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诗鉴赏辞典》序言
在我们中华的文学史上，数人齐名并称，其例举之不尽，这是什么道理？你可以说成是一种“传统”，一种“风气”，然而仔细想来，此一现象之“背后”，也隐含这一种中华独特的文化意义。在西方，似乎没听见有过“三沙二但”之类的提法（沙是莎士比亚，但是但丁）。我们则不同于西方，“三曹”、“两司马”、“三张”、“二陆”……那是自古以来脍炙文坛，蜚声腾美，光焰不磨。何也何也？我自然不一定能够作出解释，但是觉得至少有一点比较明显：我们中华几千年的文化长河——这一条灿烂的天汉银河中，出现了数不清的大星巨耀，璧合而珠联，彩骖而辉俪，令人翘首云霄，时深景慕。源远流长，积累丰厚，相提并论者遂多。这恐怕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原由。
“三曹”、“二陆”这种例子自有特点，因为它们是乔梓棠棣，一姓同时。说到我们此刻的本题“三李”，性质却又各异。太白、长吉、玉谿生，三人的关系与那并不相同，而且时间上也不相连属，他们的风格更是绝不相同。那么，是什么把他们三个“拉”在一起的呢？
唐代诗史上不提“三王”、“三杜”。却标“三李”，确实令人感到别有意味可寻。
太白与长吉、玉谿，时间上大约相去有百年之久；前一位是“大西北”的人，后二位是中州才士。他们真是秦楚自分，古今有别。假如只因都是姓李，就把他们三个拉在一起，那只能是一桩笑话，庄严璀璨的中华唐代诗史上，是不会出现这等笑话的。
那么，这里必然另有一条“纽带”将“三李”联在一处，标作同流。
这个纽带是什么？要想鉴赏“三李”之诗，这当然是需要我们思索的头一个问题。
如依拙见而言，“三李”之并称，是因为他们是有唐一代诗人中最突出的“纯诗人型”的作手。
所谓“纯诗人型”，自然是一个相对于“杂诗人型”而撰出来的名词，它怎么讲？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例如李后主、纳兰容若，他们未必一生没写过一句诗、一篇散文，写出来的也未必就全不“及格”，但是文学史上公认，他们这样的，是纯词人，他们纯以词见长，以词见称，而不是以诗以文。道理就是如此。大白、长吉、玉谿，必然也能文能赋，但没有人以文赋家见许。他们一非官僚，二非经师，三非学者……只单单是个诗人。在我们中华文化传统上，能做官僚经师学者的，也没有一点儿诗不会作的，但他们纵然作得好，也只能是“杂诗人型”的作者，难与“三李”这样的相比而论。
纯诗人型的作手，不是凭学问来作诗，凭“理论”来作诗，凭“主张”来作诗。他们凭的是诗人之眼、诗人之心、诗人之笔来写诗。他们凭的是才。
似乎“才”是个旧名词，即传统用语。在我们这里，不必说诗的领域，就连论史，也要讲才，比如刘知几，就讲才、学、识，而以才列于首位。才的事情，内容丰富得很，并非换用一下“天赋”、“天才”就算说明了的小问题。才的表现呈为千变万化的奇姿异彩，但只有它与纯诗人型的诗人结合时，方产生头流诗家作手。“三李”者，即是这一行列中的出类拔萃之人。
“三山半落青天外”，他们像三座天外奇峰，在唐诗的莽莽群山中挺峙，光景特异，佼然不群。
我们传统上常用的词语，以才为领字的，有才情、才思、才华、才调、才气。如今就拿我们自己的民族审美概念术语来看“三李”，他们在“才”的共同点之下，又各有特点个性。依我看来，太白是才气，长吉是才思，玉谿是才情加才调。其间当然互有“串联”，但大体而观其表现，可以如此区别。
太白的才气，常常使人感到一种惊奇和震慑。他的这种才气是不可学也不必学的。没有那种极高的天赋，硬要强学，定会学成一副空架子滥调，浑身是毛病，令人不可向迩。赏他的诗，一种“气势”向你“扑”来，如万里之长川，千仞之瀑布，令你无可“阻挡”和“招架”。他的思想与艺术的力量，使你不能另有选择，只有“接受”。他的才气，就具有这样的神力。
欣赏太白诗的，感到他不是靠含蓄回复，而是靠一气倾泻来写其胸怀。他的惜别诗、怀古诗，都是如此。他简直“铺天盖地”、“一空万古”地向你倾注喷薄。他可以说“尽头语”，不留“有馀不尽之音”，却同样使你震荡五内、不能自已。过去常说他是仙才，我看应该也是神力。只是仙，可以超妙，却不一定有此夺人魄的神力。
初学者，常常喜欢他那最浅的一面，比如“千里江陵一日还”、“疑是银河落九天”之类，觉得流畅飞扬，以为上品。需更提醒一下：太白自有另一面，不容忽视。“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可是只凭“气势”的人所能写得出的？潇洒不同于浮薄，深厚不一定凝滞。单线路、单层次的头脑和心灵，最容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比如你若只看到他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大概又认为这是“豪放”之笔，但当你再看下面是“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则太白这位流浪者借酒消愁，别有深怀的气度，才使你憬然而醒悟。他的笔不都是“放闸之水，燃信之炮”。“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这，才是太白胸襟深处的声音，也是他高超的笔调——换言之，这才是太白的真本色。
从鉴赏这一特定的角度来讲，我以为“三李”之中以太白最不容易为一般初学者领会其真际，所以在此多说了几句。至于长吉与玉谿，我倒觉得比较“好办”——不是说他们“简单容易”，而是说他们特色鲜明，历来论析赏会的，也多能道着他们的“要害”，不难披卷而得。
太白的诗，不由苦思和“数易其稿”、“涂改殆不可辨识”而得，杜少陵说他“斗酒诗百篇”，“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可见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捷才了。长吉则虽非相反，却成对比。他是呕心沥血，拿精神性命来作诗的。他的短寿，和他的苦思冥索以觅奇句奇境，未必毫无关系。然而说也奇怪，虽然长吉作诗“锦囊”贮宝，与百篇千首的太白不同，可他的风格却全然来自太白。他不多写律绝，而特擅歌行，你看他那气势、格调，包括书生不得志的感慨，八荒万古的艺术想象力，无不与太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的独立价值却是自辟鸿蒙、别有天地，与太白混淆不得。古今诗人，尽管体性不同，几乎少有不为他的奇情异彩所“震”住的。有的还要仿效几首。顺便一提：《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本是一位诗人，诗有奇气，为朋辈所折服，就屡次称他是“诗追昌谷”。这是真正的“纯诗人”，真正的奇才。读他的诗，也不要忘记杜少陵称许太白的“清新俊逸”四个大字，特别是一个“俊”字。你读长吉的马诗，就应该体会得出。
太白、长吉，使你惊喜，使你起舞，使你悲感——但不大使你多生缠绵悱恻、低徊往复、荡气回肠的感受。这就要向玉谿生去寻找。对玉谿诗，无待更作多馀的讲解介绍。他的才情笔致，风调襟怀，无一不使人意降心折。他博得了古今学诗爱诗者的倾倒与爱慕，其影响所被，虽不敢与李杜相抗衡，但拿长吉作比，那是小邦与大国之别了。慕而效之者多，以至宋初有了“西昆体”名目，这是最好的例证。
玉谿诗不逞才、不使气，也不追求诙奇幽幻的想象之境。他凭的是人间清词丽句——这丽，不是涂饰华丽艳丽的俗义。他凭的是情深笔妙。一般多为他的“无题”七律诗所惊动、所陶醉，那当然是出色当行，千古绝唱，但因此也往往忽略他的诗才在古体与排律上的非同凡响的成就，可惜论者就远不如论“无题”律诗那样多见了。我还认为，玉谿的七言绝句，实在最好，笔之深婉，格之高洁，境之清华，语之韶秀，气之俊爽，韵之绵邈，他人或得有一节之资，断难如他那样，诚为天予众长，汇为一美。值得特别提明的是，这位真正的“纯诗人”，寻找他在诗史上的渊源脉络，如果编列“唐诗谱系”，应当把他列在诗圣杜子美的系下，而不是太白的支裔。这个史的现象可能是出乎一些人的想象之外的，倒是应当引起深思，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学奥秘。
鉴赏之学，原不等同于一般的文学史的叙列，辞典或百科全书的著录——那是知识性介绍为主，也不同于“文义串讲”、“白话翻译”。鉴赏者当然也要弄清作者作品的一切时地、背景、有关情况、文义典故等等之事，但鉴赏不是罗列重复这些，而且也不是近来鉴赏书物里相当流行的一种做法，即名为鉴赏之篇，却看不到鉴赏者的心得体会，特别是艺术的独到之阐发与抉示，往往只写下一些普通文字通用术语，诸如“塑造形象的鲜明生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等等之类，以为即此可尽鉴赏之能事。其实，这是什么也没有说明，什么也没有领会，什么也没有给读者抉发启示。如果以此等来代替真正的鉴赏，以此来理解和认识“三李”的出群超众，那就无怪乎今天的诗坛上少见“三李”式的大诗人重新显现身手，为中华的诗国领域踵事增华了。
我开头说“三李”是真正的“纯诗人”，当然是我杜撰的名目。其用意是要说明：在我中华历史上，凡读书人，自唐代以来，几乎无一个不能作诗的，但会写几句诗，并不等于就是诗人。因此，大多数实是“非诗人”，或者最多是“杂诗人”，他们虽然能诗，却够不上真正的诗人。他们并不是以诗人之心眼观物，以诗人之手笔抒怀，而往往是以学问而为诗，以典故文字而为诗，以主张、学说、理论而为诗，以交游应酬而为诗……这样的貌似诗人者，实非诗人。他们有时可以成为“害诗”者。所以我特别标明，像“三李”，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纯诗人。对他们的鉴赏，是重要的。
《三李诗鉴赏辞典》的编纂出版，标志着我国鉴赏学的逐渐提高与普及的可贵的足迹。我是三李诗的爱好者，但缺乏深切的研究；今为辞典撰序，不过粗陈浅见，聊供参采，不当之处必多，尚赖方家惠予匡正，实为幸甚。
己巳中秋佳节
一九八九年之九月写讫于北京茂庭
（宋绪连、初旭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