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

出道

1975年的夏天,肯定比所有的夏天都热。在建筑工地当力工的我,趁着瓦匠师傅大晌午纳凉的机会,赶紧往脚手架上运砖。砖像刚从窑里出来,被烈日烤得烫手。为了增加砂浆饱满度,师傅要求上砖时必须把砖浸透水。我用粗粗的胶皮管子往砖上面浇水。砖喝透了水,增加了一倍的分量。我用肚子顶着车把,一步步往一个用桥板搭好的斜坡上推。车带软软的,比我的肚子还软。轱辘不爱动弹,我拼命顶着车子不让它滑下来。这个铁的车把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腹腔,就像化作了我的一节肠子。

大树下面、砖垛下面都有人,或坐或躺。他们差不多都看见我了,却没有人过来帮我。我的发软的膝盖,好像跪在地上,磕破了皮。那渗血的皮肉被沾上的一层灰沙遮盖了,等我把砖车推上去卸下砖石,血丝已经从灰沙中漫溢出来。

这时候有人喊我。他摇晃着一个诏书般的字条,那是劳资股的批条,批准我到交通局去参加田径集训队。从训练到比赛要二十多天,管吃管住,真是天大的美差。我们施工队的人全体变成木桩,我从木桩和砖瓦石料堆间穿过,像经历了一次豪迈的阅兵式。

参加男子四百米决赛的一共八人,数我个子矮。我戴着一顶帽子,裁判让我摘我没摘。因为前几天我才剪了个光头,还用剃头刀刮了个精光锃亮。那时候不像现在,光头都是明星,那时的光头在一般人眼里是犯人和准犯人。

在拐过第一个弯道时,我一马当先,越蹽越快。我们家乡管跑得快叫蹽。突然,一阵风把我头上的帽子吹掉了,我本能地回手捞了一把,惹得全场开锅般哄笑。这种铺天盖地的笑声,就像为我助威加油,直到我第一个撞向终点线。

可想而知,我的青光脑袋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曝光,真是大大风光了一回。在以后的日子,我走在大街上就会有人对我戳戳点点,他们好像在说这个马蛋子蹽得忒快啦!我们那里管秃脑袋叫马蛋子。即便我的头发在以后光辉的日子里长出来了,也还是有人管我叫马蛋子。那时听到被“马蛋子、马蛋子”这么叫着,心里边挺他妈得意,甚至可以说是美滋滋的。因为那是青春的闪光点啊!

一个月后,工地已经搬了两次,搬到县城最中心建百货大楼了。我们是干基础工程。那一次我真正发飙了!由于组长说我干活儿发飘、不扎实,我便跟他置气了。我一个人一下午挖了九立方土,相当于三个人一天的工作量。我光光的脊梁上起码有十几道汗流在为我的尊严奔流、咆哮。我第一次掐着直不起来的酸腰,豪情万丈地支使我的师傅,去给我买汽水。我一使劲儿扔给他一元钱。那时的汽水七分钱一瓶,我一口气喝下了九瓶。我把那九个瓶子齐刷刷地摆在沟沿上。我让夕阳照耀着它们,它们就像为我而挺直腰杆,一起怒视着我们的组长。他姓夏,我们都管他叫大夏。他人高马大,站起来像黑铁塔一般。他的眼睛却极小。他用一根小手指,就能挑起三百多斤的东西,令所有人慑服。

大夏很小的眼睛总是眯缝着,像在考虑什么重大事情。那里面透出的光线与夕阳糅合在一起,照亮了九个空空的汽水瓶子。事后别人告诉我,从我发飙开挖地基时,大夏就在那愣神看着我。其实我是知道的,我就是要让他瞪大眼睛认识本人。他一步步踱过来,蹲下了。他蹲在汽水瓶前面。他那张宽厚硬朗的脸上,富有着疼爱,那一瞬间我的鼻子忽地一酸,赶紧背过脸去。

大山般雄壮的大夏,就这样被我征服了。他逢人便说我真不简单。他夸我太要强了,不能让别人说个不字。

(若干年后,我携妻室回乡。从火车站往我家走,必定要从这个百货大楼跟前经过。我庄严地对女儿说,这个楼有我的一份汗水。女儿不屑地反问:是你盖的?我才不信呢!)

又换了一个地方,换到了离县城更远的郊区。那天正赶上打混凝土。我的任务是从地面往二步脚手架上倒腾混凝土,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艰苦劳作。从搅拌机里倒出来的混凝土装入手推车,手推车推到脚手架底下一掀,一车黏糊糊的东西就摊在地上。地上铺着一块铁板。混凝土在铁板上面用铁锹撮还好干一些,可铁板窄小,混凝土都淌在了泥土地面上,这使铁锹弄起来糟透了。端着那种特大号铁锹,一锹足有五十斤,抡不起来得用腿垫着,借点儿力帮扶着往架子上面扣。后来我看到有一些剃光头的挖沟的犯人满脑门子亮闪闪的汗水,我就想到了那时的我。那是讲会战的年代,动不动就做战前动员,就挑灯夜战,尤其是打混凝土时,二十四个小时,都要连轴转的。

我们分成两班倒。一天下来最大的享受就是找一个地方放长条,管他什么炕还是床的,就是错躺在烂泥地上,大概也不想挣扎着爬起来。更难受的是第二天早晨。是起来,还是不起来呢?得斗争好一阵子。大概到了第三天,我几乎完全累垮。

周围是田野,有辽阔也有怅然。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世上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直起腰来享受一下田野的风光,看那些槐树,那些玉米,还有那些绿草茸茸的山坡。

在我心绪最为糟糕的时候,幸福的使者降临到我的头上。辽宁省作协举办了小说创作班,邀请我参加。

又一次逃离繁重的劳作,简直欣喜若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跟大夏请假时,他细眯着眼睛说:你小子行啊,不但腿摆弄得明白,你的手也摆弄得明白(他是说我既能跑,又能写作)。

该出的风头出过了,还得老老实实回到工地。白天,够漫长了,真是“一日长于百年”。因为我逃离了劳动,再推起车子,更加不适应了。手推车总是打不足气,推起来总是死沉死沉。难道一辈子就这么推下去吗?

我离开工地那天差不多是我人生最辉煌的一刻。我们公司最具权威的陈洪明经理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到工地上来了!夕阳西下时的光芒十分耀眼,把那条通往工地的坎坷泥土路都铺上了金色。陈老总一露头时就被人们发现了。人们窃窃私语,我听出是一片的惊羡。他们在羡慕陈总的坐骑。那个年代永久牌自行车不亚于现在的奔驰。

陈老总不仅一头亮堂堂的白发放着光芒,车圈也在追着夕阳闪烁光环。我当时就有种预感,他是奔我而来的。果然,他到工地边上把腿一支便停在那里。

大夏屁颠屁颠奔过去。不一会儿,大夏就喊我。那声音真够洪亮,一家伙就把我给托了起来。我顿觉一身的幸福和自豪。其实,我满打满算不过干了十八天的力工。

“都说你是秀才,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个秀才还是个蠢材。”陈老总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我铭记了几十年。然后,他就把我调到了机关。

我是幸运的。由于连续在省刊发表了两篇头题小说,我被辽宁省委视作特殊人才,由省委书记郭锋特批,直接调入辽宁作家协会。原本是要做专业作家的,但考虑到我太年轻,就让我先到编辑部锻炼几年。这一锻炼便是二十三年。

辽宁作协设在大帅府。那是一栋洋味儿十足的建筑,人称大青楼。从我走进这里当编辑的第一天起,我就始终感觉到有种压抑。那个建筑太不适合文人居住了,走廊太暗,采光太差,又宽又厚的朱漆大门,关起来总有一种神秘感。地板不该裂的地方有了缝子,就像当编辑的人年头多了,应该光滑的额头却爬了那么深的褶子。有位年纪并不算太老的编辑,额头上的皱纹深得有点儿怪诞,把个新分来的女大学生吓了一跳。女大学生后来说,当编辑当出了那么深的皱纹,真可怕。

更可怕的也更可爱的还是大青楼这种建筑的神秘氛围。我对建筑真正有了感受,就是始于大青楼。

大青楼挨着省图书馆。省图书馆是栋红砖建筑,是杨廷宝设计的。围绕着这个建筑好像还有一番中国人与日本人斗法的故事。这里有一位孤傲的朋友,是《辽宁日报》名编辑的儿子。他总是主动给我推荐好书,并帮我查找资料。就是从他那里我读到了波利索夫斯基的《未来的建筑》和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等。随后,我一个一个地了解了贝里尼、格罗皮乌斯、密斯、沙里宁等人,于是我就写出了《走近赖特》《走近钟华楠》《中国建筑师》《表述空间》等大散文和专著。

在我写的建筑系列文章中,主要想表达一个观念,就是人对建筑的尊重与建筑对人的尊重。这种尊重是我在西欧诸国实实在在领略到的。那么大的一个广场,那么宁静的一个空间,是为了适应欧洲人那种沉静性格的需要,还是因为欧洲人自从有了这些广场,才由浮躁和骚动变得沉静了呢?

建筑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要高尚,应该是一同高尚;而粗俗起来,那也只能一块儿粗俗。中国的建筑在历史上只是匠人所为,始终没有真正纳入文化艺术范畴。一个民族最重要最丰富的文化艺术,首先就体现在建筑上。我们面对太多的建筑,常常熟视无睹。我们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建筑,历史上我们就缺少建筑理论,而现在我们更缺。我们的建筑设计大多是私人型的,光顾埋头设计,却很少去思想去哲学,因此我们就不出赖特和高迪。我们走进A城跟走进B城没有多大区别,就像那个年代,全国人都穿着黄军装、灰衣服。我特别佩服赖特是因为他把建筑看成了有生命的东西,他的有机建筑能够震动世界,是缘于他的哲学体系。

在他看来,每一栋建筑就像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那里面渗透的是爱默生的《自然论》,是惠特曼的《草叶集》。美国历史虽短,但是,因为这些人的照耀,美国的空间绝不单调。丹下健三是建筑大师,同样也是文化艺术大师、哲学大师。没有任何一位建筑大师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他们面对空间时,也绝不会人云亦云地去表述,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东西。

要是有自己的东西多好!当下的文学界和建筑界同样浮躁,同样难以摆脱恶俗。而我对自己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尽可能地沉下心来,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写作,以自己的语言表述生活。同时,我也希望我的那些建筑师朋友们,也以自己的语言对城市发言,以自己的情感去表达我们共同拥有的空间,为建筑赋予情感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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