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宋前期自宋孝宗赵昚即位以来，励精图治，锐意恢复，一时颇具中兴气象。其时，诗坛上也涌现出一群杰出诗人。他们大都自江西诗派入，又自江西诗派出；自辟新径，独树一帜，从而使南宋前期诗坛大放异彩，形成两宋诗歌发展史上又一次新的繁荣。这群杰出诗人的代表者，被视作“中兴四大诗人”。

有关“中兴四大诗人”的说法稍见不一。杨万里称“范、尤、陆、萧”；尤袤称“范、杨、陆、萧”；而宋末元初的方回则称“尤、杨、范、陆”。杨、尤两家之说，不列己名，显然出于自谦。方回之说晚出，比较客观，易被一般文学史家所采纳。由于尤袤和萧德藻留传作品很少，难以深论，故真正引起人们关注和研究的，是陆、范、杨三人。

陆游作为一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与前代屈原、杜甫齐名，炳彪青史。按照传统说法，范成大以“田园诗人”的美称名世，而杨万里则以其卓然自立的“诚斋体”饮誉南宋诗坛。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今苏州市）吴县人。他出身于官宦书香门第，其父范雩宣和六年（1124）进士，官至秘书郎。范成大比陆游小一岁，比尤袤、杨万里大一岁。生值“靖康之难”，北宋灭亡，中原沦丧。建炎三、四年（1129、1130）间，当他还在孩提时，举家便饱受战乱之苦。少年的范成大又先后遭母、父之丧。自此十年不出，无意科举仕进，取唐人“只在此山中”句意，自号“此山居士”，过着清贫的生活。直到二十七岁，才接受父亲生前友好王葆的劝勉，留意举业，并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九岁，从此开始了他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

范成大初期的仕宦生涯并不春风得意，在其第一任徽州司户参军任上沉滞六年之久。绍兴三十二年（1162），得友人相助，入临安为京官。也正是在这一年，高宗禅位于孝宗，开始了南宋王朝的所谓“中兴”时期。范成大入京后的八年间，除一度出知处州（今浙江丽水）外，由枢密院编修、著作佐郎而国史院编修，无非都是“清职”，很难有所作为。

作为范成大仕途生涯的转折点，是乾道六年（1170）的使金之行。其时，宋孝宗意欲收复河南“陵寝”之地，更想改变向金使跪拜接受“诏书”的屈辱性礼仪。但金人素来恃武骄横，人莫敢行。范成大却能置生死于度外，慨然受命，以起居郎借资政殿大学士衔，充“祈请国信使”北行。及金廷，在敌人恫吓乃至杀机已萌的情况下，他镇静如常，屹然不动，事后得到南北朝野的一致称誉，范成大也因使金有功升中书舍人。次年，他又公然反对孝宗擢升奸佞外戚张说为签事枢密院事，声誉益增。但也自知万难立足于朝，便自动请领祠禄归里，而当他复职再起时，已跻身于高官行列了。

自乾道八年（1172）冬起，范成大先出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市）兼广西经略安抚使，继之调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都是辖制一方的封疆大吏。淳熙四年（1177），以病东归，入朝为礼部尚书，次年四月，更以中大夫除参知政事（宰相），达到了他一生仕宦的巅峰。但仅两月，便遭谗落职。六年二月，复起知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兼沿海制置使；七年，改知建康府（南京）兼行宫留守；九年，因疾告退。在以上任职地方期间，他兴利除弊，减租赈民，治兵选将，巩固边防，做了不少有益于社会安定、发展农桑的事，受到人们较为普遍的尊敬。

自淳熙九年（1182）始，范成大隐退家乡石湖，过了十年田园生活。宋光宗赵惇绍熙四年（1193）九月卒，时年68岁。卒后赠光禄大夫、太师，谥“文穆”。

综观诗人生平行事，大体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归，尊君爱国，勤于政事，体恤民瘼为其仕宦准则。然就个人生活而言，则自少及老，尤喜佛老之学，而在其仕宦后期，更时时向往恬淡闲适的田园生活，一些学者认为，这也许与他自少体弱多病的健康状况有关。

范成大著有《石湖诗文集》一百三十卷，杨万里遵嘱为之作序。清人顾嗣玄取其诗歌刻印《石湖居士诗集》三十三卷。此外，又流传《石湖词》一卷。范成大主要以诗名世，今存诗计1900余首。

范诗的题材较为广泛，或国计民生，议时论政；或山川行旅，自然景物；或田园风光，风土节序；或亲友交谊，感叹人生；或厌倦游宦，自抒情怀；凡此种种无不形诸笔墨。他的诗虽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博采中唐张籍、王建、白居易诸贤之长，而加以发展变化，最后自成一家的。范诗的基本风格，前人多有评述，大体上可归纳为：　温润妩丽，清新婉峭。

最能体现范成大诗歌成就的，当推其爱国诗和田园诗。

范成大的爱国诗篇自以其使金纪行诗为优秀代表。然则，范成大的爱国思想既贯彻始终，则其爱国诗篇自也不会局限于一时一事。早在青年时期，诗人便有《秋日》（其一）即景托讽：“莫把江山夸北客，冷云寒水更荒凉。”对南宋王朝的黯淡前景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应试建康时，有《赏心亭再题》云：“赤日吴波动，苍烟楚树昏。向无形胜地，何以控乾坤？”不独南北景观不同，内涵深沉，而且对高宗赵构贪图安逸，不思恢复，定都临安，提出了婉转而尖锐的批评。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作七十二首纪行诗，充溢浓郁的爱国情感，读来感人至深。这一大型系列组诗，大致可分以下几种类型：

一、咏古讽今。如途经建康所作的《双庙》，诗咏赞了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名将张巡和许远的孤胆忠勇，以少御众，至死不屈，从而也就借古讽今地谴责了宋王朝的昏庸无能。最后的愤愤一问，更是发聋振聩，令人深省。其锋芒所向何止北宋的徽宗赵佶及蔡京之流，南宋的高宗赵构及秦桧等辈又何能推脱罪责！

二、描绘金人统治下的破败萧瑟景象，和北地人民饱受奴役的悲惨命运。读《宜春苑》诗令人黯然销魂：　昔日亭榭华丽、桃李争妍的御花园，而今却落得“狐冢獾蹊满路隅”；唐玄宗避难入蜀，尚能驾返连昌宫，而宋代帝室何日才能重幸“寸草无”的宜春苑呢？《清远店》一诗则揭露了历史的大倒退。诗人原注云：“定兴县中客邸前，有婢两颊刺‘逃走’二字，云是主家私自黥涅，虽杀之不禁。”这岂非由封建制退向奴隶制！

三、写自然风光而抒复国情怀。如《龙津桥》：

燕石扶栏玉作堆，柳塘南北抱城回。

西山剩放龙津水，留待官军饮马来。

诗描摹龙津桥景色依旧：　白玉为栏，引水西山之上；柳塘清波，南北抱城萦回。诗以“剩放龙津水”引出结句“留待官军饮马来”，图景壮阔，气势豪迈，表现出抗金必胜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

四、传达中原父老渴望光复故土的心情，这一类诗篇情景真切，最是感人，如《州桥》（见后）与《翠楼》。州桥旁，中原父老年年等驾；翠楼上，白发翁媪相扶跪拜：　看此等场景，能不为之泣下？“几时真有六军来？”“垂老从今几度看！”听此等话语，能不为之动容？以上也许纯属想象之笔，但其艺术真实却毋庸置疑。

五、临危不惧，自抒报国决心，如其《会同馆》。这是组诗的最后一篇。据作者诗下自注云：“授馆之明日，守吏微言有议留使人者。”此诗直如一纸气干云霄的壮烈宣言，不惜万里殉国，气节凛然，读之令人油然生敬。

如上所述，范成大关切国事之情至老不衰。他在四川任上曾作《海云回，按骁骑于城北原，时有吐蕃出没大渡河上》，诗的结四句云：“顿辔青骊飞脱兔，离弦白羽啸寒鸱。牙门列校俱剽锐，檄与河边秃发知。”豪气冲天，壮志凌云，大有一代爱国将帅的丰姿，时诗人已五十一岁。及晚年归隐石湖后，六十二岁的老诗人尚有《题夫差庙》之诗，借古讽今，忧虑国事。

范成大在我国古代诗坛上向有“田园诗人”之称，原因有二：　其一，诗人以其《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如此大型系列组诗，全面、细致、真实、生动地表现田园生活，实属空前之举。其二，融田园诗与新乐府精神于一炉，开拓新天地，富有艺术创新精神。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诗经》中的《豳风·七月》描叙农民一年四季的劳作，堪称最古的“四时田园诗”。但按照传统的文学观念，未被认作是田园诗的最早源头。人们普遍以描绘田园风光、抒发闲适情怀为田园诗的特定内涵。于是，晋代的陶渊明成了我国田园诗的首创人（其实，陶渊明的田园诗尚有其抒写个人劳作体验的一面）。到了唐代，号称“山水田园派”诗人的王维、孟浩然，承陶而自见艺术特色，尤重田园归隐之乐。中唐以后，元、白诸家倡导新乐府，作“田家词”、“悯农”、“农家叹”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农家生计之艰辛与苦难。但文学评论家历来不将其纳入田园诗的范畴。这种各为系列的局面一直延伸到北宋终结，犹自未变。

其实，即便在范成大的初、中期创作中，两者依然互不交融。如其“信步随芳草，迷途问小童”（《寒食郊行书事》）、“桑叶露枝蚕向老，菜花成荚蝶犹来”（《初夏》）之类，显然是沿袭陶渊明田园诗的路子，而其《催租行》、《后催租行》诸作，则无疑地继承了中唐以来的新乐府精神。再者，中唐诗人刘禹锡贬夔州，据民间《竹枝词》以撰新词，每首七言四句，主要写下层人民的生活，一时盛行，后人多有仿效。范成大入川至夔，亦有《夔州竹枝词九首》，而其晚年所作《四时田园杂兴》正是采用七绝形式。据此，不妨说，范成大的杰出贡献，正在于巧妙地将新乐府、竹枝词融入传统的田园诗中，勇于创新，从而为我国古代田园诗的健康发展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有的写田园风光，如《夏日》之一等。这类诗写来优美而静谧，静谧而富有生气，并完美地抒发了诗人恬淡闲适的情怀，属传统田园诗的典型格调。组诗有的描绘欢快的劳动场景，如“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无疑当归入“农家乐”的范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农家叹”，如《夏日》之十一和《冬日》之十，采菱者的辛苦生涯充满血和泪，催租人的无赖嘴脸正是诗人早期名篇《后催租行》的缩影，此类诗篇最能体现范成大田园诗中的新乐府精神。此外，如《夏日》之九写农家淳朴好客的民风，如《秋日》之二写“田舍”不同于“朱门”的“七夕”之夜，都能给人以亲切、鲜明、愉悦的感受。

如果说，范成大退隐石湖所作《四时田园杂兴》组诗堪称“红花”，则其稍后所写的《腊月村田乐府十首》便可视为“绿叶”；绿叶红花，互为映衬，相得益彰。诗主要描叙吴地的乡风民俗，采用乐府诗体形式，写来自由舒展。其中有些固属陈规陋习，但大都经历代流传至今，反映了当地人民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如《照田蚕行》即以祈求丰年为主题。“夜阑风焰西复东，此占最吉余难同，不惟桑贱谷芃芃，仍更苎麻无节菜无虫。”在吴民看来，照田蚕之举是祈求丰年的百千占卜中最为灵验的一种。诗中对“照田蚕”场景的描摹也极生动：“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飘流萤。”此外，如《卖痴呆词》反映吴民冀希世代聪明，写来甚为诙谐风趣。

最后，范成大在其漫长的宦游生涯中，写下了不少行旅纪行诗，如《高淳道中》、《拄笏亭晚望》、《回黄坦》、《荆渚中流回望巫山，无复一点，戏成短歌》、《鄂州南楼》等篇，都能展示其较高的艺术成就，这些诗篇为石湖诗增色不少。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江西吉水人。他小范成大一岁，绍兴二十四年（1154）与范成大同榜登第。初任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丞。在永州时，曾谒见贬谪永州的抗金名将张浚，张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深受启迪，自题书室名曰“诚斋”，人因称诚斋先生。

孝宗即位，张浚复起，诚斋被荐为临安府教授。丁父忧后，改知隆兴府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上《千虑策》，深受宰辅虞允文的赏识，荐为国子博士，此后累官至礼部右侍郎。自淳熙元年（1174）始，先后出知漳州、常州，改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升广东提点刑狱。十一年冬至十五年春，杨万里复任京官，官至秘书少监。其时，高宗卒，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得罪孝宗，旋即出知筠州（江西高安市）。

光宗接位，召为秘书监，三度立朝为京官。次年，借焕章阁学士衔，特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这一不甚光彩的使命引起他内心很大的激荡，一路上写下许多忧虑国事的诗篇。后因其刚正不阿，不容于朝廷，出为江东转运副使。继之，又因事忤逆宰辅，改知赣州。其时他已倦于仕途，于是乞辞官而归。

淳熙三年（1192）后，杨万里退居乡里，至死未仕。宋宁宗赵扩继位后，曾两度诏赴京城，但他都坚辞不赴。权臣韩侂胄专政，请他为其新筑南园作记，他坚不从命。开禧二年（1206）卒于家中，时年八十岁。卒后赠光禄大夫，谥“文节”。

杨万里著有《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其中诗四十二卷，计4200余首，在两宋诗坛上可算丰产诗人，仅次于“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他将诗篇按照其生活历程依次编为九个专集：　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江东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续集、退休集。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这种编次方式很有助于了解诚斋诗风演变的轨迹。

众所周知，杨万里以其独创的“诚斋体”驰誉两宋诗坛。但因此也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杨万里的诗材仅囿于自然山水和琐细的日常生活。其实不然，诚斋诗中自有忧国怀民之作，不过为其“诚斋体”盛名所掩，较少受人青睐罢了。

由于诚斋重视诗的“内趣”，其关切国事之作大多不直接议时论政，不慷慨激越，而常出以婉而多讽。如其《跋蜀人魏致尧抚干万言书》、《读严子陵传》、《过石磨岭，岭皆创为田，直至其顶》、《晚风二首》等篇，都是或借故实，或托古人，或借眼前景物，以表现其对时风的抨击和对国事的忧虑。他的长篇题画诗《题曹仲本出示谯国公迎请太后图》，更是句句含讽，发人深省。结句“君不见岳飞功成不抽身，却道秦家丞相嗔？”明劝曹勋及早隐退山林，实将矛头直接指向高宗赵构和卖国贼秦桧。在陪伴金使的行程中，他迭出佳篇。《过扬子江》之一，有感于当世英雄无觅和金山绝顶向金使献茶的屈辱惯例，说：“千载英雄鸿去外，六朝形胜雪晴中。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过扬子江》之二，有感于敌强我弱，长江“天堑”之不足恃，说：“旌旗隔岸淮南近，鼓角吹霜塞北闲。多谢江神风色好，沧波千顷片刻间。”待上得金山绝顶，更作石破天惊之语：“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移情江山，而发恸彻肺腑之声。《初入淮河四绝句》是杨万里抒发国忧的代表作，堪谓字字含泪，句句带血，但，或语意婉曲如“何必桑乾才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或托物寓意如“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总不肯一味出以平直。

相比之下，其怀民之作就显得较为豁朗明快。如其《悯农》说：“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旱后郴“寇”又作》说：“去秋今夏旱相继，淮江未净郴江沸。饿夫相语‘死不愁，今年官免和籴不？’”此外，如《宿龙回》、《观稼》等篇也有此特色。甚至像《促织》这样托物寓意的诗，其锋芒所向仍十分显豁：“一声能遣一人愁，终夕声声晓未休。不解缫丝替人织，强来出口促衣裘！”

以下转说“诚斋体”。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三十六岁前学江西；三十六岁后学陈、王及唐人；五十二岁时辞谢前贤，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流标格。

“诚斋体”有何独到的艺术特色？对此，古今学者多有评说，但以今人钱钟书先生的评说最为精当。钱先生将诚斋诗与南宋第一大诗人陆游的诗作了生动形象的比较：

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善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如摄影之快镜：　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　此诚斋之所独也。（《谈艺录》）

大体说来，“诚斋体”诗鲜明的艺术特色有四：

一、诗材以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情趣为主。江西诗派偏重在书本中讨技巧，诚斋则喜从高山流水、蜂喧蝶闹中求灵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征行自有诗”，“山中物物是诗题”，“无山安得诗”，“不是风烟好，何缘句子新？”著名诗人姜夔对他描摹大自然的艺术天才很是佩服，曾戏言“处处山川怕见君”（《送〈朝天续集〉归诚斋》）。

二、观察精微，善于捕捉自然界中不易为人觉察而又转眼即逝的景象，即钱先生所称“眼明手捷，踪矢蹑风：　此诚斋之所独也。”犹今日之善摄快镜者。如其《小池》小荷“才露”，蜻蜓“早立”，妙境只在瞬间，稍纵即逝，全凭诗人眼光敏锐精微，摄像灵动快速。于是，不独泉眼与泉水、树荫与池水相互爱怜，而蜻蜓与小荷也相倚互偎，亲密无间。大自然就是如此和谐美好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三、善于发现奇景，发明奇趣，并伴随有强烈的幽默感。诚斋于自然景物，不只善于写生和摄像，且能潜心体悟，发掘常人所难以领略到的奇景奇趣。如：

坐看西日落湖滨，不是山衔不是云：　寸寸低来忽全没，分明入水只无痕。

（《湖天暮景》之二）又如：

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

（《晓行望云山》）

平常的景色一到诚斋笔下便“活”了起来，并“活”得如此新奇而风趣，真令人悦目快心。

诗人又善于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寻觅新鲜的诗料，如其《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诗人初夏午睡醒后，于百无聊赖之际，步出庭院，忽于“闲看儿童捉柳花”的一刹那间，无意中捕捉到了生命的活力与欢欣。他童心萌发，“戏掬清泉洒蕉叶”，使庭外“捉柳花”的儿童误以为阵阵雨声打从天来，个个惊怪莫名，于是诗人会心地笑了。宋人好以理遣情，是以常是旷达有余而情致不足。诚斋则善从日常活脱的生活中遣闷觅欢，给人的感觉既亲切新鲜，又风趣可人。这正是诚斋体诗的魅力之所在。

四、语言自然活泼，清新流畅，更不避俗，直以口语入诗。江西诗派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讲究“点铁成金”，“以故为新”，而读诚斋体诗则如读当日的白话诗，天然活脱，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这和诚斋追求新奇、诙谐、活脱的诗趣诗风，正契合一致。

“诚斋体”的局限与弱点也显而易见。其一，过于钟爱自然山川和日常生活情趣，必将有意无意忽略现实的社会人生。其二，新、奇、快、活，固然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但常是缺乏耐人寻味的崇高意境和深沉内蕴。其三，诙谐幽默一旦失当，难免失于油滑。

本书选译范成大诗64首，词10首；选译杨万里诗82首，词3首；合计159首。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朱德才（山东大学）
杨燕（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