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美之源
高建平
在今日之中国，城市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中国的流行，也许与它在国际上流行有关，与像刘易斯·芒福德这样一些人的著作被译成了中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国话题。与城市相关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严峻地提了出来，激发着他们的思考。实际上，中国学者对国外有关城市研究的关注，源于他们自身所面临的问题。
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村和农业人口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国家。农村人口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占据着中国人口的80%以上。只是在最近20多年中，中国的城市人口才急剧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这半个世纪，将是中国彻底改变面貌的时期。可以预见的是，农业人口会从80%，变成20%。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彻底改变。过去我们都说，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明，中国人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农业养活自己。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这么说。每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发的第一号文件，都与“三农”（农村、农业、农民）有关。这当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取其象征义，也说明“三农”的重要。无农不稳，要想维稳，治本之策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然而，这种格局在最近一些年和今后一些年正在或将要改变。城市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的问题将会成为政治家关注的中心，也会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今天，无论我们住在中国的哪一座城市，都会亲身感受到城市面貌的迅速变化。有客人从外地、外国来，常说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的城市变了样。不是某一个城市，而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住在北京，几年前再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有一种时光停滞了的感觉。我曾在瑞典留学，对斯德哥尔摩很熟悉。离开一些年再回去，感到在那个城市，时间仿佛凝固了：没有什么变化，一切都像我当时在那里的样子。房子没有变，马路没有变，公共汽车的线路也没有变，甚至连公共汽车的时刻表也没有变。对此，我很有感慨，对那里的朋友说，你们是生活在仙境中啊！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几年我在北京，城市变化太大了，亲眼看见了许多郊区新城拔地而起。一些地方不久前还是农田，转眼盖起了几十幢高楼，再过两年就成了闹市区。在欧洲，一百年的房子不算老，二百年的房子常常见到，三百年的房子被钉上牌子，注明是何时建的，并以此自豪。总之，是越老越有味道。而北京是座新城。在北京，30年前的房子只是劳动新村，20年前房子还不入流，跨世纪的房子偶有可观，奥运前后的房子引领时尚。
一 千城一面的焦虑
城市在迅速长大，变高变胖，这是当下中国到处都在发生的现实。可以大体作这样的估算：在经济总量每19年翻一番的同时，城市人口也是每10年翻一番，人均居住面积也每10年翻一番，再加上人均商业、旅游、教育、行政用房翻番，机动车数量翻番，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道路和停车场翻番，出现了GDP呈代数级数增长，城市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于是，平房变成了楼房，多层变成高层，又竞相出现超高层。由此，镇变成了市，小城市变成了大城市，大城市变成了巨型城市。
迅速的建设，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人们在欣喜之余，也产生了一个焦虑：千城一面！其实，不仅千城一面，而且城里的小区也千区一面，商店千店一面，道路千路一面，大楼也千楼一面。
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名字的不同。我们看不到城市的独特的城市风貌，特有的城市文化。一个城市除了有几个地标性建筑外，其他的建筑都一样，而地标性建筑也在相互学习模仿。
小区与小区之间，也只有档次的区分，由楼与楼之间的密度、绿化程度、房屋的形制，小区管理水平，以及地理位置、交通情况，等等决定。这又可归结为房屋的造价和出售价格的区别。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与个性特征无关，质变成了量，美变得可用金钱来衡量。小区是如此，街道、公共设施也是如此，其中很少有文化的因素，或者说，“文化”被归结为“档次”，文明只是钱袋的文明。
造成千城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实现在这么广大的地区里的城市全部重建，怎么能不千城一面呢？
城市的风貌，与人们的想象力在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同一性有关。例如，一个地方的市政办公地应该怎么建？并非凭空想象出来的，都有一定的规范。古代时衙门就有一定的形制。不同等级的官员的衙门，呈现出从皇宫往下递减的态势。级别越小，衙门也就越小。这是一种礼制，与春秋时舞蹈分八佾、六佾和四佾，道理是一样的。云南丽江有个“木府”，那里的政府由于有民族和距离原因，有相对的独立性，于是僭越规定的形制，想建得更漂亮一些，那也无非更大更气派，更像北京的紫禁城而已。江苏高邮有一个驿站，一个最低级的官方机构，也建得像个县级衙门，方方正正。小官学大官，大官学皇帝。这不是一当上官员，想象力就贫乏，而是职务对想象力构成限制。相比之下，民居要好一些。民居更有地方性，受地方的气候、民风民俗、家族传统、地形地貌、建筑材料，以及与这种种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传统和民族审美习惯的影响。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普遍采用的建筑材料。现代建筑材料与古代的就地取材不一样，具有超地域性。建设无非是用钢材、水泥，再加上表面的贴材，各地都一样。一个有趣又有点可叹的例子是，有一段时间，人们觉得白色的瓷砖好，干净、亮堂，一下子这种瓷砖流行全国。再过一段时间，有人不满，写文章说白色瓷砖像公共厕所，于是瓷砖颜色一下子变了，现在流行砖红色。由此，我们可以从瓷砖的颜色判定建筑的年代，与城市个性无关。
当然，建筑的统一性，可以是有意为之。一些公司企业实行标准化，在自己的连锁餐馆、旅店、商店、住宅、公司等中，让建筑本身就有着明显的标志，以彰显天下一家。在全世界，瑞典的家具日用品店“宜家”（Ikea）都有着差不多的式样，外墙刷上瑞典国旗的黄蓝二色。最近中国流行快捷酒店，有一个叫“如家”的连锁店，外墙刷明黄色，这在中国几乎各个城市都能看到。
当人们责备“千城一面”之时，其实，我们还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千城一面？打一个比方说，娱乐界常常炒作明星们穿衣“撞衫”，两个人在同一个场合不约而同地穿了同样的衣服，于是被描绘成“惨不忍睹”。有时，小报记者们还进一步穷追不舍，迫使电影女明星们时时处处防“撞衫”，一件衣服别人在公开场合穿过了，或者自己在某个场合穿过了，就不能再穿。
其实，普通老百姓买衣服就不怕“撞衫”。不仅不怕，而且还有意识地相互学习。朋友同事买了一件衣服，看着穿得好，就问在哪儿买的，也去买。商店的营业员向顾客推销衣服，也喜欢说：这一款卖得好！卖得好的衣服，“撞衫”的可能性就大，但普通老百姓对此并不在乎，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常常没有把握，于是从众。明星为服装代言，服装模特穿着衣服走台，就是要老百姓去跟着模仿，也是抓住普通人的从众心理。大家都努力去与明星“撞衫”，又迫使“明星”翻新的花样。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城市建设。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无所谓千城一面，也不在乎千城一面。他们要的是房屋结构合理，室内好安排，外观好看，小区的各种设施方便，购物、交通、教育、绿化、停车、文化生活，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如果是临着一条河或一汪池塘，靠近一个公园，离闹市不远却又能闹中取静，那就更好。至于设计上是否与另外某个房子或小区雷同，则并不重要。有时，雷同还成为夸耀的资本。这个小区的设计学习了钓鱼台国宾馆，那个小区的老板是一个北欧迷，听说这个小区的设计者曾考察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民居，如此等等，如果不是开发商为了提高楼盘价格和销量，也是小区居民为提高自信，以自我安慰，自我夸耀的说辞。
其实，过去的官邸、寺庙，甚至佛像都雷同。有人专门研究佛像的美，但他们也无奈地发现，千佛一面，除了做得精细一点，贴的金多一点，体积大一点，佛像之间的个别差别是很小的。只有相隔时间很长时，才能看出差别。于是，人们可以根据一个时代的同一性和不同时代的差异性，写出佛像艺术史。
我们今天对这种雷同不以为然，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为什么不能雷同呢？不雷同，是一种艺术要求。穿衣、住房、造佛像，本来并不是艺术。
于是，克服千城一面，与克服千房一面、千寺一面、千佛一面一样，背后有着一个动力源的问题。那么，这种动力来自何方？
二 城市作为艺术
个性化的追求，是随着艺术的冲动而出现的。也许，我们可以给艺术以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有一个定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这就是艺术要有个性。
追求一物既实用也美观，这可以是普遍的要求，而追求一物与众不同，这是特别的要求。如果说前者是一般生活的要求的话，那么后者也许与现代艺术观念有关。康德认为，艺术家要有“天才”和“灵感”，艺术要有独创性。艺术可以模仿现实，但一件艺术品不能模仿另一件艺术品，模仿了就不再是艺术了。天才的作品，是不遵守规则，却制定规则，不效仿别人却能被别人效仿。
克服千城一面，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将城市当作艺术品看。一所房子，一座城市，正像一件衣服一样，如果是日常生活用品，就不怕重复。但是，如果是艺术品，就不能重复。同样，城市也是如此。
一座城市能否成为一件艺术品？这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这种思考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让我们从一个例子谈起。巴西首都原来在里约热内卢。为了开发内陆，改变国家的发展重心，也受现代主义艺术观念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时，在当时的总统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的领导下，两位有名的巴西人，一位城市规划家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另一位建筑师奥斯卡·尼米叶尔（Oscar Niemeyer）造了一个城。科斯塔拿出总体方案，尼米叶尔设计了一些最主要的建筑。这个城市的形状像一架飞机，机身是公共建筑，机头驾驶舱的地方，有一个“三权广场”，总统府、国会和最高法院这三项行政、立法、司法最高权力就集中在这里。接下来的“前舱”中有各部办公大楼和大教堂。这架“飞机”的“后舱”是文教区、体育城和电视塔，“机尾”是火车站。两边的“机翼”是居民住宅小区，设有托儿所、学校、运动场、影剧院、医院、商场、餐馆，等等。住宅区没有名称，只有号码。在“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处，有一些大商店、高档旅馆、银行大厦、医院和国家大剧院。1960年4月21日，巴西正式迁都于此。一架面向东方的巨型飞机由此启航，标志着这个后来进入“金砖”（brics的第一个b，就是指巴西）行列的国家开始了飞向现代化的航程。
电视塔顶上，有一些望远镜，供游览者观赏市容。望远镜旁写着这样几个英文字：Landmark of Modernity（现代性的地标）。在我们今天热衷于谈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时代，这座城市一点也不“后现代”，它把现代性的精神演绎到极致：理性，全设计，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
1987年12月7日，这座城市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这也许表明这种城市建设的思路得到了认可。的确，这座城市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着一种精神，这就是整体设计、全面规划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许多的城市里出现过，只不过在这里体现得最为充分罢了。
将城市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建设，进行完全的设计，这是一个现代的追求，这种设计，当然不是没有弊端的。
首先，将这座城市当成艺术品，那就意味着，这座城市是一次性地，一劳永逸地建成的。关于这个城市的以后的工作，只能是修缮。再在这座城市里建任何新房子，只能是对这件艺术品的破坏。没有人在一幅画画完几十年后再去添几笔，添上去的只可能是败笔。很少有人一生都在改写一本小说，即使有，也不是现代的做法。米诺岛的维纳斯臂断了以后，就不能再加。
其次，这座城市要按照设计规定来控制人口数量，除非有房子空出来，不能有新的移民。城市的空间是固定的，多少民宅，多少商店、学校、餐饮地、供水，等等，都要按照设计要求。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弹性，比方说，让可住四人的房子住上六人，但不能再多了。据说，巴西利亚设计住50万人。人口增加时，只能住到卫星城去。在一个固定的、设计的空间中，个人只能接受既定的居住环境，而不能主动地建构这种环境。
还有，这个城市也缺少传统城市所具有的街角。歌中唱，小城故事多，那是由于有街角。没有街角，没有邻里间的各种关系，就没有了故事。一部《伊斯坦布尔》，写出了曲折幽深的伊斯坦布尔城的一些家族故事。一部《城南旧事》，写出了作家童年时的城市记忆，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在巴西利亚，社会治安比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要好得多，原因是无业游民在这里没有生存空间。无业游民中可能有一些犯罪分子，小偷小摸者，行乞卖艺者，但是，无业游民作为各行各业的后备军，其中又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没有上海的亭子间，大概中国现代文学史会失色很多。至于艺术家，成名前大都是无业游民，成名后也无固定职业，是多业游民。在居住的空间被严格规划的城市里，思考和灵感的空间也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从以上的意义上讲，巴西利亚只是一个城市的特例。我们可以建一个这样的城市，我们在现有的城市里，也可以建设这样的一些区。但是，城市的规划并非只有这一个意义，我们也绝不能说，不像巴西利亚，就谈不上城市规划。
翻看城市的历史，大概可以说明，人们实际上是一直在进行着城市的规划，只是古代的人对城市规划的理解与今天不同。在中国，汉唐时的西安、洛阳，就有着严格的规划。棋盘格型的城市，也像一局棋一样，是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又要和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妥协，在一种博弈中发展。这种情况到了宋朝的开封，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商业文化兴起，打破过去的严整格局。城市有了更自由的发展，出现了政府行政用房与商业性用房之间的互动。
抽象地谈城市的发展，我们也许可以说，城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城与市。城是政治、军事的中心。古代的城堡，在欧洲，是一些诸侯的宫殿和军事要塞。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在各地政府的所在地，形成了一些城。人们筑围墙，挖护城河，有将军统领，设士兵把守。市是商业性的，人们要交换自己的产品，于是，从每隔几天一次的集市，到有了固定的商铺。有店、有作坊，常住居民增多，市就成形。城要与市结合，两者互补。城中的人要消费，而且要求的产品档次还很高，于是提供了市场，市里工商业的从业者，对城有着依附关系。同时，城里的人也不能离开市而生活，他们的日用生活补给从市里获得。欧洲的小诸侯，筑一个小城堡，只知保护自己的家族。市常常被围在城堡外面。保卫城堡，是贵族的事，与市民无关。贵族也管不了市民的事务。中国的城墙将城和市都包括进来，也使官员和商人，贵族与平民有了一体感，他们在城市遇到危险时，可以共同应敌，平时，也对市民有更多的管辖。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像巴西利亚那样凭空建立一座城市的，只是特例，是政府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在一定审美观支配下的特别行为。这不可能成为城市建设的通例和样板。从财力上讲，建不起，从实用上讲，也没有这个必要。在通常的情况下，城市都是要面对既有的情况来建设和整治。我们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建筑一座城，而是改造一座城。
这涉及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巴西利亚式的城市建设，花了三年多。1956年决定，1957年开建，1960年完成。这固然花了时间，但从美学意义上讲，它没有时间性，原因是，它是按照一个设计图建成的。作为过程的时间，没有在城市中留下痕迹。三年中，房屋是先后建的，还是同时建的，除了建筑工程上的实际意义外，并没有留下美学的意义。我们只是把最终的结果当作一件艺术品，当作画或雕塑一样的艺术品来欣赏。
然而，除了这个特例之外，一般的城市建设都是有时间性的。它有自身的历史，例如一些古城，一些古老的街区，留下历史的沧桑感。这里所说的，还不是如此。我想在这里说，城市的改造，有着这样一些时间性策略：建立一些新区，形成新的商业区、文教区，发展新的观光景点，调节城市的重心，从而吸出旧城的人口，最终对旧城进行改造。同时，辅以文化建设，形成这个城市的故事。这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经过不断的改造，积累名城之名，让时间的痕迹留在城市之中，形成深厚的积淀。
我们拍摄一张照片，照片有时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拍摄，拍摄了哪一个季节的景色，拍摄的人和被拍摄的人有年龄，被拍摄的人的衣饰打扮展现时代，等等。但是，拍摄是在一瞬间完成的，没有也不可能有摄影师劳作的痕迹。但作画就不是如此。无论是油画还是国画，都有笔踪笔迹，展现出作画过程。建城也是如此，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城市在一些“策略”指导下成长，于是，城市就有了时间，有了历史。
城市的发展，需要大策略。建立引力场，使城市在一些规划的制约下，受引力场的力量支配，向一些方向发展。例如，火车站原先都是在市中心，为了转移中心，建一个新火车站，城市就被它吸引过去。与此相似的是，有地铁或轻轨线路的设计，机场、码头的选址，等等，也能起这样的作用。
城市的发展，还需要无所不在的小设计。在这里建一个街心公园，那里建一个广场。中国人有一个好习惯，早晚出来集体锻炼，打拳、唱歌、跳舞，以及抖空竹、放风筝等，相互免费教，聚在一起交朋友。这种现象在西方很少见到。鉴于此，城市设计要为这种活动留下空间。
城市有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一座城市，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偶然的原因。我们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某个大人物做了一个梦，由于这个梦的原因，他要某个地方建一座城。我们也熟悉，为了纪念某事，或由于某个祥瑞的征兆，建成某座城。但是，归根结底，为什么在一个地方，有了一座大城市，这可以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找原因。政治的原因，形成了城，经济的原因，形成了市。
城市的建设，需要有设计，一般来说，作为政治中心的城，都是有一定的设计的。这方面的例子，在中国最典型的是唐代西安城和明清两代的北京城。对于各个城区的功能，有着完整的规划。但设计所及，也主要是皇城和各功能区的规定。对从事经济活动和市民居住的区域，也只能是规定范围，进行适当的管理。这一类型的城市，有这样两个特点：
其一，这种设计也是建立在政治规定的模式上的设置。中国上古时期就有明堂设计的规定，对于宫殿、庙宇和其他祭祀场所，都有相关的规定。这种建设和区域规划也是陈陈相因，与按照一种艺术构思形成的现代性城市，有着根本的区别。
其二，尽管有一些政治活动区域的设计，但这只占城市的一小部分。城市从总体上讲，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自然生长和城市规划的微调相结合的结果。在这过程中，积累了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历史感。不同时期所形成的建筑相互叠加，构成配合或博弈的关系。时代留下痕迹，建筑间竞争、争奇斗妍，形成城市建筑的良性互动。
除了这种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具有强烈的规划意识外，更多的城市，则具有自然生长的特点。在生长过程中，自然河流的利用、道路的设计、交通设施的安排，如车站、码头的建设，重要的中心性建筑，都具有引力的作用。在种种因素的博弈下，决定城市的发展走向。
从这种情况看来，可以形成这样一些思考：如果我们把城市当作一件艺术品，它所具有的特点，与我们通常对艺术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那种希腊神话中将城市说成是凝固的音乐的说法，只是古代人的浪漫幻想和现代性的愿望和企图。城市的全面按照艺术构思进行设计，只是一些例外的尝试。就城市建设的一般情况而言，人们做不到，客观的条件不允许，财力也有问题，同时，这么做也没有意义。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建设过程中的博弈和引导的观念。
博弈可以是炫富性的：一种“比你更富有”的炫耀冲动，促成建设上的攀比现象。但博弈也可以是引导性的，在既有基础上的对策。对城市既有状况进行功能上的改善。当然，这也可以是美学的，对城市进行超越功能性的，为着审美目的的调整和改造。城市不是一天建成的，不是一年建成的，也不是一代人建成的。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城市中拆除旧城区，建起新城区，形成了城市的物化的历史，也形成了动态过程中的作为艺术的城市。
三 城市与山水
像巴西利亚那样的全设计的城市，当然很少。这座城市的确可称为是“现代性”的展示。只有到了现代，人们才能克服诸如水源和交通以及建筑技术等各方面的困难，搞全设计的城市。人们并不是想到要在哪里建城市，就可以在哪里建的。古代的那种由于某个故事而建设城市的情况，大多也只是神话而已，是城市变得有名了，进行自我溯源时，制造出来的。绝大多数的城市都经历了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从村落生长成城镇，又从城镇生长成小城，再由于种种政治、经济、军事、交通、贸易，也包括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生长成中等、大型的城市。这个生长的过程，实际上是城市不断被改造的结果。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不一定出现一些全新设计，而更多的是出现一些新的城市引力场，如建起了一所大教堂或市政厅，建起一个新的商业区，也包括建设车站、码头、机场、地铁线等，从而改变城市的重心，使城市发展方向得到调整。而城市正是在这种调整过程中，出现一些具有吸引力的点，由这些点生发出一些小设计，如规划某个街道，使商铺的分布更合理，等等。
与全设计的城市不同的另一种类型，是山水城市。这些城市之美，依赖于对自然地理条件的选择和城市建设与地理条件的契合。
山水原本是自然风景，在一些艺术家的观念中，这与城市对立。“市井”是一种生活方式，“林泉”是另一种生活之式。我们常常将前者过于庸俗化，后者过于理想化。美国生态学家罗尔斯顿倡导“荒野”精神，这只能作为一种伦理和美学信念而存在。人类需要荒野，但人类却一直是永不止息地破坏荒野，并且将荒野的破坏看成是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文明成就的显示。
人类在一个地方筑城聚居，正如前面所说，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在其中，选择好山好水之地筑城，应该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良禽择木而栖，君子择地而居。所谓的风水，其中就有这种含义，选择上风上水之地去居住，这可能是个人的选择，也可能是群体的选择。选地建城，这是大事，当然得三思和请教智者。风水先生之事，是将这种选择神秘化，同时，也借用人们的神秘观念来加强对选址大事的决心。中国古人讲山水要可游可居。居住下来，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居住。正像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一样，住的人多了，就成了城，来交易的人多了，就成了市。
古代筑城，第一要义就是水。水对人太重要了，人畜饮用，草木生长，都少不了水。古代人受引水蓄水的条件限制，于是只能在河畔建城。在古代，水道还是最重要的运输通道，城乡间运输，城市间运输，以至于长距离的货物运输，都离不开水。《话说运河》，说的大多是运河沿岸的城市的故事；《长江之歌》，唱的主要是两岸的城市之歌。
谈到水，在欧洲，最著名的是水城威尼斯。城里到处都是水，有大水道，是城里的主干道，有各条小水道，各种水船穿梭来往。临河的建筑很漂亮，被河映照出倒影，更有一种灵动之感。有河就有桥，站在一座桥上看另一座桥，另一座桥和桥上的人是我的风景，我和我站的桥也成了别人的风景。威尼斯的这种景色，大概是其他的城市无法相比的。
在中国，常有城市自称“东方威尼斯”。其实，威尼斯只在威尼斯，其他的地方都不是。不过，不同的地方，也各有自己的水之美。威尼斯很奇特，但成也在名气，败也在名气。成为旅游胜地之后，在威尼斯老城里，已经很少见到居民。前不久去周庄与绍兴，两个以水著称的小城。周庄完全变成了旅游景点，太多的游客，太精巧的装修；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喜欢绍兴的那种原生态味道。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其他一些南方，有许多小城，使人流连忘返。水是构成这些城市之美的最重要的因素。江南美，正因为那里是水乡。“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说的都是水之美。
水大概成了漂亮城市的基本条件。落日余晖下的佛罗伦萨河，能给人一种感动；一条塞纳河使巴黎成为浪漫之都；伏尔塔瓦河成就了布拉格之美。穿过欧洲中部的莱茵河，培育了一串德国最繁华最美丽的城市。在奥地利，有一些原先由于诸侯的领地而成为名城，如格拉茨、萨尔茨堡，等等，都有一个基本的格局，一条河，一个古堡，一个教堂，在这个基础上，再增添一些附加的建筑。
除了水之外，山可以成为城市之美的第二位的因素。山给了城市以立体感。重庆由于山而成就了“天上的街市”。武汉建设一些大学时采取一些很好的做法，给一所大学一座山，于是，在武汉就有了一些全国最美的校园。要想看更为纯美的山城，到西藏去吧。圣洁的雪山，成为美丽城市最好的背景。
山水城市所代表的，是与巴西利亚那样的全设计城市正好相对的另一极，依山水之势而建。在这方面，还是巴西的另一座城市里约热内卢最为典型。这个城市沿海而建，城市呈现出一条狭长的带状，一边是大海，一边是悬崖峭壁。其间有几公里到十几公里的平地，城市的建筑就密集地挤在这片平地上。这座面朝大海，背靠高山，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巧作安排。整个城市的美，都体现在对海和山的利用之上。从1502年葡萄牙人发现这个地方，并命名为里约热内卢（一月的河）以后，人们用五百年之功累积建造出了一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宽阔的海滩成了人们最好的游乐和运动场所，到了晚上，科帕卡巴纳沙滩足球场上灯火通明，少年男女们伴着足球长大，其中很有可能会出现未来的足球巨星。高高的山上，点缀着一些房屋和雕像。其中就有山顶的巨型基督像，电影《2012》在以大无畏的精神毁灭所有代表性的人类文明成果之时，也选中了这个雕像。
根据既有的山水之势建筑城市，有着与全设计城市不同的历史。这不仅体现在要对地理环境的充分考虑之上，而且，更重要的，这种城市的建设的历史，一般都是对自然环境的不断适应、克服，并使更多的自然状态进入筑城者的思考视野的历史。
自然的条件并不总是一下子就可以被利用的。常常会是这样的情况：人们发现了风景之美，于是居住进去，并因此而改变所居住的环境，并且，由于居住，对既有环境熟悉，并对环境进行改造，使城市的进一步开拓和扩充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新的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发明和采用，使人有可能克服过去不能克服的困难，如在一些过去无法建筑的地方建起了房子，或者打通了过去没有打通的隧道，或形成了其他的交通途径，如建起桥梁、公路、地铁、铁路、机场，等等。在此基础上，城市得到了发展。由此形成了层层的积累，从而城市在增长过程中，留下了时间的痕迹。不是一次总体规划，而是许许多多的小计划，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积累的过程中逐渐累积成的城市，有一种厚重之感。
中国古人重视山水之美，风景尽在山水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寄情山水，是远离都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山水可游可居，于是他们又在山水之中筑城。其实，不仅中国人如此，欧洲人也如此，选择风景优美处筑城，这是美学选择，同时也是生态选择。符合生态的，就是美的。
但是，城市又在创造新的山水之美。里约的基度山以建筑点缀山，整个城市就像一首诗，通过山来点题，有了诗眼。在斯德哥尔摩，几百座桥把一些海边的岛屿联系在一起，水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光实现了完美的嫁接。城市对山水有着依附性，山水又给城市建设以创造的空间，城市建设要突出这种山水的美，而不是遮蔽它。
城市与山水的关系，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一些重大而根本的变化。古代的城市依山依水而建。有一次，我去欧洲的小城萨尔茨堡，那座城市典型地代表了古代城市的建城原则。城市需要水，于是建在一条小河上。水供人畜饮用、洗涤和各种日用，水供工业和手工业使用，水道还能提供廉价而快捷的运输通道。水边有山，山上筑有城堡，那是诸侯居住地。借助山和水，在一个战乱的年代，诸侯可以实现自卫、自立。在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建立城市，并使之成为诸侯国的政治、军事中心，这是当时自然而然的选择。这样的城市，在今天看来，成为绝美的景观。但这不是客体化的，仅供观看的景观，而是可参与的，可在其中生活的景观。
还有一次，去浙江金华附近的诸葛八卦村，这些号称诸葛亮的后人们在深山中的一块平旷之地上，建起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村中小河和池塘，倒映着旧式民居的青瓦白墙，池塘中农家妇女在洗菜捶衣，构成了一幅旧式乡村小镇的景象。
现代城市对山水的选择，却在致力于制造一些专供欣赏的景观。例如，在一些大型建筑前设置一池水，以便倒映水景，强化建筑造型的效果。近年来，还盛行一种艺术，即大型实景山水的演出，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2011年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式，在室外举行，充分利用了珠江，这也是一个好的创意。
四 城市、意义与美
克服“千城一面”，正如前面所说，不能为克服而克服，不能为了与众不同而搞怪。一个城市需要意义，这个意义表现为城市的符号。但这个意义不是凭空就有的，而是在这个城市的建设中形成的。
为什么人们在某一时期，在某一个地方要建一个城？为什么有些城建了以后就衰败了，而有些城却长盛不衰？为什么有些被破坏后还会重建，屡建屡毁却又屡毁屡建？原因在于这里需要一个城。这个原因，就成了这个城的意义。它包括城市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所具有的作用。
然而，在直接的实用之上，城市还有着其他的意义，从而使城市获得额外的名气。
城市的名气可以来自于历史。我们可能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去看一座城，看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当你在雅典，住在苏格拉底广场旁亚里士多德街上的赫拉旅馆，出门仰望高高耸立的帕台侬神庙之时，自然会发思古之幽情，即使帕台侬神庙仅只剩了一个房屋的框架，而广场、街道、旅馆只是托名而已。在巴黎街头，历史的厚重感会扑面而来。这儿是巴士底广场，那儿是巴黎圣母院，还有蒙马特尔高地，拉雪兹神父公墓，都是有故事的地方。列宁说过，革命不像涅瓦大街那么平坦，于是，到彼得堡去旅游，都要看看涅瓦大街，在那里走一走，体验一下它的平坦程度。当然，那儿还有冬宫和夏宫，有阿芙乐尔巡洋舰，有十二月党人广场。前天听一位朋友说，他对彼得堡的建筑不感兴趣，只是巴黎的模仿而已。我可不同意，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在那里发生，赋予了那里的建筑不一样的意义。去罗马，人们要去看看斗兽场，尽管只是残缺的古建筑的遗迹，但它的意义是古代角斗士的血所赋予的。人们也要去看看恺撒被刺地点，那只是一些土堆，但那曾经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我去洛阳时，曾好奇地问玄武门在哪里，尽管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我没有去过滑铁卢，有机会很想去看，历史是在那里被改写的。最近去徐州，住的地方一出门就能看到淮海战役纪念塔，那也是一个曾经改写历史的地方，一场大战改变了中国之命运。其实，这些地方，有的有遗迹，有的早已经面目全非，但我们所看重的是，这里的历史能赋予人们以想象的空间。
城市的美常常与历史的联想联系在一起。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影响又是相互的。名城吸引名人来，名人又使名城更加有名。这一循环，像许多循环故事一样，本身也许只是一个空洞的陈述而已。但如果将它放到城市成长的过程之中，让历史给这一类城市故事增添多彩的细节，就会变得丰满而有血有肉。这种城市故事的关键，在于历史活在了当代人的生活之中。这种历史的传承，更多的是今人的选择。名城的历史是今人给城市定位的资料，今天怎样做城市美学的文章，那是今人的事。做出来的，也是今人的文章。
文学艺术也能赋予一个地方以意义。李白的两句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两句诗写了两座城市和一条江。今天，这两座城市的人，都在用这两句诗做文章，进行城市宣传。黄鹤楼是在眼前的，扬州城是憧憬中的，即所谓扬州梦。最近一些年，扬州人用这句诗意，搞起了每年一度的“烟花三月”节，呼唤人们去圆梦。有一次在北京看到一个主要由瑞典的退休老太太们组成的旅游团，名字叫“沿着沈从文的道路”。她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要到凤凰去，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读一批19世纪俄国和法国小说后，再去彼得堡和巴黎，感觉就会完全两样，那里的一切都被涂上浪漫典雅的色彩。这条街是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彼埃尔伯爵居住的地方，那个剧院里，安娜·卡列尼娜常去听歌剧。雨果曾常常在这个公园里散步，左拉常常到那个咖啡馆喝咖啡，这一切都能给人以特别的感受。屠格涅夫游走在彼得堡和巴黎之间，在两座城市里都留有他的身影。伊斯坦布尔本来早已经是名城了，但我们的知识仅限于圣索非亚教堂和蓝色清真寺。读了帕慕克的小说，人们一定会增加对这个城市的深度与厚度的理解。
艺术教会人们看城市。我不知道是否是通过画家的发现，伦敦人才会欣赏城市的雾，但我对北京胡同的欣赏力的提高，的确从一些摄影作品中得益匪浅。看完一些照片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过去被认为破旧、肮脏和乱糟糟的胡同，却可以是如此之美。听说丽江曾差点被拆了，经过一番争论，才最终保留下来。今天，这个问题早就不存在了，艺术家早就教会从一般民众到地方官员如何去欣赏丽江老城的美。在维也纳街头，听到人哼小曲，也会侧耳细听，是不是舒伯特的旋律。到了布拉格，脑子里全是德沃夏克的音乐。绘画与音乐，可以使城市变成风景，配上节奏与旋律。
在艺术改变人的眼光方面，更明显的例子，可能是电影电视了。早在20世纪70年代时，我去无锡梅园，就听人说，拍摄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电影时，鸣凤在那里采过梅花。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中的那座桥，早就成为旅游热点。去奥地利，导游会给你讲《音乐之声》是在哪座花园拍摄的，希茜公主曾在哪里住过？
历史、文学和艺术，都构成城市的故事。这些故事提供了城市意义的另一面，这就是超越直接实用功能之上的城市文化的层面。城市之美，并非存在于一种超越实用功能的关于城市的纯粹装饰和美化，而正是存于城市生活之中。然而，正是这种历史、文学和艺术意义的阐发，使城市有了文化的内涵。一个政治上的中心，不等于有了文化，但可将政治文化融入城市之中；一个纯粹军事上的堡垒，也没有文化，但古战场常常能成为最有文化意蕴之地；同样，一个商业中心可能只有生意，没有文化，但商业文化能够成为城市故事的最动人的内容。城市之美的背后，正是这些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寻找城市的意义，其结果是，我们的文学和艺术的观念，会渗透到我们的观看之中，并进而影响我们的城市保护和建造。于是，我们按照文学和艺术来建城，城的发展方向由于我们的观念而改变。在今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意义的阐释来为城市定位，并因此而“打造”城市。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讲“打造”城市，擦亮城市“名片”。这里面有着积极的意义，说明建设者们有了城市意识。但是，这里特别要警惕的是一种对城市意义的过度阐释。过度阐释，是对城市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的随意取舍和任意夸大。
对此，我想说这样两点：
第一点是要实现古代与现代的平衡。有传统，有现成的故事，这本来是好事。历史、文学和艺术的故事，可以成为现代阐释的重要源泉，用得好，有着很大的意义。但是，古代与现代的平衡很重要，没有平衡，古代就不再是优势，而反过来成为包袱。北京是一个古城，但也是一座现代城市。只强调古代是不对的。正像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座充满朝气的现代国家一样。许多人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提出批评，指出以“四大发明”为主线，存在很大的问题。“四大发明”是从西方人视角所形成的总结，从这个视角看，中华文明的意义，只在对西方现代文明提供了几个要素而已。并且，所有这四个发明，西方人后来都做得比中国人好。中华民族自己的神话想象系统，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过程，都没有得到表现。更重要的是，现代的中国没有出现，理由据说是，这方面的符号难找。这本身就有问题了。其实，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会给所有的城市都带来新的意义，从而产生新的符号。不费力气去进行符号的发现和创造，却只是配合制造和反馈西方人观念中的中国，是节目成功的诀窍，也是节目失败的致命伤。古代与现代需要平衡，没有这种平衡，只能带来误导。
第二点是要实现旅游和生活的平衡。中国古人在谈到画时，讲可游可居。这里的游，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旅游，而是一种进入，克服图像的客体化。与此相反，旅游业是一种将城市客体化的操作。城市需要看上去美，需要吸引远方的人来观看。但是，片面地发展观看效果，也会带来问题。
城市不只是建设来供外来游客看的。城市建设的服务对象，应该首先是这座城市的居民，其次才是外来游客。这就像家一样，如果在房屋装修时，装修得像是展览馆或宾馆一样，只让来客喜欢，所满足的是一种被夸奖后的虚荣心。这实际上是装修上的失败。家是供人住的，而展览馆是供人看的，功能不一样。一座城市也是如此，首先要城里的人感到住得舒服，其次才是看上去很美。
在这里，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城市之美是为谁的？如果城市之美只是为了制造景观，那么，这样的美与建造一个博物馆和画廊让人们观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说，城市是大地的点缀，是文明的象征，这一切都不错。但是，这又不是最重要的。城市是人们居住之所，它的美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很好地解决居住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只是让城市化身为景观，供其他人观赏，这个美就有局限性。
举一个例子，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造了不少民族风情度假村。这是一种文化产业，为当地赚了不少钱。将外国的和汉族的游客引进来，唱歌、跳舞，抛绣球、假结婚，住竹楼、土楼。这是一种景观化，实际上，在当地真正的民居被大量破坏之时，风情度假村里出现的是假民居，在真正的民俗已经迅速消亡之时，在度假村里保留的是假民俗。
许多地方建造的城市形象工程，即所谓努力“擦亮”的“城市名片”，也是如此。所建的，无非是高房子、宽街道、大广场，再加上一些假古董。这种建设的思路，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是建设出来供外人看的，而不是当作自己的城市来建设的。
城市建设要有审美的维度，但审美维度绝不是景观化维度，恰恰相反，美学要明确指出这种景观化维度的反审美特性。景观化的特点，是建造一些炫目的景观，使城市具有震撼的效果。景观化可能有政治和商业这两方面的动机。这些动机，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有，但在现代社会中，这方面的问题变得尤其突出，被高度放大。
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建筑、城市、环境建筑，在出现什么？
在美术和音乐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倾向，这种倾向被美学家们描绘为美和艺术的分离。艺术本来是追求美的，艺术中的美要比生活中的美更高，更集中，更有普遍性。但这种观念到了20世纪的后期受到了挑战。许多艺术品表现出不美，或者它们成为艺术品与是否美无关。阿瑟·丹托嘲笑了那些试图从形式上分析杜尚的《泉》美学家。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什么是艺术呢？艺术成了事件，艺术等于吸引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品不再追求美，也不必用是否美来妄加评价。
超越了审美的艺术走向何方？超越了审美的建筑走向何方？超越了审美的城市走向何方？现代建筑所追求的，是更高、更险、更怪。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注意力。被关注，就有故事，就著名，就会出现故事的进一步累积。
近年来，外地人到北京，已经不再去世纪坛，而去鸟巢。世纪坛仍在那里，当时建的时候，也没有发现它如何丑。甚至设计和建设的还发过豪言，要超过天坛，以此来为自己打气。为什么短短几年后就无人问津。鸟巢在建设时，也有人觉得怪异，说不上好看，但那里不会冷落。它还会红几年，原因在于奥运会电视记忆还存在人们心中。这种记忆淡忘以后，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五 结语：城市的生命与作为生命的城市
综上所说，城市有可能是设计而成的，也可能是自然生长起来的。设计而成的城市，走到一个极端时，就将城市当成一件艺术品，依照一个统一的构思来建造。我们造一个大厦，可以这样设计：一楼是商店，二、三楼办公，四、五、六楼居住。我们也可以这样设计一个单位的小区。有一次到国内的某个研究单位去，发现它们设计得很合理：整个单位由四幢楼围成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两个长一点的边，是办公大楼和居住大楼，两个短一点的边，一边是客房和饭厅，另一边是一个托儿所和小学。这样设计，当然很好。其实，中国的许多大学，也是这样设计的，校园里有办公楼、教学楼、餐厅餐馆、咖啡馆和茶舍、宿舍、图书馆、运动场馆、商店、银行、医院、书店、打印复印店、印刷厂，甚至还有菜市场、水果摊，一应俱全。设计好的学校，给人以整齐有序感。
城市能否这样全设计？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回答。第一，这样是否行得通；第二，这样是否好。本文对此的回答是，行不通，且不好。巴西利亚当然很好，但只能有其一，很难有其二，何况那样的时代也过去了。
本文提出了历史和时间维度的引入的问题。我们过去建设，总是强调在白纸上画画，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实际上，白纸上画画的情况很少，除非把既有的一切全部推倒重来。我们总是在既有的现实上增添一些新的东西。
在城市里，有一群人在这里居住、活动、建设。这些人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他们一座又一座、一组又一组地建筑房屋。所有新的建筑，在设计时，都是针对既有的环境所做出的对应性安排。它们或者顺应环境以求和谐，或者在炫富心态支配下以求突出从而形成相互攀比；或者是点缀环境以求整体的美，或者是与众不同以彰显独特的艺术追求。所有这些，都留下时间的痕迹，显示出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的活动的身影。城市建设会有一些规划，但这种规划不是全设计，而是城市增长的路线图，给发展中的城市以总体上的引导，使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健康地成长。
最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城市为谁而美？城市建设是要追求美的。这本身没有问题。但追求城市的美，也会将城市建设引向歧途。城市是要给人观看的，但同时也是供人居住的。只是给人看，使城市景观化，并不能造成真正美的城市。
我们看一些小镇上的民居，会发现，只有那些真正的民居，而不是现代仿造的假民居，才能使我们感兴趣。我们去少数民族地区，那些真正的土楼、竹楼，苗寨、羌寨，要比民族风情园里的假苗寨、假羌寨要漂亮得多。
有些地方为了吸引游客，在风景区里点缀一两个寺庙，那种寺庙怎么看都是假的，不伦不类。有一次，我去扬州的高旻寺。寺里有一位90多岁的高僧，破例出来与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对教义极其精通，又能与时俱进，将教义在时代和生活中化用自如，这使我感动，也使我佩服。这些年，高旻寺在他的领导下，大兴土木，重建佛塔，建圆形会客大厅，又建五百罗汉堂。所有这一切，都是最新的建筑，但一点也不给人以“擦名片”、造形象工程之感。他们在造自己的佛堂，把一份虔诚的心放了进去。
所有这些，总结为一条：只有生活本身才是美的。一座城市的美，要融入这个城市的活态的生活之中，构成一个活的生活环境，得到城市里居民的认可，使这些人将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园，认同它，拥有它，归属它。这时，城市就有了生命，而这种有生命的城市才美。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些城市的主要建筑没有任何创意，是别的城市的低级模仿，居民小区凌乱不堪。但是，如果走进居民的家中，你会发现家家都精心装修过。许多家庭的装修，也许从设计上讲很不专业，但可以看出，都是用心之作。
这对我们的城市建设是重要的启发。避免千城一面，不能为避免而避免，也不必像明星防“撞衫”那样刻意求新求怪。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家园感，像建设自己的家那样用心。
建造自己的家园，让居住在城里的人可游可居，使他们对城市的历史感到骄傲，使他们像打开自己家门迎客一样，建造和展示城市景观，使城市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健康地在时间中、在历史中成长。这是避免千城一面之道，也是真正的城市美之源。
