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札记
早在十五年前，我就已经出版了和自己写作生涯相关的一部分自传札记，将之收录在那部由柏林的彼得罗波利斯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中。
现在我将对其进行一番补充。（文中的着重号全部是我加上的。当我从用新正字法出版的诗歌和散文小说中做摘引时，我还是把它们都改成了旧正字法。）
我的写作生涯的开端颇为怪异。还需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回到一切的起点——那个位于奥尔洛夫省的乡间庄园。那时我还是个年仅八岁的孩子，某日偶然间看到一本插图小书，书中的内容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于是我便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不安的创作欲望——想要立刻着手写一些诗歌或者童话之类的东西。书中画着荒凉的群山，白色的底布上画着瀑布，还有一个敦实矮胖的庄稼汉，这是一个长着张农妇脸且甲状腺肿大的矮个子男人，也就是患了我们常说的粗脖子病。他手持长棍站在瀑布下，戴着一顶类似女式的小帽子，帽沿处还插着一根羽毛。插画下面写有一行题字，最后一个词语（所幸当时我并不认得它）让我大感诧异：“在山上与克汀病患者会面。”克汀病
患者！如果不是这个不同寻常的词语，那么这个粗脖子的、有着一张农妇面容、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类似女式帽子的矮个子男子，大概只会让我心生厌恶而已了。那么，克汀病患者呢？在这个词语里，我仿佛能感受到某种可怕的、难以揣摩的，甚至是带有魔力的东西！于是顷刻之间，创作诗歌的激情向我席卷而来，让我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然而，那一天我却一无所获，无论怎么绞尽脑汁，还是连一行诗都写不出来。即便如此，难道那一天就不算是我写作生涯的开端吗？
无论如何，偶然间在那天看到这幅画，完全可以将之视作我人生中的某种预兆。因为在之后的人生旅程中，我也曾多次不得不和克汀病患者接触，虽然这些人并没有粗脖子，但外表依旧相当惹人生厌。其中的某些人也全然没有任何魔力，反而还表现得十分怪异。当克汀病的某种症状和他们自身的某种巨大才能以及执着性结合在一起，并和某种历史力量结合在一起时，这种怪异感就会变得尤为强烈——众所周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内都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又怎么样！总之，我已然注定要过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而我甚至还是这些克汀病患者的同时代人，他们的名字将会在世界史册上千古流传——他们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是摧毁所有帝国的元凶，是残害数百万生命的刽子手。
我出生在沃罗涅日州，并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光。之后又在那留宿过一晚，可惜那次我并没有看清它的全貌，因此沃罗涅日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受沃罗涅日大学生同乡会之邀，出席一个为该会募捐而举办的慈善晚宴，并进行演讲。那是一个冬日的傍晚，天空昏暗，风雪肆虐。抵达车站时人们便以香槟相迎，在晚宴上我又享用了不少美食，天亮之前被送往火车站，前去搭乘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当时我早已烂醉如泥。而在沃罗涅日居住的那三年，我还只是个婴儿。
后来，父母将我从沃罗涅日带到了位于奥尔洛夫的庄园。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有了记忆。
这些年来，声名狼藉的贵族阶层已然走向“衰落”——如今已被人们遗忘的捷尔皮科耶夫·阿塔瓦曾以《衰落》为书名写过一部小说。紧随其步伐而来的就是我了，人们把我称作是讴歌不断毁灭的贵族之家的最后一名歌唱家；之后，契诃夫歌颂了“樱桃园”的那种毁灭性之美。事实上，契诃夫对贵族地主、贵族庄园以及贵族花园知之甚少，然而几乎所有人依旧被他笔下的“樱桃园”的虚构之美迷惑着。契诃夫为世人贡献了大量的传世佳作，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能被冠以“最卓越的俄罗斯作家”这个称号。但是我不喜欢他的戏剧，甚至还为它感到尴尬。那个著名的万尼亚舅舅，那个总是牛头不对马嘴地嘀咕着植林重要性的阿斯特罗夫医生，那个似乎是出身于贵族之家的可怕的加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为了表现人物的贵族派头，总是不停地、无比做作地、令人厌恶地用细棉布手绢擦洗自己的指甲），更不用说那个直接沿用果戈里人物姓氏的地主西米奥诺夫·皮希克，只要一想到这些人物我就会感到极其不自在。我本人就是在这种“衰落了”的贵族之家中长大的。那是一个偏僻的、位于草原地带的庄园，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只是里面并没有种上樱桃树。当然了，俄罗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曾出现过种满樱桃树的花园，这和契诃夫的愿望恰恰相反：地主们的花园里只有一部分会是樱桃树，有时也会大面积地种植樱桃树，但无论如何，都没有一个花园的樱桃树（此处又和契诃夫的意愿背道而驰）会恰巧长在老爷宅院的旁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无法在这些樱桃树身上发现任何与美有关的东西，它们长得没有任何美感：众所周知，樱桃树的枝干粗糙弯曲，树叶很小，花朵即便在盛开之时也是很小的（全然不像艺术剧院中老爷宅院窗户下面长的那些樱桃树那般花团锦簇）。还未等旧房主搬出去，罗巴辛就迫不及待地下令砍掉这些尚且有利可图的树木，这种愚蠢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罗巴辛之所以必须如此匆忙地把树砍掉，显然只是因为契诃夫想让艺术剧院的观众们能有机会亲耳听一听斧子砍树的声音，亲眼看一看贵族生活的覆灭。费尔斯在落幕时说：“全都把我忘了……”费尔斯这个人物塑造得十分真实，其原因仅仅在于——这种贵族老爷的老仆人的形象早在契诃夫之前就已出现过上百次了。而其余的东西，容我重申一遍，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加耶夫，一如契诃夫其他剧本中的某些人物，总会在谈话中跟人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就好像他在打台球一样：“打黄球进中兜……击边进球，打入角兜……”郎涅夫斯卡雅太太似乎是位女地主，又似乎是位来自巴黎的女郎，总是时不时地歇斯底里地又哭又笑：“多么美丽的院子啊！一簇簇洁白无瑕的花朵，一碧如洗的天空！幼儿园！我那可爱的、美丽的房间！（哭泣）我亲爱的小橱柜啊！（亲吻橱柜）我的这张小桌子啊！哦，我的童年，我那纯洁的童年！（愉快地笑了起来）都是白的，满院子都是白的！”接下去的情节与《万尼亚舅舅》如出一辙。安尼雅歇斯底里地喊道：“妈妈！妈妈，你哭了？妈妈，我亲爱的、善良的好妈妈，我爱你……我祝福你！樱桃园卖了，但是，用不着哭泣啊，妈妈！我们再去建造一座新的花园，它会比这座花园更加美丽。而那种欢乐，那种宁静而又深沉的欢乐会充盈你的心扉，如同那黄昏时分的夕阳。你会露出笑容来的，妈妈。”与之并存的还有大学生特罗费莫夫，此人颇具几分“海燕”的风骨。“前进啊！”他喊道，“我们要奋不顾身地走向那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它闪耀在遥远的天际！前进！朋友们，不要停下你的步伐！”
郎涅夫斯卡雅、尼娜·扎列奇纳亚……还有其余的众人，他们的姓名不禁让人联想到外省的演员。
然而在我的青年时代，新一代的作家几乎全都是一些大肆讲着荒谬之言的城里人。其中一位知名作家（他仍健在，但我不想提他的名字）在自己的诗歌中写道，他边走边“挑选稷米穗”，然而那时的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植物：众所周知，当时只有黍，其颗粒是稷米，而它的穗（更确切地说是穗状花序）长得如此之矮，想要在行走的过程中就用手挑选它们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另一位诗人（巴尔蒙特）则把激情比作是鹞（“激情褪去了，仿佛鹞鹰一去不复返”）。但鹞是一种猫头鹰科的夜鸟，有着灰白色的羽毛，飞行时神秘而又安详，缓慢且无声。他为车前草的盛开而感到欣喜万分（“车前草花盛开了！”），尽管那些长在田间小道上的有着小小绿叶子的车前草是从不开花的。而贵族庄园以及这些庄园的主人在古米廖夫的笔下则显得糟糕透顶。其笔下的庄园是这样子的——
二层楼房歪歪斜斜，
既是仓房，又是牲畜棚。
而地主就更显得奇怪了，他们竟会“为了崭新的紧腰细褶的长外衣而感到骄傲”。在独断专横方面，在“治家格言”方面，他们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个守旧的季特·季特奇：在他们面前，女儿们似乎不敢说任何一句反驳之言，还要被迫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嫁给让人生厌的人，因此她们想要“变为美人鱼”，也就是说，跑到某条江河或者池塘边投水自尽。不久之前，一位著名的苏联诗人写了一首描写猎人的诗，这个猎人“沿着草地”走进森林，“在猎袋里”随身放着一只金色的“狐狸”——如果袋子里装的是一条狗，那倒是合乎情理的事。
顺便说一句，为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将自己的剧院命名为“艺术剧院”？似乎是为了区别于其他剧院？难道艺术性不是每一个剧院、每一种艺术形式所必须具备的特性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难道任何一个剧院的任何一名演员都不想成为艺术家吗？难道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剧院里这样的艺术家还少吗？
然而，如今艺术剧院却被称为高尔基艺术剧院。但是该剧院之所以闻名遐迩主要还是沾了契诃夫的光，要知道，直至今日这个剧院的舞台上依旧上演着契诃夫的《海鸥》。可是，你看吧，它却被勒令以高尔基的名字来命名——被冠以那部粗俗的、彻头彻尾虚伪的小说《底层》的作者的名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顺从地接受了这一指令，尽管涅米洛维奇曾当众郑重地、以全俄罗斯人民都能听得到的声音对契诃夫说：“安东，这是你的剧院。”克林姆林宫多么会吓唬人啊！看，我这儿有一本1947年出版的书——《同时代人记忆中的契诃夫》，其中有玛·巴·契诃娃写的回忆录，在此从中摘录几句话：“科学界、艺术界、文学界和政治界人士围绕在安东·契诃夫周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列·尼·托尔斯泰、符·柯罗连科、库普林、列维坦常到这里来……”契诃夫去世之前的那几年，我还去雅尔塔拜访过他，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去他家做客，有时还会在那儿住上整整一个礼拜。我和玛·巴·契诃娃曾像亲兄弟姐妹那般亲密无间，而如今年迈的她甚至都不敢提及我的名字，只能胆怯地用全称写道：“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她在回忆录中卑躬屈节地写道：“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于1936年写信给我，在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表达了全苏联知识界的意愿：‘安·巴·契诃夫的故居能让人们想起这位颇具声望的大作家，应该让大众都能得到参观其故居的机会。契诃夫的仰慕者维·莫洛托夫。’多么睿智且充满厚意的话语啊！”
“高尔基艺术剧院”事件——这又算得上什么！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俄罗斯（现已改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人民温顺地接受了俄罗斯历史上最厚颜无耻、最愚不可及的屈辱事件：伟大的彼得大帝的城市给了列宁，古老的下诺夫哥罗德变成了高尔基市，特维尔公国的首都特维尔被更名为加里宁（变成了某个无关紧要的印刷厂排字工人加里宁加里宁的城市），而康德的故乡——柯尼斯堡则被更名为加里宁格勒。俄罗斯所有的侨民在更名这件事上也都表现得十分冷漠，并不认为它存在任何意义。又比如，某个卷发的酒鬼写了一首扣人心弦的录事式抒情诗——《在手风琴的伴奏下》，而侨民们却为此痴迷不已。勃洛克曾十分中肯地对此进行过评价：“叶赛宁在庸俗下流以及亵渎神明方面具备才能。”他曾承诺把基捷日的俄罗斯更名为“伊诺尼亚”，他砸碎了手风琴，引吭高歌：
我憎恨基捷日散发的气息！
我许诺你们一个伊诺尼亚！
我要拔掉上帝老儿的胡子！
我他妈的还向上帝做祷告！
我并非只是个糊涂虫，
尽管有时会烂醉如泥，
然而我的眼中仍闪烁
那种幡然醒悟的光芒，
我看透万物，我无所不晓，
新纪元于你们而言非同小可，
而列宁的名字，
如同一道劲风，
呼啸在每一角落！
俄国侨民为何依旧宽恕他？因他是个骁勇的俄罗斯人，因他假装嚎啕大哭，因他为自己凄苦的命运而痛哭不止（尽管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为哪一个从敖德萨港口到萨哈林岛来的“小男孩”不是怀着最大程度的自我欣赏为自己的命运而哭泣的呢？）
我谋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谋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我让自己的妹妹失去童贞……
俄国侨民宽恕他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是个“天生有才之人”——虽然这类“天才”在俄罗斯数不胜数。正如唐·阿米纳多曾经写的那样：
这些天生有才者让人们心生厌恶
远离木犁，远离土地，远离农务，
斜领衬衣和伏特加就能让他满足，
还有几首拙诗和那宿醉后的头痛！
要成为一名诗人
其实要求并不多；
向上帝用力投掷重物，
投其所好，
胡乱地扔些文字，
甩动一下淡褐色的卷发，
因柔情而泪流满面……
叶赛宁初登诗坛的那些事迹众人皆知，其同时代的诗人格·维·阿达莫维奇对叶赛宁了如指掌，他的评价最为中肯：“叶赛宁于一战期间登上彼得堡的文学舞台，彼时的文学界人士还带着一丝嘲弄之意惊诧地看着这位文坛新人。他脚踏毡靴，身穿浅蓝色丝质衬衣，腰系腰带，黄色的头发剪成童花头，低眉垂目，总是谦逊地轻声说：‘我们哪能呢，就是乡下佬罢了！’而这面具之后隐藏着的却是癫狂的名利主义、无法满足的自尊心以及时刻准备付诸实际的鲁莽行径。索洛古勃对他的评价实在不适合刊登出来，库兹明提到他时直皱眉头，古米廖夫会耸耸肩膀，而吉皮乌斯则会透过单目眼镜朝他的毡靴看去，问道：‘您穿的是什么鞋罩啊？’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叶赛宁离开彼得堡前往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很快便声名远扬，还加入了‘意象派’。后来又传出了关于他的种种丑闻和闹剧，‘上帝，生头小牛犊吧’，他狂妄自大，行为夸张，带着伊莎朵拉·邓肯周游欧洲和美国，还对她进行疯狂的毒打。回到俄罗斯后，又步入新的婚姻殿堂，上演一出出新的闹剧，酗酒——还有自杀……”
叶赛宁对自己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讲述了应当如何获得社会地位——他在这方面完全称得上是自己的友人马利恩戈弗的导师。但马利恩戈弗耍手段的本领更胜叶赛宁，是个十足的恶棍。某日，他写了几行关于圣母的诗句，实在无法想象得出还有比这更丑恶的东西了。在卑鄙无耻方面，也唯有沃巴别尔写的圣母能与之相提并论。叶赛宁依旧教导了马利恩戈弗：
“托利亚，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从事最细致的政治工作，别再犹犹豫豫，不应该再踏足文学界了。你瞧——别雷的头发都白了，也谢顶了，可在厨娘面前走起路来依旧热情洋溢。装疯卖傻也没关系。我们这儿的人都非常喜欢小傻瓜。你知道我是如何踏入诗坛的吗？穿着紧腰细褶的长外衣，像毛巾一样的绣花衬衣，还有像手风琴一样的皮靴筒。人们都手持单目眼镜看着我——‘啊哈，多么与众不同啊，啊哈，多么特立独行啊！’——而我就会像个姑娘似的脸红起来，出于羞涩而不敢看别人一眼……后来人们把我领进沙龙，我为那些人演唱下流的民谣，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兴致高昂地唱着……当时的克留耶夫也是如此，他假扮成油漆匠，从后门溜进戈罗杰茨基的家中，问道：有什么东西需要上漆吗？让我给厨娘朗诵诗歌吧。厨娘听后立刻去找主人，主人就邀请油漆匠诗人到房间里去，而诗人却在那儿拼命干着活儿：我们哪能去房间啊，会把主人的沙发椅弄脏的，也会在打过蜡的地板上留下脏脚印……主人请他坐下，克留耶夫又扭扭捏捏，犹豫不决起来：不，不，我们就站一会儿吧……”
叶赛宁曾经的朋友罗吉昂·别廖佐夫的一段回忆也颇为有趣，这段回忆录被刊登在纽约的《新俄罗斯言论报》上。别廖佐夫用十分感人的句子写道：
“你还记得吗，谢廖沙，”叶赛宁的同龄人，一个同村的青年（叶赛宁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有时也回家乡去）问道，“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一起拉网捕鱼，那里的金鲫鱼可多了！还记得那天晚上烤的马铃薯吗？”
叶赛宁回答道：
“全都记得，老兄。我已经记不清在纽约为我举办的那些宴会了，但是我们家乡的事，我依旧历历在目……”
但是根据别廖佐夫的说法，叶赛宁只穿绸子面料的衬衣，领带和皮鞋也只选最时髦的款式穿。在众人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歌时，也总是摆出一副“完全是自己人”的姿态，晃着满头卷发的脑袋，在诗歌结尾处还要轻呼一声。当然，也并非无缘无故地去揭露他的本性——揭露他是个好惹事之人，是个无赖，是“骁勇的罗斯”：
蓝色的火焰升腾起来，
远方的故乡早已忘怀，
生平第一次歌唱爱情，
生平第一次摒弃胡闹。
这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这是一首骗子写的抒情诗，这个骗子是否已经把这种无耻行为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业，变成了永恒的吹嘘，一如其品质呢？
蔚蓝的五月，和煦的红霞，
篱笆的铃铛不再叮叮作响，
苦艾散发出黏糊糊的气味，
稠李酣睡着，白斗篷披身……
五月的花园里，哪来苦艾呢？众所周知，艾草的气味又干又辣，全然不是什么黏糊糊的味道；如果真是如此，那它的气味就不可能“散发”出来了。
接下来，就全然不顾那酣睡着的稠李了——
满园闪着火焰般的亮光，如同熊熊燃烧的火海，
月亮也卯足了劲儿，
让人听到这一声令人心碎的“心爱的”
就禁不住浑身颤栗……
月亮的心愿是可以理解的，无怪乎巴尔蒙特曾断言——甚至“每一条蜥蜴都在寻找令人心碎的感觉”。然而，这世上哪来沐浴在和煦的晚霞下、如同燃烧的火海那般的花园，哪来如此疯狂的月亮呢？而这一切是这样结束的：
唯有在静谧中，唯有在祥和中，
在五月欢快的琴声里，
我才能不抱任何希冀，
永无止境地承受着生活中的一切……
这儿的五月已经变成了欢乐的五月，甚至是琴声飞扬的五月了；然而这也没什么不得了的：很赞赏……
别廖佐夫认为叶赛宁喜欢听歌，他是这么说的：“我经常在《红色处女地》杂志的编辑部遇见他。他可以随时随地聆听人们歌唱。有这么一个场景：叶赛宁头戴圆顶礼帽，身着时髦的春秋两用的‘拉格兰’牌大衣，脚蹬一双漆皮的低帮鞋，左手拄着手杖，依靠在书柜的凸缘处，侧耳聆听我们歌唱……”别廖佐夫还描绘过其他关于叶赛宁生活和“创作”的“画面”（也扮演过其他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些流氓角色了）。
“叶赛宁住在勃留索夫胡同的一栋大房子的八楼。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克林姆林宫的美景。这是加利亚·别尼斯拉夫斯卡亚的房间，后来叶赛宁和她结为夫妇。浅色系的壁纸让人心情愉悦，铜版画雅致无比。写字台很整洁，房间中央的餐桌上铺着黑色桌布，高脚盘内盛放着水果。卧榻式沙发靠墙的一端放着一对漂亮的枕头。另一张床上盖着撒马尔罕的丝质床罩……叶赛宁会在周末进行创作，加利亚为了不妨碍他，一早便去了郊外。她孤身一人在田野和小树林中闲逛，想着，此刻他必定文思泉涌，一行行充满激情的诗句正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我们坐在餐桌旁，叶赛宁讲述起自己的美国之行，向我们倾诉他在太平洋彼岸时内心浮起的烦闷之情，讲述自己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看到那些随风摇摆的挺拔的白桦树而流下泪水。瞧，他走进走廊，上了楼，随后传来低沉的说话声：‘格鲁莎，去买一束鲜花，选最漂亮的那种。’我知道，每当灵感来临时他总会打扮得像过节那般隆重，像去做弥撒似的，还要在书桌上摆上一瓶鲜花。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的激情中。我们离开之际，格鲁莎正捧着鲜花迎面走来，而此时加利亚·别尼斯拉夫斯卡亚还独自一人在郊外游逛，对着天空，对着满地鲜花，对着浅蓝色的湖泊，对着小树林，为上帝的奴隶谢尔盖，为他充满灵感的创作而祈祷……”
读到此处，我反感不已，这些句子让人忍不住作呕。不，这还不如马雅可夫斯基呢！至少马雅可夫斯基在讲述自己的美国之行时，只是对其“一顿斥责”，并没有提到什么在大洋彼岸时“内心浮起了烦闷之情”，也没提到看到白桦树就流泪之类的无耻之言。
当时的《现代纪事》上刊登了弗拉基米尔·霍达谢维奇评述叶赛宁的一篇文章。霍达谢维奇在文中说，叶赛宁迷惑女性的多种方式之一是——建议被他看上的女性去肃反委员会现场观摩枪决犯人。叶赛宁还声称安排此事对他而言简直易如反掌。霍达谢维奇是这样描述的：“肃反委员会当局袒护以叶赛宁为首的这群恶棍，只因这群在俄罗斯文学界制造出混乱和丑闻的罪魁祸首，能给布尔什维克带来好处……”
八十年代末我正式开始发表作品。数年之后，所谓的颓废派和象征派步入文坛，这些人口口声声说近年来俄罗斯文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走向衰败、步入平庸，除了用记录式的方法来进行写实创作的现实主义之外，就再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然而，《卡拉马佐夫兄弟》、《克拉拉·米里奇》、《爱的凯歌》莫非是在很久之前就出版的吗？当时出版的费特的《晚上的火光》以及维·索洛维约夫的诗歌难道就是现实主义吗？是否能把列斯科夫在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最优秀的作品称为灰色平庸之作呢？而托尔斯泰，他那令人叹服的、无可取代的“民间”故事，以及《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鸣奏曲》，更是毋庸赘言。另外，就其精神和形式而言，恰好在这段时期大放异彩的迦尔洵和契诃夫难道就不是文坛的新鲜血液吗？
九十年代中期我正式步入文坛。可惜那时我已经见不到费特，也见不到波隆斯基和迦尔洵了。迦尔洵的才能和他美好的形象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他没有选择自杀的话，无疑会有非常远大的发展，能跻身于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列。我不仅见到了托尔斯泰，还见到了契诃夫；我和埃尔杰利也碰过面，他亦是一个充满善意的人，创作了小说《加尔杰宁一家》，这部小说将会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留下永恒的印记；我遇见过柯罗连科，他写过优美无比的短篇小说《马卡尔的梦》；我曾经在苏沃林书店里遇见过格里戈罗维奇——他像神话故事中的主人公那般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遇见过诗人热姆丘日尼科夫，他是《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的作者之一，我常去看望他，而他也总是把我称作年轻的朋友……但是，彼时的俄罗斯已经完全陷入了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者残酷的斗争之中，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被认为是由无业游民组成的无产阶级的未来革命的坚强后盾。高尔基正是在这种契机下迈入文坛，投靠了其中的一个阵营的。写出《切尔卡什》、《伊则吉尔老婆子》这样文章的作家，十分巧妙地满足了人们对流浪汉的期望。《伊则吉尔老婆子》中的某位丹科，是一位“为自由和光明的未来而奋斗、燃烧着火热激情的斗士”。要知道，这样的斗士永远都会散发着光和热，总是激昂万分；他从胸膛中掏出一颗熊熊燃烧的心，只为指引人类奔向前方，他以这颗燃烧着的心作为火炬，为人类驱散反动势力的黑暗。而另一个阵营中颇具名声的有——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巴尔蒙特、勃留索夫、索洛古勃等诗人。这一时期，纳德松在俄罗斯已经变得默默无闻了。不久之前，纳德松的亲密友人明斯基还在呼唤着革命的暴风雨：
让暴风雨向我的住所席卷来吧！
让我成为雷声的第一个猎物吧！
明斯基最终也没能成为雷声的猎物，如今他已经按照上述那些人的节奏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琴弦。不久之后我又结识了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和索洛古勃，彼时他们正为法国的颓废派所倾倒，是魏尔伦、普什贝舍夫斯基、易卜生、汉姆松、梅特林克等人的狂热崇拜者，不过那时他们对无产阶级还没有产生任何的兴趣。这个阵营中的很多人都如明斯基一般，照着那样的调子吟唱起来，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政权！
像巴尔蒙特和勃留索夫这类人，只要时局需要就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角色：过去是颓废派，之后转为保皇派、斯拉夫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成了爱国主义者，结束事业时又狂热地嚎叫道：
不幸，不幸！列宁逝世了！
瞧，他躺着，冰冷、腐烂！
我和勃留索夫认识不久之后，他便用带着鼻音的嗡嗡声给我读了一首诗，诗里写的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啊，哭泣吧，
啊，哭泣吧
直至流出喜悦之泪！
高高的桅杆上，
隐约可见水兵！
他还声嘶力竭地读过另一首让人大感诧异的关于月出的诗歌。众所周知，月亮还被称作卫星。
月亮升起，赤裸裸地，
在蔚蓝色的卫星附近！
后来写的诗歌就变得浅显易懂多了，数年来他锲而不舍地发挥着自己的诗学才华。虽然在创作的过程中常常遭遇失败，语言粗野、笨拙，还尽是描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但他仍在写诗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技巧性和多样性：
镶嵌的壁龛，
颤抖的黑夜，
她向后仰去，
于是我俩就……
除此之外，他总是表现得十分高傲，其高傲程度并不亚于科济马·普鲁特科夫。还假装自己是恶魔、祭司、无情的“导师”、“舵手”……随后又一发不可收拾地退步，变成了滑稽可笑的蹩脚诗人，变成了狂热地臆造出与众不同的韵脚的诗人：
库克年代，尽享盛誉，
你击碎双桅横帆船的肋骨，
只为认出你，只为了解最重要的东西——
而那无法复制的经验是……
有一回，巴尔蒙特曾因自己的花腔怪调惹怒了吉皮乌斯。在诗人斯卢切夫斯基家举行的一次“星期五”文学集会上我曾亲眼见证了这一事件。文学集会上济济一堂。巴尔蒙特兴致极高，带着陶醉之意朗读起了自己的第一首诗，甚至还舔起自己的嘴唇来：
毛莨，铃兰、爱抚……
朗读第二首诗时，时断时续，明快清晰：
岸，暴风雨拍打着岸
黑色的独木舟是陌生的酒杯……
吉皮乌斯似乎显得意兴阑珊，一直用单目眼镜打量着他。朗读完毕，当众人还在沉默之时，她就慢条斯理地开口道：
“第一首诗——庸俗低级，第二首诗——不知所云。”
巴尔蒙特涨红了脸，说道：
“我不在意您的无礼，但我想要知道，您究竟哪里不明白呢？”
“我不明白，这独木舟代表什么，为何又是什么陌生的酒杯呢？”吉皮乌斯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巴尔蒙特立刻变得像条眼镜蛇似的，回答道：
“如果一个小市民要求诗人解释诗歌形象的意义，诗人还可以泰然处之。然而，当另外一位诗人喋喋不休地提些庸俗的问题时，他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了。您不明白吗？可我总不能为了让您更加明白而把自己的脑袋也给您吧！”
“我很庆幸您不能这么做，”吉皮乌斯回答说，“对我而言，有您的脑袋才是真正的不幸……”
总而言之，巴尔蒙特是个非常奇怪的人。他时而流露出来的“稚气”以及出人意料的天真笑声常常令人惊讶不已，与此同时他的身上还具备一种魔鬼般的狡黠；其天性中有着不少虚假的柔情，总爱说些“甜言蜜语”，但也存在不少与之前的品性截然不同的东西——粗野的胡闹，野兽般的斗殴，市井般的粗鲁。终其一生，他总因自命不凡而疲惫不堪，总是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总是自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一回还无比幼稚地发表了一个短篇故事，描写了他在托尔斯泰家做客的情形，讲述他是如何给托尔斯泰朗读自己的诗歌的，而托尔斯泰则坐在摇椅里，听得捧腹大笑。巴尔蒙特丝毫不为此感到难堪，他是这样结束这个故事的：
“老头儿狡猾无比，还假装不喜欢我的诗！”
带着这种与众不同的天真，他还讲述了不少别的故事。例如，他曾讲过自己拜访梅特林克的故事：
“艺术剧院准备上演《青鸟》，那时我正好身在国外，剧院便请求我去探望梅特林克，并问问他对此有何感想。我欣然答应。但是我在梅特林克那里却遭到了十分怪异的对待。先是在他家门前按了整整一小时的门铃；后来终于有人前来开门，等来的却是一个泼辣的妇人，还用自己的身体将我挡在了门外；当我历经艰难终于克服最后一个障碍后，迎接我的却是下面一副场景：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只肥头肥脑的狗，而梅特林克却站在椅子旁。我上前鞠躬行礼，并作自我介绍，深信主人是听闻过我名字的。但是梅特林克却默不作声，沉默地看着我，而那条可恶的狗却开始发威吼叫。此时我的心底涌起一股冲动——想把这个怪物从椅子上扔到地上，并指责主人的无礼。但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怒火，陈述起自己来访的原因。梅特林克依旧沉默不语，而那条狗又开始气急败坏地吼叫起来。‘劳驾，’当时我的语气十分不善，‘劳烦您告诉我，艺术剧院即将上演您的大作，对此您有何看法？’他终于开口说：‘我没有任何看法，再见。’我以子弹般的速度，带着恶魔般的愤怒夺门而出。”
他还讲述了自己在好望角的一次奇遇：
“当我们的海船在港口抛锚的时候，”巴尔蒙特从来不会说“轮船”一词，“我走下船，踏上了陆地（此处巴尔蒙特依旧不会说他只是出了城）。我看见一个部落，部落里的人们都居住在用兽皮和树枝覆盖而成的圆顶帐篷里。一位老太婆坐在里面，虽然老态龙钟、面貌丑陋，但依旧充满了某种令人憧憬的魅力。想要接近她的想法立刻涌上心头。我虽掌握了世界上的多门语言，但其中并不包括‘祖鲁语’，因此当那个老太婆举着粗棍朝我扑来之时，我只能仓皇而逃，以此保命。语言不通大约是导致这个场面的原因……”
“我掌握了世界上的多门语言……”像巴尔蒙特这样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语言能力的不止他一人。比如，勃留索夫也曾撒过谎。1945年，某位米亚斯尼科夫在莫斯科出版了一部作品（《勃留索夫的诗歌》），当然，该书的内容是以勃留索夫本人的版本为依据的，米亚斯尼科夫在书中写道：“勃留索夫精通法语和拉丁语，无需借助字典就能顺畅地用英文、意大利文、德文、希腊文进行阅读，还能读懂一部分西班牙文和瑞典文，对下列语言也均有涉猎：梵文、波兰语、捷克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古犹太语、古埃及语、阿拉伯语、古波斯语和日语……”他在“蝎子”出版社的同事波利亚科夫也丝毫不落于其后。不久之前其同事谢苗诺夫在《俄罗斯思想》报上发表文章称，这个波利亚科夫“精通欧洲所有国家的语言，还懂得将近十二门的东方语言……”你们仔细琢磨一下——欧洲所有国家的语言，还有将近十二门的东方语言！巴尔蒙特说自己是“掌握了世界上多门语言”的语言专家，这显然是名不副实的，要知道，就连听懂最简单的法语对话对他而言都是件困难之事。侨居巴黎期间，有一次他在我家碰到了我的文化代理人——美国人布拉德莱。当布拉德莱用英语和他交谈时，他却涨红了脸，脑海里一片混沌，转而说起了法语，但法语说得也是一塌糊涂，犯了一些愚蠢的错误……他究竟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译作的呢？如何把各种不同的语言，甚至是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翻译出来的呢？多半是根据逐字翻译的译文来完成自己作品的。而他的风格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打个比方，雪莱的十四行诗的第一行写得简洁明了：“荒漠上，沙土上，躺着一尊巨大的雕像”——雪莱只用了几个词来描述雕像。而巴尔蒙特是如何翻译的呢？“在赤裸裸的沙漠里，永恒守护着荒漠的寂静……”对“祖鲁语”一无所知，这种无知为他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在其他情况下，也发生了不少悲惨事件。当他开口说一些自己略知一二的语言时，他那种大吼大叫的癖好在这个时候就发挥起了作用。伦敦的警察不止一次为此把他揍得狼狈不堪。在巴黎他也挨过警察一顿揍。某天晚上他和一位女郎走在两名警察的身后，边走边冲着女郎疯狂地大喊大叫，还把重音落在“您的”这个词上（“您狡黠的目光，您狡猾的头脑！”）。结果，警察们认定他在用巴黎街头的小偷和流氓的黑话骂他们：里面的“vache”（“母牛”）是给警察取的一种侮辱性绰号，它比俄语中称警察为“警察狗子”还要更加不尊重。有一回，我和巴尔蒙特还碰到过这样一件事：那年夏天，我们一同前往敖德萨郊区的一个位于海岸上的德国新村，我、巴尔蒙和另外一位作家费多洛夫去那游泳。我们刚脱了衣服准备下水，不幸的是，费多洛夫的弟弟此时突然从水里钻了出来——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是来自敖德萨码头的流氓，一个世世代代的渔夫。巴尔蒙特看见他后，不知为何涌起一股悲痛的怒气，紧接着便朝他扑去，还演戏般地大喊起来：“野蛮人，我要跟你决斗！”而“野蛮人”却用晦暗的眼神懒洋洋地朝他打量一番，用自己那双可怕的手将巴尔蒙特一把抱起，朝岸边带刺的灌木丛扔去。巴尔蒙特从灌木丛中爬出来的时候，浑身血迹斑斑……
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终其漫长的一生，从未说过一句简简单单的话，甚至还无比下流地在诗歌中将自己情人那神秘而又迷人的身躯称为“令人神往的洞穴”。
除此之外，他还很会精打细算。为了讨勃留索夫欢心，曾在勃留索夫的杂志《天平》上发表文章，将我称作是“只会潺潺作响的小溪”。之后岁月变迁，他又对我变得宽厚起来。读完我的小说《来自旧金山的先生》后，对我说道：
“您拥有海船那般的情感！”
之后我有幸荣获诺贝尔奖，得奖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曾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碰过面，那时他已不再将我比作小溪，而是称我为雄狮。为了向我致敬，还给我读了一首十四行诗（理所当然地不忘在诗中提到自己）。诗是这样开篇的：
我是老虎，你——是狮子！
他在政治上也是相当谨慎的。
1930年莫斯科出版了《文学百科全书》，书中第一卷是这样描述他的：
“巴尔蒙特——俄罗斯象征主义的领袖之一……中学毕业之后进入莫斯科大学深造，后因参与学生运动而被开除。对社会活动的热情很快便褪去，转而投入唯美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怀抱。1905年，其革命情绪短暂性地再次高涨，随后在巴黎出版了革命诗歌选集《复仇者之歌》，巴尔蒙特也随之成为了一名政治流亡者。沙皇颁发诏书后，巴尔蒙特回到俄罗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巴尔蒙特站在了沙文主义的队列中。然而到了1920年，他又在教育人民委员会杂志上发表了《预料之中的事》一诗，在诗中激情昂扬地欢迎十月革命的到来。代表苏维埃政府到国外出差期间，又转而投入白军侨民的阵营。原本推崇雪莱的和谐的泛神论，后又改为信奉波德莱尔的歪曲的恶魔主义，如勃留索夫所说的那样，‘想要成为激情和罪行的歌颂者’。在十四行诗《畸形者》中，他赞美了‘歪歪扭扭的仙人掌，天仙子的嫩芽，蛇，蜥蜴中受歧视的种族，瘟疫，麻风，黑暗，谋杀，灾难，蛾摩拉和所多玛’，将尼禄视作‘亲兄弟’般热情迎接……”
我不知道《预料之中的事》是一首怎样的诗，但毫无疑问的是，巴尔蒙特像迎接“瘟疫、麻风、黑暗、谋杀、灾难”那样“狂热”地欢迎布尔什维克的到来。我知道他是怎样迎接1905年的：这一年的秋天他在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其中有几句话是这样写的：
“谁要是不相信有觉悟的、勇敢的工人们能取得胜利，
他就是无耻之徒，就是骗子，就是在玩两面派的把戏！”
多么愚蠢而又刻意的奉承啊，之后似乎已经无路可退了：为何称之为“无耻之徒”，为何称之为“骗子”，那人玩的又是怎样的“两面派的把戏”？如果把整个过程比作是一株植物的话，那么此时尚且处于开花阶段，直到《复仇者之歌》中才结出了真正的果实，但也不过是无名之果罢了：该诗集中的《致俄罗斯军官》一诗是根据1905年末莫斯科的那次以失败告终的起义事件而作的，从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
愚蠢的士兵！你还不明白，
自己是在做谁的走狗？
你和卑鄙之人、无耻之流、恶棍之徒同流合污，
并非只是一时半刻！
我曾见过你精神焕发的模样，
我曾见过你高尚美丽的模样。
而如今你却跌入尘埃，自甘堕落！
陷在沼泽里，流落荒野中！
你是一具死尸——躺在爬满蛆虫的棺材里！
你那破破烂烂的礼服上沾满血污，
你的灵魂跌入那黑暗的万丈深渊，
万恶的你。万恶的全世界。
你是恶魔，是被雇佣的杀人犯！
但是这些还不够，紧接而来的是描写沙皇的诗歌《歌曲》：
我们的沙皇——双目失明的残废，
监狱、鞭刑、审讯、枪决，
我们的沙皇——受绞刑而死……
他是个懦夫，连说话都磕磕巴巴，
等着吧，报应的时刻就要到来！
你曾是个微不足道之人，
而如今却是肮脏的野兽！
沙皇的嘴唇肥大而下垂，说话含糊不清……
啊，卑鄙之中的卑鄙！支离破碎，散发恶臭的脓包，
脓疮已经肿胀，等待着手术。
同志们，为了战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吧，
抓住这只带刺的刺猬！
我们的沙皇龌龊无耻，长着狐狸的尾巴，
还有像狼一般的丑陋的大嘴，
习惯混迹于人类的世界里，而与此同时
却又不动声色地掠夺着世界，
掠夺，亵渎神明，蜷缩着身子，漫天撒谎，
像狼崽子那般，可怜地哀嚎！
你这个侏儒，这个凶恶的瘦老头，
这个喝着鲜血和污秽的醉鬼，
你理应被处死！
上述内容于1907年发表在巴黎的杂志刊物上。莫斯科起义失败后，巴尔蒙特逃亡至巴黎，然而这段经历并没有影响他之后安全地返回故土。在这场起义爆发之前，格热宾就已经开始在彼得堡发行绘有插图的讽刺性杂志，杂志第一期的封面上是一个顶着皇冠的光屁股——该图案占据了杂志的整个版面。但格热宾并没有踏上任何形式的逃亡之路，也没有人动过他一根手指头。而高尔基先是跑到了美国，后来又逃去了意大利……
柯罗连科拥有高尚的灵魂，他在幻想革命的时候，想起了某位诗人的几句优美的诗句：
雄鸡在神圣的罗斯大地上引吭高歌——
神圣的罗斯很快就要迎来白昼！
在热情激昂的氛围中，安德烈耶夫感到一股强烈的渴望，他对魏列萨耶夫说：
“我有点儿畏惧立宪民主党人，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未来领导者的影子。与其说他们是生活的建设者，不如说他们是改良式监狱的建造人。或是革命和社会民主党获得胜利，或是立宪制的酸白菜获得胜利。如果是以革命的胜利告终，那么这将会是一桩难以言喻的快乐的、伟大的、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不仅会出现全新的俄罗斯，还将出现一片全新的国土！”
“瞧，有个送信人走到约伯面前，对他说：‘你的子女们在你长子家中聚餐，大伙儿吃着饭喝着葡萄酒，突然从荒漠中刮来一阵大风，席卷过屋子的四角，将房子吹倒在地，倒塌的房子压住了你的孩子们，他们都死了……”
“某种难以言喻的快乐”终于降临到了俄罗斯大地上。
甚至是叶·德·库斯科娃也曾在无意之中提起过此事：
“俄国革命是通过某种粗暴的、充满兽性的行为来完成的。”
当时还只是1922年，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并不完全公正：在动物世界里，从来不会出现这类缺乏理智的兽行——纯粹为了满足兽欲而犯下种种极端残忍的罪行。残忍的兽行只会出现在人类世界中，尤其是发生在革命暴乱期间。败类总能依靠理智行事，总会带着实际目的行事。败类贪婪地啃食其他野兽，只会依赖汲取他人营养而存活，或是当他人妨碍自己生存时干脆将对方消灭掉——败类总是满足于上述行为。他们不会像人类那般不贪恋杀人行为，不陶醉其中，不侮辱、讥笑自己的牺牲品。当他知道自己拥有免罪金牌，或是有的时候（打个比方，在革命时期）这类行为会被视为“神圣的愤慨”和英雄行为，会被授以权利、福利和勋章（类似列宁勋章、红旗勋章），此时人们的行为就会变得更加猖狂。动物世界里，并不存在这类充满兽性的侮辱行为和亵渎行为；那里没有“光明的未来”；那里没有全人类幸福的专业设计师；也不会以全人类的幸福为借口去有组织性地招募数百万之众的军队，并在数十年间借助这只崇尚恶魔艺术的军队不断地进行杀戮。列宁、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上台后就立刻着手召集这样的队伍，其成员尽是些专业杀人犯、最可怖的败类分子中的刽子手、精神变态者、性虐待狂，这支军队有过不少臭名昭著的代号：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内务人民委员部……
九十年代末，那股“来自沙漠的大风”虽还未吹来，但人们却已经能感受到它的气息了。对于不知何故便突然取代了旧文学的俄罗斯“新”文学而言，这简直就是致命的一击。文学新阵营中的新人们此时已经走在了该阵营的前列，他们与前辈们截然不同——旧文学界的前辈们在不久之前还被称为是“灵魂和情感的主宰者”（当时的人们是这样称呼的）。这些前辈中的一部分人虽然仍主导着全局，但他们的追随者已越来越少，而文学新星的声望却是越来越高。无怪乎阿基姆·渥伦斯基彼时会这样宣称：“新的脑力线诞生于世了！”新文学阵营中几乎都是那类新人——从高尔基到索洛古勃，这些都是天生有才之人，他们具有罕见的精力、强大的力量和巨大的禀赋。对于即将迎来“沙漠之风”的这些日子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这些革新家们几乎都是些缺乏才能和力量的人，他们天生行为不端，身上混杂着一些粗鄙的、虚伪的、投机的东西，总是迎合市井之物，恬不知耻地贪求着成功和丑闻……
不久托尔斯泰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今，新作家们的无礼和愚蠢让人感到惊讶！”
那个年代的文学界已经急速走向下坡，许多东西已然崩塌——秉性、荣誉、良心、审美、智慧、分寸感、方式……某一次，罗赞诺夫（带着自豪之情）说道：“文学——是我的裤子，只要我愿意，就把它穿上……”随后，勃洛克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文学界散发着恶臭……”
“勃留索夫丝毫不感到厌烦，依旧热衷于故作姿态，装腔作势，玩弄下流的小手段……”
“梅列日科夫斯基——鞭笞派成员……”
“维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文章让人感到压抑，感到心情沉重……”
“所有最亲近的人都处于疯狂、病态和混乱的边缘……我感到疲倦……病了……晚上大醉一场……列米佐夫，格尔申宗——都得病了……现代主义者只剩下空隙周围的一圈涡纹……”
“试图预测罗斯未来的戈罗杰茨基……”
“叶赛宁拥有庸俗和亵渎神明的才能。”
“别雷还没成熟起来，浑身充满激情，但从不谈论生活，写的东西也并非来源于生活……”
“流氓行为和艺术分寸感的缺失摧毁了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一切。如今他会想，生活是由种种诡计构成的，将会出现不结果实的无花果……”
“——画展开幕日，《流浪狗》……”
之后，勃洛克又谈到了革命。例如，1917年5月：
“支撑旧世界的俄罗斯政权的基础是无比深厚的俄罗斯生活的固有特性，这种生活模式扎根于许多俄罗斯人民的心中，这个群体的民众数量远比那些拥有革命思维模式的民众要多……人民无法一下子转变成革命者，对于他们而言，旧政权的颠覆似乎是一场出人意料的‘怪事’。革命需以自由意愿为前提。有这种意愿吗？从小部分群体来说……”
同年七月他又谈起了这个问题：
“德国人钱多，宣传鼓动力度大……夜晚的大街上，总有人在那里吵吵嚷嚷、哈哈大笑……”
众所周知，没过多久勃洛克就陷入了对布尔什维克的癫狂迷恋之中，但是不能因此就怀疑他此前发表的那些革命言论的正确性。我引用勃洛克的革命言论也并非出于任何政治目的，仅仅是为了说明九十年代末发生在俄罗斯文学圈的那场“革命”同样是某种“出乎意料的怪事”。这场革命从一开始便充斥了各种无赖行为，充满了缺失的分寸感，而勃洛克枉然地加给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那种技巧，也确实是“空隙周围的一圈涡纹”。当时的勃洛克在这些“涡纹”上也存在过失，可这又都是些怎样的涡纹啊！安德烈·别雷笔下的每个词都会以大写字母开头，还称勃留索夫是“身披太阳衣的女郎的神秘骑士”。而在1904年，即别雷发表此番言论之前，勃洛克本人就曾把自己的诗歌集赠送给勃留索夫，诗集的题词如下：
赠予
俄罗斯诗歌的立法者，
身穿黑色斗篷的舵手，
指引道路的绿色星星——
事实上，这位“舵手”，这颗“绿色星星”，这个“身披太阳衣的女郎的神秘骑士”只不过是一名贩卖软木塞的莫斯科小商人的儿子。他住在父亲的那幢位于彩色林荫道的房子里，这是一栋名副其实的、充满乡土气息的三等商人的住宅，大门总是挂着锁，留着一扇小门，院子里有一条拴着铁链的狗。勃留索夫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们便互相认识了。这是一个黑眼睛的年轻人，长着一副商人的模样，有着一张结实、肥大、颧骨高凸的亚洲面孔。但是这个商贩讲起话来却是十分讲究，辞藻总是过分华丽，说话鼻音很重，虽讲得断断续续但仍十分清晰，就像是从木笛形的鼻子里嘶声力竭地发生声音来，总是爱带着教育人的口吻说些劝谕的话，容不得他人反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极具革命意味（从艺术层面来讲）——新事物万岁，打倒一切旧事物！他甚至提议把旧书籍扔进篝火中，将它们全部烧成灰烬。他放声大喊：“就像奥马尔焚烧亚历山大图书馆那样！”与此同时，这个“胆大妄为之人”、这个“破坏者”对于一切新事物都坚守着自己的一套最为残酷且无人能撼动的准则、章程和法令，只要稍一偏离这套制度的轨迹，他就准备将其扔到火堆里焚烧掉。他那低矮的夹层房间的整洁度，也是到了令人惊诧的程度。
“神秘骑士、舵手、绿色星星……”在那个时代，这些骑士、舵手选择的书名同样令人感到惊讶：《雪的假面具》、《风雪高脚杯》、《蛇花》……此外，这些标题必须写在书籍封面最上方的左上角的位置。我还记得，有一回契诃夫看到这样的封面，突然就哈哈大笑起来，说道：
“这是给那些斜视眼的人看的！”
在关于契诃夫的那段回忆录中，我曾谈到他对于“颓废派”、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夫等人的总体态度……诸如此类的佐证还有一个。
三年前，即1947年，《同时代人记忆中的契诃夫》一书在莫斯科出版。顺便说一句，阿·吉洪诺夫（阿·谢列博罗夫）写的回忆录也被收录其中。这位吉洪诺夫一生都在高尔基身边工作。少年时代就读于矿业学院，1902年夏天在萨瓦·莫洛佐夫位于乌拉尔的领地上进行煤矿勘察工作。某一日，萨瓦·莫洛佐夫和契诃夫一同来到该地。吉洪诺夫说，“我在契诃夫的社交圈里呆了好几天，有一回还同他聊起了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夫。我听说契诃夫很喜爱高尔基，对他十分推崇，于是我便对《海燕》的作者大加赞赏起来，毫不吝啬赞扬之词。文中令人欣喜若狂的感叹词和惊叹号简直让人无法呼吸。”
“对不起……我不明白……”契诃夫如同被冒犯了一般，带着一丝不悦但又礼貌地打断了我，“我不明白，为什么您和所有的年轻人都被高尔基迷得神魂颠倒呢？瞧，你们都喜欢他的《海燕》、《鹰之歌》……但要知道，这并不是文学，只是一些响亮的词语堆砌而成的玩意儿……”
出于诧异，我被一口茶烫着了。
“海在笑，”契诃夫继续说，边神经质地不时微微转动着夹鼻眼镜上的细绳，“您当然会感到欣喜若狂！多么出色啊！可要知道，这只是廉价之物，只是通俗读物，瞧，你们读到‘海在笑’之后便停了下来。你们以为，自己停下来是因为他写得太好了，写得太具艺术性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殊不知你们停下来，只是因为一时无法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海，怎么就突然笑了起来呢？海没有情绪，它不会哭也不会笑，只会哗哗作响，发出拍打声，闪着亮光……看看托尔斯泰是如何描写的：太阳东升西落……没有人哭，也没有人笑……”
他用长长的手指碰了碰烟灰缸、小碟子和奶罐，随即又带着某种厌恶之情将它们推离自己。
“瞧，你们援引了《福玛·高尔杰耶夫》中的话，”他接着说，眼睛周围的鱼尾纹皱了一下，“同样不成功！它只有一条直直的主线，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主人公一人身上，就像是串在铁叉子上的烤羊肉串。所有人物都说着同样的话，发着‘O’的音……”
显然，我在高尔基的问题上走了背运。我试图把话题转移到艺术剧院上，以此摆脱尴尬的局面。
“没什么，剧院就是剧院，仅此而已。”契诃夫再一次浇灭了我内心狂热的火焰，“至少演员们知道如何扮演角色。而莫斯克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位极具天赋的演员……总体来说，我国演员们的文化修养还不高……”
如同溺水之人抓住稻草一般，我抓住了‘颓废派’——当时公认的文学新流派。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什么颓废派。”契诃夫无情地将我彻底驳倒，“您为什么要提他们？这都是些油头滑脑的骗子，并不是什么颓废主义者。您别相信他们。他们的双腿也全然不是‘苍白的’，而是同大家一样——满是毛发……”
我提到了安德烈耶夫。契诃夫听罢斜着眼睛，带着并不友善的微笑看我了一眼，说：
“哪一个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是那个作家吗？他只不过是那些极爱说漂亮话的律师的助手……”
契诃夫也跟我聊起过“颓废派”，不过他与我谈话中的颓废派和吉洪诺夫提到的还是有些区别的：他们并非只是骗子。
“他们算什么颓废主义者？”契诃夫说，“他们是最健壮的庄稼汉，应该把他们送到苦役连去才是……”
的确，这些人几乎都是“骗子”和“最健壮的庄稼汉”，完全无法将他们称之为健康的正常人。契诃夫时代的“颓废主义者”，以及那些人数被夸大且之后尊享荣誉的人——那些已不再被称之为颓废主义者或象征主义者，而是被称为未来主义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寻找金羊毛的勇士，他们同其余人一样——如高尔基、安德烈耶夫，还有之后的因疾病而变得虚弱消瘦的阿尔志跋绥夫，还有那位头发半秃、脸涂抹得像娼妓尸体般、有鸡奸癖好的库兹明等人，所有人的力量都十分巨大，然而拥有这些巨大才能的却是些癔病患者、疯子和神经错乱之人。就普通意义而言，他们中有谁能够称得上是健康人呢？这都是些狡猾之人，如何才能做到引人注目，他们对此了如指掌，要知道，大多数癔病患者、疯子和神经错乱之人都拥有这样的特征。瞧，早在契诃夫那个年代，形形色色、不同程度的病患或者精神失常者就以惊人之势聚集在了一起，而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群体的规模又不断地扩大！并非平白无故地用男性化的笔名来写作的肺痨病患者吉皮乌斯，对夸张手法无比着魔的勃留索夫，《安静的小孩》的作者，《庸俗的恶魔》的作者（换句话说，也是里面的主人公别列顿诺夫）——即死亡和“恶魔之父”的歌者、如同石头一般呆板寡言的索洛古勃（罗赞诺夫称他为“身穿常礼服的砖头”），蛮横的、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者楚尔科夫，总是怒气冲冲的渥伦斯基，身材矮小而脑袋却大得出奇、拥有一双呆滞黑眼睛的明斯基；还有病态地迷恋不规范语言的高尔基（“我给您拖来了这本书，浅紫色的鬼东西。”），他年轻时写了不少辞藻过于华丽、充满了低劣且尖锐的讽刺语的东西，还用过以下笔名进行写作：伊叶古季儿·赫拉密达、无名氏、X先生、安季诺姆·伊斯霍佳施、萨摩克里奇科·斯洛沃杰科夫……高尔基去世之后，为世人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照片——照片主角横跨了自己的每一个年龄段，直至老年。照片中的高尔基摆出演员式的姿势和表情，时而一副淳厚朴实、若有所思的样子，时而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时而像苦役犯那样愁眉苦脸，时而用尽全力将肩膀抬起，把脖子缩在里面，像街头鼓动员般摆出一副狂热的姿势。有着一张苍老的高颧骨的蒙古人面孔的高尔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演说家，讲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还能做出无数种丰富多彩的表情，有时脸色阴沉得可怕，有时又像个白痴似的高兴不已，此时他头发下的眉毛和前额上的皱纹就会挤在一起。总而言之，如果不装腔作势、不说些空洞的漂亮话，高尔基几乎无法留在人群中。他时而故意表现得无比粗鲁，时而又洋溢着浪漫主义式的热情，却不带一丝荒谬的过分的喜悦之情，（“普里什文，能和你同住一个星球，我感到很幸福！”）也不说任何荷马式的谎言。高尔基在揭露性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愚蠢也是非同寻常的：“这是城市，这是纽约。从远处看，整个城市像是一个长满参差不齐的黑色牙齿的巨大颌骨。它把无数的浓烟喷向天空，又像一个患有肥胖症的贪吃之人在那呼呼喘气。走进城市，你会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用石头和铁筑成的胃里。城市的街道是一条滑溜溜的、贪婪的喉咙，喉咙里漂浮着的是一块块黑色的食物——活人们；城市铁路的车厢如同一条条巨大的蠕虫；火车头则像一只只肥大的鸭子……”他是一个荒唐无比的写作狂。在高尔基逝世后不久，某位巴卢哈托夫于莫斯科出版了一本名为《高尔基文学著作》的作品，并在这本大部头的文集中写道：“关于高尔基作品的总数，我们依旧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迄今为止他的1145篇文学和政治作品已被我们登记在册……”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星火》杂志上读到一段话：“全世界最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有意献给我们更多更优秀的创作。毫无疑问，假如人民的公敌——无耻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没有剥夺他奇妙的生命的话，高尔基必能兑现自己的诺言。约八千件最珍贵的手稿和材料被珍藏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作家档案室内……”这就是高尔基。但其他反常的事情又何其之多！一生坚定不移地往自己的诗歌中注入离奇古怪之词和曲调的茨维塔耶娃，回到苏联之后却悬梁自尽；最为蛮横的酒鬼巴尔蒙特在逝世前不久变得精神失常——暴躁凶残、性欲过旺；勃留索夫是吗啡瘾者、患有暴虐症的色情狂；悲剧作家安德烈耶夫染上了狂饮病……还有如同猴子般狂暴不已的别雷，此处便不再对其进行描述。另外，不幸的勃洛克也是如此：祖父在精神病医院病逝，父亲“言行古怪，濒临精神病的边缘”，母亲也“屡次进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而勃洛克本人从年轻时期起便患上了十分严重的坏血病，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该病的怨诉——坏血病如同酒和女人一样折磨着他，紧随而后的是“沉重的精神折磨，以及去世不久前出现的神志不清和心瓣膜发炎……”这种智力和心灵上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是十分罕见的：“中学引起了他的反感，用他的话来讲——那些可怕的平民阶层，那些与他背道而驰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感情都让他心生厌恶之情。”于是他准备成为一名演员。大学头几年他模仿茹科夫斯基和费特的诗风，描写绽放在“玫瑰色的清晨，红色的霞光，金黄色的谷地以及开满鲜花的草地”中的爱情；随后他成为维·索洛维约夫的继承者，也成为“寻找金羊毛的勇士组成的神秘小组的领导人”——别雷的朋友和战友；1905年，他“高举红旗走在群众中央，但很快就对革命变得漠不关心了……”他以类似国家骠骑兵的身份上了第一次大战的前线，回到彼得堡之后向吉皮乌斯谈起这次战争，时而称自己在战争中感到“多么快活”，时而又换上另一种说法，称战争是多么无聊、多么引人反感，有时还试图说服吉皮乌斯，让她相信“应将所有的犹太人处以绞刑……”
（上文中最后几行文字是我从吉皮乌斯的《蓝书》以及她的彼得堡日记中摘录而得的，关于勃洛克的其余资料则是从与他相关的传记和自传中摘录而得的。）
当勃洛克亵渎神明、咒骂神明时，他的行为也是非常病态的。在高尔基、扎米亚京、楚科夫斯基的直接参与下，杂志《俄罗斯同时代人》于二十年代末在所谓的列宁格勒出版了。正如其纲要中所称的那样，杂志“仅仅以文化”作为追求目标。瞧，这本文化杂志的第三期刊登了部分“珍贵的文学资料”，其中有一份资料尤为珍贵，内容如下：
“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去世之后留下的手稿中摘选而得的构思、手稿和札记。”
事实上，这些“构思”中的确有一些不错的东西，尤其是某个关于“耶稣”的构思。高尔基本人对耶稣也不持尊重之情，讥笑他为“大学究”。不过在这方面高尔基还远不及杰米扬·别德内和马雅可夫斯基，唉，当然也比不上勃洛克了！事实上，勃洛克原本构思的正是“源于耶稣生活的剧本”。“剧本”的提纲如下：
“酷暑。肉厚多汁的仙人掌。耷拉着嘴唇的傻瓜西蒙在钓鱼。”
“耶稣进场：非男亦非女。”
“福玛（异教徒！）——在进行检查。”
“不得不深信不疑：受到了强迫，受到了欺骗。”
“把手指放进去，就成了传播者。”
“强迫宗教法庭、罗马教廷、打着嗝儿的牧师——和立宪会议去宣传……”
“伟大诗人”的读者们相信这些荒谬无比的卑劣之言吗？可我却是逐字逐句从中摘录下来的。接着往下读：
“安德烈·别尔沃兹万内。四处走动着，不愿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圣徒们为了耶稣而偷樱桃和小麦。”
“母亲对儿子说：‘与康娜·加丽列伊斯卡的婚姻。很不体面。’”
“圣徒贸然出口，耶稣进行阐明。”
“山上举行的布道：群众大会。”
“当局忧心忡忡。耶稣被捕。圣徒们，毫无疑问，已然偷偷溜走……”
该“剧本”提纲的结尾是这样的：
“应当让柳芭读一读勒男的书，并在地图上将他去过的地方标注出来……”
“‘他’这个字，毫无疑问，是以小写字母开头的……”
在这种荒唐的行为（“强迫打着嗝儿的牧师——立宪会议去宣传”）和不正常的亵渎神明的行为中（描述圣徒彼得的这句话——“耷拉着嘴唇的傻瓜西蒙”，到底有何意义）所包含的东西，来源于该时代所盛行的风气。亵渎神灵和咒骂神灵是革命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特征早在那股“沙漠之风”轻轻袭来之时便已显露端倪。彼时索洛古勃已写下《我的弥撒》一诗，祷告自己，祷告恶魔：“我的父亲，恶魔！”还把自己假扮成魔鬼的样子。阿赫玛托娃曾在彼得堡的“野狗”剧院里说过这样的话：“在这儿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荡妇。”某日，该剧院上演了一出名为《圣母携婴儿逃往埃及》的“弥撒剧”，库兹明为该剧作词，萨茨谱曲，苏杰伊金设计舞台布景和服装。诗人波杰姆金在剧中扮演驴，把腰弯成直角，拄着两根拐棍向前行走，背上还驮着圣母的扮演者——苏杰伊金的夫人。“野狗”剧院中坐着不少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彼时尚年轻，身材高大，肥头大脸，是位举足轻重的贵族、地主，穿着浣熊皮大衣，戴着海狸皮帽或大礼帽，头发像庄稼汉似的剪得短短的；勃洛克——有着一张僵硬的、高深莫测的、俊美的诗人脸庞；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穿着黄色的女式短上衣，一双乌黑的眼睛，蟾蜍似的扭曲不平的嘴唇则紧紧抿着，带着些放肆无礼和郁郁寡欢的感觉……此处不得不提一句，库兹明去世时的情景大概是这样的（国家已处于布尔什维克统治之下）：他一手握着福音书，一手拿着薄伽丘的《十日谈》。
在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各种亵渎神明的下流行为层出不穷，如同多瓣的鲜花盛开那般，达到了鼎盛时期。早在三十年前就有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信中说道：
“站在人潮拥挤的电车车厢内，周围都是些面带笑容的嘴脸，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捧持圣象的人民’在欣赏一本名为《无神论者》的杂志里的图片：画中描述的是一群愚昧无知的农妇在‘领圣餐’——吃耶稣的肠子；上帝——唯一真神，戴着夹鼻眼镜，愁眉苦脸地在那读着杰米扬·别德内的某本书……”
这或许便是“福音派教徒杰米扬完美无缺的新遗训”，而这位杰米扬多年来一直都是达官显贵及富商巨贾中的一员，也是苏维埃莫斯科政权如畜生般卑躬屈节的走狗中的一员。
咒骂神明的众人中最可恶的当属巴别尔。侨民界的一份社会革命党人的杂志《时日》曾对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进行过研究分析，认为“他的创作具备不同的价值”：巴别尔熟知那些有趣的日常生活用语，有时还能毫不牵强地使整篇文章的语言都具备这种风格——比如《萨什卡—基督》。以外，其余作品中既没有描述革命性的日常生活，也不存在任何革命的痕迹，例如《耶稣的罪孽》……“遗憾的是，”该报继续评论道——虽然我并不能完全明白，此处有何遗憾可言，“不能将这部小说中最具典型的地方归结为作者在其中运用了一些极为粗鲁无礼的表达方式。就令人愤慨的语调以及卑劣的内容而言，整篇小说都与反宗教的苏联文学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文中的主角——上帝、天使以及把天使压死在床上的旅馆女服务员阿琳娜。上帝派天使下凡做女人的丈夫，以便女人不再受频繁生育之苦……”虽然略失公正，但仍是一种相当严厉的审判，因为这种卑劣的行为中必然存在某种“革命”的印迹。我还回想起了巴别尔当时写的另外一篇小说，该小说以诙谐的口吻谈到了某座天主教教堂中的圣母雕像，然而一思及此，我就立刻竭力不去想它——因为文中用了一些足以把人送上绞刑台的卑鄙下流的话来描写圣母的乳房。当时的巴别尔似乎处在一种完全健康和正常的状态（就正常意义上来理解）。至于精神失常者，我还想到了某位赫列勃尼科夫。
赫列勃尼科夫，原名为维克多，尽管后来又将自己的名改成韦利米尔，革命爆发（二月革命之前）之前我俩偶尔能碰面。这是一个生性阴郁、体型瘦小、沉默寡言的人，总是一副不知是真的喝醉、还是假装喝醉的醉醺醺的模样。如今，不仅俄罗斯的人民会纷纷议论他的才能，就连侨民界也时常会谈及其天赋。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然而赫列勃尼科夫依旧具备某种充满野性的艺术才能的基本元素。他以未来主义者和疯子的双重身份闻名于世。不过，他的精神真的到了失常的地步了吗？事实上，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常人，但归根到底还是在装疯卖傻，用自己的疯狂进行投机。二十年代，从莫斯科寄来了一大堆有关文学和日常生活的信，其中一封信提到了赫列勃尼科夫。信的内容如下：
赫列勃尼科夫去世之后，莫斯科与他相关的文章铺天盖地，人们发表演讲，把他称作天才。在某次赫列勃尼科夫纪念大会上，他的朋友П.先生朗读了关于他的回忆录。这位П.先生称自己在很早之前便认定赫列勃尼科夫是一位伟人，早就想与他相识，想更深入地了解他伟大的灵魂，希望在物质上给予他帮助：“由于不问世事”，赫列勃尼科夫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唉，想要亲近他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赫列勃尼科夫是难以接近的。”瞧，有一回П.先生终于打通了赫列勃尼科夫的电话，“我开始邀请他来我家，赫列勃尼科夫答应前来，只不过要稍晚一点，因为此刻他正迷失在卢比扬卡与尼科尔斯卡雅之间的那座常年积雪的山中。后来我听到敲门声，打开门——是赫列勃尼科夫！第二天，П.先生把赫列勃尼科夫领到自己家里，一进门他就马上把房间里的被子、枕头、床单、床垫从床上搬下来，把它们放在书桌上，然后全身赤裸地爬上去，开始创作自己的小说《命运榜》，而“神秘的数字317”是全书的主要内容。
他邋遢不堪，以至于都快把自己的房间变成了牲畜棚，于是女房东就把他和П.先生统统扫地出门。不过，赫列勃尼科夫还是很走运的——某位对他的小说《命运榜》非常感兴趣的米面店老板收留了他。在这位米面店老板家中暂住两周之后，赫列勃尼科夫便表示，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他必须去阿斯特拉罕草原居住一段时间。米面店老板提供了车费，赫列勃尼科夫欣喜若狂地飞奔前往火车站。不过，他似乎在车站遇到了小偷。米面店老板不得不再一次慷慨解囊，赫列勃尼科夫才得以最终踏上旅途。不久之后，一个女人从阿斯特拉寄来信，信中恳请П.先生立刻来将赫列勃尼科夫接回去，否则——她在信中写道：赫列勃尼科夫将会就此死去。毫无疑问，П.先生自是搭乘第一班火车赶往阿斯特拉罕。半夜时分抵达目的地，找到赫列勃尼科夫后便立刻把他送出城，到了草原后他才开口说话，称自己已经成功地和所有的317位主席取得了联系，这对全世界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还朝П.先生的头上打了一拳，致其昏倒在地。苏醒之后，П.先生步履艰难地回到了城里。经过漫长的找寻，直到深夜才在城里的某家咖啡馆里找到了赫列勃尼科夫。看到П.先生后，赫列勃尼科夫立刻挥舞着拳头朝他飞扑过去，还喊道：“恶棍！你竟胆敢起死回生！你应该去死！我已经用全世界的无线电同所有主席取得了联系，他们还推选我为地球的主席！”“自此之后，我们的关系也就恶化了，与他就此分道扬镳。”П.先生说。然而赫列勃尼科夫并非傻瓜：回到莫斯科后，很快又找到了新的金主——知名面包商菲利波夫。菲利波夫出钱对其进行资助，满足其所有的任性要求。按照П.先生说法，那时赫列勃尼科夫住在特维尔街的一家豪华旅馆内，还在门外贴上五彩缤纷的自制挂图，挂图上画着爪形太阳，底下是一行题词：
“地球主席。白天接待时间——十二点至十二点半。”
这是一种拙劣无比的狂人把戏。后来，这位狂人为了迎合布尔什维克还大发起诗兴——作起了一些合乎情理又有利可图的歪诗：
老爷让我无以为生！
难受极了，难受极了！
我们备受折磨！
贵族身份的老妪，
佩戴星章的老叟，
该让这群老爷们脱得一丝不挂，
像驱赶牲口般把他们驱逐出去，
什么乌克兰品种的牲口，
肥胖的，头发斑白的，
年轻的，骨瘦如柴的，
该把他们统统剥光，
无论是显赫的畜群，
抑或是显赫的贵族，
都该把他们驱逐出去，
一丝不挂！
让鞭子在空中呼啸，
让雷声在星空中隆隆作响！
何处有宽恕？何处有宽恕？
与公牛为伍，
驱赶佩戴星章的老头们，
裸身赤足，
牧人们
该扳动扳机行走。
难受极了！难受极了！
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
接下来还有一首代表洗衣女的诗：
假如是我
就会把所有的老爷
拴在同一条绳上
牵进屠宰场。
然后一次又一次
抚摸他们的喉咙，
我把自己的内衣搓洗，再搓洗！
然后把老爷们
砍杀，再砍杀！
一滩鲜血，
在眼前盘旋！
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中也有这样的句子：
我要把时光
来消磨，来消磨……
我要把脑袋
来挠一挠，挠一挠……
我要把你身上的肉
来割一割，割一割！
与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吧？所有关于革命和革命“口号”的内容都是如此千篇一律，几近庸俗：主要内容——砍杀教士，砍杀老爷！像这样写诗的还有雷列耶夫：
第一刀——砍向地主贵族，砍向达官显贵
第二刀——砍向教士，砍向信徒！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一次革命期间以及第二次革命前夕，政治家们的演说以及诗人对革命的召唤中充满了多少“崇高的文体”啊！例如，莫斯科的一位诗人谢尔盖·索科洛夫理所当然地不满足于像“鹰”这样的鸟，而把自己称为克列切托夫（隼）克列切托夫的（Кречетовый）的词根是隼，还把自己的出版社命名为“秃鹫”，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站起来！去惩罚祖国的敌人，
犹如拿着锋利的镰刀去收割麦穗！
前进！前往充满喧嚣和叫喊的地方，
去那红旗飘扬的地方！
当鲜血的热潮，
滋润着广阔的田野，
复兴中的祖国，
在绿色的处女地里抽穗！
此类诗歌中出现血和处女地这样的词语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个实例，即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的诗歌：
致俄罗斯人民：我是令人生畏的复仇天使！
我在黑色的伤口里，在被开垦的处女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