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革”期间的阅读
张新颖：我看你那篇《隐居的时代》，里面谈到“文革”当中的阅读，我觉得这个写得蛮有意思的。
王安忆：那都是发生在我们当时生活里的情形。
张新颖：我们通常会很简单地以为，“文革”当中没有书好读，大家就好像没有读书一样。
王安忆：我跟你说就是杂。没有教育，没有老师，没有文化设施，却什么书都有，都能到手，因为没有管辖。图书馆都已经漫无秩序，谁都可以跑进去拿两本书出来，书就在社会上乱七八糟地通行着。我觉得那时候的人比现在的人生活得文学，比现在的人生活得有文学性。没有别的娱乐，就看书，拿到一本书很宝贝的，看得倒背如流。
张新颖：看的都是什么书呢？
王安忆：我的整个古典文学的阅读都是在那时候完成的，比如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的东西在那个时代看，是特别的养料。
张新颖：正好和那个时代背景特别不一样。
王安忆：可是和青春期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在那一阶段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屠格涅夫，另一个是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东西吧，太沉重，因为高尔基的东西和我们的特别像，就是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间”是一样的；而屠格涅夫的东西很诗意的，是很诗意的，你会觉得精神上有个逃避的地方。
张新颖：那个时候主要看的是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
王安忆：经典的，经典作家。
张新颖：其他的呢？
王安忆：我一向喜欢看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但是那些男孩子他们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儿女英雄传》什么的，我是比较倾向西方译作，普希金的全部译作那时候全部看完了，都不知道是哪来的这些书，破破烂烂缺章少页，但一点都不缺书。
张新颖：这不是从你自己家里找出来的？
王安忆：很多书不是家里的。自己家里边的书已经给我妈妈卖了好多。
好像那时候真的是不缺书。还有《约翰.·.克里斯朵夫》，也是那个时候看的。托尔斯泰就是那个时候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那时候看的。大仲马、小仲马也是那时候看的。还看那个《月亮宝石》，这样惊险的神秘的东西；福尔摩斯也都看的，这是很好的书，非常有趣味。
张新颖：就那个时候的阅读，你说的是你个人的情况，还是一个带有点普遍性的知青的情况？
王安忆：我觉得是相当普遍的，那时候凡是青年都是苦闷的；凡是苦闷的人，他只有看书。我就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比现在更加有文学性。无论具备何种才能的人，比如科学、技术、体育、绘画，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苦闷？还是看书，看文学书，所有的有志向的人，哪怕志向是和文学背离的，满足自己情感，宣泄自己情感，还是看书，看小说。不像现在，现在的文学职业化了，只有职业里的人才和文学有关；他如果是搞理工的，就完全和文学不沾边了。
张新颖：现在人看书没有那个激情了。
王安忆：阅读吧，是个习惯，我觉得如果你在二十岁以前没养成这个习惯，你在二十岁以后真的是很难培养起来了。我们已经是一种生活习惯，我到一个地方去，如果没有些文字可以让我入目的话，就觉得日子很难熬很难熬的。年前，我到日本访问，带去的书都看完了，就到处找能够读的，找到些哪里有吃东西的，哪里有玩的英文的导游的宣传品，看看也好，看到后来连这个也看完了。我觉得没有可以进入视野的文字，就很苦闷，真的很苦恼，这是一种习惯。
张新颖：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到国外去时间稍微长一点，都带书？
王安忆：我都带书。
张新颖：带很多？
王安忆：那么我就要选择，一般带比较难读的，什么《五代诗话》啊，或者明清小品啊，就是读一些不能顺畅阅读的东西，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这次去日本就是吃了一个亏，我到那边去要和渡边淳一对话么，我想他的东西我一点都没看过，那我就是带了本他的书，他的书看起来很快，半天就看完了，那么就没书了，这很苦恼。
张新颖：怎么会和渡边淳一对话？
王安忆：对方安排的，因为他们觉得渡边淳一在中国挺有影响的，同时呢，也有顾虑，好像挺不好意思的，安排一个这么pop的人跟你们对话，于是说你们有些作家要是没兴趣的话可以不来，那我说我们当然要去了，他不管怎么说是前辈了，七十多岁了。我们全体到场和他见面座谈，他也是蛮恳切的。
张新颖：但他确实是一个通俗作家。
王安忆：非常通俗，通俗到极点的一个人。但是我当时带去的一本书是他最好的书，是他写的一本传记，这本传记我觉得他写得还不错，至少让我知道了明治时候的一些情况。我当时带着这个去看，还没到日本就看完了，在北京就看完了。见到他还不错，他送给我一套《失乐园》，台湾版的《失乐园》，结果也很快看完了，因为也很容易看。我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已经变成阅读动物了，没有文字的话，就觉得惶惶不可终日，一定要找到阅读的东西才行。
张新颖：在“文革”中阅读的时候，有没有读过二十世纪的西方作品？
王安忆：读不到，那时候。
张新颖：那可能和你在安徽插队有关系。
王安忆：不是，这可能和我们当时的翻译有关系。
张新颖：好像就是北京的一些人，他们在“文革”当中，有的人说读到过一些现代主义的东西。
王安忆：是后来吧，可能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文革”当中怎么可能有，怎么会看到？
张新颖：原来有一些叫白皮书、黄皮书的出版物。
王安忆：白皮书我也看到过，像《解冻》也有。可能我阅读的范围还是小。我不晓得他们怎么会看到，他们可能混淆了，我觉得八十年代很容易就被混淆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去，肯定就是八十年代，这个书还是有一定限制的，没有翻译你肯定看不到的。
张新颖：翻译是有一些翻译的，但是它流传范围是很小的。
王安忆：那可能就是高干子弟。当时西方二十世纪的作品要能看到也就是苏俄的了，《多雪的冬天》什么的，还能有哪里的？
张新颖：你看像多多写了一首诗，是七几年写的，就说到茨维塔耶娃，那时候可以看到茨维塔耶娃。
王安忆：哦，她不是苏俄的么，苏俄的东西好像能看到，包括阿.·.托尔斯泰的东西也能看到。但欧美的几乎看不到，美国的东西比较少。
张新颖：那后来，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八十年代，你对二十世纪的作品阅读得多吗？
王安忆：不多，我好像在那个少年时代形成了一个阅读基础，像一个堡垒一样的，我对后来的东西有一点排斥，好像有种抵抗力了，挺奇怪的。
张新颖：我觉得这一点你和别人有点不太一样。我读西方作品当然很晚了，我八十年代中期上大学，那个时候呢就自己订一份《外国文艺》，订一份《世界文学》，订了很长时间。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作家，你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很多人都在看这两个杂志，我能够从他们的作品里面看到非常清楚的影子。不是个别作家，比较普遍的。但你好像不是。
王安忆：我就觉得二十世纪的作家或者说现代派的作家，他告诉人们的都是方法，就像教科书一样。余华曾经写过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在一个外国文学的期刊上，他就讲到卡夫卡和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好像是一个银行，也就是说他可以是取之不尽的，可以再生的，不断不断地在繁生，而卡夫卡就只是一笔贷款。他说得很好，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东西大多就是方法，教给你很多方法，古典作家他给你的是教养，是整个教养，所以我现在很怕别人分析作品，拿出十八般武艺来解构，好作品不能分析的，真的就是不能分析的一些东西。其实读书就是教养的培养，教养还是得从小培养起，你大了以后水都泼不进了。现在这代作家吧，真的还是比较缺教养，这也是有的时候后劲不足的一个原因。学来的方法很快就用完了，而且你看到进来一个方法会有那么多人用，哗，都挥霍掉，再进来，再挥霍掉，挥霍得特别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