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
周介人
［前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陆军疗养院联合举办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对话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议中，大家集中就小说观念与文学批评观念进行了研讨。这次于一九八四年岁末举行的会议，对即将到来的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创作与文学评论发生了潜在的影响。在八五年的文坛上比较活跃的几位青年作家、评论家都在会上发了言，凭我个人的记录与回忆，他们发言的要点是：
韩少功：小说是在限制中的表现，真正创造性的小说，都在打破旧的限制，建立新的限制。
阿城：限制本身在运动，作家与评论家应该共同来总结新的限制，确立新的小说规范。这种新的小说规范，既体现了当代观念，又是从民族的总体文化背景中孕育出来的。
陈思和：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应该融会。
李杭育：当代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人物进行文化综合分析的方法。小说的变化，首先是作家把握世界对思路的变化。
鲁枢元：对于作家来说，研究人物的心理环境比研究物理环境更为紧要，当代文学正在“向内走”。
黄子平：文学的突破与发展，是同对人的理解的深度同步的。
季红真：人永远处于历史、道德、审美的矛盾与困惑之中，文学就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把握。
吴亮：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人应该调动自己全部的本质力量、在理性之光的光圈之外，是一个神秘而具有诱惑力的世界。
郑万隆：每一个作家、批评家都应犁自己的地，不要犁别人耕过的地，在创作上，犁“公共”土地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创造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
陈建功：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化，作家尤其需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上进行变革，所以我主张“换一个说法，换一个想法，换一个写法”。
李陀：应该张开双臂迎接小说多元状态的到来，文学思潮的共存竞争与迅速更替，是社会主义文学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在对话会议结束时，《上海文学》编辑部负责人茹志鹃、李子云同志委托我作最后发言，现将当时的发言稍加文字整理，发表如下：
我们的对话会议，自始至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这就是阿城在会议开始时所提出的：究竟什么叫小说？究竟什么叫文学批评？
在座的都是小说家、批评家，发表了许多作品之后，忽然产生困惑：小说（及批评）是什么？我搞的是小说吗？我应该怎样写小说？这情景是不是有些荒诞呢？
其实，同一个问题，人们常常在不同的境界上来加以谈论。我们今天谈论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的境界是：如何使我们的工作更有力地介入当代人的文化心理的结构面。
我们正面对着一个越来越变得多样化的世界。经济上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治上的民主化与“一国两制”；文学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多样化不仅已经成为客观趋势，而且成为当代人的一种文化心理需求。
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有些同志对于从西方现代派小说中借鉴技巧来表现当代生活感到忐忑不安时，正是当代的读者在文化心理上给予呼应；而当《棋王》一反潮流，以中国最传统的说书艺术来表现当代青年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精粹的痴迷时，又是当代的读者给予文化心理上的认同。
当代人并不偏食，他们比任何时代的读者更希望享受精神生活的多样化。
文学的多样化是一个进程，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表象性多样化，另一个层次是本体性多样化。我认为，本体性的多样化亦可以称作“多元化”。以文学批评而言，正如在座的许多青年评论家指出的，我们既应该有旨在“浇花”“锄草”，为文学创作服务的文学批评，同时也应该有虽然不脱离创作，但并不是为具体创作服务的文学批评；这后一种文学批评，是在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边缘地带生长起来的，有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循环、自己的生命的自满自足的智慧之花。我们今天谈论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实际上就是突破了表象性多样化的层次，而进入本体性多样化的境界了。
当多样化向深度与广度前进的时候，就涉及对传统规范的态度问题。多样化的创作实践、批评实践，使小说和评论再不能用原有的小说法则和批评规则来整除，“余数”越来越“大”，于是，人们对原有的“商”——传统观念产生了科学的怀疑：究竟什么叫小说？什么叫批评？
其实，出现在某些同志文章中的“传统”，已经把我国真正的文学传统简化了。中国文学中的小说传统与批评传统本身是丰富而富于变化的，以小说而言，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五四白话小说传统、《讲话》以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传统就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何况在古典小说传统中又可进一步分出传奇、志怪、笔记等等面目各异的源远流长的传统。所以，确切地说，我们的小说传统与批评传统本身并不是划一化、凝固化的，倒是我们有些文章把这个传统模式化了、“一元化”了。于是当今文坛上同时出现两种创作心理趋向：深感到“传统模式”束缚创造力的同志，力主“反传统”；而领悟到中国文化传统之丰富而活泼的同志，则又倡导“找传统”。其实，这两种趋向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力图改变出现在某些书本上、文章中的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使小说与批评进一步获得解放，以适应当代人的文化心理需求。
在科学地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正如季红真同志在这次发言中指出的，我们应该向鲁迅先生学习。鲁迅既是中国僵死的封建传统最激烈、最勇敢的反教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合金”。我们要建构关于小说与批评的富有当代性的观念，也必然是这样：一方面对传统中的僵化的模式发出挑战；另一方面继承传统中那些富有活力的因素。思想上的挑战与思想上的继承有时是一回事。因为，思想的继承是一种转移与流动，当思想从一个头脑传向另一个头脑时，它并不是像硬币那样，原封不动地把价值从前人手中转到后人手中，从这一部分人手中，转到另一部分人手中；思想在头脑之间流动、转移时必然要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解释、重新添加。于是，它的结构与价值一定发生变动；于是，对它的挑战与继承同时在运动中进行。当我们从与传统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今天的讨论，大家就会明白，我们并不是在中学生或一年级大学生的水平上谈论什么叫小说，什么叫批评。不，我们是在对文学的历史重新发现，重新整理。任何有价值的思想，只有通过变化和重新整理、重新认识，才能以文化传统的形式流传下来。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讨论会所做的，也就是从一个小小的角度，介入这样一件浩大的文化工程。我们不必老是对前辈们说，你们代表历史，你们代表传统。我们应该说：我也是历史，我也是传统，因为我们希望自己尽职地发展历史，闪光地延续传统。
除了从当代人的多样化需求与传统意识的视角来观察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还可以从当代人对自身的把握来认识我们的论题。我很同意黄子平发言中的一个观点：文学的突破与发展，是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深度同步的。
当代人从过去不久的“十年内乱”中走过来，带着一个装满了新鲜的经验教训，因而使理性思维非常健全的头脑。理性思维的健全首先表现在：理性能够不断地向理性自己提出疑问。人的理性的光圈有限度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反理性，恰恰是在理性地思考人的理性力量。究竟什么叫小说？提出这个问题也并不是不懂小说，或者“反小说”，恰恰是为了理性地思考小说。人们需要艺术，需要小说，本来是为了从中获得对于世界与人生的新的感知，为什么有些艺术模式、小说模式都正相反，在使人们麻木、钝化，甚至丧失对于世界的感觉？这就是说，人的理性力量向人的理性模式提出了一个问题：理性在把握世界时的广度、深度与限度。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境界上，重新考虑自己的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
毫无疑问，我们是尊重理性的，正是理性的力量，使我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观念性图景。没有理性的参与、渗透、制约、指导，我们还能进行自觉的创作吗？当然不能。但是，正是由于我们尊重健康的理性，所以才必须反对“理性主义”与“唯理论”对于理性的盲目崇拜。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是一个整体，人的感觉器官与人的思维器官融化在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中，人是在自己的感性力量与理性力量的不同层次的结合中逐步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主义”与“唯理论”却割裂了人的整体，把“理性”看成是人唯一的本质力量，将理性与感性人为割离，导致了什么呢？不讲感性的理性，演化成“神性”；不讲理性的感性，蜕变为“兽性”，这样就丧失了健康的人性。十年内乱，也就是把理性推崇到极端的程度，然后产生非理性、反理性的悲剧，这个惨痛的教训，使我们加深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认识。人的感性的力量是不应受到鄙视的，人的感觉器官的潜力远远没有充分地调动起来。而文学艺术创作，正是调动人的感觉器官，磨炼人的感性力量，使人的感觉掌握美的形式的最好的训练场。在这次对话会议上，我们探讨感觉、直觉、顿悟、潜意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等等，无非是希望从人的理性力量与感性力量的全面协调、全面发挥中，产生适应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改变以往的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
我们反对“理性主义”，还因为它常常把理性对于世界的比较表层、比较简化的结构模式凝固化，而拒绝对这种模式的中介环节、中间层次作进一步的充实与调整。例如，我们的理性从客观现象界的各种复杂联系中，抽取了因果联系这样一种模式。有了这样一个因果模式，我们就能解释许多现象的发生与消亡。但是不是所有的现象都能用因果框架来阐释？当然不是。可是，“理性主义”常常要求作家、艺术家把自己对现象界的感受束缚在论证因果关系的模式中，从而造成了叙事文学的模式化。再如，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的世界，任何一个因果过程，都带着随机的性质，偶然性的突然介入，常常使因果过程变得异常复杂，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才是现象界的原生面目。人之所以需要不断从外部世界获得大量信息，正是为了使自己自觉地适应现象的随机过程，从而控制自己的行为。可是，“理性主义”却常常以为因果性在客观世界中是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们不承认偶然性、随机性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复杂作用，他们常常跳过许多复杂的中介联系去判断事物。受这种思维方法的影响，我们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只有线性的因果联系，只有机械的决定论，而没有网络型的多元的因果联系，缺乏生活本身那种毛茸茸的原生美与诱惑人的神秘感。
所以，“理性主义”本身是妨碍人对世界进行整体的、深层的把握的。我们必须抛弃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形成人类对自身的本质力量全面调动、全面发挥的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
但是，在这样一个进程中，我们遇到了语言的障碍。语言是人的许多本质力量中的一种。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特别能感受到语言的魅力，享受到驾驭语言时创造的欢乐。同时，我们又感受到了语言的困惑。产生这种困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深深感到无法把人的全部本质力量，统统纳入词语系统来加以明确的表述。于是我们探讨能不能充分运用语言的艺术来克服语言的局限，运用语词来表达缺乏语词的情景状态，这样，我们就提出了小说观念中的意象问题、象征问题、荒诞问题、内结构与外结构问题等等。李陀在会上说得好，象征不仅仅是一种手法，而且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像张承志《北方的河》、邓刚《迷人的海》，象征在这些小说中就不仅是手法，而且是艺术的本体性因素。象征超越了语言，表述出仅仅通过有限语言无法扩散的意识内容与无法宣泄的情绪氛围，使作品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使小说主题从单一走向立体。当然，象征也仅仅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近年来小说走向诗化、散文化、报告文学化、杂文化等等，这种杂交的趋势，表明了小说家们综合性地吸取营养来丰富小说观念的可贵的努力，关键不在于这样的作品已经写得怎样，关键在于它预示着获得新的艺术生命力的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究竟能不能转化为普遍的现实性？这一方面需要有更多的创作积累来证明，同时又给批评家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新课题。这些，都是我们本次会议之后面临的艰巨任务。所以，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既享受到了精神的满足，又感受到了精神的压力，我们的前面还有许多的路要走，而最根本的路，就是要使中国文学走向更广大的读者，走向世界，走向明天，融汇到历史的长河中去。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流浪者》中有这样几句诗句：“我痛苦地含着泪到处流浪，永远叹息地问道：在何方？附近好像有声音给我回答：欢乐就在你不在的地方。”愿我们大家都保持这种永无休止的渴求，去寻找这种找不到的欢乐，我相信，在寻觅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能够享受到真正的欢乐！
原载《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