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王国维有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1〕这是一个诗学命题，但我以为更应该拓宽到文化史意义上的理解：观堂先生准确地找到了中国文人追慕、崇仰的四个人格样板。我常常引用这个说法，只有一点小变化—按任我行纵论天下英雄的惯例再加上半个〔2〕：无数人神往但学不到神髓的李白。
这就有意思了。唐朝以前一千多年，是文人相对稀少的时段，但是出现了三个半人格样板；唐朝以后一千多年，文人多如过江之鲫，无可计数，但千筛万选，最终只有苏轼一人杀入总决赛。他的气场到底有何特殊，能够这样磁吸着我们？或者换个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这样热爱苏轼？
是因为他文、诗、词、书皆高踞有宋一代巅峰，是全能的文艺天才；著述汪洋，难以窥测，被后人称为“苏海”？还是因为他性情辽阔涵纳如大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3〕？是因为他身负绝代才华而累遭流窜，最终落得个“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4〕的悲怆结局？还是因为他谐趣横生，妙语妙事俯拾皆是，与佛印、与苏小妹、与春梦婆……任意提起一个都令人拍案解颐？或者是因为林语堂笔下的他过于“变形金刚”—“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5〕？
应该都是吧？连同我们在上文没有提到的那些元素，它们纵横交错，互吸互斥，构成了这座名字叫做“苏轼”的引力场，构成了“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6〕。
二
在这座引力场中，苏轼划出了变幻光怪、精华夺目的人生轨迹。对于这一种轨迹，读者诸君想必已经熟极而流，不待赘说。但就像这篇本就显得多余的前言一样，我还是愿意唠叨几句自己心目中的苏轼。
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7〕，苏洵喜得贵子，不久，为他命名“轼”，字子瞻。在《名二子说》中，苏洵解释了来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在这里，苏洵只表达了“外饰”的意思，或许是因为出自《左传》的“轼而望之”〔8〕—也即“凭轼而瞻”—的典故为人熟知的缘故，没必要过多解释〔9〕。像普天下的父亲一样，苏洵在长子身上寄托了登高望远、胸次浩然的理想，而苏轼也的确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勤期望。嘉祐元年（1056），虚龄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礼部试即爆冷高中。主考官欧阳修激赏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但见此文高峻奇伟，以为非自己熟悉的弟子曾巩不能办，为避嫌而置之第二。
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过失，欧阳修对这位来自四川的年轻人极尽褒扬之能事。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他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与儿子论文则云：“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10〕以欧阳氏文坛盟主、政界高官的双重话语能量，如此鼓吹，苏轼怎可能不一夜成名，他迅速成为当世第一流行文化符号。他的“粉丝”里有着当朝天子宋神宗，也有着“女中尧舜”高太后，甚至苏轼被祸后：“朝廷虽尝禁止（其诗文），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政治犯苏轼的诗文禁止不了，而且还愈传愈广。不能背诵苏诗者，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就连苏轼手制的高筒短檐帽子，也都倾动天下，人争佩之，名曰“子瞻帽”。凡此种种，足见其天王巨星风采，那不是今日任何一个娱乐、体育明星能望其项背的。
可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那横溢的天才、爽朗的笑声把周边那一批嫉贤妒能的官僚、鼠肚鸡肠的文人都映射得过于昏暗和狼狈。他们就像《狮子王》里那群土狼，平时懦弱地栖息在潮湿的山洞中撕扯腐肉，一俟时机到来，就立即成群逐队、阴险凌厉地向雄伟的狮子发动了攻势。时人对此有一针见血之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耳！”〔11〕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一大公案，不易三言两语裁定是非，而苏轼之为“旧党”反对新法也有值得解说处。《苏东坡先生本传》载其对神宗语：“陛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尽管是场面话，不能不有所恭维，也能看得出苏轼并非从根本上反对新法，而是反对那种疾风骤雨、伤本摧元式的推行方式。类似的圭角芒刺遭到神宗的疏远、王安石的疑忌，土狼们也早隔空嗅到了这一丁点令他们兴奋的气味。于是，何定国、舒亶、王珪、李定等各层面的官员交章弹劾（甚至还有大科学家沈括），苏轼大祸临头。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苏轼从湖州刺史任上被提解入御史台，身陷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起文字狱—乌台诗案。叙述苏轼在乌台饱受的灵肉摧残者，以余秋雨《苏东坡突围》中的这段最令人唏嘘不已：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
一百零三天，当这副中国纯度最高的白银嗓音终于变得彻底嘶哑了以后，神宗皇帝几经踌躇，法外开恩，给了他“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之处分，其实是编管于黄州“监视居住”，稍具体面的高级囚犯而已。在黄州，苏轼的生活艰辛窘困，苦雨凄风，仅从他“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12〕足以见出其捉襟见肘。可是，越是这样的逆境才越发显示出苏轼的本事，他的天才之一就是总能把日子和心境都调适得和厚有味。
初到黄州，苏轼就盯上了绕郭长江和连山好竹，知道自己将有美味的鱼、笋可以享用。久居黄州，又买来“贱如泥”的花猪肉，精心烹制，大快朵颐〔13〕。此期诗文言食物者颇多，连缀起来几乎就是一部“舌尖上的黄州”了。吃，当然不只是吃。李国文说得好：“会吃，懂吃，有条件吃，而且有良好的胃口，是一种人生享受。尤其在你的敌人给你制造痛苦时，希望你活得悲悲惨惨，凄凄冷冷戚戚，希望你厌食，希望你寻死上吊，而你像一则广告里说的那样‘吃嘛嘛香’，那绝对是一种灵魂上的反抗。应该说，苏东坡的口福，是他在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如果看不到这点，不算理解苏东坡。”“吃得香，睡得着，写得出，而且写得好，斯为大家。”〔14〕
在黄州，“吃得香，睡得着”的苏轼的文学天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井喷”势头。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海棠》……一大批“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确认其文学史崇峻地位的佳作络绎不绝，令人目眩。正是在这样的景况下，苏轼带着光风霁月、毫不介怀的微笑，信手挥洒，信口高唱，轻灵而华丽地诠释了何谓诗、文、词的顶尖境界，何谓“儒释道互补”的思想格局，何谓人生这部大书的真谛。
对于“这位一辈子没完没了犯小人的大师”来说，黄州五年的谪居只是一生大起大落的开头。经历了不到十年比较顺遂的官场生涯，元祐九年（1094），苏轼再遭流放。这一次，主持贬谪的最高行政长官居然是他曾经的好友章惇，而贬所则是远在岭表、未曾开化的惠州。经历了这样多重打击的苏轼在惠州仍然活得甜美丰腴，胃口、睡眠依旧奇佳。反目的好友冷酷起来尤胜仇敌，章惇听说苏轼还能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15〕，一声狞笑：“苏子瞻尚尔快活？”遂再贬其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跨海来到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的苏轼时年六十二岁，垂老投荒，日薄西山，政治、经济生活跌落到了一生的最低水平线上。谁都会以为苏东坡就此失声了、完蛋了、不可能再挺起腰杆了，然而三年后遇赦北还，历经摧折、命途将尽的苏轼竟然在这首诗里敲响了一生中最洪亮的钟磬之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16〕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十四个字绝对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具震撼力量的宣言之一，它负载和传递着苏轼沛然莫御的人格重量，构成了我们热爱苏轼最过硬的理由。还是林语堂先生说得透彻：“苏东坡之魅力，正如女人身上的风情，花朵自在的美丽芬芳，可以感知，但谁也说不清其中的成分……显然，他的内心蕴蓄有一股本真的力量，无人可以抵挡。这股力量天生存在，自然迸发，直到死神逼他合上嘴巴，不再谈笑为止。”〔17〕
三
我不准备在前言花很多篇幅喋喋不休谈苏轼的词，词只是他魔幻般的人格力量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在词这个晚生代的韵文体式发展历程中，苏轼如昆仑般代表着词的终极高度，为后人树立了难以攀附的标尺。在有关苏词汗牛充栋的议论中，王兆鹏先生的说法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以为，东坡为词坛树立了一个重量级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包含着“主体意识的强化：词的抒情主人公由‘共我’到‘自我’的转变”、“感事性的加强：由普泛化的抒情向具体化的纪实的转变”、“力度美的高扬：词的审美理想由女性化的柔婉美向男性化的力度美的转变”、“音乐性的突破：词从附属于音乐向独立于音乐性的转变”这四个主要方面〔18〕。这一范式的成立，即将千古词坛笼罩在自己投射的影子下面。黄庭坚、贺铸、朱敦儒、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刘克庄、蒋捷、元好问、陈维崧、蒋士铨、龚自珍、文廷式、王鹏运、柳亚子、毛泽东、夏承焘、钱仲联、龙榆生……这个名单完全可以开得更细更长，他们都自具面目、各辟家数，但一个共同点则是：他们都踩在了苏轼宽阔的肩膀上。
对于这样一座词史昆仑，多做几个选本显然是应该的。
可是，我来承担这个任务还是另有别情。
多年来，除了教学工作之必需，我已经很少接触宋词，而主要在清代及现当代诗词里打转。所以，当中华书局编辑诚恳约稿的时候，我的本能反应便是感谢和推辞。最终答应下来的次要原因是我的确有着“东坡情结”，而主要原因则是好友姜红雨先生的大力臂助。
红雨不仅是我的“发小儿”，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走进古代文学研究的启蒙者。二十多年前我们的所谓“唱和”当然现在回头看会脸红，可是那颗稚嫩的种子也相当可爱、值得珍秘。有一个机会为我们三十年的友情与共同爱好留下一份阶段性的见证不是很好么？更何况，红雨是东坡的超级粉丝，对东坡的理解远胜于我，而他的文字又是那样精悍灵动，笔端常含感情与幽默！
征得红雨的同意后，这部薄薄的小书就上马了。两个多月来，红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选、注、评，每成一篇，即第一时间投递给我，由我进行“来料加工”。他常常担心，自己不在学院中，学术规范或有疏漏，“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我则坚信，东坡词选早就数以百计，这一本如果不能有点独特之处，那么优孟衣冠，何用有我？所以，红雨的“非学院派”气质恰恰是这本书所需要的，他的不受羁束的才气一定能带来些别出心裁的清风拂面的东西。这就足够。在“来料加工”过程中，我当然关注学术规范，同时也小心翼翼，不让学术规范过多遮挡了红雨俯拾皆是的闪光点。只是两者间的矛盾未必能完全调和，那么，如果改定稿还有一些缺陷的话，则我这间“加工厂”当独任其咎。
本书选入苏轼词八十二首予以注释、评析，兼顾名篇的同时，也力求解读一些有意味而其他词选所不取者。所选词大抵按薛瑞生先生《东坡词编年笺证》，并参考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排序，目的在于粗略凸显这座词史昆仑的生成轨迹。同时，我们还参考了邹同庆、王宗堂先生《苏轼词编年校注》、刘石先生《苏轼词》、吴熊和先生《唐宋词汇评》等大量文献，我的博士生赵郁飞做了大量细致的技术性工作，在此并致谢忱。
感谢这本小书，给我和红雨三十年的友情带来了两个多月的“新篇章”，当然也感谢中华书局编辑的宽厚与豁达，使得这本小书的撰写与面世成为可能。但是由于我们的学识、时间，以及篇幅等因素的共同制限，这本小书还存在太多的不如意。它能不能像我预想的那样真的带来一点清新呢？自说无益，还是敬请读者诸君裁夺、批评罢！
马大勇 癸巳立秋后四日于佳谷斋
注释
〔1〕《人间词话》。
〔2〕见金庸《笑傲江湖》第二十七回《三战》。
〔3〕高文虎《蓼花洲闲录》。
〔4〕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5〕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本。
〔6〕余秋雨《苏东坡突围》。
〔7〕公历已入1037年，此用习惯计法。
〔8〕《左传·庄公十年》。
〔9〕“瞻”亦有《论语》所谓“尊其瞻视”意，希望此子在己在国，既为不可缺之品物，又备其外饰，增其观瞻。见吉常宏、吉发涵《古人名字解诂》。
〔10〕分别见《与梅圣俞书》、《曲洧旧闻》卷八。
〔11〕刘世安语，见《元城语录》。
〔12〕罗大经《鹤林玉露》。
〔13〕苏轼《初到黄州》诗云：“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14〕李国文《嘴巴的功能》。
〔15〕苏轼《惠州一绝》、《纵笔》。
〔16〕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7〕林语堂《苏东坡传》，笔者综合张振玉、宋碧云译本语意。
〔18〕王兆鹏《论东坡范式》，见其《唐宋词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