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故乡
凡是有故乡的作家，往往都会被贴上故乡的标签，比如绍兴之于鲁迅，凤凰之于沈从文，美国密西西比州拉斐特县之于威廉·福克纳，哥伦比亚北部小镇阿拉卡塔卡之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山东高密大栏乡之于莫言。因为出产著名作家，这些故乡被美丽的词句包围，尽情地享受着世人的赞美。故乡因作家而自豪，作家因故乡而生动。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都不会否定故乡对自己的贡献。于是乎，故乡变得优点突出，其正面功能被无限放大，而缺点却被忽略。
但我认为，恰恰是故乡的缺点成就了作家。尽管沈从文后来写了那么多关于湘西的美文，可还没成为作家之前，他是那么渴望逃离湘西。在他年少时，湘西还是一块封闭之地，教育不发达，经常打仗，饿殍遍野。他以为当兵或许是一条出路，然而，当他看见杀人如麻，大病一场之后，终于明白：好坏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见新天地，在危险中咽气，也比病死好些。1922年，年仅20岁的沈从文离开故乡到了北京。因为饥饿和贫穷，他写信向郁达夫倾诉。为此，郁达夫写了一封《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信中，郁达夫劝沈从文回到家乡去挖草根树根，“若说草根树根，也被你们的督军省长师长议员知事掘完，你无论走往何处再也找不出一块一截来的时候，那么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戏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说给你的老母亲小妹妹听听，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中间，你们三个昏乱的脑子里，总可以大事铺张的享乐一回。但是我听你说，你的故乡连年兵灾，房屋田产都已毁尽，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这虽是郁达夫的激愤之语，却或多或少地道出了沈从文故乡的实情。所以，即便在北京忍饥挨饿，沈从文也不愿回去。
那么，鲁迅呢，他跟故乡的关系又怎样？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3岁那年，他那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16岁时，他长期患病的父亲病逝，家境迅速败落。家境好的时候，他看到羡慕的眼光，听到亲切的话语。家境一旦败落，周围的态度立刻生变：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这一变化，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带着对故乡的失望和对新知识的渴望，18岁那年，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20岁那年，他母亲给他订了一门他并不满意的婚事；21岁时，他赴日本求学。1910年9月，29岁的他回到绍兴担任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其状态是：囚发蓝衫，喝酒抽烟，意志消沉，荒落殆尽。其内心的痛苦压抑可想而知。果然，1912年2月，他31岁，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第二次离开故乡。他对绍兴的感情极为复杂，有一种与家乡漠然隔绝的态度。证明就是他1919年底最后一次离开绍兴后，再也没有回去，直到1936年逝世，17年不回故乡。
和鲁迅、沈从文比起来，当代作家莫言跟故乡的关系明显更为密切。早在1984年，当他阅读川端康城的《雪国》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时，就明白“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因此，他以故乡为圆心，打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王国。他赞扬过家乡的红高粱，描写过故乡的血性。每年他都会回乡写作，即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也常常回去。他认为故乡能够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但是，他也曾经说过，“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对故乡同样爱恨交加，特别是少年时期，恨多于爱。因为家里孩子多，他曾经被大人们忽略，自认为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3岁时，他掉进粪坑差点淹死。饥饿时，他曾烧老鼠来吃，也曾偷吃过生产队地里的萝卜，甚至吃过煤块。小学五年级，他因为乱喊口号被学校劝退，成为生产队里年龄最小的社员。他想被推荐上大学，到处写信求助，却引来了贫农代表的嘲笑：“你这样的能上得了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此路不通，他便报名参军。从17岁开始，他年年报名年年体检，不是体检出问题，就是政审出问题。有一次，竟在集中报到的前一天，他忽然被人替换下来。直到21岁那年，他终于获得当兵的机会。当他坐上运兵的卡车，一同入伍的伙伴们泪别故乡时，他连头也不回，“我有鸟飞出了笼子的感觉”，希望汽车开得越远越好。他曾经说过故乡耗干了祖先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他的生命。“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会再回来。”
所以故乡，并非今天我们坐在咖啡馆里想象的那么单纯。她温暖过作家，也伤害过作家。似乎，她伤害得越深，作家们的成绩就越突出。真应验了海明威的那句：“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以此类推，我也可以这么说：故乡对作家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伤害他，用力地伤害他！就像哥伦比亚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伤害那样伤害。1947年，20岁的马尔克斯进入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但仅仅读了一年，就因哥伦比亚内战而辍学。1955年，他因揭露“政府美化海难”而被迫离开祖国，任《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不久，这家报纸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他被困欧洲，欠下房租，以捡啤酒瓶换钱过日子。在写《百年孤独》的那一年时间里，他的夫人靠借债维持全家生活。《百年孤独》完稿之后，他们连把这份手稿寄往墨西哥出版社的邮资都凑不够，结果只好先寄出半份。这就是作家们热爱的故乡。正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所说，“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西，我根本就不喜欢，但是我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即使是怀着憎恨”。
不可否认，故乡一直在塑造作家，但请注意，作家也反过来塑造故乡。如果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怎么会留意阿拉卡塔卡小镇；如果没有鲁迅和沈从文，那绍兴和凤凰也没有这么风光。毫不夸张地说，是莫言带火了高密大栏乡。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作家在塑造故乡时进行了虚构。马尔克斯把阿拉卡塔卡变成了“马孔多”，福克纳把拉斐特县变成了“约克纳帕塔法县”，鲁迅把绍兴变成了“鲁镇”和“未庄”，沈从文把湖南省花垣县的茶峒镇变成了“边城”，莫言把高密大栏乡变成了“高密东北乡”。不知道是幸或是不幸？凡是出产作家的故乡，再也不是现实中的那个故乡，她被作家们添油加醋，撒上食盐和胡椒粉，成为一个民族乃至人类背景的缩影。故乡因此从真实的变成虚构的，从简单的变成复杂的，从封闭的变成开放的……读者们甚至更愿意接受那个虚构的故乡。常有读者按照小说中的描写寻找作家的故乡，但现实与虚构的落差往往惊破他们的眼镜片。虚构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虚构变得越来越强势，而现实乐见其成，心甘情愿地配合。2008年茶峒镇已更名为“边城镇”，“鲁镇”和“未庄”也已经在绍兴变成了实体建筑群，据说哥伦比亚有关方也正在努力把阿拉卡塔卡更名为“马孔多”。这样一来，作家们的故乡又由虚构变成了“真实”。
那个真实的故乡被商业裹挟。作家们的故乡越来越像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里的背景。在主人公还没有推开天空上的那扇门之前，谁都不知道原来整个天空，包括楚门生活的环境以及人际关系全都是假的。为了利于表达，作家先虚构了一个故乡，然后读者和消费者对作家的虚构进行再虚构。一个有痛感有灵感有感动的“三感”故乡终于离我们远去。故乡的喧嚣代替了孤独，宠爱代替了伤害，虚假代替了真实……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故乡能够孕育出两名以上的文学大师，原因是故乡被二度虚构了，飘飘然了，她的文学营养已被前一位作家掏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