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厉鹗的诗才与诗名
“不谐不随，亦激亦容；执纛其文，布衣其人。”此十六字是笔者对清代著名诗人厉鹗之概括，亦可作为本书稿全貌之缩影。“不谐不随，亦激亦容”，既指厉鹗不谐于俗的个性特征，亦指厉鹗不折不从的诗学态度。“执纛其文，布衣其人”，这是一组矛盾，亦是厉鹗身上富有趣味性、可探讨性的一个命题。厉鹗不同于王士禛、沈德潜等有政治背景的在朝诗人，厉鹗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终身布衣的社会身份。王士禛、沈德潜等人能被称道于诗坛，既因其诗艺诗论之高超，同时也或多或少得益于其官位。而厉鹗并无有力的政治背景与社会地位，却能在康乾时期被奉为诗坛掌纛者，其影响力的传播完全依赖自身的创作，仅以其文字发声而赢得享誉南北之声名，这恰恰是厉鹗迥异于常人之处。以一介布衣之身，却能主盟诗坛十数载，可谓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同时也是值得深入探赜的文学话题。
本书选择“厉鹗与康乾诗坛”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厉鹗诗才之高、诗名之盛，二是厉鹗参与诗坛社事之多、影响之深。
厉鹗著有诗文集《樊榭山房集》[1]，其名篇佳作不胜枚举，如《湖楼题壁》《归舟江行望燕子矶作》《春寒》《虎阜即事》《晓至湖上》等。时人与近人对厉鹗诗歌艺术的肯定与激赏之语颇多，如杭世骏《符南竹传》云：“樊榭称诗介江淮以南，无敢抗手者。”[2]汪沆《符药林农部五十寿序》云：“二十年来东南以诗名者，必首推予师樊榭先生。”[3]全祖望《厉樊榭墓碣铭》云：“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4]从厉鹗崛起于诗坛一直到他辞世后的数百年间，有不少人对他予以关注、加以点评，相关点评还可见于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杭世骏《词科掌录》、全祖望《鲒埼亭集》、袁枚《随园诗话》、姚鼐《惜抱轩尺牍》、陈文述《颐道堂集》、陈昌图《南屏山房集》、法式善《存素堂文集》、王庆勋《诒安堂诗稿》、袁翼《邃怀堂全集》、吴榕园《浙西六家诗钞》、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张应昌《彝寿轩诗钞》等文献。可见，厉鹗的诗名从康乾一直流传到嘉道，乃至民国。虽众人点评之语褒贬不一，却无法掩盖厉鹗在清诗史中有着一席之地的事实。厉鹗既是公认的清代诗坛大家，因此有必要对其人其诗做一个系统的观照。
厉鹗参与的诗坛社事不但能反映其本人参与诗歌活动之频繁，同时也能反映出康乾诗坛活动之概貌。康雍乾三朝乃清代全盛时期，诗歌创作与诗人吟社活动极为昌盛。诗坛大家王士禛、朱彝尊、施闰章、宋琬、查慎行、赵执信、沈德潜、袁枚等都崛起于此盛世。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厉鹗是“清初六大家”至“乾隆三大家”之间承先启后的诗人。厉鹗一生主要活动于三大诗坛，即杭州诗坛、扬州诗坛、津门诗坛，参与过《南宋杂事诗》《韩江雅集》《绝妙好词笺》等酬唱之作的书写。厉鹗在不同时期辗转于不同坛坫，于时于地，各有侧重。若以厉鹗本人成长的时间顺序为主线，以厉鹗诗歌活动的地域转换为辅线，纵横交错，于个人而言，可勾勒出厉鹗创作之历程；于集体而言，可梳理康乾诗坛吟社之风貌。总之，可用厉鹗弟子汪沆之语来总括厉鹗与诗坛互动之盛况：“忆前此十余年，大江南北所至，争设坛坫，以先生为主盟。一时往来通缟纻而联车笠。韩江之雅集、沽上之题襟，虽合群雅之长，而总持风雅，实先生为之倡率也。”[5]
“厉鹗与康乾诗坛”，看似只是对厉鹗其人其诗其事的研究，实则是以这样一个个案研究为实例，以期对清代诗人、诗歌、诗坛的研究起到一个“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首先，本书是对诗人厉鹗创作历程作出系统全面的梳理，分阶段地还原厉鹗诗歌创作的发展历程，深化人们对厉鹗诗艺成长轨迹的认识。其次，本书将深入探赜厉鹗在康乾诗坛中的诗坛地位与诗史意义，以期人们能更多地关注类似的诗人个体与诗坛社事的双向互动的研究。再次，基于厉鹗本人在清代诗坛的重要地位，本书希望在厉鹗研究基础上，能为清代诗歌研究略尽绵薄之力。以上乃本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二 厉鹗研究现状概述
学界对厉鹗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从未间断过，尤其是近几年来学界对厉鹗的关注度有所提升。王小恒《厉鹗研究综述》（《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李最欣《厉鹗研究的回顾和前瞻》（《湘南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二文曾对厉鹗相关的研究现状作出过梳理。基于近年来的一些新出成果，我们需要对厉鹗相关研究文献作出一番新的梳理。总体而言，学界所关注的重点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厉鹗生平细节研究，包括性格、科举、交游等。主要有如下成果：周潇《厉鹗的生平性情与创作心态》（《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何春环《风尘耻作吏，山水事幽讨——论厉鹗的人格特征及对其诗词风格论的影响》（《江淮论坛》2005年第3期），郑幸《丁敬与厉鹗交游考论》（《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王小恒《厉鹗入京考——兼论其心态嬗变》（《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张兵、王小恒《厉鹗扬州交游考略》（《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3期）等。
其次，厉鹗诗歌创作及其诗学思想研究。朱则杰《论厉鹗的诗》（《杭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是国内最早关注厉鹗诗歌的论文，该文深入分析了厉鹗山水诗及其产生的原因，突出了厉鹗在清代诗坛的重要地位。此后，学界对厉鹗诗歌的研究兴趣呈现上升趋势，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王英志《厉鹗山水诗特点初探》（《海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赵杏根《论浙派诗人厉鹗》（《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派诗学思想体系的重建》（《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田晓春《语言·主题·审美——厉鹗诗特质抉要》（《社科纵横》1998年第1期）等。此外，还有6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是王小恒《厉鹗的文学思想与诗词创作》（2007年西北师范大学）、易萍《厉鹗诗歌研究》（2010年湘潭大学）、周宇巍《厉鹗词意象研究》（2014年延边大学）、范梦姣《厉鹗文学思想研究》（2014年湖南师范大学）、李玉鹏《厉鹗〈樊榭山房集〉诗歌研究》（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袁静兰《论厉鹗的孤寂幽僻诗风》（2016年湘潭大学）。对厉鹗诗歌创作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山水诗的清幽、佛寺诗的孤寒、学问诗的用典等。除艺术分析外，不少学者深入着眼于厉鹗诗学思想的研究。厉鹗诗学思想的研究热点主要在于其唐宋之争，从厉鹗个例出发，可以辐射至有清一代唐宋之争之流变，厉鹗作为宋诗派的重要代表，无疑是该场诗学论争中重要的一环。厉鹗对宋诗的态度无需多加论争，但他对唐宋的态度如何？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派诗学思想体系的重建》，张丽华《乾嘉时期唐宋诗之争流变史》等都认为厉鹗持有“宏通的宗唐宗宋观”。本书对厉鹗的“唐宋互参”是持保留意见的，故此如何辩证地看待厉鹗对唐诗态度的保留与取舍，也将成为本书的一个研究难点。
再次，厉鹗与诗坛关系研究。不局限于个案细节的研究，将厉鹗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与复杂的诗坛生态中，是厉鹗研究进入成熟化的标志。如严迪昌《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宋杂事诗〉》（《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以厉鹗等人撰写《南宋杂事诗》为切入点来审视清代“盛世”文网酷密之际士人的生态与心态。又如严迪昌《往事惊心叫断鸿——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旨在通过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养护士心、蔽避风雷于险危时世之人文功德的个案举证，以及对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相濡以沫、相知以心，人格自持、个性自葆景观的扫描辨认，解释清代特定的波诡云谲时期文学领域的‘空洞’现象与‘法’外补苴”。其选题、论证、结论皆可谓入木三分。方盛良《清代士商互动之文化原生态个案考论——厉鹗与“小玲珑山馆”》（《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则是从士人与商人互动的角度切入，从而将厉鹗与扬州诗坛的交往上升到商业文化与文学相融合的文化意义上的高度，以揭示清代初期扬州诗坛特有的文学风貌。相关论文还有刘世南《厉鹗与浙派》（《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田晓春《凭仗君扶大雅轮——从樊榭集外书札一通之考证论厉鹗在雍、乾诗坛的地位》（《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王小恒《厉鹗及其浙派与清中期江浙诗人集群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王小恒《论查礼在浙派诗文化活动中的东道主地位及其贡献——兼论浙派宗主厉鹗的水西缘》（《图书与情报》2016年第4期）、朱万曙《小玲珑山馆：一个“有意味”的文学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等。
除论文外，还有几部专著里有部分章节提及厉鹗与诗坛的关系。如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首次以“一祖三宗”为框架将浙派划分为四阶段，从浙派嬗变的角度对厉鹗的诗史意义给予定位。此前刘世南《厉鹗与浙派》与张仲谋的论题相似，但刘文主要着墨于厉鹗的诗论与诗歌特色的介绍，而未就浙派内部发展嬗变与传承肌理进行分析。故此张仲谋对“浙派后期巨匠”厉鹗的诗史地位的研究，当属可贵。惜具体到厉鹗在浙派内部肌理传承中如何承上启下，其嬗变作用如何体现等问题，并未在该书中得以具体论证与呈现，故此这个问题也将成为本书研究的一个重难点。谢海林《清代宋诗选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七章“《宋诗纪事》编纂研究”以《宋诗纪事》为切入点，详细论述了厉鹗在扬州诗坛的交游网络及其形成原因、内部特点等诸多问题，堪称以厉鹗及其《宋诗纪事》为中心，采取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诗人厉鹗与诗坛的典范。
最后，厉鹗相关文献资料研究。如对厉鹗的轶诗文的搜集、补充、考证。主要成果有李国庆《厉鹗题识匡谬一例》（《文献》1992年第4期）、闵丰《厉鹗集外佚文辑释》（《文献》2015年第2期）等。又如围绕厉鹗所辑《宋诗纪事》的相关文献研究，论文有方建新《〈宋诗纪事〉小传标点订误八则》（《文献》1995年第2期）、刘汉忠《〈宋诗纪事〉拾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1期）等。较为重要的是厉鹗年谱的修订，厉鹗现存年谱较为简略，如朱文藻《厉樊榭先生年谱》（吴兴刘氏嘉业堂1915年刻本）、陆谦祉《厉樊榭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孙克宽《厉樊榭年谱初稿》（《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5辑第4册），这三部年谱内容皆略显单薄，只廓清厉鹗生平之大概，且朱文藻、陆谦祉二谱中存在个别舛误，因此对厉鹗原有年谱的考订与补充也将成为本书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以厉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相关论文共90余篇，数量不可谓不多，成果不可谓不丰硕。但也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诗人厉鹗个案研究深度不够。多停留于采点式的局部问题的研究。综观厉鹗一生，其创作能力演变、诗艺成长历程、诗名传播轨迹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探讨。第二，诗人厉鹗与康乾诗坛研究的广度不够。对厉鹗诗坛社事的研究稍欠全面。厉鹗参与的诗坛社事，由南至北分别有南屏诗社、韩江雅集、沽上题襟，可以分别对三大坛坫社事进行综合系统的考察。第三，诗人厉鹗在康乾诗坛的诗史意义与诗坛地位探讨的不足。可从代际传承的角度来具体厘清厉鹗在清代诗学传承中的作用。
厉鹗乃清代诗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的确需要对其生平事迹、诗歌艺术、诗学思想、诗名传播、诗坛活动、诗史地位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位清代诗坛大家有一个更加系统且深入的认识。
三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范围
本书以“厉鹗与康乾诗坛”为研究对象，力求紧扣“诗”的主题，呈现“诗人”厉鹗的方方面面，包括诗人生平考述、诗歌创作、诗学思想、诗坛活动、诗史地位等方面。虽是从个案出发，但力求不囿于个案本身，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整个康乾诗坛乃至清代诗坛，以期对清代诗歌研究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本书研究的基本范围与基本内容主要如下：
第一章“厉鹗生平考述”侧重对厉鹗生平文献资料的爬梳。分别从厉鹗家世背景、入京入仕、性情特征、个人年谱等四个方面展开。家世考述交代了厉鹗的至亲与妻妾的相关情况。生平经历考述了厉鹗一生的五次科考：康熙六十年会试、雍正二年会试、雍正十一年博学鸿词省试、乾隆元年博学鸿词、乾隆十三年以举人入都谒选知县。这对以往文献认为厉鹗共入仕三次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且予以纠正。性情特征的平议主要是对学界认为厉鹗性情“不谐于俗”的说法做出了新的补充与诠释。“不谐于俗”应是厉鹗经历各种人生困境之后不得不妥协的结果，是其先天个性与后天遭遇相结合的产物，而非人们认为的“天性使然”这么简单。年谱考订是针对现存的两部年谱——朱文藻《厉樊榭先生年谱》、陆谦祉《厉樊榭年谱》中的舛误之处，予以考辨与校正。
第二章“厉鹗诗歌创作”探讨的是厉鹗诗歌的内容与艺术。包括山水之什、怀人之作、自况之诗、题咏之篇、余论等五个方面。山水诗的风格主要在于清空幽冷，包括总体诗风之“清”、遣词造句之“琢”、想象瑰丽之“新”、南北山水诗风之“异”等四方面论述。怀人诗可根据书写对象的不同，分为悼亡诗与怀友诗，诗风深情绵邈。自况诗主要是反映厉鹗个人生存境遇与日常生活面貌的诗歌，较为突出的是描写贫穷、羁旅、疾病等三方面的诗歌。题咏诗主要集中讨论题画诗，题画诗的特点表现为再创画境的延伸、借画抒怀的咏怀、流于晦涩的用典、品评画艺的点评等四个方面。余论里谈的是厉鹗诗歌其余三个特点：赤子之心的性灵化、少关民瘼的个人化、格局狭小的偏仄化。
第三章“厉鹗诗学思想”考察的是厉鹗主要的诗学思想与诗学立场，包括尚清说、学问论、“唐宋互参”辨、“诗纪事体”观等四个方面。厉鹗是较为典型的性灵与学问并举的作家，其较为突出的诗学思想主要有尚清说与学问论。厉鹗推崇诗歌创作之“清”，包括人品之清与诗品之清两部分。厉鹗也主张以学问入诗，学问的内涵和外延包括群籍之学、阅历之学、典故之学等三方面。学界言及厉鹗于唐宋之争的态度时，多谓其为“宏通的宗唐宗宋观”、“唐宋互参”。然而，厉鹗对唐诗的肯定并不等同于“唐宋互参”或宗唐，厉鹗之所以不否定唐诗是与当时杭州诗坛的诗学渊源息息相关。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从《宋诗纪事》的成书体例可以看出厉鹗诗学思想中对“诗纪事体”的推崇。
第四章“厉鹗诗坛活动”旨在揭示厉鹗详细的诗坛社事活动。以时间轴为纵线，以地域为横线，将厉鹗个人成长与诗坛影响两方面合二为一，交叉论述，将其一生诗坛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崭露头角期（1715～1724）、声名鹊起期（1724～1742）、总持风雅期（1742～1752）。第一阶段，康熙后期至雍正前期，以在杭州创作《南宋杂事诗》为中心。分析了厉鹗参与创作《南宋杂事诗》的原因，挖掘出《南宋杂事诗》的传播与厉鹗诗名崛起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雍正前期至乾隆前期，以立足扬州为中心。分析了厉鹗长期寓居扬州的原因、雅集唱和的具体经过，探讨了厉鹗与“扬州二马”马曰琯、马曰璐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挖掘双方各自代表的文人与商人的结合而产生的士商互动的文化现象。第三阶段，乾隆前期至厉鹗下世，活跃于杭州、扬州、天津由南至北三大坛坫，是厉鹗诗坛生涯的巅峰时期。首先，对于杭州诗坛而言，厉鹗乃南屏诗社之职志，其突出影响在于改变了自清初以来杭州诗坛的诗学宗尚，由清初“西泠十子”的宗唐转向承接黄宗羲等人的宗宋。其次，对于扬州诗坛而言，以厉鹗、陈章为代表的布衣诗人，与以程梦星、胡期恒为代表的致仕诗人，交往密切，呈朝野合流之势。再次，对于天津诗坛而言，厉鹗与查为仁同撰《绝妙好词笺》，确立了厉鹗在天津诗坛的地位。至此，厉鹗诗坛之影响不再囿于东南一隅，而是享誉南北。乾隆前期直至厉鹗下世，厉鹗的诗坛影响力臻于顶峰，杭州、扬州、天津各地诗坛谓之“凭仗君扶大雅轮”。
第五章“主盟：厉鹗与寒士诗群”主要从厉鹗作为寒士诗群的盟主，来揭示厉鹗的诗坛地位与影响。首先，了解以厉鹗、金农、陈章、丁敬等人为代表的寒士诗群的总体风貌，主要体现在不流于俗与落拓于世两方面。同时，也指出厉鹗之所以能主盟寒士诗群的原因。其次，揭示朝野对峙的诗坛局面。朝、野双方代表诗人分别为沈德潜与厉鹗，对峙的核心在于诗学思想的冲突：门派之争、诗教与性情之争。门派之争体现在：厉鹗有“不当有派”、“世有不以格调派别绳我者”之论，而格调说恰恰出于沈德潜，说明厉鹗并不赞同沈德潜的格调说与分门别派论。诗教与性情之争体现在：沈德潜诗歌以温柔敦厚为旨，有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语言冲融懿美。厉鹗以性情自娱为旨，多流连山水以抒己怀，语言清寒冷峭。再次，研究寒士诗群的诗史意义。相较于在朝诗人，寒士诗人的意义体现在他们更加强调诗歌创作的纯粹性，包括对创作动机的纯粹性的认同与对创作身份平等性的认同。另外，寒士诗人的意义还体现在他们的生存与政治保持了游离性，呈现了政治主流诗群以外的另一种生存方式。
第六章“递嬗：厉鹗与浙派”主要从厉鹗作为狭义浙派的奠基者的角度，来论述厉鹗的诗坛地位与影响。厉鹗在浙派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从承先、嬗变、启后、流衍等四个方面展开。承先，是指厉鹗转益多师而自成一家。厉鹗师承周京、徐逢吉、蒋淑众人，是为转益多师；厉鹗的师承并非一味地沿袭，而是独创其“厉氏”诗风，是为自成一家。嬗变，是指厉鹗在杭州诗坛的代兴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引领了诗坛宗尚之由唐入宋之转变，也促进了清初宗宋诗风的崛起，从而促成了狭义浙派的崛起。启后，是指厉鹗的弟子在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上对厉鹗的追随。厉鹗弟子奉“厉氏”诗风为圭臬，汪沆学其坚瘦清莹、符之恒承其刻峭峻厉、张旸得其清微萧淡。流衍，是指厉鹗对以汪氏振绮堂为中心的文人的影响。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振绮堂对厉鹗进行了一系列追忆吟诵的活动，如编写年谱、存目刻书、步韵追和、悬像设祀等，足见厉鹗对诗坛影响之久远。
附录“厉鹗年谱新编”。现有几部厉鹗年谱不甚详实，且有不确之处，因此有必要对厉鹗年谱予以重新编订。考察与厉鹗相关的史传、诗文、年谱、方志、墓志、笔记等文献，修订“厉鹗年谱新编”，作为本书重要的文献佐证与补充。
这里还需要明确一下本书的研究范围与概念的界定。
首先，是诗人厉鹗与词人厉鹗的问题。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诗人厉鹗。厉鹗所学所著十分庞杂，他是一位集诗人、词人、学者、史学家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人，其中诗与词的成就尤为突出，可谓并驾齐驱。学界对词人厉鹗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盛，具体可参看《厉鹗词学研究综述》[6]一文。之所以要特地提及词人厉鹗与诗人厉鹗，是因为厉鹗许多诗的创作与词的创作都是同步的，并且具体到创作理念、审美取向、创作手法上，二者都有互通之处，有时甚至难以做到舍此论彼。但基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诗人与诗坛，又考虑到词这方面研究成果颇多，为避免重复论述，故如非必要，厉鹗的词学思想、词学创作、词学活动等一系列问题将不被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但在本书讨论“沽上题襟”这一问题时，我们会将厉鹗创作《绝妙好词笺》作为讨论对象。原因在于《绝妙好词笺》是厉鹗在津门文学活动中的主要成果之一，讨论《绝妙好词笺》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诗人厉鹗与津门诗坛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康乾诗坛”的时间跨度问题。这里的“康乾”应是指康熙末期至乾隆前期，具体上限约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限则是厉鹗的卒年乾隆十七年（1752）。我们据现存的厉鹗年谱以及厉鹗的诗歌创作，考证出厉鹗步入诗坛的时间约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但真正与诗坛众人频繁往来并活跃于诗坛应是在雍正朝至乾隆前期。若以厉鹗对诗坛的影响力作为切入点，亦可将书名拟为“厉鹗与雍乾诗坛”。但恐失于全面，为求完整，故仍从以“厉鹗与康乾诗坛”为名。
再次，是“康乾诗坛”的地域界限问题。厉鹗主要的诗歌活动都集中在江浙的杭州、扬州一带。又因考虑到他与天津津门诗坛曾有密切联系，故不能以“厉鹗与康乾江浙诗坛”一语概之。所以，这里所说的“康乾诗坛”不是全国性的范围，而是以天津、扬州、杭州为主的南北东部沿海地区。
四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其一，立足文献，考辨文献，史论结合。首先，大量搜索查考与厉鹗相关的文献资料，除厉鹗本人所有作品外，旁涉其友人作品，另涉相关史传、诗集、文集、词集、曲集、小说、笔记、墓志、方志、年谱、诗话、词话等。其次，在文献搜集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对文献进行合理的辨别，让准确的文献充分为研究所用，对存在舛误的文献予以考证校订。再次，不停留于浅层次的文献的罗列与堆砌，带着问题意识来考察文献史料，史论结合，层层递进，得出结论。
其二，时间纵向，地域横向，纵横交错。对厉鹗诗坛活动与诗史意义的解读，不停留于直线化或平面化的解读，而是以时间为纵线，以地域为横线，致力于纵横交错、时空合一的立体化的考察。
其三，微观探寻，宏观展示，点面结合。本书的研究中心是厉鹗个案，但其研究外延可辐射至康乾诗坛许多重要诗人与诗社，因此要采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1]厉鹗著，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樊榭山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26册，第540页。
[3]汪沆：《槐塘文稿》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56页。
[4]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内编》卷二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363页。
[5]汪沆：《槐塘文稿》卷二，第454页。
[6]柯贞金、谭新红：《厉鹗词学研究综述》，《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