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北伐过家门而不入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继承和实现孙中山遗志，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6月21日到24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决定“战时政治工作之方针，及准备北伐应做的一切事项”。会议由邓演达主持，李富春为秘书，推举李富春、恽代英、林祖涵制定“革命军宣传队组织条例”；推举朱克靖为第一编制委员会主席委员，酆悌、李富春、罗扬清、李朗如、林祖涵（即林伯渠）为委员，负责审查军队政治部编制；推举周恩来为第二编制委员会主席委员，熊雄、余程万、朱和中、王志远为委员，负责审查军事机关政治编制；审查结果由主席委员向大会报告。另推举恽代英为负责考试技术人才和宣传员的主席委员，朱代杰为预算委员会主席委员。会议对许多具体问题也作了规定，如党代表可以指挥军队，党代表薪金照原额将官八折、校官八五折，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不另支薪，军政治部办公费每月1000元。会议最后一天蒋介石到会讲话，强调一切按建国大纲为准则。然后邓演达做总结，指出这次会议确定了战时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编制，具有历史意义。

北伐作战对手主要有三大军阀势力：一是盘踞东北占领直隶（现河北省）、山东、热河（现冀辽内蒙交界处）、察哈尔（现冀晋内蒙部分区域和北京延庆地区）和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兵力约35万人；二是占据直隶南部和河南、湖南、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有兵力约20万人；三是占据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兵力约20万人。北伐军总兵力只有约15万人，必须权衡轻重缓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1926年7月1日，北伐军总司令部由加伦将军亲自参与制定了“先湖广，后江浙”的作战方略，“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

7月6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中共中央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和支持北伐的宣言。7月9日举行北伐誓师大会。

朱克靖被军民的革命热情所感染，自己也是壮志凌云。他结合中共中央的指示，向第三军官兵宣讲北伐的意义，鼓舞官兵为国民革命成功、为人民自由解放而战。

按照总司令部制定的初期作战方案：湖南前线唐生智的第八军等部进攻吴佩孚部盘踞的长沙；朱培德的第三军进占茶陵；程潜的第六军进攻安仁，作为第二梯队；谭延闿的第二军进占汝城、桂东，监视江西孙传芳部队，保障右翼安全；何应钦的第一军进入衡阳，为总预备队；第二师待命。蒋介石指挥作战，总是让非嫡系的部队打头阵，把嫡系部队留在后面。

1926年7月11日，第三军五个步兵团从驻地出发，尾随第四军向湖南进军，先乘火车经韶关到乐昌，从乐昌开始徒步行军，经九峰进入湖南，经郴州、永兴、耒阳到衡州（阳），沿途每天有一个团约两千人行进，从衡州乘船到株洲，再乘火车到达醴陵，驻扎待命，向江西警戒。

因第三军是旧军阀部队改造的，朱克靖很注意行军纪律，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他以军政治部的名义发布通告，要求全军将士不拉夫，不赶牲口，买东西要照价付钱。行军中打前站的，不是武装士兵，不是副官，而是政治部的宣传队员。朱克靖组织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赶在部队之前行动，张贴“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标语，还召开群众大会，协助组织工会、农会，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因此，第三军每到一处，便有群众敲锣打鼓、端茶送水、夹道欢迎。当时湖南的农会正在蓬勃发展，各地兵站完全凭借农会力量，发挥了对北伐军的支持和鼓励作用。

第三军士兵和军官都破天荒第一次看见了另外一个新天地，看到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们也很惊奇，政治工作人员怎么能和广大群众有这般的亲密关系！他们说：“过去我们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跑掉了，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热烈的场面。”第二、第三两军进驻攸县、醴陵地区，第三军政治部设在醴陵县城北面的姜湾（今瓷业公司内）。这里距离朱克靖老家朱家老屋，已经只有十几里之遥，朱克靖也很想念家人，但军务在身，朱克靖过家门而不入。

北伐军占领长沙、岳州后，向武汉合围。盘踞东南号称五省联军司令的孙传芳，见广东后方空虚，企图收渔人之利，以五个师的兵力向江西、广东方向进犯。国民革命军不得不采取兵分两路的部署：西路包括张发奎的第四军、李宗仁的第七军、唐生智的第八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进军武汉，铲除吴佩孚的势力；东路包括集结在湘赣边境的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部队，由蒋介石总司令挂帅，向江西和福建进军，铲除军阀孙传芳的势力，以夺取南昌、上海、南京为目标。蒋介石选派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刘斐任参谋部作战处主任参谋。部署是：第三军和第二军四、六两师自醴陵、茶陵、攸县进攻赣西；六军和一军一师向赣西北进攻；二军五师、五军四十六团进攻赣南，牵制敌人。

朱克靖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是东路军的左翼。1926年9月5日，北伐军第二军和第三军由湖南醴陵、茶陵出发，进入江西后向南昌攻击前进，走了六七天到达新喻，与孙传芳军主力之一的邓如琢部接触。邓如琢当时任江西督办，是孙传芳的一员勇将。新喻由邓如琢的精锐部队第七旅据守，仰天岗是新喻的屏障，激战就在仰天岗展开。守敌居高临下，占尽优势。第三军十九团、二十五团苦战两天，伤亡很大而无任何进展。至第三天，朱培德亲临前线指挥，朱克靖组织政工人员鼓舞士气。二十一团肖希贤营以夜袭的方式一举夺取仰天岗，其他各部密切合作，迫使守敌放弃新喻，退守同昌。仰天岗战斗第三军可谓大获全胜。当部队进抵高安时，蒋介石十分激动地向朱培德致电说：“三军不为人所料，中正亦有荣焉。”

1926年9月6日，第三军和第二军第六师参加萍乡之战。萍乡有孙传芳军唐福山、张风岐部共六七千人。由于北伐军声势逼人，锐不可当，敌人胆颤心惊，稍有接触即相率而逃，北伐军进占萍乡。

萍乡民众热烈欢迎北伐军。县党部各界团体在县大西门外学校操场召开市民大会。那天烈日高照，天气炎热，而到会者极其踊跃。小小的萍乡县城竟汇集了五六千人。二军党代表李富春、三军党代表朱克靖、四师副师长和六师党代表肖劲光，均在大会上演说，宣传北伐的意义，宣传北伐军的革命性质，号召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号召人民起来支援革命军作战，使革命早日成功。广场之上，欢呼声、掌声雷动，情绪之热烈，场面之壮观，令人感动。

北伐军占领萍乡之后，接着占领安源、宜春，攻克高安。在进军中，朱克靖与士兵同甘共苦，带领政治部的宣传员打前站，宣传北伐军宗旨和军队的革命纪律，明确宣称不勒索给养，不拉夫派役，不强占民房，买东西照价付款。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群众夹道欢迎。沿途群众设有茶水站，馈送饭菜、鸡蛋，主动为革命军带路。

朱克靖身为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经常和士兵谈心，士兵都爱戴他。当时军部长官，按规定都配给一乘四人大轿。朱克靖读书多年，眼睛近视，戴着一副眼镜，行军很不方便，但他坚持不坐轿，推辞说：“现在是民主革命时期，讲究平等，我为什么要别人抬着走呢？”他用自己的行动鼓舞士气，也影响了一些军官主动与士兵接近。在整个行军和作战过程中，朱克靖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活跃在战壕里、火线上，不论白天深夜，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最起作用的宣传鼓动员，是军队与各地民众之间联系的桥梁、纽带，是士兵生活、医疗的维护者，是军队纪律的纠察员。

北伐军进入江西仅半月，第二军、第三军连克赣北十余个县，乘胜向南昌进逼。蒋介石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第十九师孤军深入，得悉南昌守军仅有一个团六百多人，派便衣队潜入城内，里应外合，1926年9月17日乘虚占领南昌。前线指挥官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是蒋介石在日本军官学校时的同学，不顾孙传芳部仍控制着南昌牛行车站和外围阵地，急不可耐地跑进妓院花天酒地。孙传芳严令邓如琢18小时内收复南昌，否则军法处置。邓如琢悬赏夺回南昌发饷三个月，官佐普遍升级，士兵大抢三日；组织1.5万兵力反扑，并切断入城北伐军的退路。入城的北伐军慌忙撤退，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听到炮声仓皇失措，把印信交给政治部主任说：“我方寸已乱，请你代劳吧。”然后一口气跑到汉口乘外国轮船逃到上海。入城北伐军损失惨重，撤到高安、奉新休整。邓如琢部回南昌闭城大抢三日，捕杀革命群众青年学生两千多人。

蒋介石对于第一师的失败,自觉脸上无光,一怒之下枪毙了两个团长，说：“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蒋介石在宜春设立行营，重新部署进攻南昌，以第三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六军一部为进攻主力。军阀孙传芳也从南京乘船到九江督战，并致电蒋介石限北伐军于24小时之内撤退回粤。此时江西已成为北伐战事中心，若在江西失利，则武汉、长沙、岳阳也难保，北伐军将全局瓦解。

9月27日，第三军由上高进至高安时，孙传芳第二方面军郑俊新四个旅以生米街、赤塘铺开抵西山万寿宫之线，阻挡第三军前进。29日，与孙传芳部四个旅激战三昼夜，占领万寿宫，俘敌高级军官一百多人，敌伤亡两千多人。这是北伐军在江西较大的胜仗。第三军推进到南昌牛行车站。牛行车站是江西南北枢纽，南浔铁路进入南昌的咽喉要地。

蒋介石取胜心切，于10月4日下令第三军夺取牛行车站，提前进攻南昌。孙传芳部守军赏洋两万元，焚城死守，令工兵营用水龙喷射煤油、硝磺将惠民、章江、广润、德胜门外的商店民房尽行烧毁，闻名古今的滕王阁也成一片废墟。蒋介石亲到前线督师，命令架云梯攻城，官兵英勇奋战，数度爬城强攻，牺牲团长3人，官兵数百人。守军又派敢死队偷袭北伐军。居住在德胜门外的外国侨民派代表到北伐军，愿负责调停，请北伐军停止攻城。蒋介石束手无策，问计“小诸葛”白崇禧，白崇禧也无计可施，无奈地说：“撤！”

第三军在撤退时，有些旧军官竟临阵脱逃，引起了部队极大混乱。朱培德见势不妙，骑着高头大马前往压阵，也压不住阵脚。危急之中，朱克靖率领一批政治工作人员赶到前沿阵地，一面组织后续部队抵挡敌军的反攻，一面整理撤下来的部队继续投入战斗，终于避免了一场不堪设想的溃败。事后朱培德很感激地对朱克靖说：“别看我手下这些军官都已身经百战了，可是真刀真枪拼起来，倒不如你带领的那班青年学生。”

北伐军撤离南昌，第三军奉命转移到赣西北驻防，休整待命。总顾问加伦将军向蒋介石提出，不应急于攻南昌城，要先肃清外围敌军有生力量。蒋介石此时言听计从，令第三军进攻抚州。朱克靖知道傅烈是江西临川人，对抚州地区很熟悉，就派他随先头部队行动。傅烈发动在当地的同乡、同学，组织工农群众为北伐军担任向导，在城内张贴标语，配合北伐军向沿途群众开展宣传，造成革命声势。在北伐军进攻抚州城时，傅烈聚集近郊学生和农民，找来一百多架梯子，组织登城抢攻。北伐军攻克抚州，毙敌数百，俘团长一人。傅烈臂部受伤，仍坚持随军前进。

随后，北伐军又攻克九江等地，郭沫若、朱克靖、李富春、林祖涵等随军进入九江，建立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地方政权。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又要提前发起对南昌总攻，被加伦将军制止。经过调整，1926年10月28日北伐军对南昌发起总攻。蒋介石和加伦将军亲临前线，随第三军、第六军行动。第三军李明扬师率先爬城进入南昌市区，北伐军顺利占领南昌。孙传芳见大势已去，后方闽浙也出现不稳，从湖口乘军舰逃回南京。至此，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了全面胜利。

朱克靖主持第三军政治工作以来，经历了在广东的整训时期、湖南的行军时期、江西的作战时期。为了补充兵源，朱克靖领导政治部取得湖南省农会和安源矿务局协助。朱克靖的同乡、在东方大学的同学刘昌炎，任中共安源支部书记，热情支持朱克靖的工作，发动工人参加北伐军，第三军在萍乡招募新兵四千多人。加上收容的俘虏几千人。第三军已经拥有一个总指挥部、一个军部、三个师部，原有的第七、第八两师补充起来了，第九师也编组成立，并扩编了一个炮兵团，一个军部警卫团，完成将近13个团的官佐配备，总兵力达到6万人。朱克靖把三个师的政治部都健全起来，把广州的政治训练班学员调来，担任团、营、连的政治指导员。部分部队发生闹饷问题，也是政工部门妥善解决。朱培德对朱克靖的工作是十分满意的，政治工作替他巩固了军队组织，鼓舞了士气，解决了他所不能解决的民众助力，保障战争的胜利，而且替他撑持了“革命”门面，使他有了政治活动本钱。最重要的是，政治工作一点也没有动摇他掌握军队的权力。朱培德看到这一切，不禁喜形于色，称赞朱克靖说：“还是你们共产党有办法。”蒋介石于1926年底率总司令部抵达南昌，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共产党人对大革命事业的贡献，说：“革命事业的发展共产党人作了很大的努力，十个国民党人也不及一个共产党人的力量。”

朱克靖跨党从事革命工作，身兼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共产党内多项要职，革命热情很高，工作也很积极，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