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门弟子的言行录。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周游宋、卫、陈、蔡、郑、齐、曹、楚等国，因其政治主张不被采用，退而讲学、著述。相传曾删《诗》、《书》，定《礼》，修《春秋》。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和“仁”。在政治上，他主张恢复西周制度，慨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局面，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观念。在教育上，他创办私学，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采用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举一反三的教学方法，提倡学思结合、温故知新、不耻下问、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论语》是春秋时期语录体散文的典范，从唐柳宗元以来，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弟子曾参的学生为其最后的编定者。本书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是言简意赅、含蓄生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是科举时代的必读之书。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954]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955]，毋吾以也[956]。居则曰[957]：‘不吾知也[958]！’如或知尔，则何以哉[959]？”子路率尔而对曰[960]：“千乘之国[961]，摄乎大国之间[962]，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963]；由也为之，比及三年[964]，可使有勇，且知方也[965]。”夫子哂之[966]。“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967]，如五六十[968]，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969]。”“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970]，如会同[971]，端章甫[972]，愿为小相焉[973]。”“点！尔何如？”鼓瑟希[974]，铿尔[975]，舍瑟而作[976]。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977]。”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978]，春服既成[979]，冠者五六人[980]，童子六七人，浴乎沂[981]，风乎舞雩[982]，咏而归[983]。”夫子喟然叹曰[984]：“吾与点也[985]。”
三子者出，曾晳后[986]。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987]。”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988]，其言不让[989]，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990]？”“安见方六七十[991]、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992]？”
说明
本篇记述孔子师徒五人的一番谈话，围绕“各言尔志”，表达了儒家礼乐治国的政治主张；并通过对说话的语气、举止、神态的描述，生动鲜明地刻画出各自的性格特征。
子路“率尔而对”，其性格的直率、自信和雄心勃勃流露无遗。冉有述志，表现了谨慎谦让的态度。公西华年龄最小，回答则更为谦虚，只字不谈治国之事，而是极为婉转地流露出自己的远大抱负，显出善于辞令的特长。最后述志的是曾晳。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出场，刻画极为成功。当孔子的其他弟子们侃侃而谈时，他却闲散自在地在弹着琴。这既说明了孔门师徒关系融洽，也表现了曾晳的潇洒超脱。当孔子问到他时，“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这一连串动作描绘，可谓声情俱茂，从侧面表现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他“异乎三子者之撰”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形象鲜明地展示出曾晳闲云野鹤般的性格；恰与孔子“风清俗美，人民安乐”的政治主张相吻合，孔子因而深受感动，表示赞同。
本文是《论语》中较长的一篇，但也着墨无多，通过个性化的对话，人物形象便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
集评
李贽曰：四子侍坐，英才济济，孔子勃然动当世之想。子路言之凿凿，夫子色喜，所以连问三子，其急于用世可知矣。点乃狂者，竟以目前对。夫子又动一念，曰：富强礼乐，反属空言，睹此春光，令人增感。其用世之心，于此滋戚。所以喟然，非关与点；点后三子而问之，亦疑之也。及夫子说到为国上，其不忘当世之心何如，乃犹以求、赤之为邦请也。夫子虽不直言所以，玩其答语，自是了然，何从来说此书者之聩聩也？特为拈出，想夫子亦含笑于杏坛之上矣。
——《四书评》
康有为曰：曾点之学，入皆自得，到处受用，不愿乎外，即事已高，随时行乐，与物偕春，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其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而乐行忧违，用行舍藏，老安少怀，自有与圣人相印合者。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
——《论语注》卷十一
又曰：圣门高才多从事政治学，人人欲得邦，孔子亦皆许之。惟孔子则本末精粗，四通六辟，其运无乎不在。既玩心高明，不止规规于事功之末；而又周流行道，不肯舍乎形质之粗。阖辟自如，卷舒无尽，不将不迎，不系不舍，此所以为大圣欤？
——《论语注》卷十一
季氏将伐颛臾[993]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994]：“季氏将有事于颛臾[995]。”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996]？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997]，是社稷之臣也[998]。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999]，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1000]：‘陈力就列，不能者止[1001]。’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1002]？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1003]，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1004]。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1005]。丘也闻有国有家者[1006]，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007]。盖均无贫[1008]，和无寡[1009]，安无倾[1010]。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011]。既来之，则安之[1012]。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1013]，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1014]。”
说明
春秋末年，鲁国大夫季康子权倾鲁君，孔子的两位弟子子路和冉有同任他的家臣。本篇记述了孔子得知“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后的一番议论，记载了他对不义战争的谴责和对弟子们的批评教育。
本篇是《论语》中少见的记载孔子和弟子往复辩论的语录之一。孔子在听到季氏将攻打颛臾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责备弟子：“无乃尔是过与？”然后讲起了东蒙和鲁国的历史关系，“是社稷之臣也”。君臣本应相亲，为什么要出兵攻打？言外之意，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子路、冉有没有尽到为臣之责。
针对弟子“吾二臣者皆不欲”这种推脱责任的话，孔子便引用周任之语，指出为臣当尽力，不称职则当退。接着以一个反诘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婉转地批评弟子的失职。又连用两个比喻，“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指出子路、冉有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有力的驳斥使冉有不得不说出“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表示他也赞同季氏的观点。孔子在接下去的谈话中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从而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语气委婉，观点明确，论辩层层推进，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
本文在《论语》中是篇幅较长的一篇，论辩有力，比喻贴切，语言凝练，意蕴丰富，其中不少语句千古流传，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既来之，则安之”、“分崩离析”、“祸起萧墙”等等。
集评
张岱曰：“将”者，谋已成而事未发也。人臣无“将”，“将”则必诛。“伐”者，征有罪之词。此以“伐”书，犹曰季氏以彼为有罪而伐之耳。
——《四书遇》
又曰：“有国有家”四字，便画成一均安图。又喝“丘也闻”，暗应“昔者先王”，总以周天子、鲁先王借来弹压。
——《四书遇》
何焯曰：通章尤重在责由、求。
——《义门读书记》卷四
长沮桀溺耦而耕[1015]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1016]。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1017]？”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1018]！”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1019]？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1020]，岂若从辟世之士哉[1021]？”耰而不辍[1022]。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1023]：“鸟兽不可与同群[1024]，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025]？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026]。”
说明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叶，反乎蔡，使子路问津于沮、溺。”这则故事便是发生在孔子从楚国返回蔡国的途中。文章通过对子路问津于隐者长沮、桀溺一个场面的描述，表现了孔子坚持从政活动，以求实施自己政治主张的坚决态度。
文中先写子路问津于长沮。长沮对子路态度冷漠，直呼孔子其名，一句“是知津矣”，充分表现了对孔子徒劳于周游列国的嘲讽之情。问及桀溺，桀溺奉劝子路：谁能改变这污浊的社会呢？不如远离这社会做一名隐士为上。“耰而不辍”，生动勾勒出桀溺对孔子的鄙夷与不屑一顾。
问津遭到冷落，孔子不由怅然。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丝毫不为长沮、桀溺的奚落和不解所动，“我不同世人生活在一起，又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太平，政治清明，我孔丘也不会再作变革的努力了”，这既是孔子的自我表白，也是孔子心忧天下的广阔胸怀的流露。这两段文字展示了“出世”和“入世”两种思想，刻画了春秋时期存在于士之中的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文章着墨无多，但通过人物的举止、神情、言语，生动地阐明了主旨，表现了不同的人物性格。
集评
徐儆弦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见圣人容受天下之量。“天下有道，丘不与易”，见圣人斡旋天下之权。
——《四书遇》
李贽曰：真圣人之言！
——《四书评》
何焯曰：夫子于他隐士未尝自辩，正为桀溺之言有过甚者，故明人之不可避，因见天下之无可易也。子路尝闻浮海之叹而喜，恐其惑于桀溺之言，亦因以喻之。
——《义门读书记》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