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春归
——写在陈独秀逝世六十周年
暮春时节。长江畔的小城江津，轻雾蒙蒙，细雨霏霏。陈独秀在这座秀丽又冷清的江城度过最后一个春天。
自从一九三八年春天来到江津，已经住了四年。江城景色宜人，青山隐隐，绿水迢迢，能不能让颠踬大半生，八次遭通缉、四次被逮捕的这颗疲惫而又颓倦的心灵得到安息呢？
一九四二年正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怒潮中，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似乎成了沧海遗珠，在一个偏僻小村里，唯有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相伴，同结缡十年共患难的妻子潘兰珍厮守，艰苦时卖文为生，典衣度日，或者靠少数旧友资助。江津城里，只有几位老友知道这位先生是何许人也，邻里间只看到一位衣衫朴素且有点褴褛，瘦骨嶙峋又时时卧病，讲一口听不太懂的下江话的老人，有谁知道他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那颗如江水激荡跳动的灵魂？他那隐士心情，他那书生本色，他那哲人襟怀，谁能知晓？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须发渐斑，垂垂老矣，往事如烟，哪堪回首，而忧国忧民的壮怀未减，高标绝世、特立独行的性情却丝毫未移。这首在江津的《赠友》诗，大约可以表明陈独秀入川后的心境。
抗日炮火声中从南京走出监狱，到武汉，到重庆，又到江津，他一次次拒绝高官厚禄的钓饵，誓不与国民党政权合作。有人想拉他参加国防参议会，他严词拒绝：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老友胡适劝他去美国做学问，他答以“不去美国，也烦见生人”。有人劝说他出山，在国共两大政党之外成立第三党，他明确表示“无此意”。他对国民党最高层派来江津的说客表明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更不曾有何公开活动。”礼节性地劝来人回重庆复命：“请蒋先生好自为之。”
共产党领导人表示过希望他去延安、回到党内的愿望，希望他公开承认错误，因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作出过开除他党籍的决议。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但又认为自己无错可改，无罪可认。王明、康生等人在《解放》周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一再污蔑诬陷，强加给他的“汉奸”、“领取日本津贴的间谍”罪名，更使他勃然大怒。曾对一位老朋友说：他们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自此断绝了同共产党的任何联系。他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也就与曾经拥立他担任总书记却又反对国共合作，坚持打倒国民党的托派组织彻底决裂了。
从此，孑然一身，举家到江津，如同一个隐士了。偏僻的江畔小城，不是当年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也不是此时成为抗战中心的重庆，更不是千万爱国革命青年向往的延安。满腹豪情，一腔幽恨，都只能郁结在诗文中，向朋友抒发：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书赠同乡胡子穆》
嫩秧如茵，夕阳似火，倚门远眺，隐士生涯悠闲如画。但是，对一个曾经沧海的人，乱离岁月中很难达到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境界。许多故人故事，自然会频频地进入梦乡，搅起心底波澜。
想到广州，他写：“江南目尽飞鸿远，隐约罗浮海外山。曾记盈盈春水阔，好花开满荔枝湾。”想到南京，他写：“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寄成都友人，他写：“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寄闲愁。”“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寂寞胭脂坪上月，不堪回忆武昌城。”这些诗句宁静淡泊，心静无波，真像一个远避尘嚣、超然物外的隐士。倒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听到几位老友于端阳节屈原忌日聚饮大醉，不觉兴起感慨，遥寄一绝：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实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寥寥二十八字，凝聚了满腹的酸甜苦辣，千言万语又无处可以尽情宣泄。
江城诗笔，都是这般潇洒清淡吗？并不，也有金刚怒目、壮怀激烈的时候。一九三九年八月，他听到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认为一个共产党当政的政府同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携手言和是不能容忍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观点：“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他可能并不清楚，或许根本不同意。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上面这个“谈话”发表的同一天，希特勒军队大举由西线侵入波兰，接着，苏联红军也从东部开进波兰，瓜分了这个中欧古国。这个举动举世震惊，世人瞠目不知所措。陈独秀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挥笔写了一首题为《少年行》的五言古风，七十行，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他晚年诗作中最长的一首。他用了古代传说中“伯强大厉疫鬼，所至伤人”（《楚辞·王逸注》）的典故：“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黄金握在掌，利剑腰间鸣。”“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行。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为恶恐不足，惑众美其名。举世奉和者，人头而畜鸣。忍此以终古，人世昼且冥。”字里行间，充塞着对时局的悲愤，对帝国主义集团的声讨和对苏联参与瓜分波兰行为的谴责。这样的诗句，哪里还有孤标傲世的隐士心情呢？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是他十年前在南京狱中所作组诗《金粉泪》的末句，也是陈独秀晚年的自我写照。一位老友在他去世后的挽诗中也有两句：“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他一生保持书生本色，一天都没有离开书本，放弃治学。他在南京狱中看透了生死大限，将铁窗当书斋，反倒安下心来进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文字学和音韵学的研究，从而撰写了《实庵字说》和《中国古代有重声母说》这样的文字学和音韵学专著，意图解决汉字难学难认难定的问题，想从根源人手，为向中国民众普及教育而扫除拦路虎。他曾告诉友人：“我研究文字学，就是要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我主张语言文字都大众化，由繁入简，最终目的是拉丁化即拼音文字。”
江津五载，即使贫病交加，常常要为衣食奔波，仍然清苦自持，继续从事在南京没有做完的研究，也就是他说的“《新青年》未竟之功”。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五日给当时在重庆的老友台静农的信上说：
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上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未竟之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文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也。史较之字更难，新材料未发见以前，旧材料势不能尽废，惟有加以合理的整理，以期减少乌烟瘴气耳。诸夏四部族之说，似可确定，特于八姓方面前史不甚注意，以其未能如夏商周继续雄长中原，遂目为化外，致古史上许多问题难以解决。鄙见于此方面不无可采，不审史及建功兄以为如何？
九月二十五日信中说：
史表照原文分三段连续横印，装订成册，不必贴合为直表也。诸夏居甘肃时已在陶器时代，大约商周均经由秦陇入陕，傍渭南而居，后周人定居渭水流哉，商则沿黄河南岸而移居豫鲁，夏则沿黄河，经河套而入居晋南，八姓大约亦曾经河套（鄂尔多斯旗发现新石器即其证），而更东经包头绥远而至燕北，南下青徐。禹疏九河约为河套九河，《孟子》禹贡疏九河之说，太夸张，在古代之交通及工程均不可能也，此虽假定，颇近情理，不知可以分别补入表中否？治中国史，鄙意只可断代或分门，如经济、艺术等，专力为之，全部史非一人之力所能任也。弟前在金陵狱中，曾拟作《宋末亡国史》及《明末亡国史》二种，以此足为今人之鉴也，今万无此力为之，兄其有意于此乎？倘馆中能出版，兄不妨为之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信中说到撰写中的《小学识字教本》：
拙稿经建功兄校正，有所修改或加注，为益实多，惟后半尚未见有疑问示下，想尚未校竟，甚望能早日校竟，以便早日交陈馆长寄出付印。下篇写成时，字数略与上篇相等，甚或稍多，然亦相差不甚远，望告陈馆长。弟写此书用意本在便利现代高初小学教育，非以考古，人们视为普通读物，那便最好，衡以古义，识字本属小学，亦可通也。弟现仍暂住仲纯兄处，新租之屋尚未大定，但必移入城也，下月兄等倘能来谈，至乐也。
《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最后一部文字学专著，几乎耗费了十年心血。他在自叙中说：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字，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悉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及而能，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他认为这是认识和理解一切汉字的根本。此书是为小学教师向儿童讲解文字所用，所以他拒绝当时考虑为他出版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改书名为具有学术著作意味的《中国文字基本形义》的建议，而坚持用比较通俗易懂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名，这样才与写书的宗旨相符。身处缧绁之中和衣食艰难之日，不时而又并非自愿地成为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仍在静心地踏踏实实做学问，一心想着为大众普及教育，普及文化知识，潜心治学，皓首穷经，不辞心力交瘁。春蚕到死，蜡炬成灰，无怨无悔，不知举世学人能有几个？
《小学识字教本》只完成了上篇十章，诠释了五百四十五个字根半字根汉字，包括像数七字，像天宇、像地三十二字，像草木五十七字，像鸟兽犬虫鱼八十二字，像人身体六十三字，像人动作六十七字，像宫室城郭四十字，像服饰二十五字，像器用一百五十七字，等等。上篇完成后，他一直企求公开出版，终未能如愿，只油印几十本，分送友人征求意见。同时，抱病继续写下篇。字根孳乳之字，包括字根合并的复体字六十三字，合体字二百四十三字，象声字一百五十八字，以及字根并合之附加偏旁的字。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上午，正写到“合体字”一章的“抛”字时，猝然病倒，就此搁笔。
这个“抛”字，成为他一生笔耕写了无数字的最后一个字，写了这个“抛”字，也从此抛下了笔。是巧合还是预示？他并没有抛弃毕生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信念，没有抛弃多灾多难的人民，没有抛弃为之呕心沥血的学问，而自己却被这个世界无情抛弃了。
这位最早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在古老土地上的漫漫长夜里点燃了先进文明火炬的人，一生执著地追求和实践这个救国救民的根本信念，从未动摇。即使十年前在监狱中，他那哲人的如炬目光，仍然透过铁窗，注视外边的世界。他那哲人的深透襟怀，也仍然关注着人类的命运。那时正当希特勒上台、纳粹主义由欧洲蔓延世界的时刻，他冷静而鲜明地指出：“科学与民主是人类进步的两大主要动力。”“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沿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而进的。”可惜，从狱中发出的呼喊并不为世人重视。
流寓江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花香鸟语随时能自然地进入幽居日月，他时时眷念的仍是民主。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给朋友信上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就是说，六七年前他尚被羁囚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就已经考虑这一问题了。他有感于斯大林时代苏联缺乏民主政治和民主空气的状况，从狱中写信对友人表达明确的看法：
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后者要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
他又说：
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
这年八月，他将自己对革命形势、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对民主、对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战后展望的种种观点，形成文字，取题为《我的根本意见》，共十五条，其中关于民主的阐述有这样三条：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一九四二年三月，他给朋友西流的信中，又详细叙述了对民主的思考：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必然流为史（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克格勃）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俄、德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无意的助成这一进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
这封信写于逝世前两个月，表明这位民主斗士执著的追求，至死不渝。至于他的观点，未必没有偏颇和错误。他曾经表明自己“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的“最后见解”里，无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未必没有“极错误的话”，会引起非议和批评。但是，冷静审视和思考，也未必没有“极正确的话”，值得后来人严肃认真地借鉴和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