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词典》序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的二十多位老师，在辛勤教学工作的同时，立下了壮志，要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学创撰一部网罗宏富的词典。他们不曾停留在志愿上，并且以很大的毅力使这一宏愿已然成为现实。我们古代文学无比丰富，凡稍具文化知识的，都会有一个基本印象，明白那是何等的一个令人惊叹的琳琅万品的大宝库。故而不难想象这一词典的编纂，要涉及多么繁复的质和多么巨大的量！值此词典告成之日，我除了表示佩服他们的学识之外，更要表示佩服他们为祖国文化而不辞艰辛的勇毅精神。
我们需不需要有这样一部词典？我想如此提问，人人都要说，这问得太多馀了。那么，为什么需要这种词典呢？这第二问的答案可能也同样地多馀。关于词典，现今“时兴”的名词，有曰“工具书”者，其来源不知何自，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用它的，因为采用这种名目的后果就是使人更把事情简单化，还多少给人以轻看它的意味感觉，客观上总是贬低了它所“代表”的那些书的真价值。我们先人们就不这样口角轻薄。比如三通、七略、提要、解题、册府、类函等等，就绝不引起人的轻视感，相反，让人想起的那是知识的宝山，学问之总汇。它们的用途和意义绝不是一个单一的“工具”。工具者何也？据《辞海》或台湾省的《中文大辞典》皆云：
用以作工之器具，如木工之锯，铁工之锤；引申之，凡事物所赖以成就者，皆谓之工具。世又引以讥被人利用者。
所以，工具本身是没有独立的“目的”和“存在的价值”的，它的生命全在于被用。岂但一个不能用、不见用的锯或锤是废物，能用而见用的，本身也不成其为一个“自我完足”（Self content）的东西。假若如此作比，则未免太贬损和低估了自古以来的各种形态的类书的重要了。并且，反过来，古来学者也曾有不少的是并不曾凭借什么“工具书”而“成就事物”的，那又将如何来与没有锯的木工和没有锤的铁工作比？逻辑上也不妥帖的。要讲“工具”，那么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院的所有教科书及参考书，岂不都是“赖以成就事物”的“工具”，又何独词典之类？这一切，就是我不喜欢“工具书”这种称呼的理由。比如，当前的这部《中国古代文学词典》，以七大部分的内容，将我们古代的文学遗产的重要内容皆囊括进来：作家、社团流派名称、著作、艺术形象、文体、名篇、文赋名句和诗词曲名句——这实际是铁网珊瑚，真似海无遗宝了。由此可见，这需要编纂者们掌握多么巨量的学问知识，并且要用最简明得要、准确得体的文字，把这么繁富的内容表现为万千“词目”（或称曰“词条”云），这是何等艰巨的一项工作！工具、工具，那是太轻了一点吧。
显然，面对这么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遗产，编纂者们自然不是也不可能都通过自己的研索而后形成“词目”；他们要资借于古往今来的无数的研究家。编纂者也是“拿来主义”者，他们必须从前人所作的成绩中淘澄、提炼。很清楚，一部这样的词典，实际上就是一部截至目前为止的学术界研究成果的提要性总结。求知者打开词典，左右逢源，了若指掌，如开宝藏（zànɡ名词），如对良师，这就是熔无数学者毕生勤奋探研而得献于一炉，因而编纂者们自己就也属于这些有贡献的学人行列范围。对他们的辛劳，我们怎能不表示深衷的感激！
然而在这里，同时也就可以明白：词典所列的词目解说，是无法超越现有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这是一个严峻的客观事实。谁也不能把事情说成了“不是这样子的”。在这里，这部词典就一方面反映出我国众多学者作为一个整体的辉煌成绩，一方面也透露了这个“整体”的薄弱之点。很多问题，是长期空白，无人过问。很多观点，是多少年前的旧说，其正确与否，不是没有值得继续深入研索，重新估量的馀地的。总的来说，多年来，创见新知，突破陈言的重大成绩，是不如理想的、应有的那么多的。陈陈相因、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似是而非、浮光掠影的现象，还不是个别的。词典只能在“继承”已有积极成果时，连这些也“收”下来。我们无法责备于这些编纂同志。寻其原因，也颇复杂。举其大者，一是我们从来对社会科学重视不够，总以为这不是什么“当务之急”，可由一些“书生”各自“单干”为之，不组织，不规划，不促进，不表彰，并且一段时期对学术研究轻率地以“运动”方法对待之，十分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正常发展。一是对古代文学的“左”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对古代的作品和作家，不是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指教的那样放在特定的历史的环境中去作科学的分析评议，而是以“勇于批判”来表示自己的“革命”，以致许多理解和评价是非常肤浅片面的，浮夸不实的。还有就是把正确的古为今用的“用”字解释得更是极为狭隘庸俗，仿佛古代那些光焰万丈的文学大师们的呕心沥血之作，都无所谓本身价值与历史意义，只要它“不合”评议者当时认为的某一具体“目的”，就都成了“无用”的该丢弃奚落的东西。还有一些别的不正之学风。这就不能不影响我们对古代文学作更好的更科学的理解和阐释。——而只有科学地即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些遗产，才能真正地谈到“用”字，才会真正对现今和子孙后代有益。关于这一方面的得失利害，编纂同志们是无能改变历史事实的。所以这部词典的词目的不完全令人满足，不是由于编纂者们的努力不够的缘故。并且，他们在现时的不断前进的学习钻研中，也尽其所能地作了比较权衡、予夺取舍。他们力所能及地纠正了那种态度和做法。这一点特别应当为之表出，编纂绝不是一个机械的“技术性”工作。
本书以《中国古代文学词典》命名比较科学。“古典文学”这个词语，我也是并不十分喜欢，因为这本来应当指一种写作上的文体和风格而言。比方今日诗人写一篇七律，讲究平仄调适，对仗精工，词藻典丽……这叫古典文学，并不与“古代人的文学”同其涵义。同样，如果你写一部小说，用的是章回体形式及语言，开头或有《西江月》，回末或有“正是”的结尾联……等等，那么说你作的是古典小说，而不是说你是“古代的”人和作品。但是不知何故，相沿不改，改了反而看成标新立异。因而，又不能不把古与今的关系弄得清楚些。古者过去，今者当前——这似乎简单易晓，何待多言；然而古之与今，本系相对之时间观念，古者当时之今，今者将来之古；无今何以曰古，无古安得有今？历史是不能截断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更是不能截断的。古代人写作文学作品，并不是预先为了我们现在的“今”才着手从事的；我们现在的作家们，也很难说是有意识地为了一千年、两千年之后的将来之世界的“用处”而在那里驰神走笔。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智慧、精神、心灵、情操，是表现在文学历史的长河的这个整体之中的。没有了这个，中华民族将不知安在。所以，我们的文学又绝不是一时之事物，从来是千秋之志业。它的不朽性，也就正在于此。古代文学，本身有它永存的内涵在，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大诗人早已言之，而轻薄为文哂未休的那些尔曹，已与草木同腐（这样说，是指总的态度，不必误解为不要对文学遗产进行选择）。然而，江河万古，前浪不停；日月常新，光景无驻，事物永远是向前推移的，是运动着的力量。这就发生新旧代嬗的永恒规律，文学正不例外。所谓“借鉴”，所谓“今用”，无非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来讲话，而绝不是说古代文学只是和“木工之锯，铁工之锤”一样性质，为了一个临时目的，临时拿来用。借鉴，必有得失取舍的这两面性含义，这原亦不烦多说。可是对借鉴到底理解正确与否，也并不是毫无疑问馀地的事情。举例说，毛泽东同志曾列举过，说有无借鉴，差别甚大，计有快慢之分，粗细之分……这些，人人尽已熟知了；但他还说过又有“文野之分”。什么是文野之分？正面对此加以阐发和评论的，似乎就不多遇了。这倒不知是什么缘故？那话的来源，可能就是出自《论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有的人一味强调“质”而忘记了徒“野”不“文”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已经根本不成其为文学了，一切还从何谈起？即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早年是非常重视这个“文”的，是不以野为“最革命”的。而如何能“文”？向我们祖先的文学成就去巡礼一番吧，看看那千百年间无数的大师巨匠用毕生心血来实践积累的美好崇高的范例去学习一下、思索一回吧——这就是借鉴了。懂得“文野之分”，自然不会有什么虚无主义的无知态度。这部词典，我看在医治那种虚无病的疗效上，也会是显著可观的。
大家都说工具书就是翻检“知识性”事实的一种工具。这自然也难说是错了。不过知识毕竟什么样子？就又成了第三个问题。一份入学考卷上的考题和答案，当然是知识了。就“古代文学”考卷而言，一提苏东坡，知道的填写上北宋人，眉山本贯，男性，名轼……成绩不错了呀。再能知道生于公元多少年，就更了不起。但是，如还说得上来他是个大胡子，人很风趣吗？——这些都是知识吗？当然也是。然而，一本“工具书”如果所给与“用者”的都是充其量不过如此的“知识性知识”，那后果也是堪忧的。何况这是文学词典呢。如今听说很多学校的师传弟受的课业，就限于上述之类，师生们都为此感到苦恼，不知道古代文学应当怎么教学才是，才能提高质量，获得实在的教益。我以为，像这部《词典》，自然不能解决上述一切教育问题。但是能读读它的“词条”，就比别的书丰富而生动得多了。它不干巴巴，却很多有情有味之处。你可以从中得到“知识性”以外的很多东西。到这时候，你对“工具书”和“知识性”这些老生常谈的名词，可能有了新的体会，并为此而欣幸无已。
假使能这样，我之“乐为之序”的乐，也就有其基础了。“乐为之序”者，是“古代文学”诗文集子序言中常见的词句。又往往用“是为序”来作结束——那我也就正好“借鉴”一下：是为序。
周汝昌
一九八三年八月
伏中挥汗草讫
（刘兰英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