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思与自责
纠“左”的起步
在北戴河会议后3个月的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高潮中，毛泽东先视察了南方几省市，然后又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公社化运动中存在许多混乱现象，“与秋冬季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在暴露出的问题面前，毛泽东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号召人们做“冷静的促进派”，并派专人到各地实地调查。
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10月26日上午，毛主席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我原以为，大概是谈发表毛主席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毛主席一个星期以前写信给我，要我把《世界知识》杂志发表的毛主席论纸老虎的一组论述加以转载，转载时可以另写编者按语，并要我就此同陆定一同志商量。我同定一同志商量结果，认为毛主席的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写按语。于是我找田家英同志帮忙增加一些毛主席的论述，主要是1957年和1958年的论述，并一起草拟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排出清样后送毛主席审定。所以我想毛主席找我们是谈这件事。
当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田家英已在座，手里拿着我们编好的关于纸老虎的言论的大样和按语。田家英先给我看了经毛主席修改过的按语，主要是修改按语最后一段。毛主席还要我们对几段论述作一些调整。
处理完此事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谈国内问题。
接着，毛主席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他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他要我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他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他要我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他的专列去郑州。
毛主席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他说，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赫鲁晓夫7月底到8月初访华），不久又炮打金门。毛主席说，他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他列举了一连串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谈了他的独特见解。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
毛主席说：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按：指毛主席自己写的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登在10月1日报纸上）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按：后来派陈伯达到遂平调查，因为陈已去过寿张了）。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这是在大跃进中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回想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的多次谈话，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报纸要促进，不要促退。
毛主席这次谈话涉及的问题较多，时间也较长，一直到中午过后。他留我和田家英吃午饭。饭厅就在北房五开间的中间堂屋。可能是预先告诉了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他四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主席常吃的。比较特别是一个莼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这是最后吃的，也是毛主席的习惯，有时代之以烤红薯。毛主席喜欢吃饭时喝一两杯酒。这天喝的是茅台酒，第一杯是主席请我们喝，第二杯是我和田家英一同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在吃饭过程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则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名义。
从毛主席住处出来，我同田家英商量一下，就分头找人组成调查组。我在北京挑选了3位记者，又请河南分社选一位记者在新乡等候，正好两男两女，连我在内一共5人。
我和田家英等一行10月28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的一组先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
……
11月5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在新乡稍停。田家英也从修武回来。下午，我同他一起到毛主席专列上去。毛主席正在听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同志的汇报，他叫我们到郑州后再向他汇报。我同田家英晚上商量好：到郑州向毛主席汇报时，可以先扼要介绍一下修武和七里营的情况，然后着重谈所看到的公社化后的问题，特别是所有制和供给制的问题，主要是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和七里营的16包的问题。
11月6日，我们随毛主席到郑州。当晚毛主席就要我们到专列上去汇报（他外出视察工作时常食宿在专列上，有时甚至开会也在专列上）。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我着重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谈到：修武县委书记虽然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谈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作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16“包”的具体内容，并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的16“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织不做了），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能说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主席在我们汇报中间不断插话，有些是提出问题，有些是发表评论。
毛主席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为工资制了。
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作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毛主席在我们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毛主席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
毛主席还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毛主席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
毛主席从11月6日起主持郑州会议，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15年至20年规划纲要草案，提了许多意见。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新写。后一个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产2亿吨钢，毛主席指出这个草案缺乏根据，但不必修改，可在北京召集一些高级干部议论一下（后来就搁置起来了）。
从1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在读斯大林的小册子过程中，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县以上的干部普遍学习这两本书。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开始认真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严文在《纠“左”的起步》一文中写道：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大区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距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仅两个多月。在北戴河会议上，确定了当年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这时，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公社化运动中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着手研究纠正当时已经初步觉察到的错误。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认真研讨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
一、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我国社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在11月10日的讲话中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分一条线？他明确指出：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他认为，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现在看来，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明确提出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当时存在的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二、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要大发展。由于混淆了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当时有一些人认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没有存在的必要，陈伯达就是其中的代表。因而，在他们起草的文件中对商品生产避而不谈。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多次批评这种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意见。11月9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36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的第36条——作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分析了一些人害怕商品生产的思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看它同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32年前讲的，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富有启迪。
三、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澄清思想混乱，统一思想认识。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了解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以澄清当时不少干部的模糊认识，统一全党思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在会上，毛泽东和与会同志一起，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11月10日，他讲了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他说：这本书我过去也看过一遍，不大感兴趣，现在一看就不同了，现在要来搞清这些问题。我看，这个一、二、三章里头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他还逐章逐段谈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常用读书的办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令人感悟到颇有高屋建瓴之势。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过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一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名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定稿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然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问题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和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个头。
“压缩空气”
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批评“共产风”的同时，着重讨论了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为八届六中全会作了进一步的准备。毛泽东在会上又就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讲话。严文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思想概述如下：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除了重申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论述过的关于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商品生产问题的观点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
一、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23日，他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又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结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到2700万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你说我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尽管这次会议压缩后的指标仍然是过高的，但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要求。
二、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讲话时提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一定说他没有道理，你搞得不好，它一定不亡？！总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还讲述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态。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经过这一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10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说是那一种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三、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在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决议中要专门写一条反对作假的问题。他说：要专把作假搞一条，工作方法写一条。工作方法跟作假混在一起，这个东西人家就不注意。因为现在横竖是放卫星，要有名誉，他没有那个东西，结果他就撒谎。我看，没有一项里头没有假，有真必有假。这也许是世界上人之常情。如果说没有假，哪有真呢？真是因为有假比较才叫真。问题是我们自己也相信那些东西。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诙谐地说：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件事。什么“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我就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是端过的。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要懂得作诗同搞经济、办事有区别。因此，毛泽东强调要讲实话。他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讲成绩多，就脸上有光，得到奖励。一定要讲实话，比如讲尾巴在牛屁股后面，这是个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在后面的。
四、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指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五、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在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大过高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扫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的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要使它为我们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资产阶级法权有用的这一部分，你给它破得体无完肤，总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陷于被动，我们要扶起来，承认错误。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具体分析的。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进一步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在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1月25日对云南省委关于处理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报告，作了一个批语。批语说：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吴冷西回忆起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小范围内的交谈。他说：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告一段落后（郑州会议原来是为武昌会议作准备），就在11月11日乘火车继续南下。我和田家英也跟随前往。在专列上，毛主席11日又邀集河南11个县委书记（信阳、南阳、洛阳、开封、商丘、登封等）座谈，11日晚又专门同遂平县委同志谈话，对公社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谈到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五百多人，多则三千多人，难以应付。13日毛主席又找信阳地委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特别关照他们要保证社员有8小时睡眠、4小时吃饭的时间。
毛主席14日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他要我和田家英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同志主持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从14日接连开到20日，实际上是调查会。14日毛主席听取了王任重同志汇报湖北全省的情况和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接着由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主席没有到场的我们事后都向他汇报了。我们着重向他反映了县委特别是公社书记、钢铁厂厂长汇报中提到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的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甚大，大办钢铁中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问题。后来我和田家英都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参加一系列的调查会，一个重要的用意是要我们上一堂调查研究的课，既了解实际情况，又学习实事求是。
武昌会议从11月21日开始，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是要画线加以区别，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40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15—20年规划纲要草案）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
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中央1954年撤销中央局一级组织后，1958年6月又基本上按原中央局管辖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七大协作区，每区设组长和副组长一二人）。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土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谈到这里，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了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作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谈到这里，毛主席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毛主席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线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毛主席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按：指15—20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毛主席说，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作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着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毛主席同我和田家英这次谈话谈得很直率，有时甚至相当激动。看来可能是经过下午同各大区组长的谈话，思想相当活跃，滔滔不绝，一直谈到深夜。
最后，毛主席要我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并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快些。我告诉他：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毛主席先提出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接着又考虑到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田家英提出，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我看可行，毛主席也同意这么办。
这样，我23日飞回北京，当天向参加国内分社会议的同志和新华社、人民日报部主任以上干部作了传达。当时我考虑到毛主席谈话中涉及一些重大决策与具体的人和事，没有全部向大家传达，而且传达时要求大家只记总的精神和要点，不要作详细记录。所以后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档案中都没有完整的记录。幸好毛主席22日深夜谈话的主要之点，有些在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已讲过，有些在23日会议中也讲了。
毛主席这次谈话，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以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例如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规定钢产量为1800万—2000万吨，虽然比北戴河会议减少了900万—1000万吨，但仍然太高（1959年6月颐年堂会议才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降为1300万吨）；粮食产量指标仍为10500亿斤，并未比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减少。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只批评了两个急于过渡的思想倾向，仍然没有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毛主席从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起就开始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他认为是“左”的偏向，这次谈话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无论如何，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对于我国新闻工作，实际上也关系其他工作，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武昌会议后，毛主席回到北京。1959年1月间，我向主席汇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按照他11月22日谈话精神作了检查，并采取改进的措施。毛主席说：最近暴露了去年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今年的工作有可能比去年做得好。我们工作中不可能不犯错误，有些错误别人犯过了，自己还会犯，这样才能取得教训。你们记者检讨了错误，改了就好，但不要泄气，得到教训就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全会审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解决了人民公社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如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等。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讲到“一些党内外的争论问题”时，他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对于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要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在讲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说：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当前的工作，来研究这个经济理论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比较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讲到“两种可能性”时，他再次强调：我们总是讲两种分析。一个事物中间总是有两种对立的东西。现在我们看一下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这些东西会不会巩固？看来是会巩固的。但是，要料到，有些东西要垮掉。巩固和垮掉，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从毛泽东的这些话来看，他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巩固是有信心的，希望它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中间的某些东西会垮掉，或者说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还讲到他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希望大家赞成。他还说：“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会议讨论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在1959年4月的二届全国人大上，中共提名经大会选举，由刘少奇担任了下届国家主席。
在八届六中全会前后，王稼祥曾向毛泽东提出过不赞成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做法的意见。毛泽东赞赏王稼祥敢提不同意见的精神。朱仲丽回忆了这件事以及毛泽东65岁生日的宴会。她写道：
在1958年夏季以后，表面上，一切轰轰烈烈，到处放“卫星”，宣传粮食如何如何高产。党的领导同志已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论这个问题。人们还开始议论中国是否有可能大大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好像这个问题不是幻想，而是一个具有充分现实可能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这样灼热的空气下，从事外交工作的稼祥，在会见别国共产党领导人时，显然不能不谈及成为当前的重要话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问题。所以他不能不抽出时间来阅读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材料和文章，听取中联部同志去农村参观回来的汇报。同时，他也开始下农村参观和实地考察。他最初参观的地方，是京郊通县的宋家庄人民公社，听了公社领导汇报，看了田间作物、大食堂、托儿所、养老院及社员家庭等。他不难看出，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这些设施，到处显露着贫穷的痕迹，不过是经不起一阵风的空架子。回到家里，他沉默着，想了许多。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他利用到武汉参加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机会，参观了不少工厂和人民公社。我也跟他一道去参观，在武昌近郊一个人民公社里，参观麦地时，发现有一块地，筑上了几十堆像坟堆似的圆锥形的土堆子，上面长了小麦的幼芽。我们一时感到奇怪，问主人为什么这样搞，回答是这些圆锥形的面积合起来比一块平地的面积要大得多，就能多种麦子，单位面积产量也会增加。我们回到召开会议的武昌洪山宾馆，他坐在沙发上对我说：“我们这些农民既可爱又愚笨，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如此地敢想敢做怎么行。那么多的土堆子，如何浇水？如何耕种？又如何施肥？太荒唐了！”
此前，稼祥对农民的情况做了多方面的了解，他的司机回家探亲，反映了很多农村出现的严重情况。他还从其他渠道了解了许多情况，这些和官方宣传的完全不同。他又想到了苏联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以前，曾经试办过农业公社，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资料也公有化了，结果，犯了“左”的错误，斯大林不得不出来纠正。今日中国的人民公社，颇类似苏联当年办农业公社的情况。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他知道这些观点是与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唱反调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是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很多现实的和根本性的问题并没解决。他一直在考虑，为了维护党的事业，他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我发现，从他到武昌后，一直陷入思考。早上比平时醒得更早，一时握笔伏案，一时把写好的纸揉成团撕碎。武昌会议是11月21日至27日召开的，接着在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他在武昌会议期间写了自己的意见，八届六中全会开始后，他希望有的同志能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然而，会议开了3天，竟无一名中央委员持不同的见解。晚上，他对我说：“会议对国内的形势估计过高，我应该将我心中所想的毫不保留地向党组织陈述，作为一个党员，这是起码应做的。明知不对，又不站出来讲话，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
我问：“你考虑成熟了吗？你向党提出你的观点，效果会如何？”
他不吱声。
“如果无效，你就不要提了。现在可不像战争年代那么简单，复杂呀！能不提就不提吧！”我劝阻他。
“我不怕为此而丢乌纱帽，该说就说。”稼祥的话音由犹豫变为坚定。
我又叮嘱：“你还是小心一点儿为好。”
他整夜不曾入睡，第二天吃过早饭，便用口头方式找到一位党中央负责同志，正式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不赞成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及其他一些做法，不赞成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他认为，目前，我国不是“各取所需”的时代，仍是按劳取酬的经济基础，过渡不能操之过急。他把自己的观点说完后，诚恳地希望这位负责同志转告毛主席和常委。
他回到房中对我说：“已把意见告诉上面了，只等消息，不管接受与否，自己已完成了一个党员应做的事。”
第二天，由一位常委传达了毛主席的回答。毛主席说：“这么多的中委在会上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独稼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那好！组织几个人开个小会，叫他详细说说他的看法。”
稼祥回道：“我的意见全部提出，党中央认为对的就请考虑，党中央认为不对，可以随时处分我。至于在小组会上再谈一次，就不必了。”
稼祥坚持不再在小组会上谈论他自己的观点，这是极为明智的。会后如何对待稼祥提出的意见，我很是不安。显然党中央和毛主席没有接受稼祥的意见。
不管怎样，稼祥做了一件他应做的事。
会议中间——12月26日晚上，洪山宾馆热闹非凡。人人心中明白，今晚为什么搞这个宴会。
我找到了我的坐席时，吓了一跳，我有什么资格坐在第二桌？第一桌不都是中央常委和几位政治局的首长吗？再细看，原来第二桌席位上全是几位夫人的名字，其中有邓颖超、蔡畅、王光美、张洁清等。看来，是把女同志集中在一桌，这倒很有趣。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领导都笑呵呵地来了，就坐在我们桌子的旁边。
“我们应当推选一位代表向毛主席敬酒。”
“赞成。”几个人同时说。
“派谁？”
“王光美！”
“好极了！”
“不，我不会喝！”王光美回答。
有人提出：“请仲丽代表我们向主席敬酒。”
“不，我坚决不！”我说。
“就是你了！”王光美说。
王光美话音刚落，只见毛主席举着酒杯，朝我们这一桌走来，我们全体起立，手中酒杯往毛主席的杯子上碰，“当啷”、“叮当”地响个不停。原来，毛主席听见我们女将在嚷着派代表向他敬酒，难分难解，特来解围的。当然，也是来凑凑热闹。
毛主席和我来碰酒的时候，我轻声地说：“主席，祝你健康长寿！”
今天这个宴会，是毛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一块儿商量定的，没有请示他。今天是他65岁生日。他心中一高兴，就听其安排了。
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北京，稼祥心里仍很忧虑。到1959年2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了扩大会议，主要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共产风”问题，研究了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稼祥才算转忧为喜。
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题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文章（写作日期为1958年12月1日）。他在文章中说：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
文章还联系到“大跃进”说：
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五十六字诀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闭幕以后，全国各地农村贯彻全会精神，整顿人民公社。毛泽东仍然以主要精力继续研究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问题，以期进一步解决。1959年1月底2月初，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2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重要意见。他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正面肯定这是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注意。他还说：从总的看，不论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都是我们从实践中找经验。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关于客观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现在我们似乎在这里接触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究竟什么叫按比例发展。毛泽东的这一席话是坦率而真诚的。
2月下旬，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他发现，由于公社化，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紧张，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公社内部的所有制也有问题。于是，他提议并主持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从2月27日至3月5日，主要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会议结果是，同意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制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形成了包括上述三个内容的《郑州会议记录》，下发全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中心思想是强调从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入手，进一步解决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
1958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1958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将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的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的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一千多万不脱产、半脱产和脱产的干部）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于事物的本质只能一步一步地加深自己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揭露事物的矛盾，从而一步一步地去解决这些矛盾。工作是一步一步地趋于完全的，不可能一次就做好。没有实践，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不可能有日趋完全完善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办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有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的工作，已经或者正在辩论1958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在整社工作中，按照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自然地引起人们讲出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并且迅速改正这些缺点或者错误。这样一个解决问题的秩序是适合我国现时的情况的，我们正是这样做了。这样做，既保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又帮助干部和群众改正了他们的缺点。就干部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坚决地加以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产生了一个矛盾，可以说是一个尖锐的严重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被许多同志感觉到了，但是还没有深刻的认识。矛盾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大家看到，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和大闹粮食、油料、生猪、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些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回答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在这里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有些地方叫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许多人还没认识到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这是一种客观事物的必然运动、必然过程，人们要违反它，是不可能的。这种客观事物的必然运动，刺激人们的感觉，迟早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面来，迟早会被人们所理解，承认它，做出结论，制定方针、政策、办法，符合客观世界的运动，引导运动前进。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必然性是盲目的，当人们还不认识它的时候，人们就感觉不自由，被客观盲目性所统治，人们当了物质的奴隶。反过来，感觉了、反映了、分析了、揭露了、认识了这个客观事物，人就有了自由了。到矛盾被克服、问题被解决的时候，人就更加自由了。不是物控制人，而是人控制物。不是人为物的奴隶，而是物为人的奴隶了。现在，我们的人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大矛盾，一个大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公社所有制的基础。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基本上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我说基本上完全，基本上单一，就是说，永远也不会有绝对的百分之百完全与单一，永远还会有差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我们的宇宙永远是一个统一的复杂的宇宙。事物的多样性，这是辩证法。绝对完全，绝对单一，这是形而上学。这一点也要讲清楚。
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人民公社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事情是客观世界强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只能这样做，不许可别种做法，无所谓让步不让步，是如实遵守客观法则去办事，不可能违反它。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农民和基层干部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经过几年时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基本上完全、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基本上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逐步扩大公社的积累，逐步发展公社的工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的伟大、光明的前途，我们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富队发展，穷队也发展。穷队由于穷，他们会特别努力，如像许多穷得要命的合作社，经过努力，发展了，几年之间，赶上和超过了富社那样。我认为富社富队有希望，穷社穷队更有希望。谁能说不会是这样的呢？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一百几十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基本上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生猪、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不满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应该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相当大的甚至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的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改变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为了说明等价交换这个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我想说一下我们的历史。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家具和食堂所需要的用具。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部分的猪、鸡、鸭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资金、经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不是劳动者，他们的所得，都是从剥削别人的劳动而来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同志们，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谁要是不相信，就请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工作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合乎正当需要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以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级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1959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地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以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为了纠正上述两种倾向，毛泽东提出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郑州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触及了一些实质性问题。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对他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他在3月1日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他的思想观点形成的过程。他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1月、2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这一套思想。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毛泽东请胡乔木把这封信在会上宣读一遍。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尽管当时纠“左”还不彻底，但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这次会议结束后，各地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整顿人民公社。
在全国农村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进行整社过程中，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对各地提出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指导。
当时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即是以生产队还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月15日，毛泽东就此问题写了一份党内通信。他在信中说：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5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6个生产队。而这6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3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3月11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23000个高级社，平均每社320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即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差距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为了讨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部分所有制问题，3月17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要求党的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主要议题是：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进一步降低主要生产指标。上海会议（3月25日至4月1日）形成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至5日）通过了这个会议纪要、《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
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些批语、党内通信，并在会上讲了工作方法问题。
3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就城市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谈了看法。他说：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政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10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的。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文件决定“旧账”要清算、要退赔，规定生产小队也应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
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中平调生产队和农民的物资、劳力等，被称为“旧账”。第二次郑州会议规定“旧账一般不算”，而毛泽东在上海会议期间，根据各地整社中农民的要求，又决定“旧账一般要算”。3月30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上写了一段批注，说明算账的必要性。他说：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4月3日，毛泽东又对王任重关于湖北省麻城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注，说明算账的好处。他写道：
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四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认真（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同日，毛泽东又对谭震林关于省六级干部会议和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来信作了批语，继续阐述算账的必要性。他在批语中说：
各县、社4月不开大会。原定5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5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3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3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1957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5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指出：“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人民公社应“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又要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向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的办法。规定小队也应有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这是第一次。
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工作方法问题。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讲了工作方法问题，共16条：
一、多谋善断。二、留有余地。三、波浪式前进。四、实事求是。五、要善于观察形势。六、当机立断。七、与人通气。八、解除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十二、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由他挂帅。十三、要解放思想。十四、关于批评。十五、集体领导。十六、和各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的联系要加强。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多次称赞陈云反对高指标，提出了正确意见。1958年12月武昌会议确定的主要生产指标：钢为1800万吨，煤为3.8亿吨，粮为1050亿斤，棉为1亿担。当时陈云向胡乔木提议不要公布，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还是在公报内公布了。1959年1月，陈云再次提出，四大指标难以完成。但是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公布四大指标的做法，多次讲到陈云提出的正确意见。4月5日，他在会上说：1月25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他还说：去年武昌会议的公报，陈云同志提议，四大指标是不是不写，被顶回去了。
八届七中全会决定把钢的生产指标降为1650万吨。毛泽东对这个指标还不放心。陈云没参加上海会议。毛泽东在会后委托陈云就落实钢铁指标进行研究。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于5月11日在政治局会议发言中提出，将当年的钢产指标由1650万吨落实为1300万吨。5月15日，陈云就钢铁指标问题致信毛泽东。信中说：
参加研究钢铁指标问题的多数同志的意见，把今年钢材生产的可靠指标，定在900万吨……把将来超过900万吨的数量作为奋斗和争取的目标。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900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13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今年究竟能够可靠地生产多少钢材和多少钢，议论是不一的，不仅在北京如此，各省市的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就全局看来，为了安定生产秩序，为了使计划不再变动太多，我认为以900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毛泽东和党中央同意了陈云的建议，1959年的实际钢产量结果为1387万吨。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称赞过陈云。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他说：陈云同志老早就提出，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那个时候有个同志不赞成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1962年初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做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同志。据邓力群回忆，第一次整理的讲话稿中还有这些话，后来修改稿愈改愈少，改到最后这段话就被全部删掉了。
陈云是当时中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副主席，衷心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唯的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客观规律。因此，在1957年以后毛泽东日益脱离中央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陈云又曾几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有些时候曾被免去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力。
然而，毛泽东对陈云多次对“大跃进”中高指标提出不同意见是肯定的。陈云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建议，不要公布1958年粮食和钢铁的指标，以免陷入被动。毛泽东后来谈及此事，赞扬陈云：“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
在八届七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他还号召“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
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当时在军队干部中传达《工作方法16条》时说：
在封建社会，还有海瑞这样的人，不怕杀头，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就是怕失掉选票，就是没有这种勇气。这个故事很深刻，后人写了海瑞传，叫作“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定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
关于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海瑞精神，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回忆道：
1959年4月初，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了八届七中全会。
会前，我到毛主席那里去，主席便问我：“你认不认识海瑞？”又说：“我希望中国能多出几个海瑞。”我问：“是不是‘钓鱼’？”他说：“不是。刚才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讲了海瑞。会后，他对我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他还说：“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他又说：“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样，我有顾虑。”毛泽东又谈到人定胜天的问题，他说：“这一点是我同四川的农民，从成都到武汉沿路的同志，同党内一些同志，同鹤鸣兄的分歧。四川的老百姓一怕老天爷，二怕瞎指挥。我毛泽东管不了老天爷，马克思也管不着。但是我提倡‘人定胜天’，一方面要‘听天由命’，另一方面要‘人定胜天’，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上井冈山时只有几个人，可是后来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尊重科学。……张文伯先生在湖北时建议我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的问题，不要以个人的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
会后，毛泽东讲了希望党内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泽东又问我：“今天讲海瑞，反应如何？”我说：“有突如其来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会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时，请主席沉住气。”他说：“1958年12月26日你写信给我，实际上是否定三面红旗，我打击你没有？你同我唱对台戏，我保护了你。”我笑着说：“我只是奉你的命令及时反映情况，没有下结论，你抓不住我的辫子。”他又问：“你有顾虑？”我说：“有。”他还问我：“你敢当海瑞吗？”我回答说：“我不敢。何必呢？”我同主席直来直往，是因为有历史原因，是他把我当作“小伢子”，是他多次要我对他讲真话，我就讲了，从来未剋我，我的胆子就大了些。
八届七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继续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错误倾向，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就包产不要太高、密植不要太密、要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要机械化、要讲真话等问题，向全国六级干部提出了重要意见。关于讲真话问题，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末尾一段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尽管这封信纠“左”，还不彻底，信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设想也不可能那么快，但是它对抵制“左”倾错误的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给予了很大支持，对解决当时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毛泽东这封通信的作用，逄先知在追述田家英当时在四川农村调查活动时有所反映。他写道：
1959年4月初，田家英从四川农村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人民公社问题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在毛泽东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比较满意。会议结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18个问题》的规定。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要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正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种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分干部（他们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田家英说的，有些人好像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个劲儿地搞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行。这一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某些持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不让向下传达这封信。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意见，居然可以被人封锁，可见极“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按上级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
为了进一步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从1959年5月7日至6月1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个指示，决定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喂养家禽家畜，宣布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归社员所有。6月11日的中央指示说：“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6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发出了《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要求缩短战线。在6月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
为了巩固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连续纠“左”的成果，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毛泽东还在6月间召开了颐年堂会议，使这次纠“左”的努力达到了顶点。
吴冷西回忆说：
6月12日到13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开始就提出，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因此应当各抒己见，应当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周总理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在会上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陈云同志建议把钢产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实事求是的。富春同志、先念同志也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也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主席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话，并多次插话。他说，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毛主席还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他强调要总结去年的经验。他认为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回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亿—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主席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和多次插话，表明他对去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地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作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
毛主席在会议上还谈到报纸宣传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怎么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14日召集书记处会议（小平同志在5月间摔伤了腿，住院治疗）。会上大家议论了宣传上怎样转的问题。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宣传上应该转，但要逐步地转，不能急转弯，而且报纸公开宣传也不能把工作中的问题和盘托出，还要内外有别。最后决定，由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讨论决定。我们三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讨论和修改原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的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就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把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少奇同志审批。少奇同志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6月20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会上比较系统地讲了几点意见：
第一，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应当认真总结去年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他说，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厉害，下面怎样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但是，报纸也有责任，记者、编辑加油加醋，以致错上加错。因此报纸编辑部自己应当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只怪别人。反右斗争之前，有人曾要求报纸“独立负责”，不受党组织的领导。这些人发表了许多右派言论。同时还有另一种倾向，就是太死板，没有生气，教条主义。这也不是中央的意见。半年来报纸对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不报道、不宣传，这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是中央决定暂时不要说的。但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
第二，目前宣传要转变过去一个时期的状况，但也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转。这里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报纸要讲一些事情，又要不讲一些事情，就是要有计划地讲，既不要浮夸，也不要泄气。基本上讲正面的，也讲一部分缺点，讲一些困难。讲困难也是为了鼓劲，动员群众去克服困难。所以宣传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现在宣传上的困难在于过去公布了一些虚夸的数字，因而一直很被动，要变被动为主动，得有一个过程，因为实际工作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政策方针和计划指标已经确定，这是转变的前提，但还得有时间落实和贯彻。所以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中央报纸也好，地方报纸也好，在宣传中要有对敌斗争观念，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在报纸上捅出来。
第三，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去宣传。不能把所有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百分之一，讲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这是我们历来的做法。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无从说起。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当然，在讲缺点过程中，一点不泄气也困难，泄了以后可以再鼓。从全局来讲，主要还是鼓劲。
第四，根据过去10年的经验，经济建设是波浪式地发展的，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年年一样。因为人们做计划、定指标不会一下子就完全客观实际，不可能那么准确，总会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上半年慢了，下半年就快一点。上半年快了，下半年就慢一点，这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应该预先估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预作安排，这样就可以避免大起大落、大波大浪，避免经济工作的严重失调。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一般说，当时估计增长19％是可能的，但再高的增长究竟能够达到多少，这就心中无数。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地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平衡是运动中的平衡，运动的幅度究竟有多大才比较合适，这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犯了错误，可以取得教训，可以把事情办得好一些。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少奇同志的讲话，主要是谈宣传问题，也涉及对去年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总的分析。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也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看不大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年）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夺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毛主席在谈到宣传问题时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环顾左右而言他。
毛主席提出，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吴冷西他们三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同意毛主席的建议。
毛主席最后还说，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荏，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会议结束后，大家先后离开颐年堂，毛主席叫我留下，同时招呼少奇同志过来一起谈话。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你刚才讲报纸宣传的意见很好。《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是不是请你抓一抓《人民日报》。少奇同志说：现在我管的事情很杂，也很少接触《人民日报》，管不了，还是请主席直接管好。毛主席看少奇同志这么讲，就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谈到这里就散了。我离开颐年堂，少奇同志在门口对我说：《人民日报》要办好，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中央来断。这样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错误。
颐年堂会议可以说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整个纠“左”进程的顶点。这次颐年堂会后，中央各部门即重新安排1959年的计划，实事求是，认真落实。关于报刊宣传，会后也将中央的通知和我们三人的意见发出。但是，后来中央考虑到时间紧迫，7月初即召开庐山会议，决定暂缓召开全国报刊宣传会议。而庐山会议的结果，不但这个宣传会议没有召开，连那个关于目前报刊宣传的意见，也无疾而终。更重要的是，从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中断了，比1958年1月南宁会议更为严重的反右倾斗争展开了。
回韶山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之久的故乡韶山。
李银桥回忆说：
1959年6月，毛泽东在罗瑞卿、王任重和周小舟陪同下回韶山。住在韶山宾馆。
他看了看故居。在门口，他站住脚环顾周围，大概是回忆幼时的生活吧，深深吸了一口气，忽然指着门前的水塘对我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那时候还没见过长江。”
我们跟随毛泽东去看望一些老人，有和毛泽东同辈的，也有比他辈分高的。有个长胡子老头，毛泽东一见面就说：“30年没见你们了，我是来看望你们的。”他们坐下来聊了许多他小时候的事。
毛泽东访问了几户农民，在街上转一圈，还去小水库里游了泳。岸上围了许多群众。
毛泽东一边在水里自在地游泳，一边向乡亲们招呼道：“都下来游泳啊！”
乡亲们有的摇摇头，有的说“我们不会啊！”
“不会就学呀！”毛泽东看一看我们，冲岸上说，“他们都喜欢蛙式、蝴蝶式。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新名堂！”
于是，他一会儿仰游，像躺在床上睡觉歇息，舒坦轻松；一会儿“坐凳子”，真像坐在竹凳上，从容自如；又点燃了烟抽……岸上的乡亲们，又是赞叹，又是高兴，笑得合不上嘴。
毛泽东游完，上岸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座谈会，了解家乡的生产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
毛泽东的激动和不平静是显而易见的。夜里他睡不着，靠在床栏上，用报纸垫底，上面放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涂，涂了又写，嘴里念念有词。他作诗时才会这样。
哼来哼去，折腾有两个多小时，他停住笔，抑扬顿挫地吟诵出那首《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吟罢，又拿笔写了一行字：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年了。
“小封啊，”毛泽东招呼值班卫士封耀松说，“你去把秘书叫来。”
封耀松叫来了秘书。毛泽东吩咐秘书说：“你把这个拿去誊一誊。”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7点钟起床，围绕村子转。我们以为是散步，跟在后面随行。毛泽东转着转着就转到对面一个山坡上。
山上有个孤零零的坟包。毛泽东走到坟前便低下头去默立。这时我才明白，那是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
警卫局沈同副处长忙去旁边撅来一把青翠的松柏枝，递给我。这时，毛泽东对着坟墓深深地鞠下躬去，前后三鞠躬，眼圈有些红了。
我等毛泽东鞠完躬，便将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松枝，恭恭敬敬放在坟头上，又默立片刻，然后才离开。
整个过程，大家都没有说话。
离开父母的坟后，毛泽东视察了韶山冲所有的稻田。他发现对面山腰樟树丛冒起一股青烟，一个短发妇女正用耙子把草丛中的枯枝败叶搂出来，放进火里焚烧，便走了过去。
短发妇女闻声猛回头，看见是毛泽东，便抱起孩子一面大声喊着“毛主席来了！”一面把我们带进一栋干净宽敞的堂屋里。
毛泽东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坐在竹凳子上，抽着烟，亲切地同大家拉起家常来。他先问：“这栋房子住几家？”又问他小时候的好朋友土地老倌和四道士有没有后代。
大队党支部书记指指短发妇女介绍说：“她就是四道士的儿媳妇。”
毛泽东高兴地问她：“我怎么没见过你？”
她回答：“你老人家1927年就走了。我是1931年生的，所以没有见过呀！”
毛泽东又问：“你是哪里人？姓什么？”
“我是如意亭的。姓汤。”
毛泽东摇摇头：“如意亭没有姓汤的。”
“我小时候从宁乡逃难来的。”
毛泽东点点头，发现她穿着解放鞋，便问她爱人是不是解放军，当得知当过志愿军时，就说：“你是军属啊！他在外面打美国鬼子，你在家里打美国鬼子，你们俩都打美国鬼子。”
那妇女说：“我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毛泽东又问：“今年每亩能收多少稻谷？”
这一回，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因为当时到处都在“放卫星”，亩产千斤，双千斤，甚至上万斤的有的是。他们怎么说呢？
正在为难之时，有人爽爽快快地回答说：“亩产800斤。”
毛泽东摇摇头：“能产800斤？依我看，平均亩产500斤就谢天谢地了。要实事求是，要计划种田，要科学种田。”说着，看看大家，又风趣地说：“我看见韶山的稻田绿化了。但山上树不多。韶山人多山多地少，要腾出田来种庄稼。”
大伙点点头：“感谢毛主席……”话没说完，就被毛泽东打断了：“不要感谢我，要感谢人民。人民团结起来力量大。”
对毛泽东故乡之行，沈同也作过如下的回忆：
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视察工作途经长沙，应当地主人的邀请，顺便探望了阔别32年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
毛主席一行从长沙乘火车在刚修筑的铁路上行了一段，因不能直达韶山，便改乘汽车，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行程，汽车在村口停下。毛主席下车，站在路边，深情地凝望着故乡的山水和旧居，一路疲劳顿时消失，昂首阔步朝村里走去……少时离家驱虎豹，今日游子回故乡，情意深长。
毛主席回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乡亲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主席首先邀请了亲友故旧、长辈老人与同辈友好相聚便餐，意在叙旧。大家相会情绪热烈，围坐了3桌。征人回乡，故旧重逢，抚今思昔，促膝畅谈。怀念故人往事，谈论今日英雄壮举，语言亲切情意浓，游子返乡尽是情，语不尽言，气氛十分感人。
饭后，毛主席走访亲友和乡邻，看望了几家农户和烈属。他和主人一起坐在条凳上，吸烟拉家常，主妇们也抱着孩子围在一起互相问寒问暖，谈论生产和生活情况，情感丰富，亲切自然，大家不时被主席幽默的话语引得开怀大笑。
毛主席还到小学校去看望了孩子们。刚走到校园里，有一个小学生看见了毛主席，就大喊起来，正在上课的师生们立刻蜂拥跑出教室，把主席团团围住，拉着主席的手，亲切异常。主席的这些“老乡”只是在照片上见过毛主席，还从未亲眼目睹过这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亲人。老师搬来凳子，孩子们拉着毛主席坐下，有个孩子把自己的红领巾解下来给主席戴上，大家围着主席问这问那，主席应接不暇。当他们看到随行的同志拿着照相机准备照相时，孩子们和主席挤得更紧，两个孩子偎在毛主席的怀里，两边的孩子抱着主席的胳膊，还有个孩子在主席身后踮起脚尖，搂着主席的脖子，主席有些招架不住了，但他还是不想离开。毛主席几时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尽情享受孩子们的温存热爱呢？！正所谓“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乐亦在其中了！
毛主席参观了他的旧居。此前毛主席曾对有关同志作过专门交代，他的旧居不许花钱修饰。当看到故居旧貌依然，主席很满意。毛主席以主人的身份，向大家介绍哪间屋子是谁住的，哪件家具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放在那个地方，哪件用具放的位置不对了，墙上镜框里的相片都是什么人，是什么时间拍的。有时看着说着，睹物生情，主席就陷入了沉思……故人已逝，游子能不惆怅！然而，毛主席胸怀开阔，他诅咒那逝去的年代，被压迫受迫害的何止千家万户，不革命不牺牲怎么会有今天！
走到打谷场上，主席向我们讲起小时候帮助家里收割庄稼的情景。边讲边走，到了屋前的池塘边，塘边青草茂盛，池水清澈，一如当年，他会心地笑了，回想孩提时代，小伙伴们一丝不挂，在池塘里尽情嬉水，犹如翻江倒海，竟把一池清水闹成了泥汤，多么开心。
入夜，毛主席余兴未减，难以入眠，在大厅里往来踱步沉思……阔别故乡32年了，哪个游子不思乡！往事依稀如梦，面对故园思亲人，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回首当年，“风华正茂，挥斥方遒”，而今故人何在？昔日那些在奴役中觉醒起来的农民兄弟和自己的亲人，在党的领导下，人们“卷起农奴戟”，出生入死，奋不顾身地去反抗那些“高悬霸主鞭”的统治者。有多少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今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胜利来之不易啊！今天，奋发图强的劳动人民，前赴后继，已在建设自己可爱的河山，“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才是英雄本色。
毛主席只顾踱步沉思，行无所止。我怕他跌撞，陪他漫步。晚上10点，乡村惯例停电，他似乎毫无察觉，待我提起马灯，他才“啊”了一声，又同我谈起了白天的情景，一时满怀激情，索来纸笔，挥笔写成《七律·到韶山》这首情感四溢、生动感人的诗篇，抒发当时的心情。
次日清晨，毛主席起得很早，未吃早饭，便出门径自向故居前的一座小山走去。人们以为主席是在散步，但是看来目标明确，道路熟悉，直奔小山。山上林木葳蕤，杂草丛生，一条时隐时现的羊肠小道，曲曲弯弯直达山顶，昨晚我去查看，毛主席父母的坟墓在这座山上。游子返乡，居室空空，思念亲人，扫墓寄托哀思，当在情理之中。毛主席很爱他的母亲，可是扫墓未带祭品，我沿路采集了些鲜艳的花草和松枝，未到山顶就编成了一个小花圈，随行的同志还笑我好兴致。毛主席到了墓前，准备行礼，才感到墓前空空，没有祭品，我递过刚编好的花圈，主席高兴了，便接过花圈献在墓前，然后肃穆地行了三鞠躬礼。随行的同志们也自动地向这位人民的母亲行了礼。同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还对我表扬了一番，他对毛主席这次回乡探视，感到情节动人，意义深长。在十年动乱后，他任军委总参谋长期间，还写了篇回忆毛主席的文章，追记往事，仍情意绵绵。
毛主席了解到故乡修建了水库（水府庙水库），他喜出望外地说，这是百年大计嘛，一定要去看看。毛主席一行来到水库边，放眼望去，水面宽阔，比起儿时嬉水的池塘，不知要大多少倍。变化真大呀！他情不自禁地赞了一声。毛主席察看过水库的情况，走下大堤，兴致勃勃，就动员随行的同志会同当地的一些青年一起下水游泳。许多青年一见主席下了水，高兴得了不得，都立刻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跳下水去。有个小伙子见我划着小船随行，向我喊道，脱光了下吧，都是自己人。毛主席天真地笑了起来。他大概是想起了童年时代在池塘里嬉水的情景了吧！于是他带着队，游过了宽广的水面，进入狭长的深谷，两岸林木成荫，十分幽静，大家游得尽兴而归。上了岸，主席说，水这么清凉，游得可真舒服啊。
毛主席要走了，乡亲们扶老携幼，妇女抱着孩子，来给他送行。毛主席勉励乡亲们，要奋发图强，努力生产，使家乡的生产建设再上一层楼。送行的人越来越多，惜别之情越来越浓。于是，我们在旧居前的广场上组织了大合影，拥挤的人群才有了秩序，随时入列者仍络绎不绝。主席一行朝村外走去，乡亲们依依难舍，送了一程又一程，毛主席不断回头招手，情真切，意绵绵。走得很远了，我们请主席上了车。汽车开动了，乡亲们仍在招手呼唤，汽车开得很远了，人们还立在路边眺望，久久不肯离去。
-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93—97页，100—104页。
- 严文：《纠“左”的起步》，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 严文：《纠“左”的起步》，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05—114页。
- 朱仲丽：《彩霞伴我》，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52—155页。
- 在这句之后，原文还有“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1961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一本干部学习材料中收录的这段话时，删掉了这11个字。——原注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06—807，808—809页。
- 《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 《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 《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130页。
-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14页。
-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78—179页。
- 梅白：《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1—32页。
-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3—142页。
-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49—254页。
- 沈同：《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0—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