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下田条约
随着1856年（安政三年）的到来，在新宫里安顿下来的孝明天皇，终于可以享受对他那暴躁的个性来说难得的片刻宁静了。然而即使在这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里，也偶尔还是会有惊恐的时刻。外国船只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阪沿岸水域，由于害怕天皇为此担忧，幕府从彦根、郡山等藩调来士兵加强京都的防守。但也许是漂亮的新宫殿令他感到安心，天皇觉得没有必要增加护卫，他给太政大臣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大大减少护卫的人数。
不过，天皇从未真正感到安心过。这个时期，出现在日本的外国人（通常是他不快的来源）似乎没给他带来什么烦恼，反而是祐宫的身体令他担心不已。前年年底，亲王发过一次烧。嘴唇四周都肿了，没办法吃东西。觉胜院大僧正赶到皇宫，祈祷了一夜。护净院僧都湛海法师进行加持仪式，显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天亲王看上去好点了，尽管只是暂时有所缓和而已。2月15日，亲王的体温突然升高。他备受咳嗽折磨，往往要到午夜才能入睡。亲王唯一能喝的营养品就是糖水。17日，他可以吃一点稀饭，但仍然睡得很少。天皇在内侍所祈祷孩子早日康复，并向神灵贡奉了米。皇后也派人到祇园神社祷告，湛海法师又诵经加持。
直到十天后亲王才完全康复。当然，每个孩子都会生病，而且孩子每次感冒父母都会担心忧虑，但皇室孩子每一次生病，不管多么轻微，都可能被看成死亡的先兆。一旦医生的处方看起来没有效果，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了。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天皇也许不再有孩子出生，所以亲王健康的每一次波动都会牵动整个宫廷。
那一年的4月29日，祐宫在皇宫见到了父亲。尽管他还不到三岁，但是已经显示出倔强的性格：他拒绝坐进事先准备好的轿子，乳母不得不把他抱在怀里。亲王还特别不喜欢别人盯着他看，因此从中山忠能家（亲王居住的地方）到宫门的一路上都挂着帘子。帘子将他挡在了好奇者的视线之外，但是民众却不得不绕弯路。尽管这样有许多不便，但每次亲王去皇宫都要这样。他通常在母亲家族人员和一两名侍从的陪伴下去皇宫。
天皇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儿子，偶尔会留亲王在宫里过夜，有一次甚至留他住了一个月。中山忠能非常希望外孙能留在家里，但是想到最好还是让孩子适应宫廷生活，于是在宫里当值的时候，常常设法让自己远离他的视线。有时候亲王会在皇后的花园里玩耍，经常陪伴他的外曾祖母中山纲子，看着他走过皇后花园里那座小石桥时，作了下面这首诗：
太阳之子
注定将升到
无法预测的高空
他第一次跨过了
天国的石桥
1856年8月21日，就在纲子诗中歌颂的和平气象过去两个月后，美国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乘坐军舰“圣哈辛托”号（San Jacinto）来到下田。四天之后，他拜访了下田的地方长官冈田忠养，并通知冈田从今以后他将长驻下田。冈田显然收到幕府的命令，不承认哈里斯有权留在下田，并列举了日本禁止外国人滞留的现有规定。哈里斯不为所动，坚持认为依照《神奈川条约》的规定自己有权留在日本，假如当地官员不给他领事的待遇，他就直接到江户去投诉。哈里斯等了整整一个月，幕府终于同意他在下田住下来。与此同时，哈里斯在他称为领事馆的佛教寺庙玉泉寺里升起了美国国旗。幕府令京都的所司代向太政大臣汇报这件事。
哈里斯抵达下田两天后，前荷兰商馆馆长、现任荷兰政府专员扬·亨德里克·唐克·科蒂乌斯（Jan Hendrik Donker Curtius，1813—1879）写信通过长崎奉行转给幕府，敦促后者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他预言，假如日本坚持这种政策，将会导致与世界上的大国发生战争。他还呼吁摒弃过去对基督教的敌对政策，并特别谴责使用忠诚测试的手段（踏绘），强迫日本人踩过画像（一般是圣母玛利亚）来证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的做法。他指出对外贸易会给日本带来种种好处，建议日本设立进口关税表，同时鼓励生产适合出口的商品。他还建议日本允许那些来自与日本有联系的国家的人携妻带子，一起住在开放的口岸。科蒂乌斯最后要求废除对外国船只的限制，并修改相关法律，允许它们离开停泊的港口到江户去。
十二年前（1844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已经给幕府去信要求日本开国。那些骄傲的官员根本不屑于回答，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幕府觉得有必要认真考虑唐克·科蒂乌斯的建议。开会时，事实上在场的人全部赞成立即开国，只有阿部正弘担心各大名以及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反应，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总之，没有人拥护这个国家长久以来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转变。
这些情况看来还没有传到京都的宫廷里。亲王庆祝了自己的第三个（按照日本算法是第四个）生日，他收到了天皇和宫廷其他成员送的礼物——主要是鱼。一个星期后，在天皇的命令下，亲王搬到皇宫居住。他在宗教仪式和其他仪式的伴随下离开外祖父中山忠能家。由于亲王不喜欢坐轿子，他们便改为在接他的轿子里装上护身符之类的东西，假装亲王就坐在轿子里。他的母亲中山庆子坐在这些护身符的旁边，假装在照看（隐形的）亲王。众多医生、大臣和权贵跟在轿子后面走过了这段短短的路程。
亲王一进皇宫，就被带去见天皇，天皇赐给他用漆盒装着的一杯清酒（重肴），皇后送给他各式糖果（交肴）和玩具。亲王也回赠了类似的礼物。尽管他只有三岁，却被要求参加礼尚往来的固定仪式。对于这类不得不扮演的角色，难以想象小男孩的反应如何。也许他将这种仪式化的行为看成一种游戏，但是他渐渐会明白，鞠躬和互赠礼物并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他的生活。许多年以后，德国籍宫廷医生欧文·贝尔茨（Erwin Baelz）无意中听到伊藤博文对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说：“生为皇太子真是不幸。自打一出生起就被各种礼节束缚着，稍微长大一点又要被老师和顾问摆弄。”说完伊藤比划了个拉提线木偶的手势。
为了享受到的所有特权，亲王一生都要在痛苦而受限制中度过，几乎没有自由。但是人之常情却并未完全受到压制。也许亲王觉得和外曾祖母中山纲子最亲近，（用官方记载中的话）四年间她“废寝忘食，奉侍抚育”。我们很容易想象，在得知他将住在宫里，再也无法想看就看到他时，中山纲子的心情该有多么失落。
亲王将住在生母中山庆子的寝宫，位于花御殿（花宫）西侧的三间房子里。他出生后不久，庆子就将对孩子的所有权利都转给了孝明的皇后。孩子称呼皇后为母亲，并向她表达应有的敬意。尽管庆子是地位较高的典侍，但是她能期望的最多也就是可以服侍儿子。她不会向他暗示（尽管他最终会知道）自己是他的生母。1893年，贝尔茨医生在检查过中山庆子（那时称为“二位局”）的身体之后写道：
她是天皇的生母，然而作为天皇母亲的皇太后——通常写作こうだいこうごう——却是前天皇的正妻。天皇必须对后者尽到儿子责任，一年中要礼节性地看望数次。但另一方面，他从未踏足生母家一步，因为她只是一个臣民。除非生母提出申请并且得到天皇批准，她才可以去见他。多么奇怪的礼仪啊！
也许出于对夺去了孩子的母亲的同情，孝明让她照顾亲王。这一点上，即使是皇后也没有这么幸运。一直到20世纪初，宫廷的规矩都是要把天皇的孩子从母亲那里带走，交由陌生人抚养。贝尔茨这样描写大正天皇的长子（即平成天皇裕仁）：
5点去拜访川村伯爵。皇太子的儿子被交付给这位上了年纪的海军将领（他估计快七十岁了）照料。这种想法多么奇怪！将小亲王从父母身边带走并交给陌生人抚养，这是违背人性的残忍风俗，我希望废除它。但是它并没有被废。可怜的皇太子妃被迫交出她的孩子，这使她掉了多少眼泪。现在父母一个月只能看一两次他们的孩子，而且每次的时间都很短。
尽管亲王现在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在宫里却总是睡不安稳。中山庆子的寝宫跟他迄今为止生活的中山家比起来，也许既寒冷又凄清。也许他在思念外祖父，特别是外曾祖母。但是宫中为他治疗失眠的唯一方法，就是召来高僧焚烧圣火，施念咒语，驱赶那些令亲王失眠的恶魔。
宫里的生活越来越落后于日本其他地方。他们仍举办跟过去一模一样的传统仪式，并用这些仪式而不是现代医药来治病。在日本的其他地方，种痘预防天花的功效已经广为人知，还是小孩的明治天皇也秘密地接种，但是孝明却拒绝种痘，而这也许就是造成他英年早逝的原因。
御所内的舒适生活都是过去式的。1857年春天，宫内按照天皇本人画的草图在皇宫花园建了一座亭子。他给完工的亭子起名为“听雪”，并让著名的书法家左大臣近卫忠熙写成匾额悬在门上。想象孝明在亭子里作诗，或者不止听雪还欣赏雅乐，这个场景实在是非常惬意。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但是皇宫外面的吵闹声却越来越响亮和刺耳。
1857年2月28日，唐克·科蒂乌斯又一次警告长崎的地方长官，意在警告将军。他说（日本业已知悉）清朝已经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迫于和约只好开放厦门、广州、上海、宁波和福州五个港口。尽管清朝是被迫开放，但这些开放的口岸因对外贸易却变得非常繁荣，老百姓也从中获利颇丰。然而，广州违背和约，并未开放港口，暴徒还烧毁了英国国旗。这座城市被英国舰队炮轰并毁于灰烬。欧洲和美国将此归咎于清朝官员不负责任，他们对中国人的嘲笑和鄙视至今没有停止。
接下来，唐克·科蒂乌斯表明他为何不辞劳苦地将这些消息告诉日本人。尽管广州城发生的事情和日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警告，即一旦签订了协议，就应该履行规定的条款，不能蓄意更改。他接着说道：“最近我从与下田官吏交涉过的美国官员口中得知，贵国一再推迟对谈判做出答复，而且对小事争论不休，否认承诺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不是与外国建立信任关系的方式。此外，在与其他国家的信函往来中，贵国的态度通常很傲慢，在称呼他们时使用的都是命令藩属国的语言。这件事情令所有的外国人反感。如今世界上的大国是英国、美国、俄国和法国，贵国将与这些大国开展贸易关系。你们应该尽快改变落后的方式，体现友好关系的成果，与时俱进，并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世界潮流。”
唐克·科蒂乌斯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所警告的外国势力对日本的威胁确实存在。但是他的论据的前提，即假如日本不接受普遍的贸易准则，则会被夷为灰烬的说法，在那些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听来，简直是无稽之谈。正如唐克·科蒂乌斯所说，贸易也许对相关的国家都有益，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选择拒绝这种利益，为什么就会覆灭呢？幕府的官员确实很傲慢，他们的拖延策略也许让人很恼火，但是如果外国人能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并离开，就完全可以避免羞辱了。
幕府官员的脑海里可能会掠过这样的想法，即便他们意识到日本的孤立状态无法维持多久。便捷的交通工具（包括蒸汽轮船）降低了距离这一日本赖以保护自己的屏障的有效性，使开国变得无法避免。但这倒不一定完全是个灾难。除了唐克·科蒂乌斯提到的商业利益之外，对外贸易可能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兰学者（学习荷兰科学技术的学者）研究欧洲科学已经有一个世纪，他们相信，有必要使日本了解外国在医药、航海、地理以及其他对日本有益的学科方面的发展。而且很明显，如果日本能够从国外进口食物，最近的饥荒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即使身居京都且通常与民众隔绝的天皇，至少也有一次意识到了饥荒带来的痛苦：1787年，大约七万人聚集在御所周围向天皇祈祷——就跟向神灵祈祷一样——希冀自己能摆脱饥饿。光格天皇和逊位的后樱町天皇深为感动，都竭力救济受灾的民众。光格被人民的苦难所震惊，破例要求幕府赈灾，这是德川幕府时代第一次有天皇干预国家政策。
对于1857年初夏在听雪亭休息的孝明来说，不太可能有机会回忆祖父的这一举动。拜幕府的慷慨薪俸所赐，这个时期他的生活极其舒服，而且没有什么迫切的理由需要为人民的福祉担心。相反，对他的幸福形成重大威胁的是外夷。孝明向神灵祈祷，热切地希望外国人尽快离开，这个愿望盘踞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不久，无数爱国者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但是孝明自己只希望“攘夷”。他非但不想从这种对天皇的新的尊敬中获益，或者剥夺幕府的政治权力，反而严厉反对那些将“尊王”和推翻幕府联系起来的人。孝明不仅政治上非常保守，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舒适生活都是将军所赐。他一次次地大发雷霆，似乎源于他无法享受听雪亭的宁静而倍感烦恼。但是，对于孝明天皇来说，只有在不了解御所之外的情况时才能保持心情的平静。
五月初五这一天，有男孩的家庭都会竖起鲤鱼旗庆祝他们的成长。孝明接见了亲王，并亲手将一个装饰用的香包挂在亲王的肩膀上。那天晚些时候，他来到亲王的房间——这是少见的行为——并像其他父亲一样检查了鲤鱼旗。这天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平静日子：一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第一份幕府的报告。报告中说，鉴于出现在距离京都很近的大阪海岸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幕府加强了那里的防备，在木津河和阿吉河的河口分别建起了两座炮台，铸造四十门重炮，并切实推进西式战舰的制造计划。这些都是重大的事业，不能指望很快见效。
在得知外国军舰离得如此之近后，京畿地区的这些积极防备无疑使孝明的恐慌情绪缓和了许多，但是世界形势似乎朝着他憎恨的方向发展。几个星期后的1857年6月17日，下田的地方长官与汤森·哈里斯签订了《下田条约》，进一步向“蛮夷”开放日本。
不满于《神奈川条约》条款的哈里斯，通过不断地谈判和妥协，获得了一份对美国更加有利的协议。这份哈里斯口中的“协议”向美国船只开放了长崎，并给予美国人在下田和函馆的永久居住权。协议还为治外法权提供了依据：“在日本犯下罪行的美国人应受美国总领事或者领事的审判，并按照美国法律进行惩罚。”后来，日本花费了莫大的努力说服外国政府放弃这条侵犯他们主权的特权，但下田的地方长官可能都没有预见到自己做出了的让步会如此巨大。
哈里斯的下一个胜利是，经过屡次要求，幕府决定让他到江户去面见将军。一些有影响力的家族反对这个决定，但是幕府不顾他们的反对，将自己的行动通知了宫廷。1857年11月23日，哈里斯在荷兰翻译亨利·休斯根（Henry Heusken）的陪同下离开下田，幕府派出大队士兵，以确保他一路无虞。从士兵的人数、传令官等许多方面来看，这很像是某个大名的队伍。哈里斯在日记里写道：“整个队伍大约有三百五十人。”
1857年12月7日，德川家定将军在国事大厅会见了哈里斯。幕府官员按照等级排列，将军坐在最高一级，靠在一个扶手上。哈里斯鞠完三次躬，向将军走去，解释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将一封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总统写给日本国皇帝的信交给老中，请其转呈给将军——当时仍然认为被称为“大君”的将军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信中赋予哈里斯在两国缔结通商条约上完全享有“商定、处理、商讨和谈判”的权力。哈里斯的日记接着写道：“说完我停下来鞠了一躬。片刻宁静之后，大君开始将头往肩膀后面一扯，同时顿了一下右脚。这个动作重复了三四遍。”
不清楚这些动作想表达的意思，但其意图是友好的。将军简单回答了哈里斯，并以“两国友谊永世长存” 作结。
五天后，哈里斯会见了老中堀田正睦（1810—1864）。哈里斯列举了种种理由，说明由于蒸汽轮船和电报的发明，国家之间的通讯已经变得极为便捷，现在整个世界已变得像一个家庭，每个国家必须和其他全部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他提出了两个要求：在其他国家的首都设立外交使节、允许自由贸易。
哈里斯警告日本，假如英国无法取得通商条约，可能会对日本发动战争。英国海军很可能占领萨哈林和虾夷；如果当时正进逼北京的英法联军取得胜利的话，法国可能会占领朝鲜，而英国可能会要求清朝割让台湾。然而，美国只要求建立和平的关系。另外，假如日本依赖美国，就能拒绝英国和法国贪得无厌的要求。哈里斯警告，如果日英之间爆发战争，日本必败无疑。最后，他承诺，如日本和美国签订条约，美国将保证禁止销售鸦片，借此表示和英国人有所不同。
英国舰队对日本的威胁似乎起了效果。尽管一些强势的大名反对签订合约（像高声坚持攘夷的德川齐昭），但1月16日，堀田正睦还是邀请哈里斯到自己的住处，向他表示日本愿意开始双边贸易，允许一名公使常驻日本，并开放一些其他口岸代替下田。
堀田将这些事情通知了京都所司代，要求他向天皇汇报。宫廷很快做出回应，下令不许开放京都地区的任何港口。那个月晚些时候，奉幕府的命令，两名官员提交给宫廷一份最近与外国人交涉的详细报告。让宫廷知道当前事态发展的先例已经牢固确立。
堀田通知说，为了获得宫廷对与美国签订合约的许可，他将到京都去一趟。看来这份报告并不能使孝明安心，他决定在堀田来之前先咨询朝廷高级官员的意见。孝明写了封信给关白，要求他询问太政大臣、左大臣和右大臣对于外交事务的坦率意见。天皇听到传言说堀田将带来大量金钱，在给关白九条尚忠（1798—1871）的信中说：“黄白，岂足动朕之志哉？朕治世之中，若成许与外夷通商之俑，则失信于国民，遗耻于后世，此身何以见神宫及列圣？卿等亦详察斯意，必不为金钱所惑。”
在这些忙乱的日子里，偶尔也会有一些宽慰人心的插曲。1857年11月，六岁的祐宫作了一首短歌，这是他十万首短歌中的第一首。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13页。
大僧正：日本古代由朝廷任命的管理僧尼的最高职位。僧官系统分三级，自上而下依次为僧正、僧都、律师，僧正和僧都又分大、小两级。——编注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17页。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18页。
“太阳之子”是天皇和亲王的别称，由于提到了“太阳”，诗歌一开始就用了一个与之相关的词“上升”。“天の浮橋”这个词的原意是“天上的石桥”，在这里指的是亲王真正跨过的桥，但却暗示了 “天之浮桥”（连接天地之间的桥梁）、天照大神隐身的 “天岩户”等多重含义。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0页。这段描述来源于日本文献，见《東坊城聡長日記》及《大日本古文書》等，但它与哈里斯日记中的描述并不相符。在1856年8月22日，即抵达下田后的第二天，他走上岸，来到下田对面一个叫做“柿崎”的村子。“这个地方的寺庙——神道教的玉泉寺作为美国人的住处。房间非常宽敞，既整洁又干净，一个人在这里待上几个星期是很舒服的……下田的了泉寺也用来给美国人用——可能我得住在那里，直到找到居住的房子为止”（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p. 203-204）。8月27日，哈里斯提到官员们努力说服他“一年内离开并回国”，但他抵抗住了所有这类劝告。8月28日，“副奉行”通知他说，“由于我的地位很高，他很荣幸地准备接见我，并将为我指定一处合适的住处——柿崎的玉泉寺”（pp. 209-210）。哈里斯在下田登陆和居住期间遇到了当地的反抗，可能有人故意误导江户政府，向他们掩盖了真相。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1页。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1页。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2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4页。
这是常御殿北面的一座小建筑。1840年以后通常称为“东宫御所”，或“皇太子御所”，此时文中使用的是旧称，可能是因为祐宫还未被指定为皇太子的缘故。
典侍为日本女官的官名。日本天皇的后宫中没有宦官，主要的事务都由女官来担任。女官的职位按高低分为典侍、掌侍、命妇、女嬬、杂工等。各级女官职位都由出身决定。权为权官，超出该职位人数后增设职位，一般比该职位级别稍低。典侍（权典侍）因经常服侍于天皇身边，故常有侍妾化的情形出现，之后便成为天皇嫔妃的位号。——编注
局是政府赐予侍奉皇室、将军、公卿等有着重要地位的女性的名号，如江户初期的春日局。——编注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01。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4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6页。
在中山家住的时候，明治就已经在外祖父中山忠能的命令下接种了牛痘（《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54页）。关于国内其他地方种痘的情况，可以参考拙作Travelers of a Hundred Ages, p. 382。那篇日记的作者井关隆子（1785—1845）高度赞扬了长崎的荷兰医生所引进的种痘方法。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9页。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7—128页。原文是一封用荷兰语书写的信件，本文译自日译本。
对当时御所周围祈祷的群众的记载，见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55—70页。
据说单单一个下午，后樱町天皇就派发了三万个苹果，每人一个（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60页）。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0页。如果想要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644—645页。
原文见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p. 573-574，也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1页。
当时，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将英语直接翻译成日语，或者将日语直接翻译成英语；哈里斯的话被休斯根翻译成荷兰语，然后再由一位学过荷兰语的日本人翻译成日语，荷兰语是唯一一门日本人说得流利的欧洲语言。有关休斯根的介绍，可以参考Reinier Hesselink, “The Assassination of Henry Heusken”。
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 412。也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6页。
关于哈里斯对会面的描述，请参考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p. 468-480。
关于哈里斯对会面的描述，请参考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 475。将军的日文原话用影印于p. xxx。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7—138页。哈里斯对自己与堀田会面的描写，虽然内容差不多，但却没有这么具体。例如，没有提到英国和法国领土上可能有的野心。还可参考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剑桥日本史》）, vol. 5, p. 278。
《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708页；《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0页。哈里斯的版本见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p. 496-500。
这段话的翻译遵循了《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2页的内容。信的原文要详细得多（《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725—726页）。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9页。这首诗是中山庆子死后在她的私人物品中发现的，上面还附有这首诗作于何时的标记。诗的内容，请见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