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理初的诙谐

俞理初的诙谐

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女》一篇云:

《白虎通》云,女,如也,从如人也。《释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娪。娪,忤也,始生时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时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广记》《长恨歌传》云,天宝时人歌曰,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悲酸。则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台新咏》,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生女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低头私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一见,一绝逾参辰。此谚所谓姑恶千辛,夫嫌万苦者也。《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亦贵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妇人苦》诗云,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其言尤蔼然。《庄子·天道篇》云,尧告舜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书·梓材》,成王谓康叔,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此圣人言也。《天方典礼》引谟罕墨特云,妻暨仆,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盖持世之人未有不计及此者。

俞君不是文人,但是我读了上文,觉得这在意思及文章上都很完善,实在是一篇上乘的文字,我虽然想学写文章,至今还不能写出能像这样的一篇来,自己觉得惭愧,却也受到一种激励。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匀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愊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如俞理初的《癸巳存稿》,郝兰皋的《晒书堂笔录》是也。讲到学问与诗文,清初的顾亭林与王渔洋总要算是一个人物了,可是读他们的笔记,便觉得可取的地方没有如预料的那么多。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却是必要的,因此无论别的成绩如何,在这方面就难免很差了。这一点小事情却含有大意义,盖这里不但指示出看笔记的途径,同时也教了我写文章的方法也。

俞理初生于乾嘉时,《存稿》成于癸巳,距今已逾百年矣,而其见识乃极明达,甚可佩服,特别是能尊重人权,对于两性问题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论,葵孑民先生在《年谱》序中曾列举数例,加以赞扬,如上文所引亦是好例之一也。但是我读《存稿》,觉得另有一种特色,即是议论公平而文章乃多滑稽趣味,这也是很难得的事。戴醇士著《习苦斋笔记》有一则云: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南北东西,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这是很有价值的一种记录,从日常言行一小节上可以使人得到好资料,去了解他文字思想上的有些特殊问题。《存稿》卷三《鲁二女》一篇中说《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公羊穀梁二家释为淫通,据《左传》反驳之,评云:

季姬盖老矣,遭家不造,为古贵妇人之失势者,不料汉人恕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

又云:

听女淫佚,则《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帅师,非君命不书,非告庙不书,淫佚有何喜庆,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瞀儒秽言无一可通者。

又卷三《书难字后》有一节云:

《说文》,亡从入从,为有亡,亦为亡失,唐人《语林》云,有亡之亡一点一画一乙,亡失之亡中有人,观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二怪字,欲令人观之。

又关于欸乃二字云:

《冷斋夜话》引洪驹父言欸乃音奥,可为怪叹,反讥世人分欸乃为两字。此洪识难字诚多矣,然不似读书人也。

又有云:

又《短书》言宋乩神示古忠恕乃一笔书,退检古名帖,忠恕草书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谬,乩神亦荒谬也。

又卷四《师道正义》中云:

《枫窗小牍》言,宋仁宗时开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为其父母所讼,当抵死。此则非人所为。师本以利,诚不爱钱,即谢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损,乃苦守聚徒取钱本意而致出钱幼童于死,此其昧良尤不可留于人世也。

又云:

《东京梦华录》云,市学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预敛诸生钱作会,诸生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此固生财之道,近人情也。

卷十一《芭蕉》一文中谓南方雪中实有芭蕉,王维山中亦当有之,对于诸家评摩诘画乃神悟不在形迹诸说深不以为然,评曰:

世间此种言语,誉西施之颦耳,西施是日适不曾颦也。

卷十四《古本大学石刻记》中云:

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从《礼记》写出《大学》本文,其识甚高。时有张夏者辑《闽洛渊源录》,反极诋守仁倒置经文,盖张夏言道学,不暇料检五经,又所传陈澔《礼记》中无《大学》,疑是守仁伪造。然朱子章句见在,为朱学者多以朱墨涂其章句之语,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览朱子章句,致不知有旧本,可云奇怪。

后说及丰坊伪作石经本《大学》,周从龙作《遵古编》附和之,语多谬妄,评云,“此数人者慷慨下笔,殆有异人之禀。”又《愚儒莠书》中引宋人所记不近情理事以为不当有,但因古有类似传说,因仿以为书,不自知其愚也。篇末总结云,“著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可谓穷形极相。古今来此类层出不尽,惜无人为一一指出,良由常人难得之故。盖常人者无特别希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识,即是向来所谓人情物理,寻常对于一切事物就只公平的看去,所见故较为平正真切,但因此亦遂与大多数的意思相左,有时也有反被称为怪人的可能,如汉孔文举、明李宏甫皆是,俞君正是幸而免耳。中国贤哲提倡中庸之道,现在想起来实在也很有道理,盖在中国最缺少的大约就是这个,一般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点异人之禀,喜欢高谈阔论,讲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话,宁过无不及,此莠书之所以多也。如平常的人,有常识与趣味,知道凡不合情理的事既非真实,亦不美善,不肯附和,或更辞而辟之,则更大有益世道人心矣。俞理初可以算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常人了,不客气的驳正俗说,而又多以诙谐的态度出之,这最使我佩服,只可惜上下三百年此种人不可多得,深恐只手不能满也。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八日,在北平苦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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