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谈判实现民主
1990年2月11日，是曼德拉终于能回家的日子。那天下午曼德拉步出维克托韦斯特监狱大门时，全世界许多人都在关注实况直播。
将近两年前，1988年6月11日，来自67个国家的大约6亿人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在伦敦温布利球场（Wembley Stadium）举行的一场专为曼德拉70岁生日献礼的流行音乐会。198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主持人罗宾·登瑟洛（Robin Denselow）将其称为“有史以来最大、最壮观的大众政治事件”。这场音乐会由英国反种族隔离运动（Anti-Apartheid Movement，AAM）组织在其主席特雷弗·哈德尔斯顿大主教（Archbishop Trevor Huddleston）[1]的领导下举办，它再次证明了，曼德拉即使缺席，也一直与人们同在。
而现在，这个真实体现了监禁和种族隔离政权失败的人，正步入西开普省（Western Cape）灿烂的阳光，并不时微笑着向人群致意。
成为新生南非的一分子，意味着曼德拉不得不分享这个他将领导的国家及其人民的熙攘喧嚣和困惑混乱。曼德拉从监狱的大门到开普敦的阅兵场（Grand Parade）——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正在那里等待听他演讲——一路上充满迂回和惊恐，或许正预示了这个国家实现民主的道路注定要经历曲折。途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曼德拉的司机担心市政厅周边的街道人群稠密，于是先将车开到附近的龙德博斯（Rondebosch）郊区，护送车队停在那里一条安静的街道上等待。这时曼德拉看见一位妇女带着她的两个婴儿，于是提出抱抱他们。一个名叫萨利姆·莫泽尔（Saleem Mowzer）的积极分子过来，建议到他位于东龙德博斯的家中去。后来，不放心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追到这里，催促曼德拉一行人立即开往市政厅，否则那里会发生骚乱。
最终，在傍晚时分，曼德拉终于抵达阅兵场，对群众发表讲话。他以和平、民主和全人类自由的名义向满怀期待的群众致意：
“我站在你们面前，不是作为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谦恭的仆人，”他说，“是你们不知疲倦的付出和英勇的牺牲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余生交到你们手上。”[3]
佐薇·薇康姆（Zoe Wicomb）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报道中，成功地捕捉了这一时刻：“曼德拉看起来完全不像一直以来流行的艺术家塑造出的年迈拳击手的形象。那天，一个高个儿英俊的陌生人大步走进了这个世界。他的面孔已经被岁月磨砺得如同雕刻般棱角分明，呈现科萨—科伊（Xhosa-Khoi）两族的特征，过去生硬的分头发型也没了。简直就像是超模和哲人的复合体。”[4]
尽管曼德拉的地位超群，但现在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认识到危险，他也意识到暴力正在毁掉这个国家。每个省都有悲伤的故事，纳塔尔省（Natal）正承受着暴虐行为的冲击。正是在那里，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IFP）*在南非警察部门内部秘密成员的支持下，向非国大和它的支持者们发起了战争。纳塔尔米德兰（Natal Midlands）地区及纳塔尔城区的许多地方对于执法人员和非国大来说成了禁行区。
曼德拉获释两个星期后，他遇到了一个让他难忘的挫折。在纳塔尔武斗的激烈时期，他在德班国王公园体育场（Durban's King Park Stadium）向超过10万听众发表了演讲。
“拿起你们的枪、你们的刀和你们的弯刀（panga）†，把它们扔到大海里去吧！”曼德拉发出这样的呼吁。人群中先是发出不满的低声抱怨，然后变成不断增强的嘘声和倒彩。曼德拉坚忍地继续，他必须向他们喊话。“关闭杀人工厂。立即结束这场战争！”[7]
战争并没有因为曼德拉的呼吁而结束，它植根于过去，并企图阻止未来的新生。缓慢地，但不可阻止地，曼德拉的民主南非之梦正在变成现实。最后几块绊脚石就像垃圾一样被踢到一边。一个显著的进展是1990年12月13日奥利弗·坦博的回归。1960年，非国大被取缔，坦博带着在国外重建非国大的秘密使命离开南非。作为解放运动的国外领导人，30年之后回到热烈欢迎他的群众中，这位73岁的非国大主席看起来有些虚弱，但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非国大的领导集体、外国使节和各界名人的问候。与他曾经的律师合伙人纳尔逊·曼德拉并肩站在一起，坦博从约翰内斯堡附近扬·史末资国际机场（Jan Smuts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阳台上向五千多名载歌载舞的支持者挥手致意。时任非国大副主席的纳尔逊·曼德拉对群众发表讲话：“坦博是非洲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他。”[9]然后两人坐进一辆轿车，车队在警察的护卫下离开。
两天之后，非国大在索韦托附近的纳斯雷克（Nasrec）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协商会议。*当坦博在报告中说到正在把非国大成功地交回到南非人民的手中时，全场为之动情。来自流亡战士的歌声配合着以年轻人为主的小调、悲歌和咏唱，令人心情激动，而这些年轻人在第二天晚上之前要在东兰德（East Rand）那些不安定的乡镇中设置路障。代表们过节般欢快的心情也间或影响会议的庄重气氛。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同志，一些人还背着监狱发的背包，在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正在与他们的亲朋会面。对于非国大各级领导的这次集中露面：从曼德拉、坦博和来自罗本岛的老人——须发灰白的著名人士、老战士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到穿着仿制作战服的菜鸟成员，一些代表俏皮地说，整个协商会议的主意仿佛是敌人酝酿的一个阴谋，可以只用一枚大炸弹就把非国大全部消灭。
当十几位从津巴布韦监狱回国的同志列队出现的时候，即便是许多在战争中已百炼成钢的代表也当众流下了眼泪。非国大联合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s Union）分别于1967年和1969年发动了英勇但不明智的万基和锡波利洛战役，在这两场战役中，他们与罗德西亚总理扬·史密斯（Ian Smith）领导的英属南非警察和南非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结果被俘并一直被监禁。每位囚犯都曾列在等待执行死刑的名单上，直到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imbabwe African Union-Patriotic Front）在1980年4月取得政权之后才得以缓刑。
举行这次会议时，南非正处在一个暴力猖獗的时期，几乎可以算作低强度的战争。因此毫不奇怪，一些代表要求建立自卫队。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天之后的12月18日，政府终于登报发布法令公告，宣布了一部期待已久的法律，允许流亡者返回南非。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谈判清除障碍。获释两三天后，曼德拉被媒体问及是否同意德克勒克解除紧急状态的条件，他回答：“非国大的态度十分明确，在政府满足所有前提条件之前，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因为我们的人民不可能授权我们这样做，这些条件是：紧急状态必须解除，政治犯必须释放，必须确保所有流亡者返回南非时获得赦免并免予起诉。”[11]
来自“国内外45个地区的1500名代表”的活力和多元使曼德拉得以一窥非国大这个大家庭的丰富构成。[12]大部分代表是国外返回的流亡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非国大驻外使团。正如曼德拉所表述的：“这些人帮助我们确保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适时地回避南非，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是对人类的犯罪，而这是他们所从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成功的标志。他们流亡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向各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通报我们所处的状况，参加世界性和区域性的聚会，让大量揭露种族隔离政权不人道的材料涌入世界。正是这种世界范围的活动，使非国大及其国内外的领导者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解放运动之一。”[13]
早些时候，在3月份，曼德拉已经在赞比亚的卢萨卡会见了非国大的广大成员，但这样的聚会发生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还是第一次。南非的现实处境，空气中弥漫的暴力威胁，都意味着这个国家必须警惕不测的发生，同时相应地也要警惕自己内部那些过度兴奋的狂热分子，他们可能对非国大在纳斯雷克举行的这次会议心怀不满。结果就是，会议地点周围布满了带有天线且貌似官方公务车的轿车，里面坐着表情严肃的安全人员。不时会有一辆装甲警车沿街缓缓驶过，铁丝栅网保护下的前灯扫视着下午阳光投下的阴影。非国大安保分队的人员三三两两地站在距离帐篷不远的地方守护安全。在屋内有如此多重要的人，失去他们这个国家将陷入动乱，他们是目前正在孵化中的新体制的关键角色。
正是在这里，在运动场搭起的帐篷下，在会议休息时的帐篷外，曼德拉看到代表与领导们的交流，尤其是民族之矛的成员和他们的指挥官的交流。作为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他对这个组织成员们的崇高致意流露在字里行间。
“民族之矛的战士们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们多次潜入这个国家，攻击政府设施，不时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军队发生激战，并在好几次交火中取得胜利。另一些自由战士在国内，或是以公开身份或是从事地下工作，号召群众起来抵抗所有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勇敢地面对当局的残暴。为了解放，他们准备付出最昂贵的代价。还有一些人，他们被囚禁在种族隔离政权的监狱里，无畏地坚持在自己的祖国得到人道对待的权利。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自投虎穴，再次证明了这条颠扑不破的原则：罪恶之人无法扑灭自由的火焰。这些无畏的战士中有一些人仍然活着，正在帮助解决国家的问题，如今他们终于享受到奋斗的成果。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年老多病且没有工作，但当我们提起他们的历史成就时，他们又显得生机勃勃。另一些人已经逝去，再也不会回到我们中间。他们为我们的解放做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铭感不忘。”[14]
* * * * *
这一年结束了，但暴力冲突仍在继续。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为取得民主结果而进行的第一阶段谈判，尽管右翼势力极力试图破坏这一进程。在一个暴力逐渐升级、日益脱离控制的国家促成持久的和平绝非易事。普通工人联合工会（General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的前总书记、后来成为非国大执委会成员的悉尼·穆法马迪（Sydney Mufamadi）*在回忆为此所做的早期努力时说道：
在我们的高级政治领导被释放——以马迪巴的获释为高潮——之前，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COSATU）就已经开始和因卡塔自由党接触……寻求结束暴力的途径，尤其是在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地区……那里的暴力最为严重。我们前往卢萨卡去讨论这一提议，因为与我们接洽的因卡塔自由党代表——姆德拉洛塞（Mdlalose）医生、马迪德（Madide）博士和德洛莫（Dhlomo）博士——三人收到［因卡塔自由党主席］曼戈苏图·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酋长†的明确指示，对我们说，他们愿意继续和我们谈判，如果……我们和他们的谈判得到卢萨卡的支持……而卢萨卡不会反对任何意在带来和平的进展。[17]
但是因为对“正在发生的暴行怒不可遏，当地的活动分子对谈判并不热衷”。如果卢萨卡真正介入，“那他们必然武装起来进行反击。因此我们面临种种困难，必须说服我们自己的人认识到谈判的益处”。[18]
非国大领导从监狱中获释更加深了局面的混乱，特别是绰号为“米德兰雄狮”的传奇人物、暴脾气不妥协的哈里·瓜拉（Harry Gwala）*，“他不相信谈判有用”。[20]瓜拉对非国大和布特莱齐及祖鲁王室首领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国王（King Goodwill Zwelithini）†之间的任何会谈深恶痛绝。（有这种情绪的不只瓜拉一个人。曼德拉后来告诉他撰写《漫漫自由路》的合作者理查德·斯滕格尔［Richard Stengel］，1990年访问彼得马里茨堡，当他提到布特莱齐的名字时，那里的人是如何想“掐死”他。）[22]
“这对我们毫无帮助，”穆法马迪说，“因为在说服年轻同志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瓜拉这位“比我们所有人都年长的同志”却危害到这个成果。马迪巴站出来，“呼吁夸祖鲁—纳塔尔（KwaZulu-Natal）人民放下武器……一开始遇到了一些阻力，我们不得不努力克服”。[23]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暗中参与暴力行动的事实被揭露出来，政府被迫采取行动，类似袭击火车乘客等恐怖暴力活动的数量明显下降。这些袭击曾经很大程度上阻挠和恫吓了非国大的支持者。1992年德克勒克就支持“继续谈判”发起白人选民公投，结果大多数选民投了赞成票，几乎达到69%，这削弱了发展中的右翼党派的力量，它们企图以政治手段阻滞谈判进程。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右翼党派以抵抗取代恐怖主义，动员武装起义。白人右翼的不同派系耀武扬威，叫嚣着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
1992年，在接受爱尔兰调解人帕德里克·奥马利（Padraig O'Malley）的专访时，南非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CP）领袖费迪南德·哈岑伯格（Ferdinand Hartzenberg）*说，保守党将通过不参与来帮助其他党派，“因为［曼德拉］要求我们参与并确认我们将接受谈判的结果，而这是我们不准备接受的。如果非国大成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我们一定会像20世纪初英国试图统治这个国家时做的那样，我们将反抗”。[25]
公投之后三个月，1992年6月17日星期四，在约翰内斯堡南部的博伊帕通（Boipatong），来自附近居住区的一群说祖鲁语的男人进行了一场懦弱的大屠杀。他们使用AK47步枪和投矛杀死了45人，重伤了27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场谋杀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受害者有24名妇女，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另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也被杀害了。事后，警察只逮捕了寥寥几人。和许多类似的案件一样，只要受害者是非国大的支持者，调查就草草了事，没有结果，也没有明显的逮捕行动。在回答作家约翰·卡林（John Carlin）关于这次屠杀的问题时，曼德拉的前私人助理、当时在非国大担任职务的杰茜·杜阿尔特（Jessie Duarte）†在回忆曼德拉听到消息后的反应时说：“我绝不会忘记他的表情……人们会如此彼此相残，这样的事实使他深受震惊……我认为，即使在27年的囚禁生涯中，他也从未真正面对如此冷酷的暴力。”[27]
看到德克勒克总统对采取措施遏制暴力并将行凶者绳之以法的要求置之不理，曼德拉随即宣布了非国大中止谈判的决定。暴力导致群众对非国大的谈判立场越来越不抱希望。在博伊帕通举行的一次悼念遇难者的集会上，愤怒的群众唱道：“曼德拉，你正在领导我们像待宰的羔羊走向屠宰场。”
虽然原先的立场是谈判不要有国际介入，但在曼德拉的坚持下，非国大把这个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
尽管如此，几个月后谈判还是恢复了。为了避免西里尔·拉马福萨和他的国民党谈判对手罗尔夫·迈耶（Roelf Meyer）之间的危机，双方经由秘密沟通渠道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Record of Understanding）。恢复谈判也得到了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鼓励。当曼德拉解释说，撤出谈判是因为种族隔离政权操纵下的暴力冲突时，尼雷尔提醒他，南非的自由战士一直谴责种族隔离的国家本质上就是暴力的，那么在种族隔离的国家被推翻前，有什么理由认为暴力会被彻底消除呢？
谈判各方的诡辩、争吵、精明算计和妥协，因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的遇刺而突然中止。哈尼无疑是南非最受欢迎的领袖之一。1993年4月10日，右翼波兰移民雅努什·瓦卢斯（Janusz Walus）受议会保守党议员克莱夫·德比—刘易斯（Clive Derby-Lewis）的指使暗杀了他。‡
曼德拉写道，哈尼“本可以轻松地成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他的被杀几乎酿成一场灾难性的危机。[31]哈尼的追随者们异常愤怒。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涌上街头，其他南非人也被震惊得目瞪口呆。
“由于国家处于动荡中，［我］被给予时间在南非电视台向全国广播，呼吁群众遵守纪律，避免挑衅激化矛盾。许多谈判转型的评论员后来认为，从国民党的德克勒克向非国大的真正权力转移不是发生在1994年4月的选举，而是在一年前这个关键的星期。”[32]
南非不乏从崩溃的边缘被拉回来的先例。例如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事件，1976年6月之后的索韦托、尼扬加（Nyanga）、兰加（Langa）和古古莱图（Gugulethu）事件，当然还有以一个接一个的紧急状态为借口所行的无数丧心病狂之举。然而此前没有任何一次群众的愤怒——和绝望——的程度达到哈尼遇刺后那个国运攸关的复活节周末，只需一个小火星，就能瞬间点爆火药桶。
曼德拉在1993年4月13日发表电视讲话，这一及时的干预抑制了群众的怒火。他的语气体现了愤怒和道德力量的完美结合，他向南非人民演说：
“今晚，我从内心深处向每一个南非人，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伸出我的双手。
“一个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白人男子，来到我们的国家并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让我们整个民族陷入灾难的边缘，岌岌可危。
“一位阿非利卡白人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因此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杀人犯并将其绳之以法。*
“这个谋害克里斯·哈尼的冷血杀手让整个国家和世界震惊。悲痛和愤怒正在撕扯着我们。
“所发生的这起事件是一桩民族的悲剧，触及了上百万人的心灵，不分肤色和政治立场。
“我们共同的痛苦和义愤将在与葬礼同时进行的全国悼念活动中得到表达。
“明天，许多城镇和乡村将举行纪念活动，向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致敬。每一项纪念活动都将翻开一本自由纪念册（Memorial Book for Freedom），所有要求和平与民主的人都将在纪念册上写下他们的承诺。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所有南非人都将站在一起，反对那些想要破坏克里斯·哈尼为之献身的使命——我们所有人的自由的人，不论他们来自哪个派别。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白人同胞——来自他们的悼唁消息不断传来——怀着对我们国家这一沉痛损失的理解，伸出援手，加入到纪念活动和葬礼祭奠中。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警察体贴和克制地行动，成为服务于全体人民的真正的人民警察。在这个悲伤的时刻，不能再有更多的伤亡。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关头。我们的决心和行动将决定我们能否用痛苦、悲哀和愤怒推动国家走向唯一持久的出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属于人民、为了人民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
“我们绝不能允许那些崇拜战争、嗜血如命的人倒行逆施地行动，那将使我们的国家堕落成为另一个安哥拉。
“克里斯·哈尼是一位战士。他信仰铁的纪律。他执行命令一丝不苟。他说到做到。
“任何缺乏纪律都是对克里斯·哈尼所坚持价值的践踏。这样做的人只能是服务了杀人犯们的利益，亵渎了对哈尼的纪念。
“当我们万众一心、意志坚定地共同行动，守纪律，有决心，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
“让我们以一种合宜的方式向这位和平战士致敬。让我们再次投入到实现民主的事业中——哈尼为之奋斗毕生的民主，将给工人、穷人、无业者和无地者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实质性变化的民主。
“克里斯·哈尼在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心中是不可替代的。在流亡30年后第一次回到南非时，他说：‘在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与死神相伴。我想要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南非，即使我不得不为此失去生命。’克里斯·哈尼的遗体将庄严停放在索韦托第一国民银行体育场（FNB Stadium），从4月18日星期日中午到晚上6点祈祷式之前，供公众凭吊瞻仰。葬礼将在4月19日星期一上午9点开始。殡葬队伍将前往博克斯堡墓地（Boksburg Cemetery），下葬仪式计划在下午1点进行。
“葬礼和集会必须庄严地进行。在抗议、祈祷和集会时，不论是在家中、教堂还是学校，我们都将克制地表达情绪。我们不会被煽动采取任何草率的行动。
“我们现在是一个举国哀悼的国家。对于南非的青年，我们有特别的话要说：你们已经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雄。你们已经一再表示，你们爱自由远胜于爱你们最宝贵的礼物，即生命本身。但是你们是明天的领袖。你们的国家、你们的人民、你们的组织需要你们明智地行动。你们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我们要对全体人民在面对这样极端的挑衅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克制致以敬意。我们确信，同样不屈不挠的精神将带领我们克服前路上的困难。
“克里斯·哈尼做出了崇高的牺牲。我们对他毕生事业所能致以的最高敬意就是确保我们为全体人民赢得自由。”[34]
哈尼15岁的女儿，诺玛科威兹（Nomakhwezi）目睹了这一事件。哈尼遇刺所造成的巨大恐惧，原本很可能轻易改变南非的历史，却因他的阿非利卡邻居雷塔·哈姆斯（Retha Harmse）的迅速行动而得到抵消。哈姆斯打电话向警察报告了瓦卢斯的车牌号，协助警察抓获了还带着武器的瓦卢斯。
曼德拉对克里斯·哈尼有一种特殊的敬意。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哈尼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使他赢得了同志们，特别是民族之矛成员的爱戴，他们试图尽可能地仿效他。他勇敢、充满魅力、一直站在前线。他勇敢地率领民族之矛的干部潜入南非境内，在向非国大领导递交他主笔的著名备忘录时也对非国大当局无所畏惧。
在坦桑尼亚的非国大兵营中不耐烦地等待时，哈尼曾严厉地批评流亡中的非国大领导，指责他们放弃了解放斗争的使命并在腐化中堕落，削弱了民族之矛回国并在南非内部进行战斗的前景。他与其他联名签署备忘录的人被指控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多亏奥利弗·坦博的干预，他们才得以缓刑。哈尼的行动也促成了非国大的卢图利分遣队在万基和锡波利洛的战役。
类似地，在20多年前的1944年，曼德拉是非国大青年团——原来的青年雄狮——的创始人，他们对传统观点发起挑战，以图重振非国大。万基战役的一位老战士，威尔逊·恩科塞少将（Major General Wilson Ngqose，已退役）记得，1960年代后期，哈尼在坦桑尼亚一个叫作孔瓜（Kongwa）的兵营里。这个兵营由非国大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nte de Liberta??o de Mo?ambique，FRELIMO）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共享。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葡萄牙占领的安哥拉已有解放区。恩科塞少将说，就是在孔瓜，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医生看到当时非国大在坦桑尼亚正面临问题，于是邀请奥利弗·坦博把新兵送到安哥拉的兵营去。[35]当时已是著名诗人的内图所发表的一首名为《紧急》（‘Haste’）的诗，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传达出哈尼对当时懈怠的领导人忍无可忍的情绪。这也体现了曼德拉和他的青年团同志们挑战当时的非国大领导——他们相信请愿和呼吁可以使无情的政权觉悟——时充满的战斗精神。
在历史这段对停滞和迟缓无动于衷的冷漠中
当正义被匆忙地扼杀
当监狱中挤满了青年
在暴力之墙前撞得粉身碎骨
我忍无可忍
让我们结束这言词和姿态的平庸
以及隐藏在书本封面后面的微笑
还有逆来顺受的
圣徒般的姿态
开始像男人一样精神抖擞地行动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以命抵命
解放人民的军队
精神抖擞地行动起来
卷起旋风击碎消极平庸[36]
很久之后，曼德拉承认民主南非应当感激安哥拉人民。1998年在罗安达（Luanda）向安哥拉国民议会（Angolan National Assembly）致辞时，他说，安哥拉人民与南非人民“团结一致，争取解放斗争，是英雄壮举”。
“你们自身的自由尚未得到确保，”他说，“而且处于我们无情敌人的打击范围之内，你们勇敢地坚持南部非洲的自由不可分割的原则。在自由安哥拉的缔造者、伟大的非洲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阿戈什蒂纽·内图的领导下，你们坚持，所有非洲的子民都必须从束缚中获得自由。”[37]
关于年轻的英雄克里斯·哈尼，曼德拉继续说道：“1959年，哈尼进入福特海尔大学（Fort Hare University，也是曼德拉的母校），引起了塔博·姆贝基的父亲戈万·姆贝基的注意。戈万在哈尼的成长中起了指导性的作用。正是在这里，哈尼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加入了当时已被列为非法组织的南非共产党。他一直强调，他转信马克思主义深化了他对反种族歧视的认识。
“哈尼是一位勇敢且有远见的年轻人。即使是自己所在的组织，当他认为没有正确行使领导职能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批评。他曾回忆：‘1960年代时，我们这些兵营中的人对问题缺乏深刻的理解。我们大多数都很年轻，20岁左右。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投入行动。“别告诉我们没有路”，我们曾说，我们必须探索发现可走的路。那就是我们接受训练的目的。’[38]
“民族之矛的战士们认为非国大的领导过于自满，哈尼成为他们的首席发言人。在提交了正式的请愿书之后，他发现自己和兵营领导的关系遇到了麻烦，还被他自己的组织拘禁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他的处境引起了非国大更高层领导的关注，特别是奥利弗·坦博和乔·斯洛沃（Joe Slovo）*的关注，他被释放了。
“1990年8月，哈尼回到南非，他是绝大多数南非人民心中的英雄。当时的数个民意调查表明，他无疑是这个国家第二受欢迎的政治家。[40]1991年12月，他成为南非共产党的总书记。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哈尼不知疲倦地在南非各地的各种会议上讲演，包括乡村的集会、商店员工的聚会以及地方议会和街道委员会的会议。他不遗余力地利用他的权威和武装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威望捍卫谈判，经常要耐心地说服那些因遭受第三势力暴力攻击而持怀疑态度的年轻人和社群。*
“在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TRC）†申请赦免时，谋杀哈尼的两名罪犯——雅努什·瓦卢斯和克莱夫·德比—刘易斯——承认，他们希望通过掀起一波种族仇恨和内战来破坏谈判。哈尼的死是场悲剧，但事实上，他的死最终把众人的注意力和当务之急带回到我们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上，这是对持有各种信念的南非人民走向成熟的致敬，尤其是对哈尼纪念的致敬。”[43]
* * * * *
如果说就选举日期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艰巨困难、布满荆棘的话，那么达成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将证明是更为艰苦的。1993年，随着选举日期的迫近，已显露出发生一场危险的右翼武装暴动的可能。尽管巨大的障碍已被移除，但是暴力再起和选举中断的阴影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选出一个合法的民族团结政府的条件刚刚具备，还很脆弱而亟须巩固。
曼德拉对此情况十分关注，他写道：“乌云笼罩在南非上空，它威胁要阻挡甚至逆转南非人民在国家和平转型方面所取得的全部成果。”[44]
就在克里斯·哈尼被刺后将近一个月，他在墓中尸骨未寒，4位前南非防卫军的将军，包括广受尊敬的前总参谋长康斯坦德·维尔容（Constand Viljoen），就成立起一个将军委员会——阿非利卡人民阵线（Afrikaner Volksfront，AVF）。*这可能是对哈尼之死导致的大量伤亡做出的反应，根据媒体报道，在哈尼葬礼当天遇害的超过15人中，有一些白人受害者。将军们声称的意图是，将对德克勒克的国民党不抱希望的阿非利卡成员团结起来，并鼓动成立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volkstaat）。大多数媒体，尤以《每周邮报》（Weekly Mail）为甚，视这次发起的行动为走向割据之路的一步。[46]
曼德拉当时接到情报部门的有关报告称，“右翼阿非利卡人已经决定通过暴力来阻止即将来临的选举。出于安全考量，一个组织的主席必须仔细检查这种报告的准确性。我这样做了。当我发现报告的信息准确时，我决定行动”。[47]
根据历史学者赫尔曼·吉利奥米（Hermann Giliomee）的说法，曼德拉已经知道，“维尔容计划阻滞选举，把德克勒克从领导位置上赶下来，再重新开始谈判”。[48]一些人相信，他能从积极公民部队（Active Citizen Force）或预备役军人和一些防卫军部队聚集5万人。在他所著的《阿非利卡人》（The Afrikaners）一书中，吉利奥米描述了两位重要的将军就武装抵抗的后果进行辩论：
在一次通报会上，防卫军司令格奥尔格·迈林（Georg Meiring）*将军就维尔容反对选举的可怕后果警告了政府和非国大。迈林对维尔容“抱以崇高敬意”，为了说服维尔容，迈林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其中一次，维尔容说：“你、我还有我们的人，只要一个下午就可以接管这个国家。”对此迈林回答道：“是的，确实是这样，但是政变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怎么办？”黑白人口的不平衡、国内外的压力以及所有难办的问题仍然在那里没有解决。[50]
曼德拉知道，绝不能低估一个铁了心的、不惜造成严重破坏的对手，特别是这个对手还自视为恢复昔日荣光的正义的十字军。在寻求解决出路时，曼德拉或许想到了一些忠诚的盟友，例如荣膺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贝特·卢图利酋长（Albert Luthuli）†，在他的卓越领导下，非国大经历了196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如果是他面对目前的状况，他会如何做？或者他的朋友和同志奥利弗·坦博——他在克里斯·哈尼葬礼仅仅两个星期后的4月24日去世了——又会赞成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然而在做出决定时，曼德拉的耳边一定回响起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
“将暴力作为取得种族平等的途径，既是走不通的，也是不道德的，”金博士说，“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暴力经常可以带来短暂的成效。国家经常是在战争中赢得独立。但是尽管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暴力绝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而只会造成新的、更复杂的社会问题。暴力之路是走不通的，只能是恶性循环，最终各方同归于尽。”[52]
为了提前阻止这种破坏，曼德拉知道，他不得不寻求一些右翼分子十分尊敬的人的帮助。在城镇中，惯常的做法是与恶霸的“大哥”谈判，以获得片刻喘息。
“我乘飞机到维德尼斯（Wilderness），”他写道，“那里是前总统F.W.博塔退休后的住处。我提醒他1989年7月我还在监狱中时我们发表的联合声明。在那份声明中，我们保证为了在我们的国家实现和平而共同努力。”[53]
从乔治机场（George Airport）到维德尼斯的25分钟路程风景秀丽。有海滩、山坳、未受污染的河流以及横跨开曼斯河（Kaaimans）的著名铁路大桥，河水在维德尼斯流入大海。优美的风光被突然出现的住宅区打断，那些不拘形式的房屋沿着2号高速公路铺展开来。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曼德拉一定看见了闲逛的游人和公路上穿梭不断的车辆。
F. W. 博塔养老的房子叫“锚”（Die Anker），坐落在农田中，与珍贵的保护湿地相邻，并且可以远眺从维德尼斯一路延伸到塞奇菲尔德（Sedgefield）的众多湖泊。曼德拉一定想到，这就是右翼分子们希望继续保有的那种特权，并且为了成为独占特权者而不惜一切地战斗。但是他有工作要完成。他要与F. W. 博塔会见。
曼德拉写道：“我告诉他，现在和平受到右翼的威胁，并且请他出面干预。他的态度是合作的，并且证实阿非利卡人已下定决心要阻挠选举。但是他补充说，他不想单独和我讨论这件事，建议我叫上德克勒克总统、费迪南德·哈岑伯格和维尔容将军。
“我提出，我们也应该邀请极端的阿非利卡右翼领袖尤金·特雷布兰奇（Eugene Terre'Blanche）*，因为他是一个不计后果的煽动家，在当时比德克勒克总统更有吸引力。对此，前总统博塔坚决否定，因此我放弃了这一建议。”[55]
曼德拉与P. W. 博塔在后者后院里的会面在具体问题上不可能没有分歧，但是在媒体报道中，两小时友好诚信的会见，其文化意义与现实政治的意义同样重要。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年龄相近，对南非历史的理解尽管存在差异，却有共通之处。曼德拉知道，P. W. 博塔本人在就职总统初期就肩负起了改革者的责任，当时他对那些顽固地拒绝改革的属下发出著名的呼吁，他们要么顺应形势，要么走向灭亡。[56]然而随着他不明智的三院议会激起抵抗并导致了联合民主阵线的诞生，他的立场变得日趋强硬，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暴躁顽固的老人。
对于这次他与曼德拉的会面，评论员们承认：“尽管博塔先生可能对极右翼仍有些残留的影响，但他更大的影响力在南非防卫军。在他主政的多年中，这支军队奢华放纵，这使得曾经和现在的一些将军据说都与他保持着密切往来。”[57]
“我回到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写道，“立刻打电话给德克勒克总统，告诉他博塔的邀请。他对于我们与前总统会面的整个想法抱有敌意，正如博塔的态度之于特雷布兰奇。接着我找到进步的阿非利卡神学家约翰·海恩斯（John Heyns）教授，试图把维尔容将军、哈岑伯格、特雷布兰奇和我本人约到一起。特雷布兰奇态度强硬，拒绝以任何方式同我——用他的话说，一个共产党分子——会面。”[58]
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一个生动的讽刺：一个前囚犯不仅在协调躁动不安的黑人多数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在协调德克勒克和好战的右翼之间的关系，后者似乎已准备好要在整个国家点燃烈火。数十年来国民党的落后政策一直像是刺耳的狗哨，现在这只充满仇恨的狗在特雷布兰奇的老家芬特斯多普（Ventersdorp）做出了反应。曼德拉听到了特雷布兰奇和他的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Afrikaner Weerstandsbeweging，AWB）右翼武装力量滔滔不绝的责骂。在1993年年中，他目睹了他们为阻止谈判，如何对豪滕省（Gauteng）肯普顿公园（Kempton Park）的世界贸易中心发起冲击，将一辆装甲车撞进了玻璃大门。
虽然曼德拉接受德克勒克作为谈判伙伴，但对他应对右翼威胁的态度则有些不以为然。1990年2月，从监狱获释5天后，曼德拉在接受《时代》（TIME）杂志一次有先见之明的采访时被问及，德克勒克总统对右翼威胁的恐惧是否合理。曼德拉强调指出，恐惧被夸大了。尽管威胁是事实存在的，他争辩道，但德克勒克是从南非白人尤其是阿非利卡人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而只要他支持一个没有种族主义的南非，并且从黑人的视角来看所面对的挑战，那么他的恐惧就会烟消云散。[59]
在南非黑人的政治动员中，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表达，几乎所有语族——恩古尼语（Nguni）、塞索托语（Sesotho）和聪加语（Xitsonga）——都会使用。在恩古尼语中，人们说“Sihamba nabahambayo”，就是祖鲁语中的“我们带着那些做好准备的一起上路”。“Ha e duma eyatsamaya”（当引擎开始轰鸣，这辆汽车将要离开）是一首茨瓦纳语（Setswana）传统歌曲中的副歌——劝告犹豫者立即登车一起出行。对于曼德拉来说，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
他已经明确了要和他一起前行的人。他看好康斯坦德·维尔容将军。这也是基于实际考虑，因为曼德拉知道维尔容的过往和他在颠覆周边国家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针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非国大的兄弟组织——的行动。曼德拉知道1978年5 月4日南非防卫军在安哥拉的卡欣加（Kassinga）对纳米比亚难民的大屠杀。*
但是与他对德克勒克的态度一样，曼德拉认为维尔容将军曾经是一位战士，也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
曼德拉写道：“在维尔容将军的双胞胎兄弟布拉姆（Braam）和股票经纪人于尔根·克格尔（Jürgen Kögl）的安排下，非国大和将军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一方是维尔容将军和他的同事，另一方是代表非国大的乔·恩兰拉（Joe Nhlanhla）、佩纽尔·马杜纳（Penuell Maduna）、雅各布·祖马和塔博·姆贝基。在这方面，这些非国大领导人的眼界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同志，充分注意到了迫在眉睫的灾难会造成的悲惨后果。”[61]
非国大和维尔容代表团之间举行了多次这样的双边会谈，代表团由退休将军和其他人组成，包括聚集在阿非利卡人民阵线大旗下的费迪南德·哈岑伯格、蒂尼·格伦内瓦尔德（Tienie Groenewald）和科布斯· 菲瑟（Kobus Visser）等人。一些会议是由曼德拉亲自组织的，其他的则是由姆贝基和非国大的领导，包括乔·莫迪塞（Joe Modise）†等组织的。一次在位于树木繁茂的霍顿（Houghton）郊区的曼德拉住处内举行的会议中，他作为一位友善的主人，给大家倒茶。为了使维尔容将军感到亲切，曼德拉还用将军的母语阿非利卡语与他谈话。
曼德拉问维尔容将军和哈岑伯格，“他们是否真的正在准备用暴力手段来阻止谈判。［维尔容］将军坦率地承认，这是真的，并且阿非利卡人正在武装起来，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血腥的内战。我感到震惊，但是表现出我对解放运动的胜利拥有绝对信心的样子”。
“我告诉他们，”曼德拉继续道，“他们会让我们经历一段艰苦的时期，因为他们的军事训练好于我们，掌握着更具杀伤性的武器，并且凭借其拥有的资源，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国家。但是我警告他们，这场不计后果的赌博的结果是他们将被粉碎。在我们对白人至上主义给予致命一击后，我们将接近历史性的胜利。我指出，这不需要他们的同意，也无视他们的反对。”[63]
曼德拉告诉将军们，南非的人民“拥有一个正义的目标，在人数上占优，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而这些他们都没有。我呼吁他们停止计划，加入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谈判。我花了许多时间说服他们，但他们固执己见，我无法使他们松动一毫。最终，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维尔容将军态度有些许软化，他说，他的人已经准备到如此深入的阶段，他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去面对他们”。[64]
曼德拉在监狱里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南非所陷入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但他更多地把监禁看作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1975年2月1日，他在给妻子温妮——当时她被关在克龙斯塔德（Kroonstad）监狱——的一封信中告诉她，监狱是一个理想的认识自己的地方。“牢房，”他写道，“给了你机会每天审视自己的全部行为，改正身上坏的东西，并发展无论什么样的好的方面。”[65]也是在这里，他潜心研究阿非利卡人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面向。他用阿非利卡语和监狱当局交流，虽然多年以后，他在讲话时仍然不能完全抹去母语科萨语的口音，使得种族隔离机构的官员和非国大成员都觉得好笑。众所周知，人们都喜欢别人用自己的母语和自己讲话，曼德拉早在有必要这样做之前就已深知这个道理。
对于这个从他们的监禁中幸存，现在又在和他们谈判的黑人，将军们知道些什么？他们当然知道他所代表的力量和他背后的人民，但是他们对他这个人知道多少呢？他和蔼可亲、慈祥、经常面带笑容，这个形象和他们记忆中他的出身和领导武装斗争的形象放在一起，可能使他们感到困惑。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到头来，黑人对白人的了解要比白人对黑人的了解多得多。曼德拉认识到，将军们所代表的主要是一类沉浸在传统中的人，他们的特点是尊重权威、法律和秩序——一种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其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成员，那些只想不受外界干扰的忠于家庭的人。他们中的相当数量已经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改革，眼光超越当前，为适宜生活的未来寻求解决出路（他们支持德克勒克进行公投的选择就是证明）。遵守社会习俗、尊重法律和秩序的观念在年轻的阿非利卡人中间根深蒂固，这种观点得到尼尔·巴纳德的支持，他写道：
“在学校和宿舍中，与在家庭环境中一样，是有标准的，有秩序和纪律：铃声响起，该起床了……有祈祷的集会……以及传统的民间游戏和舞蹈。我们排队上学，如果有任何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违纪，鞭子马上就会落下……所有处于权威地位的人都受到尊重，他们的话就是法律。”[66]
德克勒克的话——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曼德拉的话——就是法律，这已经被相当一部分阿非利卡人接受了，尽管是不情愿的。出格的表现，例如尤金·特雷布兰奇等人的行为，超出了由阿非利卡权威定义的已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引起尴尬而不是为之骄傲。这些人真的准备放弃他们的工厂、生意、家庭、农场和学校带来的舒适生活而拿起武器去保卫……什么？
尽管有以上种种考虑，但曼德拉已经从对冲突史的大量阅读中知道，语言、文化和国家地位一直是这个地球上各种毁灭性冲突的根源。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已经打开了东欧民族势力崛起的潘多拉盒子。当维尔容将军说到在阿非利卡人家园问题上，他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到自己人那里时，他和解的语气触动了曼德拉的心弦。他知道，不论他多么正确，增加自己或未来民主共和国的反对者的数量都是极为不明智的。
“在那一刻之前，”曼德拉写道，“我一直坚持，只要我是非国大的主席，这个国家中就绝不可能有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因为这就意味着出现了一个属于阿非利卡人的分裂自治区。但是现在，面对如此艰难的挑战，我决定后退一步，但采取的方式要让他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们的要求。”[67]
早在30多年前，当他在地下工作和逃亡时，曼德拉曾经住在南非共产党活动家沃尔菲·科迪什（Wolfie Kodesh）的公寓里。科迪什介绍他看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经典著作《战争论》（On War）。[68]在与右翼打交道的过程中，曼德拉把这位普鲁士将军关于战争和冲突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
乔纳森·希斯洛普（Jonathan Hyslop）在他的《曼德拉论战争》（‘Mandela on War’）一文中总结说：“意识到南非可能无法避免暴力冲突，但进行一场没有限制的冲突对建设一个可运转的未来社会的任何可能性都是破坏，曼德拉制定了一条明智、有原则的路线。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明显的克劳塞维茨式思维方式，曼德拉抓住其精髓，即负责任的领导需要认识到真实战争的条件，它所能实现目的的限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而不是追求绝对战争的妄想。”[69]
曼德拉通知维尔容和哈岑伯格将军，他将与非国大联系并要求它在三个条件下重新审视他们对阿非利卡人家园的态度。维尔容与哈岑伯格两个人，加上特雷布兰奇，声称他们代表了要求成立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的多数阿非利卡人。但另一方面，德克勒克总统坚持，只有他才能代表阿非利卡人的大多数，而他们全部反对这个要求。
“因此，第一个条件就是，阿非利卡人应该举行一次公投来决定他们是否想要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第二个条件是，尽管这一公投的结果并不一定对非国大有约束力，但在考虑他们的要求时会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最后，他们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是阿非利卡人？说阿非利卡语的白人？还是任何人——［包括］黑人，即非洲人、有色人或印度人——只要他说阿非利卡语？如果同意这三个条件，我将向我的组织报告，并由组织成员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做出他们认为适宜的决定。”
“维尔容将军，”曼德拉写道，“表示满意，因为我给了一些可以展示给他的部队的东西，但是哈岑伯格尖锐地反对，并坚持我应该当场做出一个明确的承诺，即我将同意建立阿非利卡人家园。我告诉他，我仅仅是非国大的一个仆人，要根据组织的授权行事并遵守他们的纪律；如果我在如此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独断专行，这个组织将立即把我开除，使我对右翼毫无用处。他坚决地反驳说，如果我不接受他的要求，破坏谈判的计划将继续实行。我说：‘那就干吧。’我们的讨论到此为止。
“就在同一天，我打电话给前总统博塔并向他通报维尔容将军的决定。我要求博塔说服维尔容将军加入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谈判。”
“几天之后，”曼德拉继续写道，“将军［维尔容］撤出了右翼的阴谋组织并加入了谈判。他的同僚对于他将南非从那样一个灾难中解救出来进行了恶毒的中伤。哈岑伯格完全没有任何军事能力，而特雷布兰奇只能依赖一些没受过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他们对于战争涉及什么毫无概念。”[70]
维尔容将军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什么。在3月4日注册了自己新成立的政党自由阵线（Freedom Front）之后，维尔容将军于4月12日与非国大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但是要确保自由阵线党能够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仍然需要曼德拉的签字。随着时间流逝，心情焦躁的维尔容决定采取行动。他知道，战争并不真的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但他相信他可以动员足够的人严重扰乱选举，而且下决心要这样做。然而在他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他把计划吐露给了美国大使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Lyman）。从1993年年底以来，大使一直与维尔容和曼德拉保持着联系。[71]1994年2月，曼德拉曾打电话给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请他说服维尔容和其他人参加选举。[72]莱曼大使把这个情况通报给非国大，这样在选举开始前3天的1994年4月23日，自由阵线、非国大和国民党联合签署了《阿非利卡人自决协议》（Accord on Afrikaner Self Determination）。协议规定签字的各党“通过一个谈判过程来解决阿非利卡自决的问题，包括成立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的想法”。[73]
对右翼要求的拒绝引发了骚乱。曼德拉写道：“在选举前夜，发生了几起爆炸事件，特别是在约翰内斯堡，造成大约20名无辜公民死亡。警察采取了行动，罪犯被逮捕并判刑。如果维尔容仍然参与这个阴谋，那么这种状况将会对选举构成巨大的困难。”[74]
一直怀着巨大兴趣在关注这场大戏进展的国内外媒体，报道了右翼分子如何兑现了他们破坏选举的威胁。根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比尔·凯勒（Bill Keller）的报道：
爆炸大多规模很小，但这种消息却带来了一种不祥之感，造成一些惊恐的居民囤积家用物资。不过看来这只是更加坚定了黑人选民的决心，来行使他们第一次获得的投票权。
被政客们的联合谴责激励，也被他们有生以来一直不被承认的愤慨情绪支撑，即使是那些经历了爆炸的黑人都表示，他们的投票绝不会被威胁吓退。
“一些人想恐吓我们不参加选举，”佐尔·姆森蒂（Zole Msenti）说。当杰米斯顿（Germiston）镇的爆炸发生时，他正坐在自己浅蓝色的小面包车中与朋友聊天，爆炸的冲击波使他的车飞到半空，所有车窗都炸得粉碎。每天早上都有大量的车停在郊区的出租车停车场上，搭载通勤乘客进城务工。
受伤缠着绷带也没有让他屈服。姆森蒂从医院出来，找回自己的出租车，并接受许多白人停下车来表达的同情和慰问。
“他们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他说那些破坏者，“我们将继续（We are going）。”[75]
姆森蒂先生说出的三个词——“we are going”——几乎确定无疑地意味着，他、他的同事和他们的家庭将继续去投票，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几十年前，这种决心甚至可能还没有人敢想，但是现在，反抗已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扎根立足，已经开始成为现实。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姆森蒂可能搭载过成千上万的乘客，听他们讲述心酸的故事，映照出他和与他一样的黑人艰难承受的现实。然后有一天，变化开始变得似乎有可能。1976年，学校中的青年爆发起义，反对把阿非利卡语强行规定为授课语言，白人政权的反应是收紧了人民脖子上的绞索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种族隔离政府失去控制的一个信号。正如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描述一个王国的衰落时写的：“武力并不像它的拥护者所想象的那样有用。例如，它并没有向受害者显示出敌人的强大；相反，它暴露出敌人的软弱，甚至是惊恐，而且这一被揭露的真相赋予了受害者忍耐的力量。不仅如此，制造出太多的受害者，这最终对于他们的敌人来说是致命的。”[76]
* * * * *
当1989年10月15日，8位黑人领袖被从监狱中释放时，就预示了那个带来如此多痛苦的制度的终结，并且标志着那些牢墙即将倒塌。受害者的时代已经到来。将近120天之后，在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走了出来，所有梦想都成真。这终于发生了。在教堂、公墓和数千英里之外的兵营，人们所有的歌声汇聚成一个坚定的声音：“我们将要去投票。”（We are going to cast our vote.）这简单的7个字意味着数十年中搭建起来的种族隔离大厦已经动摇了。
阿非利卡人右翼已经失败了。
[1].Robin Denselow, When the Music's Over: The Story of Political Pop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0）， p. 276.
*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见“附录二”。
[3].曼德拉出狱时于1990年2月11日在开普敦市政厅的一个集会上所做的演讲。
[4].Zoe Wicomb, ‘Nelson Mandela’, New Yorker, 16 December 2013.
* 因卡塔自由党，见“附录二”。
† panga，一种南非黑人使用的大砍刀。
[7].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90.
‡ 1994年更名为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2006年改为现在的名字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编注
[9].Scott Kraft, ‘ANC President Tambo Returns to SA After a 30-Year Exile’, Los Angeles Times, 14 December 1990.
* 会议举行日期为12月14日至16日。——编注
[11].NM, interview by James Lorimer and Des Lathaam, Mandela's home, Vilakazi Street, Orlando West, Soweto, 15 February 1990.
[12].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702.
[1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2.
[1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
* 悉尼·穆法马迪，见“附录二”。
†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见“附录二”。
[17].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9 May 2015.
[18].Ibid.
* 哈里·瓜拉，见“附录二”。
[20].Ibid.
† 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国王，见“附录二”。
[22].NM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Stengel, Johannesburg, c. April/May 1993, CD 61, NMF, Johannesburg.
[23].Ibid
* 费迪南德·哈岑伯格，见“附录二”。
[25].Ferdi Hartzenberg, interview by Padraig O'Malley, 25 August 1992, O'Mally.
† 杰茜·杜阿尔特，见“附录二”。
[27].Jessie Duarte interview by John Carlin, Frontline, PBS Frontline website.
* 朱利叶斯·尼雷尔，1964—1985年间任坦桑尼亚总统。
† 克里斯·哈尼，见“附录二”。
‡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对于只有瓦卢斯和德比—刘易斯被判有罪这样的结果表示不满，因为据说暗杀使用的枪来自政府的军械库，指向牵连其他许多人的一长串事件，最终导致了哈尼的被杀。
[31].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
[32].Ibid.
* 曼德拉这里指的是哈尼的邻居，她记下了瓦卢斯的车牌号并打电话向警察报案。
[34].曼德拉于1993年4月13日针对克里斯·哈尼的谋杀案所发表的全国电视演说。
[35].Wilson Ngqose, interview by Mandla Langa, Johannesburg, 17 December 2016.
[36].Agostinho Neto, ‘Haste’, Sacred Hope, translated by Marga Holness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ing House, 1974）.
[37].NM, speech to the Angolan National Assembly, Luanda, 29 April 1998.
[38].Chris Hani, in They Shaped Our County: The Most Influential South Afric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pe Town: Human & Rousseau, 1999）， in 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
* 乔·斯洛沃，见“附录二”。
[40].其中之一是1992年11月马奇诺公司（Markinor's）以都市地区的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社区以及全国白人为样本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
* 曼德拉和其他非国大领导人相信存在一种“第三势力”，即对于暴力肆虐负有责任的秘密武装。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见“附录二”。
[4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4.
[4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8.
* 阿非利卡人民阵线和康斯坦德·维尔容，见“附录二”。
[46].Weekly Mail, 30 April 1993.
[4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48].Hermann Giliomee, The Afrikaners: Biography of a People （London: C. Hurst & Co, 2003），p. 646.
* 格奥尔格·迈林，见“附录二”。
[50].Georg Meiring, interview with Hermann Giliomee, 11 November 2002, in Hermann Giliomee, The Afrikaners: Biography of a People, p. 646.
† 阿尔贝特·卢图利，见“附录二”。
[52].Martin Luther King, Jr, ‘Nobel Lecture: The Quest for Peace and Justice’, 11 December 1964.
[5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 尤金·特雷布兰奇，见“附录二”。
[55].Ibid.
[56].Joseph R. Gregory, ‘P. W. Botha, Defender of Apartheid, is Dead at 90’, New York Times, 1 November 2006.
[57].Hugh Robertson, ‘Intrigue Over“New” Offer to the Alliance’, Daily News, 2 March 1994.
[58].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59].Scott Macleod, ‘Nelson Mandela: I Am No Prophet’, TIME, 26 February 1990.
* 也称为卡欣加战役（Battle of Cassinga）。1978年的卡欣加大屠杀是南非军队针对在安哥拉的纳米比亚难民和自由战士所犯下的罪行。南非空军首先轰炸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兵营及其武装力量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Namibia，PLAN）。空袭之后，数百名伞兵空降完成了攻击。超过600名纳米比亚人被杀。
[61].NM, ‘ The Predential Years’, pp. 8-9.
† 乔·莫迪塞，见“附录二”。
[63].NM, ‘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6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9-10.
[65].NM to Winnie Mandela in Kroonstad Prison, 1 February 1975, in 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 （London: Macmillan, 2010）， p. 212.
[66].Niël Barnard, Secret Revolution, pp. 24-5.
[6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0.
[68].Carl van Clausewitz, On War （Berlin, 1832）.
[69].Jonathan Hyslop, ‘Mandela on War’,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lson Mandela, edited by Rita Barn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79.
[70].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0.
[71].Constant Viljoen, interview by Tony Trew, Pretoria, 19 September 2015.
[72].Matin Challenor, ‘Victory for Alliance’, Daily News, 22 February 1994.
[73].Princeton Lyman, Partner to History: The US Role in South Africa's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2）， pp. 71-9; Accord on Afrikaner Self-Determination, 23 April 1994, O'Malley Archive.
[74].NM, ‘Presidential Years’, p. 10.
[75].Bill Keller, ‘The South African Vote: The Overview; More Bombings Rattle South Africans’, New York Times, 26 April 1994.
[76].James Baldwin, No Name in the Street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72）， p.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