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暴风雨前后
暴风雨很快地到来了又过去了。
作为革命的热情的宣传家，他根本不敢逆料，自己会在革命的凯歌声中被迫溃退。失败使人深刻。从此，辛亥革命以大量的感性材料，进入他的视野，构成为未来的文学创作的反思主题。
30 灰色的教师生涯
现实比预感更可怕。
远离日本就像远离了故土。祖国反而成了陌生的异邦——真是悲剧！理想早已爆出芽冠，而且绽开嫩叶，如今向哪里寻找一片植根的土壤？虽然说道路可以选择，但是当环境变得不可选择的时候，道路已不复是原来的道路了。
4月，许寿裳提前归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务长。由于他的引荐，周树人便也很快到校。一门生理卫生课，半门植物课，从此开始灰色的教师生涯。
文学成了迢遥的记记。其实，即使写，即使译，又将发表到什么地方？信仰碰在铁壁上，撕裂声响在心里。他根本不相信凭一根教鞭就可以影响国民。但是无路可走。几年前，好不容易从生理科学的茧壳里爬出来，今天是主动寻找洞口，乖乖地爬将进去——这是怎样的一种幽默！？
一个倡导个性解放的人，终于被职业封闭起来。面对着几十双闪闪熠熠的眼睛，周树人心里感到深深的愧疚。
青春！青春！属于自己的已经收束，而属于他们的才不过刚刚开头！他从这样的年岁里过来，知道知识的渴求是怎样的一种况味；更重要的是，不能把身上过早笼罩的暮气传染给他们。就这样，他不得不把思虑集中到自己担负的工作上来了。
上课时，他从来不翻书，说话也不多，只是扼要地讲述重点的部分，或是补充一些讲义里没有的知识，尽可能把更多思考的余地留给学生。学生首先是人，不是被动的机器。他认为，作为教师，应当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和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既然教师有输出的自由，学生也就有了接受或拒绝接受的自由。
数学科有一个学生，在日本教员上课时打了个呵欠，日本教员认为是对他不尊敬，要记过处分。学生群起反对，一下子便把事情闹僵了。周树人觉得，这样闹下去，可能会给学生造成损失，只好主动站出来调解。他说：“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在教师方面，学生打呵欠，自然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在同学方面，则是教师教得不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不同意给一个人记过，为了使全班安心上课，大家都记过好了。”貌似中庸，实则偏袒。妙极了。全班一律记过，自然等于不记，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每隔一个星期，他都同担任植物学的日本教员一起，带领全班学生到钱塘门外的孤山、葛岭、岳坟、北高峰一带实习，采集和制作植物标本。
他背着一只自制的马口铁采集箱，携着剪刀和铁锸，短小精悍，动作敏捷，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采集时，他并不特别的做示范，只是预定了地点，让学生们按照课堂上的理论，各自独立行动。结队归来，日本教员坐轿子，他则一直陪着学生们步行。
除了已逝的少年时代，周树人从来未曾如此亲近大自然。有时候，他就约了动物学教师杨乃康一起到西湖去，各采各的标本。由于与这一带植物的广泛接触，他甚至起了编一部《西湖植物志》的动念。不知为什么，他总是这般喜欢植物，喜欢野草，也许是出于对童年的梦幻般的依恋？或纯粹是一种精神寄托？还是在宁静的绿色中，潜意识地发现了为他所热爱的和平、善良而又卑微、平易的同类？不管怎样，总算是个人在消极环境中的积极行动。植物学也是科学。
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他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便嘱咐学生不要移动盖好的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说完便开门出去。当他回来，一点火，却立刻爆炸了。
手里的血，斑斑点点地溅满了白色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他发现前面的座位空出两行，想必是这里的学生趁他出去时移动了瓶子，放进空气，然后一齐避到后面去的。他爱学生，得到的是恶作剧的报复。
——但是，他们也是在试验呀！
出格的是性教育。这是一个绝对禁区。在课堂上，有学生提出加讲生殖系统的要求，他坦然答应了。没有别的条件，只是听讲的时候，不许发笑。整个学校为之轰动，而课堂的空气却是严静的。别班的学生，因为无从听讲，纷纷向他讨油印讲义。他指着剩余的讲义，对他们说：“恐怕你们看不懂，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单，而且使用了许多古字，如用“也”字表示女性生殖器，用“了”字表示男性生殖器，用“朅”字表示精子，等等。在未曾听讲而又缺乏文字学素养的人看来，无异于一部天书。他早已考虑到，讲义一旦传布出去，很可能引起不良的后果，这才采取了一种节制性的进攻方式。
周树人仿佛时时感觉着青春的流逝，于是也就时时感觉到气闷难耐。年龄是可以造成隔阂的。他毕竟不能像在南京或在日本时那样，可以混身于同学少年中间；同自己的学生一道，又怎能无顾忌地纵谈梦与现实呢？而在学生的眼中，他始终是那么一个几乎终年穿着一件白色羽纱长衫的，可尊敬然而严肃的“周先生”。在同事的眼中，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憎恶官吏，常常模拟像“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官腔，惹人发笑；除了少数诙谐的场合，平时是不多说话，不大露笑容的。他是一个幽默者，也是一个孤独者。的确，在他，最亲近的就是强盗牌香烟、条头糕、夜和月亮了。
可他又是一个“好事之徒”，只要遇到刺激，就会像一头野牛那样马上亢奋起来。
31 “木瓜之役”
作为新兴的学校，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从建立的那天起，就被巡抚增韫视作眼中的一枚钉子。一年多以来，学校换了五个监督。沈钧儒接任后不久，反对党便在暗中活动，企图借故撤换他。正好他当选为咨议局副议长，被命为教育总会会长的夏震武，自然成了填补空缺的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夏震武是一个以道学自炫的极端顽固保守的人物。他宣传说清朝天下是“取之于李自成，非取之于明”。早在八年前，当八国联军仍然占领北京的时候，身为工部学习主事的夏震武，自荐为专使与八国交涉议和条款，声称纾“主上”之忧。由于他太不自量，遭到清廷的一番申斥。如此顽愚的人物，就以尊王、尊孔，提倡“廉耻教育”而负盛名。周树人在南京读书时，就已经听说过关于他的传闻了。
上任前一天，他给许寿裳下了一道手谕，说是明天到校接任，命全体教师穿礼服集齐在礼堂，听候他率领拜敬孔夫子。
校内大部分教员是留日学生，经过大洋风的熏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提起皇帝和政府就感头疼的。他们把监督视同一般官僚，往往不加理会，尖刻点的甚至当面挖苦。历来新监督到任，必定先拜见诸位教员，没有教员拜候监督的，而今一反旧例，这不就等于官场里的“庭参”吗？而且，不少人已经剪了辫子，更无袍挂、大帽之类。大家听到传达，不免一阵哄堂大笑。
第二天早上，夏震武带了十六个随员，穿戴着官阶衣帽，
然地来了。
他看见迎候的一群短发蓬松，衣冠不整，又没设孔子牌位，心里十分生气；在高椅上坐定以后，便向许寿裳发话道：
“你们这师范学堂腐败已极，必须整顿！”
大家听了勃然大怒，纷纷围了过来，责问道：“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
“你侮辱我们！”
“你这个假孝子！”
“你这个假道学！”
“你这个老顽固，还配来做我们的监督！”
…………
夏震武看形势不对，便想脱身溜走。怎知道几条通道都已经被人截住，几经周折，才在随从的掩护之下夺门而出。
为人师表，怎么能这般啸聚闹事呢？理学家最难堪是失了自家的体面。于是，夏震武在赴府院禀诉以后，立即给许寿裳写了一封信，责备说“非圣无法”、“蔑礼”、“侵权”、“顽悖无耻”，故决定予以开除，“不容一日立于学堂之上”。
权力这东西，本来威焰无比，但有时却连一点装饰性的价值也没有。夏震武想不到，全体教员竟视“廉耻”为无物，都站到许寿裳一边，相率辞职离校，搬到湖州会馆去。
事情闹大了。提学使袁嘉谷非常紧张，写信给夏震武，认为辞退许寿裳的措施是失当的。
夏震武用了十分强硬的口气，复信说：“万无再留之理，听其辞去。”当晚，他委派教育总会会员夏超为斋务长，到校召集各室长开会。自许寿裳、周树人等教员离校后，嘉兴籍学生宋文保曾摇铃通知同学开会，商讨挽留教员诸事，遭到保夏派学生的殴打。事后，夏震武没有做出任何处理，于是公愤更大。当夏超在会上宣布由日本教员先行上课时，学生代表一致拒绝了。
夏震武不死心，再度派出新委任的第一斋管理员到校，请室长们开会。会上使用软刀子，拿了香烟笼络代表，但也只见一片烟腾雾罩，听不到片言只语。
简直没有调和的余地。夏震武只好指使几位随着进校的人和几个同乡学生，为他出力奔走，以图分化瓦解教师队伍。有些心气平和、优柔寡断的教师，也曾表示只要大家上课，个人没有意见。但是，碰到周树人和张宗祥，就少不了一场嘲讽和抨击。夏的死党于是借用梁山泊的诨名，编排了这样几个人：“白衣秀士”许季茀、“拼命三郎”周豫才、“霹雳火”张冷僧，还有“神机军师”许缄甫，准备伺机报复。
图穷而匕首见。夏震武一面写信给巡抚，呈请支持他的“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的强硬政策，一边采取提前放假的办法，以便遣散学生，使教员们屈服。
这样一来，数百名学生列队开往提学使署请愿，要求上课；事后发表宣言，声讨夏震武九大罪状。他们的斗争得到全省学界的声援。省城十三所学校联名向巡抚控告夏震武滥用威权，摧残教育。嘉兴、湖州两府教育会发起召开全省十一府教育代表会，讨论驱夏计划，接着六府代表相继来杭。杭府各校代表开会议决：如果官方在两天之内无法解决师校问题，将实行全体罢教。
袁嘉谷无计可施，便动员夏震武辞职。夏震武坚决不肯退让，说：“兄弟不敢放松，兄弟坚持到底！”眼看局面实在撑持不下去了，袁嘉谷只好单方面做出决定，让一位比较年轻开明的杭州人孙智敏来取代他，并且亲自前往湖州会馆拜会各教员，送还缴存的聘书。
这的确是了不起的胜利。经过二十余天的集体斗争，终于打倒了一座威镇教育界的巨大的泥塑。
二十多个教员在湖州会馆拍了一张集体照，作为胜利的纪念。张宗祥题字道：“木瓜之役。”因为夏震武顽固自用，以其木强，周树人等取杭州俗语的意义，称他为“木瓜”。此后，凡同在这张照片上的人，相遇时都互相戏呼为：“某木瓜。”
周树人还邀了几个人，在大井巷一家饭馆里会餐，以示庆祝，称“吃木瓜酒”。他特别兴奋，夹了一块肥肉，仿照夏震武的腔调，举箸道：“唔，唔，兄弟决不放松……”惹得桌间的同事捧腹大笑……
斗争的风潮渐归平息，周树人又恢复了孤寂的恒态。
风景佳丽的西湖，饭馆，拱宸桥租界里的妓院，都是教师消闲的好去处。只是，闲适与淫乐与他无缘。人们看见他开始进出于浙江图书馆，从那儿借走大批线装书。只要没有个别同事的打扰，就一个人关起门来默默地阅读、抄录和校勘。一头长发，冷然独坐，恰像那绰号里的形象：猫头鹰。
悲剧未必就是猝不及防的中断与牺牲，它往往出于一种无声消磨状态。
32 葬礼
5月。周树人突然接到家里的一封电报：祖母病故了。
死亡打破了隔阂，把众多长期以来漠不闻问的生人联系到一起。周家新台门变得空前的热闹。
族长，近房，老人母家的亲丁，邻居，闲人，在小堂前聚了满满的一屋子。预计树人回来，应该是入殓的时候了，因此必须事先筹划必要的仪式。第一个大问题是怎样对付这个承重孙。他是一个“吃过洋教”的“新党”，脾气又古怪，预料他对于一切丧仪，是必定要改变新花样的。如果真的改变过来了，还像一个什么台门人家呢？大家聚议的结果，订下三大条件，等他回来实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之是全都照旧。
计议停当，便约定在树人到家的当天，大家一同到大厅里聚集，同他作一回最严厉的谈判。村人们都咽着唾沫听候消息，预料双方互不相让，必将出现一个根本无从想象的奇观。
隔了两天，树人果然回来了。
他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弯了一弯腰，算是鞠躬。完了，只听得衍太大说：“阿樟，跟我来。”
按照预定的计划，树人被带到大厅上。族长们先说了一大通冒头：作为子孙，心目中不能没有祖宗；你所以能够出洋留学赚大钱，全靠风水好，祖宗保佑的缘故。然后引入本题，像作八股文一样，于是乎大家七嘴八舌，此唱彼和，使得他没有一点插嘴的机会。当所有要说的话都终于说完了，人们便都悚然地紧紧盯住他的嘴唇。
沉默充满了整个大厅。
周树人只坐着，凝然不动。不知是哪一位忍耐不住，发问道：“你到底怎么个意思？说呀！”他极其简单地吐了几个字：“都可以的。”
顿时，大家心里的重担都放下来了，但接着，又好似分外加重了似的，因为事情太出人意表，太异样了。村人们也都觉得奇怪，决定还是要看，黄昏过后，便又欣欣然地挤满了大堂前。
老人的遗体就停放在这里。堂前燃着素烛，幽幽地照着树人瘦削的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胡子，两只眼睛在黑气中闪着光芒。
老人的头发早已梳理完毕，内衣裤也都穿好了。树人由人扶着领到张马河买水，回来向老人胸前揩了三揩，就把殓衣一件件套在竹竿里，然后给穿上。井井有条地，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的人无不暗暗叹服。按老例，当这种时候，无论如何妥帖，母家的亲丁照例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任随怎么挑剔怎么改，一点也不觉得厌烦。站在前头的一个老太太，看了不禁连连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其次是拜，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其次是入棺，再又是拜和哭，直到钉好了棺盖。在静默的瞬间，人们开始扰动，很有点惊异和不满的形势。可是，树人始终神色不动，坐在草垫上，只有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发光……
大殓便这样在惊异和不满的空气中完毕。大家怏怏地舍不得走散。残烛一面消着热泪，一面幽幽地燃烧……
孤独的老人，到死仍然孤独……
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仍是自己的祖母，敬爱的祖母。玩具，歌谣，雷峰塔的传说。那么好看的笑容，终见日渐减少乃至于无有。姑母不在了，生存的依托便丧失了，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但她还是一样地做针线，管理和爱护着自己。而自己，却因命运的驱逐而早早地疏远她了……
孤独的老人。是这个家庭的人又不是这个家庭的人……
手中的针线，岂能缝缀昔日的好梦？祖母也有童年，可是没有青春。继室，祖父的詈骂，以后是潘姨。潘姨的命运又何尝好呢？一纸休书。房间里，除了空空荡荡的铁梨床，几件硬木家具，什么都没有了……
不相信神鬼，却也相信魂灵。每到姑母忌日，她就点燃香烛，像今夜一样的香烛。哭，哭，哭……魂灵呢？它在哪里？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所有该来的都来了。所有不该来的也都来了。他们规劝，规劝得这般热心。父亲死去以后，他们要夺屋子，要自己在笔据上画花押。当时大哭时，他们不也是这般的劝说吗？祖母生前不知受过他们多少凌侮，而今，他们都哭她来了，而且哭得那么凄惨……
树人不哭，也不说话，一动不动地坐在草垫上。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于是陆续走散……
他们看什么呢？你以为他们是为死者而来的吗？不，他们要看你这个异类……
异类。当初不正是为了寻求异样的人们才离开这里的吗？四年，七年，绕了那么一个小圈子又飞回来了！你寻到了什么呢？不过是一个梦，终于破灭了的梦。改造国民性，何其痴妄？你只不过拿寻得的一点知识去换家食，这同祖母当日做针线有什么两样？同你当日典当衣物又有什么两样呢？你已经学得麻木，敷衍，甚至无聊起来了。在日本，你抨击“庸众”，到底你算什么？你已经混同于他们，只是他们仍然要把你当成异类而加以嫉妒和憎恶罢了，你觉得还有辩白的必要吗？幻灯片，幻灯片，周围都是看客，看客看客看客……而你，实实在在已经变作示众的材料了！而且示众完后，还得在毫无意味的生活中充作一份佐料、一份谈资……
素烛幽幽地燃烧……
看客已经阑珊，只有周树人仍然坐在草垫上沉思……
孤独的老人。在一个灵魂彼此隔绝的世界里，默默地生存，又默默地死灭……
没有真诚，没有同情，没有援助。人呵！人呵！你以为自己真的已经认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了吗？
夜深了。人们已经走散。空虚如夜色沉重地压将下来……
周树人仍然坐着不动，在残烛的阴影里，独自咀嚼惨淡的人生。谁也不曾知道：他有没有流泪，有没有失声痛哭过，如深林中的深深受创的野兽。
33 两次风潮
在命运的重轭下，自由的心仍在跳动。
“木瓜之役”胜利结束以后，孙智敏作为一个缓冲人物被派进学校，待形势稍为安定，就又被权力者撤走了。接任的徐超，是一个出身御史、官气十足的人物。这是周树人特别憎恶的。甚至连多看一眼那鼻烟壶般的长相，也可以教他不舒服小半天。这时，许寿裳到了北京译学馆，其他一些同学同事也都陆续离去，他于是决然回归故乡。
辞职是奔丧返杭不久的事情。
他自知故乡的刺激也不会少，但当举步维艰、莫知所之的时候，又该到哪儿寻找归宿呢？自经祖母亡故，他的心似乎隐隐地起了一种负罪感，惟愿从此不再远去，陪侍长久以来守着艰难和寂寞的母亲。
经济是一根绳索。返回绍兴不满一个月，周树人仍旧被拴进了教育界的食槽。
府中学堂缺乏博物学教员，监督杜海生聘他来校，他不得不答应了。回校的当天，他发现关于教务的文件一份不剩，连个时间表也没有。天下还有这样的学校吗？他揣度很有可能是前舍监范爱农给毁坏的，那么，为什么要毁坏呢？执教尚未开始，便使他感到非常困惑和厌倦。
没过几天，他把情况写信告诉了许寿裳，希望能为自己找到另一个立脚点。
就在这时候，风潮来了。
杜海生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并且乘机惩罚校中屡闹风潮的活跃分子，便借口学生在原来的考试中有舞弊的嫌疑，需要重新考试加以甄别，然后根据这次评定的成绩进行编级。学生们知道了十分愤慨，于是，在校友会的王文灏、金如鉴两人的带领下闹起来了。他们高喊着“砸掉监督室，驱逐杜海生”的口号，吓得杜海生连夜仓皇逃走。
第二天，学生拿着发布的告示，拥到府署去要求取消考试，但是遭到了拒绝。
随后，提学司派了两位大员来校查办组织风潮的校友会。他们命令交出校友会的印章；并且威胁说，如果违命，当即解散学堂。学生没有经验，又没有讨论和活动的余地，一下子拿不出主张。接着，大员最后通牒道：“限你们十五分钟之内答复！”说完，在衙役的保护下离开了会场。
对于学生，为什么要动辄使用政客手段呢？这种镇压方式，是周树人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他走到学生群中，提醒他们说：“要知道，校友会的印子交出，就等于解散校友会了。”
经他一语道破，印章到底没有交出，两位大员只好悻悻然地走了。
9月，杜海生被迫离开独断的舞台。
接任监督的是陈子英，周树人则兼任监学。由两位共同留日的同学朋友，一起治理一所小小学校，按理说，前景应该是乐观的。
陈子英的确有一番雄图大略，认为只要充实师资，加强管理，就可以实现中兴。周树人没有这份信心，但作为监学，却是十分负责的。他经常把一些学生叫到房间里去，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各级上课或是自修的时间里，也会不时地站到门外察听。为了扩大学生的眼界，还亲自率领了他们远足南京，参观爱国人士创办的南洋劝业会。所有一切努力，都无法挽回颓败的局面，一场新的风潮向他迎头扑来。
起因仍是考试。只是杜海生不复站在前台，而是退居幕后；学生哄闹过后，也不复保持着初生牛犊的蛮野，而是像一群驯顺的羔羊，为学宪的大棒所驱散。在“谋主”被开除以后，作为“胁从者”，全部乖乖地回到了原来的栅栏。
自己无力救援，反而得无条件地执行上面的指示，实际上充当一名屠伯——这是怎样的尴尬的位置！是的，学生未必会抱怨自己，可是，根究抱怨与否的态度有什么意义呢？可虑的是学生。经历过当年弘文学院群责三矢，进逼加纳的风涛，学生的反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是设身处地念及已被开除和未被开除的一群，周树人心里总是有一种难以消释的伤感。
风潮过后，陈子英壮心未减，委托周树人函请在北京工作的许寿裳前来“开拓越学”。未逾半月，周树人自己就又写信向老友报告了自己归乡以后“防守攻战，心力颇瘁”的情况，表明“不可收拾”的预感，从中加以劝阻了。
这时候，对于教学，他已经非常绝望。不要说整个教育界必须接受的政府的控制，即使在内部，也已经腐败不堪。教员庸俗无聊，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学生囿于地域观念，派性严重，因此时有纠纷。特别是近来，陈子英表现出来的专断作风，更是为他所不满。小小学堂，千奇百怪，全部的国民劣根性都暴露出来。信末，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道：
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
世界并不曾因他的咒诅而毁灭，甚至那么决绝地想离开这是非之地也不可能。他找不到替身。拖延真是一种无期的苦刑。或许人的意志，也就在压抑与忍耐中变坚韧起来的吧。但是，由于剪辫风潮的再一次冲击，他便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住了。
开学伊始，不知由谁发起，府中学生开始剪辫子。对此，有不少学生疑虑不决，于是凑齐了来请教周树人。因为他本人，恰是校中为数极少的无辫者。
“周先生，你说剪好呢，还是不剪好呢？”睁大的眼睛纯净得透明。
“不剪上算点……等一等吧。”
学生无法理解这种近于“骑墙”的态度，当即诘问道：“究竟是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的好？”
“没有辫子好，”树人沉吟了一下，决定回答，“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
学生们不说什么，一个个撅起嘴唇走出房去。不过，他们结果还是把辫子剪掉了。有几个剪了辫子，还特意在制服领口缀上两个圆形的篆体字，一面“府”字，一面“中”字，颇带有示威的性质，去快阁游玩。
周树人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不满于自己的矛盾的说法，却又无可如何。自己由于缺少了一根辫子，回到故乡，就一直受到官方的警戒，诬为“里通外国”。知府每到学校，总要盯住自己，同自己多说话。至于同事，又避之惟恐不速。走出校外，路人多指为“革命党”，甚至骂作“假洋鬼子”，乃至“缺德鬼”。无辫之灾，自己独个承受也就罢了，何敢延及天真烂漫的少年？全凭一时冲动，却不知道为了一根辫子，其价值就可以集中在脑袋上。《绍兴日报》不久前不是公布了关于学生不得擅剪发辫的规定吗？轩亭口离府中不远，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尽管人言啧啧，周树人只是装作不知道，一任剪辫的学生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同走进课堂。
剪辫传染得真快，过了几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地剪下了六条辫子。但当晚，果然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个早晨变成了流浪者。
周树人带头戴了一种遮阳的操帽，用意是做个样子。暗示剪辫的学生也跟着戴，以免增加意外的麻烦。当学生戴上以后，他又想：教会学生世故，作假，这样便对吗？你曾借屈赋的句子，以洁好的内质自慰；然而，酱在一个烂泥塘里，你难道真的可以像少年时写的莲蓬人那样，无愧于先贤所称的“净植”二字吗？这么一想，又不禁惘然茫然……
5月，他到了日本。
不是为看樱花，为寻樱花般斑斓的好梦；那个身穿和服的清苦而浪漫的青年身影，是永远也寻不到了！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以后，需要负担羽太家的生活。树人的薪俸不过三十多元，而接济兄弟就得用六十多元，每月入不敷出，弄得只好继续出卖家中剩余的田地。但不久，钱也就用完了。他深感力不能支，便写信催作人归国。无奈作人仍想学习法文，迟迟不肯动身，法文又怎么可能变米肉呢？不得已，他只好亲蹈东海，当面促成了。
居日的半个月内，不访故友，也不游览，一个人天天到丸善书店看书。上架的书全是新书，要购买的实在多得很。结果，除了为许寿裳代购一小箧杂志和“文明协会”出版的内部书籍以外，索性一本也不买。仅与书店的接触，便深感自己已成“村人”，完全与世界的新潮隔绝了！他想，即使购得几种新书，又何异于杯水车薪？处在一个闭塞的环境，恐怕是只配读线装书的。何况，至今连二弟的学业也给耽误了！……
府中学堂的情况越来越糟，后来连教学开支也成了问题。等到作人夫妇6月归国，他也就同陈子英一起，把担任的职务坚决给辞掉了。
还在学堂时，周树人一直被教务和琐事缠得好苦。要执笔弄点东西，也必得在半夜10时以后。友人张协和、许寿裳先后托译的《地质学》和《心理学》，也只得拖延着进行。与在师校时课外便无余事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令人费解的是，他好像有相当充裕的时间抄录和校辑古书。一页页落满蝇头小字的毛边纸，一张张夹在书里的小纸条，都是证明。嗣后，在这个基础上，他辑录了《会稽郡故事杂集》和《古小说钩沉》。钻故纸堆，拓古碑，收藏古砖，居然成了一种嗜好，就像大量地吸烟一样。
从西洋文学向国学过渡，对于一个曾经大声疾呼“精神界战士”的人来说，说是进取呢？是倒退呢？还是以退为进？有谁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为他所愿意的？
周末，周树人就在家里过。夜晚，他会常常从葫芦形的玻璃灯罩下走出，到院子里听母亲和王鹤招唱山歌、讲故事和猜谜语。星期天，或同三弟建人一起，再叫上鹤招去爬山，游览，采标本。只有这时候，他才得以暂时摆脱那个古老的梦魇，而体味到一种“纯生活”的乐趣。
最使他感觉愉快的是跟范爱农一块喝酒，说疯话。自从在熟人的客座上重新会面以后，爱农每次进城，必定到东昌坊口来，在微醺的酒意里，他们一起追忆留日时候的往事，或是谈说新闻，讥评政治，常常无端地哈哈大笑。连鲁瑞偶然听到，也忍不住发笑，数说他们傻。
近冬，两个待业者的景况愈加拮据，然而还是照例地喝酒，讲笑话。幸好像庄子说的这种靠唾沫来彼此濡润的日子不是很长，社会的暴风雨骤然而至。从此，干涸的河滩应该有水了。
34 革命·辫子·我们都是“草字头”
1911年10月10日。午夜。
严静的武昌城突然开始骚乱。接受过革命思想洗礼的新军士兵，当起义计划被人叛卖，组织遭到破坏，领袖被杀、被囚而星散四处的危急时刻，提前举行暴动。楚望台的炮声响了。督署附近，火光升了起来。在炮声与火光中，湖广总督瑞徵仓皇逃遁。经过三次反复的争夺战，血红色的黎明，终于把整座城市移交到起义士兵的手上。
武昌的炮声迅速获得响应。全国各地，纷纷树起独立的旗帜。11月5日，杭州光复了。
消息传到绍兴，使周树人十分兴奋，立刻跑到堂叔凤藻的房里，告诉他说：“知道了吗？汉阳失守了。”
“轻声些。”堂叔慌了。
“汉阳失守了！”树人故意提高嗓门重复了一句，然后说：“怕什么呢？报纸上已经登载了这件大新闻，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出于武昌光复的震慑，数周以前，府中学堂监督辞职告退。在学生的坚决请求下，他同陈子英再度回到学校里来。
从这时候开始，他就渴待着故乡光复的日子。《浙江潮》的涛声已渺，秋瑾姑娘的名字也快要被人忘怀。辫子。知府的钉子似的目光。标本。线装书。豪绅的气焰与市民的驯良……只要革命真的起来，一切可憎、可鄙、可悲的事物，都将在扫荡之列！他不只一次这样狠狠地想。革命，曾经怎样地折磨过他呵！而他，一直感觉着光芒是那么遥远；胜利一旦在望，却又仿佛来得太快了……
当天下午，他到开元寺参加了越社主持的群众大会。
越社，是初夏时由府中教员陈去病和宋紫佩等人发起的一个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宋紫佩本是周树人在杭任教时的学生，在“木瓜之役”中，因为反对驱逐夏震武而一度发生过矛盾。不过，以为人的坦诚和办事的认真，事后仍然获得先生的信任。年初，周树人邀请他担任府中教务兼任庶务，对他组织的越社，自始至终给予很大的支持。
会上，一百多人一致推举周树人为主席。他说话了。
思想启蒙仍然是头等重要的课题。但他没有什么长篇大论，倒是很简捷地作了几项具体的提议。首先是组织讲演团，分赴各地去演说，向群众宣传革命的意义，鼓动大家的热情。此外，还特别提到了人民的武装问题。是的，现在已不复是暗杀季节，而是可以明火执仗地把革命请上街头了。他说，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是十分必要的。讲演团不但需要舌头，而且需要牙齿。只有这样，在紧急时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无论哪一项提议，当主席将要说完而尚未说完之际，坐在前排的一个头皮刮得精光的人，必定弯着腰，做出将要站起而尚未站起的姿势，说一句：“鄙人赞成！”
这个人是有名的乡绅孙德卿。对于排满，他从来是一个热心分子，曾经拿明太祖的像分送给农民，后来由于“秋案”的牵连还下过一回狱。就在他站起来又坐下去的当儿，提议也便很快地通过了。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另一批“新派”人物也在开会商讨面临的光复问题。他们处在现成的政府和未来的革命之间的夹缝里，一个个面容愁戚，议论纷纷，但是没有结果。最后才决定由徐锡麟的胞弟徐叔荪出钱，带领陈燮枢、沈庆生两人，到杭州谒见刚上任的都督汤寿潜。
没有任何抗拒，绍兴突然宣告光复了。
消息比风传得还快。次日，范爱农就上城来了。他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豫才，我们今天不喝酒了。”他很认真地说：“我想周围走走，看看光复的绍兴，一同去吧。”
他们到街上随意地走，满眼是通告和白旗。原来，绍兴原知府程赞清获悉省城光复的消息，立即召集了一批官员谋士，策划成立了绍兴府军政分府。他自任府长，治安科长是章介眉；民团团长也是原任徐显民。章、徐二人都是当地著名的巨室，章介眉还是杀害秋瑾的谋主呢。
于是，他们开始感到失望。如果说原政府是一块破旧的招牌，那么革命，也不过是在这上面刷上一层新鲜的油漆而已……
人心浮动得厉害。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清兵残部要渡江打过来了。周家新台门内，人们惶惶然地预备逃难。有一位少奶奶，见她的丈夫呆在学校不回家，便着急地嚷道：“大家快要杀头了，为什么还死赖在外边？”在慌乱中，还有的将团扇一类东西也都塞进了箱子里。
周树人焦躁地走出门外，看见有些店铺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急急地从西往东跑，便拉住一个查问出了什么事，那人也全然不知，只道是“来了”！他没法，只好松开手，疾步走进校门。
操场上，一群学生聚在一起，好像正在议论着什么。他走近前去打听，才知道市民是受了谣言的干扰。不少学生主张到大街上去巡察和辟谣，他觉得意见很好，随即宣布组织武装演说队。
他吩咐学生尽快印好传单，接着撞响大钟，紧急集会行动。
刚刚接任的沈姓校长连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劝阻，但是没有用。这时，一位学生队长站出来问：“万一有人拦阻怎么办？”
周树人正色回答道：“你手上的指挥刀做什么用的！？”
就这样，队伍出发了。
走在最前头的是周树人。他一手握着传单，一手握着钢刀，大有当年在南京时跑马旗营的气概。高年级学生由宋紫佩带领着，佩着旧式的前膛枪，还有木头做的假枪和不开口的指挥刀，精神非常饱满。低年级学生大抵赤手空拳，也有的拿着传单，紧紧跟在后面。最后压阵的是兵操教员，挂上一把阔厚的可以劈刺的长刀，尚未剪掉的发辫在头顶盘了个大结子。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临大街，温暖而明亮。
演说队一路敲打军乐，高呼口号，散发和张贴各种传单：“溥仪逃，奕劻被逮！”“中国万岁！”
学生走过的地方，人心立刻安定下来，紧闭的店门也次第打开了……
周树人心里并不安定。他总感到自己同这份“革命”是很不协调的。过了几天，突然又有消息说：王金发的军队今晚要进城了！
王金发，出身于浙江嵊县一个与异族统治势不两立的世家大族，从小养成奔放不羁、桀骜难制的复仇性格。他酷好技击，且枪法绝精；二十一岁中秀才，也算通晓翰墨。自从结识了徐锡麟，他便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随后，曾同徐锡麟和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人东游日本，归国后任大通学堂的体育教员，成为徐锡麟和秋瑾的得力助手。及至两人蒙难，他潜身草泽，联络会党，举行过多次起义，是著名的“强盗头子”，此后浪迹都市，专事暗杀，击毙不少叛徒和密探。上海、杭州光复时，他都亲自参与战斗，并且作过敢死队的首领。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非凡的经历和才干，不但令官绅闻声色变，连在省的革命政权中的一些权要人物，也都不免要侧目而视。
王金发的到来，坚定了周树人对于革命的信仰。他在留学时，接待过这位“强盗”，以后也时有来往，其实称作朋友也未尝不可的。他们曾经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他了解“强盗”朋友的革命思想和豪侠性格。虽然，他一直主张革命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而不赞成王金发一贯的恐怖政策，但是却赞成以公开的暴力对抗暴力。他想，王金发至少不是黑暗中的人物；不管将来如何，只要能够打破目前这种和平革命的沉闷空气，就是伟大的胜利了。
他听到消息，当即回到府中学堂，向学生布置晚饭后迎接王金发军队的任务。
月亮升起来了。
西门外，学生排成两行队伍，在静静等候。二更。三更。仍然没有军队的影子。
夜很冷。学生穿着单薄的操衣，实在有点支持不住，只得敲开育婴堂的门，到里面去歇息，叫起茶房烧点水喝。这时，大家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商议着去敲店门买东西吃。头皮精光的孙德卿慷慨解囊，一下子叫人买了几百只鸡蛋，雀跃的气氛又恢复过来了。
接着，有人报信说：军队来不及开拔，大约要明天才能来。
第二天，周树人、陈子英、范爱农、孙德卿等领着学生队伍，提早出发开往城东的五云门。前来迎候的，还有另外的两批人：一批是以程光赞为首的满清官僚，一批是徐叔荪等“新派”人物。革命，就这样迫使所有愿意和不愿意的人们向它表示敬意。
一样明净的月光。正翘首间，远远地听到枪响。不多久，就有一串吃水很深的白篷大船摇了过来。每只船的篷扇都敞开着，不时有士兵站起来，向空中投放一枪。按照兵队的老例，这是带有警戒开仗的意味的。等第一只船靠岸，程知府便由两个差役扶着，飞奔地过去迎接。
铜号。大鼓。学生的军乐队使劲地吹打起来……
王金发和他的军队很快地上了岸。在人群中，他发现了周树人，握过手，愉快而简捷地交谈了几句，随即向城内进发。他提着指挥刀，刀锋闪着寒光，两支手枪插在腰际，把一个魁梧的汉子衬托得格外威武。带队的人骑着马，有的穿暗色军服，戴着帽子，有的穿淡黄色军服，光着头皮。士兵一律穿着蓝色，打着绑腿，穿着草鞋，雄赳赳地提枪走着，是一支崭新的军队。
市民极度兴奋，纷纷奔走相告，夹道迎接，比看赛会还热闹，没有街灯的地方，人们提着灯：桅杆灯，方镜灯，纸灯笼，还有火把。小孩也来了，和尚也来了，传道士走出教堂，一手拿灯，一手擎着白旗，上面写着“欢迎”的字样。军队简直是从狭窄的人缝里走向预定的驻扎地的，跟着，一群慰劳的人便把酒肉挑了进去……
“革命胜利万岁！”
“共和万岁！”
“中国万岁！”
迎接的人们有的站在屋里，有的站在门外，都高叫着口号，情绪紧张而热烈……
王金发连日改组了军政府，撤除章介眉等人的职务，自任都督，表现出一个革命军人的宏大胆魄和果决作风。一时间，他成了政府上下街头闾尾谈论的中心。
傍晚，周树人同范爱农一道前去拜访他。
王金发热诚地接待了他们。在大通学堂时，同是徐锡麟的学生，“徐案”发生后，又同是遭到通缉的要犯，而今重逢在光复的日子里，自然使范爱农非常兴奋。他用手摸着王金发的光头，笑着说：
“金发大哥，侬做都督哉！”
王金发被弄得很尴尬，但也并不见怪老朋友。说话间，他便做出决定，委派他们到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去：周树人做监督，范爱农做监学。
临走时，王金发特别嘱咐周树人，要他查究前任监督杜海生的错处，以便公开做出一个严重的处理。在王金发的心目中，杜海生与胡钟生一样，都是谋害秋瑾的人。为了给战友报仇，早在光复前，他就亲手把胡钟生结果了。对于杜海生，却一直找不到什么把柄，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由周树人去完成。
35 新校长
新校长到来了。
进校的当天，周树人戴上留学仙台时候的制服帽，帽檐下，眼睛很有神采，唇边留的一撮短髭，由于脸部的瘦削而显得特别的突出。他穿着一件灰色棉袍，一双黑皮鞋“橐橐”地响，显得有点威严。但是，见面会上的头一回讲话，却是非常的亲切、明快、有力，丝毫不像以往的监督那般的装腔作势。
他的丰采，立刻吸引住了周围的学生。他们欢迎新校长，那热烈的程度，完全不下于欢迎新国家的诞生。
紧张的是会计员。听得教员们传说，新校长上任以后要查办他。怎知道一来，不但不查账，还和气地教他留任。任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管理财务，这是没有先例的。于是，他不禁叹为奇迹，逢人便说。这样，原来一些惟恐被撤换的教员也便安定下来了，其实就周树人看来，比较整个的教育事业，一笔小小账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况且，在一个黑暗污浊的环境里，作为小人物，沾染一点不良习气也不足为怪。随着新政权的确立，他相信，人们的劣根性总当慢慢地有所改变的。
关于杜海生。说他在秋案中向官府告密，也不过是一种嫌疑罢了。周树人想，既然拿不出证据，就不能随意借故报复。至于说他当时站在可以救援的地位而不设法援救，又怎能算是一种罪过呢。中国治人历来苛酷。置身于淫威之下，一个人，能不轻易诬人就已经不错了。对此，周树人坚持了个人看法，没有遵从王金发的意旨。
头一件大事是剪辫子。
革命以来，最令他愉快的，莫过于昂头露顶于大街，而无须招惹各式各样的嘲骂。记得几个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出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哈哈笑道：“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自然，小青年们对于辫子的憎恨，并不如自己这一代的深，因此他把剪辫当成最重要的内容在见面会上说了。但是，他说的也是把剪辫当作一种趋向加以强调，没有一点强迫的意思。他声明：“剪辫子，自由剪。”在他看来，革命本来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管理学校可不比剪辫的简捷。对于这，周树人十分清楚。
归国以后，他是一直不安于执教的，曾经几次写信给许寿裳，请求另谋出路，只是没有结果罢了。为了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他还曾译了东西寄去，长时间不见下文。教职对于他，现在已不复是饭碗问题了。他清楚地看到，是革命，把一所学校，一代人，亲自移交到自己手上，因此不敢有任何推却。他要履行东京时代自许的诺言，且不说战士，至少要尽一个国民的职责。早在来校之前，针对全县小学教育荒落的现象，曾叫二弟草拟了一个意见书，上呈议会会长，以期引起重视和改革。他知道国民教育的分量。教育是全体的改造，一根教鞭，并不稍轻于一把指挥刀或是一支毛瑟枪的。
学风是学校的灵魂。对于学生，当局往往不是严加压制，就是放任自流，相应地，学生不是恭顺有礼，就是荒嬉度日。教育的现状，跟整个社会现状一样是令人悲哀的。有鉴于此，周树人决定从整顿学风入手。
但是，整顿不是惩罚。它需要某种表率，某种诱导的力量。任何纪律都不应构成笼子，关键的是让学生找到自己，建立读书学习的自觉性。从前担任监督的，大抵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轻易出来走走的。周树人却喜欢走动，课堂、操场经常有他的身影。教师缺席，他便亲自代理。他代国文课时，给出的国文题目都很新鲜，像《杨子为我，墨子兼爱，何者孰是？》就富于启发的意义，批改作文则不厌其详，而且写的大多是鼓励性的批语。
每天上夜自修，他总要看一下，做个检查。只要听到“橐橐”的皮鞋声，同学们就互相传语道：“噢，校长来了！”这时大家就屏气息声，毕恭毕敬地坐着。他以为这样子实在不好，便对大家说：“老虎吃人，是不管好人坏人都吃的。我又不是老虎，怕什么呢？只要你们遵守校规就行了。”更多的时候，是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外，他不愿意让学生发觉自己的存在。
他还常常到学生寝室里去查夜，挨间地查。有一次，熄灯鼓敲过许久了，他听到一个房间还不住地响着“锵咚锵！锵咚锵”的模拟打击乐。原来，有几个学生蒙着被单，正在边做边唱地调狮子。
看热闹的同学发现了校长，说笑声便戛然中止了。调狮子的同学掀开被单，不觉顿时面红耳赤，连忙低下头来。
意外的是，他们听到的不是呵叱，而是极其平静的两句话：
“可以睡了，明天到操场上去玩个痛快！”
还有一次，在检查的时候，他发现有几张床的床前整整齐齐地摆着鞋子，但是撩开帐子一看，里面却没有人。第二天检查的情况仍然一样。他接连查察了几天，就去找老工友，说：“该是你在卖面子，放学生在夜里出去的吧？”老工友说：“监督，时间一到，大门就上锁，哪里会呢！”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就到庶务处去，对庶务说：“明天你去买几船沙来修理一下操场。”谁也不会想到修操场会有什么用意，其实，这时他已经注意到操场围墙的一个倒塌的缺口了。
铺沙子的第二天，他到缺口看了看，果然上面留着鲜明的脚印。他再到寝室里那空铺前边看了看带泥沙的鞋子，于是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抄下，叫工友通知他们到教务处里来。
“你们夜里跑出去，是赌呢，还是干别的什么呢？你们说说。”是平静的声音。
学生们装出委屈的样子，说：“监督先生，我们夜里没有出去过。”
“没有出去过？校里这么多同学，为什么只叫你们这几个来呢？”校长严肃而诚恳地说，“不要学说假话。你们是师范生，要做学生的榜样。再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说实在话，我不想开除你们。只是，很替你们可惜。”
学生被感动了，有人讷讷地说：“监督先生，我们实在是到亲戚家里去打小牌的，请你原谅。下次不会再去了。”
校长说：“很好，只要能改，这回就不给处分了，你们回去以后，把这次错误认真写到日记本上吧。”
仅凭地位造成的威慑的力量是不可靠的。对于教育，前人有春风化雨的说法。的确，真正强劲的未必是朔风，东风乍吹，枯树就发芽了。
完全科一年级有一个学生，经常带头闹些恶作剧。学校当局把他当成害群之马，曾经一度要开除他，因为有人暗中庇护，才得以赦免。然而，他却因此被降到了预科。周树人进校后，偶然看到了这位学生的国文卷子，认为是可造之材，当众夸奖了他。但同时，又为他被打入预科感到诧异和惋惜。经过调查，学校决定如实公布这位学生的第一名的成绩，并且仍旧提升到二年级。
他做泥土，而且希望有更多的人做泥土。
任职期间，他十分注重延揽人才，充实师资队伍。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教员材料放在身边，他却迟迟没有使用。这个人就是周作人。
自从偕同羽太信子回到绍兴，作人一直躲在家里抄线装书，虽然遇上了革命的大事件，也没有出门看过。树人是很想他能够与现实社会接触一下，利用他的专长，从事故乡的教育工作的。况且，他们夫妇俩很喜欢花钱，出门都要坐轿，家庭经济就愈加拮据了。当时，校中有一位英文教员被学生轰走了，他也没有聘用自己的兄弟。一来，他以为教员应当由学生自己挑选，即使作为校长，也不好越俎代庖；二来，出于一种近似的洁癖，他不愿沾惹徇私的嫌疑。后来，学生得知他有这样一个兄弟，便极力恳求他。但是，到底没有动摇他的想法，英文讲席一直虚悬着。直到临近年考，作人才来给学生出题，并且担任监试的工作。
为了治理好一个学校，周树人算是呕尽了心血。最初，王金发拨给学校的经费只有二百元，他很能理解军政府的困难，便对全校师生说：“钱只有这么一些，但山会两县难道办一个师范学校也办不好吗？一定要办下去！”范爱农也配合得很好，办事，教书，都非常勤快，虽然还是那件袍子，但已不大喝酒了，而且很少有工夫谈闲天。
虽然校务很忙，但是，在这段日子里，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范爱农还爱哼点歌子，有时候，简直快活得像一个小学生。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它使最爱耽于沉思的人也未免显得太肤浅、太轻率了！
36 大胜利中的败退者
在中国，改革常常表现出这样两大特点：羼杂和反复。由于大力鼓吹民族主义，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倾心于枪炮的嘶鸣，民主的呼声于是几乎被淹没了。在思想战线上，封建主义没有受到更大的触动。东方的文化传统，培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格，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不可能成为他们手中的坚持到底的旗帜。武昌起义胜利以后，起义者把元首的宝座拱手让给遍身血污的屠夫黎元洪，就是对革命的莫大讽刺。在理论上一败涂地的立宪派，开始反过来吃掉革命派。它一面使用祖传的捧的办法，个人崇拜的办法，使革命的领袖人物一一蜕化为王侯将相；另一面接过革命的口号，略施粉墨，便理所当然地跻身于革命派中间。尽管台上的角色走马灯般的变换，整个政治体制没有丝毫实质性的改变。少数真正的革命者，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了，人民却没有能够理解他们。革命精神，被窒息在仍然以权力为中心的上层社会里，而根本无法下达基层。越是底层，越是闭塞，蒙昧和阴暗。1912年元旦，以孙中山为临时总统的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在象征意义上，它结束了封建帝制对中国的统治，但是却无法改变数千年的传统力量沉积而成的现实状态。
王金发进城以后，随即杀掉一批一贯敌视革命的恶霸地主，逮捕了章介眉，即使他已经把小辫子盘到了头顶上；公祭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厚恤他们的家属，并没收了章介眉的部分沙田，拨作徐祠、秋社的祭产；此外，释放狱囚，平粜施赈，减免赋税，兴办教育，都充满着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
可惜不久，就被骄气和暮气所替代了。
都督府计分四部三局。四部是：司令部、军事部、政事部、经济部。头两部为王金发自己所掌握，政事部部长则是程赞清，可见政府大权仍然留在原知府手中。三局是：团防局、筹办局、盐茶局。其中最重要的团防局，由徐叔荪任局长。光复以后，绍兴当地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接连出现众多的“革命党”：社会党、统一国民党、自由党……它们把王金发团团包围起来，旗帜就是徐叔荪。
徐叔荪是有钱有势的乡绅，又掌握地方武装，特别有“烈属”的招牌可资利用，于是个人势力迅速膨胀，致使王金发后来也不得不在他的意志面前步步退却。
王金发也不是没有安插亲信，像盐税局长是他的舅父，酒捐局长是他的表弟；禁烟局长，胥吏差役，也都大部分是他的同乡。被地方称为：“三黄”的黄介清、黄伯卿、黄竞白父子兄弟叔侄三人，由于与王金发私交极厚而担任了经济部长等要职。他们意在做官，大事搜括，严重地破坏了革命政府的威信。
随着地位的迁升，王金发已经渐渐忘却了过去的艰苦岁月。他经常挟俊婢、骑骏马，游冶郎一样驰骤郊外；或者寓居上海，奢靡淫逸，流连忘返。在他看来，打江山，坐江山，大丈夫固当如是。从事革命时，他把家中的田产全部卖光；待做了都督，家中所有债务都还清了，还债时，特意命人用洋油箱挑着银元前去。乡下的亲戚到都督府里去看他，他总要送他们一些钱，表示为人的慷慨。有一次，他的夫人回乡省亲，也都带兵前去。在离娘家三里路以外的地方，夫人和侍女就从明瓦大船上岸了。她们骑着高头大马，一路上洋号洋鼓，吹吹打打，引动远近的人们赶来围观。他还派人从乡下把外祖父接到府城里享福，用四人大轿抬着，到绍兴时，派了队伍出城鸣炮迎接。把那老人吓得几乎从轿子里跌将出来。由于都督权位的荫庇，府中人物，连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都换上了皮袍子，虽然天气并不怎么冷。
革命，确实给周树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畅快，但是隐忧不是没有的。他总觉得革命来得太突然了。几乎要使所有的人们都来不及应付，无论是官绅，还是市民。年底，他曾写过小说《怀旧》叙述革命军入城的消息所引起的乡绅、塾师以及佣人的惶遽情景。投映在他们眼中的革命军，一例为“长毛”，为“山贼”，为生活中可怕的侵入者。小说虽然使用了幽默的笔调，却不掩对于革命和群众的哀矜。而今，“三黄造反”的说法出来了，“同胞同胞，何时吃饱？都督告示多，日子过不了”的民谣也出来了。周树人感到十分不安而且愤慨，亲自找到王金发，让他严加约束。但是，他的劝告没有被接受。
突然，宋紫佩派人找他来了。
绍兴府中学堂的青年学生，以他们的敏感，同样意识到了革命的危机。经过开会讨论，认为宣传革命，应当有比武装演说队更好的办法，于是有人提议办报，对王金发的军政分府实行抨击。议定之后，宋紫佩建议征求周先生的意见。
利用民间舆论对政府实行监督，这是极好的主意。树人当即表示了他的看法。他想：革命的政府是不会害怕舆论的。害怕，只能意味着虚弱。只要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宣传喉舌，就可以构成对政府的某种压力。承受一点压力是十分必要的。
“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派来的青年望着先生，讷讷地说，“为了社会，我们知道您决不会推却的。”
用报纸来监督政府，特别是自己人的政府，的确是破天荒的事情。不过，以笔杆对抗指挥刀，无论如何不是好玩的，何况在王金发的背后，踞立着全城的恶势力。但是，他没有怎么想及个人的安危得失，倒是想，拯救革命，必先拯救革命党。对于革命党，也如对众国民一样，没有充分地暴露是不可能达到彻底救治的目的的。
他同意了。
周树人答应青年学生的要求以后，便积极地参加了报纸的筹备工作。
报纸的发起人有：周树人、陈子英、孙德卿。报馆设在大善塔下的一幢旧斋房里。总编辑是陈去病，经理是宋紫佩，周树人则被公推为名誉总编辑。
两天后，出报的传单印发出来了。五天后，即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正式创刊。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一种服之不孕的毒刺——“黄棘”作为笔名，为日报撰写了一篇措词激切的“出世辞”：
……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继自今而天下兴亡，庶人有责……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冀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小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唯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况复神驰白水，孰眷旧乡，返顾高丘，正哀无女。呜呼，此《越铎》之所由作也！
骂，成了报纸的最大特色。开首骂的是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以后便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自然，王金发有什么革命措施，报纸都会采取支持的态度，如逮捕章介眉，修复秋瑾墓，准备北伐，等等。但是，那主调仍然是骂。
根据周树人的建议，报上开辟了“稽山镜水”专栏，刊载杂感式的时评。他自己就为这个专栏撰写了不少思想犀利的短文，如《军界痛言》一类。作人起而响应，也参加了写作。兄弟俩还根据《大陆报》、《东亚报》等外文报纸，包写“译电”一栏的全部文字，报道重要的国内大事和国际新闻。
作为一份地方报纸，《越铎日报》真可算得别开生面，因此，它的销售量也就由原来的二百份迅速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最初，报纸是从陶成章经办的“北伐筹饷局”里领取九十二元余款当作开办费的，买一箱纸和付一个月的印刷费，便一下子用完了。几乎是白手起家。于是，同人就计划招股筹款，招股简章还是由周树人校改后交付印刷的。在发行方面，他也想了些办法，像找人包销，便可借用商业性手段弥补书生的鲁钝。一切在于扩大舆论阵地。除了撰文，他还常常到报馆里来，指导青年的工作。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消耗，成了他的日常需要。他一面感觉疲乏，一面仍感觉亢奋。那个诞生在遥远岛国里的信念原来并没有被完全埋没，在此期间，他已经能够利用自己的文字，为改造国民根性，促进民主共和，做一点切实的工作了。
报纸与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终于，有消息传到周家说，都督因为你们榨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鲁瑞听了，十分着急，叮嘱树人再不要出外惹事。树人笑了笑，告诉他母亲说：“王金发虽然是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们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会明白的，恐吓的话，也不过说说罢了。”
他仍然照常地走路。晚上，还打起写着“周”字的大灯笼。
一天，徐叔荪跑到报馆，见到宋紫佩，十分神秘地说：“王都督看了报纸，暴跳如雷，敲着桌子骂：‘豫才是什么东西，给他一个好看！’”停了停，又轻声地说：“王金发总是强盗出身，说不定真的要做出事来。依我看，你还是劝豫才先生避避风好。”
宋紫佩听后，赶紧备了一封信，叫他的族弟子俊送到新台门去。
傍晚，很好的夕阳。周树人同范爱农在小堂前喝酒谈天，正上兴头的时候，宋子俊赶来了。
周树人拆了信，眉头一皱，放在桌子上，厉声说道：“我料他不敢！”然后，转身对宋子俊说：“告诉紫佩，谢谢他，但是我不走！”
这时，范爱农取过信看了，认真地说：“王金发是武官，骂过也就算完了。可他手下的那批人，却靠不住。豫才，还是当心点好，先避上一二天再说吧。”
周树人沉吟了一下，苦笑道：“好，依你的话！”又对宋子俊说：“不过，译电稿还得照常拿。至于到哪里拿，明天问我母亲好了。”
在革命的形势底下，他头一回开始避难。
第二天，宋子俊根据鲁瑞的指点，雇来乌篷小船，找到皇甫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才找到周树人。
周树人如约把夜间写就的一封稿纸交给他，临走时，特意嘱咐说：“你让李宗裕胆子放大些，别的不管，只管将稿子发出去！”
事实上，王金发并没有要杀周树人的意思。根据范爱农得的新消息，倒是派人给报社送去了五百元，而青年们也都把钱收下了。周树人闻讯，即刻到报馆去查问究竟，略说了几句不该收钱之类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反问道：“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周树人说：“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对于心粗气浮的少年，他感到争辩是毫无用处的，甚至可能因此引起其他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便默然走了。
眼前的气候一天天变得阴惨起来。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上头的精神据说是咸与维新，不修旧怨了，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近似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这时，混进革命政府内部的立宪分子和各式的反动人物，都在加紧进行活动。章介眉被释与陶成章遇刺几乎同时发生，作为连发的信号，告诉人们：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危重的关头。
王金发做了都督以后，没有能够满足孙德卿的私欲，他便拉拢徐叔荪，联合地方的一些旧乡绅，其中包括刚刚获释的章介眉，共同反对王金发。他们利用“三黄”的一些劣迹，攻击王金发为“民贼”，把绍兴军政分府说得比清政府还要黑暗，甚至连逮捕章介眉也成了一大罪状。
以章介眉作为关节点，《越铎日报》同人迅速分裂为两派。
2月3日，报纸的面貌突然起了变化。编辑陈瘦崖乘陈去病、宋紫佩不在报社，写了一篇抨击王金发的文章，与另一篇替章介眉开脱的文章一起刊登了出来。报纸过去重在揭露章介眉的罪恶，现在则为他呼冤叫屈，过去也骂都督府，却不失批评的善意，现在已经对王金发实行人身攻击了。
陈去病和宋紫佩从乡下回来，得知转向的情况，严厉斥责了陈瘦崖。斗争的大幕于是拉开。春节期间，封建保守势力在徐叔荪的支持下，突然占领了报社，片面进行改组。改组后，由孙德卿任总经理，陈瘦崖任总编辑，王文灏任执事。《越铎日报》就这样被阴谋劫夺了。
教育界每况愈下。起初，绍兴军政分府有过整顿教育的计划，正是在那么一点改革的氛围里，很快成立了新教育会。但是，现在连这个教育机构也任由自由党一伙把持去了。师范学校的经济十分困难，上面一直拖欠着不肯支付教学经费，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被迫采取提前考试和放假的办法。没有钱，怎么好办学校呢？
“天下多秋气，一室难为春。”周树人觉得举步维艰了。
正在这时，他接连收到许寿裳的两封信，信中转达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延揽之意，催他尽早去南京教育部工作。
——走！早该走了！
故乡。母亲。……如果说，初离故土的时候，是出于激愤的支配，决绝之中也未销尽少年的单纯，总算有一个奇异的梦境在远方招引；而今梦已做过了，异样的地方和异样的人们，也都一一阅历过，那么还要寻找什么？革命？光复的绍兴不正经受了一场革命的洗礼？最时新的招牌和口号都有了，啸聚山林、浪迹江海的革命者来到了坐大轿的时代。抬轿子的那么多：从旧官僚，立宪党，一直到身份不明、临时入股的投机家……革命的元凶已经复活，知识者因清醒而受伤，惟有底层的人们依旧平安，平安而沉默。虽然光复时泛起过倾城的欢乐，但也如同看赛会一般的新奇罢了。他们不可能具有国家主人那样一种解放的愉快，因此也便不可能产生失却的警惕与悲哀。他们早已习惯各种压迫、摆弄，以及周而复始的变迁，从来就没有认真期待过……
十四年过去了，寻找的十四年。又是离家，又是南京。《天演论》、《浙江潮》、《民报》、《河南》……真可怀疑，中国，是否能够被革命所拯救？革命。如果陶焕卿健在，是不是还有必要再辩论一回呢？那时候，整天做着关于“动”的宣传，至今大“动”才过，是不是还需要再“动”下去？要是他健在，而且真的做起“焕皇帝”来，也许一点也不许“动”了，也许要比王金发更厉害些呢！……
文学，哲学，思想，教育，都太迂远了，现实的问题是：日益腐败的政府，分裂的报社，一文不名的学校……危机四伏……尼采说“超人”，大约因为他还不至于陷落到彻底的困境。其实，个人意志算得了什么呢？环境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作为革命的领导人，陶焕卿之死不是来自迎面的屠刀，而是背向的阴谋；作为革命的拥护者，自己也未始怯于群鬼的包围呵！但是，无论死亡或败退，都是当此革命胜利的时刻……
真正的痛苦属于思想者。在革命的旗帜下，周树人感觉到一种蒙受欺骗的屈辱了。
他把离绍的决定告诉了范爱农。这位亲密的合作者很表赞同，只是神色间颇为凄凉，怏怏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
2月19日，《越铎日报》发表了一则《周豫才告白》：
仆已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校内诸事业于本月十三日由学务科派科员朱君溪至校交代清楚。凡关于该校事务，以后均希向民事署学务科接洽，仆不更负责任。此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