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历史编码和政治隐喻

荆兴梅⁽¹⁾　虞建华

内容提要：托妮·莫里森惯用犀利的笔触揭示“黑人性”及其背后的政治性，不管从何种角度论及她的长篇小说，“历史”始终都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本文认为，《天堂》中黑人社区的运行模式，与故步自封的传统文学文本如出一辙，无法调动读者参与意义建构和阐释的积极性，在后现代语境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论文批判了《天堂》的“美国例外论”意识形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黑人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特质；它把该小说与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历史性关照，彰显统治集团的权力话语和主观意志。通过揭示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莫里森明确了黑人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建构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天堂》；自我指涉；美国例外论；意识形态

Title：The Historical Encoding and Political Allegory in Morrison's Paradise

Abstract：History is one of the unavoidable topics when it comes to Toni Morrison's novels which explore the blackness and politics．This paper intends to illustrate that the black community in Paradise works like a conventional text which is unable to inspire reader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The ideology of exceptionalism is deconstructed and black racialism and fascism are criticized．Paradise is also compared with American diplomatic policies to show the power structure of dominant classes．By emphasizing historical implication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significance in history，Morrison provides the black community and other marginalized groups with the way to construct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Toni Morrison；Paradise ；self-reflexivity；exceptionalism；ideology

Authors：Jing Xingmei，Ph.D．in Literature，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major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Email：jingxingmei@yahoo.com.cn．Yu Jianhua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major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Email：yjh1950@gmail.com．

《天堂》（Paradise，1998）是“莫里森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和《宠儿》（Beloved，1987）、《爵士乐》（Jazz，1992）一起，标志着莫里森创作鼎盛时期的卓越成就。《爵士乐》的故事发生在1926年，与《宠儿》情节设置的1873年相距50年左右，《天堂》的故事背景是1976年，与前一部小说也整整相差了50年的岁月。不管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莫里森对历史的关注、对政治的干预却一如既往，始终“诗意”地渗透在文本的方方面面。

戴维森在《种族血统和八层石头：托妮·莫里森〈天堂〉的公共历史书写》中，运用琳达·哈钦等人的后现代理论，分析了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实质，认为故事和历史归根结底是一些事实和碎片，是根据讲述者的主观意志编撰而成的。这种父权制历史书写模式，不仅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鲁比镇的主流霸权统治之中，更在美国国家叙事中随处可见（Devidson，2001：355—373）。柯鲁姆赫尔兹在《对托妮·莫里森〈天堂〉的阅读和洞察》中强调：莫里森在《天堂》中运用“差异性重复”（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概念刻画故事的多重版本，以此来改写主流历史，体现疗伤、转变、洞察的过程和变动不居的开放性空间。同时，《天堂》道出了“无差异重复”（repetition without difference）的危害性，抱残守缺和盲目排外的结果，只能是停滞不前，违背了“建立天堂”的美好初衷（莫里森，2005：22—34）。威廉姆斯探讨了小说《天堂》的悖论性本质：在“仿黑人滑稽戏”（blackface minstrelsy）中，公众根据舞台形象的相反面来确认自我；就像观众对此深深着迷一样，《天堂》也提出了振聋发聩的问题——既然美国人掌控着话语权，那么是或者不是美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Williams，2007：181—200）

国内学界对《天堂》的历史和政治意蕴也颇为关注。朱云（2011：19—26）认为主流男性集团一意孤行地将鲁比打造成封闭性城镇，是创伤经历造成的结果，《天堂》对历史追根溯源，在批判其孤立主义危害的基础上，倡导精神家园的开放性理念。冯平、朱荣杰（2005：91—95）强调历史及其重构是托妮·莫里森小说《天堂》的重要主题，作家通过两条线索描述了鲁比镇的男性和女性对历史不同的认识，以及历史被神圣化之后对现在造成的影响。小说由此揭示出，历史会被男性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写、重构并强加于人。它建议女性应参与历史的评价与建构，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消解男性沙文主义的重要力量。朱小琳（2005：90—94）在《乌托邦理想与〈乐园〉的哀思》中，从小说《天堂》的主题和创作背景出发，结合美国历史文化传统分析指出：通过回溯非裔美国人获得解放后为创建自由家园进行的艰难实践，《天堂》反省了非裔美国人乃至美国精神中的弱点，从而超越了单纯族裔文学的探讨，赋予了作品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

本文认为，托妮·莫里森惯用犀利的笔触揭示“黑人性”及其背后的政治性，不管从何种角度论及她的长篇小说，“历史”都是始终无法回避的话题。《天堂》中黑人社区的运行模式，与故步自封的传统文学文本如出一辙，无法调动读者参与意义建构和阐释的积极性，在后现代语境中显而易见是不合时宜的。论文批判了《天堂》的“美国例外论”意识形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黑人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特质；它把该小说与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历史性关照，彰显统治集团的权力话语和主观意志。通过揭示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莫里森明确了黑人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建构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

一、文本的自我指涉特征

对于读者而言，《天堂》并非通俗易懂的文本，相反，初读之下无论是结构还是主题都显得纷繁复杂而令人费解。比如梅南德就发现，与《所罗门之歌》或《宠儿》相比，《天堂》的写作对读者要求颇高，让读者费时费力（Menand，1998：78）。希尔兹称《天堂》是冗长、繁复、流畅的小说，在叙事上向四周延伸或扩展，表现得十分散乱（Shields，1998：16）。对艾德尔来说，阅读莫里森作品就仿佛迎战奥林匹克摔跤能手，读者自信地靠近，背上却被某种力量猛地一推（Eder，1998：2）。在中心事件上表露出许多令人费解的细节，这在莫里森的小说中并非《天堂》一例，实际上《最蓝的眼睛》、《宠儿》、《爵士乐》等都具有类似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讲，《天堂》的故事情节和框架结构是作家苦心经营的结果，呈现了一个关于文本写作、阅读和阐释的完整模式，这个模式超越了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后现代小说的鲜明特征。

首先，《天堂》深入探讨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问题。以线性叙事、因果论等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早已形成某种程式，约定俗成地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然而到了后现代时期，以约翰·巴思、唐纳德·巴塞尔姆、罗伯特·库弗等为代表的作家，对现实主义传统展开批判和颠覆。《天堂》讲述了一个祖祖辈辈艰难创业和守业的故事：在19世纪末，由于受到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拒绝和驱逐，撒迦利亚并没有加入到由美国南方向北方迁移的潮流之中，而是带领一批黑人向西行进。重建家园的工程艰苦卓绝，人们从一无所有到衣食无忧，显示了这个群体的非凡毅力，却也铸就了他们自我封闭的极端主义倾向。鲁比镇将白人和浅肤色黑人拒之门外，并使这种习俗代代相传，到了1976年，“八层石头”家族成了最高统治集团。他们拥有纯正的黑人血统，掌控着小镇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脉，其中撒迦利亚的后人摩根双胞胎兄弟又最具话语权，他们持有着对祖先的历史无人能及的阐释权。至此，鲁比镇祖先的光辉历程演变成了不容置疑的宏大叙事，既绝对排外又禁止一切内部改变，成为一部不折不扣的封闭文本。罗兰·巴特把文学作品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文本或封闭文本，遵守根深蒂固的阅读期待和阅读程式；另一种是现代文本或开放文本，完全特立独行不守常规。在《愉悦的文本》中，他宣称前者让人们体会到愉悦，后者却带给人们狂喜（Culler，2002：191）。与罗兰·巴特“作者死了”的宣言一脉相承，后现代开放型文本具有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特性，要求读者积极参与意义的建构和阐释，把阅读和评判视作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统一整体。然而《天堂》中鲁比镇上的当权者们，把先辈的历史故事当作了亘古不变的教条，只许传承不许发展，致使现实和理想发生严重偏差，与当年“共建幸福未来”的信条背道而驰。鲁比镇的历史叙事赋予作者绝对权威，这样一来，小镇格局及其历史俨然成了没有前途可言的“僵死”文本。

其次，《天堂》呼吁读者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戏仿、互文、复调结构、反侦探小说模式、不可靠多重声音叙述等，都是深受后现代作家青睐的创作手段。对于似是而非充满纠结的后现代文本来说，要达到令人满意的阅读效果，读者必须付出努力和辛苦，这样才能像作者和书中人物一样，完全融为虚构小说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如此做法颇具风险，因为读者可能并不愿意费尽心力去反复研究文本，而宁愿一走了之（Page，2001：639）。斯多蕾丝这样来剖析莫里森与读者的关系：“莫里森不像众多小说家那样以不明智的方式对待读者，把他们当作作者的创造和一无所知的被动接受者；相反，她视读者为故事的并列主体，当他们阅读时，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在梦想、说谎、共鸣、抉择、费力地探求真理之路。”（Storace，1998：64—69）比如，多重声音叙述的运用，使莫里森小说在众声喧哗中呈现出多元化视角。《天堂》的中心事件是修道院袭击和谋杀案，书中人物对其“真相”众说纷纭，直到读完了整个文本，读者仍然无法明了哪些人被杀死了，甚至最后连尸体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帕特给了他（米斯纳神父）官方说法的两种版本……让理查德自己去选择倾向于哪种说法。她没有对他讲的是她自己的版本……”（莫里森，2005：332）。这就在文本中制造了众多声部和不同视角，读者需要积极参与到意义的建设之中，才能赋予作品丰满的形态和意蕴。

再次，《天堂》分析了读者对文本内涵的重要阐释作用。书中的“鬼魂章节”设置可谓精彩纷呈，文本叙述安插了众多空白和盲点，来挑战和提升读者的智力水平。和以前的作品一样，莫里森在小说《天堂》中也期待读者能够努力沉浸到文本的肌理和脉络之中，用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解能力去填补那些空白。小说表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魔幻现象，比如撒迦利亚带领族人西进途中走投无路之际，便停下来开始祈祷，一个身材矮小的引路人便奇迹般地突然出现了。这个引导他们走向光明、建立最初聚居点黑文镇的人，文本线索并没有交代他的来龙去脉。小说的另一个黑人女性人物多薇，常常在寂寞的时候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促膝交谈。多薇是摩根兄弟之一斯图亚特之妻，在年过半百仍然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在斯图亚特越来越专横跋扈而镇上道德风尚每况愈下之时，多薇热衷于向一个陌生人娓娓倾诉，她的困惑应该说同样传达给了读者，令他们用理性和智慧来解读文本的空白意义。此外，汇聚在修道院的女性们来自四面八方，她们都曾遭受过刻骨铭心的精神危机，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免受进一步伤害。在康瑟蕾塔的引导下，她们在地下室展开一种驱逐心灵创伤的仪式，类似于《宠儿》中贝比·萨格斯与众人在“林间空地”拯救自我灵魂。“梦中宣泄”（loud dreaming）是疗伤仪式的主体，大家开始分享彼此的故事，不仅卸下自我创伤记忆和心理负担，还能进入对方故事之中产生强烈共鸣。人们都陶醉在相互认同、相互理解的氛围里，用这样的方式找到自我归属感，从而治愈创伤。这个仪式消解了现实和理论、生与死、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对他人的完全认同和彻底理解超越了世俗经验。如果上升到文学层面，文本只有进入人们的具体历史语境、个人体验中时，阅读才会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这一切说明读者阐释和文本创作确实是密不可分的（Page，2001：645）。

《天堂》中的鲁比镇历史变迁，与后现代小说建构形成互动和映衬关系，文本的自我指涉意义不容忽视。第一，它不厌其烦地探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同时它又指向鲁比镇实际经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将文本的虚构性和现实的物质性结合起来，因此它属于琳达·哈钦定义的历史书写元小说。文本的不确定和模棱两可之处比比皆是，它邀请读者积极参与意义的建构和阐释，把阅读和评判视作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统一整体。在解读盲点和歧义的过程中，读者的人生体验和知识结构、时代意识形态的变幻和更替等，都对小说的意义和价值起到拓展和延伸的作用，唯其如此作品才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第二，历史书写元小说表明，小说和历史都是叙事，它们对过去的不断重写是在追寻历史对于现在的意义，都体现了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真假难辨是它们的共同本质，因为真相绝对不止一种，而是有许多种，那种非真即假、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想早就不合时宜。第三，历史书写元小说将史书的边缘人物奉为上宾精心描摹，有意把他者和中心进行互换，以这种方式表现文本的虚构痕迹，质疑公认的宏大历史版本，彰显历史书写背后的权力关系。

二、意识形态批判——美国例外论

小说《天堂》中鲁比镇统治集团所遵守的价值体系和伦理标准，与美国一贯奉行的对外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就是源远流长的“美国例外论”思想，强调美国人独一无二的优越性。如果对《天堂》的文本加以细读和探究，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按照美国历史编织和架构的。无论是撒迦利亚带领一众黑人逃离苦难和迫害的情节，还是黑文镇和鲁比镇建立之初的团结一心共渡难关，抑或是来自“美国例外论”的铲除异端、“拯救”他者理念，都烛照出美国人由来已久的国家主义思想。而且，《天堂》并非第一个以“美国例外论”为创作源泉的文本，且不说白人经典文学家爱默生、梭罗、惠特曼、亨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等或多或少表现了这一观点，连道格拉斯、埃里森、马丁·路德·金等黑人作家也都无法避免地触及这一话题，莫里森更是早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中，就以隐晦的方式印证了“美国例外论”观念无处不在。莫里森的政治干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90年代她曾经把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听证会和辛普森（O．J．Simpson）审判案编成文集，这样一来，进步的种族和性别批判被置于了公众视线之下，因为在这两个案子中，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对真理和律法的呼吁完全处于混淆视听的状态。《天堂》中的袭击修道院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它取材于1692年到1693年的美国马萨诸塞州萨勒姆（Salem）巫术案（charges of witchcraft），当时的清教僧侣政治集团仰仗着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论，把内部叛乱、农业歉收、英国王权以及美国土著居民的争端等世俗问题，统统归结于年轻一代对先辈神圣使命的掉以轻心。

《天堂》对美国例外论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本质展开批判，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根源，实际上就是这种独特性和优越论的异化形态。在后现代理论框架下，一切社会实践都凭借意识形态，也存在于意识形态当中。小说这一体裁已经变为政治角斗场，呈现着意识形态之间的角力和搏斗；而历史书写元小说更是文本的形式革新和意识形态（政治性）的有机融合，“我们在社会整体中如何扮演自身的角色，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艺术来再现这一过程，这些既要受到意识形态的构建，反过来也构建着意识形态……”（哈钦，2009：241—244）。后现代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始终处于解构和建构的过程之中，使得一切皆有可能。莫里森首先解构了“黑人男子等同于野蛮暴力”的种族想象。在流传甚广的白人叙事中，黑人男子对白人妇女实施暴力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它呼应了几百年来主流媒体的广泛宣传。依据这一刻板印象，黑人男子要么以忠诚的奴仆形象出现，要么以色胆包天的野兽形象示人，猎杀的目标总是白人妇女。《天堂》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莫里森，2005：1）小说中的黑人男性行为，沿袭的是白人清教徒的“美国例外论”思维，就像米斯纳神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自以为他们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莫里森，2005：342）。莫里森采用戏仿和反讽的策略，道出了白人主流社会盲目追随“种族纯净法则”的荒谬性。

莫里森还解构了“男性比女性优越”的性别主义倾向。《天堂》中的大炉灶是鲁比镇的标志性建筑，对于主流团体的黑人男性来说其重要性堪比教堂。当先辈们在黑文镇安家立业时，它是用来充当公共炉灶和进行洗礼的设施。在向鲁比镇搬迁的过程中，摩根兄弟不顾女人们的感受，对安身立命的家当熟视无睹，却首当其冲安置好大炉灶。莫里森通过鲁比镇女性们的反应，展示了男性集团对话语权的掌控。索恩认为：“除去洗礼，大炉灶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当年在黑文镇的初创时期所需要的在鲁比再不必需了……”（莫里森，2005：112）多薇表明：人们对炉灶上的铭文斟词酌句条分缕析，根本是在做无用之功。迪莉亚则一语道破了镇上的权力实质：“所有争斗并非关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节，而是关于叛逆，这当然是指种马为控制母马和马驹而不懈战斗。”（莫里森，2005：169）摩根兄弟领导下的黑人男性集团，在鲁比镇精确复制了黑文镇的伦理体系和文化传统，认定他们自己才是先辈历史准确无误的继承者。他们牢牢掌控往昔岁月的阐释权，对历史记载的解说天衣无缝，视女性的责问和挑战为异端邪说。莫里森通过小说中的各种视角解构了这种陈腐的性别想象，用多元、漂移的女性叙事主体来代替固定单一的男性话语体系。在《黑人妇女、写作、认同》中，戴维斯提出建立一种“流动主体性”（migratory subjectivity）的概念：主体移动表示黑人女性写作场地的不断变更，而且意味着黑人女性主体拒绝被征服的决心。戴维斯特别选用“移动”（migration）这个术语应用于黑人妇女，它代表了非洲离散族裔历史上的妇女迁移，把加勒比黑人妇女和美国黑人妇女等量齐观，集中考察过程和移动，而并非关注出身和起源（莫里森，2005：36）。

三、现实和理想、榜样和干预

鲁比镇对于外来者和异己因素毫不心慈手软的做法，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归纳起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范畴，在漫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对外关系中，两者交相呼应，共同推动和制约着美国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发展。西伯里提出这样的见解：“在哲学意义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看待事物本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现实主义以事物本来的面目来看待它和接受它。理想主义具有理想化的习惯，倾向于用理想的形式来描述事物，或渴望事物采取这种理想形式”（Seabury，1978：856）。这两种相互冲突和矛盾的方法，实质上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不能说某个时期纯粹是现实主义在发挥作用，而另一些时期理想主义成为唯一意识形态。即使是理想主义占据主导方向的年代，国家的实际利益被抛诸脑后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相反，国家利益始终高于一切，这在任何一任总统执政期间都是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而在现实主义引领风骚的时代，美国政府对外采取种种举措，其终极目标无非是把美国的理想和信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所以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虽然表面上看似水火不容，实质上却是密不可分此消彼长的。尽管如此，国际关系理论中还是尽可能地对这两种理念加以区分，把围绕“国家安全”实施的对外战略称为现实主义，把以“国际和平”和“国际体系”为核心的总体部署称为理想主义，本论文遵循的就是这种逻辑归类。

理想主义政治思潮曾经在美国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托马斯·杰弗逊在1790年进入华盛顿政府之后为“自由平等”高唱赞歌，不仅渴望亲手建立一个民主和谐的理想社会，还梦想在国际关系中与其他国家携手并进患难与共，互相成为珍贵的友谊之邦。然而内阁成员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却大唱反调，他反驳杰弗逊的理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为了政治利益和经济财富等展开残酷竞争和殊死搏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务实的美国人中间，汉密尔顿的立场赢得了大片声援和支持，在巨大的压力下，杰弗逊不胜负荷最终偃旗息鼓。威尔逊总统是坚定不移推行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尽管生前饱受冷落结局惨淡，他的治国方针在一战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起过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威尔逊主张建立“国际联盟”，在他看来，相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国际安全”的形势更加刻不容缓。他不仅在战时演说中发出强烈呼吁，还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二次大战结束之时，建立联合国成为很多外交家和政治家的重任，显示出“集体安全”的理想主义风潮；然而冷战的阴云呼啸而至，现实主义旗帜高高飘扬，“国家利益”成了需要全力维护的目标。

纵观美国的历史发展和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传统一直处于压倒一切的局面。无论是建国初期还是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政策，抑或是冷战期间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政府，又或者是打着“人权”旗号侵略他国的布什总统，无一不把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小说《天堂》开篇就直截了当地呈现出了“修道院”袭击案这一中心事件，八层石头家族的男性集团扣动扳机，“引人注目的黑夏娃们没有得到玛丽的拯救，她们如同受惊的母兽似的朝前跃向太阳，而太阳在完成了烧光晨霭的同时，又将其圣油洒向了猎物的后腿”（莫里森，2005：20）。女人们朝前跃动的姿态就此定格，接下来的200多页文本调转笔锋，对小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修道院女人们一言难尽的故事开始娓娓道来。不得不承认，这种后现代范畴的延迟效果体现了莫里森炉火纯青的创作技巧，同时也把读者带入了洞察和重新审视前因后果的历史空间。在奴隶制废除后不久，鲁比镇的先祖们为了逃避仍然暗无天日的种族迫害现状，一路西进建立了黑文镇；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外人入侵肆意践踏他们的文化和尊严之时，继续西进建立了鲁比镇。可以说“集体安全”是族人们趋于一致的考虑，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前提和保障。莫里森的言下之意相当清楚：理想主义观点对于族裔集体身份的建构是大有裨益的，这与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几次三番要求建立国际社会体系的呼吁是相同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鲁比镇观念落后、行为保守、不思变革的弊端暴露无遗，致使年轻人独自摩拳擦掌，渴望用新生力量摧毁旧有堡垒。主流集团把这一切归咎于修道院的女人们，把她们当作替罪羊，因而发动了气势汹汹的声讨和杀戮行径。打着冠冕堂皇的“集体安全”名目，他们不惜代价保全的实际上是个人私利，用杀一儆百的方式向全镇居民宣告自己无人撼动的权威。维护“血统纯正”和“道德纯正”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借口，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话语权旁落到别人手中，从而失去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崇高地位。美国假借“人权”的名义对其他国家实行领土扩张、经济掠夺、政务干涉的事例可以说屡见不鲜，内阁成员汉密尔顿就宣扬过：“可以肯定地说，一般的原则是，各个国家的优秀官员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益或国家的优势。”（Seabury，1978：860）应该说美国人不论对内对外都始终离不开现实主义法则，当这种主流价值观内化成公民的潜意识时，《天堂》中一贯处于弱势状态的黑人群体也不能幸免，他们反其道而行之，用矫枉过正的方式推行黑人种族主义思潮，显示出法西斯的潜在威胁。

《天堂》中的所有冲突都源于对权力和权威的倾心追逐，这与“美国例外论”中包含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元对立观念在基督教传统中可谓固若金汤，它坚持认为：如果一方是正义美好的、是上帝的“选民”，那么另一方必然是邪恶丑陋的，是上帝的“弃民”。美国从建国初期到后来的称霸世界，“同化他者”一直是其孜孜以求的终极梦想，它自诩为榜样和标杆，现实中却大肆推行干预主义政策。一些美国公民受到政治煽动和蛊惑，认为对外战争是实现世界和平的荣誉之举，他们的士兵将为真理而战。然而战争是疯狂和非理性的，《天堂》中第克和索恩的两个儿子战死沙场，成为越南战争的牺牲品，由此可见美国的榜样形象只不过是一纸谎言。鲁比镇的权威集团同样如此，他们对年轻一代的内心诉求严厉打击，对镇上妇女的不平意见充耳不闻，对修道院女人们的自主行为严加镇压，动用暴力和军事策略来消除不同声音和政见，显示了美国政治中干预主义的残酷性。

在小说结尾，米斯纳神父用开放、动态、多元的眼光来解读修道院袭击事件，超越了二元对立思想的窠臼，体现了作家莫里森非同一般的后现代视野。如果说《所罗门之歌》中的奶娃用纵身一跃、《柏油孩子》中的森用撒腿奔跑、宠儿用离奇失踪的方式，来宣告父权制教条的刻板、僵化、不合时宜，那么《天堂》与之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都彰显了莫里森对历史文化的高度关注，对社会政治的有力干预，其指向未来的重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天堂》的故事背景设置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200年后的1976年，其中的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对于美国和全人类的发展来说，不啻是一声响亮的警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Culler，Jonathan D．Structuralist Poetics．New York：Routledge，2002．

Davidson，Rob．Racial Stock and 8-rocks：Communal Historiography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2001（3）：355-373．

Davies，Carole Boyce．Black Women，Writing and Identity：Migrations of the Subject．New York：Routledge，1994．

Eder，Richard．Paradise Lost．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1998（1）：2．

Krumholz，Linda J．Reading and Insight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African American Review，2002（1）：22-34．

Menand，Louis．The War between Men and Women．New Yorker，1998（12）：78-79．

Page，Philip．Furrowing all the Brows：Interpretation and the Transcendent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African American Review，2001（4）：639，645．

Seabury，Paul．Realism and Idealism．IN：Alexander DeConde（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udies of the Principle Movements and Idea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8．

Shields，Carol．Heaven on Earth．Washington Post Guardian Weekly，1998（25）：16．

Storace，Patricia．The Scripture of Utopia．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8（11）：64-69．

Williams，Dana A．Playing on the Darky：Blackface Minstrelsy，Identity Construction，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Race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2007（2）：181-200．

冯平、朱荣杰．当烤炉成为圣坛——评《乐园》中历史的重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91-95。

琳达·哈钦．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托妮·莫里森．天堂［M］．胡允桓，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朱小琳．乌托邦理想与《乐园》的哀思［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4）：90-94．

朱云．疏离、记忆与倾诉——解读《乐园》中的“创伤之家”［J］．当代外国文学，2011（1）：19-26。

(1) 作者简介：荆兴梅，文学博士，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苏州大学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虞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托妮·莫里森作品的历史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2WJA752013）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托妮·莫里森的历史编撰元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1WWD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