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玉记
一 水下房上
这本小书说的是“琢玉”的事情，这个琢玉并非指工艺品玉件的雕琢过程，是指怎么“修理”我的女儿顾大玉，因为大玉也是玉。我知道，“修理”这个词用得不妥，但我一时实在找不出可以替代的其他词汇，毕竟作家也有词穷的时候。谈家事，往往舌头发短，容易偏颇，容易感情用事，容易当局者迷。希望读者能理解，能原谅。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和我的读者像老朋友一样，泡一壶茶，细细地品着、聊着、说着让彼此愉快又伤心的家长里短，说着家庭中的种种喜悦与困惑。必要时再抹上几把眼泪……我想从您那儿得到安慰，得到批评，得到指点和帮助。
在说琢玉之前先说说我自己。
按大排行，我们家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我是女孩里的老六，是属于“垫窝”的那一类。儿时，过清明节，我和父亲去北京东直门外的坟地上坟，父亲指着地里的一座座坟说，这是老祖，磕头。这是爷爷，磕头。这是姨太太，磕头。这是你第一个母亲，磕头。这是你第二个母亲，磕头……后来父亲指着三个土坟说，这是你的大哥和两个姐姐，不用磕了，给他们添锹土吧。我就走过去给我那些从没见过面的哥哥姐姐们添土，他们都是父亲的亲生子女，大哥叶广厚和二姐叶广芝在1936年同时死于“闹嗓子”，其实就是白喉。那时候的大哥已经二十岁，是个青年了。另一个小坟是我上边一个姐姐叶广蕙的，她比我大三岁……叶家的孩子们早早就到这里来集中了，我不知道父亲看了这些坟会有什么感触，大概是很难过吧。我问父亲，我死了以后是不是也要变个小土堆挤在他们中间？父亲说，怎么可能，你是要埋在别人家的地里的。我说我坚决不到别人的地里去，我就要和他们挤。看坟的老刘就笑，父亲说这丫头又犯浑了。后来，京畿之地的这片祖坟被夷为平地，在此之上又盖起了高楼大厦，祖先的骨殖荡然无存，那些拥在一起的哥哥姐姐也不知去了哪里。只有父亲，在香山的墓地静静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看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当年，父亲和他的哥哥，我们的三大爷一起生活在北京东城一座很考究很幽深的四合院里。前面院子里有树，是丁香，后面园子里也有树，是枣树。前院的丁香开紫花，清香淡雅，就像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后院的枣树每年结些莫名其妙的没有甜味的枣，也生产一些浑身长毛的面目狰狞的“洋刺子”，碰到身上痛痒难忍。这些毛病，很像我的哥哥，像老七。
父亲在陶瓷研究所上班，研究陶瓷；三大爷在故宫当特邀顾问，也研究陶瓷。他们都是有学问、有品位的人，爱绘画，爱书法，爱京戏，爱美食，也爱我们这一堆闹哄哄的孩子。
我们家的孩子多，多了便不珍贵，从不娇惯，虽是世家，对孩子养得却糙，放羊一样地养。用我母亲的话说，一个也是养，一帮也是养，大的带小的反而省事。这大概也是满族人的习惯。叶赫那拉家族老辈是崇尚武功的，讲的是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到了我父亲这儿，家里还有刀枪剑棍，他老人家还能舞双剑，拉硬弓。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走样，不颓废，发扬光大，直至永远。满族是个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自然也希望他的子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自小都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扛，很少请大夫。病了，特殊的照顾不过是冲一碗藕粉，病人喝下了藕粉也就知道自己的病该好了，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我们的母亲认为，越是贫贱，越能结实长寿。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穿过用老年仆人旧衣裤改制的儿衣。
我小的时候很各色
，淘而拗，常常没完没了地哭。早晨起来，百无聊赖，没有事干，看什么都有点儿不顺眼，干什么呀，哭着玩吧，就哭。有时一哭几个钟头，把家里哭得天翻地覆，全家人纷纷出走，四处逃窜，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望着空荡荡的、寂静无比的院落，我在机械号啕的同时，往往怎么也想不起哭泣的初衷。这的确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样就存在着一个下不来台的问题。
鉴于我常耍这套怪把戏，我就被逼着吃一种叫作“至宝锭”的丸药。主张吃药的是我的母亲，她老说我的内火大，不泻火就要生事，就要出毛病。这药苦而凉，不给别人吃，只给我吃。为此她天天早晨要像抓小鸡子一样地抓到我，给我吃药。对她来说，这是她每天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老盼着她能忘，但是她一天也没忘过。她将药丸在小盏里捻碎，用水泡了，然后用两条腿夹住我，捏着我的鼻子往下灌。那黑色的液体往往要在我的喉咙口呼噜呼噜地响半天，才会被我咽下去。是憋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咽的，没有丝毫的积极主动成分在其中。“至宝锭”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迹，以同仁堂的为最佳。同仁堂的“至宝锭”喝到最后，盏底有红色的朱砂，母亲会用清水将碗底涮了，再逼着我将那朱砂一点儿不剩地吞下去，还要舔碗……这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六十多的父亲对我自然就多了惯纵和偏爱。我能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显得活跃而灵动，与我那些严谨齐整的哥哥姐姐们大相径庭，与我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
全家人都喜欢我，全家人也都讨厌我。
夏天午睡的时候，我穿着木趿拉板，吧哒吧哒从后院急奔到前院，站在院当中，扯足了嗓子高声吆喝：磨剪子咧，戗菜刀——
这声震屋瓦的几嗓子，将全家几十口人从夏日的酣梦中惊醒，再没人能睡得着。我的大大（大伯母）从屋里踱出来，呵斥道：大中午的你在院里折腾什么，你差点儿没嚎出我的心脏病来！
母亲从东屋出来了，三大爷从北屋出来了……
我并不是有意吵大伙，我是忘了大家中午还要睡觉。
不让喊就不喊，认错吗？不！我在家里，从娘家到婆家，从来没有认过错，嘴硬，就是真错了也不会认账。我不会像小绵羊一样，扎在母亲的怀里，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我再也不敢啦！”那不是我的风格。
那天中午，站在廊子下阴影里的母亲对站在大太阳底下、浑身冒油汗的我说，你给我回屋睡觉去！
我向母亲无赖地笑了笑，这样美好晴丽的白天，怎能躺在床上睡觉呢！我当然有我自己下台阶的办法：不大声喊，小声唱戏总是可以吧？于是我在丁香树下拉开了身段，揪着脖子憋出一句：“呜咿呀……儿的夫啊……”
我那一副带雨梨花，风欺杨柳的娇柔之状引得大家惶惶相视，三大爷说，这孩子该不是又得了扁桃腺炎？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接三大爷的茬，她的脸色已经变得不好看了。她进了屋，又从屋里走出来，手里多了一把鸡毛掸子，她一边用手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毛一边说，什么扁桃腺炎，我看是她的皮又发紧了。
我一见那掸子，就像运动员听到开赛的枪声，成了条件反射一般，撒腿就跑。母亲就在后面追。这套节目在叶家似乎已经有了表演程式，我是先绕金鱼缸，后蹿西游廊，再穿二道门，然后围着花坛转圈。母亲一步不落地紧追着我，那掸把子在她手里发出嗖嗖的声响，我便在那嗖嗖的声响里狂奔。这条奔跑路线，数年如一日地被重复着，没有丝毫改变。我现在想，母亲是在家里的权威面前做戏，非这样不能平民愤，其实要打到我很简单，母亲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路线，将追击改为堵截，我立马就无路可逃。
顾大玉：您真幸福，还有地儿逃！我也想逃，可是咱们家门一关单元房，往哪儿逃？
母亲在追我的时候，永远遵循着游戏规则，母亲是不想打我罢了。
对母亲的疼爱，小时候不能理会，大了才渐渐地明白。
但是晚了。
1952年，我又有了个小妹妹。小妹妹的诞生，是我的彻底解放；母亲没有能力再来管我，将带我的任务全部交给了我们家的老七。
老七是男孩里的老小，以淘和坏在家里出名。老七的坏，可以说坏出了圈，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哪个孩子能坏过我们家的老七的。他的坏是从肚子里往外坏，眼睛一转一个主意，让人防不胜防。
比如说，我们的三大爷爱听戏，每每有好戏，必定要看。那时候没有电视，看戏就得进戏园子，所陪同者，常常是我和老七。三大爷看戏要坐前排，那些年跟着三大爷我真真是看了不少戏。有时在吉祥戏院，有时在人民剧院，有时在圆恩寺影剧院。我们看过梅兰芳的《凤还巢》，看过张君秋的《望江亭》，还有一回看的是叶盛兰演的《群英会》。看来看去，就发生了这样的情景：记得有一回是去护国寺的人民剧院看新编历史剧《摘星楼》，票很不好买，我们等了好几天才等上票。那天我们走到剧院门口，老七忽然大叫不好，说是票忘带了，这样一来，我们当时就进不去了。剧场里的锣鼓家伙已经敲起，我们还在外头一筹莫展。收票的看我们老的、小的大老远的来了，却进不了门，看三大爷那飘洒的白胡子，那学者的风派，不像是胡说，就动了恻隐之心，将我们安排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我们由最前面移到最后面，窝火自是窝火，但是总比进不来强。那天我在剧场里，看到了老七的同学，几个小孩子，没有大人领着，人模狗样地坐在前头看《摘星楼》，我就料定，老七在票上做了手脚。果然，休息的时候，那几个孩子总躲着我们，其中一个还朝我挤眉弄眼，我就想，这个老七，真他妈坏，坏到家了！
老七是坏，我是淘。我是个有勇气而没有心计的人，很多时候是我将老七的主意付诸实践的。于是叶家就有人说，我们俩的关系是狼和狈的关系，只要看见我们俩在一块儿，大概不会有好事情。
偏偏的，我们俩就老在一块儿。
母亲有双漂亮的皮高跟凉鞋，收在柜子里，出门才穿。老七知道我也喜欢那双鞋，就怂恿我把鞋偷出来。我说不敢，他说他可以为我放哨。在老七的支持下，我终于偷出了鞋，藏在流水的沟眼里。只要出去玩，我就从沟眼里拽出高跟鞋穿在脚上，在街上一崴一崴地走路，自我感觉颇好。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一个六七岁的小丫头，穿一双很摩登的高跟鞋，在胡同里跑来跑去，很是有点儿不伦不类，而且这双鞋还是背着大人偷出来的，这样的事大概也只有我能做得出。高跟鞋毕竟不如平跟鞋方便跟脚，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决定把鞋的跟锯了，这样它就会变为一双很理想、很适合于我的皮凉鞋了。说干就干，我为自己的想法而激动，找来锯子，没费多少事就将那两个跟锯了下来。
锯下来以后，我立刻发现，这双鞋彻底不能穿了。原来，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高跟鞋锯了跟并不就是平跟，事实是高跟鞋锯了跟，那鞋尖就朝天了，那“望天吼”一样的鞋没人能穿。
母亲发现了她那双已经变得面目皆非的鞋，心疼得差点儿晕过去，她将鞋掼在我面前，点着我的鼻子一板一眼地说，我真不知道你的这些坏主意都是打哪儿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能吭声，我傻归傻，也还没傻到硬往枪口上撞的份上。
老七在旁边添油加醋地说，妈我知道，她的邪恶天才就是那些坏主意无穷无尽的源泉。
我认为，这帽子戴给老七才是正合适。
但是老七有老七的道理，他说，我让你偷鞋可并没让你锯跟啊，你要把跟锯了，这怪得着我嘛！
一顿打，我没逃得过去。
常听见有人说他的父母多么的文明，多么的疼爱孩子，使他从小就没挨过打，不知挨打是什么滋味之类说法。能在“和平”“文明”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固然让人羡慕，但总又觉得如若那样，作为孩子好像又缺了点儿什么。大凡我们胡同里，我周围的孩子们，甚至我的同学，大多都是挨过打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受到武力侵犯的历史，这与家庭的文明程度没有关系。
在叶家，挨打最多的就是我和老七。
所以，我打起我的孩子来就很理所当然，谁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挨打怎么长得大呢！打，是一种让小孩对教训的强性记忆。现在，在我满怀幸福地回忆起那一次次被打的经历时，只是感到了亲情，感到了爱，感到了那不可追述的温馨。我相信，我的孩子长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她会与我有同感。
她屁股上积累的疼痛，是幸福的疼痛。
顾大玉：得了吧，您甭为自己的暴力与武断狡辩啦！都到什么时候啦，您还在跟我玩这套把戏！您在打我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幸福的疼痛”。您就是在解气，在实施您的独裁！当然啦，我不跟您一般见识就是了，“不记仇”是我们孩子的美德。中国孩子的美德。
有时候，受到惩罚是应该的，这跟“独裁”不能往一块儿连。
我说两件我小时候的事情：
20世纪50年代，东直门外有窑坑，坑里积满了水，可以游泳。那水初入很浅，突兀一脚就不见了底，常有戏水的孩子淹死在里面。窑坑是东城母亲们谈之色变的所在，一听谁家的孩子上窑坑了，脾气再好的妈也得给下水者一顿臭揍。老七和我也常到窑坑去游泳，下水前他把他的裤子灌满了气，套在我的脖子上给我当救生圈，然后就扎他的猛子去了，再不管我。窑坑里的水虽然浑浊，但很凉爽，泡在里头常有没掉尾巴的小蛤蟆和一种叫作野狗子的小鱼围着你钻来钻去。它们用小嘴顶我，顶得我直痒痒，抓也抓不住。后来有个叫小三的，把我们的行径向我母亲告了密，我母亲就限制我们，不让出家门。但我们是有腿的，我们利用她午睡的时候偷偷走出去，出去的第一件要紧事是把那个小三臭揍一顿，接下来就是不带拐弯地直奔东直门窑坑。
晚上回家，母亲问干什么去了，老七当然要说瞎话，我也跟着说。我说瞎话的本事都是跟他学的，脸不变色心不跳，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真。到今天，老七还说，是他培养了一个作家。他认为，作家都是说瞎话的高手，不会瞎编就写不了小说，骗人骗得越美越是大家。
当然，这是老七的一家之言。
我们的母亲不是那么好哄的，她用指甲在我们的身上划，下过水的一划皮肤上有白印儿，反之则无。我们身上印迹豁然，瞎话立即被戳穿。于是，每人的屁股上很结实地挨了几掸把子。好在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脸上的皮比屁股上的厚。
很快我们就发明了反检验的办法，窑坑南边有服务学校，游完泳我们到服务学校的水管子底下猛冲一气，回家就什么印儿也没有了。冲了几回，老七竟又发现服务学校的学生还义务给人理发，于是他每天冲完了凉水就大模大样地坐到那大椅子上，让那些学生给他那狮子狗一样的脑袋吹风抹油。我也不能例外，便让学生们给梳小辫，今天梳个小髽鬏，明天梳个螺丝转儿，样式天天换。喜得我母亲逢人就夸：这个老七呀，真会带小的，看他把丫丫的小辫梳得多精致，连我都比不了。
可是服务学校的学生们并不满足于每天给我们吹风梳小辫，人家练的是理发，于是动员之下我和老七的脑袋不得不做出了牺牲：
他被人家剃成了光葫芦，刮得锃光瓦亮，头上不见一根毛；我去了小辫成了一个汉奸一样的大中分。
我们这一对宝贝手拉着手走进家门，让正吃饭的叶家人当时就喷了饭。有好事的姐姐叶广芸，不容分说，把我们拉到照相馆，非要和我们合影留念不可。推却不过，我只好肃容上座，于是就照了一张照片：
梳分头的我油光水滑，兔儿爷一样在中间坐着，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相；老七在后头站着，一双小眼使劲翻腾，不知又在打什么坏主意。那个主事又出钱的姐姐则受气包儿一样地蹲着，护驾般地显出了小心翼翼的谦恭。每人的性情在画面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毫不掩饰。
咱们接着说窑坑。
我们的皮肤日益乌黑发亮，我母亲纵然划不出印儿来也觉有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老太太治人的招数真是绝得不能再绝了，她找出自己的图章，逢到午睡，就先在我和老七身上盖满了“陈洁茹”，然后放我们出去随便跑，再不怕我们下水。
这下真把我们整住了，一个夏天，我和老七身上都是红章累累，惨不忍睹。
后来我和老七住到颐和园的三哥处，颐和园知春亭南有游泳场，我们正企图脱离羁绊做入水蛟龙美梦的时候，我母亲的图章也和我们同时到了三哥手里。
三哥秉承母亲的旨意，也往我们身上盖“陈洁茹”。不同的是，母亲是家庭妇女，时间宽裕，可以细细盖来，连我们的屁股蛋儿上都得一边一个“陈洁茹”。三哥则不然，三哥得上班，他没时间在我们身上花工夫，只在我们的脑门上匆匆盖上一排就走了。
我和老七顶着一排红印坐在游泳场看别人游泳，看着在水里游来游去的人，我们很着急，因为我们下不了水。时间长了，老七到底经不住水的诱惑，下了湖。他在水里始终仰着脑袋，几圈下来，头上红印依然，很经得住检验。于是我也学着他的样子，仰着脑袋游泳，久之，那脑袋竟进不了水了。
就是现在我游泳也是抬着脑袋，不但脑门，连头发都不带湿的。
有一段时间，我和老七的活动范围不在地面而在半空，在房上。
那时候北京还没这么多高楼，灰色的平房一片连着一片，脚不挨地，能从这条胡同蹿到那条胡同去。上过房的孩子都知道，房顶的世界与平地绝不相同，妙不可言哪！我有一个叫刘箴的外甥，让他妈送来住姥姥家了。他来了就哭着闹着要走，死活不在我们家待，把我母亲整得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花了不少零钱买好吃的哄他，怎么也哄不住。刘箴管我叫姨儿，管老七叫舅舅，于是舅舅和姨儿就把小家伙弄上了房。上了房的外甥初时惊恐万状，趴在房脊上不敢动，像只大壁虎。后来在我和老七的撺掇、鼓励下敢从北房转到南房了，后来又敢从套间跳过茅房骑到别人家的院墙上……没出三天，这孩子就让我们训练得在房上如走平地一般的利索了。在房上藏猫猫比在地上藏猫猫过瘾，无论是藏的还是找的，那份新奇，那份兴奋，那份出其不意，那份柳暗花明，都让人终生难忘。
一礼拜后我姐姐来接她儿子回家，原以为她儿子见了她会热情地扑过来，尽诉离别之苦。孰料，她的儿子竟冷冷地在房上接见了她。她儿子居高临下猫一样地趴在房檐上，傲慢地跟他妈谈判，不回家，在姥姥家住完暑假再回去。问为何不回，答曰，回去是楼房，没意思。
在上房问题上，母亲从来不限制老七，却不让我上房。她说，一个女孩儿家整天骑在房脊上算怎么档子事，将来出门子哪家敢要哇？不许上！我父亲比我母亲更会来实际的，他把我们家唯一的木梯子劈了，断了我们上房的路。好像天底下没有难得住老七的事儿，他从堆房里找来个不用的高花架子，搁在茅房的矮墙边，攀着花架子只需三下就上了墙。上了墙就是上了房，下边的路走就是了。我的个子小，攀不上那架子，得让他在上头拽才行，凭我一人的力气是上不去的。
老七在房上爱满世界胡窜，我则不然。我上房的时候要夹个破凉席，带一壶凉开水，捎几本小人书，在房顶的树荫下一躺，小凉风一吹，翻着小人书，那舒坦，甭提了！
那天，母亲让我把房上的老七叫下来，我就来到茅房的矮墙下大声喊他。老七从房拐角探出头来问我有什么事，我当时不知怎的灵机一动说：“妈说让你把我也拉上去。”那天老七有点儿缺心眼儿，他就没想想母亲会不会下这样的指示，听了我的话，他二话没说就把我拽上去了。我上去了，他却下来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了房顶上。我在上头待得很无聊，竟不知不觉睡着了。天快黑了，母亲找不着我，急了，以为我让拍花子的（一种专门拐卖小孩的团伙）给拍了去了。一家人都没吃饭，四处找，连西城的亲戚家都问过了。老七也没头苍蝇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跟着瞎找，他压根忘了把我拉上房这件事。父亲跟母亲闹，说她连个孩子也看不住，母亲只是哭，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醒了，不知怎的，我就是不想暴露自己，就是不想言语，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我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兴奋。我觉得很快活，因为这时候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在想着我。我不再是个被人遗忘的、无足轻重的老几，我是叶家一个丢失了的大人物！
破例的，我那天从房上下来没挨打。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老七已经退休了。尽管老七小时候坏得流脓流水，淘尽大人的精神，但究其生活道路却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上班下班，娶妻生子，与常人比，没有任何特殊。他的那些“聪明才智”在学习和工作上没有给他丝毫帮助；他那个一转一个主意的脑子并没有使他成为某方面的精英。退了休的老七跟所有的人一样，每日为日子、为儿女们操心。当年那个坏小子没有变成坏男人、坏老头子，这是让人释然的。
我每年都回北京，见到步履蹒跚的老哥哥拄着拐杖在藏满童年故事的旧宅里走来走去，一种亲切之情便油然而生。傍晚，西天晚霞凄艳，我和老七站在院子里环视我们的家，房子虽然老旧了，却依然高大，顶端竟与霞光相接。
我看着两鬓斑白的老七说：“当初真不知咱们是怎么上的房。”
老七笑笑，反问我：“要是今天让你再上坑里游泳，你行吗？”
我说打死我也不敢了。
后来我跟老七谈到了孩子的事情，谈到了那个总让我伤神的女儿顾大玉。老七很得意地对我说，这孩子随我。
我听到这话，浑身一哆嗦。
顾大玉：您哆嗦什么，能混到我七舅舅这样就不错了。有事业，有文凭，捞过鱼虫，倒腾过钢材，搞过传销，玩过股票，现在人家在弄古瓷鉴定。潇洒自在，比您傻爬格子，爬傻格子强了一百倍。
顾明耀：母亲的性格脾气，必然会部分地、或者完全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遗传给子女。看了“引子”后，我觉得此说从生活中得到了证实，也觉得顾大玉的淘和坏其实是不难理解的。有人说，母亲小时候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就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教育孩子。此说也许不无道理。问题是作为父亲的我，作为母亲的广芩，知道得太晚了，也注意得太晚了。自己的性格脾气上有不好的地方，就该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修养，更加有意识地积极地给孩子施以正面的影响。记得自己所受“教育”的苦楚，教育自己的子女时，就该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效果。广芩在这方面是不足称道的，她常对顾大玉说，你等着，将来你有了孩子，带到姥姥家来，我就要教他怎么说瞎话，告诉他怎么出走，怎么对付你。这叫一报还一报，让你也尝尝滋味。
有一天，我和顾大玉闲谈时，提到了上面说的事情。她说：“我以后不能要孩子，省得又给中国添一个淘孩子，也省得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挨打受气。”我告诉她，这话说错了。淘孩子要看怎么淘，淘似乎是孩子的本性，只要别让他淘得出了危险，别让他淘得染上坏习惯，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能从孩子的淘里启发、引导、培养出丰富的想象能力，勇敢的拼搏精神，坚韧的进取追求，就是家长的最大成功。孩子们的“不记仇”的确可以说是“美德”，因为这是一种宽以待人的宽恕。不过，我想，疼痛未必都是幸福的，这一点儿不妨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想想自己的童年，也就不会再在孩子面前施展自己的威风了。
二 为人之初
怀孕的滋味因人而异，我常常想起怀着小孩的艰难。
高龄初产妇。
浮肿，高血压，心动过速，蛋白尿，学医的我完全明白，这是“先兆子痫”的早期症状，这预示着下一步的不妙。
难以控制的是情绪的改变，那一段我的心情变得很敏感，很脆弱，很糟糕，那是一种病态的情绪变异。
犯了小时候的毛病，我时常的泪水涟涟，下班坐在家里，一句话也不想说。
这使我的丈夫不安。他说，说话啊，你到底怎么了？
我说不出我怎么了。
他就开始猜测，猜我和同事闹了别扭；猜我挨了领导批评；后来竟然猜想我是不是苏修潜伏下来的特务，一推测年龄，又不太对，也没有跟苏联人接触的条件；然后就又开始考虑我是不是私下借了哪儿的高利贷……在他这般费力推理的时候，我照哭我的，实在是懒得搭理他。他这人，喜欢看破案电影，《徐秋颖案件》《铁道卫士》《国庆十点钟》一类的影片，他看过不少。之所以猜想我是“苏修特务”，是因为当时街上正在上演反特故事片《熊迹》，他是把我跟电影里的人物弄混了。就是在今天，他对此仍有偏爱。现在他是日本广岛女子大学的教授，每逢周一、二、五，下了课就要急着赶着往家跑，为的是赶上看晚上的破案电视剧。有时看到他风风火火地进门，一边脱衣服一边直扑电视机，嘴里不停地叫着“杀人事件！杀人事件！”真让人好气又好笑。
挺大的人了，童心未泯，倒也可爱。
但那时候我不觉得他可爱，只是可恶。
我在工厂里上班，他在西安的大学里教书，我们都被工作牵制着。
肚子里的生命在顽强地表现着他（她）自己，踢腾伸展，几无宁日。这是个淘气又不甘寂寞的孩子，我不知他（她）是男是女，但以这般的拳脚，这般地不知体贴母亲，我想多半是个男孩。
男女对我都一样，我的娘家，兄弟姐妹十四个，男女对半。我肚里这个是男是女就显得很无所谓。男也罢，女也罢，这孩子将来有得是姨儿和舅舅，有的是表兄弟姊妹，他（她）不会孤独。
丈夫家就不同了，丈夫是独子，是顾家的千顷地一棵苗。他和他的父亲对这个没照面的小孩寄的希望很大，当然男孩最好，真是女的也没什么，也很好……下一个也说不准是儿子。
我知道，没有下一个了。
以我的身体状况，能将这个安全保住就是一种幸运了。时常眩晕，时常喘不过气，血压低压到了一百二十，心跳已经超过了二百，肿胀的脚穿不进鞋，只好趿拉着一双挖防空洞时穿过的解放鞋。裤子是丈夫的，衣裳是厂里的大号工作服，脸上是一块块的黑斑，擦的是药用凡士林……我知道我很丑，我也知道我的打扮很是有点儿那个，但面对这一切，我有一种冷静和坦然。我想孕妇本身的美或许正在于此，在于这丈夫的裤子，在于一脸的黑斑和大号的工作服。是女人就要走这一步，我在乎什么！
我什么也不用在乎。
但是，当若干年后的今天，我在商店里看到孕妇的专柜，看到那些为孕妇准备的各式各样的衣服和为婴儿准备的各式各样的物品时，我深切感到了时代步伐的速度和那不可阻挡的潮流。文明、进步、和谐，毕竟成为今天的主导，成为灿烂的阳光，装点着我们的生活，左右着我们的人生。在商店里，我凝视着精美盒子里的一件淡粉色的小衣，想象着会有一个怎样的可爱的小孩子穿上它，毋庸置疑，拥有这样衣服的孩子是幸福的。
当然，没有这样衣服的孩子也不能说不是幸福的。我孩子的小衣服、小被子都是我所在的工厂一位叫孙玉婷的老师傅给我做的。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母亲也早早去世了，这些本该属于姥姥的工作，就全由她承担起来了。她乐于做这样的事情，她在缝纫那些颇有古典风格的儿衣时脸上充满了慈祥，充满了爱意。我在一边看着她，心里也是充满了感动。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穿过的那些由下人旧衣服改制的儿衣，想起了在北京东城那座旧宅院里诞生的一个又一个小生命……
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代接替，历史就是这样一圈圈滚动。
我决定回北京生小孩，那里是家，是老家，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家的依恋是我人生的弱点，尽管我已经走出了几十年，尽管那里已经没了父亲母亲，我对那座充满家的气味的城市仍是情有独钟。
但是，我不能回到祖居的院落去，这是规矩，是北京人的规矩，一条至今为止仍在严格奉行的规矩——女儿在娘家坐月子，被视为不合章法。
我必须到我的婆家去，到雍和宫附近的一个叫作后永康胡同的小院去，那里有我公公购下的房产，有他的养女——一个我们叫作二姐的善良女性。后永康离我的娘家不远，隔着几条胡同，两家人彼此都是熟识的。
丈夫不能与我同行，没到寒暑假，他哪里也走不出去。为了将来孩子的降生，他能做的，就是穿着棉大衣端着小板凳，在火车售票处排了一宿队，为我购了一张卧铺车票。那时候买卧铺很难，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和后门，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去排队。丈夫回来将那张得来不易的票很郑重地递给我的时候，看着他大衣袖子上被人用粉笔画上的号数，只是让我心酸。
早晨，天还没有亮，他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火车站。他告诉我，如果半道有什么不好，就找列车员，千万别忍着。
我说知道。我说我给他买了十斤挂面搁在了柜子里，小缸里还有我腌的雪里蕻，我让他注意饮食调节，别饥一顿饱一顿的。
他说我走了以后他就去吃食堂，因为我一走，家里那个蜂窝煤炉子准灭，他侍弄不了那个东西。
我说他不能老吃食堂。
他说他就是吃食堂长大的。
米面的夫妻，充实而实在。
我还有些话欲说却没有说，想了想还是咽在了肚子里。我想到了或许有回不来的可能，尽管我对前途充满信心，但以身体状况而论，不能说不是危机四伏的。我的母亲说过，女人生孩子就是和阎王爷隔了一层窗户纸。对我来说，这层窗户纸其实已经捅破，我已经清清楚楚窥见了那边的一切。之所以不愿意跟他说得太多，是不想给他增加心理压力。已过了三十七岁的他，是头一回做父亲，他是个乐观而简单的人，大孩子一样的，在生活中，他的喜悦多于忧虑。
上了车，等不到开车丈夫就回去了，他早晨第一节有课，不能耽误了。他交代了两句就匆匆走下车去，看着他消失在站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的心里一阵发空，有些伤感，也有些无所依靠的失落，还有些“大难来时各自飞”的无奈……
这时，肚子里的孩子猛地蹬了我一脚，一下将我拉回到现实，这使我感到了另一个“人”的存在，那个人像是在提醒：别怕，有我呢！这信赖的一脚如同无声的安慰，我用双臂抱住了肚子，就如同抱住了他（她）。是的，他（她）将陪着我一同度过这颠簸漫长的旅途，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我们会一直坚持到最后。
我的乖乖。
来到了北京，不能去医院而是要先去报临时户口，否则医院不予接诊。
办事处的女同志麻利干脆，二话没说就给我办了手续，我看到她把卡片递给我的时候眼睛有点儿红，正有些惶恐，那女同志说，我女儿也是1969年从北京走的插队知青，现在还在陕北，没有回来……又说，看你这身子，八成要生一个大儿子。
我笑了笑，心里想的是她那个还在农村的女儿。
到了东四妇产医院，医院的大夫建议我终止妊娠，他们要开刀将孩子取出来。
我问不开刀是不是于孩子不好。
大夫说孩子问题还不大，从现在看，一切发育都很正常，关键是我，妊娠中毒症状已经很严重了。
我说要是这样我还是自己生。
我不希望在孩子不想出来的时候，很被动地让人掏出来。生命的历程，要顺其自然。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果子熟了，自己就会落地，完全用不着谁去干预、去改变这个过程。我坚信遗传，我的母亲一生生了不少孩子，应该说她老人家是个很合格的子孙娘娘。在她这些众多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是让人掏出来的。据说，她在生我的时候是在一个晚上，洗完脚往起一站，就感到了情况有变，继而我就来到了人间。我想，母亲是这样，我大概不会很难，我自己应该有能力完成这一切。分娩的过程是生命的更迭与延续的过程，是一个人将自己的基因、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生活毫无保留地交给另一个人的过程，这是一个庄严而伟大的过程。作为女人，唯有通过生产才能更趋于完整和完美，才能更体会到人生的真谛。母亲这个字眼意味着坚韧，意味着成熟。我相信我的孩子会和我配合默契，会帮助我完成这一愿望，因为我们是母子（女），因为我们血肉相连。
大夫不再坚持。
在等待孩子出世的最后几天里，我每天在胡同里散步，我必须积蓄足够的体力和耐力，以应付可能出现的一切。我沿着戏楼胡同往西，擦着雍和宫南墙而过，走到成贤街国子监的大牌坊往回折，再从柏林寺回家。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的最高学府，柏林寺是元代遗留下的名寺……这是一条很文化很历史的路线，也是一条让人能生出无限遐想的路线。雍和宫是清世宗雍正的潜邸，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所以人们最早将这里称为“四爷府”。过去雍和宫的东侧有大和斋、如意室、醉月轩、海棠院等精美建筑，戏楼是其中之一。这些建筑与西面雍和宫的中路主体连成一片，成为京城东北部一片壮丽辉煌的建筑群。可惜，东部的建筑在八国联军占领下毁于战火，只留下了墙外的一个戏楼胡同，让人们去空空地浮想联翩了。我怀着一个新的生命，在历史与文化中走着，思考着，感到了人生玄妙的不可分解的秘密。二十年后，我所写的一系列“家族小说”，背景即是戏楼胡同，连那胡同的名称也没有改变。说不定有些故事的雏形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酝酿于腹中，酝酿于那悠悠的一趟一趟的散步中，与我的孩子同融一“腹”了。
雍和宫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封闭状态，棕红的大门永远沉沉地锁着，没见有开的时候。那些宫殿的黄色琉璃瓦顶在夕阳下闪着寂寞的光，显出了亘古的苍茫，给人以深不可测之感。透过红墙，可以看见里面高大的龙凤呈祥四柱七顶牌楼，那龙凤合玺的图纹，那精美绝伦的贴金彩绘，从高高的红墙露出，透递出一组解不透的历史密码，传递出一种博大与精深。隔着墙能看见牌楼上“寰海尊亲”的字样，我觉得，这“寰海尊亲”与我的心境相当的吻合。这里是雍正的出生之地，是生命的萌生之处。一种祥瑞，一种亲情，一种说不出的对于祖宗的敬畏，让人生出无限感动。我与祖先，与宇宙生命的机缘，就在这天地之间，在自身的生命之中。
我决定为这个未出世的小东西取个名字。
取名的过程就是散步的过程，思绪在那些金碧辉煌的牌楼上萦绕，在那些“寰海尊亲”“十地圆通”上纠缠。
我决定管他（她）叫：顾大愚。
这是个男女可用，雅俗共赏的名字，大智若愚。会欣赏的能赏出中华文化的精神，不会欣赏的也能品出为人的憨直与谦逊。
看似大傻，不是大傻。
顾大愚，这是雍和宫的赐予。
在顾大愚还没有降生的时候，他（她）的名字已经先他（她）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若干年后，我的孩子嫌这个“愚”字笔画太多，难写，加之那些表兄弟们嫌难听，未经我允许，孩子私自将“大愚”改为“大玉”。这三横一竖的“玉”自是比那个“愚”简单了许多，省事了许多，但那意思却是差得远了。大玉，大玉，大玉即璞，其实就是一块顽石，暗中还包含着“玉不琢不成器”的警寓在其中。
改坏了。
丈夫说，顾大玉这样一刻不停地折腾，都是这个名字叫的，命中注定，该着如此。
我说，名字是自己改的，折腾也是自找的。
这是二十年以后的话。
人生的过程，大的环节往往简单明了，但讲述起来却又是些琐碎的细节，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再不能拖延，必须提前住院。
我说不能开刀。
大夫说，不开刀就催产。打催产素，扎针灸。
整整三天，我在医院里受罪。待产室里，一批一批的产妇换过，生产对她们来说顺畅而自然。在我，却被折磨得不人不鬼，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咬着牙缩在床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那个孩子牢牢地抓定我，他（她）就是不想出来，固执的家伙！
大夫最后征求我的意见：剖腹。
我说，不。
产房外面，我在京的亲人们在轮换守候等待。我的七嫂焦急地说，怎么这样难啊，是生太子吗？
谁都急，只有肚里的孩子不急。
在几针大剂量催产素的催促下，那孩子才有了出来的想法，第四天上午，我被推上产床。由于高血压和杜冷丁的作用，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感觉不到疼痛，感觉不出环境，那些叮叮当当的器械声，那些大夫护士的话语，都变得遥远而渺茫，看不清也听不清了……
一股温热由身体里涌出，一声啼哭响亮奏起，冲击着我的耳鼓，让我为之一振，是孩子，我的孩子！一阵兴奋由心底涌起，从头到脚，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幸福，幸福得让人战栗。
过程原来是这样的，复杂又简单，痛苦又欢乐。
大夫说，是个女孩。
紧接着，一团红扑扑的东西在我眼前一晃，算是完成了母女相见的仪式，这对医院来说，是例行的公事。
我听见我的亲戚们在外面的声音：女孩！女孩！
我躺在东四妇产医院的病床上，医院在过去好像是个大宅门，后来改作了医院，那老式的窗棂、老式的庭院给人一种家的慰藉。窗外有风，几只雀儿在干枯的海棠枝上顶风而立。天是阴霾的，灰蒙蒙的。宽敞得像庙堂一样的大病房里摆着十几张床，每张床上都躺着生产过了的产妇，探视的人很多，很杂也很乱。但是我感觉不到那乱，我的心已经飞了出去，我知道，离此不远的地方躺着我的女儿，那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生命，再不是我肚子里的“踢腾”。
传来婴儿们的大合唱，合唱中有一个响亮的带拐弯的高音在领唱，能下地的产妇们都去看了，隔着玻璃辨认着自己的孩子。我不能动，医生说血压还是太高，要是再居高不下，恐怕麻烦。
到了第三天医生才把女儿给我抱来，是一个很丑的小姑娘，头发又细又软，一双眼睛很小很小，那嘴却很大很大，鼻子上长了很多细小的白泡，耳朵像是很匆忙地安上去的。总之，并不出色。
顾大玉：我现在很漂亮，您为什么要那样形容我的小时候，人家的妈怎么看自己的孩子都是漂亮的，我在您的眼里怎么就那么丑？丑也是您生的。
我看着那双亮晶晶的黑扣子一般的眼睛想，这就是在我的肚子里待了几个月的小孩吗？就是跟着我坐火车，陪着我每天在雍和宫散步的小孩吗？我们之间的对话，我们之间的默契彼此应当记忆犹新。我用手指刮了刮那个红润的脸蛋，她用嘴寻找着，想吃，嗯，她把那些记忆都变作了吃。找不到吃的，她开始哭了，听她的哭声我明白了，在婴儿合唱队中，领唱的就是她——我的女儿。
以后的事实证明，但凡有出格的事情，只要一追查，领头的准是她。
当然，学习除外。
第四天将顾大玉抱回后永康，住进了那间带花隔扇的里间，外间是二姐住着。里间墙上挂了很多清朝的字画，玻璃上吊着镂花窗帘，这是我住院这几日，二姐的儿子们所为，他们以这种很文化的方式迎接新出生的小表妹。那些字画在今天来看都是文物，但在那个时候，都是很不在意的东西。二姐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三只虎一样地围着他们的妈，这使得二姐总觉得身边少了点儿柔软的东西，少了点儿细腻和贴心。顾大玉的到来，填补了这个空缺：顾大玉是住进这个家的第一个小女孩。
哥哥们都已经工作，他们对这个布娃娃一样大的小孩感到新奇。他们围着她看，看得很仔细，二姐呵斥着她的儿子们：“都滚一边儿去，留神你们的臭气熏了她！”
哥哥们嘿嘿笑着，并不散开。
以后便是走马灯一样地，轮着番地看“小人儿”。
十天一过，孩子的小鼻子小眼开始有了变化，变得舒展了，变得有了模样，脸蛋由红变粉，胳膊腿开始变圆，眼睛也渐渐地有了神。二姐用两条宽带子把孩子的腿捆上，说为的是将来能长成两条秀美的长腿。我让她松开，我说捆得像个粽子似的不难受吗？二姐说小孩子都是这么捆着的，我说我就没捆过，二姐说肯定捆过的，你是不记得了。我不好再坚持，但我总替我女儿的两条腿难受。孩子没有准头地舞着一双小手，捆在一起的腿美人鱼一样地挣着，她玩得很高兴，她好像不在乎捆与不捆。突然，她“哇”的一声哭了，脸上多了一条红红的血道子，原来是她自己的指甲把自己的脸划破了。这下可不得了了！她自出生以来还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害，她哭得闭过气去，脸憋得铁青。我束手无策，二姐一边掐她的人中一边吩咐我赶紧准备点儿水。
暖瓶里的水太烫，情急之中我抄起桌上的茶缸，将剩茶兑了进去。
那边顾大玉已经缓过气来，仍在号陶不止，将水瓶递到嘴边，竟然赌气不喝，划破了脸，她闹脾气了。
我说，这就有点儿不讲理了，这脸又不是别人给你划的，是你自己划的，你跟谁发火？凭什么发火！
二姐说，你跟个月窠儿孩子讲什么理，我们要知道这个理我们自个儿就不划了不是？于是就抱着颠，于是就肝啊肉啊地哄。
嚎渴了就喂水，一大瓶水灌下去，麻烦来了。
一点点儿剩茶根让她喝下去竟给她提了精神，到半夜两点了她还没有睡的意思，一双眼滴溜溜地乱转，必须抱着颠着走着，才能安静，你一停下她就哭。我实在困得不行，可我没有一点儿办法。到四点钟了，她还没有睡意，我对她说，我服了您了，您给我闭会儿眼行不？
二姐由隔壁披着衣服过来，见我正满抽屉乱翻，问我找什么，我说找安眠片。二姐问给谁吃，我说当然给她，我现在困得这样还用得着安眠片吗？二姐说没见过给小婴儿吃安眠片的，别吃死。我说这也是不得已的法子。
二姐没说什么，把孩子抱走了。
第二天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孩子的手上多了两个布套。
带孩子我没有经验，但我有一个原则，绝不娇惯。幼必待以严，壮无薄其爱。叶家对孩子宽松又严格的管理方法，对小孩子从不过于看重的做法，在我童年生活中已经潜移默化地融于血液里。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母亲从来没有将我抱在怀里拍着、哄着，乖呀宝呀地亲过。同样，我也没有见过我的哥哥姐姐们对他们的孩子有过过于亲昵的举止。小时候常听我的大大这样教训我：“咱们是在旗的，外头一说在旗的就是八旗子弟，就是提笼架鸟熬大鹰，就是醉生梦死，纸醉金迷。这是不了解咱们，咱们不能跟别人的孩子比，那些引车卖浆者流对孩子只知一味宠惯，他们能有什么可求的，有点儿小手艺，做点儿小买卖，赚够个温饱就知足了。咱们不行，咱们教育子女没有别的招数，只有一个字——严。不严就不能出人才，曾国藩该是一代人物了，他的祖父在教育儿子的时候也常在稠人广座之中，壮声呵斥，毫不宽假。你记住，有出息的人都是在‘严’字上站起来的。”
我的这位大大娘家是清朝内务府的大官，终生未生育，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1961年去世。在她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不但大清已经灭亡了，就连中华民国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她的“慈爱不姑息，严格不伤恩”的思想在叶家是一脉相承下来了。当然这中间存在着一个对待劳动人民态度的问题。我想，还是不要苛求那位已经故去的清朝老太太了吧，她要活着已经一百多岁了。
问题是眼前床上这个正在手舞足蹈的小婴儿她姓顾，她跟姓叶的没有关系。围着她看的这些哥哥们，个个都是“引车卖浆者流”，老大是铁路工人，老二是铝制品厂做铝锅的，老三待业，他们的父亲是废品回收公司的。他们都是凭力气吃饭的人，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高深的教养。他们不知道什么“君子教子，导之以道”，也不知道什么“宽猛相济，治家之道”，但他们都很善良，很质朴。他们在这个小表妹面前，毫不掩饰他们的亲爱之意，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表达着对小婴儿的关切。你稍不注意，他们就把她抱起来了，不光是亲，还要满屋转，还要隔着玻璃看树树，看鸽鸽，看花花……
没过满月的孩子会看个屁，让太阳光照得挤住眼睛，只会打喷嚏。
我隐隐感到，这孩子我怕是带不走了。
如我所料，回西安我是单身一人回去的，我的孩子留在了北京，留在了后永康的小院里。
回到西安，我常常感到自己是分裂的，我的大半个心在北京，在孩子身上。刮风了，我会想到北京的风是不是更大；下雪了，我不知孩子穿上了小棉裤没有……每月给孩子寄去三十元钱，这是我工资的百分之八十。那时我的月工资是三十九，丈夫的五十八块五拿了十几年，我们的经济十分拮据。我曾经给人刻蜡版，印日语讲义，刻一张是五毛钱，我把这笔钱寄到北京，让他们给孩子买辆小竹车。那时候，北京的孩子都有小竹车，他们坐在车里由大人推着满街走，竹车既可装孩子又可以装菜，必要时还可以代替小竹床。现在想想，那真是个很实惠的物件，比现在由棉布和钢管纠集在一起的婴儿车要高明多了。
简陋的竹车充满了平民百姓的味道，大概至今还能让不少人怀念。
常有顾大玉的消息传来：
会爬了，能扶着墙走了，会叫妈妈了，能吃面条了，断奶了……
她的每一个消息都让我兴奋，都让我品味半天。北京寄来大玉坐在竹车里的照片，照片上的顾大玉已经是个胖而美丽的小姑娘了。丈夫说孩子像他，因为他比我漂亮。我说像我，那神态，那气质就是我小的时候。
丈夫出差去北京，回来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猜咱们的丫头过生日抓周抓了个什么？
我说会是什么呢？
丈夫说，大油饼！她抓了个大油饼，还是带糖的。
抓周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谁也不会认真，有大油饼也不错。可反过来说，她跟前那么多东西，她怎么就不抓钢笔，不抓书本，不抓点儿实质性的物件，偏偏要抓大油饼呢？
丈夫说，大油饼也很实质。
我说那当然。
心里总觉得不美。
顾大玉两岁半的时候，我们决定把她接回来。
我和丈夫踏进后永康的大门，顾大玉正坐在小饭桌前喝粥，看见我们，她哇的一声哭了。因为事先已经给她做了不少工作，说爸爸妈妈要来接她回西安，聪明的她一看见我们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叫着妈妈，不是扑向我，而是扑向了二姐。二姐的眼圈也红了，把她紧紧搂着，再不撒手。
还没有说走，就已经这样了，这是怎么档子事啊。
先不说走的话，联络感情是必要的。
我让孩子跟我睡，尽量满足她的一切要求。
睡前，大玉提出要给她摩挲背，就摩挲背，又让摩挲肚子，就摩挲肚子，又让摩挲腿，摩挲胳膊，摩挲手，摩挲脑门，摩挲鼻子……已经是很没意思的得寸进尺了，但我照办。
吃饭的时候，一匙稀饭要像大飞机一样呜呜地飞，飞过的饭才肯咽下，否则就不张嘴。先是围着饭桌飞，后来不满足了，得绕着屋子飞，这样每喂一口饭我就得站起身在屋里跑一圈，这孩子真能把人折腾得吐血。
丈夫的感情联络得也很壮烈，将她哄出，说是去买冰激凌，用小车推着去。初时还好，一个大冰激凌吃到一半就不是她了，她要回家，她不坐车了，她开始哇哇大哭，开始在车里辗转腾挪，那冰激凌于是糊了一身一脸。丈夫不得已，一手夹着沾满冰激凌的她，一手推着车，在大街上向着家猛跑，那情景，所有当过父亲的人大概都能理解。
出了北京，哭了一路，害得火车上的人谁也睡不成，只好抱着她在火车连接处站着，她边哭边在我身上打挺。
我对这个人物简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回到西安，我请了一个月假，每天专门陪着她玩，坐电马，溜滑梯，看大象，打秋千，直到把我搞得筋疲力尽……
顾大玉背着我跑到邻居家，张嘴跟人家“借两毛钱”。邻居问借钱何用，她说打车票，回北京，她不能在这没有北海的破地方待。
是的，我在西安给她变不出北海来，她在我们这里活得不愉快。她不允许她的爸爸和她在一个床上睡觉，她让爸爸铺张报纸在地上睡。她爸爸说地上太凉，她说那你铺两张报纸吧。每回睡觉，丈夫都得等她睡着了，才能躺下，否则让她发现了，就会没完没了地哭。
有一天，顾大玉在临睡前问我，在被窝里拉屎行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