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的文字，普罗的毛尖

恺蒂

认识毛尖将近二十年。刚从《万象》上看到这小妮子的文字时，我俩还都没娃儿的牵挂。称她为“小妮子”，是因为她比我小几岁，更因为她的文章太调皮太灵动。单看题目，就能知道她的独特诡异，《照亮黛德丽的脸，照亮黛德丽的腿》《你兜里有枪，还是见到我乐坏了》，大胆、泼辣、没有忌讳。

认识毛尖本人肯定是在《万象》掌舵陆灏安排的饭局上，小妮子虽然话不很多，却快人快语，冷不丁会说句讥诮妙语，却全然不是为了引逗大家。最初几年，虽然多次见面，却没有深交。后来我们前后有了孩子，身份的转变，让我们成为好友。我俩都从长发变短发，从不太会烧饭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干练的主妇、带孩子的高手。

她儿子乔的年龄在我家老大和老二之间，十多年前我们在上海小住一年半，常常能见到乔跟着姐姐，弟弟跟着乔，一起去游乐场挖沙、玩滑梯、走索道或是去蹦床。后来，两个男孩就成了更好的朋友，特别是我们2012年从南非搬回英国的途中，在上海住了三个月，当时乔刚从美国“游学”归来，我儿子和他同样痴迷乐高和超级英雄，他们可以整整一个下午趴在地上搭建星际世界，交流着双语中最精彩的俚语粗口。

孩子和家务常常是我越来越少写作的借口，但毛尖的文章却海量出现，每年都能得到她的一本新集子。虽然电影仍然是她的钟爱，但她的文字远远超越了影评，她那些短而快的专栏文章，或数百字，或上千字，精粹而幽默，食尽人间烟火，准准地搭在社会的脉搏上。这些简练的文字的内涵量，让我想到她对英国两部电视剧的评论：她曾说，《九号秘事》是用“二十九分钟的片量堪比二十九小时剧情”，而希腊三部曲《德雷尔一家》则“用三五分钟时间解决我们用三十集五十集才能搞定的人生大事”。这两句评语用在她自己的文字上，也正合适。

众所周知，毛尖有能将风马牛不相干的人儿事儿扯在一起的神奇本事，这是她的天赋，是她横向思维和巨大的脑容量。每次，我看到她家餐厅里的饭桌，就会想到她的大脑，堆得那么满满团团，每一样东西都同等重要，都丢不得，看似杂乱，其实自成系统，信手拈出几件，就能形成有趣的组合。就像她平时语速极快的说话，并不是她刻意去嘲讽吐槽，而是因为在她的语言系统中，讥诮妙语和家常白话没有区别，都是她日常话语的一部分。所以，那些看似不搭界的谐趣文字、网红桥段、说人叙事、评书论影才能那么自然衔接，因为天衣本无缝。

说毛尖的横向思维，并不是说她不能纵深，撤销掉专栏千字的限制，她的文章也能洋洋大观、娓娓道来，理论出前因后果论据论点来。才华仍是根本，树上掉下来松果，只有她能听到“嗒一声，嗒一声，简直是希区柯克电影的音效”。重读她的经典影评，忍不住要把她当年带着我先生在上海搜罗到的一大堆碟片重新找出来看：张国荣的美、梅惠斯的欲、梁朝伟的三个爱情符号、加曼的微笑、特吕弗的新浪潮。她准确的感悟，不仅对电影，也是对城市，特别是她的香港。“香港人总觉得自己生活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里，所以，他们精打细算一切时空，他们追求每一寸每一分的利用率”，香港就是《花样年华》，“衣服是晚宴般的郑重，面条却是最草民的生存，香港精神就在这里寓言般汇合：倾城的姿态，普罗的道路”。

我熟悉的毛尖，虽然有着倾城的文字，却更是普罗的毛尖，是那个我常在地铁站接头快递孩子的乔的妈妈，她“喜欢劳动和苹果的交往，喜欢邻居跑来借点酒，喜欢保安在楼下大声地叫快递快递，喜欢路上有很多人，喜欢热闹，喜欢麻烦”。她知道哪种牌子的海苔花生最好吃，更知道家乡的醉蟹和朋友分享才最美味。

这个普罗的毛尖，到了中年之后，笔下就有了第三种文字，她给了这些文字更多一些呼吸的空间，舒展、感性、清朗，但毫不矫情。她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食堂的肉圆、后街卖茶叶蛋的老太、丽娃河畔的校园。她写到外婆、老爸老妈、宁波的童年趣事。这类文字中，最“电”了我一下的，是此书的标题，这篇《遇见》。我常听毛尖说起过她的姐姐，却从未听她讲起过弟弟，那个只和她共同生活过十五年的弟弟。也许，二十六年时间，最终治愈了伤痛，毛尖终于把弟弟带到她的笔端。然而，即便是对这重到令人窒息的事情的回忆，毛尖仍不允许自己的文字柔肠寸断，她写给我们的，是和弟弟一起的黄金记忆，那些不用电子游戏帮助的少年乐趣：美好的废品收购站;拼命刷牙用牙膏，为的是那四分钱一个的牙膏皮;偷了外公外婆锁门用的铜栓子，换来了最大一笔废品收入;翘课去镇海玩了一天。这些回忆，毛尖倾城的文字终于有了她普罗的家事和自我做主角。俏皮、灵动、讥诮、泼辣、聪慧、犀利，在这些描述毛尖写作的形容词中，我们终于可以再加上一个：感人。

2018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