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谤毁
人皆有是非之心：是曰是，非曰非，宜也。人皆有善善恶恶之情：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宜也。唯是一事之是非，一人之善恶，其关系至为复杂，吾人一时之判断，常不能据为定评。吾之所评为是、为善，而或未当也，其害尚小。吾之所评为非、为恶，而或不当，则其害甚大。是以吾人之论人也，苟非公益之所关，责任之所在，恒扬其是与善者，而隐其非与恶者。即不能隐，则见为非而非之，见为恶而恶之，其亦可矣。若本无所谓非与恶，而我虚构之，或其非与恶之程度本浅，而我深文周纳之，则谓之谤毁。谤毁者，吾人所当戒也。
吾人试一究谤毁之动机，果何在乎?将忌其人名誉乎?抑以其人之失意为有利于我乎?抑以其人与我有宿怨，而以是中伤之乎?凡若此者，皆问之良心，无一而可者也。凡毁谤人者，常不能害人，而适以自害。汉申咸毁薛宣不孝，宣子况赇客杨明遮斫咸于宫门外。中丞议不以凡斗论，宜弃市。朝廷直以为遇人，不以义而见疻者，宜与疻人同罪，竟减死。今日文明国法律，或无故而毁人名誉，则被毁者得为赔偿损失之要求，足以证谤毁者之适以自害矣。
古之被谤毁者，亦多持不校之义，所谓止谤莫如自修也。汉班超在西域，卫尉李邑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章帝怒，切责邑，令诣超受节度。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北齐崔暹言文襄宜亲重邢劭。劭不知，顾时毁暹。文襄不悦，谓暹曰：“卿说子才(劭字子才)长，子才专言卿短。此痴人耳。”暹曰：“皆是实事。不为痴也。”皆其例也。虽然，受而不校，固不失为盛德；而自施者一方面观之，不更将无地自容耶?吾人不必问受者之为何如人，而不可不以施为戒。
［译文］
人人都有是非判别的心理：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应该的。人人都有赞好、憎恶的情感：善待好的，憎恶坏的，这也是应该的。只是一件事情的是与非，一个人的善与恶，其中的关系很复杂，我们一时的判断，往往不能作为定论。我们所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善的，但有时并不恰当，这种不恰当的判断所造成的害处不会很大。而我们所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恶的，如果不恰当，那么它的害处就会很大。所以我们评判一个人，只要不是关系到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就应该坚持宣扬他的对与善的地方，而掩盖他的错与恶的地方。即使不能掩盖，那么发现他的错误之处就予以否定，发现他的恶处就予以责罚，这也是可以的。如果一个人本身没有什么错与恶，而是我为他凭空虚构的，或者这个人错与恶的程度并不严重，而是我对他故意夸大其词，那就是对他的诽谤。诽谤，是我们应当禁止的。
我们试着来探究一下诽谤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是嫉妒别人的名誉吗？还是以为别人的失意对自己有利？还是别人与自己有宿怨，便以诽谤来中伤别人？所有这些，我们不妨叩问自己的良心，没有一个是可以做的。凡是诽谤别人的人，常常害不了别人，到头来却自己害自己。汉代申咸诽谤薛宣不孝道，薛宣儿子薛况的门客杨明，在宫门外打伤了申咸。御史中丞认为这件事不能以平民百姓间的争斗来定论，要把薛况处以死刑。但朝廷大臣以为，申咸是因为没有以正直之心去对待别人而遭到报复，他应该与施加报复的人同罪论处，最后薛况竟被免除死罪。今天文明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如果有人无缘无故毁坏别人名誉，那么受毁者有权要求对方给予赔偿，这足以证明诽谤者刚好自己害自己。
古时那些被诽谤的人，大都也采取不申辩的态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阻止别人的诽谤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首先加强自身修养。汉代的班超受命出使西域，卫尉李邑向皇帝上书，陈述班超经营西域的事业不可能成功，又极力诋毁班超，汉章帝大为愤怒，严厉斥责李邑，命令他到班超那里去接受调遣。班超就派遣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侍子回到京城。徐干对班超说：“李邑先前诽谤您，想破坏您经营西域的功业，现在您为什么不依据皇帝诏书把他留在西域，另派他人去送乌孙国的侍子呢？”班超说：“正是因为李邑先前诽谤了我，所以今天才派他回京城。我内心自省没有愧疚，何必怕别人的议论呢？”北齐崔暹劝文襄帝高澄亲近信赖邢劭。邢劭不知道这件事，却瞅准机会不时地在文襄帝面前诋毁崔暹。文襄帝很不高兴，对崔暹说：“你说邢劭的优点，而邢劭却专门挑你的缺点。邢劭真是个糊涂人啊。”崔暹说：“这些都是事实。邢劭其实不糊涂。”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自己受到别人的诽谤却不申辩，品德固然高尚；但从诽谤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是更加无地自容了吗？我们没有必要追问受到诽谤的是些什么人，但不能不劝诫和杜绝诽谤的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