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灵魂·诗人

——《路漫诗选》序

张再林

邂逅

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在一所工科大学的社科系里，一位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高才生的到来，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这位不期而降的大学生，就是才分配到我们系工作的青年教师路漫。虽然有着骄人的学历，身材高挑且面容俊朗，再加上一顶“青年诗人”的桂冠，他完全具有俯视他人的资本，但这位年轻人却为人低调、待人诚恳，因此很快地就赢得大家尤其是青年教师们的好感和尊重，并迅速成为了青年教师圈子里的中心。

最初，他的到来，对于生性孤傲且不喜轻易与人“打成一片”的我来说，只能是观望，没有交谈，远远地并审慎地观望。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为之的举动，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改变了。

一天，当我得知他学士论文选题是美学时，我想我们在学术上也许是志趣相投的，不久便将我几年前发表的一篇处女作《理性的富有与感性的贫困——康德美学再批判》面送与他，以求救正。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仅几乎在第一时间批阅了该文，并且文章还激起了他强烈的共鸣。

这样，如电石火光般地，在两颗心的心有灵犀之中，一种可以神交的莫逆之情就神奇地产生了。值此之时，我才明白了什么叫“以文会友”，明白了什么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比起“蜜”而言，水是至淡无味的，但唯其无味，才大味无味地成全了水之无比醇厚与无比隽永。我和路漫的那种一经接触就再难以止步的深厚交谊正是如此。

感性

在哲学上，也许是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人生经历，我是崇拜感性的。从我早期学术上对德国古典哲学“唯理论”的批判，到我后来学术上自己的所谓“身体哲学”的创立，都是这一点的说明。

和我一样，路漫亦是感性的忠实信徒。但与我不同的是，我自己所谓的感性仅仅是理论上的感性，而路漫的感性则是直切生命感受的感性。因此，当我挖空心思并不无笨拙地用抽象的概念为感性进行论证、进行辩护时，路漫就早已游刃有余地用灵动的诗的语言为感性谱写华章了。故在路漫的诗歌里，他能从抽象的东西中捕捉住具象的东西，从无形的东西中捕捉住有形的东西，从死寂的东西中捕捉生动的东西，从无声的东西中捕捉住有声的东西。乃至在他的笔下，抽象的生命是可以掂量的（“生命的重量”），无形的时间是有障碍的（“时间的锁链”），一泓死水是可以生机勃勃的（“开花的水”），无弦之琴是可以希声大音的（“无弦琴”）。他的感觉是如此的敏锐，以至于他甚至可以聆听到雪花飘落在地的声音。这令他不仅在诗中为我们留下了“月下是雪的声音”这一极美的诗句，还使他为爱女起名为“赵雪音”，一个绝对令人称绝的诗意化的名字。

这种感觉的敏锐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了“闻竹雪有香”的古代诗人们，想到可以嗅到“景象的气味”的塞尚这一印象派巨星。无疑，也正是这种感觉的敏锐，才使路漫真正走在我们时代文化的前列。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感觉几近堕落和沦丧的时代，感觉要么被“工具理性”完全取而代之，要么流于和“工具理性”完全沆瀣一气的声色犬马之中。其结果是今天的人们，有耳却听不到春天的鸟鸣，有鼻却嗅不到泥土的气息，有眼却看不到月的盈亏圆缺，有手却触摸不到庄稼颗粒之饱满、亲人体温之温存，而只能在智能手机的触摸屏上机械地移动。唯其如此，才有了身体美学家舒斯特曼培养“感觉意识”的主张，才有了《单面人》作者马尔库塞“感觉的全面解放”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同样，唯其如此，才以其对感觉的浓墨重彩的讴歌，使路漫的诗作在这样一个感觉钝化的时代卓然挺立，并使其诗作在谈人生理念、社会理念（如北岛）为风气的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别有高致。

灵魂

古人言“诚于中者必形于外”，此话倒过来说，即“形于外者必诚于中”。就是说，一个对外部感性世界的把握到极致的人，也必然是一个极其忠实于自己内在灵魂的人。而路漫就是如此。无论你读路漫的诗，还是你和路漫本人打交道，你都会深深感受到这一点。“灵魂”二字无疑是路漫诗作最为核心的词，由此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名为《灵魂根据地》。翻开他的诗作，你就会发现，这种对生命根据地灵魂的坚守的诗句几乎俯拾皆是，如“在大地开满钞票的今天/我坐在屋里，把灵魂献给菊/祈祷无花果内潜在的安宁”（《局外》），如“根绝身外的诱惑污染/这是横贯灵魂的世界语汇”，从中一个“内心与菊为伴的‘都市隐者’”的身影宛然再现。此外，在路漫的诗作中，他洒满笔墨的“菊”的意象、“雪”的意象、“露”的意象、“醉”的意象、“生死”的意象，以及具有东方色彩的“呼吸”的意象无一不是围绕着灵魂推出的。这些意象的次第展开，使他的诗作不啻成为一部“灵魂交响曲”（沈奇语）。而这一点正应了他在《灵魂根据地》“后记”里的一段话语：

我关注“灵魂”。……我始终觉得自己的每一首作品无不与这两个字息息相关、血肉相连。

在我看来，这种对灵魂的坚守不仅体现在诗人的诗作里，也“身实行之”地体现在他不凡的人生之中。

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至极艰苦的中学学习条件下，支撑着他百折不挠地去奋发苦读的东西是灵魂。

在遭受自己人生最大的瓶颈、处在人生最深的低谷之际，支撑着他“要保持住一个梦、一种感觉、一份真我，需挺住各种考验”的东西是灵魂。

在进入省广播界后，随着诸如著名节目主持人、省交通音乐台台长以及丰厚的薪水滚滚而来时，支撑着他超脱名缰利锁、守住“都市隐者”的内心宁静的东西是灵魂。

每当人们惊异于一个看似羸弱的身躯何以内蕴着一颗如此强大的灵魂时，我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一方面是出于路漫对诗歌的酷爱和对之辛勤的耕耘，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与作为精神苦行者的父亲之间那种永生永世也割不断的血脉连接和传承。

诗人

梅洛-庞蒂说，出入于可见的肉与不可见的灵之间的是艺术。诗亦如此。用外部感性世界来表达内在灵魂的东西是诗，或者说，把外部感性世界与内在灵魂熔为一炉的东西是诗。这样，对于既忠实于感性，又忠实于灵魂的路漫来说，献身于诗就成为他永挥不去的人生的宿命。

诗之于路漫的那种无上的重要性，从他下面这段字字力透纸背的宣言中可以看出：

写诗对于我，就像有心有肺对于人、孩子对于父母、灵魂对于肉体，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心没肺的人不是人，痛失孩子的父母一世无味，离开灵魂的肉体只是茫茫然的行尸。如果不再写诗的我，将是不可预知的另一个谁了。

《灵魂根据地·后记》

正是这种与诗的休戚相关、生死相依，才使路漫在这样一个诗意日益消失殆尽的世界里，始终保持着对诗的忠诚，锲而不舍地从事诗歌写作，不废兢兢地坚守诗意的生活，并由此使自己不愧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一个真正的诗人是接地气的，路漫亦如此。故在他笔下，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一条条日驰千里的公路，而是黄土地、窑洞、小村、塬上、驼铃、磨道、船工号子……因为他明白，大地是万物生命的滥觞之地，“距离土地最近的地方”也恰恰是“最靠近心脏的地方”。

一个真正的诗人是珍爱自己文化传统的，路漫亦如此。故他不仅写道“21世纪/人们将怀念中国文明”，而且将“半坡”“古城墙”“护城河”乃至“气功”这些意象都尽收笔底。同时，对于我在哲学上提出的“人类现代文明将与中国文化传统最终接榫”这一当时的稀世之谈，他也是深以为然。

一个真正的诗人是富有“童心”的，路漫亦如此。对于他来说，现实社会中那些老于世故、深于城府的人所乐此不疲的种种谋略、权术，自己是永远读不懂也学不会的。相反，但凡童心未泯的人都被他视为知音且奉为座上客。以至于他可以“没大没小”地以所谓“小诗人”自居，把我稚气未脱的女儿称为“大作家”。而我的女儿之所以对她的路漫叔叔始终崇拜有加，之所以从北京大学返回西安的第一件事是去路漫的灵堂吊唁，其原因就在于她与路漫之间这种特有的“两小无猜”。

“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诗。”一个真正的诗人也是真正的“爱的使者”“情的使者”，路漫亦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己的诗里提出了“用诗歌喂养爱情”的观点。该观点不仅深契中国古老的“诗教”之义，也是他自己生命的真实写照。在我眼里，路漫是我们时代的一位真正的“情圣”。在他身上，不仅体现出无比真切的父女之情、父子之情、夫妻之情、朋友之情、师生之情，还有那种之于天下普罗大众广施泛及的博爱之情。而他在省广播界工作期间之所以赢得广大听众的喜爱，除了路漫出众的文学才华这一原因外，实得益于诗人对于一切人的那种一往而深之情。因此，在十八年前暮春的一天，就出现这样极其令人震撼的一幕：

在驱车前往三兆公墓为路漫送别的路上，我突然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景观，出租车一辆接着一辆，开着空车，鸣着喇叭地驶向公墓，形成一条绵延数公里的车的长龙。原来西安的的哥们正在自发地为他们心爱的交通音乐台台长来送行。

以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场景，就会想起萨特的“作家是为他人而写作”这句话。这句话转译到视写诗为生命的路漫身上，就是“诗人是为他人而活着”。或换言之，诗人的生命是和他人息息相通、生死攸关的。

因此，我相信，只要这个世界还有人的存在，那么诗人路漫就虽死犹生地生命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