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经》的几个基本概念
《诗经》研究有一些常见的概念术语，为帮助读者，特附如下的条目。
王官采诗说
“王官采诗”，又称“采诗观风”，可能始于周初，至西周后期趋于频繁。关于它的记载很多，如战国竹简文《孔子诗论》说：“诗其犹广闻也……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马承源先生考释为：“敛材指‘收集’邦风佳作，实为采风。”《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之言曰：“《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师旷所言《夏书》今已亡佚，若相信师旷所说有据，那么，夏代就有了政府派专门人员在一定时节到民间采集意见的做法。《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孔丛子·巡守篇》说：“古者天子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也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以上诸说，虽有分歧，如有的说是周天子巡守时“大师陈诗观风”，就是大师演奏天子所巡之地的诗篇，以便让天子知晓当地民风，有的文献特别是汉代文献则谓采诗是专职官员的事情，与巡守没有关联；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承认“诗”可以“观民风”。这些“诗”可以是专职人员“采”的，还可以是专业音乐官员“陈”的。周天子可派人去“采”，诸侯也可以“采”，诸侯“采”的“诗”，要让天子了解，“陈”就是一种途径。“采诗”的人，有的说是“行人”，有的说是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的“无子者”，即无依无靠的人，《孔子诗论》称之为“贱民”，政府派他们做点事，以此换取度日的衣食。“采诗”有两种可能，一是民间有现成的歌唱，采集过来稍作加工，被之管弦加以演唱；二是采诗官或大师采集一种社会风俗，将其加工成篇章。
孔子删诗说
孔子删诗说，是历代争论不休的问题。孔子曾整理过《诗》，《论语》记载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说他晚年返回鲁国后，对《诗》进行了一番编订和正乐工作。《史记》对此有更具体的说法：“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是“删诗说”的起始。唐代孔颖达对此表示怀疑，说“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自此以后八百多年，聚讼纷纭，双方持论各有得失。近现代学者又提出，所谓“孔子删诗”，是去除重复的篇章段落。就现有文献条件而言，这一问题还难以解决。
四始
“四始”说大致有三种观点。一、古文家说，见于《毛诗序》。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始”者，据郑玄解释，为“王道兴废之所由”。二、《史记》所载今文家说，见《史记·孔子世家》，以《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据此，“四始”即《诗经》四部分开首的篇章。三、汉代纬书所载齐诗家说，见《汎历枢》，以为“《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是用《大明》《四牡》《嘉鱼》《鸿雁》四诗分别与亥、寅、巳、申相配，以明《诗》与五行有关联。《毛诗》说着眼于《诗》篇内容与政治兴衰的关联，《史记》侧重四类诗篇开始的标志。《诗》纬之说则明显属于穿凿附会。
赋比兴
赋比兴为《诗》“六义”的组成部分。“六义”包括：风、雅、颂、赋、比、兴。《诗经》研究者一般将“六义”分为两部分：风、雅、颂为一部分，是诗类名；赋、比、兴为一部分，是三种表现手法。关于风、雅、颂，已见本书各部分的解说。兹只介绍赋比兴：
赋：即铺叙、叙述。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此说为后来学者所接受。
比：郑玄《周礼注》：“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是说“比”是用曲折的方式表达意见。孔颖达《毛诗正义》解释说：“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是直接把郑玄的说法解释为“刺诗”。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是说比为比喻，为修辞手法。近人朱自清《诗言志辨》说：“比原来大概也是乐歌名，是变旧调唱新辞。”意思是用旧曲唱新词。学者多接受朱熹之说。
兴：关于“兴”的争议很大。郑玄《周礼注》：“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之。”又引郑众说：“兴者，托事于物。”孔颖达解释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引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诗集传》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又朱鉴《诗传遗说》载：“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今人钱锺书《管锥编》又提出“兴”就是风谣、儿歌中的起语，并无实际意义。诸说中郑玄解比、兴区别不明，朱熹《诗集传》之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风雅正变
《诗》的“十五国风”与《大雅》《小雅》都有“正”有“变”，此即所谓“变风变雅”之说。此说最早见于《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序》发挥其说，言歌颂周室先王和西周盛世的诗是“诗之正经”，那些产生于衰乱之世的讽刺诗和爱情诗，为“变风”“变雅”。被称为“正雅”的篇章，具体说，在《小雅》，是指从《鹿鸣》到《菁菁者莪》的十六篇，其他篇章则为变雅；在《大雅》，是指从《文王》到《卷阿》的十八篇为正大雅，其他则为变大雅。至于《国风》中的“正”和“变”，朱熹说：“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就是说，除了《周南》《召南》之外的其他国风都是“变风”。与“正”“变”相关，还涉及《诗》入乐不入乐的问题。古人以为“诗之正经”可以入乐，衰世之音的“变风”“变雅”则不入乐。不过，近代以来学者多以为《诗经》篇章都是入乐的。
笙诗
《诗经·小雅》部分保存有目无词的篇题六首，即《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诸篇，被称作“笙诗”。《毛传》说笙诗“有其义而亡其辞”，代表汉学的观点；朱熹《诗集传》说“《南陔》以下，今无以考其名篇之义，然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词明矣”，代表宋学的观点。二者都承认笙诗是用笙吹奏的乐曲，可以和其他诗歌一起演奏。
三家诗
汉代经学传承大体分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派别。属于今文经学的《诗经》学者，有鲁、齐、韩三家，称“三家诗”。《鲁诗》最早，因最初流行于鲁国而得名，最早传授的大师是申培，称申公。《汉书》载“鲁申公为《诗训故》”，可见申培在汉初为《诗经》作过训诂。《汉书·艺文志》又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鲁故》当为申培的《诗训故》，《鲁说》是其后学的陆续补充。“鲁诗”著作在西晋失传，仅有石经《鲁诗》残碑一块流传于世，不足二百字。“齐诗”由齐人辕固所传而得名。荀悦《汉纪》说辕固著有《诗内外传》。他的后学弟子有翼奉、匡衡等，这些后学将《诗》与阴阳五行结合，在西汉后期大盛于世。齐诗家还衍生出独立的翼奉之学，称“翼氏学”。此学附会阴阳五行，讲究“四始五际”及“六情”之说。《齐诗》著作因内容妄诞驳杂，章句繁琐难学，在三家诗中衰亡最早。《韩诗》因传授者为燕人韩婴而得名。《汉书·艺文志》载韩诗家主要著作有韩婴《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及其后学者的《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卷。韩诗家的一些著作亡佚较晚，隋唐时期还有人著《韩诗章句》。到北宋此家著作大部分失传，现仅存《韩诗外传》。此书非韩婴原著，是由隋唐两代“韩诗”学者补充修改而成，内容大致是先讲一个故事，发一番议论，然后引《诗》为证，一些说法对考究诗篇背景有帮助。清人皮锡瑞说“鲁、齐、韩三家《诗》大同小异，惟其小异，故须三家分立；惟其大同，故可并立三家”。
毛诗
古文学派的《诗经》传本，称《毛诗》。传授者据说为鲁国人毛亨（大毛公）和赵国人毛苌（小毛公），在汉代流行最晚。从《汉书·儒林传》和《汉书·艺文志》看，毛诗家著作即《毛诗故训传》，汉武帝时河间献王献《毛诗》于朝廷，未能立于学官。王莽篡权，利用古文经学做舆论工具，朝廷始设《毛诗》博士。王莽失败，《毛诗》官学地位随之撤销。东汉后期，三家《诗》学衰落，《毛诗》流行，使于后代。
《毛诗序》
《毛诗序》：《毛诗》有序，其中第一篇写在《关雎》篇之前，篇幅颇长，涉及《诗经》的总体内容，称“大序”。此外就是《诗》各篇之前的序言，称“小序”。这些序言，有人说《大序》出自孔子，《小序》出自子夏，也有人说是皆出自毛氏，也有记载说出自东汉早期的卫宏。北宋苏辙著《诗集传》又提出，所谓“大序”是每一篇序言的开始第一句，其后的句子不论长短，则为“小序”。在宋代还有学者不相信“小序”，甚至有人斥为“村野妄人之说”。
《郑笺》
《郑笺》是郑玄《毛诗传笺》的简称。郑玄，东汉末年经学大师，兼通今文、古文经学。他在《毛传》的基础上吸收三家《诗》的成果，为毛氏《诗故训传》作笺注，完成了《诗经》今、古文经的融合。《毛诗传笺》行世后，成为天下通行的传本，以前各家传本则相继亡佚。
《毛诗正义》
《毛诗正义》共七十卷，为《五经正义》之一，唐初由孔颖达与王德韶、齐威、赵乾叶、贾普曜等学者共同完成，因孔颖达为主持者，故署名孔颖达，简称《孔疏》。《孔疏》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则，顺毛、郑各自的理解，对传、笺作详细的有助于当时人阅读的疏解。《毛诗正义》以颜师古考订的《诗经》文本为定本，一些字的读音采陆德明《毛诗释文》（《经典释文》的一部分）注音，广泛吸收南北朝南北经学家各家之说，是汉代以来古文经学集大成之作。该书问世后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