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卷中诗词鉴赏》代序——诗词韵语在小说中的意义
诗词韵语，包括“四六文”式的骈句、联语等文体而言（因韵不单指韵脚，也指句中声律），常见于中国古代或近人所作古典风格的小说中，这是在西方小说中并不存在的一种特色。这些韵语之出现于以叙述为主体的小说作品中，其作用或意义何在？是否累赘多馀，有“混杂”、“失调”之病？在欣赏和研究中国小说时，是不容不细加思索领会的课题。
对此课题如欲有所理解晓悟，只从“体裁”、“形式”的观念中去寻求答案是不行的。这必须从中国小说史的脉络和中国韵语本身的性质来索解，方能获得它的真正的意义（作用、价值）之所在。
中国小说的本质是史的一个支流，故有“野史”、“稗史”、“外史”、“外传（史传）”等别称，即“正史”以外的史书之义。然从形式发展上讲，它除了本身是“叙述体”之外，还接受了佛门宣讲的巨大影响，即僧人自早是以讲说佛经故事为形式而宣扬教义的办法，而那是以叙说与韵语（偈颂）相间、交织而进行的，古称“转变”（今通称“变文”），“转”本义即是“唱经”的意思（也称“转读”）。因此民间说书艺术就借鉴参采了变文的优点，也以叙说与韵语相间而组成之。后世统以“小说”为名的通俗文学，所以有“平话”与“词话”之两大派系，亦由于此：前者是纯叙述体为主，后者则叙、韵交织，亦即“说唱文学”的名目之所指了。
平话，后来写作“评”，流变为“说评书”的“评”。疑心古时“平”本含有不夹以转唱的意思。而“词话”的“词”，实际也是广义的韵语的一种代词。
“说唱”形式所以盛行，是由于这能避免只说只唱的单一感，而起到变换、调剂、丰富的作用，给听众以更多的美学享受。这就是它最大的优点，亦即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近世与现世小说，则因受了西方小说的观念与形态的影响，逐渐变为纯叙述体，完全抛弃了早先的传统民族特点。
“转”、“唱”部分，本来是为了“听”众而设计的，而不像后世是单为了“看”小说那样，因而它的内容（或“性质”）也与后世不能全同，比如有的唱的部分乃是一种“重述”，即以韵语再一次撮叙方才讲过的那段情节。但印刷术发达之后，“听”说唱必然逐步分出一大支是“看”说唱，于是那韵语部分内容与性质也就向适合“看”的方面发展起来。“重述”、“撮叙”日益减少了，诗词韵语的“本等”日益彰显了，即：抒情是它的本色，于是叙述部分过后，随即加上了抒情的部分——慨叹、赞美、讽刺、警戒、评议……便是很多小说中韵语部分的内容了。
这种抒情的“唱”的遗痕或变相，也可分为两类：一类如《三国演义》，其大多数诗句咏叹，“后人有诗叹曰……”等等，是采自前人的现成篇什。另一类则是出自小说作者本人的同一手笔。
除了咏叹性的诗篇韵语，还有人物出场时对他（她）的形貌风度等等总括题咏的，或战斗场面的写照的，都能使景象气氛精神倍出，给单纯叙述增添了神采。再如《西游记》，相间的韵语骈文特多，尤其是在一段精彩的故事（“七十二难”之一难）结束后，师徒一行重新上路，于是夹以一篇，常常是远远望见一座山林，一个去处，景色如何，吉凶待晓……立刻将读者引入新的想象，将“取经”的路程进展，时空的推迁，美巧地显示于字里行间，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效果。这就绝非“白话”、“讲说”所能比拟，更难代替。
另一类就是作者代书中人物安排的“作品”了。这类尤以“佳人才子”派的唱和题咏等为特多。正如曹雪芹所说，当时流行的俗套小说，甚至本无故事情节可言可观，而只是为了先作了几首“艳诗”而后才编造小说的。这类除极少数高手而外，价值大抵是不大的。
这一类中，应该特别提出《石头记》，曹雪芹为人物代拟的那些诗、词、曲、谜语、酒令……不但文学价值高，每篇切合每人身份、性情、口吻，而且没有一篇不是有着超出字面意义的深层意思，又兼具为后文伏线的巧妙作用的。因此，这种诗词韵语就更是全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性质不但与“说书人”的咏叹是绝不相同，而且与“佳人才子”书里的“淫诗艳赋”更是不可相提并论了。
还有一种非文人作品，如说书艺人的开篇时常念一首《西江月》或“四句提纲”（绝句诗）等形式，本来是“序引”、“总括”的意思，但后来也有很多小说每回回首或回中都有诗词，只是一种“引用”的点缀，往往世态人情、悲欢哀乐，无所不可，而与本回情节却无必要的联系了。这种，或出于艺人，或出于下层文士之手，文学水平不一定十分高明，但常常别具风格意味，反映当时政治明暗，社会情状，人际关系，道德风尚……虽然可省可删，不妨害正文的完整，但亦仍有其独特的地位，未可尽贬。
总起来看，诗词韵语与中国小说的渊源关系非常久远深切，是我们民族文艺的重要特色。它性质不一，内涵丰富，作用多般，具有美学价值，是西方小说所没有的宝贵成分。近现代的小说作者因为本身对民族文学体裁形式不熟悉了，对诗词韵语的写作甚至是不懂了，以致完全仿效西方纯叙述体而丢弃了自己的民族传统特点特色，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讨论的重要问题。
一九九三年五月
（李保初等主编，华文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