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屋

记忆还是新的，如昨天。

我的老屋十几年前就没有了，不是因为拆迁，而是因为改造。就在老城人意识到居住也要讲求品质的时候，手头不宽裕的老城人想到了折中的办法——将老式的公房进行翻修。于是本来个头差不多的平房区就不时地从黑压压的一片中冒出小楼或露出新瓦，同时也不断地有邻里为日照啊地皮啊争吵不休。这就是小城老屋经历的第一次“改革”的阵痛。

老房子

我家的老屋在鼓楼一片的朱进士巷4号，进巷的右手第二家。

外墙是裸露的红砖，已经被风化得没了棱角。上两步阶梯，嘎吱一声推开单扇的木门，展现在眼前的就是我的老屋了。门后是破旧的恶水缸，不要小心打翻它，翻了它会招来奶奶的骂声。左边的墙上有个窗户，那就是西房间了。窗户是常年不关的，当然关也关不起来，木头早已不齐全了。从窗户里看过去是一张床，三个姑妈正或坐或睡地谈着心。可以放心地打声招呼，她们会停下来，一起朝着你笑，还会问你：“过曾吃啊？”

西房间的门口有一个橱子。那是爷爷的百宝箱，常年都是锁着的。要是我考到一百分，爷爷会从里面拿出夹心的水蜜桃糖，那是我当时能吃到的最高级的糖果。记忆中我只亲眼看过一次橱子里面的内容，那是爷爷当着家里人的面，从中拿出祖传的金钗，要拿去加工成戒指给他的两个媳妇。其实橱子里面也没有什么，乱乱的，放满了爷爷用毛笔小楷抄的四大名著。爷爷说足足五华里长。我和表弟打过几次橱子的主意，但都没有得逞。

再往前几步就是我家的堂屋了，门是一扇扇连着的，古老的格子门，中间还有花鸟的木刻。每天开门和关门都是有技巧的，门后用毛笔写着大大的数字编号，这样就方便多了。除了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是有阳光的冬天，堂屋的门是只开中间两扇的。在门槛上绕来绕去，想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在门上写字的就是我了。我喜欢站在门槛上，但总招来奶奶的批评。我会很勤快地根据客人的性别年龄等特征迅速地向他们问好，往往几句表扬，就是说我“乖”“多听话的孩子”之类的，不然我会觉得没有成就感。

跨进堂屋里最抢眼的就是放在大桌子上的毛主席像了。听爸爸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爷爷出差到无锡，排很长很长的队买的。为此，爷爷吃了一路的苦，回到家直懊悔。因为当时抓住了一个“反革命”，罪行就是买了个主席的头像，为了拿起来方便，就用绳子绕着头像的脖子将它挂在车龙头上。爷爷一路只好怀抱着头像回家，生怕不留神出什么问题。现在谈到这件事，爷爷还是皱着眉头，看来懊悔的心情延续至今。

主席像的下面垫着两本《马克思选集》，不知是因为要体现对伟大思想的崇拜，还是因为那是当时家里唯一适合高度的厚书，反正这两本书就静静地披着满身的灰尘垫在主席像的底下，高高地托起了头像，格外显眼，直到爱好收藏的爸爸将它们请到了新家的博古架上，但这里依旧是堂屋中最显眼的地方。

主席像的两边放着两个笔筒样的瓷器，这可以算得上是堂屋的高级装饰品了。再往上看墙上挂着“福禄寿”三星图，两侧还挂着爷爷写的装裱好了的唐诗，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床前明月光”那首。我幼年时很多启蒙知识就是从这里学到的。东西两面的墙上贴着电视和电影的剧照。那时的小城，几乎家家都会买这种画，是连环画的形式，上面是剧照，下面还有简单的文字情节，就像放大了的彩色小人书，但画面是一张张平铺的。记忆中家中贴过《红楼梦》《周恩来》。每年的除夕，家人会将所有的画都换掉，显示出一个新的气象。墙上的画是那时大部分小城人家中唯一的装饰物品。

堂屋的地面是青色的砖，凹凸不平地露出圆滑的棱角，最里面还没有铺满，是光光的烂泥地，留出了高低的落差。我在这块地面摔了无数的跟头，不过不打紧，奶奶说：“跌跌肯长。”屋顶是三角形的，木头梁挑在中间，灯泡通过细长的线牵到我们生活的领域，长长的垂下的绳子是灯泡的开关。梁上钉着钉子，钉子上挂着竹篮，竹篮里放着食物，有干馒头，有我吃的桃子。这样高高地挂着，一来可以防止我超量食用，二来防老鼠，总之就是防偷吃。屋顶的右边安着吊环，在上面喘着气锻炼的就是我叔叔，有时他会在我的企盼声中抱我上去吊一会儿，又在我的求饶声中把我抱下来。

东面的房间是我爷爷和奶奶的，屋顶的小天窗洒下一束阳光，灰尘在阳光里飞扬。这个房间你就不要进去了，因为奶奶喜欢在这里上马桶，一边还抽着旱烟。每次奶奶都从旁边的床下面拿出铜制的烟壶，将烟丝紧紧地按进去，用火柴将烟丝点燃后，她会狠狠地吸上两口使烟丝燃烧起来。在我看来，这就是奶奶最大的乐趣了。

转身走出堂屋是天井，安装了自来水龙头和两个水池。正在装水的是个傻子，就住我家的屋后，他家没有装自来水，热心的奶奶就允许他来去自由地装水回家。水池的右侧是个阴沟，爷爷总是在那里小便，墙角长了深绿色的青苔。走路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不仅有滑倒的危险，还会有“积砖”，排列松散的砖头之间因为积了水，一不小心踩到那些砖头就会溅你一身污水。

东侧的房间是我的房间，正在拖地的就是我妈妈。这间屋子是为了我爸妈结婚而盖的，房间是最大的，家具是最多的。进门的左手是办公桌，右边最上面的抽屉是我的，里面有漂亮的糖纸和小人书。对着门是两个皮沙发，中间用小茶几隔开，茶几上放着刻着“东台纺织机械厂留念”的茶杯。紧挨着的是高低柜，就是一个柜子高点，放些衣物，单扇的门，一个就低点，上面放着红灯牌的收音机和插着塑料花的红花瓶。收音机是用丝巾盖着的，塑料花上系着我从幼儿园得的大红花。低柜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面是装了玻璃推门的，里面有个画着宝宝的饼干盒，装着花生，我的身高可以够得着这个盒子，妈妈总会将里面的食物装得满满的。再往里是一个装饰柜，门用玻璃制成，木头边框，有四只脚，最底层是并排的两个抽屉，上面两层就是陈列着爸爸自认为有档次的艺术品了，比如茅台酒的空瓶子，比如饼干盒，再比如瓷盘子。装饰柜的对面是三门橱，两边的门可以打开，中间是一面镜子，橱子里面有一个小抽屉，我必须站在凳子上才能看到里面，钥匙在妈妈手中，里面放着爸爸妈妈的结婚证、我的出生证，妈妈常在一本大大的工作手册中夹上十元的大钞。再往里是一张大床了，妈妈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上面还放着我的玩具吹气天鹅。

就是这样的一套家具在当时算是小康之家的必备了。懂得过日子的奶奶和未雨绸缪的爷爷在我爸妈结婚时，也为比我爸小十三岁的叔叔打了一模一样的一套，结果十几年后的变化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些家具只好让爷爷奶奶再享用一次了。

出了我房间又回到了天井，靠门的东侧是我家的厨房，爷爷正忙着一家人的饭。厨房里有一个大水缸，用木头的盖子盖着防止落灰尘。两个煤炭炉子，粗心的爷爷总是将煤灰撒落一地。角落里有竹制的碗橱，里面有爷爷特意为奶奶留的好菜。爷爷忙得团团转，就不要在他面前晃了。

沿着厨房就走出了我的老屋，巷子里的孩子正在嬉闹，嘎吱一声老屋的单扇木门在身后合上。在这儿，不能说一声“有空再来”，因为老屋已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