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魂史笔韵中华（代序）
梁归智
周玉言（汝昌）先生为他人撰作、编纂的各种著作写序，一共有多少篇？一归总，真吓人一跳：一百七十多篇！如今，周家子女把这些序归罗整理，编纂成集，希望我写几句话，以为书之“代序”。周先生为他人写了如此多的序，何况，这里面就有给我的书所写五篇，我自然义不容辞了。
倩名人为自己的著作写序，本是人之常情，但也有共知而默认的“潜规则”，即许多序并非真是那位名人所写，而是著作者自己代笔，完稿后送给名人“审阅”，即签名默认而堂皇行世。这样的“序”，当然是揄扬有加，由于是作者自己捉刀，于著作的佳胜优长之点，往往能说到点子上，但于不足之处，则一概阙如，至于由撰序而生发更深刻的思考和更远大的意义，那是根本谈不到了。对这样的序，自然也应有“理解的同情”。这些“序”本无阅读价值，目的只是“借光”和“宣传”，同时也体谅到“名人”的苦衷：如果拒绝写，岂非“架子大”而不近人情？但要真让名人阅读书稿后亲笔撰写，有几个名人真有那么大的本事？
但周玉言先生的这些序文，每一篇都是他自己写的——或者口授录音而由儿女记录下来的，因为他的双目到晚年已经接近完全失明，不能握笔写字。仅此一点，也就显示出周先生的卓荦出众不同凡响了。总揽全部序文，有一些是周先生承担的学术任务，或确实感到有话要说，如早期的《三国演义》前言、《唐宋传奇选》前言，以及《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出版说明、影印《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序言等；但绝大多数，则是应人所请又推辞不掉的“人情”活儿。摘录几段序言以证所言不谬：
适主持编纂与出版的同仁们不以浅陋见遗，前来索序。自顾学殖荒落已久，安能当此重任。辞而不获，遂就所怀，粗陈端绪，聊备参采。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序
至如本集所编，则多为精品，有时代之长，而无流俗之弊，可称胜选。因此，编者阎正同志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承他前来索序，浅陋如余何堪当此重任。辞而不获，弄大斧于班门，拋劣砖而引玉，聊贡愚悃，尚希指其谬误为幸。
——《中国当代书法大观》序
刘瑞莲同志因为她研究李清照的专著即将付梓，前来索撰序言，辞而不获。自问于易安居士不曾多下功夫，所识甚浅，实不足以当此委嘱之重。其时复值年底诸务猬集，文债如山，思绪也很难集中于一题一义。不得已，姑以芜词，聊报雅命。
——《李清照新论》序言
辞而不获者，是实情而非套语。所以辞者，目坏已至不能见字，书稿且不能阅，何以成序？此必辞之由也。其不获者，遂夫坚请，上门入座，言论滔滔，情词奋涌，使我不忍负其所望；加之一闻甲戌本之名，即生感情，倘若“峻拒”，则非拒遂夫也，是拒甲戌本也——亦即拒雪芹脂砚之书也，是乌乎可？有此一念，乃不揣孤陋，聊复贡愚。言念及此，亦惭亦幸，载勉载兴。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序
郑子庆山，将他历年研著积稿，勒成一编，前来问序于余。是间适逢我有海外之行，迁延时日，以迄于今。既归京甸，素砚未荒，爰汲碧泉，以偿红债，于是乃走笔而为斯文。文心未属，思绪徒繁，粗遣愚衷，以当芹献。
——《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序
崔子自默要我为他的印蜕制序，此真奇事。盖若谓我能懂印，其谁信之？然而自默偏偏以序委诸不懂印之我，非奇事而何？事既奇，故序必不得其正。若是，则大可嗟叹了。所谓序之不得其正，即我这拙序是外行话，此则既可叹又可笑也。
——序《当代青年篆刻家精选集——崔自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要向周先生“索序”而且“坚请”，而使得他“辞而不获”呢？周先生平易近人乐于扶助后学的高风亮节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根本的是他有能力，有见解，有才情，出口成章，把笔即成佳作，让索序者欢喜不置，如此口耳相传，而产生一种“效应”。我说一件自己亲历的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界兴起了出“鉴赏辞典”热，山西的北岳文艺出版社也跟风，搞了一本《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一定要请周先生赐序，通过我而约稿。我问主持人，全国的古典文学名家多得很，诗词研究在周先生并非第一主业，他的眼睛又不好，何不请其他专门研究诗词曲的专家撰序？主持人说，他们看过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唐诗鉴赏辞典》中周先生所撰鉴赏篇目和《唐宋词鉴赏辞典》前面周先生所撰序，其水平特别是文笔超过了所有其他专家为各种辞典写的鉴赏篇目和序，所以周先生是不二人选。
一百七十多篇序，大体上和红学有关的占一小半，其他诗词、书法、小说、绘画、工艺等方面的占一半，后者还略多于前者。在为周先生所写的传记中，我曾说周先生不仅是一位红学家，更是一位“中华文化学家”，于此又得到一个佐证。周先生是红学的“痴人”，更是中华文化的通人，因而成为撰序的达人，写了如此多又如此好的序，说是“空前”（也可能“绝后”）的高人也不夸张吧？
这么多的序，自然是丰富的文史资料，但作为普通读者，面对这本书，是否也会发生“天狗吃月亮，无从下口”的困惑呢？我忝为“代序”作者，已经逐篇校阅过，这里就告诉大家一个“巧招儿”，你只要读这本书里的四篇序，就可以尝鼎一脔而窥斑知豹，从整体上提纲挈领，把握周先生的理路思致、学术精神，以及其情愫气质和文采风流。
哪四篇？
《石头记探佚》序和《红楼鞭影》导读；《唐宋词鉴赏辞典》序言和《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序。
从写作时间上说，《石头记探佚》序撰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是有关红学之较早的一篇序文；从内容上说，正是在此序中，周先生第一次提出了红学应有“四大分支”的学术框架，而此一论点，实乃主导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始，延续至今的红学之大趋势。不管你是否赞同，三十多年来的红学，其大端大势，就是按照这个学术框架演变发展的。
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石头记》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红楼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的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上四大支并驾齐驱。
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被程高伪续所锢蔽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有功，也不错……云云。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看不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毕竟是什么样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这种奇冤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为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要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从心里为此而喜悦。
这可谓红学的“隆中对”，高瞻远瞩，预言了红学的未来，桩桩件件，都为后来的发展所证实。即以本书所序的各种著作为例：
《曹雪芹祖籍考论》、《曹雪芹祖籍铁岭考》、《曹雪芹祖籍论辑》、《曹雪芹家世新证》、《曹雪芹梦断西山》、《曹雪芹南宋始祖发祥地武阳渡》、《恭王府丛书》、《江宁织造与曹家》等，岂非“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也就是四大分支的“曹学”？
影印《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在苏本”旧钞善本《石头记》、《列藏本石头记管窥》、《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脂本汇校石头记》等，岂非“研究《石头记》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也就是四大分支的“版本学”？
《石头记探佚》、《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红楼梦佚貂本事》、《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自然是“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也就是四大分支的“探佚学”了。
至于“研究脂砚斋”的所谓“脂学”，虽然专书比较少见，但由于其“对三方面（曹学、版本、探佚）都有极大的必要性”，对其研究其实融化在各种红学著作之中，在在皆是，人所共知。如《红楼梦里史侯家》就是一本家世背景、脂砚斋原型和佚稿真相等互相关联结合的研究专书。
不过，要特别注目的，是“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这一句。我多次阐释过，不能对“关键意义”四个字掉以轻心，因为这是针对当时《红楼梦》接受、解读、评论的最普遍情况，也是这篇序文提出“四大支”才是“真正的红学”这一根本论点的现实针对性和学术意义所在。当撰写这篇序文之际，社会上，包括一般的读者和文学评论界乃至所谓“红学界”，都是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接受和评论的，是不严格区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两种《红楼梦》”的，以这种“文本观”为基础，而生发各种思想和艺术的认识和评论。对曹学和版本等的研究只是少数考证派学者的“专业”，与文本接受距离很远，可以说是基本割裂，如泛泛地谈一下后四十回“兰桂齐芳，贾家复振”的结局“不符合曹雪芹原意”，却把后四十回的“调包计”和“钗黛争婚，黛死钗嫁”当作《红楼梦》最精彩的思想和艺术高潮，含糊地当作曹雪芹的思想和艺术予以分析评价。
正是针对这个“接受红学”的基本现实，提出“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的学术认知，才具有了釜底抽薪的学术创新意义，即所谓“关键意义”。“关键”在何处？就在于只有深入“四大支”的分支研究，才能达到严格区分“两种《红楼梦》”的目的，才能一扫不严格区分曹著和高续的所有似是而非的“思想”和“艺术”之认知、评论的浅薄和谬误，也才能让家世和版本等考证研究和思想艺术的文本认知密切联系起来，而实现考证、义理、辞章三者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相辅相成的真正的学术实践，从而让“两种《红楼梦》”各自的思想、文化、艺术、审美的研究走出瓶颈，获得真正的学术动力，开辟出红学的新天地。
但受习惯惰性影响而迟钝麻木的“红学界”，却缺少认知这种学术内在机理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而以简单化的形式逻辑批评周先生“不研究《红楼梦》本身”、“远离文本”，是用“红外线”排斥“红内学”，这些似是而非的“荒唐言”一直不绝于耳，也可谓贯穿三十多年的红学发展历程。不过，真应了一句“真理越辩越明”的老话，情势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读者明白了争论的真相和实质，周派红学的“四大支”学术框架，逐渐大行于天下。
其实证谬这种“形而上学”（孤立、绝对、片面）只拘泥于形式逻辑而不懂辩证逻辑思维方式的最好例证，就是周先生本人的红学实践，《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二书，不就是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最深入的学术著作吗？而其所以超越了那些所谓“评红”著作，就在于这两本“思想”、“艺术”研究著作是奠基于那“四大支”基础研究之上。这在本序文集所涉及的著作也看得一清二楚。《红楼梦艺术论》、《红楼艺境探奇》、《红楼梦艺术管探》、《红楼通析》、《红楼梦符号解读》、《〈红楼梦〉的精神分析与比较》、《红楼识小录》、《禅在红楼第几层》、《红学史稿》，不是涵盖了“思想”、“艺术”、“文化”等方方面面吗？周先生不是都做出了切中肯綮的评论吗？
《石头记探佚》序尽管仅仅两千字，但具有“开山”意义，《红楼鞭影》导读则可谓“深入展开”。这是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其实是周先生红学体系一次既概括又全面的表述，分小节论述，各节分别是：“红学”之立卷；当代红学之祖——“新红学”；红学——新国学；历程与现实；中断与反正；文化回归；红学释义；红学发展的新分支；“探佚学”的独特意义；红学的目的何在；“找回曹雪芹”；红学的“方法”；文化小说；导读的献愚；红学文化新态势；剩义剩语；几点说明。
可以说，红学发展史上最关键的几次转折，各种红学争议表象后面的本质，红学之曾经的曲折、已有的突破和未来的走向，都被本真而透彻地揭示了出来。而所有这一切的核心，就是《石头记探佚》序中已经标示的红学四大支柱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再引申发展出的评断：红学是中华文学之学，是新国学。
“红学”经历了多年的艰难曲折的途程，在“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的分工合作之下，终于走上了这一条“咽喉要路”。
经过了种种曲折，直到近年，无论国内海外，都逐步地把“红学”由“一部小说”的浅层观念“回归”到中国文化的本质深层意义上来了。
那不只是“一部小说”，而是与中华文化有千丝万缕难分难解的一座巨丽深邃的丰碑、殿堂，既伟大，又优美——代表着中国人的智慧心灵的崇高境界、文化精华。
讲《红楼梦》，一般读者的兴趣大都集中在人物角色上，而学者也爱写“人物论”。但一讲人物，立刻新老问题一齐出现。西方理论认识是：小说基本定义是“虚构品（fiction）”，人物是“集中概括”、“典型化”的“形象塑造”；而中土的小说基本源流则是“史之一支”，是“本事”的“演义”，皆以“真人真事”为本——即今之所谓原型与素材。所以，与曹雪芹同朝代的人看他的小说，皆言“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本事出曹使君家”——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自况”、“自拟”、“自叙”、“自传”说本义（它指“本事”是“自家”，而异于写别姓他人）；一点也没有与“演义”（即艺术的穿插拆借、渲染点缀……）发生“对立”、“排斥”关系。
要想懂得《红楼梦》，必须先懂雪芹的几个“关键词”，如“通灵”，如“作者痴”，如“情种”，如“情不情”，皆是头等要义。而欲解此种词义，则不研中华文化思想精神，只是浮光掠影，乃至拉扯西方以为比附牵合，断乎无能济事，徒增混乱纠葛而已。关键之关键在于一个“通灵”，而人皆“顺口溜”读之，习而不思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盖在雪芹意中，物类相感，“感而遂通”，通则为灵。何以相感？以其有情，情能感物，感之至诚则能通。此一作用，即谓之通灵。在雪芹看来，人的第一要义是情，其他皆属第二义。
研究雪芹的哲理玄思，也就必须从中华文化的根本大命脉上去“诊断”，离了这个根本，只依靠外来移植的观念来图解《红楼梦》，恐怕只能是“事倍”而“功不半”——走样，变味，曹雪芹西服革履，林黛玉隆乳高跟，如此“处理”一番，才算是“跻入世界文学”而“随时代前进”了吗？这是要“红学家”们思忖商量、前瞻返顾的。
笔者曾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阐释过周氏红学的这种体系框架，使之“精约”和“通俗”，现在就再重复一遍：
红学应该分为基础研究和文本研究两部分，基础研究即四大分支：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之所以如此是由《红楼梦》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四个分支研究都环绕着一个总目标：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两种《红楼梦》”。这是红学的第一个台阶，迈上了第一个台阶，才能继续上第二个台阶，即比较客观、准确、深入的文本研究，也就是对“两种《红楼梦》”的思想、哲学、艺术、审美、文化作出判断评析，进行思考鉴赏。而水到渠成，这样做的结果必然要导向第三个台阶，即必然引发对中华文化的深刻思索和本真理解，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对比。《红楼梦》研究，红学，因此而成为“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能否用两三个字将其最独特最精美的要义予以表达？在周先生看来，就是三个字：诗、史、情。周先生曾为拙著《红楼梦诗词韵语新赏》题诗：“诗中有史史含情，口角噙香气韵生。文采风流兼表里，一编新赏最分明。”“诗中有史史含情”就是最精炼的表述。
这样，我们阅读《唐宋词鉴赏辞典》序言和《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序，也就是红学著作序的“一体两面”，是从不同的文本，阐发中华文化的深邃和优美——这也代表了本书其他序文的宗旨和导向。
《唐宋词鉴赏辞典》序言：
永远不要忘记，我国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它们的一切特点特色，都必须溯源于汉语文的极大的特点特色。忘记了这一要点，诗词的很多的艺术欣赏问题都将无法理解，也无从谈起。
汉语文有很多特点，首先就是它具有四声（姑不论及如再加深求，汉字语音还有更细的分声法，如四声又各有阴阳清浊之分）。四声（平、上、去、入）归纳成为平声（阴平、阳平）和仄声（上、去、入）两大声类，而这就是构成诗文学的最基本的音调声律的重要因子。
要讲词的欣赏，首先要从格律美的角度去领略赏会。离开这一点而侈谈词的艺术，很容易流为浮辞泛语。
众多词调的格律，千变万化，一字不能随意增减，不能错用四声平仄，因为它是歌唱文学，按谱制词，所以叫作“填词”。填好了立付乐手歌喉，寻声按拍。假使一字错填，音律有乖，那么立见“荒腔倒字”——倒字就是唱出来那字音听来是另外的字了。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序：
鉴赏不等同于理解（文义的通晓），它包括了理解，不理解焉能谈得到鉴赏？但是鉴赏毕竟不能是“串讲文义”所能充数的一种文化精神活动。鉴赏又是多形态、多角度、多层次的，进行这种精神活动，需要很高级的文化素养和领悟智能。它涉及的事物和道理极繁富，极复杂。然而鉴赏的性质和目的都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鉴赏是审美，是对美的寻取和参悟。
情是诗的主体和本质，韵是诗的振波和魔力，二者有体有用，相辅相成，而达于“不匮”的境界。
不匮是什么？就是不尽，就是有馀，就是无限。
到得北宋时代，诗人梅尧臣又提出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种更为明白的“诗则”。这与南宋《文心》中所说未必全然等同，但他们已然体会到在我们的诗境中有一个“不尽”者在。严沧浪则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不尽或无穷，无论是意，是情，是韵，莫不胥然。
讲鉴赏韵文，第一要能感受这个不匮、不尽。
在语文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道理，即观察万物而首重神髓的问题，这才是吾华韵文的灵魂。这首先涉及人，因人而及物。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你先看他的什么？一般人必曰：眉、眼、头、脚……但鉴赏家则先要看他的神。这神，或谓之“神理”、“神明”、“神锋”、“神采”……也是从晋人特别重视与标举起来。看人不是看他（她）的描眉画鬓，而是看那俗话说的“神气儿”。曹雪芹写宝玉，只一句要紧的话，说是“神采飘逸”；写探春，要紧的两句只是“顾盼神飞”、“文采精华”。东坡居士在《念奴娇》中写公瑾与小乔，也只说是“雄姿英发”，就是说他二人在年貌最好的生命阶段所显示出来的“神明特胜”。
神是生气永存的不朽表现，韵是素养超然的自然流露。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人的最高风范。这种对人的审美观念，推移到高级文学——韵文中去，就形成了我们的鉴赏者的头等重要的标准。
要讲鉴赏中国的诗词，非从一个综合整体——语文运用之美，传达手法之超，心灵体会之到，艺术造诣之高，这样一个综合美、整体感来认识不可。分开讲说，无非是为了方便而已。对我们自己的汉字语文的极大的特点特色认识不足，对它在诗词韵文学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估计不够，是鉴赏的一大损失。境界、神态、风采、韵致的来源，相当的一部分即是这个独特语文的声容意味和组织联结的效果，而这一点向来缺少充分的研究和介绍。
读懂了这四篇序，也就对本书中的一百七十多篇序，乃至周先生其人其学，全都能“解其中味”了。当然每篇序都有它具体的对象化著作，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和兴趣，去做个别赏读。无论是古代诗词《三李诗鉴赏辞典》、《花间集注翼》、《苏辛词说》、《宋百家词选》，还是现当代人的创作《张伯驹词集》、《晚听斋诗稿》、《险梦诗痕》，是古代小说散文《聊斋志异新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新评新校古典名著系列》、《历代百字美文萃珍》，是书法《珂罗版印集右军书圣教序》、《顾随先生临同州圣教序》、《姚奠中书艺》、《中国当代书法大观》、《当代楹联墨迹选》，是绘画篆刻《历代菩萨宝相白描图集》、《董可玉画册》、《一印一世界》，或者民俗地理医道《燕京乡土记》、《古镇稗史》、《医道合参中风论》等，周先生无不有精彩的点评和联想，而其中心、核心，则全离不开发掘阐扬中华文化独有的珍异、辉煌、神韵及其所蕴涵着的诗魂、史韵、痴情。《石头记探佚》序和《唐宋词鉴赏辞典》序言简练精约，《红楼鞭影》导读和《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序体系宏阔，而全是神完气足的美文，周先生常标榜的文采风流，也体现得十分充足生动，可观可赏。读者诸君，宝山在前，不要错过。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于大连怀汝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