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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里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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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内外交困。国际上，帝国主义阵营对我们进行严酷的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苏联老大哥又一夜之间反目，掣肘。一时间，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建设难以为继，正建或待建的大型项目资料被拿走，设备撤离，专家调回。国内，“大跃进”的虚浮后果日显，自然灾害肆虐，物资极度匮乏，使得国家日渐贫困，国民生存艰难。

1960年夏天，我从太原育英学校转学到大连第一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对国际国内形势只是一知半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挨饿。

在太原育英学校时，军医的儿子张可兴由于吃高粱面饼子，拉不下大便，憋得两眼流血滴；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偷食堂的窝窝头吃，被老师“押送”回北京家中；太原市市委书记的儿子张群炎，以为我的同学张万林给他分的菜汤少了，一大铁勺打得张万林头破血流，住进了解放军二六四医院……

儿时不记仇，男孩间的龃龉矛盾都是那时的困难造成的。

到了大连也还是饿。由于粮食奇缺，每天配给的五六两口粮，根本不够一顿吃的，又没菜没油，我这十四岁的大男孩饿得脸色都绿了。

本来我是个规规矩矩守纪律的好学生，居然在课堂上坐不住，和弟弟偷偷跑出去。——到哪里去呢？到饭馆去！到了饭馆才知道，没有钱又没有粮票，哪有饭吃啊。只能趴在窗户外往里看，就为了看别人吃东西。这一看，不就更饿了嘛。

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我给母亲写信，希望给我邮一些粮票。我眼巴巴地等啊等，母亲回信狠狠教育了我一番：“国家有困难，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毛主席都已经半年没吃肉了，你别资产阶级思想太重！”

话虽这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三个月后，我转学到沈阳市八一学校，弟弟则转到旅顺市的一中（那时我家住在旅顺，可以就近关照）。八一学校有点儿部队的供应，部队自力更生开荒种地收得的粮食蔬菜，官兵们舍不得吃，都拿到学校来养了军人子弟。

为了填饱我们这些饿鬼的肚皮，食堂的师傅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制作充饥的“代食品”。有一种代食品饼干还挺好吃的，是把苞米秸、高粱秸晾干了，磨成粉做成的。他们还研制了一种增量法，本来一两米，只能做一小碗米饭，用了增量的方法，体积可以增大4倍，能盛满满一大碗。可是吃起来就滔滔乎乎的，毕竟只有一两米的分量。

不管怎样条件总算好了一些，不至于再饥肠辘辘听不进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