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与学科定位——几个比较文学理论问题的梳理
一、重返历史维度
历史深度感的丧失始终是当代文艺研究的重大缺陷之一。值得庆幸的是理论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学者和批评家正从形式主义、符号理论、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泥沼中拔脚出来，试图重返历史的深度感。整体的和综合的历史—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新的时尚。正如希利斯·米勒在《文艺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一文中所言：“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转变并非回返到旧有的历史传统，而是踩在19世纪社会历史批评和20世纪前半期重视文学内部研究的双重肩膀上的再次提升。此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文学解释学、文本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以及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走向中得到认同和强化。
素以开放、敏锐、擅长从跨文化立场探讨问题著称的中国比较文学界，无疑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对于国内文艺研究发展的意义，并及时抓住了这一潮流。这我们完全可以从比较文学界对相关理论，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东方主义，以及前述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历史—文化批评理论的译介热情中见出；同时也可以从他们对新时期文学及此前文学现象的重新审视，对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化，对文学形象学、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现代化与民族文化重建、文化中心论与文化相对主义诸问题的关注中见出。然而，作为非常必要的，但恰恰又被有所忽略的，却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反思和定位调整问题。而如果不理顺学科的历史思路，明确自身的现实定位，似将有可能影响和阻碍学科理论发展的深度重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比较文学“消解”“危机”之类耸人听闻的宣言式论争已基本销声匿迹，这无疑是走出浮躁的征兆。依仗所谓“新学科”“新理论”“新方法”“边缘学科”等旗号组织队伍，制造轰动效应，影响学界和文坛的岁月，已渐次成为昨天的回忆。拉郎配式的比较正成为历史的笑谈。学科的体制化和队伍的职业化，新生代从学位到学历的专业化，以及研究力度在对内深入传统，对外走向更大开放的双向张力中成绩卓著。所以这些都标志着这一学科在中国比以往是相对成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存在的矛盾、诘难和问题已自然消解。“不争论”是一种智慧，许多问题的解决的确需要让历史来化解、让岁月来磨平、让时间去契合。但不争论并不意味着永远放弃对问题的言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特别是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对于比较文学而言，过去十多年来，它在从“复兴”到成为“显学”的道路上，为发展自身和改变中国文学研究的格局，确实曾经轰轰烈烈，成绩有目共睹。但在新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其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也酿成了诸多对这一学科的误读。譬如将其视为新学科、先锋理论、边缘学科等看法，有的甚至成了某种有着共识性的“定见”。这种误读除了来自外部的误解之外，更多应该说是来自学科内部，如不加以澄清和清理，将有可能给未来的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同时还会危及人们对比较文学的正确认识和了解。故有必要加以申说和梳理。而正是当下这种重返历史维度的文学研究语境，为这种梳理和谈论提供了氛围和学理上的条件。
二、新学科：一种文化误读
比较文学是被作为“新学科”而被推上新时期文学研究平台的。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都还记得，当时报刊的宣传、公开和私下的倡导、学术的论证、理论的取向都把比较文学定位在新学科和先锋理论的位置上。比较文学圈子中人也往往以“新”和“前卫”的姿态亮相。其理论学说和成果被堂而皇之地收入各种关于新理论、新学科的著作和词典中。人们也许会质疑这一学科的存在理由和价值，但对其“新”和“前卫”的看法似乎从未有过异义。可如今事过之后想想，“前卫”也许尚有道理，所谓“新”就大可质疑了。若将其置入学科的历史中去观察，甚至让人不知其“新”从何来。
当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倡导比较文学之时，事实上他从一开始面对着的就已经是一个具有深广历史时空的客观学术存在。重提学科历史上的某些历史事实，对于澄清问题也许并非多余。重读比较文学的历史，即使是为了避免争论而割舍掉那些关于比较文学的史前史、萌生史不谈，仅从形成学院化、体制化的学科为起点，比较文学学科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也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了一百多年。19世纪90年代，英、法、德、俄、美、意、丹麦等约15个国家的大学里都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甚至成立了比较文学系，并且于20世纪中叶首次酝酿成立比较文学国际学会，从而形成国际上第一次比较文学研究热潮。一百多年，对于久远的人类历史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当代人文学术史，尤其是面对20世纪各领风骚三五日的文艺理论学科发展史而言，则无疑是一个冗长的岁月。它意味着一套延续了好几代人的学术传统的形成。相对于20世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众多文艺研究学科，比较文学几乎可以算作祖母一代的学问。在中国，即使只从吴宓去哈佛大学师从白壁德学习比较文学，于20年代初回来在清华大学开设“中西文学评论”课程，其在中国的发展也超过了七十余年。相对于今日大学中文系中除传统国学外的众多学科，比较文学肯定是在中国最早走过“知天命”岁月的学科之一。尽管50—70年代曾一度销声匿迹于中国大陆，但在台港地区仍有长足的进展。至于80年代以来在国内的迅猛发展，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在时间维度上，我们找不到比较文学作为“新学科”的理由。
再从比较文学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理论基础和方法原则上看。首先，作为工业革命和商品资本市场的世界化趋势，无疑是催生比较文学的基本氛围。但就理论基础而言，比较文学更是19世纪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传统的直接产物。前者以实证主义为标志，后者则是以讲究种族、环境、时代、道德、人格为主的社会—历史批评为主导，并以经典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批评对象。于今日看来，只能说是现代批评的最初阶段，是地地道道的“传统”。更就方法论而言，作为学科基本原则的比较方法，远可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或老子的《道德经》时代。甚至时下文艺研究和批评中最时髦的“对话”形式，也只是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歌德《谈话录》和孔夫子《论语》的现代版本。尽管我们都知道，是将“比较”作为诸多方法工具之一种，还是跨文化研究的基本原则，这是比较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之处。但这本身并不证明方法有何新颖之处，它仍旧只是人类区别和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方式的现实形式而已。
具体考察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情形更趋清晰，20世纪50年代以前，作为主流的法国学派的主要研究范式是影响研究，讲求有充分证据的“事实联系”。在材料的搜集、事实的考证、现象的解释上，其治学的严谨不亚于任何传统经典学科，甚至几近于烦琐。以至于韦勒克要指责热心考据，“仅仅研究外国来源和作家声誉的材料”，是典型的“记文化账”，把比较文学缩小成研究文学的“外贸”。雷马克也指出：“法国比较文学否定‘纯粹’的比较，它忠实于19世纪实证主义形式研究的传统，即实证主义所坚持并热切期望的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将比较文学视为“一个历史学科”，而不是美学学科。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尽管经历了美国学派向平行研究的努力，以及近年来中西比较文学阐发研究的最新开拓，但在对比较文学工作者的语言功力、文化修养、知识装备、材料发掘能力、现象考证诸方面，仍有近于严酷的要求。以至于许多有志者抱兴而来，畏惧而归。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获得，在美国仍然是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人文学科之一，均在五到九年。而在法国，一旦选择比较文学专业，几乎意味着选择了一个“经典”学科，从而走上了传统文学和文化史家的道路，区别只在于你是否站在跨越民族文化的立场去看问题。美国著名电影《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像谈论历史学一样的谈论比较文学，毫无新奇感。事实上，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那么在各国数以百计的比较文学系科教育中，在各种国际性的比较文学会议上，似乎还没有听说过把比较文学作为新学科新理论来弘扬的说法。显而易见，无论从历史或理论方法上，都不足以证明比较文学之“新”，唯一的解释只能说是我们误读了比较文学。至于比较文学于80年代在中国的兴起，不过是“旧时王谢堂前燕”“似曾相识又归来”而已。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种的误读，显而易见的原因只能说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文化封闭之后，为着打破过去的单一文学研究模式，在寻找外来理论和参照系的过程中一种很匆忙的定位，以其“新”故能与“旧”对峙，至于是否真新，如同追问“新”是否就一定好一样，在那种情况下是常常被忽略的。换句话说，这也可以理解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一种有意无意的语言策略，旗帜的鲜明和口号的前卫，可以产生阶段性的号召和震慑作用，其批判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也是有效的，这也正如不同民族的文化误读也会产生积极的创造性功能一样。但从理论的历史事实和学科的长远发展着想，误读最终仍需被证明是误读，只有尽可能地还原学科历史的真面目，才能真正接续上理论的文化血脉和历史的“根”，从而更坚实地走向未来。
三、传统与前卫
明确比较文学并非今日意义上的新学科，并从理论和方法上去接续与传统的血脉，重新确定其在时间维度上作为有传统的现代经典学科的地位等，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消解它素有的开放性、开拓性和不断创新的前卫作用。
首先，传统并不意味着保守。将传统一律视为保守，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亡国灭种、落后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处境下，对自身文化发展历史滞后性的一种普遍心态，是特定历史关联中的语言策略。遥想当年钱玄同、傅斯年等“五四”一代人对中文和汉字的深恶痛绝，谁也不会料到汉字与电脑和网络的结合会实现印刷技术的历史性革命，从而走出铅与火的时代。尽管鲁迅是一代伟人，但人们也并不因为他提倡“不读中国书”，就真的把一切中国典籍束之高阁或干脆付之一炬。当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将士多有人读《孙子兵法》、日本人借鉴《三国演义》去指导商战之时，就很难讲传统就是落后；而一旦庄子的思想在解构主义的论著中被频频征引、魏晋思想家的言意观成为当代人论证20世纪诗学语言学转向的根源之一时，传统与前卫的界限似乎已渐渐走出历史的既定二元关系，在共同的时空境遇中开始对话。更何况并非只有一位西方理论家说过，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保守主义。历史并不总是直线前进的。远古人类对生命及其价值的追问，迄今也并无真正的终极答案。一种思想是否具有创造力和前瞻性，并非是因为其出现的早迟所命定，而是以其对宇宙、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洞察深度和广度所决定的。
其次，虽然我们愿意从历史的维度去重新恢复它作为有“传统”的学科的历史地位，但比较文学的学科开放性和现代性的天性，总是能够使它尽管不“新”，却有能力始终在学术领域中保持一种前卫的姿态。
众所周知，比较文学是一种跨越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范围的文学研究学科，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必然具备相当宏观、开放和动态的性质。作为所谓现代经典学科，其与传统经典学科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极其强的前瞻能力、应变能力和调整能力。由于其研究涉及不同的语言、民族、文化和学科，因而一旦任何一个领域发生革命性变化，就必然牵动比较文学的变革和深化。比较文学要生存和发展，它就必须去适应周围相关基础学科和理论环境的变化。这正是现代学科的特征之一，即以学科理论去适应时代文化环境的变迁，而不是让变革了的时代文化条件来适应学科相对较窄的需求。于是，比较文学宁愿保持一个开放的、充满弹性的学科框架，以求在历史的发展中既保持其理论、方法和价值目标的深度感，又保持其前卫性。一百多年以来，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进而到阐发研究和文化对话研究，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原则几经变化，其趋势正反映出它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上追踪时代主潮的不断开放、扩展和深化。而在学科的价值本体倾向上更表现出从“表层的事实价值层面”走向“内在的文学性价值层面”，更进一步走向由文学意义引出的“普遍文化价值层面”的深入。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主题的比较文化倾向，似乎能较清楚地把握住这种脉动。而与此有关的，关于比较文学“定义不清”过于理论化“用文化研究淹没文学研究”的种种批评，一定程度上却正是固守旧有的学科观念和对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定位缺乏把握的表现。
比较文学学科框架的这种弹性和开放天性，还表现在它对20世纪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的理论思潮所采取的虚怀若谷的吸纳态度。20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对诸如新批评、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理论、现象学美学、解释学、接受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乃至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中有益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成分，基本上是采取拿来主义的立场，不断进行广泛的选择、改造和运用于理论实践。其间虽也充满争议和曲折，但从整体上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逼使比较文学学科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理论结构，适应扑面而来的研究需求，从而始终保持了前卫的、批判的学术状态。譬如正是对新批评注重文学性的借鉴，才使法国学派只注重事实联系而不关心文学性的倾向得以扭转，并形成平行研究的理论范式；也正是接受理论的引进，又再一次深化了影响研究的意义；原型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使神话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大有起色；解释学理论的运用使比较诗学和形象学研究有长足进展；至于时下各种“新”和“后”的文化批评理论，使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化研究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全球关于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论战中，比较文学界成为最活跃的一翼。1995年10月将在北京召开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四届二次理事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为配合会议而举办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对话”国际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学者，集中讨论这一主题，其影响无疑可以预期。与此同时，类似的两次国际研讨会也分别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和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主办，均是类似努力的一部分。比较文学的这种开放胸怀，不仅推进了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深化，同时也于无形中实现了自身学科理论的更新，这正好应验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一种观物态度，所谓“虚以应物，忘我而万物归怀，溶入万物万化而得道之观物”以达“空故纳万境”的境界。有谁说这传统之中没有容含先锋前卫的内核呢？
历史地看待比较文学，它确实是19世纪文化和批评传统的产物。但它在20世纪的兴起，仍可谓20世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的先声。假定说现代主义文学在19世纪末的出现，是20世纪现代文学的征兆的话，那么，比较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体制化和学科化，则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研究出现的标志。从今天的立场去观察，它的历史及其最初形成的理论方法等，无疑可以说是传统的，但它先天具有的“跨”各种民族、文化、语言和学科的立场，以及它的始终开放容物的理论构架，又使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始终能保持前卫的状态，走在潮流的前列。这种传统与前卫、学术规范性与思想先锋性相结合的学科特征，正是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和理论相区别的独特之处。也正因为它既植根于传统学术又始终面向未来，所以自80年代以来，尽管20世纪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新方法在十多年内匆匆地在中国学界和文坛上演，又大多潮水般地退去，却唯有似比较文学这样的学科能够在争议中站稳脚跟，且不断向纵深发展。今日中国之比较文学，不仅在大学和研究单位中有专业机构，而且有体制化的博士、硕士点和数以百计的开课院校支撑其发展。同样，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为中心，对外能与学院化的国际比较文学团体和教学研究机构接轨合作，对内则团结了一大批既包含传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也包含如后现代主义、符号学、文化理论、中外影视理论研究在内的学术群体，从而形成当代中国人文研究中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应归功于它这种既经典又先锋的现代学术姿态。
四、中心与边缘
视比较文学为边缘学科，同样是对比较文学的又一误读。这不仅是一般人的看法，同时也是比较文学圈子内众多学者的自我定位。这里所谓“边缘”，至少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首先，它指比较文学是从许多传统上的基础学科边缘和夹缝中逐渐生长起来的学科。这种边缘性常常使它具备既是什么又是什么的双重性质，又使它具备既不是什么又不是什么的其他性质，正如“物理化学”这门理论的诸般特征类似。比较文学既具备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一般特征，但同时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而自有其独特的性质。正如蒙太奇艺术技巧中，两个不同镜头的并置不是两者的总和，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创造行为，其中必有新质的产生。尽管如此，相对传统基础学科而言，比较文学似乎仍然只能是边缘学科，是非正统学问。文学史、文艺理论、文学批评都无意引为同道，所以无论在中文系或外文系的课程设置中，比较文学大都既不是必修课，也不是限选课，而只能是任选课。明显表现出一种被置于边缘的尴尬。
另一层意思是从文艺研究的总体格局和比较文学的位置去区别。就大的方面看，在传统的观念中，一个人要么研究中国文学，要么研究外国文学，如果你要横跨两个以上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那么对不起，基本座次中没有你的位置，只好退居边缘。而仅就国别文学的范围而言，你可以研究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或民间文学，以及文艺理论之类，均属正宗学问范畴，而一旦你搞什么比较文学，便立刻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入流，仿佛是个“四不像”，当然不可能进入主流，而只能居于边缘。宽容者则不理不管，严厉者就会问，“这也算学问？”这里所谓边缘，实包含有与中心、主流、经典相比较的意思，即指中心外的边缘、主流外的支流、经典外的杂学。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第二层悲哀。
然而所谓正统与旁门、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经典与杂学，这种种的主次格局安排并非先天注定的恒常不变的真理标准。实际上，它也只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为条件的。世界上任何分类秩序和时空安排都不可能永远长在，一旦条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就会随之改变。例如，西方中世纪所谓人文学科主要是以神学为中心的格局，而近现代则是文史哲三分天下；中国古代的文学主流是诗文当家，而现在却是小说当道。这种中心与边缘的移位和换位、主流与支流的相互更替，正是合乎规律的常理。明白这一点，对于拨正关于比较文学作为边缘学科的某些僵化理解，应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在单一民族文化相对自足时期，如古代的希腊、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玛雅文化诸国，各种民族文化萌生之后，是在不太相关的环境下，沿各自的路线独立发展，自成体系和范式，在这种格局中文学比较的确无足轻重。甚至即使是在所谓地区性文化相对自主交流的时期，如18世纪以前的欧洲、中东、东北亚、南亚等地，多以围绕各自的文化中心的交流为主，跨地区的交往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地区性文化主体的认同，如对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儒教文化的认同，就显得更重要，而跨地区外来文化对本地区文化生存发展的关系一般还不太密切，因而文化的比较研究也不是太迫切，比较研究理所当然地处在理论格局的边缘。然而到了19世纪，随着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全面展开，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误读与对话便成为急切的要求，“基督教传教士把中国的生活和文学如此生动地带回来传给欧洲人”，“每个欧洲国家的生活和全世界总的行动摆在面对面的位置；比较的习惯空前普遍，风行一时”。比较文学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兴盛起来，成长为一门现代学科，在文学研究的领地里堂而皇之地担当起一个角色，并且逐渐从边缘向中心移动，从新兴学科逐渐发展为现代经典学科。至少在20世纪以来的欧美，人们是这样看待比较文学的。
进入20世纪后期，尤其是随着所谓后冷战时代的到来，伴随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一个倡导多元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时期正在到来。随着欧美以外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变，随之文化的格局也在发生革命性变革。这将是一个文化全面转型的时代，也将是一个文化发展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分不清你我的时代。不同民族之间通俗文化的沟通、时尚的认同，甚至比同一民族内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沟通更多共同语言。传统的以民族文化为自足中心的文艺研究格局已不适应时代的需求，单一的国家文学研究甚至不能回答本民族当代文化中发生的变革，旧的理论模子与新的文学现实之间出现明显错位和落差，于是“我们需要一个广阔的视野和角度，这只有比较文学才能提供”顺应时势，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格局逐步形成，即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三分天下的局面，在这种棋局中，比较文学不再处于边缘，而是理所当然地进入中心，成为主流。这里，国别文学的研究只是基础，比较文学才是深化的途径，并且指向对总体文学规律的探求。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
事实上，当代不同国家和民族中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都已融入了普遍的国际性的因素，或者说与世界性文学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密切相关。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从意识流、寻根、先锋派，到新状态、新写实现象的发生，均无不有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子，而北美文学中华裔和留学生文学成为热点之一，同样也与中国的变化不无关联。理论上西方的风吹草动，总会让国内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感冒一阵子。不仅文学的生产是如此，文学和文化的消费也是如此，在高度发达的印刷、出版和影视等文化传媒电子化、信息化的当代，铺天盖地地进入任何一个消费者感官的精神产品，都是多元的、世界性的构成；任何一个民族对于文学的现代性的追求，都只能在自身与世界的张力中去寻找和实现；一句话，互相制约，多元构成，已是这个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基本存在方式，那么，对于这种对象的研究，除了跨文化的比较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呢？
不妨注意一下当前国内文艺研究各方面的状况，你很容易就会发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向比较研究靠拢的趋势。研究现当代文艺理论的，除了热衷介绍西方文论之外，做得最多的是探讨中西文论的碰撞、比较和融汇问题；研究古代文论的，也在关心如何借鉴西方诗学阐释理论去探索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现代文艺思想的整合和现代转化问题；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大约是最早接受比较文学的一群，正从作家作品的比较走向思潮流派和中外文学史的比较研究；至于当代文学研究，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西方话语的参照和运用，面对当代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研究者恐怕真会出现失语症。这种现状所传达出的明确无误的信息，似可不必再展开讨论，答案是十分肯定的。也许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者还在把自己主动置于边缘或支流的地位；也许真正专业化、理论化的比较文学工作者并不太多；然而比较文学自身却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主流，成了举足轻重的一员。而以各种有意无意的跨文化文学研究为学术重心者，早已是不约而同的学科现象了，他们与比较文学专业工作者事实上已异床同梦，难分伯仲，无奈而共同地走向比较文学的康庄大道。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集传统与前卫、经典与先锋于一身的比较文学，已顺理成章地体现出今日文学研究的内在需求以及必然的方法选择，作为当代文艺研究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它完全有理由在文化转型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提升文艺批评和研究的认识水准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而在这样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语境中，比较文学该如何去选择和定位自身，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1995年4月北大燕东园
- 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11页。
-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6—67页。
- 关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现代保守主义的说法，我们至少可以参见Aronld Hauser，“The Sociology of Art．”Chicago，1982，p.653．和F·杰姆逊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所作的序言，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Xr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Minneaplis，1984，XVII-XVIII。
- 波斯奈特：《比较文学》，伦敦，1986年，第21节。
-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1页。
- 《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见《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