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
在一般人眼里，沈从文始终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存在的。一个因夏志清而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小说家。沈从文与湘西、《边城》，已经融为一体。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沈从文的正式职业却是大学教师。他一边写作，一边渴望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融入知识分子圈子。他先后在五所大学执教，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从一个普通讲师一直升到教授。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在他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时，却突然从大学校园里消失了，成为一名文物专家，给后人留下许多谜团。他是个半途出家的教授，最终又半途离开了校园。对于大学校园来说，他只是个过客。
沈从文走进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是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关于沈从文如何去的中国公学，有几种说法，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得力于徐志摩的大力推荐。
其实，最早发现沈从文的当属郁达夫，第一个评论沈从文的是林宰平，郁达夫、林宰平、陈源、徐志摩对沈从文走上文坛都提供了一些帮助。但对沈从文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数徐志摩。徐志摩的提携对沈从文进入主流社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徐志摩的大力推荐下，沈从文成为《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的作者，并进入了新月圈子。除了写作上的提携，徐志摩在工作上对沈从文的关照也很大。当时即使像沈从文这样的名作家，仅靠稿费也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所以徐志摩一直有意替他在大学里谋个教职，当时大学教师的薪水远远高于作家的稿费收入。虽然三十年代初期，沈从文已经是文坛上一位名作家，但在那个学历森严的社会，以沈从文这样的小学学历在那个时代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当胡适入主中国公学后，机会便来了。徐志摩向好友胡适推荐了沈从文。可以说，如果没有徐志摩力荐，沈从文要进入中国公学是完全不可能的。也许因为这层关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徐志摩在山东因飞机失事去世时，沈从文只身从青岛大学赶到济南福缘庵徐的停灵处，帮助处理善后事宜，这也算是对徐生前关照自己的一种回报吧。
沈从文与张兆和一九三四年合影
从有关史料看，沈从文到中国公学的时间大约为一九三一年前后。因为徐志摩的关系，沈到中国公学后很受胡适器重和赏识。据沈从文当年好友施蛰存回忆：“他在中国公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绍给了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滇云浦雨话从文》）施、沈二人相识多年，一九二九年十月，施蛰存在上海松江举行婚礼时，沈从文和冯雪峰、丁玲、胡也频、戴望舒等人都参加了施的婚礼，二人后来在昆明时过从甚密，施蛰存的话当是可信的。
胡适之所以聘任沈从文，一方面自然是看在徐志摩的面子上，另一方面，胡适也希望借此对中国公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一番改造，注入新鲜血液。沈从文被中国公学聘为讲师，主要课程是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相当于现在的公共语文，倒也算知人善任，用人所长了。在当时门禁森严的高等学府，以沈的资历来说，这应该是比较高的待遇了，算是破格录用。如果没有徐志摩的力荐和胡适的胸襟，也许沈从文一辈子都进不了大学的门墙。从这一点来说，胡适对沈有再造之恩。自称“乡下人”的小说家沈从文一下子进了高等学府，从此至少在形式上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开始了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往来。
虽然此前沈从文已经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但当作家与当大学教授完全是两回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对胡适的关照，沈从文既感激又惶恐。在他给胡适的信中便流露了这样的心态：“昨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校方面不至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之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了。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候学校方面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若能得先生为示一二，亦实为幸事。事情在学校方面无问题以后，从文想即过吴淞租屋，因此间住了家母病人，极不宜，且贵，眼前两月即感到束手也。”
胡适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到中国公学接替何鲁担任校长的。胡适到校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四院十七系为二院七系，加强了实力。据曾任中国公学副校长的杨亮功回忆：“胡先生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写作，他认为这样可以引起学生读书兴趣。”由于这种办学方针，教授中作家较多，学校办有《吴淞》月刊，学生还办有《野马》杂志，创作气氛十分浓厚。胡适认为理想的大学教育方式是：“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而沈就占了其中两个方面。因此，胡适聘请沈从文就不难理解了。据杨亮功回忆：“公学有一位教授（实为讲师）沈从文未在任何学校毕业，亦无教学经验，且讷于言。胡先生请他到公学担任教授。他第一次上课站在课堂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但是后来他成为一位很受欢迎的教授。”（《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杨亮功的回忆显然有误，在中国公学，沈从文的正式身份只是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的讲师。
从沈从文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到大学上课并没有多少自信，甚至可以说十分自卑。虽然做了充分准备，也许因为心理因素，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沈从文就遭遇了一次“滑铁卢”。这位文坛上赫赫有名的新锐作家，虽然在创作时十分自信，但当他走上讲台，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大学生时，居然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站了十分钟之久。到底是作家，后来他急中生智，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这堂课，他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结果慌乱中只花了十几分钟就讲完了。对沈从文来说，这无疑是一次痛苦的经历，甚至对他后来的教授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次失败的教学经历自然传得尽人皆知，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校长胡适那儿。胡适的回答却十分有意思：“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这话很符合胡适宽厚的性格，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位小说家的偏爱。作为大学教师，沈从文当初显然并不合格，就连张允和晚年都说：“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沈从文显然还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这也与他的性格有关。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十分害羞，这样的性格并不妨碍他写作，但作为教师，显然并不合适。一年后，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一年来在中公不至为人赶走，无非先生原因。现在觉得教书又开始无自信了，所以决计在数日内仍迁上海，暑期也不敢教下去了……”好在胡适的宽容与鼓励，使他挺住并坚持了下来。时间一久，沈从文逐渐恢复了自信，也适应了大学讲台，并成了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这在胡适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也得到了证实：“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不仅仅在教学上得到胡适的帮助，胡适给他的另一份大礼是在爱情上的全力支持。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胡适，也许根本就没有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文学史上也就少了一段佳话。沈从文在中国公学那次令他终生难忘的尴尬经历，却使他发现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女人。当他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却在台下人群中捕捉到一双善良的目光，那就是张兆和的目光。当时张兆和只有十八岁，刚从预科升入大学一年级，是公认的校花。因皮肤有些黑，沈从文私底下称她“黑凤”。沈开始对张穷追不舍，几年中给她写了无数情书，但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绝望之余沈从文一度甚至表示要自杀。沈张之恋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张兆和不得不带着沈写给她的情书找到胡适，请求胡适的帮助。然而这位开明的校长，不仅没有摆出道学家的面孔，反而认为这个师生恋很有意思，鼓励他们交往下去，甚至还在张兆和面前把沈从文大大地吹捧了一番。这在张的日记中可以得到证实。沈当时给张的同学和朋友王华莲信中这样写道：“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作。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静读书，一面是我免得苦恼。我还想当真去打一仗死了，省得纠葛永远不清。”一九三〇年七月八日，张兆和的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他还说了些恐吓的话，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
张兆和的拒绝使沈从文痛苦不已，绝望中，他对胡适说，如果没有结果，他只好远走他乡，胡适让他不要急于走，他来想想办法。所以张来时，胡适已经知道了两人之间的事。当着张的面，胡适“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他又为沈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他说：‘他崇拜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可是张兆和对此并不买账，张说：“我顽固地不爱他！”胡适却回答：“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虽然胡适一直帮沈从文说话，但张兆和不为所动，说这样的人太多，她无法一一应付，否则无法读书。以张的个性，当时就要退回沈的全部书信，是胡适劝阻了这件事，让她先存放着，和沈交往交往再说，还说如果家庭方面有问题，他可以出面解决。可以说，沈张二人后来之所以能发展下去，胡适功不可没。这可以说是沈从文到中国公学的意外收获。
一九三〇年五月，因批评当局，引发了与当局的矛盾，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同年九月，沈从文也辞去了教职。不久，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之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当时武大校长王世杰也是现代评论派的人，胡适的朋友，所以在胡适和陈源的推荐下，沈从文顺利地到了武大。陈源在致胡适信中说：“我极希望我们能聘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连语体文都不看的。”还说准备聘沈为讲师（相当于别的学校的副教授）。当时讲师的月薪是二百元，助教为一百二十元。
虽然是第二次登上大学讲台，沈从文对教学仍然不够自信，但为了生计又不得不接受教职。经过一番犹豫，最终沈从文还是到了珞珈山。他在给胡适信中说，“我在此一个礼（拜）三小时，教在中公一类的课，我说不教，但已经定了，不教不行，所以只好教。”在珞珈山时，他最好的朋友便是陈源和凌叔华。他业余的消遣便是到凌叔华家看画，或者到古旧书店买字帖玩。珞珈山的教学风气当时还是十分守旧的，沈从文在珞珈山的生活显然并不快乐，时刻想走，所以一九三一年一月寒假一到便离开武汉，到上海与张兆和会合。
一月十七日，胡也频被捕，二月七日被杀。在胡也频被捕期间，沈从文曾积极参与营救工作，但一切均告无效。营救失败后，他所能做的惟一的事情便是帮助丁玲母子。三月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由于来去路上花去了大量时间，误了回武大教书的时间，便主动辞职了。一说是因迟回学校被武大解职的。这样，沈从文在武大一共只教了一学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
在珞珈山的那段生活对沈从文来说显然是一段并不愉快的记忆。他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个中消息：“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做，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惟心情极坏，许多不长进处依然保留，故很觉自苦。若学校许可教半年解约，则明春来上海或不再返，因一切心上纠纷，常常使理智失去清明，带了病态的任性，总觉得一切皆不合式。”同时，他与张兆和的恋爱还没有结果，他觉得：“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一面也还是自己根本就成为一种病态的心，所以即或不有这件事，我也仍然十分难过。现在还是很不快乐，找不出生趣，今年来，把文章放下了。到任何地方总似乎不合式，总挤不进别人那种从容里面去，因此每个日子只增加一种悲痛。”（致王际真信）他把这种状态归罪于他所受的教育：“我近来常常想，我已经快三十了，人到三十虽是由身体成熟向人生事业开始迈步的日子，但我总觉得我所受的教育——一段长长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把我教训得没有天才的‘聪明’，却有天才的‘古怪’，把我性格养成虽不‘伟大’，却是十分‘孤独’。善变而多感，易兴奋也易于忘遗……”
沈从文走后，他这门新文学研究的课便由另一位新文学作家苏雪林接任。苏雪林是因为散文集《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出名的，当时在武汉大学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作为新兴学科，新文学研究当时基本上是块处女地，所以陈源特地把沈从文用过的几篇讲义拿给苏雪林做参考。苏雪林回忆说：“沈的讲义仅数页，以人为主，我觉得并不精彩，他尚能教，我或者也可以，便答应了。”从上述情况来看，当时很多人是看不起新文学课的，沈从文当年在珞珈山也并不得志。在那个以考据小学为学风的环境中，沈从文这样的人自然是不可能受到重用的，这一点后来从苏雪林的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也能反映出来。苏雪林因为上课时读错了几个字，被人告到学校，几乎落聘，后来还是校长王世杰主持公正，苏雪林才被留了下来。据苏雪林回忆，当年沈从文在武大的正式身份并不是讲师而是助教，这一点从沈从文的信中也得到了证实：“从上海到这里来，是十分无聊的，大雨是大教授，我低两级，是助教。因这卑微名份，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因为我在中国，书又读不好，别人要我教书，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生的要求。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致王际真信）
一九三〇年六月，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杨效法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希望把青大办成全国一流大学，广纳贤才，于是聘请闻一多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同时聘请的还有游国恩、洪森、李达、童第周、老舍、孙大雨、陈梦家等一大批教授。其中不少是新月同人。同年九月，应杨振声之约，沈从文也到青岛大学任教。杨振声是胡适的学生，非常尊敬老师胡适，从各种资料看，沈到青大，显然是胡适的结果。杨振声不仅是教育家，也是现代文学早期著名作家，著有小说《玉君》等。北大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曾任清华中文系主任，为人博雅，性格温和，与胡适有师生之谊，所以他接受沈从文也就十分自然了。
沈从文与张兆和
沈从文在青大时，住在福山路3号，小楼坐落在八关山东麓，离海滨浴场仅一箭之遥。他给自己的居室取名“窄而霉斋”。此时的沈正是而立之年，在国文系担任讲师，月薪一百元，主讲“小说史”和“散文写作”。这已是沈从文第三次登上大学讲台，显然他已经适应了大学工作，开始有了几分自信。听说著名小说家沈从文来校上课，学生十分踊跃。面对黑压压的人群，沈从文已经能应付裕如，课讲得自然生动。除了上课，还指导学生写作，帮学生修改文章。在青大两年时间，因为气候好，心情舒畅，基本上做到了教学写作两不误。他自己说：“可能是气候的关系。在青岛时觉得身体特别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写作情绪特别旺盛。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青岛写成或在青岛构思的。”如反映大学知识分子生活的《八骏图》和《记胡也频》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在青岛时，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有了结果。一九三二年夏，沈利用暑假时间去苏州看望张兆和，特地绕道上海，请巴金替他挑选一批中外文学名著作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到苏州时，张兆和只收下了《父与子》和《猎人笔记》两本书。沈到张府拜访，张父与沈相谈甚欢，对沈为人十分赏识。张父是个开明的人，声称只要女儿同意，他并不反对这门亲事，事实上等于默许了两人的婚事，这让沈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临回校前，沈写信对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儿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沈从文在昆明
一九三二年年底，经过三年九个月的马拉松之恋，他们终于有了结果。张父同意了两人婚事，张允和和张兆和一起到邮局按事先约好的给沈从文发报，张允和发的电报只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更有意思：“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俏皮而浪漫。沈从文收到电报后欣喜若狂。
一九三三年年初，沈张二人终于订婚，不久同去青岛，张兆和到青大图书馆从事英文编目工作。同年九月九日，二人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结婚，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新房里只有梁思成夫妇送的一床锦缎百子图罩单。
一九三三年夏，杨振声辞去青大校长一职，不久沈从文也辞职去了北平，寄居在北平杨家，跟杨一起编写教育部委托的中小学教科书。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许多知识分子都流亡西南各省。一九三八年，沈从文也辗转来到昆明，最初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执教，被西南联大聘为教授，第二年转入北大任教授。
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任叙永分校主任。初到昆明时，沈一段时间与杨振声家住在一起，据张充和回忆：“‘七七事变’后，我们都集聚在昆明，北门街的一个临时大家庭是值得纪念的。杨振声同他的女儿杨蔚、老三杨起，沈家二哥、三姐、九小姐岳萌、小龙、小虎，刘康甫父女。”当时沈除了教书写作，仍继续编教科书。地点在青云街六号。杨振声领衔，沈为总编辑，朱自清负责选散文。就是在这个时期，沈从文对文物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据张充和回忆：“沈二哥最初由于广泛地看文物和字画，以后渐渐转向专门路子。在云南专收耿马漆盒，在苏州北平专收瓷器，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每次见面后，不谈则已，无论谈什么题目，总归根到文物考古方面去。”（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
不久，沈从文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从文只身一个，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一间。那种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做堆贮杂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张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都是买来的旧木器。另外又买了几个稻草墩，供客人坐。”（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当时沈从文还经常与施蛰存一起到福照街购买古玩。这段时间的业余爱好，为他五十年代从事文物工作做了一个铺垫。
因为昆明常遭敌机轰炸，不久，沈从文一家迁到昆明附近呈贡县的龙街，距城十余里的乡下。每周三天住城里，上课、编教科书、教导学生，三天住乡下，主要是写作。和当时许多住在昆明乡下的教授一样，他先要坐火车到呈贡，然后再换一匹马骑十余里地到乡下租住屋。由于战时经济紧张，当时张兆和除做家务外，还在一所中学教书，沈还得帮着做些家务活，连九岁的龙朱和六岁的虎雏都得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即使这样，吃饭还常常成问题，有时夫妻俩只好让孩子先吃。这可能是沈一生中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当年沈从文穿的是一件从房东手里买来的旧皮袍改制的皮大衣，经常到学校对面米线铺子吃一碗一角三分的米线充饥。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主要教三门课：各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沈从文是属于那种半途出家的教授，并不擅长像一般大学教授那样一招一式的讲解，他摸索出一套自己独有的教学方法。沈从文的教学方法很有特色，通过言传身教，教授学生实际经验与写作技巧。教写作课时，他不搞命题作文，而是让学生自由发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来写作，以此提高学生观察事物的能力。他还与学生一起动手写，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为了教学实验写出来的，所以他的一些小说集干脆叫“习作集”和“从文习作”。虽然沈在外多年，但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却很难改变，学生听得不太清楚，多少影响了讲课效果。不过总体上，他的教学还是受到学生尤其爱好写作的学生的欢迎。
沈从文当时教二年级的课。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为选修课。据汪曾祺回忆：“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沈先生是不主张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作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他认为：先得学习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情景，汪曾祺曾回忆说：“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多的读后感，有时比原作还长。……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
为了教学生写作，沈从文自己还做示范，“他称他的小说是‘习作’，并不完全是谦虚。有些小说是为了教创作课给学生示范而写的，因此试验了各种方法”。有时为了教学生写对话，小说通篇都是对话，如《若墨医生》，有的一句对话也没有。他甚至还把一篇小说一条一条地裁开，用不同方法组织，看看哪一种形式更为合适。当时为躲避日本飞机空袭，沈全家移住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他有一间屋子。他利用自己文坛的关系，把学生优秀作文推荐发表，其中汪曾祺的最多，汪的《灯下》就是沈修改后推荐发表的。为学生寄稿子时，沈特地把稿子的纸边裁去，只留下纸心，这样可以省邮资。沈从文对学生的关心是真诚的。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说：“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至于接近年轻人，鼓励年轻人，……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过沈先生润色过的，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林蒲《沈从文先生散记》）沈虽然对教学十分认真，但对生活却极其马虎，汪曾祺说：“沈先生在生活上是极不讲究的。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
抗战时期沈从文一家在昆明乡下
在西南联大时，汪曾祺是沈最得意的弟子。据许渊冲回忆，汪“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一年级时，他与同宿舍的一位历史系同学上下铺住了一年，由于作息时间不同，几乎没有见过面，成为天方夜谭。据说因为懒散，毕业时中文系想留汪当助教，遭到朱自清一口拒绝：“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呢？”这也反映了朱自清认真的一面。但汪与沈却气味相投，据许渊冲回忆，沈对汪的才气十分赏识，甚至对人说汪曾祺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一次，汪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居然给了一百二十分，可谓赏识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