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橄榄树
2007年8月10日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自从发现伊斯伯大宅被火箭击中那天下午以来，我仿佛又漫游了几个世代。我弯下腰来，触摸一年多前种的那棵橄榄树。它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然而我在骄傲之余却也难掩失望，小橄榄树是长大了，可是程度不如我的想象。过了这么多个月，它在石造的大宅前方，仍然显得无足轻重，主干似乎经不住一阵强风的吹袭，还要再过很久才能脱离弱不禁风的状态。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一个能把小树培育成大树的人，一个顾家的人，一个慷慨大方的人。然而我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而且就像外曾祖父伊斯伯一样，我必须靠自己的能力扬名立万。我以为人们了解我的使命有多神圣，愿意为我改变生活的节奏，结果我错了。
但是那天我再度来到伊斯伯大宅时，饱受战争冲击，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再年轻，婚姻破裂，失去女儿莱拉。我一如命中注定，从此孑然一身。我不去华盛顿，不去巴格达，不去贝鲁特，而是来到马佳永，2006年的战事已结束一年多，我准备重建这幢石屋，它是伊斯伯的家园，我们的家园。
在马里兰州郊区的某个地方，我和妻子曾试图修复关系，只是我们撕裂关系的力道似乎更强。那里有一个房间，躺着一个婴孩，我跟她道别之后，再次上路追求事业。我为离去感到歉疚，但是这份歉意还不足以停下我的脚步。我试图兼顾家庭生活，但却成了家庭中的客串角色。有时候，当战事恶化，我会忽略掉家事的变化。有一年夏天，事情看似有了转机，我回到家，却发现妻子和女儿已经搬离。草地有人修剪，花木有人照顾，西红柿渐渐成熟，然而房子里面一部分的东西消失无踪，不多不少，正好一半。分割方式无比精确，有如外科手术，这个与我结婚四年的女人不愧是一位医生。
近来这段时日，世界每个地方似乎都有荒废的屋子，缺乏温暖的房间。在伊斯伯年轻的时候，在战争还没有改变他的人生之前，他所知的世界并不是这副模样。
伊斯伯与芭希雅在1899年成亲，当时人们都说这桩婚事顺理成章，这说法并没有贬义。芭希雅的祖先来自萨尔特，她的面容柔润，没有心机，不会一天到晚想着钱，是一个和善又可敬的人。芭希雅家里有六姐妹，她是最漂亮的一位，但这倒不必大书特书，因为六姐妹都不难看，都是好妻子的人选，像一列鸟儿一样，亭亭玉立。
芭希雅凡事讲求真实，对伊斯伯而言有如一盏明灯。伊斯伯说的故事，经常是为了配合特定目的，他有许多心眼，未必都会表达出来。但芭希雅展现出一种超越了力量的特质，一种平静与均衡。她说话时，一字一句都不会是戏言。如果没有芭希雅，伊斯伯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伊斯伯的眼珠湛蓝、眼神严厉；芭希雅的眼珠则介于碧绿与淡褐色之间，眼神带有恳求的意味。伊斯伯个性强悍，桀骜不驯。芭希雅是马佳永当地人，自尊心强，受过教育，但性情沉静。她很害怕人与人的冲突，总是避开蜚短流长。根据她所受的教育，沉默是一种价值，可以阻挡任何事物。
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移居马佳永的，我已经不太确定。我等候了一段时间，希望有人跟我同行，但是与朋友讨论计划时，他们却都吓得六神无主。没有人愿意同行，我只好一个人上路，向《华盛顿邮报》请了长假，在马佳永租下一间公寓，当作伊斯伯大宅整修完成前的临时住处。我的房东名叫米歇尔·法迪西，开一部庞大笨重的红色奔驰，一看就知道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脑满肠肥，稀疏的头发染成黑得发亮的颜色。他有点像夜总会的乐队指挥，与三教九流的人士来往，抽红包的万宝路，一根接着一根，导致呼吸有如喘息，严重到让人不忍心开玩笑模仿。他对金钱相当在意，而马佳永是一个商业历史悠久的城镇，对自家的“shatara”引以为傲。就字面上来看，这个字的意思大约是狡猾、精明、机灵、聪明。不过一般在使用的时候意思更为广泛，暗示一个人诡计多端，多少会干一些偷偷摸摸的勾当。这种人无疑比其他人来得聪明，对于那些天生注定要在市场讨价还价的人而言，这是令人羡慕的特质。
法迪西自认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谈公寓房租的时候，他对我在当地的朋友谢比尔说悄悄话，要求我第一个月的房租就要支付全额一百美元，虽然这个月已经过了一大半，理由是他特别为我保留这间公寓，一再拒绝其他有意承租的房客（其实我在会面之前完全不知道这间公寓的事，不过我没有提起）。
我怀疑法迪西根本是把我当成冤大头，准备好好捞一票。我的阿拉伯语带有俄克拉何马口音，不时用到埃及人的俗语，法迪西可能因此认定我是个傻瓜，更何况在他看来，所有外国人都是傻瓜。因此我表示异议，指出公寓墙壁上的水渍、摇摇欲坠的门、长满青苔的入口走道，以及满园的杂草。与其相信这样一幢公寓会有多抢手，不如形容它像某个连续杀人魔的童年故居。到最后，法迪西似乎不愿意继续浪费时间讨价还价，耸耸肩膀，像个一手烂牌但是大胆出击的扑克玩家，尝试说服我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但我就是无法认同。
傍晚时分，我买的几样家具送到了，看着搬运工人进进出出，我感觉到有人正看着我，目光来自一棵无花果树后方的窗口。没过多久，一位老妇人走向我，上下打量我一番，开始百般打探我的来历。从她的表情看来，她并不欢迎我的出现。她的脸上没有笑容，没有殷勤待客的热情。阿拉伯人向来以多彩多姿的招呼语自豪，但这位老妇人完全不来这一套。
“你的房租多少钱？一百美元吗？”她问。
我点点头。
“你结婚了吗？”
我摇摇头。
“你会带自己的家具吗？”
最后这个问题让我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斜眼瞄着老妇人，不太确定她这么问的用意，连谢比尔也被她搞糊涂了。这时突然停电，这是马佳永生活的家常便饭，老妇人总算离开，口中念念有词，说这间公寓对我来说空间太小、租金太贵。几分钟之后，老妇人再度出现，虽然还是一脸的不高兴，但手中拿着一支蜡烛，让我得以在这个停电之夜照亮新家。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我离开暂住的公寓，继续筹划伊斯伯大宅的改建工作。我无意间看到谢比尔的一件旧衬衫，先是塞在厨房墙壁上的一个破洞里，后来被风吹过成熟的石榴树丛，成为赫尔蒙山景观的点缀。一切似乎都进展顺利，我已经开始戒烟，那天我不断深呼吸，很高兴自己起床后一直没破戒。然而表象之下，却隐隐约约有些不安。朱玛娜是我在黎巴嫩硕果仅存的近亲之一，比沙拉是她的朋友，承诺会带工人过来，投入改建工作。不对，说“改建”太谦虚了，应该是：伊斯伯大宅的脱胎换骨。比沙拉带来的也不只是工人，而是一群艺术家！大师级人物！一场建筑的奥林匹克即将登场。比沙拉仿佛是野心勃勃的纳粹建筑师艾伯特·斯皮尔，对于马上就要破土开工的计划满怀热忱，唱作俱佳。他的描述有如歌剧序曲，墙壁倒下的声音轰然响起；接下来的咏叹调则是献给计划中的新卧房。（他劝我一口气盖五间卧房，贼头贼脑地说：“男人永远不知道自己需要几间卧房。”）
比沙拉有如站在聚光灯下，开始一段冗长的独唱，引导我在想象中穿越一道门廊；新盖好的浴室，有着闪亮且无比昂贵的装置；排场足以举办国宴的餐厅；能够供应流水席的巨大厨房；以及一间气氛平静祥和的客厅，让精神崩溃的我得以复原——看过大家都绝口不提的账单之后，我一定非崩溃不可。
根据这位建筑大师的规划，楼上原本的一层会扩建为两层。一座优雅的新阳台俯临入口处的门厅，视野开阔，面对三排有窗的拱廊，以及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头。比沙拉希望保留屋顶的红瓦与门厅的大理石，还有阳台与窗边已有百年历史的铁栏杆。有些美丽的黎凡特风格瓷砖，或许也值得保存；房子的石材则需要好好清理。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的建材都要汰旧换新。看着这份计划，我不由得打起冷颤。计划的文字叙述无比精确，有如勒索赎金的字条，我觉得我遇上了一个疯子。
而且，我们有时间这样大兴土木吗？
我向报社请了一整年的假，但我怀疑这场整修工程恐怕连厕所都还没盖好，一年就到了尽头。
那天早晨，我穿过芭希雅的花园，那里如今杂乱无章，遍地都是一团一团枯死的野草，砖瓦砾则来自崩裂毁坏的门墙。我心想整修工程总算要开始了，至少我希望如此。然后我走向大宅，以为会见到比沙拉的团队，然而整个工地却空荡荡的，只有工程师福阿德·拉胡德正在工作，他是朱玛娜的先生，做起事来有一搭没一搭的。他拿着一个看似金属书挡的东西，慢条斯理地敲打刮除已有几十年历史的灰泥。他的淡定和我的焦躁相映成趣，他看着我微笑。他的用意显然是想让我心安，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心安。
我努力做好心理准备，知道当天已经不可能戒烟，第二天恐怕也不可能。福阿德对我解释，那位眼光远大的比沙拉还在几个小时车程外的贝卡山谷，进行另一项工程计划。至于工作团队的其他成员，因为担心政府与真主党对峙的政治危机越演越烈，已经撤回叙利亚。这场危机导致黎巴嫩瘫痪，各方在首都贝鲁特为下一任总统人选僵持不下。敌对阵营的电视台唇枪舌战，嘲讽对方的支持者是民兵或打手。大家似乎都已认定，唯有暴力才能够解决问题。
我心想，整修工程开工遥遥无期。伊斯伯会怎么做？我点燃一根烟。
苦等开工却没着落，当时我来到马佳永已经一个月。一个月前，我驾驶自己那辆绿色的吉普切诺基，补给品包括一条黎巴嫩人称为吐司的面包、五罐鲔鱼罐头、一些奶酪、几袋烤花生、几包杏仁、两瓶水、几根芦笋、几片棕榈心、腌秋葵、咖啡和一个马克杯。此外行囊里除了衣服、凉鞋，还放了一瓶格兰菲迪苏格兰威士忌，一路晃荡。
大宅没有地址可寻，黎巴嫩并未建立美国那种精确细密的邮政编码系统，方向指示仅供参考，连和平时期也不例外：经过一座倾颓的灯塔，看到一幅革命画像时右转，走到一座看似帕夏雕像前左转，就在一处乱石纵横的不知名干谷附近。每一条道路都有故事，虽然有些细节是新近添加，但景观与多年前我的家族看到的景观并无二致，他们离开马佳永，前往贝鲁特与美国。
1894年前后，马佳永出现逃亡潮，沙迪德家族是最早动身的居民之一。当时有一名来自梅图拉的长老遭人杀害，他所属的德鲁兹教派信徒差一点就对马佳永发动攻击。易卜拉欣·沙迪德个头不高，瘦削结实，蓄着很漂亮的翘八字胡，认定自己在这个充斥家族恩怨的国度已经结下太多梁子。于是他远离家乡，耗费了一个月的工夫，骑驴、乘船、搭火车，最后不得不用步行。他从贝鲁特出发，行经法国，抵达纽约，来到红河与俄克拉何马州界附近的一座小镇。易卜拉欣的最后一站是得克萨斯州的谢尔曼，一座草原小镇，地名来自得克萨斯州革命英雄西德尼·谢尔曼将军，他最有名的事迹就是曾经招待度蜜月的江洋大盗杰西·詹姆斯。
易卜拉欣的兄弟阿亚什留在家乡，然而当他们的另一个兄弟谢哈德决定远赴得克萨斯州投靠易卜拉欣时，阿亚什也将他的大儿子米克巴尔送到美国，叔侄同行。当时米克巴尔只有十四岁，圆脸蛋，窄肩膀，手腕上有个十字架刺青，可以防止恶灵侵扰。米克巴尔遵循父亲的心愿，但是此生再也见不到父亲；虽然其他陆陆续续来到美国的亲戚，会为他带来点点滴滴的家人讯息，包括奥斯曼帝国征兵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米克巴尔跟着叔叔一起打拼，从街头小贩做起，后来移居新近才成为美国一州的俄克拉何马州。这地方盛产石油，朝气蓬勃，无法无天，和得克萨斯州一样属于边疆地带。
我开车到马佳永那天行经的干谷，历史上许多帝国曾经在此处相互激荡，赫梯、阿拉米、亚述、巴比伦、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塞尔柱与十字军。帝国带来帝王：尼布甲尼撒、提革拉·毗列色、便哈达。更多的后继者前来，从阿穆尔到库尔德的十字军克星萨拉丁[1]都是，接续他们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贝伊与帕夏、英国的陆军元帅与法国的高级官员。
奥斯曼帝国的发迹地是一个不起眼的酋长国，在十四世纪由奥斯曼酋长建立。但是帝国势力扩展到今日的黎巴嫩，始于稍后的塞利姆一世，他的禁卫军威震八方，征服了埃及与叙利亚。帝国在塞利姆一世继任者领导下登峰造极，这位称号一点都不谦虚的苏莱曼大帝，造就了当时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裕、可能也是最先进的国度。奥斯曼帝国自称为“永恒之国”，横跨三个大陆，绵延超过六个世纪，等于是伊斯兰世界的罗马帝国，版图囊括中东、北非与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
然而如今没有人会向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人们就算回想起那个时代，提到的往往是屠杀，还有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在赋税与商业上遭遇的歧视，那是一个公平性荡然无存的年代。然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数百年间，它跨越原有疆界的阻碍，将许多种族、宗教、民族和语言联系起来，有如拼贴出一幅精彩的织锦画，也形成一个整体远大于部分的文化。这个帝国能够延续数百年，关键就在于它的多元化特质，以及它自身的“包容”概念。阿尔巴尼亚人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阿拉伯人与匈牙利人都有机会任职帝国政府，禁卫军多的是基督徒。就在距离马佳永不远的地方，当年曾经有穆斯林与基督徒、犹太人与撒马利亚人、切尔克斯人与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聚居。
1492年，穆斯林与塞法迪犹太人[2]被逐出西班牙，奥斯曼帝国的皇帝派遣舰队横渡地中海进行救援，并将他们安置在伊斯兰教律法较为宽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文化深受传统、神秘主义，甚至当地世居基督教徒的影响。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奥斯曼人”，有些人认为这正是后来帝国衰败的原因。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灭亡，从此再也看不到如此多样的文化同时存在于如此广大的地区。
战争是结束，也是开始。直到现在，马佳永最年长的居民都还记得奥斯曼帝国末年的“seferberlik”。这个字眼指的本来是征兵制度，后来意义丰富起来：饥荒、恐怖与疾病，在那个年代夺走无数的生命，耗竭了无数人的精神，迟迟无法恢复正常状态。在马佳永当地，那个艰苦年代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清一色惨不忍睹：居民在堆肥与鸡粪中翻捡食物残渣；为人父母的会在晚上溜进田地，割下麦穗的顶端，将未成熟的谷粒磨成难以下咽的粉末，喂孩子吃；还有人直接吃草，只图一饱。在其他几个旧日的奥斯曼重要城镇，人们劫掠仓库，抢夺谷物、橄榄油、酥油、糖与洋葱。“我好饿！”的呐喊声，在夜里响彻贝鲁特的广场。斑疹伤寒与疟疾横行，老弱妇孺受害最烈。蝗虫侵袭瘟疫肆虐的乡间。死者陈尸沟壑，衣不蔽体，皮肤薄如纸片。崩溃发疯的故事时有所闻。
1920年，法国取得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开始处理新领土的十八个宗教派别，包括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东正教、天主教马龙派、德鲁兹教派、亚美尼亚天主教、犹太教等等。从以前到现在，这些教派对国家的形态毫无共识可言。于是危机接踵而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更加恶化。1975年内战爆发，一直持续到1990年；其他的冲突此起彼落，各阵营斗争不休，生灵涂炭。
通往马佳永有一条旧路，所经之处以各种旗帜、横幅与肖像划分彼此冲突的各个阵营，每一个都有口号式的主张。黄色代表真主党与什叶派穆斯林的地盘，他们是黎巴嫩规模最大的教派。一位遭暗杀领导人的肖像代表人数居次的逊尼派，他在行经贝鲁特一条滨海公路的弯道时遇袭，在烈火与爆炸中丧命。灿烂的绿色、红色与橙色代表基督徒，他们四分五裂成无数派系。有些教派仍然一厢情愿，自认高人一等，追求政教合一。每一个阵营的领导人都有头衔：赛义德、博士、将军、教授、教长、老师或贝克[3]。在这场有如迷宫的竞争局势中，每个阵营都相信未来的局势攸关生存，但是谁都没有把握自己能够存活下来。
抵达马佳永的第一个夜晚，朋友谢比尔以苏格兰威士忌与一张空床接待我。谢比尔能说善道，连悲伤时也不例外。谈话是他的戏法花招，用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掩饰自己的秘密。从他的窗口可以看到赫尔蒙山，1967年以色列占领部分山区，延着山脊设立检查哨，历历在目。再过去就是叙利亚，山脊则朝着约旦下降。
我们喝着酒，远处的梅图拉灯火通明，好像在奚落嘲笑我们，因为马佳永这边忽明忽暗，电力供应很不稳定。我已经习惯了巴格达的夜晚，灯光下只看得到堆积如山的垃圾与军方运送的混凝土（一天供电只有十二个小时），对于稳定持续的供电，反倒觉得惊讶。那天晚上的电流有如故意挑逗，有时正常运作，有时消失无踪，让我们陷入连续几个小时的黑暗。
我还没来得及谈起这个问题，谢比尔就先发制人，灯光再度熄灭，他醉醺醺、大剌剌地说：“妓女走掉了。”黑暗笼罩，这回时间更久。等到眼前又是一片光明，谢比尔大声说：“妓女回来了。”
谢比尔与马佳永的关系密不可分。他的家族以前在当地颇有名望，如今则默默无闻。他的健康状态不太稳定，夜里总是辗转难眠，满怀怒气，一再爆发，翻出一桩又一桩不满怨恨、想象出来的轻蔑，以及没完没了的争吵；他必须凭借这些情绪，才能证明自己仍然活着。谢比尔住在一个以回忆维系的荒凉城镇，但是对他而言，马佳永等于全世界。
一年多前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原本有点犹豫，后来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他的房子掩映在一片橄榄树林中，还有许多会结果实的仙人掌，距离马佳永的大路很近。房子有数百年历史，是一幢石造大宅，后来变成无法无天的大学生宿舍。家具破旧，每一件都盖着布，药柜里塞满了维他命和没喝完的酒瓶。一堆一堆的录音带布满灰尘，旁边是立体音响与唱片。一本占星学的书躺在茶几上摊开来，书页边缘都是折角。谢比尔对我说：“我们双子座的人都很会沟通。”不过他与一位逊尼派穆斯林女子的婚姻，却也因此难以为继，他解释两人离婚的原因：“她是巨蟹座，我是双子座。”
房子外面有一辆1971年的白色奔驰，是他的车。他停车时不厌其烦，总是要开进开出，左右调整，直到位置恰好为止。
他说：“我停好的车一定要随时可以开走。”的确如此，他的车头一定朝着山坡下方。
我问他为什么。
“这样逃命比较快！”他大笑回答。
几天之后，他再次对我说明他的计划，但是以忠告的方式。
“不加豆蔻的咖啡，就像没穿礼服的新娘。”我的表亲朱玛娜有一天和我到邻居家喝咖啡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大意是如此。后来我又做了几次拜访，多认识了全镇各地的几张脸孔。刚到马佳永这段时间，喝咖啡的邀约让我应接不暇。芭希雅那个年代的习俗流传至今，苦涩的咖啡盛在有如特大号套筒的杯子里，从一个蓝色长把手的咖啡壶倒出来，整组用具则是放在一个镶金边的银碟上。
相关记载可以上溯到1716年，一位外地来的访客发现，马佳永人消耗的咖啡相当可观，他认为这要归因于居民的贝都因人根源；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维系着这个游牧民族的热忱慷慨。这位访客回忆：“我在杰代迪特（马佳永）找不到任何一家客栈或餐馆，但发现每一户人家都有如客栈。”（另一桩令他大感惊讶的经验，是他在一户人家做客整整三十天，居然从未见过家中女眷的脸，这大概也是贝都因人的传统。）将近三百年之后，马佳永的咖啡依然无所不在。一位朋友说：“杰代迪特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咖啡，如果你请客却不送上咖啡，那就表示对方根本算不上客人。”
芭希雅非常清楚。
在芭希雅那个年代，在她生存的土地上，女性学到一些维系和平的方法。时代的氛围偏激极端，但女性呈现的是各种仪式与沉思，茶与谚语，一畦一畦的花园安抚人心，折叠整齐的纺织品让人安静而满足，让酱汁越来越浓稠的搅拌动作。每一个片刻都具备一些特质，让人们的眼睛、心智与感情暂时从悲伤中转移出来。
芭希雅是习惯的动物，一板一眼，而且自认是马佳永最顶尖的咖啡师。结婚之后，每天凌晨四点醒来，最迟不超过五点，就开始煮土耳其咖啡。她在露台上点燃一种名叫“kanoun”的炭炉，炭烧热之后，再将名为“rakwa”的长柄壶放到炉火上烧水，烧到沸腾再拿起来，倒进一匙又一匙咖啡粉，过程有如一场仪式。然后她把长柄壶放回炭炉上，拿着一把汤匙在沸水中搅拌。煮一壶咖啡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宛如沉思冥想，咖啡在她的搅动之下沸腾，她挪动长柄壶，壶面的泡沫涨潮又退潮，直到咖啡的滋味恰到好处为止，征兆就是所谓的“wijh”，一层薄薄的泡沫，芭希雅凭直觉分析它的黏稠度与色泽。
由于我是单身汉，朋友特别警告我，到单身女性家中喝咖啡，一家只能去一次，如果去第二次，就会有教士等着为我和女主人证婚。当地还流传一些古怪可怕的故事，声称有些女人会利用咖啡施展巫术，诱惑条件不错的男性上钩（一位朋友说，他那场莫名其妙的短暂婚姻，就是咖啡巫术害的）。这些女性都精通以咖啡待客的仪式，数百年积累的实际做法，让她们的每一个姿势都无比优雅。根据马佳永的习俗，客人吃过糖果、水果或者胡桃与葡萄干之后，主人才能送上咖啡或茶，通常还会再送上巧克力。聚会的时候要先招待客人，然后才轮到家人与主人。伊斯伯大宅整修应该开工却没有动静的那一天，朱玛娜、她的先生福阿德、比沙拉和我坐在一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很高兴：主人先招待比沙拉，送上加豆蔻的咖啡，接下来是福阿德，然后才是我。
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附近这一带的状况，以及那种令人不安的平静气氛。主人瓦迪娅·达巴基是国立马佳永学院校长的夫人，家住大宅对面，为我点名介绍尚未搬离这一带的住户：她、她丈夫莫里斯，还有跟他们相隔几道门的一位裁缝，通常夏天才会来住。瓦迪娅先前告诉过我，其他居民若不是到贝鲁特念书，就是到国外工作，美国或者某个石油业蓬勃发展的地方，例如迪拜。迪拜的女人会帮哭闹不休的婴儿穿上范思哲名牌童装；市区四处可见镜面，但是人们只看得到自己的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