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元1368年，寂寞了差不多四百年的应天府又风光起来。自从南唐后主李煜在这里仓皇辞庙以后，这座城市便一直不曾被帝王看重过，他们来到这里大多只是暂时驻跸，歇歇脚，对着六朝遗物发几句感慨，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启驾离去。在他们看来，这儿的宫城里充满了兵气和血光，历来在这里停留的王朝没有一个不是短命的。南宋初年，那么多的大臣要皇上在这里建行都，“抚三军而图恢复”，但鬼精灵的赵构最终还是跑到临安去了。如今，一个束着红头巾的草头王却看中了这里，他要在这里长住下去，定都称帝。这个其貌不扬，脸盘像磨刀石似的黑大汉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是从淮北皇觉寺的禅堂里走来的，带着满身征尘。当然，和差不多所有马上得天下的开国帝王一样，也带着一股王霸之气，这一点，只要随便看看他写的那些打油诗就可以知道了：
百花发时我不发，
我若发时都吓杀。
粗豪到了蛮不讲理的程度，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气韵。再看：
杀尽江南百万兵，
腰间宝剑血犹腥。
几乎是瞪着眼睛吼出来的，活脱脱一个山大王的形象。现在，你看他站在钟山之巅，朝着山前的那片旷野作了个决定性的手势，作为帝祚根基的皇城就这样圈定了。
毋庸置疑，在当今皇上的这个手势背后，支撑着一种洋洋洒洒的自信。自汉唐以来，历朝都城皆奉行“皇城居中”的格局，这既符合帝王居天地之中的封建伦理信条，又有利于现实的防卫。而现在，他手指的那个地方紧挨朝阳门内，偏于旧城一隅，一旦敌方兵临京师，坐在乾清宫的大殿里也能听到城外的马蹄声。这些年来，朱元璋打的仗不算少，有好几次几乎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因此，对皇城的防卫问题，他不能没有深远的战略考虑。不错，皇城偏于一隅，于防卫是一大禁忌，但古往今来，有几个王朝是靠皇城的坚固而长治久安的呢？大凡让人家打到了京师脚下，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即使据皇城而固守，又能苟延多少时日？在金陵作为京师的历史上，这座城市从来就像纸糊一般的脆弱，艳情漫漫，血海滔滔，一旦强敌迫境，大都一鼓而下。只有南梁侯景之乱时，梁武帝固守台城，撑了一百多天，但最后还是没有守住，梁武帝倒始终没有退出宫城—他饿死在里面。到陈亡以后，隋文帝杨坚害怕南人再起，一把火烧了六朝宫阙。其实他也太多心了，一座宫城能顶鸟用？
在中国的历代宫城中，明故宫的摆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防卫高于一切的主导思想被淡化，“皇城居中”的传统格局遭到摒弃—虽然朱元璋的子孙后来迁都时，又把宫城严严实实地藏到了京师的中心。但至少在洪武初年，当朱元璋站在钟山上规划宫城时，他显然对刀兵之争看得不那么重要。他有这样的气魄。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听听宫城上的“画角吹难”。
据明人朱卬《三余赘笔》、董谷《碧里杂存》等史料记载，明宫城建成后，每天五鼓时分，朱元璋便派人在谯楼上一边吹着画角，一边敞喉高歌。画角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其声激昂旷远。歌词凡九句，起首三句为“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史家称为“画角吹难”。可以想见，站在谯楼上的当是一位老者，声调嘶哑而苍凉，带着一种穿透力极强的沧桑感。那旋律也许不很复杂，但反复强调的“难难难”却不屈不挠地浸漫得很远。寒星冷月，万籁俱寂，“画角吹难”颤悠悠的尾音在熹微的曙色中抑抑扬扬，有如历史老人深沉的浩叹。
这声音传入帘栊深重的后宫，君王惊醒了，他把温柔和缠绵留给昨夜，抖擞精神又坐到龙案旁。当他用握惯了马缰和刀剑的手批阅奏章时，这位开国雄主又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你听那九句歌词，前三句就有四个“难”字，这皇帝也不好当呢，特别是开国皇帝更不好当，马上得天下而又不能马上治之，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他必要亲自处理，不仅大权不能旁落，连小权也要独揽，那宵旰操劳的身影，该是何等疲惫？请看他自己记叙的一件琐事：
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朕命中书郎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未睹五事实迹。于是扑之。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著迹以行。吁，难哉！
也真是难为皇上了，一篇万言书，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是空话，于是龙颜大怒，把上书人打了一顿。但万言书还得看下去，累了，躺在床上听人读。到了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涉及本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是可取的，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本来用五百字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却啰啰嗦嗦地说了一万七千字，惹得朱元璋一怒之下打了人，后来又承认打错了，并表扬被打的人是忠臣。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政务处理、臣僚建议，都得用书面文件的形式上奏下谕，当皇帝的一天要看多少文件？“吁，难哉！”这叹息中透出一种与攻城掠地的雄健完全不同的疲惫；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一种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的自觉。这叹息出自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之口，便相当流畅地演绎为每天清晨谯楼上的“画角吹难”。歌吹呜咽婉转，沸沸扬扬，越过王公贵族的朱红府第和苔藓湿漉的寻常巷陌，于是舟船解缆了，车轮驱动了，炊烟升腾了，市声人语在雾露凝滞中嫩嫩地扩散开来……
但“画角吹难”毕竟只是一种相当形式主义的宣传，谯楼上浪漫色彩的歌吹也不可能传遍王朝的每寸疆土。实际上，朱元璋更注重铁的手腕，他狠狠地把玉带揿到肚皮底下—据说这是他杀人的信号—于是午朝门外人头滚滚，弥漫着一片血腥气。
历史上有哪一个王朝不杀人呢？特别是一个新王朝开始运转的时候，总是需要足够的人血作为润滑剂的。战场厮杀、自相残杀、谋杀、冤杀、自杀、误杀、鬼鬼祟祟背后捅刀子杀、明火执杖堂而皇之地杀、为了借几颗人头作交易而闭着眼睛杀……杀杀杀，直杀得血雨飘零，浸润了厚厚一本史书。但翻开这本史书，明故宫恐怕算得上是杀人最多的宫城，这一点，连朱元璋的大儿子皇太子朱标也看不下去了，多次劝父亲刀下留人。朱元璋听烦了，把一根棘杖扔在地上，叫儿子拿起来，见儿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当下有分教：“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给你砍掉，再交给你，岂不是好？”
朱元璋扔在地上的那劳什子，无疑象征着朱家王朝的权杖，而他眼中的“刺”则不外乎三种人：勋臣贵族、贪官污吏和知识分子。他认为正是这三种人对朱家王朝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因此要大杀特杀。仅在所谓的明初“三大案”中，倒在血泊中的死鬼便有十数万，流放者更加不计其数。平心而论，这中间确有该杀的，但杀得这样滥，这样残酷，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株连灭族瓜蔓抄，却不能不归结于一种心理变态。这一杀，开国元勋和军界勇武几乎无一幸免，稍微有点名气的文人也差不多杀光了。青年才子解缙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当时朝野噤声，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要了自己的脑袋，他居然敢于上万言书，对杀人太滥提出批评，所谓“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这话说得够重的了。但朱元璋看了，反而连夸：“才子，才子！”在文字狱的罗网和大屠杀的恐怖气氛中，解缙何以能这样如鱼游春水呢？当然，他有才气，在文坛上有影响，这是本钱。但比他才气大影响大的人(如“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不是照样做了刀下之鬼吗？这实在是很值得玩味的。据说，一次朱元璋在金水河边钓鱼，半天也没钓到一条，令解缙赋诗解闷。解缙应声吟成七绝一首，其中后两句为：“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这种马屁诗实在蹩脚透顶，特别是出自于才华横溢的解缙之口，实在令人赧然，但朱元璋听了很高兴，这就够了。中国的文人—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文人—就是这般可悲，你得先学会保护自己。一般来说，解缙是个相当狂放亦相当富于正义感的人，绝非吹牛拍马、趋炎附势者流，他那种只图博取君王一笑的帮闲马屁之作，大抵不会收进自己的文集，也不会示之于圈子内的文友，这点廉耻感和艺术良心他还是有的。《明史》中说他“才气放逸，工诗文”，其根据也肯定不会是这种马屁诗。但问题是，没有这种马屁诗，他能上万言书批评时弊吗？他能搞自己那些成名成家的“纯文学”吗？他能活到若干年后主持编纂中国文化史上破天荒的煌煌巨制《永乐大典》吗？这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悖论：文学的前提是伪文学，而正义感的伸张则要以拍马屁作为代价。中国的文人就在这种悖论的夹缝中构建自己的文化人格。这样的时代，文人可以坐在书斋里勘误钩沉做学问，也可以根据民间传说和话本编杂剧、写小说(例如罗贯中和施耐庵那样)，却绝对出不了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绝对需要心灵的解放和个性的恣肆张扬，因为诗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诗情的勃动，有如早春初绽的花瓣，每一点微小的翕动都极其敏感而娇憨，“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那肯定不消生受。因此，诗往往最直接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气象。李白仗剑浩歌，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即使像苏东坡那样的浪漫派大师，从他雄奇豪迈的行吟中也不难发现宋王朝衰微的阴霾。可以断言，一个让文化人谨小慎微，整天战战兢兢地仰视政治家眼色的时代，是断然出不了大诗人的，它只能出小说家、戏剧家和学者。而诗人解缙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另一个叫袁凯的诗人采取的方法和解缙不大相同。这个少年得志、以一首《白燕》诗走上诗坛、从而被人们称为“袁白燕”的怪才，为了逃避朱元璋的迫害，只得假装疯癫，自己用铁链锁了脖子，整天蓬头垢面，满嘴疯话。但朱元璋还是不相信，派使者去召他做官，却见袁凯趴在篱笆下大嚼狗屎。使者据以回报，才不曾追究。其实这一回朱元璋受骗了，原来袁凯料定皇帝要派人来侦察，预先用炒面拌糖稀，捏成段段撒在篱笆下，好歹救了一命。但作为诗人的袁凯却永远地消失了，消失在封建专制的罗网下。一个脖子上套着锁链，满口疯话的诗人，纵有旷世才华，也绝对写不出诗来了。与之相比，当年的陶渊明倒是幸运得多，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家门前的竹篱下还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你看，“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生存空间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化空间也有了，他的田园诗也因之写得相当精致，还有什么不惬意的呢？而到了袁凯这个时候，竹篱下早已失却了清新闲适的意趣，零落芜秽，一派阴森肃杀之气。那根血迹斑斑的铁锁链，不光是套在袁某人的脖子上，而是套在一个时代，套在整整一代中国文人的脖子上。
一个诗人，就这样疯疯癫癫地走在大明的京城里，脚下是六朝碑板(朱元璋曾下令用六朝碑板铺街，以致“城内自夫子庙以外绝无宋元之碑刻”)，这是一种多么惊心动魄的奢侈！真草隶篆，琳琅满地，走在上面，每一步都踩着一截历史、一阕绮丽风华。远处的宫城在烟雨凄迷中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景阳钟响起来了，是不是又要杀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