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典故词典》序
这部《诗词典故词典》的梓行，使我在欣喜之馀，亦不免感慨系之。承庆生教授嘱撰弁言，因将所感粗记于此，以当芹献。
典故这项名目，对相当数量的人来说，是很讨厌，甚至是惹人反感的东西。从古以来，反对在诗词中用典，想把它“打倒”的人就不少。比如，主张“即目”、“脱口”，那还可说是针对“雕绘”而发，而“羌无故实”的提法，确实使“反对派”在措词上也增添了“武器”。在词坛上，标榜“清空”、排斥“质实”的论家，在南宋已经很有名气了。往近处说，自从王静安先生出而提倡“不隔”之说，遂连“代字”（其实那是词人因音律、因艺术效果而考虑的词汇变换）也在排斥之列，而“代字”往往即由典故而生，或即变相的用典。所以他实际上就是反对用典。到“五四”时期，“白话文学”的倡导者更无待多讲，误以为典故是与白话无关的东西。于是典故在近代文论中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为它说“好话”的，乃有稀如星凤之概。
庆生、令启二君撰此词典，主要目的是帮助青年一代爱好诗词者解决学习和欣赏上的困难，这决不能说成就是给典故“说好话”，或者“提倡用典”。但是当我在此序言中要为典故稍稍“张目”，想来也还不致成为题外之浮文涨墨。我要说一句：典故是反对不了的，也是打不倒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理由并不复杂。有人要作反对典故的论文，而下笔写道：“典故者，挦扯经史字句，咀嚼前人牙慧；效獭之祭鱼，类盘之饤果。其掉书袋，在常人固已雾坠而云迷；即搜典坟，虽鸿儒亦难水落而石出。”他却没有料到自己每一句都用了典，而且连“不像用典”的“水落石出”，也与东坡《赤壁赋》有些渊源。我们的“大白话”里，典故更是“如中原之有菽”，俯拾即是。有一种半带开玩笑性的话，用典更多，“把他忙得个不亦乐乎”，毫不客气地、也不怕失敬地用上了孔夫子的“典”，难道你不允许？要人家改说“把他忙得个不也很快乐吗”，结果岂不比“不用典”更难懂？
日常俗话，尚且如此，何况诗词——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最高级的最精微凝练的艺术表现！
想要反对和打倒典故的主张者，用意自是可嘉，只可惜太不了然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特点，我们自己的民族品德观念和审美心情，以及诗人词客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要求。
讨论这些事情，总不要忘记一个像是老生之常谈的大前提：我们这是何等的一个历史久、文化高的民族，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是何等的历史文化财富，并产生了多少奇才伟器、巨匠名贤，他们是有何等的过人的智慧，超众的才华！因此，我们民族长期（几千几万年哪）培养成一种特别敬佩和追慕前贤往哲的社会心态，历史上的那些嘉言懿行、高风亮节，以至可歌可泣的事迹、回肠荡气的文采，现在都是我们的精神营养的源泉。我们乐于向那些美好的遗产汲取教益和享受，乐于学习和效法。这就是典故的发生和存在的根本原由。
我们的古代诗词是一种最精微凝练的高级文学成就，它要用最少的字数，来表达最丰富的内涵。这就使得他们创造出运用典故这一独特的艺术手法。把它理解成只是文人炫示“博洽”的一种习气，就只看到了最表面的现象。
自然，一切事情总要分别而论。即事即景，和咏物赋题就有性质上的区分。崔护乞浆，他写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就最好了，最美了，何必硬塞进“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去？塞进去，一定会破坏那种极美的境界（其实我们的诗人极少是那般愚蠢行事的）。但如果题目是先定了“咏桃花”，那就另当别论。自然你可以想到“桃红又是一年春”，想到“桃花乱落如红雨”，想到“两岸桃花夹古津”……而且可以借了前人的语汇来佐助自家的才思。“初日照高林”，“大江流日夜”，“池塘生春草”，“首夏犹清和”，自然超妙，何必“典”来多事？但“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这样的名句，玉谿诗人如不借重于庄子的妙想，他又怎么能够在仅仅十四字中就表达出那等沉痛的感愤情怀，并且能成为“诗”而予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呢？雪芹令祖曹子清（寅），作诗赠与《长生殿》的作者洪昉思（昇），有两句写道是：“礼法世难容阮籍，穷愁天欲厚虞卿。”试看，这也是一联二典，把当时的剧作家的政治、社会背景，他的为人性行，他的生活处境、写作条件，以及诗人自己的感慨与同情，都一齐摄聚于毫端句下，而且是那等的顿挫沉雄，有情有味——如果不是用了《晋书》和《史记》上的两个典故，那将怎样才能够取得如此的艺术效果呢？
反对用典的理由是那些陈言往事时常冷僻而难查，隐晦而欠醒，是理解上的一种障碍。事实又是如何呢？典故的晦僻，这问题原不发生于作诗填词者的当初彼日，而是发生于我们读者的后世今时。一般来说，大凡用典都是大家习知的，即今日所谓已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范围内的事情，而绝不是故意钻一个无人知晓的牛角尖来“刁难”读者，用以表示他自己的“博洽”、“淹贯”（那样的人不敢说绝无，但不在我们当论之列）。古代人的“必修课”，譬如五经四书若干史（史的数目是随时代而递增的，唐人心目中的史，数量就不多），凡在读书人，势必熟悉，用了其中的典，怎么算是冷僻隐晦？后人不读那么多书了，历史知识有限，文化语汇贫乏，见了当时并无难处的诗词，自己不懂了，却反过来埋怨过去的作家，难道这种反历史的思想方法，不是反科学的，反而认为是“进步的”文学理论——这也能说是“更科学的”吗？
唐代诗人白居易，大概应是不用典的代表吧，因为他主张“老妪都解”。不用举别的，单举他自己很得意的《长恨歌》头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请问：“倾国”是什么？“老妪”解否？你反对？还是赞成？还是替白居易另出主意？
在词人中，南宋吴梦窗大约可算是“晦涩代表”了，众口一辞；他在写禹陵的词里用了“梅梁”这个“典”，被认为难懂。经学者一查考，原来那是词人故乡的一段民间流行的传说故事，载在当地的《图经》和后代地志中，是最带普遍性的“知识”了。只有用这样的例子，才能“说服”那些反对吴梦窗、责骂他用典太冷僻的人。
如果有人以为我这所举之例还都太“早”，那么我来举一个十分晚近的例：曹雪芹作《石头记》，是“通俗”文学了，他一上来，张口就是“女娲炼石补天”，跟着一个“当日地陷东南”，这是“典”不是？我们要不要反对或打倒？他书中写一群女孩子行酒令，诗句不出《千家诗》，文句不出《古文观止》——曹雪芹是早已“为读者考虑”了的。因为在当时，凡“识字”的读者，都能一听就“懂”的；但他绝不会料想到：时至今日，那些当时最有“普遍性”的常识，都成了“冷典”、“僻事”，以致连史湘云的酒令谶语诗句“只恐夜深花睡去”，以及此言与“崇光泛彩”、“红妆夜未眠”全是遥相呼应之妙，统统瞠目茫然，味同嚼蜡了。——难道我们也不“应该”责难曹雪芹：你写小说为何这等全无“群众观点”？
由此也就可见：一个用得贴切、精妙的典，不但使诗家词客传出了他的难言的心曲，而且能唤起我们读者的丰富的联想，灌溉着我们精神上的一种高级的情趣；作者的灵心慧性，不仅是给我们增加了文化知识，也浚发了我们的灵源智府。
因此，典故是打倒不了，也反对不成的。它的生命力是我们自己的民族高度文化历史所赋予的。
说到最根本，典故是涉及我们中华民族诗歌表现手法特点的一大课题，这需要从美学角度作多层面的研究，才能尽明其理致和奥秘。
我把这一点浅见说明，或者可以为庆生、令启二君的这部词典的价值意义稍作申张，略加表曝。至于其考核的精详，做法的特色，由其《凡例》，不难窥见一斑，我即不拟絮絮。他们经过了六年的惨淡经营，勤奋从事，这是一种“冷淡生活”，有异于“车马盈门”的热闹行业。今日观成，诚非易易。我的感慨系之，也是一时言之难尽的。
周汝昌
戊辰盛暑挥汗写记
（彭庆生、曲令启编，山西书海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