还记得母亲带着我去看这个歌舞团的演出，有些歌曲至今我记忆犹新，例如榆林小曲《五哥放羊》、东北民歌《小拜年》等，当然歌名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只觉得曲子好听。我一生喜爱民歌恐怕和从小就听这些歌有很大关系。后来到了北京，哥哥又参加了少年广播合唱团，上中学时他迷上了外国音乐，常常和同学一道在家听广播。哥哥喜欢古典音乐，什么贝多芬、肖邦啊、李斯特啊，很有些阳春白雪之风。那时候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郭淑珍都非常有名，外国民歌二百首非常流行，什么《鸽子》呀，《星星索》呀，《西波涅》呀……收音机总在播放，哥哥也很着迷。他曾经为了听乐曲《波丽露》，上课中间骑车回家听完广播再回去继续上课。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喜欢音乐且擅长唱外国民歌，我和姐姐的二重唱《纺织姑娘》堪称一绝。哥哥还是个天才的活地图，中学时期的他就对北京的各大交通线路、全国铁道线路了若指掌，母亲常说哥哥长大以后让他考铁道学院。由此可见，小小年纪的哥哥有多么聪明。
小时候我和哥哥很少一起玩，回忆也只是星星点点：一是他给我讲《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从前有个老渔翁，一家两口非常穷，打鱼累得他要死，他总算打了一车子……”他的声音抑扬顿挫，而且中间不停顿，十分好笑。一是他坐在我家住的分司厅胡同大院二进门的门墩儿上，教我唱的一支大约是陕北民歌：“打开了南沟岔，老百姓欢迎他。”我心想这歌怎么这么难听呢？在我心目中，哥哥是个骄傲自大看不起别人的人，他言语犀利刻薄，很伤人自尊心，这一点和我的父亲相像。我记得我第一次登台演出《肮脏的小姑娘》时，他也只有小学四五年级吧，面对兴奋不已的我，他蔑视地说：“你也就配演肮脏的小姑娘。”而这句话令我伤心不已，以致记了一辈子。当然我也嘲笑过哥哥，那是“文革”运动中间，哥哥到沈阳办事，因为骑车带人违反了交通规则，被当地警察截住，让他当众跳“忠字舞”，否则不放行；哥哥不会跳舞，没奈何，只好笨拙地做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操，把那些人乐得前仰后合（千万别以为我在神侃，跳“忠字舞”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曾风行一时）。这件事也成为他的笑柄。
其实哥哥并不冷血，只是他过于自我或不擅表达内心的情感罢了。我上初中时，一个不认识的男孩一直尾随我回家，我怕得要死，跑进家门告诉哥哥，当时哥哥正躺在床上看书，他丢下书本跳下床，光着脚丫跑出大门去追那小子，吓得那小子抱头鼠窜，再也没敢来过。
母亲偏心哥哥的记忆已经淡忘，只记得他从不用干活，从不挨骂，姐姐读书要等干完家务活后获得许可，而哥哥考大学前母亲在隔壁给哥哥单租一间房让他和同学一起复习功课，而且还让我给端水送饭。有一次给哥哥炸鸡蛋时，为母亲的不公我气愤地把鸡蛋摔进锅里，不料溅出的热油烫伤了我的腿，我忍痛还得给他和他的同学端过去。他上大学时得了胃病，当时物资匮乏，母亲到处托人买“平安丸”为他治病，并让我到东单一个叫“春明食品店”排队买面包干给他送学校去。不单母亲喜欢他，据说爷爷更是视哥哥为心尖儿。父亲说，当年带哥哥回北京，年迈的爷爷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当远远看到他的长孙跑过来时，竟丢下拐杖，蹲下身去抱住哥哥，老泪纵横。姥姥喜欢哥哥更甚，总说这个孩子忠厚老实。姥姥有好吃的也先攒着给哥哥，直到二姨的儿子小威出生取代了哥哥的位置。
哥哥记忆力非常强，讲话也极具煽动性。有一次他看了罗马尼亚电影《密码》，回家给姐姐、弟弟和我讲述，他连讲带做打斗动作甚至抱起了板凳儿，那样子真是神乎其神，我们姐儿仨听了觉得不过瘾，立刻步行到东单电影院去亲临其境。不料电影冗长而枯燥，还没有哥哥讲的生动，令我们仨大失所望，哥哥的口才由此可见一斑。
有意思的是，上中学时我在女十二中（原贝满女中），弟弟在男二十五中（原育英男中），我们姐俩的学校仅一墙之隔。姐姐的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而哥哥在北京邮电学院，他们姐俩的学校也是一墙之隔。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安排，好让姐姐照顾弟弟。我和姐姐确实履行了职责，姐姐经常去给哥哥洗衣服，而我不但要给弟弟送衣送伞，甚至帮他开家长会。
哥哥上大学时很是风光，他长相英俊又有才华，是许多女同学心中的偶像。我记得“文革”期间我去邮电学院滑冰，根本不用哥哥管，几个女同学陪我玩儿，还有的站在冰场边帮我拿着大衣、帽子。我随哥哥的文艺宣传队外出演出，乘坐汽车，也总有女同学照顾我，甚至把自己位子让给我，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给我戴。“文革”时哥哥是造反派，他在革委会负责宣传，写文章搞宣传队，也风光了几天。但是他既没有打砸抢，又没有参与抄家等过激行动。不是因为他是我哥我为他辩解，我是憎恨红卫兵造反派的。之所以哥哥能成为造反派，我觉得和他思想中一贯的愤世嫉俗、爱挑战权威、反对条条框框和自负有关。我印象中他什么都看不惯，谁都看不起。当然，这种风光是转瞬即逝了。有一天我又到北邮去找哥哥，大概是工作组进驻了，刚刚开完哥哥的批斗大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他陪着我在大操场散步，并且伤感地问我：“你看我像不像反革命分子？”想到前几天哥哥的热情似火和今天的境遇，我顿时伤心地哭了。“文革”中哥哥火速入党但又很快被告知入党无效，现在听起来令人费解，但现实即如此，那时候用小说《红楼梦》中的一句话“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再恰当不过，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哥哥没有什么现行问题，也没受什么处分，只是毕业后发配到辽宁省阜新市了事。但这一段经历对哥哥的人生态度影响很大，他从一个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变成一个心灰意冷的人，当然还继续关注政治，继续愤世嫉俗，只是角度变了。
我的嫂子是哥哥的同学，是众多追求者之一。嫂子长相中等，谈不上漂亮，之所以胜出是因为她热情洋溢、学生气十足。母亲见到她后，认为她没有小市民的庸俗之气，很单纯，在哥哥犹豫不决时投了赞成票，这对哥哥择偶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况且嫂子是苏州人，吴侬软语加上会体贴照顾男人，哥哥很快被嫂子俘获了“芳心”。“文革”后期嫂子分在江西南昌，但很快她就要求调到辽宁阜新，和哥哥一起组建了简陋但不失温暖的小家。
嫂子出身高知，父亲原来是老邮电部的高级工程师，非常爱国的旧知识分子，哥哥、姐姐都是解放军部队中的军官，大姐及孩子们都在美国定居。嫂子是个有口无心的人，大概因为她从小离开苏州在北京上学，一直上寄宿学校的缘故，对人情世故知道不多，不会说话，且不大会处理包括同事、婆媳，以及和大姑、小姑关系。幸亏我和姐姐都是“善佛爷儿”（这是母亲的原话），不太计较。母亲曾开玩笑说旧社会的大姑子、小姑子在兄弟媳妇面前是狼儿、虎儿，是家里主事的人，可我们姐俩一对善佛爷儿。母亲和嫂子关系不很融洽，平心而论，不能全怪嫂子一人，母亲也有责任，哥哥更是难辞其咎，倘若哥哥会处事，会化解矛盾，嫂子也会少落埋怨。好在嫂子心宽，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且不记仇，今天发生了摩擦，明天就忘了，所以她一直是个快乐的人。
我的两次升学，哥哥均参与了意见：一是小学升初中时他希望我报考幼儿师范，一是初中升高中时他希望我报考邮电学校，当时哥哥已经在邮电学院读大学。如果我当时听了他的意见，我的人生将会是别样人生，至少可以少受许多磨难。但是我一心要考大学，谁的话也不听，而且初、高中都考入了女十二中，其结果是高中没读完就“文化大革命”，其后就是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而我就像一片树叶被卷进了北大荒，且一待就是十年。我的婚姻问题哥哥也参与了意见，且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我仍是谁的话也没听，坚持了自己的选择。由此可见，哥哥在我的人生大事上对我是负责任的，至少尽到了兄长的责任。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尽管我没听他的话。
弟弟下乡后，哥哥曾到北大荒去看望弟弟，看到刚刚16岁的弟弟住在炉筒子一熄火就满地结冰的宿舍里，哥哥心痛得泪流满面。离开弟弟后在火车上哥哥又哭了，并写下了“心如赤子志如钢，壮士思亲不断肠。卿卿我我由它去，一梦南柯北大荒”的诗句。哥哥在连队里托付了弟弟的校友、学兄左英对弟弟多加照顾，而左英也成为我们兄妹一生的朋友。我下乡到北大荒后，哥哥又来看我，那时弟弟已返城，哥哥知我爱吃水果，买了一篮带来，不料旅途遥远，见到我时已坏掉一半，所剩无几。后来哥哥寄来一信，把在火车上匆匆写下的短诗寄给了我：“二上北大荒，我心多惆怅，弟已返京城，剩妹独自闯，我心难安宁，再赴黑龙江。漫卷诗书喜，轻舟过沈阳，勃利七台河，铃儿响叮当。妹工作出色，心下稍安康，时间不长久，打出一片场。前程如墨染，明日赴何方。我回天无力，一别匆匆忙，兄妹难分手，泪洒小路旁……”婚后我调往大兴安岭工作时，哥哥第三次跋山涉水来到边疆，到大兴安岭去看望我们一家。这一次他带来了他的儿子苏苏。苏苏当时不到三岁，很怕生，白白胖胖，撇着小嘴总像要哭似的，我抱他他不让，让他坐热炕上也不肯，只肯坐在哥哥带来的一个大旅行包上。原来小家伙在为爸爸看着财物，唯恐别人动他家的东西。我对哥哥说：“看来你生了个把家虎，三岁不到就这么财迷了，你可以后顾无忧了。”
当然我也去阜新看望过哥哥，那是我婚后与D一同回北京时特地绕路去的。哥哥工作的阜新半导体设备厂很小、很破败，哥哥住的一间半土房更是糟心，房顶是纸顶棚，地面是土地，外间屋地上一个灶台，前面一个土炕，歪歪斜斜的架子上放着锅碗瓢盆等杂物，这就是一向自负的哥嫂的蜗居。我们去了，没地方住，只好把D安排到邻居家。哥哥的儿子苏苏更是可怜，哥嫂上班去，把他放在土炕上，他就这么乖乖地不声不响地坐等着父母回家，真的还不如我和D下乡的境遇。我心想，这恐怕就是造反派的下场，运动初期被煽动利用完了，一脚踢开，打入冷宫，堂堂的北京邮电学院的两名大学生，居然过着如此狼狈的日子，让我这个做妹妹的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当时的心情……
还好，哥哥后来靠实力再度考回邮电学院干修班，毕业以后，几经周折，在姐姐以及同学好友的帮助下，哥嫂重新回到北京，后又几经奋斗下海做生意，直到意外脑中风才离开了生意场，回家过上了寓公生活。哥嫂的感情非常好，一直甜腻腻的。哥哥常说讨到我嫂子做老婆是他一生的幸事，如果有来生他还会与我贤嫂共结连理。
哥哥好酒且酒量了得，他知道我在北大荒练就了喝酒的本领，有一年春节要和我较量一下。我哪里是他的对手？一顿年夜饭下来我已吐得稀里哗啦……因为喝酒他曾病了一场，医生告诫他：“你要酒还是要命？”哥哥回答：“不喝酒，要命有什么用！”每次家庭聚会我们兄妹俩都要喝酒，但我们不再较量，因为我们都老了。
哥哥好交友，全国各地都有朋友，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同学到现在都有来往，无论职位高低、富贵还是贫贱，只要谈得拢都是朋友，酒过三巡，谈天说地，议古论今，很是潇洒。
哥哥才华横溢，胸怀大志，可惜生不逢时，且胸怀不够宽广，性格不够豪爽，否则他会成就一番大事业。
惜哉，子仪兄！
我的兄弟姐妹之弟弟
弟弟小我三岁，排行老四，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要说亲密，我和弟弟的关系甚至胜于姐姐。这是因为父母忙于工作，兄姐忙于学习，家中相伴的只有我和弟弟。还有一层关系，就是我俩小学一个学校，中学毗邻而学，“上山下乡”我们又同在一个连队。用相依为命形容我们姐俩一点也不过分。最可贵的是即使我们各自成家立业，彼此并没有疏远。
小学二年级时我们全家已到了北京。我在东公街小学上学，弟弟还没上学。我记得弟弟插班上小学还是我去找的校长。校长叫沈荣欣，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居然就同意弟弟来上学了。弟弟上学时还刚刚六岁，第一天上课他不停地在课堂上哭。课间时我去看他，他说肚子疼，其实我知道他是胆小害怕。我哄了他半天，答应每堂课后都来看他，他才不哭了。从此我这个姐姐就充当了弟弟家长和监护人的角色。
记得我们上小学时没有地方吃饭，母亲为我们姐俩的吃饭问题没少操心：先是在东公街联系了一家幼儿园，每天中午放学我就领着弟弟到这家幼儿园吃饭，那是我们姐俩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幼儿园的饭菜好吃，且做饭的大师傅胖胖的，特别喜欢我们姐俩。他每天亲自照顾我们吃饭，饭后还带我们俩玩，给我们姐俩讲故事。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们在幼儿园吃的晚饭，想必是母亲有事不能按时回家吧，我和弟弟坐在幼儿园院子里的摇船上，胖师傅坐在旁边给我俩出题智力测验，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洒在胖师傅的脸上，这温馨的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就有人提意见，我们姐俩也就再不能在幼儿园吃饭了。后来母亲又把我们姐俩托付给邻居陈大妈，我们每天和陈大妈的女儿陈姐姐一起吃饭。记得院子里有丁香树和珍珠梅，陈大妈在院子里放上小炕桌，我们就坐在院子里吃饭。我记不得饭菜的香味，但一阵阵的丁香花香却永远忘不了。后来我们长大一点，母亲在交道口给我们联系了一个食堂，不知道食堂什么性质，只记得台阶高高的，吃饭的大人居多。有一次母亲来看我们姐俩，我和弟弟兴奋地买了许多菜招待母亲，生平第一次过了一把买单的瘾。母亲给我俩的菜金一个月花不完，我们就到管理员那儿换成现金出去买零食，直到有一次母亲给我洗衣服，在我衣兜里发现许多脏兮兮的糖渍青梅，才知道我俩的把戏。也许是这种经历造就了我和弟弟长大以后花钱大手大脚，而兄姐一生都俭省从不乱花钱。
我对弟弟不似姐姐对我那样宽容忍让，而是针尖对麦芒，我们姐俩经常吵架。记得一次我在院子里给弟弟洗衣服，不知说哪句话不对头就大吵起来，我越想越气：“给你洗衣服你还敢跟我吵架！”于是把洗干净的衣服扔在地上乱踩……弟弟先是吃惊地看着我，脸都涨红了，随即冲上来和我撕扯在一起。气急败坏之余看到我俩身上又是泥又是水，我们又大笑不止。这场架的结局可想而知：弟弟打水我洗衣，两人同心协力，最糟糕的是还多洗两身脏衣服。
每次洗碗也如此，我俩互相推诿扯皮，谁都不愿洗，最后以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决定谁洗，这种办法延续到我俩二三十岁，直至结婚以后仍如此。可气的是每次都是弟弟赢，姐姐为我抱不平，总帮着我赖皮，可还是弟弟赢。我这个倒霉蛋就不仅要洗碗还落一个名正言顺。
弟弟很单纯，上中学后我去给他开家长会，老师对我说：“你弟弟幼稚程度也就小学四五年级。”那时他在男二十五中（原教会学校育英中学），而我在女十二中（原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就读。有一次下雨我去给他送伞，看到弟弟在大操场上冒雨倒骑着一头到学校运货的小毛驴，同学们特别是高年级同学大声起哄叫好，而我这个傻弟弟则乐在其中。
1968年刚满17岁的弟弟，下乡时住在帐篷里。
“文革”期间学校同学之间分为两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弟弟哪派也不参加，认为都是瞎闹腾。过了几天又搞大联合，两派头头又痛哭流涕握手言欢，敲锣打鼓庆祝，弟弟在黑板上写上“鱼鳖虾蟹大黏合”，用这种玩笑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不屑。说弟弟幼稚，遇到事情却异常清醒，外校红卫兵到我家住的院子造房东的反，还用皮带抽人，我在院墙写毛主席语录的小黑板上写上“要文斗不要武斗”，弟弟马上擦掉并说：“你找死啊，你也就是搭上一条小命而已，根本拦不住。”果不其然，第二天这帮红卫兵就涌到我家，又查出身又问立场，并亮出皮带吓唬我，要抄我家，幸亏街道居委会主任赶到救了我。
弟弟因为我的私心，先我一年下乡，第二年我下乡决定去找他，他电话拦不住马上坐火车赶回北京力阻。但为时已晚，我的户口已销。由此我们姐俩开始了长达四年艰苦的患难与共的岁月。弟弟所在的农业连是全团有名的老大难连队，风气很坏。弟弟怕我吃亏，处处护着我。我住的宿舍关不上门，弟弟就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修门；冬天没有煤烧，来一车煤各个宿舍都得半夜出去抢，佳木斯、哈尔滨男青年个个身强力壮，膀大腰圆，女生根本抢不到，弟弟就和同宿舍的北京青年商量给我们分一点，这让和我同宿舍的女孩沾了不少光。可惜干农活他帮不了我，我们农工男女排是分着的，所以再苦再累的活也得我自己去干。当然我也帮弟弟，那时时兴包被头，就是怕被子脏得快，在被子边上包一块白布，待到脏了只拆这一块布洗就行了。我为了省事，在团部商店买了一种黑白相间花色的布给弟弟的被子缝上，这让弟弟同宿舍的战友们十分羡慕，因为耐脏啊，脏了也看不出来。
我和弟弟在探亲假期间，与父亲（中）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吃饭。
弟弟和连里的两家老乡关系好，而这两家也就成了我的避风港。老董是部队转业兵，山东人，是农机排的。他常去山里打猎，野鸡、兔子什么都有，有了好吃的，他的媳妇王胖子就来叫我们姐弟。奇怪的是，那时候伙食那么差，一点点荤腥都没有，王胖子做的兔肉我却死也不吃，她做成丸子骗我也不吃。若干年后我生了一个属兔的儿子才明白，哦！原来是“虎毒不食子”啊！我们每次回北京探家，都会给老董的两个孩子金平、金枝带礼物，衣服、鞋帽什么都有。老董打了珍稀猎物也会送给我们。有一次他送给我们一只黑貂皮，黑亮亮的，可以做大衣领子或帽子，应该算非常珍贵的东西了。可在北京休探亲假时，我们俩“败家子儿”花光了自己的钱还不过瘾，决定去卖这貂皮。到了寄卖商店，工作人员看了看，给了我俩26元钱，我们还挺高兴，“就地分赃”后开心地各奔东西，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另一个老乡老仉头是转业老兵，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的功臣，也是山东人，当时担任我们连的连长。他们夫妇对我们姐俩也特别好，春节回不了家，我们就到他家过年三十，我有想不通的难事就到老仉头的爱人马姨那里寻求帮助安慰。为此母亲还专门写信给马姨表示感谢，我返城后还接马姨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秋天弟弟到山里打石头，休息日我买了绒衣带着我的两名小粉丝，北京一一六中六九届的女孩去山里看弟弟。那一天太阳特别好，山里青松翠柏，鸟语花香，碎石中间流水潺潺，汩汩而出，真是美不胜收。弟弟嫌高领绒衣不舒服，心灵手巧的淑就立刻用剪子把领子剪开，坐在石头上飞针走线地把领子改了。作为回报，弟弟到清可见底的小溪中捉来活虾，给我们仨做了一顿虾仁拌面，那味道真是好极了。最有趣的是，这位淑同志后来进了我们刘家门，成了我的弟媳；而他们的相爱、结婚极具戏剧性。
我很幸运，只在农业连干了七个月就被调到团部，先是在团宣传队搞创作，后又到团宣传股搞新闻报道，而弟弟依旧在连队干农活。弟弟常到团里看我，带一些连里收的瓜果什么的。那时候我没有手表，弟弟说：“你总去连队采访没表怎么行？”就上了一支会，即：12个战友每人每月拿出10元钱（那时我们知青每月每人挣32块钱），根据抓阄儿先后轮流使用，而弟弟说服大伙儿他第一个月用，弟弟用这120元给我买了一块上海手表……
大约是1972年吧，母亲来信说，根据政策我们姐俩可以返城一个，她想办我，因为我毕竟是女孩，她不放心。我没和弟弟商量就给母亲回了信，让她办弟弟回城。因为弟弟胆大又莽撞，干活儿从不偷懒，进山打石头、到煤矿挖煤、修水利等临时任务他都报名去。打石头排哑炮最危险，从来都是他干。那时团煤矿总是塌方，总是出事，我一天提心吊胆，唯恐他有闪失。而我在团政治处，是脱产的，和连队相比，相对舒服得多。
母亲接受了我的意见，很快办好了弟弟的返城手续。弟弟离开三十二团回北京那天，我正排着队往团部大礼堂走，弟弟远远地看着我向我招手，我没有送弟弟，怕他看到我的眼泪。弟弟走了，在远离故乡的北大荒，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更加孤单了。但是我又无比的轻松，我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赎回了我的罪过，把弟弟重又送回母亲身边。
返城后弟弟已20岁出头，还没有对象，母亲和姐姐开始给弟弟张罗女朋友。弟弟那时高大又帅气，女孩子们没有不同意的，有的仅见过一次面就开始写情书甚至给弟弟织毛衣，但弟弟一个也没看上。原来弟弟已有心仪的人，他决定自己去找已经返城的淑，向同在一个连队的男生打听。那个男生还不说，大约他也想追求淑吧！总之，费尽周折弟弟终于找到了淑的家。弟弟来信说“从屋里蹦出了发呆的意中人，我把准备好的纸条和马戏票塞到她手里，立刻脚不沾地儿地跑了”，其结局是淑如约去看了马戏，“现在我们正以大跃进的步伐向前迈进”。这是弟弟的原话。弟弟找了淑做媳妇真是福气，她聪明贤惠，善解人意，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且事业上也小有成就，退休前已在某知名的投资公司做到审计处长一职。更可人疼的是，她和母亲的关系非常融洽，母亲那么挑剔的人，对淑却相当满意。
1978年，在度过了十年的知青岁月后，我终于回到北京。那时弟弟正准备结婚，看到我回来二话没说，打了一个行李卷就搬到单位去住了，为的是给我腾房子。他结婚是在单位分的一间筒子楼里。那时我先生还没回京。弟弟惦记我一人带个孩子不容易，经常回来看我。记得有一年大约是中秋节吧，弟弟带着媳妇和大概两岁的儿子到北竹竿胡同我的住处看我，不料我这个想得开的人带儿子去看话剧了。生气的弟弟为报复我，让小侄子上我的床上拉屎，并且在门框上放上拖把，半夜三更我回家一开门，先被拖把砸个晕，开灯一看，床单上还有干干的一角儿屎，不用猜只有永远长不大的弟弟干得出来这种糗事，让我哭笑不得。如今我的小侄子已娶妻生子了，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那么会做人，你既听爸爸话在小姑的床上拉了屎，可又屁下留情拉了干㞎㞎，谁都不得罪。要是你在小姑床上拉了稀，估计当天晚上小姑会拿着拖把打上门去。”
弟弟为人憨厚大度，人缘非常好，在单位管人事从不为难员工，和员工们称兄道弟亲如一家。大约是1980年左右吧，单位内部销售几台日本原装的录放机，一台得上千元，谁先交上钱就归谁。弟弟楼上楼下跑了一圈，很快凑齐钱买到了录放机。但还钱时犯了难，没记住借了谁的钱也记不清借了多少。弟弟只好拿着钱一个个问，你说借了就借了，你说多少就还你多少，一圈下来钱还清了一分不差，足见弟弟的为人。但弟弟也有弱点，就是不爱学习、不善钻营，用东北话说就是“白瞎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好在弟弟志不在此。他认为工作是否有成就不在为不为官，给老百姓多办实事、办好事，有一个好口碑比什么都强。弟弟的小家温馨得很，夫妻恩爱、夫唱妇随不说，儿子儿媳乖巧孝顺，结婚以后自己有房不住也得和父母在一起，一家人无论去哪儿都是全体出席，一个也不能少。用母亲的话说就是：“车动铃铛响，谁也离不开谁。”如今弟弟有了一个孙子，这是我们大家庭第一个第四代，全家都欢喜得不行，弟弟弟妹更是乐不可支。小家伙也真争气，长得虎头虎脑非常可爱。本来我家和弟弟家就不分彼此，亲如一家。这下可好，我爱这个小侄孙爱得邪乎，以至于不顾自己死活，照顾母亲之余还经常偷着跑到弟弟家，为的是抱抱小胖墩儿。说偷着是因为全家人都心疼我，怕我累病了，但我乐此不疲。
弟弟生性豪爽，侠骨柔肠，我爱弟弟亦如小时候一样，无论他多大多老，还是那个因为害怕不愿上学哭着告诉我肚子疼的傻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